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歌颂与暴/露”之类

文学、艺术的“歌颂”与“暴/露”是一个重要问题，是一个我们必须与之面对的问题。
新的历史趋势赋予它新的内容和要求，在文学艺术思维和创作实践之中，要正确认识，解决“歌颂”和“暴/露”关系。对于进一步繁荣文学、艺术至关重要。
作为对人类社会生活发挥重要影响的一种精神创造活动，任何年代、任何社会制度下的文学艺、术家家都要承担“歌颂”和“暴/露”这两种功能。
文学、艺术本身而言就是赞成或反对的斗争，漠不关心的是没有的且不可能的。
“歌颂”和“暴/露”是互为表里的、缺一不可，古今中外一言以蔽之。
一切危害/人民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一切为民斗争的必须“歌颂”。这是一个有责任文学、艺术家的要求。
马克思认为，依次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各种社会制度，都有其存在历史依据。并以产生、发展、消亡的阶段出现。在其上升和发展阶段，都产生与之相适应的一些以“歌颂”为主的有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以外的社会制度，有一个共性：少数剥削，多数统治、压迫。
因此既便是在其上升、发展的阶段，那些站在被剥/削者的立场或流露出对他们同情的文学、艺术家。总要通过自己的精神创作表示对时代、社会的不满。
随着剥削制度走向没落、腐朽，文学、艺术“暴/露”功能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以“暴/露”形式为主越来越成为进步文学、艺术的主流。不管文学、艺术家的主观意识与否，但这些作品客观上会起到鞭笞、阻碍社会/弊端的作用。
引起人们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激发人们产生改变现实的思想和行动，因而这也就具有一定的人类社会历史进步意义。
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学、艺术来说，情况就有所不同。社会主义实质是无剥削。
新生的、美好的事物在生活中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就整体而言，以“歌颂”为主、以写“光明”为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根本性质带给文学、艺术的必然历史变化。
那种不管任何时代的文学、艺术家对本时代不满的观点，认为文学、艺术的“歌颂”与“暴/露”是平分秋色、不分轻重的看法，一言以蔽之，无疑是过去的时代的看法。
当然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只有欢乐、光明，没我痛苦、阴影。黑格尔在《小逻辑》言“在纯粹光明中就像在纯粹黑暗中一样，看不清什么东西”，任何社会盖莫如此。
作为这个时代的你我。作为唯物主义时代的忠实者，理应比其它主义者，更知道善于运用文学、艺术来揭露、鞭笞一些陈腐、落后的社会/垢病。
从而为我们的社会前进廓清道路。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对现实社会中的垢病，进行“暴/露”，《在东莞》、《新文学档案》、
《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杜拉拉升职记》；｛让子弹飞｝等一些以批判、“暴/露”为特性的文学、艺术作品出现。
此些作品的出现是必然的，绝大多数文学、艺术家创作这些作品。是出于对社会、人民的责任感，出于对伦理道德尊崇、革/命斗争的热情。
此些作品总体来说，是有益的，对人类社会产生了积极肯定的作用。
但此些作品的集中涌现，是一种暂时的，特殊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现象。
这些短暂的插曲和回流，都不能改变总体上的光明，这从唯物论的发展观原理中不难分析出。
我们在肯定此些作品的社会意识形态意义和社会作用同时，却不能忘记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主要任务和功能，既“一切人民/斗争必歌颂”。
进而言之，如果此些以“暴/露”为特性的作品长期地作为社会主义文学、艺术领域的主流，那么我们的文学、艺术就不能很好地反映我们这个全新社会面貌。也就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同时挫伤了正在为社会主义篷勃建设者的奋斗精神。
就文学、艺术家本身而言，如果他们具有了社会主义的责任感，不论是“歌颂”也好，“暴/露”也罢。那么他的作品就能对人类社会产生肯定积极的作用。
反之，如果立场不正确，感情颇激，以至于一些居心不安者借文学、艺术之手进行鼓吹、反/动。
那么不论在“歌颂”、的旗号下搞什么“国泰民安、民心所向”也好。还是以“暴/露”的名义下搞什么
“苛/政/腐/官、民/不聊/生”也罢，都是以贩卖文学、艺术为“阵地”的破坏者。
也有一些文学、艺术家，主观臆愿上确实本着“于国于民”的真切愿望，他的作品中的确流露出愤世嫉俗的味道。
但由于缺乏科学思想理论。他们对社会生活中某些不不合理的现象的抨击、批判，往往以不科学甚至反/科学的态度，采取“以错/反错、以毒攻毒”的做法。
与此同时，在反对特殊化、官僚/主义等的不正之风，也就有意无意中宣扬了个人主义、形而上学主义等错误的思想、形为。
这也要求我们运用唯物辨证法矛盾的观点看问题，在歌颂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波澜壮阔”，新时代的创造者同时，并不是意味着回避“暴/露”矛盾、斗争。
“绝对冲突论”、“无冲突论”的文学、艺术是毫无用的，是毫无意义的，只能添乱或麻木社会。从而陷入了一种片面，割裂了“歌颂”与“暴/露”。
一言以蔽之，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学、艺术家，得具唯物主义的科学逻辑思维。一定要看清全局、主流、前途。做一个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创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