37年屡起波澜的“纪凯夫案件”

37年屡起波澜的“纪凯夫案件”

　《老人天地》 2008年第01期

　　解放初期的1951年,武汉市一所医院里一名普通工作人员,被诬告偷窃了人民币1200万元(旧币,即现在1200元,下同)。这么一个并不算大的案子,竟然惊动了中央最高领导——毛泽东主席,他亲自下令给这个案子的受害者平反,并处分了武汉市的不少领导干部,《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社论。后来,这个案件两次翻案,37年后才终于最后定案。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纪凯夫案件”。
　　
　　医院发生盗窃案
　　
　　1951年4月12日下午6点,武汉市第二医院职工下班后,医院工作人员发现总务科的存款被盗,保险柜被打开,现款1200万元(旧币)丢失,有些钱散落在走廊里和院长、监委办公室的地上。顺着地上散落的钞票,迫寻到办公室外面的阳台,看到一边的电线磁头上挂着一个花布包,医院监委、党支部书记王清在阳台上站着。
　　工作人员纪凯夫、杨世民等向王清报告此事,并取下花布包打开一看,里面包的是钞票。经检查,布包内以及地上的钞票与保险柜的存款数目相符。王清即吩咐纪凯夫等把地上的钱捡起,把花布包拿到室内,纪凯夫还打电话向公安四分局报了案。四分局来人后作了多方询问和了解。到底谁偷了钱?看法很不一致,因钱未丢失,未作及时处理。14日深夜,公安四分局把纪凯夫拘留。
　　作出拘留纪凯夫决定的是市卫生局副局长宋瑛和二医院党支部书记王清。依据是:纪凯夫历史上有政治问题,哥哥纪憨曾是国民党特务,纪凯夫表现牦别积极,是别有用心的“贼喊捉贼”伎俩。但私下里有人反映宋瑛是挟私报复,他怀疑纪凯夫等人曾给他写过匿名举报信。
　　一般人虽怀疑王清,议论纷纷,但不敢公开讲,医院党支部组织委员、医务科科长孙麦龄认为这样处理不公,于4月15日到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反映此事。时任中南局组织部副部长兼纪委秘书长的李之琏,直接参与了这个案件的处理。案情反映上来后,李之琏深感疑点很多,于是建议由武汉第四区委牵头,召集有关单位开案情分析会。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拘留纪凯夫的确证据不足,而王清的行为则都是现场的表现,疑点很多,应进一步审查。会议作出决定,由单位将纪凯夫保释。
　　一个本不复杂的案子,到此似乎应该水落石出了,然而事情却在起变化。卫生局副局长宋瑛在区委会上没有发表不同意见,会后却向分管政法工作的副市长周季方作了汇报。宋瑛一味认定是纪凯夫陷害院领导王清。周季方在没有认真调查取证的情况下,下令将纪凯夫再次逮捕。市长吴德峰、市委书记张平化、武汉市委也都支持周季方的做法,这当然和宋瑛的反映有关。市卫生局负责人鼓动手下的干部为王清积极奔走,向中央和上级领导部门控告李之琏等纪委领导“包庇特务,陷害老干部”。市公安局对此案的侦破工作则专门对纪凯夫下功夫,追究不出问题就刑讯逼供,连续60多个小时的审讯不准休息。对这种情况,中南局纪委虽曾及时指出疑问,但没有效果。
　　此时又从香港寄给纪凯夫一封信。原文如下:
　　凯夫同志:
　　久未得消息,近来工作开展如何?盼照党方指示,迅速推进,并随时作报告,以作党方之依据及参考。
　　此致
　　公祺!
　　同志　依律
　　10月22日
　　对于香港来信,产生两种针锋相对的看法。武汉市方面认为,这是特务机关来信无疑;中南局纪委方面则认为,这不能作为纪凯夫是特务的证据,本来事情就没有搞清楚,又多了香港来信添乱,使得案件更加扑朔迷离,一度陷入了僵局。
　　
　　毛泽东亲自批示
　　
　　为弄清真相,中南局纪委、中南军政委员会监委等11个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经过20多天调查,掌握了大量的人证、物证,证实“纪凯夫事件”纯粹是医院盗款人王清与市卫生局副局长宋瑛合谋制造的一起冤假错案。检查结果还认定:王清伙同宋瑛合谋嫁祸于纪凯夫。检查组于12月中旬结束了调查工作,撤离医院,并起草了对此案的检查报告。
　　当时,党中央刚严肃查处了天津张子善、刘青山贪污腐败案,如今武汉又冒出了“纪凯夫事件”,毛泽东极为气愤,立即让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兼中纪委副书记安子文,给中南局书记邓子恢打电话,下令马上开除武汉市副市长周季方的党籍,逮捕法办!
　　当时,邓子恢对该案的调查处理尚未听取全面汇报,故而他在电话中迟疑地表示:“需要这样严重处理吗?”并请安子文向毛泽东反映一下能否轻一些处理。毛泽东态度坚决,毫不改口。他让安子文再次给邓子恢打电话,要邓子恢亲自去看望纪凯夫表示慰问。
　　不久,毛泽东又给邓子恢加发电报:“武汉市副市长周季方压制民主,打击报复,侵犯人权,立即逮捕法办。”毛泽东要求邓子恢开除吴德峰的党籍。邓子恢思想上一时想不通,很委婉地表示说处分似乎有些严重了。谁知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要安子文转告邓子恢:“你不开除他,我就开除你!”
　　邓子恢立即召集中南局常委开会,传达中央指示,研究对武汉市委和市政府主要负责人作如下处分决定:市委书记张平化,给予当面警告处分,并降为副书记;市委第一副书记兼市长吴德峰和第二副书记兼纪委书记谢邦治,均给予撤销工作处分……中南局还决定将陷害无辜的王清和宋瑛开除出党,并移交司法机关法办。让邓子恢为难的是如何对周季方进行处理。因为周季方是红军老干部,解放战争中,他随邓子恢驰骋华东战场,逐鹿中原。接管城市后,他勤勤恳恳,工作出色。那一天,邓子恢让中南局纪委副书记钱瑛在饭店准备了一桌饭菜,特地将周季方请到餐厅,由邓子恢宣布中南局关于开除其党籍、逮捕法办的决定。他语重心长地劝周季方吸取教训,正确对待党的决定,努力改造自己。
　　对张平化、吴德峰、谢邦治等人的处理,邓子恢同样给予关心。事后,邓子恢多次向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申述意见。几经周折,中央才同意给这些同志重新安排了工作。
　　
　　时代变迁波澜再起
　　
　　此案处理后,在若干年内没有人提出异议。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宋瑛、王清等在“纪案”中受处分的人,起来造反,声称“纪案”是头号走资派刘少奇炮制的。他们的子女同当地造反派相串联,组成“纪凯夫事件调查组”,在武汉、北京等地展开了对有关人的访问和调查,到上海批斗孙麦龄(孙于1956年调到上海,在肿瘤研究所工作),并从上海中医学院(孙当时的工作单位)造反派那里拿走了孙保存的有关“纪案”的原始材料,在北京召开座谈会散布造反派关于此案的观点,在武汉查抄有关档案并强迫过去提供过真实情况的人修改证词,按照他们的要求作假证。 

　　这些造反派的翻案活动,很快反映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总理办公室派人对他们进行了劝阻,指出“纪凯夫案件”的处理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指示的,劝他们停止串联各回原地,等待处理,他们才偃旗息鼓。
　　粉碎“四人帮”后,“纪凯夫案件”又被翻出来。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拨乱反正、实事求是纠正过去冤假错案的要求,在“纪凯夫案件”中受处分的人也提出了申诉。湖北省纪委向中组部反映当时负责该案的李之琏在处理中存在问题。提交了《关于“纪凯夫事件”的复查报告》。
　　1981年10月27日,中纪委决定组成“纪凯夫事件”审理组,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纪案”进行了全面认真的审理,肯定了当时中南局对“纪案”的处理,认为主要事实根据是正确的,定性是准确的,纠正了对当时某些人员过重的处分,予以了撤销、更正。在薄一波、胡耀邦等领导的亲自过问下,经过党组织和有关部门的反复调查,“纪凯夫案件”终于有了一个最后的结论。
　　1988年6月10日《关于“纪凯夫事件”一案审理情况的备案报告》经中纪委常委会讨论通过。文中说:原中南局1952年对此案认定的主要事实证据确凿,认定的性质是正确的,全案不能推翻。原处理正确的不予改变。给予吴德峰、谢邦治、朱涤新同志的处分偏重,予以撤销。原给予周季方的处分,湖北省委已于1979年10月批准撤销,可不再改动。纪凯夫没有政治历史问题,他和王守正在盗款案中也没有问题。
　　李之琏同志在任中南局纪委秘书长期间,参与此案的处理,是职责范围内的正常工作,原湖北省纪委“纪凯夫事件”复查组对他的指责是不符合事实的。
　　至此,“纪凯夫案件”最终落下了帷幕。

吴德峰：“潜伏”人生惊心动魄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49年5月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吴德峰为新生的人民政府第一任市长。吴德峰自己没有想到，他会以市长的身份回家。离开前，他是大革命时期武汉国民政府的公安局长，是中共潜伏在国民政府的“大人物”。他的谍报人生惊心动魄，充满传奇色彩。

　　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国民临时政府在武汉成立。党组织决定，时任中国共产党武汉地方军事委员会书记(秘密)、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公开)、在湖北军政界家世显赫的吴德峰，通过国民党左派邓演达推荐当选武汉国民临时政府常委兼公安局长。

　　吴德峰利用公安局长的合法身份为国共合作、保卫党中央、掩护革命同志做了大量工作。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夏斗寅、汪精卫也相继叛变。屠杀共产党进步人士后，国民党内部的清党也公开化，左派领导人邓演达反对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主张讨蒋，被蒋扣上“煽动暴乱”的罪名予以通缉，吴德峰也被列入免职铲除之列。

　　但反动派顾忌吴德峰手中掌握的公安局实权和警察大队武装力量，未敢贸然行事,设下“提拔重用、另有高就”的圈套，想待吴德峰交权后密捕除掉。

　　吴德峰识破敌人这一阴谋，立即报告党组织，党组织同意了吴德峰自行把握时机安全撤离公安局的提议。吴德峰当即利用敌人不愿公开抓他，而公安局大部分下属对他存在敬畏和攀高结贵的心态，布置共产党的同志和“亲信”、下属，传播“吴局长要荣升高就，新局长马上到任”的消息，有组织、有计划地鼓动全局上下在交接那天安排了一个盛大的“送旧迎新大会”。

　　开会前，吴德峰要人事先悄悄通知警察大队全体人员，持枪荷弹准时到会受阅，听局长训话。新局长在会上看到这阵势顿感不妙，在交接仪式上也不敢轻举妄动逮捕吴德峰。会上，吴德峰慷慨激昂地致辞告别，重申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革命主张，并借题发挥抨击了国民党右派反革命嘴脸，最后高呼，中国国民革命必定胜利！他向大家挥手告别说：“再见！我还会回来的！”

　　在一片鞭炮锣鼓和欢送吴局长荣升的喧嚣声中，在前呼后拥的欢送人群中，吴德峰安然归宅化装乘小划子过江到汉口，自此吴德峰就脱离了国民党，结束了武汉国民政府公安局长的政治生涯。

　　西安事变解决后，周恩来找吴德峰谈话，中央决定留他在西安负责领导秘密情报工作。

　　在西安的秘密工作一展开，吴德峰就对西安社会各阶层做了详细系统的调查，国民党头面人物及夫人们的情况、社会关系，他都了然于胸。吴德峰发现国民党内部“左”、“中”、“右”三种势力两头小、中间大，后来成为中央要求根据地政权建设坚持“三三制”的理论基础。

　　搞情报工作的人，应变能力要相当强，因为工作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时，从谈吐到穿衣打扮都不能出差错。那时，吴德峰的手下于忠友从苏联回来不久，对国统区环境不了解，吴德峰让他说话做事一定不要露出马脚。于忠友的公开身份是《国风日报》的校对职员，他因为贪图便宜，在当地鬼市上买了一双皮鞋，两三天就掉了底，吴德峰知道后非常生气：“《国风日报》里都是连达官贵人也怕招惹的报棍子，怎么会去鬼市买鞋穿？特务人员知道了就会盯上你！”

　　吴德峰在西安曹家巷12号搞情报工作时，13号原本是位姓赵的房主，却突然改住了国民党十战区政治部主任和特务机关。党内有人主张立即搬家，但是吴德峰认为“灯下黑”，谁也想不到共产党的情报机关居然与国民党特务机关为邻，反而多了一个保护伞，于是一直在那儿办公，直到1939年夏天环境更为严峻才搬了家。

　　在西安的情报工作非常成功，国民党中有不少掌握重要情报的人员，都被策反加入了共产党。戴中溶是上海交大电讯系毕业的高材生，因为为胡宗南培训无线电报员、建立无线电讯网而深受重用，被胡宗南任命为司令部机要室副主任。另一个安插在胡宗南身边的重要情报人员，是胡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熊向晖。

　　解放后，张治中在写给蒋介石的万言书里提到：“你是最相信特务的，你用了最大力量让戴笠同胡宗南合作，认为西安的特务工作是最成功的。可是解放后我到西安一看，就在胡宗南总部周围，安装有3部共产党秘密电台，你的命令发出后不到两小时，中共总部就全部知道……”

　　吴德峰的革命资历久，毛泽东、周恩来等尊称他为“吴德老”。吴德峰曾说他这一生最佩服周恩来、陈云和任弼时。任弼时曾是他的顶头上司，领着红二方面军北上抗日，在团结红四方面军时也起了很大作用，却从不多提自己的功劳。陈云是老黄牛性格，受命于危难之时，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1952年吴德峰因为“纪凯夫案件”被撤职，李先念接替他的工作任武汉市市长。后来经中央审查，取消了对他的处分，但是吴德峰从没有抱怨过什么，只说：“母亲打错了孩子，孩子能够计较么？”1954年吴德峰离开武汉调到北京工作，将近60岁的老人，又重新开始学习法律，后来成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文革”中，吴德峰没有逃脱被批斗的命运，红卫兵揪着年迈的他问：“你这个特务头子为什么没有死？”吴德峰说：“那你们得问敌人，我为什么没有死。”1976年“四人帮”刚被打倒，吴德峰就病逝了，临终前留下遗言：不许给国家添一点麻烦，不许伸手向国家要钱。

　　综合自《三联生活周刊》 《吴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