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有冬话：三个“革命老手”的共同遗产

乌有冬话：三个“革命老手”的共同遗产　　

作者 苏  杜　　

时间 　2010-01-01　　　

（本文大意：鲁迅称列宁是“革命的老手”，英雄识英雄，他也是“革命的老手”。毛泽东与鲁迅是相通的，从此世界便有了三个“革命老手”。三个“革命老手”的共同遗产是“永远进击”。）

      中国的鲁迅称赞俄国的列宁是“革命老手”的话，文见于他的《集外集拾遗补编·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此文写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日，发表在同年五月五日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出路》第十一号上。鲁迅时在广州。　　

   鲁迅称赞列宁是“革命老手”的话，是这样说的。他先是引了一段列宁的话：“第一要事是，不要因胜利而使脑筋昏乱，自高自满；第二要事是，要巩固我们的胜利，使他长久是属于我们的；第三要事是，准备消灭敌人，因为现在敌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灭的程度还远得很。”鲁迅接着说：“俄国究竟是革命的世家，列宁究竟是革命的老手，不是深知道历来革命成败的原因，自己又积有许多经验，是说不出来的。”　　

   鲁迅赞赏列宁的话，因为他自己也是“革命的老手”。谁也知道，他是主张“痛打落水狗”，“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但就有老实人以为苛酷，太欠大度和宽容；况且我以此施之人，人又以报诸我，报施将永无了结的时候。现在，他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是早从中学教程中删掉了。但是，在外国，在中国，历来的胜利者，有谁不苛酷的呢。当时，鲁迅就取了清初的几个皇帝，民国二年后的袁世凯作例，说明对于异己者他们何尝是不赶尽杀绝的呢。只是，他们嘴上却说着什么大度和宽容，还有什么慈悲和仁厚；也并不像列宁似的简单明了，列宁究竟是俄国人，怎么想便怎么说，比我们中国人直爽得多了。但在中国，在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凡有大度，宽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也大抵是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成功的。然而竟瞒过了一群大傻子，还会相信他。  　　

   这样的“大傻子”最常见的“傻法”是热衷并醉心于“纪念与庆祝”。鲁迅这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就是批评广州当时天天“庆祝”、处处“纪念”的。鲁迅承认，他做“纪念和庆祝”这等事，是不大合宜的，因为动起笔来，总是离题有千里之远。自己何尝不想写得切题一些呢，然而还是胡思乱想，于纪念与庆祝这等事“像样点的好意思”，总像断线风筝似的收不回来。鲁迅在文中写道：“庆祝和革命没有什么相干，至多不过是一种点缀。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革命的势力一扩大，革命的人们一定会多起来。坚苦的进击者向前进行，遗下广大的已经革命的地方，使我们可以放心歌呼，也显出革命者的色彩，其实是和革命毫不相干。这样的人们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会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 鲁迅在文章末尾说， 倘使因为自己这些“出轨的话”扫了大家的兴，“那就是革命精神已经浮滑的证据”。  　　

   鲁迅并不是算卦先生，但他这些“扫兴”的话不出几天就得到了验证。一九二七年，中共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在　三月二十二日　获得成功，中共担了主力与先锋的北伐军在同月二十四日攻克了南京。　四月十二日　，蒋介石早就密谋的反革命政变就付诸了实行。三日之内，中共上海领导人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中共党员与工人纠察队员就被杀害了300余人，被捕500余人，“失踪”5000余人，接着在南京建立了蒋氏“国民政府”。不久，先还与中共“合作”了几天的武汉汪（精卫）氏“国民政府”，也举起屠刀“清党”，“宁汉合流”，又是千万革命者人头落地。而在当时的北京，盘据在那里的张作霖，原本是北伐的对象，也显出了“革命”的色彩，与南方“革命政权”一致行动，绞杀了大批马克思主义分子。其中，绞杀李大钊时，绞而不死数再，竟用了半个多小时才“行刑完毕”。鲁迅在写这篇文章时只知道他已经被捕，还不知道他现在怎样。其实，他的文章还没有发表，　四月二十八日　，李大钊已经就义。《国民新闻》副刊《新出路》上，又流满了革命者的鲜血。而鲁迅所在的“革命策源地”的广州，革命者也是横尸街头，血流成河。仅　四月十五日　一天，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即捕去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2000多人，封闭工会和团体200多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李启汉等，就是这时遇难的。　　

鲁迅在文章中说：“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这不是写在纸上文字，而革命者鲜血凝成的结晶。　　

“永远进击”，这当然不是列宁、鲁迅单对别人的号召，他们自己就是坚韧不拔的实践者。列宁是比鲁迅范围更广阔的“革命老手”，他领导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但并不算完，他很清醒，资产阶级对手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而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拚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韧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列宁继续领导他的布尔什维克党向敌人进击，直到敌人留在他身体上的弹伤发作而逝世。鲁迅则在他更为熟知的领域里不停进击，讲求坚韧，讲究击技，绝不将对手看得那么不堪一击，在他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绝决地说，对于他的敌人，他一个也不宽恕。　　

   两个“革命老手”离去了，第三个“革命老手”来了。这就是毛泽东。他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夺取了政权，他也认定这不算完，他深《论人民民主专政》，宣布《唯心主义史观的破产》，提醒人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号召革命者《将革命进行到底》。他说，骂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极权政府”的话，也有一半是说得对的。这个政府是对于内外反动派实行专政或独裁的政府，不给任何内外反动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动的权利。反动派生气了，骂一句“极权政府”。其实，就人民政府关于镇压反动派的权力来说，千真万确地是这样的。这个权力，现在写在我们的纲领上，将来还要写在我们的宪法上。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毛泽东并不是看不到人民群众身上的缺陷，他说，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完成消灭阶级和进入大同的历史任务。在他生命进入最后历程的时候，毛泽东义无反顾地领导开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小生产”，向私有制，向依附并服务于这一阶级、这种制度的文化，进行了真真史无前例的“进击”。而这一史无前例的“进击”留在敌人身上伤口是如此深刻与广阔，以至于它不断地发挥着“永远进击”的影响，为它的敌对者至今仍惊心动魄、恨恨不已。毛泽东，真真是更为“老”的“革命老手”。实际上，他的对手，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胜利者。　　

   这“永远进击”的影响，真的，一面为“革命新手”所宝爱，一面为敌人所深记。由于“革命新手”总是企盼着胜利与成功，从心底希望革命与奋斗的痛苦少一点或短一点，还会将它遗忘一时，以为如此胜利与成功不可不予以“庆祝”，忘乎所以，松懈了斗志，失掉了战机，以为前来“庆祝”的不是同志便是朋友；而革命者的对手，却总是时时与事事深记着革命者的目的与手段，研究对策，寻找时机，一旦发现革命者忘乎所以，便一纵身扑过来，狠狠咬紧他们的喉管，无论革命者怎样挣扎，再也不肯稍稍松一下口。结果自然是革命者付出更多的生命与鲜血，反更多地增加了革命与奋斗的痛苦，拉长了它的时间。“特别是”的三十年，就是一个明证。　　

   这“特别是”的三十年，或许还更要拉长。因为还有许多“革命新手”，并没有将三个“革命老手”的遗产当作须臾不可离开的宝贝，企盼胜利与成功的心情，希望革命与奋斗的痛苦要少的愿望，更为迫切，或者以为胜利与成功如果来得慢，革命与奋斗需要牺牲，就会吓跑赞成革命与奋斗的人，结果，有时，不过是海市蜃楼。一时的虚幻，也不禁欢呼“庆祝”起来。这付出，恐怕会更为重大。　　

   不过，略一想，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革命老手”毕竟是难出难得的。马克思主义付诸实践以来，凡约百五十年，称得上“革命老手”的，全世界也不过出了这三个。但“革命新手”也不必为此悲观或泄气，前边已经说过，不用说三个，便是其中的任何一个，也足以令敌手惊心动魄、恨恨不已的了。钱与奶多得数不清的“成功人士”的遗产是多得数不清的钱与奶，多是多矣，但还是为他们的“二代”发愁，愁得都惊动了执政党。所以，遗产不在多，要紧的是“革命新手”能将“革命老手”的遗产时时事事记住，不断加以参照。即使是再付出了生命与鲜血，那生命也就更令还活着的“革命新手”振作，那鲜血也会更能洗亮他们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