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水北调中线移民的故事：河南省淅川县

逆势而行，高歌猛进的北京房价，不免让在此打工已逾七载的方铁锁打起了退堂鼓。和无数在这个城市里勤勉务工的同龄人一样，这个二十八岁的青年与新婚的妻子蜗居于人满为患的天通苑地区，“没有房子，感觉自己在飘着，没有归属感”。　　

很多和他共命运的年轻人已经重新拾起对空山新雨，长河落日的眷念，悄然离开奋斗多年的大城市，回到了乡间故土。在王朔的笔头，这是从村里走出来的人们“只要乐意，便可以尽情地遐想”的“回味无穷的故乡，尽管这故乡其实可能是个贫困凋敝毫无诗意的僻壤”。但对方铁锁来说，不久以后，这个安逸而寂寥的避风港就将只存在于他的想象之中了。家，那个远在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香花镇杜寨村七队，他多少次午夜梦回的地方，将不复存在。　　

史无前例的南水北调工程，很快就会让他那座虽然破败，但在印象中总是异常温暖的小宅院，那条到了夏天，就可以尽情跳下去摸鱼洗澡的大河，那些总也修不好的村建土路，甚至让整个村庄和所有自己童年故事的印证，尽入水底。　　

作为河南省南水北调丹江口库区第一批移民，方铁锁家将随众搬入淅川右邻邓州市的构林镇李营村。　　

这项已知历史上最为庞大的水利工程规划三条调水线路，预期每年从长江流域的上、中、下游调水448亿立方米，供给常年干旱的北方地区 – 水利部数据表明，北方农民仅有全国19%的水资源，却种植着64%的耕地，其艰苦可想而知。　　

南水北调工程设想始于1952年10月。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三年，上百万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还在朝鲜战场浴血奋战。由于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殊性，中央政府对这项工程保持了数十年如一日的极度谨慎，各相关论证、研究、勘测、规划工作延续至今。甚至东线、中线一期工程项目分别于2002年、2003年开工建设后，通水时间仍是一再推迟，而最具争议性的西线工程则面临着被搁置的可能。　　

环境、移民和投资是相关决策者和执行部门最为关注的三大问题。　　

仅根据已定的总体规划，南水北调工程在实施期间的投资就将超过三峡工程 – 我国上一个，同样颇具争议的大工程 – 总投资的两倍。　　

2009年12月，中央政府宣布，2010年计划安排投资480亿元于南水北调，是前七年工程投资的总和。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同时强调，要把南水北调工程建成“节约利用水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惠民工程”。　　

在方铁锁的河南老家，他的父亲方保全清楚地知道，在漫长的准备期结束之后，政府这次是要来真的了。杜寨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渠首仅咫尺之遥，居民3220人，其中2960人都将在八个月后背井离乡，分别迁至邓州的三个村。这是四十年间，他们第二次为了给南水北调工程让路而进行搬迁。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将把丹江口库区的水位从目前的162米升至176.6米。为此，工程规划在河南和湖北两省搬迁33万余人，其中绝大多数为农民。　　

淅川，一座地处偏远，不通铁路，在解放前一度以“宛西自治”闻名于世的山中县城，将搬迁安置16.2万人，是南水北调工程造就的第一大移民县。据《淅川县移民志》称，从1958年到1976年，该县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取水点丹江口水库的修建期间及之后就已搬迁了20.49万居民，占1954年全县总人口的49%。长期以来，当地普通百姓，尤其是农村居民，一直挣扎在国家贫困线以下。　　

丹江口水库修建完成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方保全响应国家号召，跟随着村里其他农户，拖家带小地从平原搬到了高处。而那时，在杜寨以北数十公里，有着五百多年历史的淅川县城早已与全县55%的耕地一道沉入水下。　　

根据作家梅洁的调查，1959年，当人们开始异地重建淅川县城的时候，他们的全部家当都搭载在16辆卡车、100辆人力木板车和10只木船上。然而到了今天，移民迁置已经成为一个远为复杂，所涉极多的议题。　　

在杜寨这样人们多少年前就被告知自己会被迁置别处的地方，大家久已疏于修建新房，所有的期待都在于政府的移民补偿补助款上。　　

本着“边移民，边扶贫”的原则，河南省委、省政府制定的补偿补助标准无疑是有利于特困人群的。不论其住所实际大小，每名当地的搬迁农户都有权领取24平米房产的补偿款。按每平米平均补偿530元计，则每人可一次性领取12720元 – 甚至（可能尤其）是那些人均房产明显少于24平米标准的移民。对他们的这些额外补助款，将以“建房困难补助费”等形式下发。　　

但与此同时，省里的移民政策认定，人均居住面积大于24平米的住户需为超过部分自行买单。对于这样的政策，方保全想不通。这个自诩为杜寨七队里“富人”的农民，在家里斑驳脱落的墙皮上贴满了旧报纸和年历。但只要抬下头，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用几根梁木托起的屋顶，和在一根饱经风霜的梁木下挂着的，他平常不舍得怎么用的电灯。这个有一间堂屋、两间卧室的红砖瓦房，加上破落的院子，虽然面积超过120平米，但所有的电器加起来，也不过只有一台小电视、一座小钟、两个煮饭器和那一挂电灯，其余的桌、椅、床皆为木制，虽未朽尽，却不远矣。在这样的赤贫地区，穷富怎么能单纯地按人均居住面积来计算呢？　　

作为村里的“富户”，方保全的主要不满，在于补偿补助政策明显倾向于“穷人”和大家庭。按这个55岁老汉的说法，“人头多了就占便宜”。方保全的户口本上只登记了三人，而当地多数农户的户籍人口都在五六人左右。他们也因此将得到远比方保全要多的补助款。　　

“人多家产少就给得多，人少家产多就给得少。”方保全如此总结落实下来的移民补偿补助政策。而24平米的人均标准，按照《中国统计年鉴2008》的数字，已经明显低于截至2007年底，我国农村居民31.6平方米的人均住房面积。　　

杜寨村所属香花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兼当地南水北调移民总指挥马俊宏坚持认为，补偿补助政策“对大多数移民是好事”。　　

“对房产大的人，这肯定是不公平的。但甘蔗难得两头甜。政策合理不合理，要看你站在哪个角度。”他对中国日报记者说。　　

但村民们普遍反映，搬迁政策不清不楚，补偿补助款项计算方式繁复，政府从未提供任何解释解读，致使百姓至今仍不知所云。很多有子女在外打工的农户只得求助于孩子们。但在电话的那头，方铁锁们又能知道些什么呢？去年十一月底的一天，方铁锁在北京接到父亲的电话，让他帮忙“查下这政策究竟是个咋回事”。像所有同龄人一样，他求助于互联网。他没有找到政府部门的相关政策说明，却查到了一个名为“淅川移民之家”的QQ群，加了进去才发现，大家也多是像他一样，云里雾里的淅川打工仔。　　

前香花镇副镇长方克书认为，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地方政府“没有做到充分公开透明”的结果。马俊宏随即回应说，村民们没有掌握具体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省内领导赶工命令所造成的巨大压力，压缩了地方干部向群众解释政策、说明情况的时间，使得一切看来都很仓促。　　

河南省委、省政府此前保证将在2011年底前完成所有省内南水北调移民 – 均在淅川一县 – 的搬迁安置工作。这比早先设置的目标期限提前了整整两年。按省里的话就是，“四年任务，两年完成”。2009年12月28日，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主任张基尧正式认可了此目标，并公开宣称将“按照‘四年任务两年完成’的目标，全力做好丹江口库区移民工作”。　　

“实话说，基层干部意见都比较大。人还是那些人，支出不增加，完成时间减半。”马俊宏对此表示。　　

经过三十年的剧烈变革，今天的中国农村，已远非上世纪六十年代一首脍炙人口的革命歌曲所宣传的那样“一把钥匙打开了那千把锁”，而是如同方克书所说，“什么钥匙开什么锁，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了。　　

南水北调所涉移民千千万万，每家都有各自的故事。　　

作为移民试点村的一名村民，方铁锁的姑母方富芝已于去年八月搬至邓州猛楼镇，现住在政府建起的标准化小区内。她抱怨说，新家没有烧柴禾的地方，而对农民来说，烧煤气又“成本太高，舍不得，还没达到那程度”。　　

在过去一段时间内，诸如此类的现实问题在试点村移民的新址层出不穷。例如，很多人对日常花销的骤然增多感到沮丧。住在小区里的移民失去了自己的菜园，只能到市场上买菜吃。这样一来，自然导致他们每天支出的剧增。另外，一些移民被分到的农地离新家有三四里之遥，自己无法按时收割，只便宜了偷菜人；而更多移民的农地土质差，难以耕种。　　

但物质条件的欠缺并不是主要问题。在一次秘密的实地勘察后，淅川西部大石桥乡柳家泉干部邢建林失望地发现，在他们今年夏天即将搬赴的邻镇某村，原住民们对移民的抗拒心理十分严重。　　

“人家都是强压着给征了地，不是自愿的。吵得很厉害。”他对中国日报记者说。　　

近一个月来，河南、湖北两省党政机关和各新闻单位都开始了对搬迁安置工作的密集宣传和报道。此时，数以万计被要求留守，以耕种各地“移民线”以上农田的淅川居民，只能漠然地等待着命运的安排。　　

为了在淹没区内最大限度地保护耕地，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下称“长江委）在进行多次实地勘察论证后，明确指示各相关移民村均需派人留守耕作那些在172米“移民线”以上的田地。　　

由于大规模搬迁安置工作的正式启动时间是在今年夏天，相关部门尚未出台任何政策来安抚这些多住于偏僻的坡顶地带，又将很快没有路，没有市场，没有学校，没有村委会的“自由人”。　　

面对着诸多未知的困惑，金河镇北沟村二队队长王红旗连声叫苦。在离村部两座山坡，也就是40分钟山泥路以南的二队上，89名队员在等待搬迁多时以后，被通知留守他们已经住了三十多年的南坡顶。　　

像在很多其它农村地区一样，由于生活艰难，队里一些农户铤而走险，违反计划生育政策，黑户为数不少。王红旗本人即育有两子一女。但是按他的说法，不久前，他们都已在搬迁令下达后“依据政策”向镇里交钱上了户口：三胎的交一万五千元至一万六千元，两胎的交一万元。　　

这89人都是原定要搬走的。王红旗信誓旦旦地说，长江委已派人来勘察过房屋、商谈过赔偿款补助费，“可说过”要让他们搬走了。　　

但去年十月中一个收玉米的晚上，王红旗突然接到通知赴村部开会。在会上，村干部下达了政策通知，宣布二队89人 – 包括王红旗及其家人 – 留守原址。队里人已交给镇里的“上户费”再也无人提及。　　

村委称，之所以要这89人留守，是因为他们都住在水位线上，还可以耕作不会被淹的20.99亩耕地。但在一份由33名二队户主、户代表以89人名义联名签署的“北沟村二组线上居住移民申请书”上，队员们声称，剩下的这些耕地中，石圈地、石渣地居多，土层很薄，牛耕不成犁，只有用镢头挖，而且遇上天旱就颗粒无收，他们完全无法生存下去。　　

何况要89人分这20.99亩地，也未免太勉强了。河南人均耕地1亩1分，已经少于全国人均的1亩3分8，而二队留守人员将只有2分3的人均耕地。　　

二队所在的南坡顶上三面环水，一面是山，没有出路，交通闭塞。村民代表们说，平时他们东西都是用肩挑，卖粮食都是靠架子车往山下拉，人畜饮水又十分困难，耕地里没有灌溉设施，而邻村的杨家学校更是在三里地外，每天孩子上下学都只能由大人接送，家里没劳力的村民只能让小孩弃学务农，下一代的教育很成问题。　　

“我们没啥想法，能随着大众走就行。”在离家七里以南，老城镇武家洲村地界，鹳河边悬崖峭壁间一条疾风劲吹的山路上，王红旗边向本报记者说着，边准备着再度上山，去割能卖三毛钱一斤的黄笔草。那是他每年冬天的主要收入来源。　　

位于石碥山西面坡脚地带的武家洲村六队、七队、八队，均被口头通知需要留守。七队全国林虽然坐拥几十亩耕地，但都在库水以东，每次都得划船来往。可大水过后，又究竟何从何从？这个三十七岁的汉子一片茫然。　　

“没出路了，也都没法走路了。一有个事，都出不了门了。”全国林比划着说。他的房子刚好超过172米水位线。　　

武家洲村是淅川县的老移民试点。《淅川县移民志》称，“村民原居住在鹳河下游平原地带，耕地充足，土地肥沃，水陆交通都较为便利。随着丹江口水库的兴建，村民历经几次搬迁后靠，造成生产生活困难重重。”　　

据参与中国科学院“汉江流域生态系统管理与南水北调中线水资源保护”项目的张全发研究员介绍，在汉江上游，分水岭地区1300万人中有80%都是农村居民，国家明确承认并大力扶持的“社会弱势群体”。　　

河南省南水北调办公室主任王树山此前坦承，搬迁中各种矛盾交织，社会经济发展中长期积累的矛盾可能在搬迁中爆发。　　

“为了破解矛盾，河南将倾全省之力做好移民搬迁安置工作。”他说。　　

然而在操作层面，即便是谁去谁留这样最基本的问题也从无定论。　　

在大石桥乡郭家渠村，有百姓反映，1000余名上报移民里有约200人都非本村户口，换句话说，是“买进来”的。这其中有很多人是外村居民，一些在上户时根本还没有出生，而另有几人上户时则干脆已经故去。为了拿到本不属于他们的移民补偿补助款，这些人或他们的亲属在贿赂了18年来一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郭吉业后，各自在郭家渠上了户。　　

“这些人占用了南水北调移民名额，给国家造成了极大财政压力。”61岁的村民任新军告诉中国日报记者。　　

一份据任新军和另四名郭家渠居民提供的该村南水北调移民名单显示，仅郭吉业一家，即虚报了八个户口。他们同时指称，郭吉业在村里私开户籍章，交五十块钱就可以盖一个戳。　　

任新军等数人曾进京上访八次，历尽艰辛，无一成功。他们表示将坚决不与长期鱼肉百姓，大量挪用移民款项的郭吉业及其爪牙一同搬迁，“他们搬他们的，我们不跟他们一拨儿”。　　

“国家让我们上哪我们上哪。”他说。　　

即便是对那些今年夏天就将告别故土，绝尘而去的移民，专家们也对在不适应新环境后，可能出现的返乡潮表示了担忧。　　

上个月，关于三峡工程外迁移民陆续返回重庆的报道，一时间充斥了中文互联网。　　

自三峡工程移民迁置工作于1993年开始至今，已累计搬迁127万人，其中至少14万人被外迁至全国各地。　　

作为丹江口水库外迁移民，李海子在离乡七年后，于1980年与几百名群众一起返回郭家渠村。然而在这里，他们失去了户口、房屋和土地，成了“黑户”。李海子称，返迁户们被长期边缘化，无权参加选举，无福享受种粮补贴，“被剥夺政治权力大半辈子，连当兵，保卫祖国的义务都尽不了”。　　

根据梅洁的调查，淅川返迁移民达7000余人，其中多数与李海子的遭遇相似。　　

连续17年前往三峡库区调研的重庆大学教授雷亨顺近日呼吁决策部门逐渐淡化“移民”的身份和概念，以便其在新址形成归属感和认同感。　　

“中国的水库移民问题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千万不能只根据某些好的例子就说它真的是好，一些坏的例子，就完全说坏，这需要很慎重。”他说。　　

主持中线工程移民规划的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尹忠武此前曾说，根据一份2005年可研总报告的估算，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移民投资约450亿元，超过几十年来政府对三峡移民的总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