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另类贫困

荆棘豹

《环球视野》 2010年4月13日第287期

摘自2009年第12期《民情》

    近几年来，我国城市中出现一个来源广泛、构成复杂、人数可观的社会群体——城市低收入群体。他们生活窘迫，在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方面，在社会与政治生活方面，都面临着严重的困境。

    日子紧巴巴的下岗职工

    河西区小海地居住区的秀峰里小区，是天津市低收入群体主要聚居区，这里居民共有2200多户，大都是低收入家庭，其中843人没有工作，78人残疾，80来户享受低保。

    乔洪杰，今年49岁，是一名下岗失业人员，原是天津市棉纺二厂的职工，妻子马淑萍49岁，是天津市棉纺四厂的职工，现在夫妻双下岗。乔洪杰平时在天津财经大学澡堂子做清洁工，一个月收入360元；儿子在超市一个月能赚900元。妻子90年代失业时不到40岁，当时拿了4900元就被厂里“一脚踢”了，现有病不能工作。

    乔洪杰一家三口挤在20多平方米的破房子里，厨房当成20多岁儿子的卧室，两平方米的凉台成了灶台。民政部门每月给他458元住房补贴。家里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具，唯—一台旧空调还是工友送的，年久失修，漏水不能用。如今，全家主要靠双方的哥哥、姐姐帮衬一点，不然生活过不下去。他说：“像我这样还有收入的，比起吃低保的困难户还要好一些。”

    今年50岁的张顺起，在天津市自行车厂安置办工作，每天和下岗职工打交道。据他介绍，厂子没有效益，工人们都没有医保，拿着看病的条子到厂里来也没法报销，所以工人下岗后什么都没有。

    华延友原来在天津市河西区同乐食品厂干装卸工，1994年因工伤损伤了颈椎。由于当时厂里怕出工伤会影响全厂的奖金，于是厂里没有报工伤，而是把他送到了医院治疗，后来厂里拿不出钱，他只能回家养病。企业改制时，厂里给他补偿了7000元就不再管了，现在他什么保障都没有。由于颈椎的伤势严重，他已经失去了劳动能力。全家就靠着妻子开间小理发店，一个月1000多元的收入勉强度日。

天津市有17万户居民的人均收入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靠吃低保来维持生计。2009年天津市的最低生活保障为430元

棚户区里的低收入家庭

    上海交通社区内的一大片棚户区，大部分是两三层的居民楼，已有40多年的历史，十分破旧，屋檐用石棉瓦搭建，上面压着砖头瓦块。住户门前或巷道里搭建了大量的违章建筑。如果发生火灾，消防车注定是进不来的。而与社区一路之隔的是“城上城”高档社区，高耸的楼房十分鲜亮。高楼大厦下，棚户区显得格外低矮、难堪。

    范浩然的家住在一楼，十分潮湿，有一股明显的霉味。36摄氏度的高温，天气闷热，而他的家里只有一台电风扇在转动。卧室里有一张大床，是范浩然睡的。床的旁边，两张凳子撑起一块小小的木板，这就是他妈妈的“床”。范浩然说，冬天妈妈和他就挤在大床上。屋子里唯一显得较新的就是一副拐杖和一架轮椅。在饭桌上，摆着三个盘子，这是妈妈在打工的公司里捎回来吃的饭菜。

    范浩然今年22岁，8岁时父亲去世。2006年他患上了强直性脊柱炎，需要人工置换髋关节，家里拿不出钱给他治病。结果他在床上躺了近3年。去年，在上海市民帮扶资金会出资8万元的帮扶下，范浩然成功做了手术，服务中心还补助了1万元用于营养补贴，现在他已经能站起来了。

    妈妈李继梅说，现在家庭收入有三方面，一是每个月 1000元的退休金，二是政府补助给范浩然的520元重残无业补贴，三是她在上海贝尔公司做清洁工，一个月有1000元工资，合计2500多元。而家里每月的生活开销主要有四方面，一是500元的租房费，二是500元的药费，三是100多元的电、水、煤气费，四是800元左右的饭费。算下来，收入和支出差不多，攒不下什么钱。

    李继梅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住房。这里听说快要拆迁了，他们就没有地方可去了。“尽管房子是差的，但如果换地方，房租就没有这么便宜！这样的话，吃饭都难了！”

截至2009年7月，上海市闸北区享受低保的人口有2．6万多人，占全区72万户籍人口的3.6％。低保边缘户的人数是低保户总数的3倍，有各种低收入人群，经济条件都非常差。

艰难讨生活的外来务工人员

    温州市劳动保障局职业介绍指导服务中心的一楼大厅，熙熙攘攘，外来务工人员三五成群，或坐或站，一边闲聊一边等待雇主。

    王伟来自湖北省荆州市，今年40岁，在荆州市的一家棉纺厂工作了十几年，1994年时企业不景气被辞退，下岗后一直靠做零活和做小生意为生。一个月前，他只身来到温州。

    温州的大公司很少，多是家庭式的作坊和小厂，每个企业基本都要求员工工作十几个小时，工厂环境差，住宿条件也差，一个大房间里住一二十人，最小的房间也有八个人，房间里就是光板床，褥子、凉席都要自带，连电风扇都没有。王伟也曾经问过企业是否能提供医保、社保等，但面试的企业除了告知工作时间、住宿、加班等，对保障基本闭口不谈。

    王伟说，本来他还怀着找个好工作的想法，结果一个月内都没有找到活，只做了两次零工，给学校和移动基站刷油漆，总共干了四天，给了300元工钱。现在一天的生活费也要三四十元，他从家里带来的一点钱花得也差不多了。

    “现在我想找个哪怕差点的、但时间能长点的工作，咬牙也做了。”王伟说，“快要到秋天了，我心里很着急，今年过年前如果赚了钱就回去，赚得少就干脆在这里过年。”

    王伟说，在温州这边他患过一次感冒，但是大医院太贵根本看不起，他只能去旁边的小诊所买药，总共花了32元。这周围的小诊所很多，都是打工的人去看病。

    温州市外来务工人员有327万人，在温州各类用工单位中，农民工占到了80％－90％，其中中小企业的一线员工几乎都是外来农民工。

    企业用工管理不规范，劳动时间长，工作环境差。用人单位平均用工时间长达10个小时，重活、脏活、难活、险活大都是农民工承揽，少数单位根本没有安全保护措施，对农民工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目前在温州享受劳动保障的外来务工人员所占比例很低，最多有30％的工人享受社会保障。

贫病交加的平民百姓

    调查发现，老百姓反映最多的就是“怕得病”，一旦得大病就会出现中等收入的平民一夜之间变成穷人、家庭困难的贫民立即沦为赤贫的情况。病痛正在一步步地蚕食老百姓的收入，扩大了社会底部的贫困阶层。

    在上海市著名的产业工人聚居区蕃瓜弄社区，低保户潘文龙患有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肾脏积水等多种疾病，丧失了劳动能力只能靠吃低保过活，妻子2000年患肝硬化去世。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学的儿子为了维持生活，课余只好在学校图书馆打工，暑假里还在旁边的“不夜城”公司每天接四小时的电话，而贷款交纳的学费至今还没有着落。

    上海市闸北区芷江西路街道交通社区是一大片棚户区，居住的2200多户有177户在吃低保，居委会民政干部侍道芳说，现在社区内的主要问题就是看病，“困难人群不能生病，一旦有病，生活马上会陷入困境。”

    在民营经济最活跃的温州市，用人单位不给农民工提供医疗保障已成为公开的潜规则。曹韶华在温州已经呆了九年，他说，在工作中来自政府的保障和保护很少，工人在这里打工生病厂都是自费，小病去小诊所看，大病就回家了，有的出了工伤也拿不到足额补偿。

    怕得病的不仅仅是低收入群体和农民工。陈凤敏是上海市杨浦烟草糖酒有限公司的普通职工，从住房面积和家具摆设能看出这个家庭曾经的幸福。她说，2006年做的肝移植手术仅手术费就25万元，加上住院、买药等，共花了30万元。由于肝移植不纳入医保，巨额医药费中只有前期住院的几千元能报销，后期肝移植的所有费用均自费。移植成功后，每个月还要吃3000多元的药物才能保证不出现排异反应。家里现在每个月都入不敷出，只能靠亲戚帮忙。

    这些苦苦挣扎在社会底层低收入人群，多么希望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实实在在地分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