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老子与诸子百家略谈

伟大老子与诸子百家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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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者　　

（一）　　

《庄子·天下》云：“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曰：‘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　　

“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薰（xūn）然慈仁，谓之君子。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    　　

“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jìn）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又云：“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奚谷]（xī）；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独取后，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实，已独取虚，无藏也故有余；岿然而有余。其行身也，徐而不费，无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独曲全，曰苟免于咎。以深为根，以约为纪，曰坚则毁矣，锐则挫矣。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可谓至极。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它说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文明的进步、自然经济和古代社会解体的“天下大乱”，古朴的自然道德之学也随之解体，诸子百家之学，不过是他们各自根据自己的社会实践，取其一、二，而在之上所作的文章而已，他们只是些“一曲之士”，而独有老子才得其真传。  　　

老子的学说是：“致虚极，守静笃……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道德经·第十六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道德经·第五十七章》）以及“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第三十七章》）。即关于“虚无静”与“实有动”对立统一的学说。　　

孔子、孟子行“礼义”。但孔子却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又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又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而以老子的“无为之治”装潢粉饰其谬，说他所尊崇的古“圣”帝王舜就是采取老子所主张的“无为之治”，所以那时“天下有道”。在《礼记》和《孔子家语》等中，多记有他对老子思想的援引而不鲜，并曾求学于老子，有载：“孔子谓南宫敬叔曰：‘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与敬叔俱至周，问礼于老聃……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者送人以言，吾虽不能富贵而窃仁者之号，请送子以言乎？凡当今之士，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讥议人者也；博辩宏远而危其身者，好发人之恶者也。’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鲁，道弥尊矣，远方弟子之进，盖三千焉。”（《孔子家语·观周》）　　

墨子的治国家，平天下之道，犹出自老子的“天之道”之辙。他认为天子、诸侯治理天下、国家必须以“天”为法，以天意为归。他说：“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墨子·法仪》）“然则奚（xī）以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同上）其所不同之处在于老子认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道德经·第五章》）“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则损之，不足则补之。”（《道德经·第七十七章》）而墨子却认为“天”是“仁”的，“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墨子·法仪》）　　

孙子、吴子善兵战。孙子说：“兵者，诡道也。”（《孙子·计篇》）又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同上）《孙子》十三篇基本上是对老子学说在兵战上的推演、展开、应用和发展。　　

荀子所主张的“虚壹而静”的认识论，实际上就是吸收老子的“持虚守静”学说，加以改造而成的。所不同，荀子是在承认有“藏”，有“两”，有“动”的前提下，主张“虚壹而静”（《荀子·解蔽》）。　　

  商鞅、韩非子倡刑法。其所谓的“术”、“刑名”等，实际上是取自黄（帝）老（子），以黄老哲学为其立论的基础。所以司马迁把韩非子传归于老子传之下。韩非子说：“道者，万物之始，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故虚静以待令……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sōng）惧乎下……虚静无事，以暗见疵……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韩非子·主道》）“圣人之道，去智与巧，智巧不去，难以为常。”（《韩非子·扬权》）在《韩非子》中，老子之言到处可见。他的《解老》是他对老子《道德经》的解释。他的《喻老》是他借用史实和典故对老子《道德经》的意义和思想的比喻和阐发。他的《主道》是他对老子虚静无为哲学在政治上的应用。　　

司马迁称：“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者……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本于黄老。”“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hé）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清〕朱一新则直截了当地说：“老氏书所赅者广，名、法、墨、庄、列、兵，莫不本之。”（《无邪堂答问》）　　

由此可见，老子的学说对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学说的影响是巨大的，可以说是其首和源。而老子所言：“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道德经·第三十八章》）失礼而后法，失法而后兵。却正确而深刻地分析、总结和预言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之说的产生和发展的根由和历史。而其“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同上），不仅明确地与儒划清了界限，也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儒的批判鄙视态度！　　

（二）　　

司马迁在其《史记》中，评说诸子百家的治理天下之道各自的利弊时，援引其父司马谈之文而云：“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则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地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阴阳家的可取之处是“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而其弊病在于“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儒家的可取之处是“列君臣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而其弊病在于“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墨者也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cí）不翦（jiǎn），采椽（chuán）不刮。食土簋（guǐ），啜（chuò）土刑，粝（lì）（梁）之食，藜藿（huò）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qiú）。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墨家的可取之处是“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而其弊病在于“俭而难遵”，让统治者难以遵从，“是以其事不可遍循”。“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法家的可取之处是其规正君臣上下之分别，明名分职责之不可改，其弊病在于“严而少恩”。“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常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为合。故曰：‘圣人不朽〔巧〕，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君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款）（kuǎn），（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又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道家的可取之处者众多，但撮其要是“其实易行”，其弊病在于“其辞难知”。如果能用其道，“何事不成”！若能“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又遵道者之“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那么就会“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其中没有论及柳家——柳下跖，这既是其阶级的偏见，也是其胆怯不敢。当然，没有陈涉、吴广大泽乡“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举干而起的灭秦，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汉天下。陈涉、吴广就是两个类似于柳子的人物。而当时汉高祖刘邦就是陈涉、吴广的一个追随者。然时代不同了，开始刘邦没做皇帝之前信柳子而“溺儒冠”，而当做了皇帝之后则赶忙拿太牢去祀孔子，最终被孔子搞垮了事！天下又开始了新的一个轮回。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历史上的历代开国皇帝，无不得益于柳子而诽谤于柳子，却孝敬于孔子而毁溃于孔子者，都是一些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知恩不报、恩将仇报，认贼作父的忘本叛逆之辈！这种轮回何时了！　　

对于奴隶主封建主独裁专制的奴隶主封建主皇权和官僚奴隶主地主阶级来说，不仅喜欢法家的“规正君臣上下之分别，明名分职责”、“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也喜欢儒家的“列君臣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但并不喜欢法家的“不别亲疏，不殊贵贱”，而更喜欢儒家的“子为父隐，父为子隐”、“谄上”、“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亲亲”、“任人唯亲”、“贵贵”、“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等等，而毫无疑问其对墨家的“兼爱”、“尚贤”、“非攻”、“尚同”、节用”、“节葬”、“非命”等会持坚决地否定态度。　　

可是，对于今天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之社会主义来说，恰恰与其相反：不但“君”要统统打倒，官老爷也一个不要！而讲究的是“人人平等”，反对“人压迫人，人剥削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不但儒的“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其弊病，儒的“列君臣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则更是其大害！其首先的历史任务就是彻底打倒并彻底清除这个历史祸害和垃圾！　　

而被独裁专制的奴隶主封建主皇权官僚和奴隶主地主阶级所深恶痛绝的柳子之“耕而食，织而衣，无相害之心”、“以均分，不贪所得为仁”、墨子之“兼爱”、“尚贤”、“非攻”、“尚同”、节用”、“节葬”、“非命”以及老子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等等，则必将获得充分的肯定。　　

若能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因阴阳之大顺，采柳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又遵道者之“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那么就更会“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而“何事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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