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远且阻 ——我的合作社尝试

 道路远且阻

——我的合作社尝试

我所尝试建立合作社的地方，是我的老家，重庆市巴南区红炉村。我们村可以算作城中村，但因为重庆特有的地形结构，有高山阻隔，多年来这里主要是农业区，另外巴南区被重庆市划为城市功能拓展区，就更加增加了它的农业色彩。我计划在村里的一个社（生产队）的基础上建立专业农业合作社。

一、我的整体构想

我的思路是：建立一个以现有土地制度为基础，以股份制为分配依据，通过统一经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劳动强度，创造出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品牌。在此基础上，通过资金积累，发展多种经营，为合作社广开财源，从而实现村民增收。

以现有土地制度为基础

这个思路的原因是这样的。现有的土地承包制度是既定国策，是农村土地生产经营的最基本的结构。目前如果要想集中成规模地进行开发，本地流行的方式主要是商人租用和政府征地，土地流转目前在本村还没有出现实例。

商人租用，即商人按照一亩地800斤的稻米产量折合成地租租用土地，租用后如何经营、干什么就与农民无关，租期结束土地才归还农民。政府征地则是永久性征地，以前叫做“农转非”，目前被一个“转”字概括，这个有政府制定的赔偿标准。

商人租地的办法是实现规模农业的一个好办法，但是这个办法却是限制住了农民的发展。因为租用土地即限制了农民土地收益的上涨空间，每年都是固定有限的，其次，今后即使土地创造出更多价值，农民也无法增收，农民还是处于原有的经济状况。农民需要的是如何合理的充分地利用土地，为自己创造更多的价值。

另外，如果要我按商人租地的方式来做，一年光是土地成本就很巨大，根本就不要想在种子、品牌、机械化方面有任何改变了。按照一亩地800斤水稻，一斤1.3元，全社100亩地，一年仅地租就是800*1.3*100=104000元。这是我的经济实力所做不了的事。

 “农转非”通常涉及政府规划的层面，也不是我们这里能够讨论的。但事实上是这个政策对我们这个村庄有很大影响。我将在后边适时地补充。

我的想法是以现有土地制度为基础，这个土地制度可以视作“耕者有其田”，也是符合社会主义精神的。这个制度也是国家赋予农民的权利，是不能够违抗的。尊重土地承包制度，就是承认土地所产生的收益——这个收益或许有很大提升空间——属于农民。

股份制为分配依据

股份制并不是一个坏东西，它代表了出资的多少，但更重要的是代表了分配比例，只有明白股份是多少，今后分利润时才不会打架。一亩地到底该分配多少利润给承包人，必须有一个标准。

在股份方面，我的方案是这样的：

一、凡是加入合作社的人，一亩水田算作入股400元，而且只要在合作社，每年都算作又投入了400元。这个标准其实是把一亩地一年的利润计算成出资额入股。为什么要这么计算，因为土地加入合作社，但是你个人原来相应的劳动并没有加入到合作社。原来一亩地的收益是不算自己的劳动投入的，而现在这些劳动投入都需要合作社去支付。

按一亩地800斤水稻产量计算，总价为800斤*1.3元。投入成本：种子（算作0），耕牛100元（包括牛和人工，这个价格下不来），育秧100元（包括搭建育秧棚的材料和人工），移栽幼苗100元（一个人一天一亩地），田间管理200元（包括水、除草、农药、人工、化肥），收获100元，运输晾晒100元。利润=1040元-700元=340元。这当中的成本都是按最低方式计算的，实际中要高很多，而且丰年、歉收年也不一样。此外，目前，本地城区零工一日工资为150元，村里零工的价格一日120元，因此，340元的利润是远远高估了。（很多人说不种田反而挣钱。）

二、现金入股第一类。因为现金是直接能够换成生产资料的，而且风险也很大，如果亏损可能拿不会投入，而土地入股的人可以随时退出合作社，土地也直接推出。所以现金入股给予了比较高的回报，现金一元相当于2元。即土地400元就是400股，而现金400元就是800股。

三、现金入股地二类。因为考虑到合作社资金的缺乏，劳动力成本很高，所以凡是愿意每周为合作社义务劳动2天的人，现金一元相当于3股。村里有部分人是周末不在外打工的，因此如果愿意，周末是可以做这件事的。

另外因为鱼塘的投资很大，如果把鱼塘加入合作社，那么鱼塘也按照1元配3股的方式。比如1亩鱼塘，那就算作400元*3=1200元，即1200股

四、现金入股第三类。全职为合作社工作，两年内没有工资。按1元配4股计算。

我的筹备了10万元现金，初期准备投入5万元，占股20万股。我们这个小组水田大约是100亩，占股4万股。因为土地入股每年是递增的，相当于每年新投入4万股。而我虽然是大股东，但我不见得每一年都能再投入5万元的现金，或者是一年收益5万的可能，所以总体来看我的股份是逐年下降的，大的利润是给农民的。

另外，投资的前几年，一是固定投资较多，二是农业风险较大，能不能挣钱不知道（绝大多数村民都说种地不挣钱），其三，我的股份较多是为了保证在盈利的情况下，用于再生产的资金能不断地投入而不被分走，特别是开头几年。

这个方案肯定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因为没有相关的经验，方案的制定是根据经验设定的。按这个方案是我向村民做解释的基础。

统一经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劳动强度，创造出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品牌

基本条件与现状：

重庆地区是以山地丘陵为主。我们可以论定，自斩荆棘到刀耕火耨，再到最近几十年的“化肥农业时代”，这几千年间，这里的农村生产方式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千年未变的主题就是：“肩挑背扛，弓腰锄苗。”

山地丘陵地区，土地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较为平整的水田，第二类是夹杂着很多石头的坡地。梯田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发明创造，在过往的时代，增加了耕地面积，在丘陵地区保护和积累了水土。坡地则是属于耕地面积不足、必须再向自然要的结果。

水田和坡地，养活了一代一代的农村娃。但是这样地形结构和生产方式决定了对劳动力的需求极大，当然也可以说是一种巨大的折磨。所谓“肩挑背扛，弓腰锄苗”，就是说所有的农业生产运输（包括生活用水等等）只能依靠人力去挑、去背，所有的农业劳动必须是在“面朝黄土、背朝烈日”的情况下，用锄头、镰刀来劳作。在重庆地区，很多干重体力农业劳动的人，脖子后部与肩平的地方，都有一大块肉球，这其实就是长期挑东西形成的。一些农活干了几十年的人，很多都驼背了，跟人谈话也只能驼着背，用上瞟的眼光努力和你的眼神搭上线。他们不是天生驼背，而是几十年起早贪黑、辛勤劳作的结果。很难说他们身体多强壮和健康，对地里刨食的人来说，讳疾忌医太常见了。

然而，身处汽车已经进入家庭、买个酱油也需要开车的时代，面对“肩挑背扛，弓腰锄苗”的勤劳，纵然值得肯定，但更应该有的是羞愧。我们骄傲地赞扬这种勤劳，不过是自己冷漠内心的无意流露。如果我们坚持对劳动者的尊重，对人权的追求，我们就应该及早地借鉴国内外的农业发展经验，改变这种生产方式。

还有一个现状是，在我们生产队现在的务农人口中，40岁以下的基本没有，田间偶见的青壮年，几乎都是打工间歇期帮父母的忙而已。有的青壮年，甚至在家也不参与农活儿。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是，大量的农民已经放弃种地，大量土地（三分之一的水田，几乎全部的坡地）抛荒；很多青壮年根本不会种地，以逃离农村而获得“村议”、“乡议”的肯定，谁离农业最远，谁最有能力。

怎么改造我们的农业生产

重新整理梯田中的水田。水田基本在山沟中，水分条件好，土地相对比较平整，改造后的梯田应当被称作“大梯田”，即应当基本沿着等高线整理大片梯田，目标就是要能适合拖拉机耕作，以期取代牛、从根本上取代用锄头挖地的方式。

这当中至少有三个必须重视的问题，第一是有的水田实际上土层很薄，针对这些土层薄的土地，较好的用途是保留出来种植那些翻地需求较少的作物（大而言之，由于自然条件所限，所有梯田都存在对拖拉机等设备造成威胁的石头）。第二是沿着水平方向走，相邻的梯田也未必在同一等高线上。对于这类梯田，如果是单块、比左右都高、土层够厚，即凸出于所在等高线，可以考虑平整，如果是多块，则应当考虑是另一条等高线上的梯田了，这只需要修好斜坡作为道路。第三是，梯田的“护梯”问题。几十年前，我们这里的农民用自己水田的稀泥糊在梯田壁上，个别田壁泥土垮塌厉害的地方种植桑树，较为彻底的办法是用石头垒那些田壁。但是这些方法恐怕效果都有限——当一台四五吨重的拖拉机在土地上反复作业后，梯田壁会不会垮塌？传统的“护梯”方式缺点在于人力耗费大、树木生长缓、石料和人工太贵。因此这个问题也是目前为止最为困扰我、且没有好的对策的难题。

坡地的基本改造思路也是如同水田一样。但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呈梯级开发的坡地不超过坡地总数的5%，而且土层异常的薄，有的坡地中央直接就是一块巨大的石头，小石头会在耕种过程中不断出现，长期积累之后，有人甚至用这些石头把一些斜坡垒成了梯田。所以坡地改造成本高，效果很小。另外，有人提醒说，很多用挖掘机挖掘过石头的小山头儿，那里的泥土就好像跑了一样，土层越来越薄（原因可能是泥土沾到被挖走的石头上，或者泥土滚落到更深的石缝里了）。如果真是这样，坡地改造只能用人工。

梯田改造完成后，农田道路实际上得到了完善。（关于公路，是一个非常值得说、反映问题最多的、有“高价值”的问题。）当拖拉机、小货车、面包车、三轮车能直接进入到田间地头的时候，“肩挑背扛，弓腰锄苗”这些最重的体力劳动将基本消失，农业劳动者从体力上将得到极大解放。

和这些干了几十年的农民交流，以及我自己的实践体会，农村最重的农活就是“担”（普通话叫“挑”），比如去买肥料要“担”，去施肥要“担粪”，收获要去“担”，卖菜还得“担”，一百多斤的东西压在肩膀上会让人片刻轻松的呼吸都得不到。“担”还曾经是农村衡量一个男子有能力没能力的标准。通过梯田改造和使用机械，“担”的问题将基本得到解决，今后，驼背会少的，腰痛背痛会少的，静脉曲张也会少的。

第二个农村重活，可能要数“挖土”。特别是需要深耕的时候，挖土就很费力了，不过挖土远远轻松于“担”，虽然也费力，但只要手上磨起了茧子，即使整整干一天，休息一晚上就好。“挖”最大的缺点就是效率太低。但目前来看，这个农活有时还不能完全舍去。比如挖藕，挖土豆，挖红苕（我们山沟的红苕是方圆50里最好吃的红苕，人称“槽上红苕”）。这些东西的种植只能适可而止。

农业品牌及发展

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几乎每隔几个月就有一个惊人的“食品事件”出现。现在国家大力推进的原产地认证、食品追溯机制等等，都是在力图解决这个问题，但实际上问题还是很多，半年前天津检测出超市里卖的有机蔬菜多数为假，前几天又爆出“五常大米”问题，“五常大米”市场销售1000万吨而五常县本地估计产量在400万吨，还有转基因等一直保持高关注度的食品问题，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所以生产出高质量的农产品是符合市场需求，且是有市场前景的。“民以食为天”，高质量的食品永远是有市场的，其中蔬菜消费量是数一数二的，价格高，需求旺盛。所以我认为我们村生产高质量的蔬菜是最有前途的。

我们村到城区，近的15分钟可达，远的30分钟可达，达到重庆中心渝中区就还得加上大约50分钟（上午、道路较为顺畅）。在风风火火的快递业教育下，我认为我们村离市场很近，且运输成本很低，大有可为。

我们村虽然小，但凭借“近”这个优势，再结合原产地认证、生态农业等方式来生产销售，就能让大家亲自来看我们的农业生产——我们可以发展乡村旅游，能让大家能放心选购我们的产品——我们可以培养一批稳定的客户。当逐步走向良性循环、有了一定积累以后，我们村也可以搞企业，搞多种经营，向华西村那样的企业集团发展。例如我们发展观光农业、农家乐，还可以开发卡斯特地貌特有的“龙洞”（即“溶洞”）景观，做夏季度假。虽然这很遥远，但那时我们村将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二、实际状况

第一次开会，应者寥寥。

今年4月份开始，我正式全身心投入到合作社的筹办工作中。这包括补充了很多合作社方面的知识，了解了我们本区一些地方的农业情况，当然最重要的工作集中在了解本村情况、与村民认识和交流——因为毕竟很多村民都不认识我了。

我的目标是先把我们村下边的一个队先组织起来，只要有了样子、模式，事情就好办了。我们村进行了行政关系上变化。首先是我们村被划到一个新成立的街道，其次我们村和旁边一个村合成了一个村，再次我们家所在的2队与原来的3队合并为一个新2队。因为我家现在属于新2队，而且整个新2队里有好几家是亲戚，还有我自己小学时候的同学，熟人多一些，所以我认为这是合作社最好的起点。

我们村的村民，除了在村里的麻将馆能见到较多的人以外，其次就是在傍晚8到9点左右能见到较多的人。这个时候大家都吃完饭，沿着居住的院子走（受地形影响，重庆农村中农户非常分散，三五户、七八户在同一个地方建房就称为“院子”），走到哪家地坝的人多就在哪里吹牛。从4月份开始，我就混迹在好几个院子的傍晚会上。一开始我没有直接表明我要建合作社的想法，在聊的过程中，我特别注意他们（包括我们院子里的村干部）提到的村里的建设，我在这期间介绍了华西村、江阴村、南街村等媒体上常见的先进农村，他们的反应还是都比较正面。因此我认为大有可为。

在我正式挨家走访，介绍我建合作社的想法的时候，有人建议我要去找队长，由队长出面组织开会。于是我就拜访了队长（后来我才知道这个队长是比较远的亲戚，跟我爸关系不错）。队长一开始介绍了很多以前老板来村里租地的情况，特别是前几年有老板到我们村开石子厂的情况，告诉我村民胃口都很大，我的想法搞不通，劝我别搞了。但是我还是请求开个会。然后队长答应开一个“院坝会”。头一次院坝会定在了五月初的一个周日。因为当时我在准备一些资料，觉得周日时间更充分。结果周六接到电话，因为某些原因不得已取消了。于是我再次拜访队长，队长没答应确切时间。周中的时候我又再次打电话，队长有很明确地问我真的要开这个会吗，我说要。于是这个会终于在五月份中旬左右开成了。

当时来了大约30人，都是长期居住在村里的，在远地打工的没有。会议在夹杂着几个儿童开着童车横冲直撞的喧闹中开始了，我放亮了嗓子，首先介绍了几个先进村庄的经验，然后说出了我的方案，最后大家提意见。讨论很热烈，甚至有其他队的人在中间发言。

比较集中的意见是四点。一是加入合作社后，一旦政府征地，而合作社可能要价太高，影响整个村、整个队“转”（即“农转非”），因为我们附近一个村就有几个鱼塘（非村民租用村民土地搞的农家乐）要价太高，整个队都被放弃，没能“转”。我解答是，合作社你可以随时退出。二是最好是租地，不要搞什么合作社；或者一年算一千元，200元入股，800元每年照付，我解答是首先我不是什么大老板，我没有那么多资金按这种方式来做，我的目标是搞合作社，希望大家得益，其次希望大家看长远一点，如果今后搞成了，大量的抛荒的“良田”都能够运用起来产生效益，而且大家也不会像以前种地那么累，大家都是股东，收益不一定比现在差，甚至是当个甩手掌柜都可以，再次这个租金要求，已经把曾经有意愿的老板都吓走了，这个钱，大家都搞农业都知道能不能挣得出来。三是你自己先把你们家的地种了，我们看着好再加入，我的解答是，大家也知道我家的地在哪里，我要买个拖拉机回来，有路能开到我家地里去吗。四是个别人提出，你先种地，我把我家荒着那块田“拼给你种”（“拼”，重庆话免费给你的意思）两年再说，我解答道，我要用机械，只有你加入合作社我才敢进行土地整理，一个“拼”字太随意了，而且我也不想说免费种你的田，我的目标还是在合作社上。

讨论中很多人都提到电视里也说过怎么怎么做的，确实做得好。我满怀信心，希望有意向加入合作社的人签下名字和联系方式。在持续大约3个小时的会议后，我发现联系本上写下的名字仅仅只有八个。老2队4个，老3队4个。

虽然一个名字可以代表一家人，8家人大约也有十几亩土地了。但是这样的“插花地”（村民们称呼家家户户土地混杂在一起的情况），根本没法实行机械化耕作，甚至说连基本的耕作道路都修不了。这时我记起了开会中老2队中有人说了一句，“只要你把公路修过来，我们2队的都加入。”

公路

“要致富，先修路”，似乎是无人不知的道理。重庆修公路的成本据说是平原地区成本的3到4倍。修乡村公路也许也便宜不了多少，而乡村公路至少有两个难点，一是常常是盘山公路，要翻越非常陡峭的山，这是“险”，工程量“重”，二是人地矛盾凸出，绕过国有的林地山地进入村里，要想新修路，要想到户，就必须要占用耕地，而且是上好的水田。

我的记忆中，我们村或者说我们这个山沟（原为3个村，现在是2个，）有史以来有三次修公路大行动。第一次行动，是我出生以前、据说是大集体时期修建的公路，这条路几乎都是在半山腰上修建的，是水田和坡地的分割线，姑且称之为“集体路”。第二次行动，是10年前左右修的，政府引进石子厂，当时大概有5个石子厂同时开工，这些石子厂在山沟的另一边修了一条与“集体路”平行的路，占整个山沟的三分之一，刚好在与我们村合并的那一个村的范围之类，姑且称之为“石厂路”。“石厂路”真是特别好，又平又直，但这不是石子厂老板的好心，这是“老天爷”好心，因为这条路全部占用的是水田、是耕地。我最早萌生土地梯级开发的想法，就是依托于儿时对这条公路所占耕地的记忆：土地方正、平整，连绵1公里，水热充足。此外“石厂路”还应当包括一段连接“集体路”与“石厂路”的公路，这段公路让我们村的老3队成为又一个通公路的生产队。为方便姑且称之为“老3队路”第三次行动是去年发生的，国家为了森林防火，于是沿着山的垭口修建了一条防火公路，姑且称为“防火路”。“防火路”海拔高于“集体路”，是在山的上三分之一处修建，基本上可以作为森林和坡地的分界线。“防火路”除了防火以外，也让居住在山顶的村民终于通了公路。目前“防火路”只是一条还没压实的土路，据说国家准备要将之道路硬化。（虽然山顶上的村民有了“防火路”，但前段时间我在半山腰的小路上，还是看到村民挑了一张桌子和其他一些东西上山。公路修通了，但叫车还得用钱，他们不舍得。）

早在去年，政府就已经在出资把“集体路”全部硬化，这条路存在了很多年，没有任何争议就全修好了，而且旁边一个村，把“集体路”边上的支公路也全部硬化，几乎家家户户都通了水泥路，土路已经见不着了。而我们村（原来的两个村）就不那么顺利了。据多个村民说，“老3队路”准备水泥硬化之时，有村民提出，当年石子厂修路，修的是土路，可以复耕，现在要道路硬化，今后就没法复耕了，所以不能硬化，于是就开始讨价还价，路就停下不硬化了。据村干部的解释是，旁边一个村公路硬化的承包人是本村的一个大老板，追求的就是工程要干好，不怕押款赔钱，而我们这个村的“石厂路”“老3队路”，没老板愿意承包。这里边到底是怎么回事，无从得知，但都说今年土地硬化是不可能的了。

修公路是村庄的大事，多半得依靠国家规划才能成，征地复杂而且资金需求大。而土地硬化这样按理说简单得多的事，在我们村都办得这样，令人心焦。

路该怎么修

其实家家户户都想自己家门口就是公路。没有路的有条土路就好，有土路的巴不得有水泥路。没主路的时候大家盼，有了主路的时候想办法接到家门口。于是农村建房就带来一番新景象，也给农业生产带来诸多问题。

景象一：大家都沿着公路建房，比如老3队，本来他们这个院子在公路修以前就有了，但现在又有几户沿着公路建房。现在仅有两个口能修一条公路，能让拖拉机等车辆进入田地，途中还要经过一条小溪。这两个口的田对应的承包人根本没有表现出一点参与合作社的意思，于是想从这里修路，几乎是不可能了。

景象二：自己建房，修一段路。还是老3队的例子。可能是地不够宽，有一户先修了一百米一段路，再自己盖一栋房子。我们这里也有人修别墅，自己建个大宅院，一派墙高狗恶的风格。宅院里边也有一段公路。说实话，这两段公路加起来，都足够连接到没有公路的老2队了！这么占用耕地，实现的利益却仅仅是服务两户人，这是多大的浪费！既不能服务于多数人，又不能服务于农业生产，浪费的是一代代辛苦开垦肥熟的良田，过分！

农村建房一直在批，那么公路是不是也应该要批？尤其是耕地！实在要占用耕地修路，必须集体协商，至少满足5户乃至10户在交通上能够受益，才允许占用耕地，实现耕地占用面积最少、利益却最大的方案。

总之，目前我们这个队的整个村落、土地的位置关系，给土地机械化耕种带来了较多困难。这个困难成为了建设合作社所必须考虑的因素。

另外，在这里附带说说农村的狗，这是题外话。今年上半年，我们村的“街上”（即千百年来西南地区的“场”，一个稍微繁华一点、有一二十户人家的村镇中心，红军长征中就有“安顺场”。）有一两岁的小孩儿被流浪狗咬伤，面部严重受损，差点伤及眼睛，目前医治了一万多块钱，报警后，警察来了也调查不出是谁的狗。国家是不是可以做要求，凡是农村养狗必须拴着养，不能散养、满山跑。就这散养的状况，想搞个农家乐都不敢，城里人能敢来吗？不从公共利益做出强制要求，很多村民不会做出改变，而这种改变很重要。大家呆在城市里，可能觉得流浪狗少见，但农村实在太多了，在农村的大路小路上，都可能突然冒出来。希望国家也像电影里的发达国家一样，成立专门的流浪宠物管理中心，为农村安全，为村民利益多多考虑。

改变思路，重选合作村民

“只要你把公路修过来，我们2队的都加入”，以及仅仅8个有意向加入合作社的村民，启发我必须改变思路。对于老2队而言，如果能够结合公路和合作社，那么合作社就有可能建立起来。合作社只要建立起来，建立起一个盈利模式，大家见到了钱，也许就能更加壮大，然后再组建发展到我之前的设想。退一步讲，即使合作社失败了，我能为我们家所在的老2队修一条路，那也算是一种成功。对于那些已经在公路边的老3队村民来讲，在保证不了实际利益的情况下，他们改变现状的动力太小，所以必然不积极，再争取可能也依然是这个结果。所以我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走访，走访的对象集中在老2队。

我意识到拿田来参加合作社可能很难，尽管一半人的田是荒着的，但还有一半种着玉米、蔬菜（以前种水稻，现在大多种玉米，整个2队只有一户种了大约1亩的水稻）满足日常所需，或者准备出售玉米。如果我能开发荒着的坡地，可能更容易。因为整个队的坡地几乎都荒着——除了有一家房子就是全村海拔最高的，他把房子周围的坡地都种上玉米了。山坡荒地的开发目标直接指向观光农业，通过种植花卉，打造一片世外桃源，见效快，效果好。于是我跟老2队的所有人承诺，只要大家愿意拿坡地算成股份加入合作社，我就能保证把公路从“防火路”接到老2队的三个院子中来。这样一条路有三利，一是老2队有公路了，二是有了公路坡地就方便开发了，三是前两者实现，合作社基本框架也就成了。我告诉大家，修公路的钱全部由我来出，只要大家愿意加入合作社，修路占的地一定是算作入的股，当然如果不愿意加入合作社，希望能考虑修山路的难处和大家对公路的渴望，在公路绕不开你的坡地的时候，能免费帮个帮过一下。而坡地的股份我对照水田的产量、水热条件、劳动强度等，给出一亩地算作50元的价格，依然每年递增。

拿着这个新方案，我又开始挨家挨户走访了所有住在村里的人。那家“海拔”最高的村民是养猪大户，养了7头猪，男的70多岁，还在挑粪、挑肥料，背早已经驼了，他说自己还能担100斤左右。他的老伴60出头。我采访他们的时候，他们说自己干不了多少年了，如果不幸一人先去，另一个就回去投奔女儿。修路固然好，其实女儿也巴不得修路，但是我一家同意也没有效果，“大家如果都同意，我就同意。”

又有一家，家中只有一个90多岁的老婆婆。儿子女婿孙子都在城里。我头一次见她她正在一个粪坑边坐着休息，说是准备担粪浇菜，但心脏不舒服，得干一会儿歇一会儿。那些后辈隔几天回来看一次，带点菜什么的。我说加入合作社要修路的时候，她说一切听她的儿孙们的。我向她要电话，她指了指自己大门旁墙壁上用粉笔写下的她儿媳妇的电话……我打过电话去，告诉我他们家孙子做主。这个孩子和我差不多大，小时候也一块儿玩过，我再打过电话去，这个人非常谨慎地说，看看大家怎么说，过几天看路线的时候我再回来看看，如果占到我们的地再说。——换句话说，一句准话也没说。

又有一个，大约60岁的妇女。单身一人住在村里边，白天在城里的某伙食团上班。儿子在某国企上班。我第一次见她，她说要问儿子。第二次见她她说儿子不允许，还提到前文说到的几个老板抬高价位致使一个队的“农村非”计划全部泡汤的实例。我只能再次说，可以随时退社。她说可以。第三次见面，结果这位妇女直接反悔了，不再加入如合作社，反复提及那个被破坏的“农转非”例子，任凭我做什么承诺介绍都没用。最后唯一达成的共识是，如果修公路免不了要占她家土地的一点点“边边角角”，可以考虑让过，整块地就不要再说了。

又有一位，就是说出“只要你把公路修过来，我们2队的都加入”这话的那位妇女。无疑这是最早也是“最坚定”支持我的人。她们家有三兄弟，她说她能全做主。当时我不能这样想，我特地拜访了他丈夫的大哥。这位大哥以前开过水稻加工厂，当过老2队的队长。当我说“要办合作社，从山上修路，修路钱我出”的这几点后，这位大哥敏锐地说，从山上修有什么意义，要从山上修我就不参加，谁会从山上走。要修公路也得从山沟底部的“集体路”或者“石厂路”接。反复解释很久，说这是“生产道路”“暂时方便运送重物”“未来合作社有钱了买地再把路修好”等等，然而那句话萦绕且不变，“没有意义”“没有意义”……。从这天与这位大哥交流之后，这位妇女就说要修路必须从“集体路”或者“石厂路”接，不然就不参加合作社。我突然间发觉这里有一个搞笑式的反转：我成立合作社、出钱为大家修路，但大家却以加入合作社为要挟，要求路必须如何修。

“集体路”或者“石厂路”接公路，是一件真不敢尝试的方案。从“集体路”接公路，大约在90年代村里就想这么干，顺便能把村里的小学给接通公路了，不过有关键的几块田不让过，事未竟。从“石厂路”接公路就与我家大有渊源。当年“石厂路”刚刚修通，我父亲就希望沿着水田和坡地之间修一条公路到老2队，钱我父亲出，地就是沿线各家各户一人出一点就成了，几乎所有人都谈妥了，没想到这中间又有一家人不同意，结果路还是没修成。现在这条路线上已经修了若干家住房了，修路再无可能。有了这两个前车之鉴，我是毫无兴趣在这两个地方修路。但为了合作社我想毕竟还有其他两个口，可以从“石厂路”接头。然而当我走了一遍路线后，再次找到这位妇女，问如果从“石厂路”接头，修路要占一点你的地，你能免费让过吗，修路的钱我出，地就最好不要钱了吧？得到的答复是，那怎么行，修路是修路，“你占地怎么能不给钱呢”？

这位妇女家还有一位堂兄弟，这家不在村里住。我听说这位堂兄弟曾经想过挖鱼塘，苦于挖机到不了村里，最终也没有挖成，所以我想这位应该能觉得我的方案还是可以的，挖好公路直接就用那挖机就能挖好了鱼塘。我拿到电话后打电话过去，说了想法，这位兄弟说50块钱一亩太少。我说那好，你说个数，多少合适。他说，我也知道种地现在不挣钱，但50块钱太少，然后又开始念叨这一句了，“50块钱太少”。我只能退一步说，我们勘察过山上下来的路线了，过几天开会，如果你能来最好，实在你不想加入合作社，我们绕着你的坡地走。他说，看看吧，现在在金佛山玩。过了几天到开会的时候了，我再打电话，他说，我在金佛山玩，不来了。

还有一家，这是一对青年夫妻，已经在外闯荡多年，农村里也没有老人了。辗转拿到这家的电话，数次交流过后，最后这家的女主人告诉我：你们修你们的路，“只要不占我们家的地就行”，合作社我们不加入。

又有一家，我多次拜访，就一个答案：“硬的一铺”（最简单的方案），一亩地一年算800斤水稻就行，其他什么合作社也不加入。

除了这些以外，支持我的，多半是我家的亲戚，当然也有亲戚直接反对我，“这个事办不成”“费力不讨好”“自己轻松找个几千块钱的工作”。

另外也有“半支持”我的，也有一家类似于“大家如果都同意，我就同意”，这家其实很勤劳，我亲眼看到在中午2点最热的时候跑到别人家“拼”不要的“红苕母子”（做种用的红苕块茎）挑回家喂猪，农业收入占自己收入的一半，另一半收入是靠当保姆。有的人也特别好说话，坡地随便怎么弄，但是不加入合作社。

老2队家家户户我基本都联系上了，唯有两户，几乎问遍全队人都找不到联系方式，其中一位的一个亲戚说，“有时在城里能碰上”，也没电话。

在第二轮大面积走访交流之后，我认为我的“从坡地着手，构建盈利模式，让村民得益并吸收新村民，扩大规模到水田，建设农业蔬菜基地”这一思路又被宣告破产。

退回起点，有什么做什么

两次大面积走访，两次大范围开会或者一一交流，已经证明了合作社短期内难以实现。我如果还想做成合作社这件事，还想改变一下几千年来未曾真正改变过的农业生产模式，我就只能在想其他办法。最好的办法，大家都知道，就是：你要证明你的方式能挣钱，让我看到我加入后就能挣钱。换句话说，村民是“风险我不要，有利益再来”。

思来想去，我认为我现在能做的，是先成立一个小型的合作社，这个合作社专注于电商，把村庄里的现有资源重新整合，组团上网，就以“小农”为卖点，强调我们生产的产品比较健康，不会使用生长素、瘦肉精一类的东西，甚至可以定制产品，把“小农”精耕细作的方式“加上”互联网。这是个不得以的方案，在科技时代，小农的生产方式也许未必符合科学，这是对现状的妥协结果。

然而这个现状却得到有意愿加入合作社的人的肯定，一位说：做倒手生意才能发财，自己去种能发什么财。一位说：这个好，坡地水田都不涉及，我们也更放心。并且建议说，你赶快找个工作吧，这点事一个周末全干完。

“倒手生意”是必须做了，虽然我依然可以说，只要发展好了，今后还可以转入到我最早的现代化蔬菜基地的道路上去，但也可以说我想建合作社的实践遭受了重大挫折。当然事情还远远不那么简单的有一个句号，在现有基础上成立合作社，依然出现了很有意思的事情。

首先是原先同意加入合作社的人要退出，这样的有几个，一人给出的理由是，“自己老婆还要种地，并且准备捉小猪仔来养了”，一位说：“身份证户口本都在闺女那里，不方便去，就不参加了。”另外还有一位，在重庆江北打工，没时间参加任何合作社章程等的讨论，所以我就只能说等合作社成立了你再加入。

最让我没准备的退出是这样的。我因为在村里来回跑，也就认识了村干部，村干部也知道我在干什么。大约是在5月中旬的时候，村干部告诉我：区农委有两三千万的资金想投入到我们这个村搞合作社，种植柑橘、李子等经济作物，大约在10月份着手。问我又没有兴趣加入。我说当然加入，如果政府能有这么大的投资，我们这个小合作社自然要加入。于是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每个想加入我筹备的这个合作社的人。其中一位，是从一开始以来就比较坚定的支持者，在听说这个消息后，立马说我就不加入你的合作社了，我等等看。

好在有退出的，也有走访电话后新加入的，最后加上我自己和我奶奶，一共7家共8个人准备加入合作社。

在开合作社《章程》讨论会、设立大会的时候，有几个要参加合作社的人表示：合作社还没开始，你写这么多条条来就把我们“套起来”了。我解释道，这是按照合作社示范章程拟定的，其中有一条确实是我自己加的，内容是，“合作社成员没有现金出资，或者以土地收益折合成现金入股的，或者合作社还没有盈余、没有产生公积金等情况下，该合作社成员不承担任何责任。此时的合作社债务、责任由自然人某某承担。”也就是说，只要有任何亏损，都是有我个人承担。在反复多次解释过这一条后，大家还让我单独另写了一张“必须按照这一条执行”的保证书。终于合作社成立大会算是通过了，出资为我一人5万元，其余人都是0元。这不是我不要大家出钱，而是大家处于谨慎都不出钱。也不怪大家，我要搞合作社，大家不能跟着我担风险。《章程》讨论会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那位要丈夫退社、自己要养小猪的妇女来旁听我们开讨论会了，讨论中她突然说道：“你不就是想来当老板嘛”。我听了只觉好笑：这几亩地能挣多少钱你比我清楚，当老板为挣钱，我就真图当这个穷得两年不给自己发工资的老板？把人也看得太简单了。我答道，我说老板不老板的不重要，如果你愿意加入合作社，出的钱多，那我支持你主导所有的事。

拿着通过的章程我去注册，未曾想到的是，就是那一条关于出资和债务方面的条款出了问题。话说这已经是6月份的事了。工商局的同志认为，一，这一条不符合《合作社法》中的社员的权利、义务平等的条款。二，其他人出资额是零，这是不允许的。我说合作社法没有规定一定要出资啊，工商局同志说你这是“骗人”，要骗国家的补贴。我说我可以不要任何补贴。工商局同志又说，系统不能显示零出资这样的情况。于是我又倒回去重新跟大家解释，这些必须要改，但是工商局同志也解释了，只要系统能显示，出1元钱的出资都可以。

我通过电话通知了所有想加入的成员，有人提出要开会，于是我就筹备会议。没想到提出开会的这个人没来，我打电话给他，电话中我说出一元钱都可以，但对方答道，“出5分钱我都不参加了”。对于出资，有人说出少了不像，出了100元。我一个亲戚为表示支持，也出了100元，最少的一个出了1元。

重新修改完《章程》、出资表，在签字完成后，合作社的成立就差注册的最后一些手续了。而时间就已经到了6月下旬的最后一周了。到这里，其实不过还是行进在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之中。

三、结论

仓促的结论是有害的，然而不总结结论却是枉费功夫的。虽难免管中窥豹的弱点，但希望以此能求教于方家，恳请各位老师们不吝赐教。

我不敢论定合作社能不能搞，搞得成搞不成。至少在我这种模式下，合作社事实上遇到了困难。这些困难的原因大概有这些：

1、城乡结合部农村、城中村、近郊不适合搞农业合作社。因为一个简单的“农转非”，就如一块骨头一样，逗得村民东跑西跳，根本无法从心底里重视农业发展。“农转非”就是钱，土地就是“农转非”，种地不种地丝毫不重要。

2、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现在农村人口转移还不够。虽然说，现阶段新闻常常出现人口红利消失的消息，但事实上是农村的劳动力基本能够适应土地对劳动力的需求。人力出现短缺，现代化的机械设备才可能更多地引入农村。农二代们都在城里就业、很多人不会种地，也许从农业生产力提升的角度看，这是一个积极因素。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就如同革命必须在革命时机成熟时才能做一样。

3、农业收入依然是一部分农民的主要生活来源，搞合作社容易形成与其争利的态势。一旦加入合作社，这部分农民的收入可能会锐减。

4、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农业、农村只是养老的一个地方，种菜养鸡养猪，自足而已。

5、部分人内心没有改变村庄乃至自身的愿望，安于现状，缺乏主观能动性。

6、“愚贫弱散私”和也许存在的“懒”。张伯苓先生曾经总结中国人的缺点为“愚贫弱散私”，今日不敢说城里人没有这些缺点，但农村的村民多少还有这几个缺点。愚，知识不足，虽然电视有很大帮助，但目光仍然浅近。贫，资金不足，生产生活都受影响。弱，早出晚归，积劳成疾，难得休息。散，各干各的，无组织，没人关心集体利益，也不会有人去组织农民关注农民自身的利益问题。私，永远打自己的小算盘，在村里的还能互助，有的不在村里的，只要不影响自己的利益，管你们活得穷啊富啊的。为什么说可能存在“懒”，这有一段故事。我搞合作社的事，本村其他队的人也听说了，有人跟我讲，不要在你们那个队搞，到我们队多好，你们那里的人好懒。有人还跟我举例子说，年初国家发放了一些做种用的土豆块茎，希望村民种土豆，结果有村民根本不去领，因为太麻烦了。

对想搞合作社的朋友的建议：

1、多筹备一些钱，搞合作社可能会使人在相当长时期内没有收入，在创业期间，花钱的地方，花钱的数额会轻易地超出预期。

2、有好脾气。有的村民说话有利刃般的效果。比如不止一次，在我在场的情况下，有村民说，我们村哪些哪些人有出息，上了哪哪哪儿的大学，差的学手艺，笨的才种地。各种揶揄人的技巧，村民们都谙熟于心。必须有着“人不知而不愠”的状体，才能化之于无形。

    3、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最好，能相互讨论支持。

4、多和愿意加入合作社的村民交流。也许他们也受到攻击。现在愿意加入我们合作社的人中，一次在客车上就被同村的人问：“你们怎么那么傻哟，要加入合作社”，“是不是有神经病哦”。这还仅仅是说参与合作社的人，还不知道是怎么说我的。因此，合作社内部的交流也很重要，是团结在一起，坚定发展方向的好办法。

后记：

我是重庆人，20岁时求学于天津最好的大学，学的是中文，大学时是乌有之乡的常客，毕业旋即在电视台工作了5年，今年4月辞职回重庆，想创办农业合作社。

我的缺点我比较了解，执行力比较差。现在又是单打独斗，也没个领导设定目标适时鞭策，做事情就更是散漫、拖沓了。所以耗时3月，合作社的注册都未能完成。我必须得直面我的弱点，于是我给自己定了个计划，我要在6月完成所有的注册、总结等等工作，在7月就要争取开张营业了。

6月27日重庆迎来今夏第一个橙色高温预警天气。在这天我在农村老家参加了一个村民的婚礼，在头顶一块帆布的地坝，观了三小时的礼。不曾想28日一起床就开始发高烧，一度至39度8，而且腿莫名地疼得厉害。近十年发烧我都是喝开水解决问题，于是我当天至少喝了2瓶开水，但依然无效。打针吃药后，29日方才逐渐退烧，但鼻炎、咽炎又上来了，说话都难受。大夫解释中暑所致。没想到十年不在重庆过夏天，回来就给我将了一军，似乎是在证明我从身体状态到将精神思想，都与这片土地“水土不服”了。所以，既然合作社受身体情况影响不能在我想的时间内完成注册，那这个小结总应该能做到。如若当中有看了哂嗤难禁的文笔，诸位且尽管笑，若我有可以改正进取之处，还望诸位指点。

搞农业合作社，或者说发展某种程度的农村集体经济，作为一个农村出生的人来讲，有一种天然地亲切感，觉得太有道理了。于是对于我这样一个有点好“钻牛角尖”的（重庆话，琢磨没有意义的问题）人来说，搞合作社实在是舒心活血的一件事。大约从高中开始就明确有这样的冲动了，冲了这么多年终于是冲到牛角尖上了。我参加过职业心理测试，一点没有当领导的潜能，建设一个合作社，我不敢说一定能成事，但我想，“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很多事空谈了多年，都没做，只不过是印证了“知易行难”四字而已。然而那个初中所学的“蜀之鄙有二僧”的故事时刻在心中提醒着我，“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为之，则难者亦易也。”所以作为“蜀之鄙”的小人物，纵然能力有不足，财力亦不雄厚，但合作社的事我一定坚持下去。

这篇东拉西扯的文字，大略叙述了这三月我的工作。成绩没有，问题暴露太多。特别希望方家、老师们能给我一些指导。

2015年6月30日夜 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