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消费即是现代版的“藩镇割据”，必须高度警惕！

向党中央报告：史学研究的一项重大发现：　　

    三公消费即是现代版的“藩镇割据”，必须高度警惕！　　

山西阳泉 平民作家 阎建生　　

一　　

“藩镇割据”历来都是中国政治统一、政权稳固、经济繁荣、民族团结、民生幸福的大敌。“藩镇割据”这个词虽然出现的比较晚，但这种现象却始终伴随着中国的历史如影随形，祸乱不止。从我国历史上看，无论是传统说中八百年周王朝式的逐渐衰微，还是四百年东西两汉王朝的最终覆亡，包括三国时期曹魏政权落入司马之手，两晋时期的八王之乱，以及之后的隋、唐、宋和元、明、清，均出现过这种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僚，以各种借口抗拒中央政府政令以自肥自重的政治架构，并最终给完整统一的中央政府致命一击，有的，直接导致了中央政府解体，由庞大统一的政权分散为几个或数十年小王朝；或者，直接导致中央政府衰败，从此一蹶不振，不得不答应割据政权的各种条件，很快也就被这些割据政权中的强者吞并或击败。　　

历朝历代的中央统治者，都对这种地方政府以强硬手段勒索中央政府的行为深恶痛绝，也想过各种各样的办法，企图从根本上杜绝藩镇的兴起和割据的出现，但往往事与愿违，不是手段不够强硬，就是认识不够高远，甚至把“藩镇”看作是烘卫中央政府的稳定力量，许以种种优惠政策，不是允许他们的子孙代代相袭为本藩重官，就是允许他们建养大量的私藩武装，或者默认封疆大吏们不缴纳应该上缴的国家税赋，甚至默许他们欺压良民、兼并土地，一旦发生民变，中央政府不是站在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政权稳固的立场上，对割据的藩属予以坚决打击或取缔，以维护中央政权本来已经所剩无几的“公信力”，而是以中央政府正式的合法的身份，支持藩属的血腥政策，出钱、出兵、出粮，对民变进行镇压。这样一来，不仅进一步壮大了割据藩属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而且，把民众对中央政府的最后一点希望也剿灭了，人们再也不相信这个世界还有公正，再也不相信中央政府的权威，再也不相信依靠中央政府能解决他们受到的压迫和剥削，再也不相信除了自己之外，还有谁、还有什么力量能够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因为中央政府这着糊涂至极的臭棋，导致民变事件星火燎原，而且民变一旦兴起，便一发不可收拾，最终便是人亡政息，新一个轮回开始。　　

以唐朝为例，唐代初期，李世民大帝本来制订了一套权力之间相互制约、约束的规则，比如，即使是皇帝的诏书，没有宰相附书，便不得生效。李世民常常因为宰相魏征的肘制，气得暴跳如雷，甚至多次放出粗口：一定要找个机会杀掉魏征。但李世民毕竟是中千古一帝，加上又有一个圣内助——长孙皇后的善言相劝，魏政虽然多次顶撞李世民，对李世民大帝的不合规则和规矩的诏令也拒绝附书，致命数百份诏书流产自己却安然无恙。但这种局面并没有持续太久，随着李世民大帝的去世，开唐老臣的渐渐去世，这个非常好的制度便人亡政息了。李氏王朝的不孝子孙们虽然没有公开废除这个制度，但却发明了不用它的方法：即一些诏书不通过宰相直接交给大臣们执行，甚至直接交给地方政府执行，宰相制约皇后胡乱行政的权力渐渐失去了作用，藩镇割据的时代来临，大唐渐渐地成了弱唐、小唐和亡唐。　　

我们知道，藩是保卫的意思，镇，则指封建时代的军镇。封建朝廷设置军镇，本来是为了保卫自身安全，但发展结果，往往形成对抗中央的割据势力。安史之乱，就是藩镇割据的集中体现。唐朝中叶以后，一部分地方军政长官据地自雄，不服从中央命令。唐代安史之乱后，便出现了中央集权削弱、藩镇强大、互相争战的局面。当时节度使独揽一方军政财权，其职位由子弟或部将承袭，不受中央政令管辖。至9世纪初，全国藩镇达四十余个，他们互相攻伐，或联合对抗中央。唐代中央政府屡图削弱藩镇，收效甚微。此局面延续近两个世纪，至北宋初结束。后代史家把这种局面统名之为“藩镇割据”。　　

“藩镇割据”，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对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们放权让利，让他们放心大胆地进行三公消费，甚至默许他们胡作非为，擅自为政，欺压人民，以此换取他们对中央政府的“烘卫”和“忠诚”。　　

二　　

政令不通，是我国现阶段面临的最大政治问题！现如今，之所以许多百姓会有上面的政策是好的政策，可落实到百姓的生活中，这些政策就走了样、打了折扣，亦或说一套做一套，中央所有的调控政策，落到基层几乎全部成了空调，其真正的原因，其实就在这“政令不通”上。什么是政令不通呢？　　

　　先说这十二五的“工资倍增”计划，这政策是不是好的政策？想当然它是好的政策。可能不能兑现呢，显然，会有许多人对它的兑现是持怀疑态度的，总觉得这工资倍增不可能天上掉馅饼地让自己渔翁得利。　　

再就是这房政，一个个红头文件怎么就压不下个房价呢？开始，人们觉得这政策落实到基层是得有个时间；后来，人们自我安慰这中央的政策怎么着也不可能水过无痕；现如今，当所有人都看明白中央政策的强龙怎么着也抵挡不过“土地财政”这个地头蛇之后，恍然醒悟，买不买房得自己盘算！　　

还有那毒奶粉、毒馒头、有毒的食用油及瘦肉精等等等的有害身心健康的食品添加剂，没曝光前各执法部门的执法者如庙宇的菩萨，只要烧香供烟火，他们多数是睁只眼闭只眼，只要给钱，那睁着的眼也会闭上。而若没给钱，那闭着的眼也会睁开……什么上级指示，规范化管理，全都在金钱的诱惑下成了摆设。　　

特别是大大小小的拆迁恶性事件的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不是被开发商生生地埋进土砾之下，就是逼得房子或土地的主人自焚、自杀。然而，即使是如此人神共愤的恶性事件，我们也很少看到中央政府以坚定坚决支持民众维护合法公益的形象出面，对无良开发商进行来彻底清算，对地方政府领导人进行强烈问责，我们见到的往往是文过饰非，明里暗里成为开发商的娘家人，成为恶贯满盈的地方政府和地方小吏们的坚强后台，吃亏的最终还是老百姓，家破人亡的还是老百姓。而且，老百姓甚至没有一个说理的地方，上访、告状全都成了浮云。　　

政令不出中南海，已经使中央政府的权威受到严重挑战，藩属们的自重自肥正在演化成重大政治问题。虽然那些拥政自重的许宗衡、胡长清、王怀忠、成克杰们，的确受到了严肃处理，胡长清、王怀忠、成克杰等甚至为此丢了性命，但实事求是地说，许宗衡、胡长清、王怀忠、成克杰们的倒掉，并没有削弱那些拥政自重者们的权力，甚至出现了以默许地方政府胡作非为欺压人民、默许地方官僚伤天害闷头发财的维稳方略。　　

三公消费便是现代版真正意义上的“藩镇割据”。　　

三 　　

在中国，三公消费问题久治不绝，原因在于官僚阶层在中国社会治理结构中的特殊地位。中国的政府本质上不可能是小政府，因为它是至上而下的集权体制，它必须大，才能保持必要的平衡，它的运行是建立在一种隐蔽的忠诚体制之上——即默许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僚们在“忠诚”的基础上贪污享受。　　

今年3月，北京市财政局公布全市公车数量。截至去年底，北京市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实有数为62026辆。此举再次引发民众对公车消费的关注。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公车消费每年高达3000亿元，超过全国每年的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的总和，甚至超过军费开支。　　

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年3月2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继续压缩中央部门“三公”经费预算。今年6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中央财政决算时，将中央本级“三公”经费支出情况纳入报告内容，并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其实，关于三公经费问题的关注与监督历时已久，但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愈来愈严重，为什么？制度不严？管理不善？监督不力？还是另有深因。其实，谁都知道，制度不严、管理不善是造成三公消费节节上升的主要原因，那么，为什么针对官员们穷奢极欲会出现不严的制度和不善的管理呢？我们知道，在中国，公车消费一多半为公车私用，公车私用已成为官员习以为常的特权，但是，在国外，公车私用却是官员不敢越雷池一步的禁区。2009年7月，时任德国卫生部长乌拉·施密特在西班牙阿利坎特度假时，公务车失窃，她公车私用的行为因此曝光，进而断送了政治前途。1995年，意大利西西里岛墨西拿市市长朱塞佩·布赞卡与妻子外出旅行，私自使用公务车到达游船停泊的巴里市港口，2002年被判6个月监禁。法治之严明，后果之严重，令人惊叹，但在中国却如天方夜谭。　　

从管理的角度看，可完善的空间很大，国外在公车管理上许多经验可以借鉴。例如美国，政府的公车数量受到严格控制，一个工作人员近千的联邦政府的部委，公务用车也只有几十辆，城市轨道是工作人员公务交通的主要工具。美国联邦总务署还开发公务用车管理信息系统，与定点加油站和修理厂联网，实时获取车辆行驶里程、加油数量、维修项目、费用支出等信息与数据，并公布于众。还对公车实行标志管理，在车上喷涂专门的颜色和图案，并标注“仅供公务使用”字样和隶属部门的名称，强化监督。　　

其实，这些严厉的制度和有效的技术学起来并不难，但这只是问题的表面、事物的皮相。“小政府和大社会”的社会结构，辅之民主与法治的现代制度，才是遏制高昂的行政成本的基础，但在中国并不具备。在中国，三公消费问题久治不绝，原因在于中国政府的社会治理结构的独特性，在于官僚阶层在中国社会治理结构中的特殊地位。中国政府与政权在本质上并不是基于法治的运作，也无法依赖传统的政治运动，更多的是建立在一种隐蔽的“忠诚”体制之上，即默许、默认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可以按照“潜规则”——忠诚于中央政府，来行使的特权以自重自肥。这就是现代版的藩镇思想。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负责，中央政府需要让渡充分的利益于地方政府，才可以换得忠心，整个政权才得以维系。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个别官员的腐败行为，可予以无情杀戮，以杀鸡儆猴，但是，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地方政府必须保留或无奈地默认相关特权。所以，一切必须在工资外补偿，三公消费就是其中之一，至于其他诸如饱受诟病的公务员的医疗、养老、经济适用房政策，乃至金额巨大的政府课题，只是同一清单上的另一项而已。大政府模式使得中国政治与社会的治理过度地依赖官僚阶层，使得三公消费等怪相丛生，更值得注意的是，反过来，官僚阶层的壮大又促使“大政府”更大，典型表现是，在中国的投资和消费领域，政府占据日益重大比例。中国政府似乎只有实施“政府主导的投资与消费”政策，才能让官僚群体在国字头的“投资与消费”的夜宴中欢饮，在“主导”中“雁过拔毛”，才能使整个官僚体制富有动力，从而维系整个中央政府。　　

这庞大的三公消费和大量官员贪污受贿得不到惩处，甚至带病提拔，从本质上讲，就是现代版的“藩镇割据”。这也就是我们在很多群体性事件中，很少看到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受到严厉惩处的根本原因。　　

毛主席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中国历史的演进也清楚地告诉我们：对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的任何一点小小的让利让权，都会酿成重大的政治灾难，他们不会满足于坐公车、花公款这些小把戏的，他们有长远的眼光和远大的目标——他们要攫取更大的权益，满足更大的私欲。因此，必须坚决地取缔任何形式的三公消费，把中国官员纳入到零容忍的人民群众的监督管理之下，防微杜渐，避免养虎为患，使三公消费养育着的大小藩属在尚没有形成气候的时刻土崩瓦解。否则的话，一旦这帮三公消费官员们的胃口哪一天得不到满足了，那么，首先向党中央发难的恐怕就是这些看上去曾经很是微不足道的“小吏”——一部《水浒》，就是小吏们的胃口得不到满足时的造反史。　　

这是需要中央政府警惕警惕再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