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义取利应是新的时代价值观——批判董藩

奉义取利应是新的时代价值观　　

——批判董藩领衔的拜金主义思潮　　

相晓冬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北师大的这一校训在围绕“师范”的字眼而强调学术和行为的同时，却忽视了“心术”的启蒙、培养和锤炼。　　

并且，这一校训在对教师给予“高标准、严要求”的同时，也反过来压制了大众草根阶层的精神——凭什么只有人之师，才有资格成为世之范？看着董藩，我们的很多草根百姓都有信心登上北师大的博士课堂了！　　

这个不仅是“人之师”而且也作为“师之师”的董教授正在用以“没4000万身价别说是我学生”的言行正在挑战着北师大的校训这一屹立在校门口的“贞节牌坊”——　　

他不仅在头颅上摘下了“师道”的道德高帽，而且也从身体上脱下了“师范”的裤衩，在我们的面前向着金钱设置的跑道开始了他一丝不挂的疯狂裸奔。　　

合法致富不应成为道德底线　　

对于社会管理方式而言，不仅有以德治国，也有依法治国，德与法是一个内和外的辩证关系——道德是人的内在约束，而法律则是外在约束。　　

也就是说，法律只能约束人的行为，而道德才是人心中固有的第一道防火墙——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法的力量，而见义勇为、见恶不为则是道德力量。　　

但遗憾的是，董藩教授的论调表明，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将道德降格到不违法的地步了，“只要不违法，就是合乎道德的”，这在本质上是道德的沦落，即道德从心中沦落到了地上而遭到了践踏，这标志着贪欲的洪流已经冲垮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堤坝！　　

几十年的市场经济大潮使得“在商言商”成为一种主流思维，而正是这种思维割裂了商场与整个社会的关系，使得商业活动脱离了道义的约束，以至于那些在商场大发不义之财的暴发户们只要转身走到捐款箱前就可以将自己打扮成衣冠楚楚的慈善家。　　

如今这一思想也已经延伸到了董藩教授和北师大的课堂上，看看董教授说的——“房产课堂上讨论的就是投资、收益、经济增长、财富增值等，不讨论人生价值、道德等。”　　

看到了吗？我们终于知道，原来在董教授的课堂上是只讲赚钱而不讲道德的；我们终于知道，董教授的课堂原来是个缺德的课堂！我们不知道的是，在北师大的其他课堂上，是否也一样不讲道德？北师大还有多少讲道德的教授？　　

以才生财不能以利益为导向　　

在这个市场经济和信息社会经纬交织的时代，整个人类的精神生产也被卷入社会分工和交换的规则之中，作为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们的才华也终于可以成为一种生产要素了。　　

与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那种供过于求的命运不同，如今的知识分子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除了作为“帝王家”的政府这样的客户之外，还有数量更多的“资本家”和“企业家”。　　

所以我们看到，一大群知识分子纷纷开始以向这些财大气粗的客户服务为业了，客户服务模式的进步性在于，它使得“才可生财”从理想变成了现实，不仅可以换回柴米油盐，而且还能发家致富了。　　

于是，一大群知识分子的模样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终于开始一改孔乙己当年的穷酸气，而和那些乍富起来就挺凶凹肚的暴发户们那样，变得雄赳赳气昂昂了。　　

客户服务模式的逻辑是，要找到有钱有势的大主顾，就得让人看得起，所以，这类知识分子就开始追逐起那些让人看得起的物件来——诸如高学历、职称和证件、名师名校的背景、海外留学以及就职跨国公司的从业资历、各式各样的头衔，甚至连豪宅名车和服装等等都成了用以显摆和抬高自己地位的道具。　　

当然，我们的董藩教授技高一筹，采取了博人眼球的方式，因为那样可以自己扬名立万，只要能赢得客户的欢心和认可，他才不在乎这些穷老百姓的骂声呢，因为老百姓不是他的主子，不能决定他的利益。　　

但这种以客户为导向的“卖才”模式则是将利益作为了主导方向，只要挣钱不违法，道义、责任和良知都可以抛至脑后，这种以才生财的模式在本质上是以利益为导向的商品交换思维，是把人的才能这种精神生产力当成物质商品来出卖了，他们忘记了自己的才能却可以形成比资本更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智本。　　

这种思维只能造成一种结果，那就是本应该肩负道义责任的知识分子相继迷失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而沦为资本的奴婢，他们一个个在酒足饭饱大放厥词之后，摸着自己鼓鼓的钱包，却还以为自己是个冲在风口浪尖的弄潮儿。　　

理财要口袋和脑袋兼顾　　

事实上，除了这种以客户为导向的盈利模式之外，知识分子要以智取利还有另外的模式，那就是奉义成名，再以名取利。　　

在智富五行图中，智可以直接取来利，诸如策划咨询培训讲课的这些模式就是例证，但除此之外，还可以间接取利，如以智成名，再以名取利。但这个过程，必须要奉义，如果背叛道义，就会得到不义之名，进而影响长期利益。　　

之所以强调名，是因为我们把企业界盛行的品牌理论运用到了个人身上，即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品牌的，都可以有名，而名不是一般的利，它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可以变成有形资产，即名能生利。　　

名如果要生利，最长久和持续的就是好名声，坏名声反而会失利。此时，义的作用就显示出来——有义才会有好名声，不义就会有恶名；好名才有大利，恶名必然不利。　　

就董藩教授而言，我们运用智富五行图对他进行诊断的结论是五行缺义——因为缺义，作为博导的董藩纵然有智，也是不义之智；纵然有名，也是不义之名；纵然有利，但多是不义之财。当然，董藩教授是名副其实的——有不义之实，便有了不义之名。　　

以此我们可以预言，董藩教授的财富命运不容乐观，早晚要败在这个“义”上，按照五行图的原理，不义必会不利，缺德必然无得。　　

董藩们不知道的是，理财不能只顾口袋而不顾脑袋，不能只理物质财富而不理精神财富——口袋里装的只是资本，是物质财富；而脑袋里装的却是更有价值的智本，是精神财富。精神可以变成物质，丧失精神早晚也会丧失物质。　　

如果董藩教授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那就应该尽早收回那句看不起乞丐的财大气粗之语，赶快去向义丐徐超这个义的富翁乞讨，乞求他施舍一点义气，否则，董藩将可能步其先祖董卓之后尘，命运堪虞。　　

以智取利应当尊奉道义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在舌战群儒的时候曾经将儒分为君子之儒和小人之儒，这一认识就是以“义”为标尺将知识分子一分为二的。　　

尽管义的精神在不同的时代都有其不同的内涵，但其“大我和无我”这种反对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精神实质却是不变的，事实上，我们常说的无私正是一种“大我”精神，就是义，而在信息时代，有义才能获得公众的认可，从而得到名和利，义可以取来利，这说明“大我”终于可以“达我”了。　　

这个“义”字是马克思主义的魂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魂魄，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魂魄，更是中国共产党的魂魄，如果不是心怀天下大义和民族大义，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根本不可能赢得民心，也根本不可能赢得胜利，更不可能有现在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可以说，中国革命本身正是以义取利的典范，这里的利是胜利之利。　　

纵观整个人类历史，义与利的矛盾长期困扰着广大民众和思想界的往圣先贤，孔子那句穿越时空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以及孟子的“舍生取义”尽管勾画了中国历代先哲们傲立世俗的伟岸孤影，但在世俗社会中，义的精神却一直没有赢得市场，以至于人类不得不听任唯利是图的思想意识长期支配起市民社会。　　

更有甚者，西方经济学甚至将其更名为“经济人假设”并将其奉为圭臬，如今又以普世价值将这种唯利是图思想意识包裹成糖衣炮弹而输入中国社会，于是我们看到，利字当头成了整个社会的主流思维，它不仅支配了广大的草根百姓，而且也支配了以董藩教授为代表的广大知识分子。　　

但这些唯利是图的人所不知道的是，在市场经济和信息社会经纬交织的时代背景下，义已经反过来战胜了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义和利的矛盾之间出现了第三者，即名，也就是被企业界和营销界津津乐道的品牌价值，而名则可以反过来约束利。　　

这样，在名的帮助下，义终于可以俘虏利了——有义才有好名声，好名声才会产生大利益；而不义则会产生坏名声，坏名声则会剥夺利，这便是以义取利的内在逻辑。　　

名之所以能够产生利，是因为名是一种更大的利，它是由人的思想、智慧、精神和美德所创造的，是脑力劳动和精神生产为自己创造的无形资产，名能生利恰恰是精神变物质的具体形式，其内在的逻辑则是精神先赚来人心，而人心再变成市场，也就是说，只有用精神赚来消费者的脑袋，才能进而赚到消费者的口袋。　　

懂得了这一道理，我们的知识分子应该把利字当头变成义字当先，将义的旗帜插在心头，在自己的生产生活中时刻奉义而行，用义的精神来驾驭自己的名利，不行不义之事、不赚不义之财，不谋不义之名，把厚黑学那种不义之智的小聪明变成为义而谋的大智慧。　　

大义才能名利双收，缺德就会一无所得。一旦人们认识到“义为利之本”，见利忘义就自动变成了亏本买卖，而这也正是义战胜和俘虏了利，是义在人们的精神世界收复失地，是义重新夺回市场，而那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格言也遭到彻底颠覆——　　

心怀天下才能达，独善其身总受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