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王彬彬教授两篇文章有感
文章围绕王彬彬教授对‘十七年文学’和《东方》的批评展开,反思研究生面试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探讨学术与意识形态的交织,引发对文学评价标准的思考。
最近王彬彬因为抓“小偷”更出名了。我乍看王教授大名就觉得眼熟。网上一查,记起来了,近两年学习过王教授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南方周末》2008年11月的《“获奖作品能被记住的很少”》(
http://www.infzm.com/content/19527)。王教授在这篇评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文章中说,“《东方》这部小说,恐怕许多圈内人士都想不起来了。现当代文学专业考研究生时,如果出一道填空题,让考生填上《东方》的作者,恐怕没几人能答对。”还有一篇是2009年12月《文学报》上《关于“十七年文学”的评价问题》(http://www.chinanews.com.cn/cul/news/2009/12-04/2000519.shtml,在《北京文学》2010年第2期上题为《关于“当代文学”的评价问题》)。王教授对近来“十七年文学”这个“烂苹果”受人追捧甚为痛心。更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是“最近几年的研究生面试中,常有学生表示喜爱‘十七年文学’”。联系上这两篇文章,今年的事也容易理解了。我们不能说一个“新左派”受到批评,就是因为派别之争,我们甚至不能说,一个“自由派”批评“新左派”就是因为派别之争,但当“新左派”被一个在研究生面试时都对“异动”高度警惕的“自由派”楸住不放时,我们能说这只是学术之争吗?原来人家不是在学术界抓小偷的治安警察,而是特别高等警察课的干活。我记得以前看少年儿童出版社《世界五千年》,里面说日本特高课就是是喊着“抓小偷”把“共党”小林多喜二抓住的。
不过,派别之争也没什么,大家把话说明了,争就争吧。我还回过来说说读上述两篇文章的感想。两篇文章都对“十七年文学”(《东方》当然是延着“十七年”那一脉的)表不屑与反感,这也没什么,反感的人多了。除此之外,两篇文章还有一个共同点——都虚虚实实地拿“研究生面试”说事。
《关于“十七年文学”的评价问题》说:“一位女生说自己喜爱《三家巷》,而喜欢的理由,则是小说‘写了乞巧节’。我问她如何看待《敌与友》这一章中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发表后在三家巷引起的震动,她摇摇头,说是‘没有印象’。我呆呆地看了她半天,在心里一声叹息。套用毛泽东评《红楼梦》的话,《敌与友》这一章,可谓是《三家巷》全书的纲。《三家巷》是以小说的方式图解《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以文学的方式强调‘阶级情’应该重于‘骨肉情’,‘阶级情’应该战胜‘骨肉情’。”
很明显,主动把文学与“主义”联系起来的是王教授而不是那位女生。这说明王教授自己就认为文学与“主义”、学术与“主义”密不可分。若是这位女生回答看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并对“阶级情”重于“骨肉情”表示认同,她就被一票否决了。而这位女生现在却是“为艺术而艺术”,王教授就会在以后注意教育她讲究“政治正确”。不讲政治不行、讲错政治当然也不行,这就是教文学的自由派王教授面试研究生的标准。
两篇文章,一篇说“现当代文学专业考研究生时,如果出一道填空题,让考生填上《东方》的作者,恐怕没几人能答对”,一篇又说“最近几年的研究生面试中,常有学生表示喜爱‘十七年文学’”。这是两种矛盾的情况。王教授在自打嘴巴吗?细看后,我们发现,原来后一篇讲的是已经发生过的情况,但在评《东方》时,王教授用的是“如果”。所以,王教授对他不乐见的作品的态度是,学生确实表示过欣赏的,王教授会竭力论证其荒谬,驳倒这些学生;没有问过人家的,他就会代学生作出他希望看见的判断,还拿这种虚拟的判断作为文章的论据。看来要作王教授的研究生不仅是面试费劲,面试后要做学问也费劲,不仅要符合教授标准的“政治正确”,“实然”和“应然”还搅成一锅粥,另外还要时不时“被论据”。苦啊。
最后我说一个论据,可信度应该不比王教授的“如果”低。我有一次和一位正在读博士的本科时同学说起王教授对《东方》的评价。我说我大一时就知道《东方》了。我那同学——这同学不是左派,是信佛的——甚为惊诧,说我怎么这么晚知道,他初中语文课上就知道《东方》了。所幸,我们都无缘考王教授的研究生。
http://www.infzm.com/content/19527)。王教授在这篇评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文章中说,“《东方》这部小说,恐怕许多圈内人士都想不起来了。现当代文学专业考研究生时,如果出一道填空题,让考生填上《东方》的作者,恐怕没几人能答对。”还有一篇是2009年12月《文学报》上《关于“十七年文学”的评价问题》(http://www.chinanews.com.cn/cul/news/2009/12-04/2000519.shtml,在《北京文学》2010年第2期上题为《关于“当代文学”的评价问题》)。王教授对近来“十七年文学”这个“烂苹果”受人追捧甚为痛心。更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是“最近几年的研究生面试中,常有学生表示喜爱‘十七年文学’”。联系上这两篇文章,今年的事也容易理解了。我们不能说一个“新左派”受到批评,就是因为派别之争,我们甚至不能说,一个“自由派”批评“新左派”就是因为派别之争,但当“新左派”被一个在研究生面试时都对“异动”高度警惕的“自由派”楸住不放时,我们能说这只是学术之争吗?原来人家不是在学术界抓小偷的治安警察,而是特别高等警察课的干活。我记得以前看少年儿童出版社《世界五千年》,里面说日本特高课就是是喊着“抓小偷”把“共党”小林多喜二抓住的。
不过,派别之争也没什么,大家把话说明了,争就争吧。我还回过来说说读上述两篇文章的感想。两篇文章都对“十七年文学”(《东方》当然是延着“十七年”那一脉的)表不屑与反感,这也没什么,反感的人多了。除此之外,两篇文章还有一个共同点——都虚虚实实地拿“研究生面试”说事。
《关于“十七年文学”的评价问题》说:“一位女生说自己喜爱《三家巷》,而喜欢的理由,则是小说‘写了乞巧节’。我问她如何看待《敌与友》这一章中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发表后在三家巷引起的震动,她摇摇头,说是‘没有印象’。我呆呆地看了她半天,在心里一声叹息。套用毛泽东评《红楼梦》的话,《敌与友》这一章,可谓是《三家巷》全书的纲。《三家巷》是以小说的方式图解《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以文学的方式强调‘阶级情’应该重于‘骨肉情’,‘阶级情’应该战胜‘骨肉情’。”
很明显,主动把文学与“主义”联系起来的是王教授而不是那位女生。这说明王教授自己就认为文学与“主义”、学术与“主义”密不可分。若是这位女生回答看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并对“阶级情”重于“骨肉情”表示认同,她就被一票否决了。而这位女生现在却是“为艺术而艺术”,王教授就会在以后注意教育她讲究“政治正确”。不讲政治不行、讲错政治当然也不行,这就是教文学的自由派王教授面试研究生的标准。
两篇文章,一篇说“现当代文学专业考研究生时,如果出一道填空题,让考生填上《东方》的作者,恐怕没几人能答对”,一篇又说“最近几年的研究生面试中,常有学生表示喜爱‘十七年文学’”。这是两种矛盾的情况。王教授在自打嘴巴吗?细看后,我们发现,原来后一篇讲的是已经发生过的情况,但在评《东方》时,王教授用的是“如果”。所以,王教授对他不乐见的作品的态度是,学生确实表示过欣赏的,王教授会竭力论证其荒谬,驳倒这些学生;没有问过人家的,他就会代学生作出他希望看见的判断,还拿这种虚拟的判断作为文章的论据。看来要作王教授的研究生不仅是面试费劲,面试后要做学问也费劲,不仅要符合教授标准的“政治正确”,“实然”和“应然”还搅成一锅粥,另外还要时不时“被论据”。苦啊。
最后我说一个论据,可信度应该不比王教授的“如果”低。我有一次和一位正在读博士的本科时同学说起王教授对《东方》的评价。我说我大一时就知道《东方》了。我那同学——这同学不是左派,是信佛的——甚为惊诧,说我怎么这么晚知道,他初中语文课上就知道《东方》了。所幸,我们都无缘考王教授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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