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所想到的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所想到的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距今已经一百周年了，它最伟大的历史意义就在于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皇朝——清朝，把中国的历史由封建专制引入了共和宪政时代；然而，它仅仅只是引入，而非稳固地扎根于中国的政治土壤，所以，“中华民国”从某一意义上来说，也只是一种历史进步的符号，这一点，不说别的，光从袁世凯的复辟称帝就能说明问题。鲁迅先生在1920年8月写过一篇小说，叫做《风波》，里面有这么几段描述：“七斤慢慢地抬起头来，叹一口气说，‘皇帝坐了龙庭了。’　　
  七斤嫂呆了一刻，忽而恍然大悟的道，‘这可好了，这不是又要皇恩大赦了么！’”，“伊（指七斤嫂，草民注）透过乌桕叶，看见又矮又胖的赵七爷正从独木桥上走来，而且穿着宝蓝色竹布的长衫。　　
  赵七爷是邻村茂源酒店的主人，又是这三十里方圆以内的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因为有学问，所以又有些遗老的臭味。他有十多本金圣叹批评的《三国志》，时常坐着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他不但能说出五虎将姓名，甚而至于还知道黄忠表字汉升和马超表字孟起。革命以后，他便将辫子盘在顶上，像道士一般；常常叹息说，倘若赵子龙在世，天下便不会乱到这地步了。七斤嫂眼睛好，早望见今天的赵七爷已经不是道士，却变成光滑头皮，乌黑发顶；伊便知道这一定是皇帝坐了龙庭，而且一定须有辫子，而且七斤一定是非常危险。因为赵七爷的这件竹布长衫，轻易是不常穿的，三年以来，只穿过两次：一次是和他呕气的麻子阿四病了的时候，一次是曾经砸烂他酒店的鲁大爷死了的时候；现在是第三次了，这一定又是于他有　　

庆，于他的仇家有殃了。”，“‘皇帝坐了龙庭了。’七斤说。　　

  七斤嫂看着七爷的脸，竭力陪笑道，‘皇帝已经坐了龙庭，几时皇恩大赦呢？’　　

  ‘皇恩大赦？——大赦是慢慢的总要大赦罢。’七爷说到这里，声色忽然严厉起来，‘但是你家七斤的辫子呢，辫子？这倒是要紧的事。你们知道：长毛时候，　　

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七斤和他的女人没有读过书，不很懂得这古典的奥妙，但觉得有学问的七爷这么说，事情自然非常重大，无可挽回，便仿佛受了死刑宣告似的，耳朵里嗡的一声，再也说不出一句话。”，“赵七爷本来是笑着旁观的；但自从八一嫂说了‘衙门里的大老爷没有告示’这话以后，却有些生气了。这时他已经绕出桌旁，接着说，‘恨棒打人’，算什么呢。大兵是就要到的。你可知道，这回保驾的是张大帅，张大帅就是燕人张翼德的后代，他一支丈八蛇矛，就有万夫不当之勇，谁能抵挡他，’他两手同时捏起空拳，仿佛握着无形的蛇矛模样，向八一嫂抢进几步道，‘你能抵挡他么！’　　
  八一嫂正气得抱着孩子发抖，忽然见赵七爷满脸油汗，瞪着眼，准对伊冲过来，便十分害怕，不敢说完话，回身走了。赵七爷也跟着走去，众人一面怪八一嫂多事，一面让开路，几个剪过辫子重新留起的便赶快躲在人丛后面，怕他看见。赵七爷也不细心察访，通过人丛，忽然转入乌桕树后，说道‘你能抵挡他么！’跨上独木桥，扬长去了。”——看看，这就是经过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农村和农民。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农民是淳朴勤劳善良的，却又是落后愚昧无知的，受封建传统意识的影响最深，苦难也最深。这绝不是胡说八道，而恰恰是深刻反思的结论，观今天之现实，我们又当以何来否认于此呢？辛亥革命根本就与农民无关，一场革命风暴的成功，将农民们带入了中华民国，而袁世凯的复辟帝制，又将农民们赶回了封建时代。所以，农民们不知道辛亥革命的伟大所在，也不知道袁世凯称帝的历史倒退意味着什么，似乎一切均与他们毫无关系。当然，彻底成功的革命，也是潜伏着复辟之危险的，这是另话，暂放一边。当孙中山先生意识到工农大众的重要性时，中国共产党已经诞生了。　　

独具慧眼的农民的儿子毛泽东，从革命的实践中，一步步清清楚楚地认识到了农村和农民对于中国革命的极为重要性。“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进行一场更伟大的彻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发动农村广大的受苦难最深重的农民，投入到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中来，胜利是不能想象的；旧中国不是沙俄，只有让农民阶级成为工人阶级的强有力的同盟军，并以农村为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方能最终推倒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而且，要真正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也唯有如此，而别无它途。一直标榜自己是孙中山先生忠实信徒的蒋介石，于1927年彻底背叛了革命，把孙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告诫抛到了九霄云外，竟然挥起屠刀当起了屠夫，杀害了无数的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在中国实施了法西斯暴政，这对曾经是革命党的国民党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伤害，最终国民党也沦落成了反革命反人民的祸国殃民的“蒋家独裁党”。蒋介石的背叛革命，可以说，毫不逊色于袁世凯的复辟帝制，都是对历史的极大反动，对人民的极大犯罪。　　

辛亥革命也从另一个侧面告诉世人，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不可能在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中国有很大的作为，换言之，根本就不可能拯救被列强肆意凌辱的中华民族，以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绝大多数中国人。中华民国从诞生之日始就是一个发育不良的“新生儿”，其时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仍留于宫中，仍有着一批遗老遗少紧随在他的周围团团打转。因此，辛亥革命的胜利并非完全彻底的胜利，袁世凯这个慈禧太后曾经的红人，从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总统，再到中华民国终身总统，即为明证。但孙中山先生毕竟是明智果敢的革命先行者，他终于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与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第一次合作。草民引述两段网上某作者一篇文章里的话：“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晚年在中国共产党人和第三国际的帮助下，于新旧民主革命转变时期重新寻找革命途径所作出的重大决策。历史已经证明:三大革命政策，是一个统一的、相互联系的整体，正因为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确立了这三大革命政策，所以才建立了三民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统一战线，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54页。】。如果没有这三大革命政策，根本谈不上国共两党的联合战线。　　

尽管台湾、港澳和国外的一些学者或闭口不提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或对三大政策的科学概念提出种种非难，但三大革命政策作为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重要体现，作为他晚年思想飞跃的主要标志，却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有其丰富的内涵。我国的史学工作者，以往对三大革命政策的研究，多侧重于它的形成、它与新三民主义的关系，以及这些政策对中国近代革命的深远影响与作用等方面，本文试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所包含的具体内容作些探讨，以证明毛泽东关于‘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这一论断的正确性【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61页。】，在此基础上澄清港台及国外某些学者否认或非难三大革命政策的奇谈怪论。”是啊，革命之路犹如人生之路，不可能是笔直平坦的大道，孙中山先生在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革命道路之后，终于找到了使革命继续向前的正确方向，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大力相助下，改组国民党，开办黄埔军校，也曾挥师东征讨逆，并决意北伐，以图打倒军阀，统一中国，为民族为国民建功立业。可惜，天不佑吾华，也不佑孙中山先生，1925年3月12日，59岁的孙中山先生病逝于北京。他在遗嘱中主张：“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并谆谆告诫他的同志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孙中山作为一代伟人，彪炳千古。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力相助之下，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取得了胜利，但是，这由国共合作带来的胜利冲昏了蒋介石的头脑，也同时迷糊了中共首脑的心灵，没有意识到国民党毕竟是非马列主义的政党，蒋介石非马列主义者，只是一个手握军权的国民党实力派人物。后来发生的事实，正如《东方红》解说词里所说的：“工农兵奋勇前进，大革命汹涌澎湃。　　　　

突然间，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指使下背叛了革命，大屠杀开始了。　　　　

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使党和人民遭到敌人突然袭击的时候，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大革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鲜血染红了黄埔滩头，珠江堤畔，大江两岸，一直到黄河上下，长城内外。”　　

血的教训是极其惨痛的，也只有这极其惨痛的血的教训，才能唤醒坚定的革命者的革命警惕性，才能如大浪淘沙一般，更加纯洁革命的队伍，拿出应对反动派用武力剿灭的最好办法来。“人民是杀不绝的，革命是扑不灭的，共产党人是吓不倒的！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听，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了第一声春雷；看，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点起了最亮的火炬，建立起第一支人民军队，创造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武装起义的风暴震动了长江南北。”（引自《东方红》解说词）如果说，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打碎了国民党的革命，并镇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那么反过来，毛泽东则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深刻地教育了共产党人，最有力地回应了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至今，中国历史上国共两党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尽，谁胜谁负的话题无需再提，然而，往前看，却仍然疑窦重重，不甘心失败的失败者，往往是只牢记着几十年的政治，而不顾及几千年中华传统文化的；小小的台湾岛上，“中华民国”依旧在，台独势力活动猖獗，美国也像一支强心剂悬吊在台岛的上空，试问，这世界上真有一厢情愿可以了结的事情么？所以，重提蒋介石当初对孙中山革命大业的彻底背叛，重提蒋介石从指挥北伐军取胜的总司令到代表“三座大山”利益的独夫民贼身份的转换，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在中国的改开年代，有人指出了“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抄袭了蒋介石的，这简直显得荒唐透顶，就算“为人民服务”是蒋介石首先提出的，那我们倒应该问一问，蒋介石“为人民服务”了吗？历史是一面镜子，不，应该是一部记录长片，它完整地摄录了一个个大人物生平的所作所为。就拿中共的林彪来说吧，他“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最终阴谋败露，猖狂登机出逃，摔死在异域沙漠，自绝于党和人民，也自毁了一生。平心而论，林彪对中国革命是有过大贡献的开国功臣，至于他晚节不保，不满足于身居一人之下、七亿人之上，搞阴谋篡党夺权活动，这不仅是他个人的罪行与悲哀，也是中共的教训与劫难。而蒋介石呢，比林彪大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口口声声把“先总理”挂在口头边的人，“先总理”去世还不满一年半，就举起屠刀砍向了曾经全力助他取得北伐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人，并且还把进步的革命的工农群众也杀了，使中国人永远地记住了他的一句鲜血淋漓的名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他以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学生自居，墙上高挂孙中山的画像，嘴上常称孙中山为“国父”，甚至于在他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无数次地提到了“先总理”的“三民主义”，但恰恰就是在他的骨子里，早已没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影子了，所谓的“联俄（苏俄）”也变成了他制（中）共的手段，“联共”变成了“剿匪”灭共，“扶助农工”变成了欺压、剥削和残害农工；而孙中山先生关于“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也没有一天实行过。就是这样，蒋介石一贯地我行我素，一再满口地用“三民主义”蒙骗着他的同志们，和稀里糊涂的满腔正统观念的国人们。　　

当日寇入侵中国，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蒋介石首先所想到的并不是如何抵抗入侵者，而是提出了祸国殃民的“攘外必先安内”反动“国策”，严令张学良所部二十余万东北军将士不准抵抗，并调入关内驻扎在陕西，又令张学良继续他蒋介石的“剿匪大业”，与工农红军开战。幸好，国仇家恨集于一身的张学良忍无可忍，联合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兵谏蒋介石，并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相助下，妥善处理了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同意了抗日。但狗改不了吃屎，八年抗战，蒋介石跟中共及其军队搞了八年的摩擦，最能够说明问题的当属国民党反动派杀戮了7000多名英勇抗日杀敌的新四军军部的指战员；中共领袖人物之一的周恩来为此而愤然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并发布在《新华日报》上，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肆意破坏抗战，使亲者痛仇者快的无耻野蛮的罪恶勾当。自称自诩为“中国抗战领袖”的蒋介石，到底为拯救中华民族作出过多大的贡献？对此，规劝那些鼓吹“国军”是抗战主力的高士们，不妨去峨眉山麓探寻一遍，去当年的陪都重庆走访一番，借以知道抗战烽火连天的当年，蒋介石们在那里把最主要的精力放在了什么上面。蒋介石已经在当年对不起炎黄祖宗了，作为今天的炎黄子孙，就不能再对不起炎黄祖宗了。　　

观蒋介石之一生，不能不使我们痛苦地意识到，革命之成果在革命的领袖人物谢世以后，就随时面临着得而复失的危险。假设孙中山先生晚死二十年，蒋介石就有可能做“林彪”了，不讲信义而擅长于玩弄权术的本性，决定了他绝不会甘心久居于一人之下，只是他时运极佳，“先总理”过早地仙逝了，其他的一些国民党要人在政治上又玩不过他，况且蒋又军权在握，这些蒋介石的得天独厚之处，成为了他日后掌控国民党，在中国实行法西斯式独裁专政统治所必备的条件。当然，历史既不能够假设，也不能够改变曾经，所以，蒋介石从他背叛真正的三民主义那一刻起，就实现了本质意义上的复辟，与袁世凯所不同者，只是蒋介石他没有称帝而已。孙中山要打倒、割除的，孙中山在世时已经或正在打倒、割除了的，蒋介石几乎全盘地恢复了；否则，怎么会出现工农革命武装割据的局面？怎么会出现美国出枪炮，蒋介石出人大打内战的局面？又怎么会出现中华民国成为历史的结果呢？　　

复辟倒退是毫无出路的，这是历史给出的真理性的结论。　　

历史是一部无所不包的综合剧，而复辟的闹剧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时常上演的，只是时间与形式的不同罢了。苏联时期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完全否定斯大林，戈尔巴乔夫的亲手亡党亡国，是一种复辟倒退的形式，颇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味道；中华民国时期的蒋介石，则更比他们来得阴险狡诈，他并没有公然反对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依旧尊孙中山先生为“国父”，并以此为旗帜（或曰“拉大旗作虎皮”），欺世盗名，笼络人心，，借以继续维持他的反动独裁统治。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历史有它的起点，终点还在遥远复遥远的宇宙彼岸；或许，它是没有终点的。但有一条是十分明确的，那便是历史终究是要向前发展的。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名噪一时的“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终究也没有逃脱这一历史的规律。　　

                                2011.04.12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