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三十年

 ——————摘自自传体小说《望月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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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逝死后二年，他念完了小学，记忆中是那么自由欢快。农村在集体生产分配的组织之下，儿时除了假日里帮父母做点家务，拾点柴火，弄点猪草。每日和村里的伙伴们，举着红旗上学下学，嘻戏玩耍。那时读书根本花不了多少钱，虽然他家三四个孩子上学，父母根本没什么担心。父母农忙时，出工挣工分，农闲时，父亲带着徒弟外出做手艺，母亲领着他们一大堆儿女，在家中或自留地里干这干那，平静而亲和，愉快而充实。那时的孩子没有现在的沉重书包，没有永无休止的毫无意义的各式小考大考，更没有老师强卖给学生的，能撑死猪的课外作业与测试卷。晚上，常常一家人围着父亲听故事，《三国》，《西游记》，《水浒》，《聊斋》。。。已是很详熟了。记忆中最多的是歌声，上学唱，下学唱，课间还要唱。学校的操场上到处都是童年欢快的影子。

      此后，在不断变革的教育混乱中，他读完了四年的初，高中。虽然七七年已恢复高考，但是从80年后开始，应届毕业生，再也没有多大的希望走进大学的殿堂。零星的几个有幸考上大学的，也是复读了几年的老生。课本与考试标准，一学年三改革。原本支教下乡的优秀教师，已陆续回城完毕。几年前，学校里还有几位清华，北大，等大牌学校毕业来校的老师，教出了一大批优秀学生上大学。那时他们学校好像是全地区拨尖，省内有名。他进入这乡镇完中后，学校已是聚然的衰变了。

       当时那些已在乡间十几二十年，久未闻过书墨香的右派们解放回来了，担任了主课老师，许多简单的字，他们可以一节课内读三四种音，作五六种解释。记得有一位高中的语文老师，鲁迅笔下的“华老栓”的“栓”，一会儿念“全”，一会儿念“闩”，历史老师“莫高窟”念“莫高屈”等等，弄得他很多字拼命查字典核对确认。更不用说文言文的释义了，教得他们脑袋一锅粥。好在他文史功底好些，干跪不听老师们胡侃了，自已埋头读罢。

      这些杨眉吐气的先生们，傲慢而自以为是，穿着乡镇裁缝裁制的，皱巴巴的粗纤维西服。那个“莫高屈”历史老师更是显摆，干跪抄袭我们儿时系红领巾的方式，打了一条红色的领结。上课时，一边唾沫粉飞，一边不停地整一整那散开来不太听话的领结。四十五分钟的课，有三十分钟，讲他们从乡间地头带来的黄段子，绘声绘色。也就是那个历史老师，讲隋炀帝时，用了一，二节课，主讲和补讲了隋炀帝创造了世界最大的床，可以睡八十个女人。还证据确确地求证隋炀帝有心理疾病，需要大群的女人，用抖颤的肉体安抚才能睡着，-要不，他就在成片成排的女人肉体上打滚。如此亲历回忆般地陶醉，眉飞色舞。或者一遍一遍重复着他们荣耀与苦难的过往细节，弄得课堂，像小学时贫下中农的诉苦会一样。或者发泄他们长年压抑的对共产党的仇恨与愤慨。现在污骂毛泽东的很多，但他最初听到的就是这一批老师们。或者讥讽挖苦他们自以为无知和下等的工农兵。那个“华老全”的语文老师，无数次地学着看守过他的民兵，唱“雪花来个吹，北风来个飘”，轻蔑解释：那种人“吹”和“飘”都不会理解词性，使用词义。有一个政治老师，讲物质运动时，用教室门口的槐树作比，说：看起来这树是静止的，其实是运动的，因为地球是运动的。据说这个比喻与树的叶子一样，年年不变地生发，不知讲了多少年了，丝毫不曾变过。

        除了这一批的翻身“精英”外，学校里其他的老师，大多是前几年，从小学或初中，考入县师范的毕业生，二三年的教龄，年纪也与他们高中的大同学相仿。可怜的几个大专师范生教师，整天仪容精修不凡，正是青春旺盛期，四游猎伴。他们那时的语录是：是龙就上天，是蛇就下地，书是自已读的，老师只是一个引导。加之那时大专生可分事业单位，有能耐没能耐的，都花费全力全时去争雄，最低愿望也起码是要进城。这也难怪，那时分在乡下的大学生，找个有工作的老婆也难。他们不想与父辈们一样，找个“没粮”的种地户口，乡下女。少有几个兢兢业业，五六十年代从业的好老师，也已是力不从心了。

      自上高中后，他没见过那个老师还像初中时期的老师一样，认真地修改过他们的作业。几乎所有的老师只是象征性地，抽查几本讲一讲。犹如三四流的工厂抽验产品，也算是一种质量监控吧。要不就是让同学们交换查看，课堂之上成了相互揶讽揪错的调笑场了。学校的门口，到是开了一溜的小商品店和小吃店。好些老师带着老婆家人，校内上课，校外经商。老师说：北京的大学教授也在卖烧饼。

      乡村的教育，由是而开始了她的恶梦！此后，一年不如一年，到如今，不要说大学生，乡下高中毕业的学子也是凤毛麟角了。

       初中时，他是乡初级中学全年级的尖子。当时很多学校已开始了初中三年的学制。他们的乡初级学校，据说是没有这个师资与能力，只能依旧保持二年制。他和他的百十几个同学，以二年学制的学习应试，总算有四十多人，硬是考入了县片区完中的高中部。进入高中后，那种差距就明显出来了，首先是英语，他们那一批二年制的学生从未涉及过，二十六个字母也大多不全识。厚厚的高中英语代用课本，拿到手中是那么的沉重无奈，与那三年制，已开设了二年英语的学生一起，他们上课犹如做梦。有一天，他们二年制的忍不住了，不知是谁首先敲桌子，然后大家一起敲了起来，以示搞议。不得已，老师答应他们从头学起，二个星期内，补完他们没有学过的前期课本。但那效果可想而知了。考试时，他们面对选择题答对框，只有丢硬币决断了。数学本来是他的强项，但由于未学初三才有的解析几何及其他，便和全部理科类一落到底。特别是物理力学，没有解折几何的基础知识，像隔了一组墙一样，硬是一知半解。同样，老师无奈下，又用一个星期，给他们补讲了有关的课程，弄得似懂非懂。只有文科类，他们那一批从同一个学校来的学生，齐聚前列。这要感谢初中时，他们山乡中学的那批好老师。高二时，学校针对这种情况，也随着潮流分设了文理科，他自然而然地进了文科班。那时，高考的标准年年不同。英语，数学在文科考试中，取录分数的所占比例也年年不同。从参考或百分之三十开始，轮到他们考试时已是百分之百计算了。二年时光，就这样在反反复复的教育调整中过了，如别人抓在手中的风鸢，牵牵扯扯中他们就毕业了。    

     而他，是以全校应届毕业生，高考第一名的成绩走出校园的。学校一洗原来的荣光，他那一届高考，第一次全军覆灭。印像中，好像只有一位同学降分后录取，那也是他们班上的老“范生”，好像是七五，七六的高中生，复读了六，七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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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的浪潮已是风起云涌。82年他高中毕业时，农村早已是分田到户了。原先队里的农具家什，耕牛种子已吵吵闹闹地分完。原本的农业机械，大小拖拉机已支解锈成了一堆。村水电站除了拿不动的，全不知不觉没了，排灌站的水管，电房的铜铁件全都被人卖了钱。就连村里的仓库，几个夜晚，就被偷窃得地板楼梁不见了。生产队的大晒地，原本是村庄的最大公共场地，等于今日城里的广场，也被割裂成了乌龟斑状，成了各家的势力范围。

     他家分到的是几个破萝筐，四分之一的犁（四家合用），五分之一的耙（五家合用），还有一条腿的牛（四家合用），老牛已很老了，庞大的身躯蹒跚务工于几家的田地，没休没止，而拥有它的几家人，相互间又委虚照料，不到一年就一脚跪在了水田里，再也无力起身，然后是扒皮食肉，彻头彻尾地奉献了。几十年了，他犹难忘却的是，老牛背上的那一大块积年的伤疤，和常常泪流的硕大眼脸。

     他家人多，三代同堂，分了六亩多地，零碎地分布村庄各处远近，耕种时需要南征北战。父亲年事已高，加之身体已一年一年衰弱，兄弟姐妹大多还在读书，劳力少。自那一条脚的耕牛没了后，父亲除教养几个孩子读书外（那时学费已年年翻番），竟无力再买回农家必有的一条牛。全靠父母儿女前呼后拥地人力拉犁耕作，家乡土语叫“打木牛”。生活与劳作，似乎一夜间又回到了五千年前的原始蛮荒。当时，这样的“打木牛”的人家不只他们一家，农耕时节，到处都是，大人小孩齐上阵，一样地前拉后扯。按那时的说法，叫：调动一切积极性！稻收时，原来的集体的水轮或电力大型脱谷机，早已在划分土地时同时支解了。人们又抬出了古老的，直径足二米的大木桶（家乡特有的用于稻谷脱粒用的一种工具，操作时，人手紧握成匝的稻禾敲向木桶边壁，谷粒便落入桶中，是繁重的原始体力活），嗨呀呀地，嘣嘣响地敲打起来。还有的更为原始，干脆用一木架，支起一块大青石，在铺着垫子的地上，嗨呀呵地手工敲打脱粒。田间地头着实热闹非凡。过后几年才有人仿制一种小型的脚踏式的脱谷机。镇上一名铁匠改行，靠制作这种简单的机械，成了当时最荣耀的万元户。

      高考后，暑假农忙一过，他的同学很多都开始了返校复读，以求来年的机会。60年代的高中毕业生，除了推荐上大学的，很多是事业企业招工脱农的。那时的厂矿企业多，很多是三线厂，江西又是三线厂最多的地方。三线厂在那时是最好的单位，虽然现在已大多潦倒，男的流浪，女的甚至站街。他们毕业时，事业企业单位，已是全面实行儿女顶班的世袭制，停止了面向社会的招工，工农严格分化，更不用说事业单位了。商品粮犹如美国白人，农民成了自已土地上的黑人。他记得还是在初中时，班上的几位同学就顶替上班了，回校来给他们发喜糖：“老子总算不要考了，同学们努力吧，将来考个中专大专，也能吃商品粮有工作，我们只是先走了一步”。还有一位，数理化考试经常全归零的同学，杨眉吐气地对老师说：“我平时成绩不好，对不起老师了，现在不用献丑挨骂被人瞧不起了。明天我也是老师了，只不过跟我父亲一样教个小学”。高考，乡村的学子唯一能跳龙门，出农门的，就是这一条路了。穿皮鞋还是穿草鞋，在此一举！很多人家倾力供养，一年不行，二年，二年不上，三年四年接着读。一旦考上，如登天梯，喜酒罗鼓，结彩挂旗，官民同庆，亲朋添贺。现代科举，同样如歌如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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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分田到户后，农村加深了生产资料及组织的所谓改革，恢复了国民党时期的村乡制。一些本是地主成分的乡民，也要回了原有的，在49年后土改，被划分他人的房产和部分田地（称为老业主），但大部分还是经乡民按原来集体所有，讨论后重新分配了。各生产队的山场，虽然几十年后的今天，已是杂草灌木丛生，没了一颗树。但那时还有大片的，满山遍野的油茶林，松林，杉林和原始竹木。除了以乡，村名义与林业部门联营合营外，其余全部分到了私人，并发放了有关的林业证。再后来，林木伐光秃了，乡，村领导作主，不知以什么价格全又卖给了林场，林业证也就有名无实了。

     那一两年，乡民们开始了放开膊子的劳作，田间的耕作自然是一如既往，只是大人小孩齐上阵，没了大集体时的机器声 。忙完了田间地头，便不自主地转移到山上，碗口粗以上的林木，基本上寿终伐尽。大的做圆木，小的做棍子，枝杈当柴火。每日里，车轮滚滚，人口齐集，大人小孩，只要是能动手的便不闲着，再小的孩子也能替大人们看护一下拖板车。每家的门前房后，堆满了从自家山场砍伐回来的松杉竹木。乡民们自家的砍完了，就偷伐林场的。有一个下乡干部，在其中一个乡镇府门口的公路边，点数人力板车，从早上五点到九点，竟首尾相接地过去了八九千辆，真可谓浩浩荡荡。那个干部无不感慨地对人说：“那种规模，比淮海战役还惊心动魄。”

      后来，林业部门也放开了，原始的，五六十年代植树育林的，整山整坡地砍伐。满山都是砍伐队。公路，山道，田间，旷地，村庄，木材到处堆满了。砍伐后的山场，各林场因有的要重新育林，放火烧山，各个山头烈焰四起，空气中整天整夜地弥漫着大火冲起的草木灰屑和呛人的烟味。甚至有的林场，由于配额指标不够，借着火势焚烧采育林，以便不失时机地砍伐，而且还能报损肥已。许多江浙一带的老板涌进了山里，从县城到各乡村，一下子热闹非凡。当地有的人，也从砍伐，拉皮条当掮客，转而专营林木经商。

     因为没有现在银行的方便汇兑，所有的老板提着大量的现金，辗转散发于山山沟沟。从简易的公路，一车一车的林木，被运往县城的火车站及四面八方。多少年了，人们从来没见过如此多的钞票，一叠叠，一匝匝，散着诱人的墨香味。因为面值最大的是十元一张，很多老板用大旅行袋，或麻袋来装钱，有的老板甚至还雇了保剽。

        山乡的交叉路口，乡镇的小街，及至县城的中心与城效，特别是小火车站一带，旅店饭馆节鳞比次，一家连一家。大多数是简陋的木板搭建的房子。烟薰火燎，弥散着辣辣的油烟味。男男女女在门前拉请叫喊，呼应着来来往往的客人。砍伐队，运输队，拉车的，装卸队，卖的，买的，拉皮条当掮客的，三五成群，喝三呦四，仿佛一夜间，人们把自家的厨房搬到了街上，也仿佛一认夜间，人们再也不为那一口饭而计较了。

      他们村不一样，由于二十几户人家，原本是旧时商人汇集而居的小街村，大都脱离了原本的宗族大家庭，失去了宗族向来拥有的，49年后又称着集体所有制的山场。少有几家，因宗族内还有亲近的族人，也分到了一些山林，但大多数是稀疏败坏的，很远而无力采伐的。除了分到几块原先集体拥有的零星的油茶林外，他们村也就无缘沐浴这场新的春风。今天，那成片的油茶林早已不见了，由于划分后，各户无力管理与维护，要么被偷伐，要么被藤蔓荆棘杀死了。集体时，生产队每年冬天农闲时，组结劳动力整修养护茶林，各户每年能分个百十来斤的，香酥扑鼻的茶油，基本上富而有余。现在已是稀罕之物了，已涨到三十多元每斤。乡民们只好购买进口的棕榈油，种一点油菜来补充，这是后话。

       他们村的人们，只能偷伐或捡拾附近林场的林木，偷偷地零星地卖给一些私人。好在县镇和许多村民这几年不知是富了还是跟风，放开了建房，需求量惊人。因为他们偷伐或捡拾来的林木，要比林场或集体砍伐的便宜很多，很是畅销。那时钢筋水泥的房子还是很少的，几乎全是传统的砖木建筑。他们一个村，半夜里十几二十辆胶轮板车，车头挂着马灯，没有车的就肩扛人拉，一路浩浩荡荡，送卖到几十里地外的村镇里。他们自嘲这是《车轮滚滚》（当时电影名）。清晨回来，大家也喜气洋洋，花花的钞票揣在兜里，手里提着顺便从镇子上换回来的一大长条猪肉，很是自得与满足。

      那时，还没有大规模的出外打工，乡民们唯一的，最好最直接的经济收入，也就是偷伐林木的一条生路了。一家人的全年开销，全指望山上越来越少的几根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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