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余杰等四个人兼谈个人体会

简评四个人兼谈个人体会　　

一、    简评　　

1.关于余杰　　

05年读研期间，有人向我推荐余杰。当时去杏园租书屋把余杰已出版的所有“大作”通看了一遍。除其中有一本个人觉得实在是“余郎才尽”的故作高深之作看得粗糙些，其余都比较认真地读了。比如《铁屋的呐喊》、《香草山》等等。主要感觉：其一，其人具有很重的叛逆心理（具反社会倾向），对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判断是“人吃人”并对中国历史深恶痛绝。其二，其人智商较高，想是从小受人关注惯了，故自视亦甚高。其三，其人可能因所学专业之故，所读之书主要是文学与史学类（其中又主要是外国文学），对外国文学比如梭罗的《瓦尔登湖》尤其推崇，看不出其对中国文学的造诣深浅，我个人判断其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战略学等学科领域的知识储备和学术积淀甚少，准确地说少得可怜。　　

因此，那时有个下午有位同学和我在林荫道散步时问我对余的看法，我说：余被称为“北大才子”，如果北大只有这样的“才子”，那我对北大将会非常失望。另外，余太偏激且自视过高，问题是他的学科积淀太窄太浅，他其实并没有足以自傲的“本钱”，他今后很容易走向反社会反国家的极端。　　

时隔六年，冷眼看看其人的所作所为，回想当日之言，在肯定自己当时判断的同时，更多的是感受到一种深沉的悲哀：为北大，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　　

2．关于韩寒　　

据我的观察，从知识储备到认识方法，韩寒与余杰真的没有大的区别。　　

基本判断：如果没有奇迹出现，余杰的今天就是韩寒的明天。请读者　诸　君验看。　　

3．关于茅于轼与贺卫方之比较　　

共同点：其一，都读过一些书，都对某些问题进行过一些思考（尽管不全面），都在某一学科有一定影响，都有一些“Fans”，都自以为真理在手。其二，都不懂中国国情（这是最致命的），都奉西方理论为圭臬，都拿西方的东西来照套在中国身上。其三，两人都因自己在学科领域里边的一点影响而沾沾自喜，但与上述两人相同，此二人涉及的学科领域都很窄，综合学术积淀同样甚少。但要命的是，此二人却自以为自己是“救世主”，自己把自己弄到道德的“制高点”上俯视“众生”。　　

不同点：两人从世界观到方法论，并无本质上的不同。但在细节上，似乎还是微有区别：茅看待某些问题，有时似乎的确是水平有限？是老年人的思维定势？也许。个人感觉，贺则从骨子里信奉西方的人权、民主、自由、法治等等价值观，认为中国必须照搬。（本来准备详细点比较，遗憾的是感冒得厉害，暂时想到这儿就说到这儿吧。）　　

二、我想说的话　　

我想对余杰说：你出身知识分子家庭，你不了解乡土中国，不了解底层民众疾苦，你了解的一点知识主要是文学，你享受了北大这样中国最优质的教育资源，结果成为了一个西方利用来反华的工具，你━━令中国蒙羞。我真的觉得你不适合再呆在中国的土地上了！　　

我想对韩寒说，凭你一篇《独裁者无内政》，就可以断定你根本不懂国际政治。中国13家央企光在利比亚的已签合同金额就高达188亿美元，其后续利益高达上千亿、甚至几千亿，其石油对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西方轰炸利比亚，其重要意图之一就是把中国挤压出来，经常飚车的作为80后的你━━明白吗？况且，卡扎菲实行全国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全球有多少国家可以做到？人家是不是独裁，裁判权在利比亚人民手中，你没有任何裁判资格，西方也没有这个资格，你懂不？　　

我想对茅于轼说，我完全尊重你的人格，但我既不高看也不轻视你，我只是平等的看待你。关于中国造航母的事，看来你是不支持的。我想如果是在建国初，你反对中国造原子弹的理由其实更加“充分”（造原子弹干什么呀？这玩意儿又不能真正使用，你再造敢跟美国叫板吗？还特别“烧钱”，与其造这个不中用的东东，不如多买几架战斗机、多造几艘船。）。你的结论：我反对用我纳的税造原子弹。看看，多“给力”！！！是吧？在陆地资源日渐枯竭的今天，争夺海洋资源已经事关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和你我子孙后代的生存，而海上力量是争夺海洋资源的物质基础，航母是海上力量的支撑和体现。这玩意儿哪怕再花钱，也不得不造。　茅　先生，你愿意来了解吗？　　

我想对贺卫方说，据我了解，在你们很多专业学法律的人看来，你们一向虽瞧不起中国的法律的，你们认为中国没有法治传统，只有美国的法律才是最值得推崇的，你们甚至恨不得把美国的陪审团制度照搬到中国来，对吧？你在公开信中谈法治理想，不知道你是否了解“理想”的实质是什么？理想，实质上就是奋斗目标。也就是说，是现在还没有实现，还需要经过大家的共同奋斗才可能实现（也许根本不可能完全实现）。理想的法治社会，是怎样的状态呢？那就是：一切人都依法行事，没有违法行为的出现。这样一种状态，在你们很推崇的美国实现了吗？其实我真的很想知道，你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有没有考虑一下自己所持的立场。当你在为文强案的程序问题感到“不安”时，你可曾想到因文强的包庇而逝去的那些冤魂？另外，你的公开信是否反对重庆打黑，有人为你辩护。个人觉得，只要是比较正常的人，就能从你的信中读出你反对重庆“唱红打黑”的意思来。我想问的是：重庆警方称准备像“打黑除恶”样严打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按你的说法，这也是“运动式”的，这也可能造成你说的法庭“中立性”不够，这也可能造成一些人被判死刑，可能你同样会对那些人抱以同情吧？我感到深深好奇的是：如果你的妻子或儿女被黑社会打杀了，或被劣质食品药品毒害了，你还会在这儿“理性”的侃侃而谈“秩序与自由存在内在紧张”吗？很多时候，从管理者的角度，秩序是第一价值追求，而从旁观者的角度，你在高喊自由。角度不同，思考问题必然不同，如果你是管理者，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反对这反对那了，你明白吗？　贺书生　先生？　　

三、    个人体会　　

1.虽然我现在不是中共党员，但我真的想对大家说：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庞大无比的家庭的家长，作为中国这艘超级巨轮的舵手，中国共产党尽管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实事求是地说已经干得不错了。在这个问题问题上求全责备是非理性的或别有所图的。　　

2.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上百年历程，在集中创造上百年、几百年财富的同时，也集中了上百年、几百年的矛盾，这难道不是正常的吗？解决这么多的矛盾和问题，需要时间，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知识界也好，管理层也好，在这个问题上急不得，急必犯错。　　

3.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都必须以中国国情为基础和根本依据，否则就只能是王明式的夸夸其谈。清谈误国呀，书生们！　　

4.哪怕是所谓的“普世价值”，中国也绝不能照搬。民主也好，法治也罢，绝不可能只有一种标准和模式。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要使命，是要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独特内涵的一系列价值来，而不是跪倒在西方的“十字架”下顶礼膜拜。　　

5.看待任何重大国际问题，都需要多学科的知识积淀，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来“玩”政治的。　　

6.一个人说什么固然重要，但站在哪个立场上说话更重要。　　

7.这个社会从来不缺乏批评者，而社会最需要的是能提出合理化建议的人。　　

我真的对中国知识界感到担心。中国的知识分子，现在要么麻木不仁，要么牢骚满腹，却缺乏对中国国情和对民众疾苦的深入了解（他们也不想去了解），对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根本拿不出有见地的方案（他们认为这是官员们应该去思考的问题而绝口不提知识分子的责任）。很多人仅仅读了某学科领域的几本书，就自以为天下尽在掌中，可以去“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了。悲乎！　　

真诚地希望众位网友能全面、理性地分析问题！则中国幸甚！　　

　　　　　　　　　　　　　　　　　2011年4月27日　于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