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周总理打前站——随中国代表团参加万隆会议忆记

为周总理打前站

——随中国代表团参加万隆会议忆记

                朱 毅

1955年3月2日，我正忙于研究双重国籍问题的材料，廖承志告诉我，晚上周总理召集赴亚非会议的第一批先遣组人员开会，你参加先遣组，任务是协助发动组织华侨爱国人士做好对总理和代表团的安全保卫工作。晚上赶到中南海西花厅开会，到会的除先遣组人员外，领导同志还有章汉夫、廖承志、杨奇清（公安部副部长）。会议先由杨奇清汇报敌情，先遣组组长姚力（总理秘书）汇报前站工作设想，廖承志强调：前站工作安全第一，集中力量确保代表团的安全，特别要确保周总理的安全，责任重大啊！周总理指示说：印尼是我们的友好国家，他们是会议的东道主，我们代表团的安全首先要依靠当地政府、治安机关和军警，要和他们密切联系。其次，还要和印尼人民群众搞好关系，给他们留下良好影响。前站工作由黄镇大使领导，先遣人员要在会期之前一个月出发。临出发之前，章汉夫、廖承志在外交部又召集先遣组人员开会，商谈前站工作的具体部署。3月中旬，北风凛冽，天气尚寒。我们都身着冬装，赶到西郊机场，乘坐设有11个客位的军用机，迎着气浪，颠簸晃荡地飞经武汉加油后，再飞抵广州。第二天，改乘火车到香港。当晚就和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深入研究敌情，传达部里的指示，要他们向港英通报敌情，请其加强对我代表团经港的保卫措施。在香港，我们经仔细考虑，认为美国该不会去炸自己的飞机吧，决定乘坐泛美国际航班。飞机中途在西贡降停时，一群打着国民党旗的人来到舷梯边，迎接和我们同机的于斌主教，像是一场可笑的闹剧。下午4点，飞机抵达新加坡，我们下榻于莱佛士酒店。新加坡媒体记者得悉我们到来，就赶来采访，我们未予接见。他们翻翻登记册，结果却摆了一个大乌龙。报道说，中国派出亚非会议的先遣组，是老成资深的外交人员，年龄有五、六十岁，他们误将我们居住的房号当成年龄，真是可笑之至。

第二天，我们飞抵雅加达。姚力以周总理秘书的身份，先后拜会印度尼西亚警察总监和国家安全局长，请他们注意美蒋特务的暗杀阴谋，保护中国代表团的安全。他们热情接待，并欣然答应将尽力而为。事实上，苏加诺总统非常欢迎周恩来总理亲率代表团来参加亚非会议，并已指示外交部和安全部门务必尽力保护好中国代表团。秉承其旨意，3月间，印尼外交部秘书长阿卜杜加尼就找了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主席、《新报》社长洪渊源，明确表示，为了接待好中国代表团，确保代表团的安全，政府需要侨团总会的合作和帮助。于是，根据印尼政府的授意，雅加达和万隆两地的侨团总会就组成了华侨支援委员会，委员会的负责人由侨团总会的负责人兼任。我们到雅加达的第三天，经大家商量，黄镇大使，先遣组的林兆南和吴济生留在雅加达协助工作，姚力和我及赵仲时总领事、毛欣禹领事等人即奔赴万隆去了解情况并安排部署。万隆是印度尼西亚著名的山城，人口80万，华裔华侨占十分之一。地势较高，海拔千余米，山峦环抱，郊外还有长期沉睡的火山，山顶有直径二十多米的火山口，碗形坑底的泥浆还微微波动，终年冒着热气，散发出淡淡的硫磺味。犹如沉睡的打着呼噜的狮子口。火山口边设有监测站，成为罕见的旅游胜地。万隆气候凉爽宜人，雨水均匀，3、5月间，时常夜间一场雨，将城市洗刷得干干净净，群花争艳，绿树成荫，建筑错落有序，美观别致，呈现出一派和平宁静的景象。在此召开亚非会议，当别有一番深意。鉴于美蒋的罪恶黑手已伸到了印尼，伸进了万隆，我们面临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毫无闲情逸致去观赏秀丽的风光。一到万隆，我们立即同侨总支援委员会的侨领联系。侨总主席是洪戴德，副主席是房延龄、杨朝春、林仁术、关焜及赵文华（女）。他们爱国热情很高，积极主动地协助我们工作。

　　要搞好安全保卫，首先必须熟悉环境，了解情况，在可靠向导的协助下，我们反复巡察周总理以及代表团的住处和会议期间来往活动必经的各条街道周边的详细情况，深入研究万一可能发生突然事件的应对办法。考虑来，考虑去，采取了两方面的部署：一方面是会议期间，代表团在来往路途中及进出会场时的安全保卫。这是敌人可能下手的时机，要特别高度警惕。为此，就得精心编织外围的警戒网，同时还得构筑近卫的防护屏。

所谓外围警戒网，就是发动组织爱国华侨群众，在外围留心观察审视有无可疑对象，注意周边建筑物上那些可被敌人利用隐藏、袭击的窗口、凉台。至于那些对车队危险性较大的位置，需要特别警戒。如发现特别可疑情况，可与就近的印尼军警通报联系。尤其要特别注意的是，当周总理和代表团进出会场时，门口人群涌动，敌人可能混入其间，要对付这一情况，就得构筑近卫的防护屏。会议期间，蜂拥采访的记者多达四、五百人，上下车时刻，大群记者更是前拥后挤。我们就安排数十名华裔华侨记者挤在代表团近前，形成屏障。还请他们在记者中穿插来往，观察有无可疑对象。同时，为了及时地掌握紧急情况，还得安排快速的讯息联络。另一方面是居住时的安全保卫部署。印尼政府要接待28个国家的代表团，当然就得一视同仁的安排住大饭店。考虑到中国代表团的特殊情况，一般代表团成员可住大饭店，但是，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来后，要展开频繁的外交活动，在大饭店活动不开，安全也难保证，必须另外安排妥当的住处。这一信息一传出，好几位有高级别墅的华裔华侨爱国人士都热情地表示，愿意将别墅借给总理使用。经我们同侨领考察、商量，最后选中郭贵盛先生的别墅。它位于市中心区，离会场较近。又是建在一个独立的小高坡上，周围有数十米空间地带，还有围栏，便于警卫。房屋结构新颖，客厅宽敞，餐厅也大，两边各一间有现代化卫生设备的大卧室（夫妇各住一间）。餐厅后面还有室内游泳池，又有为服务人员使用的多间住房，设备齐全。这里很适宜开展外交活动。

　　郭贵盛先生对其别墅能被选中感到不胜荣幸。他是侨生华裔，虽然不会讲中国普通话，但却不忘自己是炎黄子孙，热爱新中国。他拥有12间椰油厂，资产雄厚。为了欢迎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特意将被褥床单等全部更新，郭先生夫妇住到高级饭店去。对他的如此真诚盛情，我们再三表示感谢。为了开展多边外交活动，接待客人较多，客厅、餐厅的沙发、座椅、家具等还需要补充。华侨家具店的老板闻讯，都争着愿予提供，难免发生争执。只好由毛领事出面调解，各家的家具都选用一些，让大家满意。这些家具经总理使用过，他们就将之作为有历史意义的纪念品。餐饮食品的安全也是个重要方面，由侨领派可靠的专人成立食品组，分散采购，认真选择，检查质量，稳妥运送，要保证绝对安全。例如牛奶供应，就找了可靠的奶牛户郭耀都，他答应挑选好奶牛，挤出牛奶，认真化验后，保密运送，避免中途出问题。还有交通车辆的安排，竟然有160多位华侨自报，愿提供自己的车辆供中国代表团使用。他们中有经理、医生、教师等。他们还表示，愿自己驾驶，以保证安全。此外，还安排了翻译人员。（摘自朱毅著：《万隆交响曲》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载自2011-4-14、15、16日印尼《国际日报》

附：新中国杰出外交官朱毅

朱毅，原名朱忠诚，祖籍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1921年9月 27日出生于印度尼西亚西加里曼丹省道房县，为第五代侨生。朱毅1938年3（月）在延安参加革命，193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朱毅长期从事外交和侨务工作，是新中国杰出的外交官。朱毅2010年6月21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朱毅幼年时在坤甸振强学校读书，十岁离家到新加坡启发小学上高小。后在新加坡华侨中学和香港华南中学就读。他勤奋好学，课余常阅读进步书刊，激发爱国热情。“七七事变”，日寇疯狂侵华，他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甚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因而决心投奔革命，参加抗日救亡。1937年底，朱毅与刘兆伦等几位爱国同学，找到中共香港地下党的关系，毅然北上。经武汉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于1938年1月初到咸阳县云阳镇安吴堡中国共产党办的青训班学习（班主任冯文彬，副主任胡乔木）。3月转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先在第五大队（大队长何长工），6月转到第四大队（军事大队）学习。12月中旬毕业后，被分配到八路军115师，在师部宣传队任教员。朱毅在中学时就喜欢音乐，还学过乐理和指挥，他歌喉嘹亮，又敢于即兴演唱，因此在军事大队时，被指派到大队和中队教歌，并担任大队音乐指挥。不久，他创作了第一首歌曲《赴战曲》，这首歌受到著名音乐家郑律成的赞赏，并在延安文艺刊物上发表，成了部队出征时的战歌。在八年抗战期间，他还创作了《祖国之恋》、《灯塔》、《铁匠呼声》、《欢送曲》等十余首抗战歌曲。朱毅以文艺（为）为武器，用激昂的乐曲和雄壮的歌声激励、鼓舞战士和群众，为保家卫国冲锋陷阵。他的《赴战曲》当年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广为传唱，成为激励抗日军民上阵杀敌的战歌。1942年秋，朱毅赴苏北新四军鲁迅艺术工作团（华中鲁艺分院）进修。年底返回115师教导第四旅，正值日寇大扫荡，敌伪顽合击，湖西根据地形势恶化，于是改行参加武工队，后转地区武委会工作。

1943年秋，朱毅参加地委群运工作队，发动群众减租减息，清算，反霸，扩军，任巨西群工队长。1944年秋至1947年，在湖西区华山县、沛县和鲁西区的郓城县任县委民运部长兼县抗联主任。1947年9月调晋冀鲁豫中央局参加整风学习。1948年初参加中央局民运部长聂真领导的冀南土改工作团，到威县搞土改，任赵庄组组长。1948年8月调到刚解放的邯郸市任市区区委书记。1949年3月，调北京中共中央统战部，在统战部培训班任教务科长。

1951年秋，朱毅转任马列学院一分院办公室主任。1952年调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任宣传科长、专员。1956年到中央党校理论教员训练班进修。1960年任中侨委国外司副司长。在周恩来总理1955年赴印尼参加亚非会议和1965年赴印尼出席亚非会议1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在周恩来总理1957年1月、1961年1月访问缅甸期间以及刘少奇主席1963年4～5月访问印尼、缅甸、柬埔寨时，朱毅作为随行人员协助安全保卫工作，亲身经历和见证了万隆会议这一历史时刻。朱毅长期从事外交、侨务、统战工作，深入研究华侨问题和参加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谈判。文化大革命中，朱毅靠边站，挨批斗。1967～1968年，军代表进驻外事部门搞运动，当时印尼、缅甸、印度等国排华形势严峻，反排华斗争非常紧张，急需熟悉业务的领导抓工作，经国务院同意，由朱毅主管中侨委业务工作。1969年中侨委撤销，朱毅下放至江西五七干校，劳动三年半。1972年秋，他调往外交部。1973年初，他被派赴香港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主管外事、侨务、保卫等工作。朱毅广交朋友，为促进中泰、中马的建交做了大量工作。1979年，朱毅到中央党校学习。1980年，出任驻加拿大温哥华总领事。1985年离休。朱毅著有《万隆交响曲》、《忠诚战歌》等书。朱毅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不渝的坚持革命理想和信念，对祖国和人民无限忠诚，一切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他光明磊落，襟怀坦荡，工作勤奋，尽职尽责，廉洁奉公，艰苦朴素，诚恳待人，作风正派。朱毅离休后，仍然十分关心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衷心拥护党中央的领导，对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充满信心。他离休后继续发挥余热，为促进中国对外友好关系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朱毅是中国杰出的外交官，是广大归侨干部的楷模；他献身祖国和社会的崇高精神和光荣事迹，让西加人引以为荣。 黄新聪

（原载于2011-4-13、14日印尼《国际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