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条诫命”的最新成果

“十条诫命”的最新成果

鉴明

2004年2月22日，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文章《新激进分子》，专题报道了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年轻的、不安定的另类正在打破既有的程式和规则寻求着自我的个性解放。”此文作者汉娜•比奇女士答记者问时说：“这是全体编辑商议的结果。《时代》关注中国新一代的年轻人，对这些年轻人身上发生的变化很感兴趣。”
《时代》周刊的这种“关注”是一贯的。
今年1月，它刊登的专题文章《中国：一个新王朝的开始》，尽管没有述及中国年轻一代，但正如1月18日国际先驱导报独家专访标题所示，“《时代》推出‘中国世纪’的背后”，中国青年恰正是它“关注”的一个焦点，这种“关注”又正是它对“中国：一个新王朝”的寄望所在。《时代》北京分社社长艾西门在接受专访时特别强调：“中美关系在变化，中国对美国的态度变化也很大，1999年美国袭击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中国人感到愤怒，感到美国对中国不公平。现在，中国发展很快，中美很平等，中国年轻人也很自信，他们不恨美国，这是一个委很大的变化。”
艾西门在这里，不仅表达了《时代》的关注所在，而且庆幸其成效的喜悦溢于言表。
这是理所当然，势所必然的。因为，谁都不会否认：青年人是人类的未来，是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未来。谁拥有青年，谁就拥有未来。有什么样的青年一代，就有什么样的未来。因此，教育和培养青年一代，影响和争夺青年一代，也就从来是一个根本性的课题。
担任过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在其所著《动荡的十年》一书中揭露，“‘冷战’思想家和组织者之一，后来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长艾伦•杜勒斯”，在1945年时就说过：“我们要把共产主义精神连根拔除，将其民族精神庸俗化并加以消灭。这样一来，我们将使他们一代不如一代，使这种列宁信仰烟消云散。我们将从争夺青少年下手，始终要在青年身上下工夫，对他们进行腐蚀、分化、瓦解。我们要在他们当中培养出间谍，世界主义者。我们将为此而努力。”
唯其如此吧，20世纪5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付中国的“十条诫命”，其前三条就是专门对付中国青年一代的：
“1、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
2、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布。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3、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他们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传统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见2000年10期《中流》月刊载曹晋杰著《一份发人深省的教材》一文）
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在这些方面还是不惜代价，不择手段，无休无止，无所不用其极。但是，毛泽东在世时，美国这种无耻伎俩和邪恶图谋，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和中国青年的铜墙铁壁面前，屡撞屡碎。在其预言共产主义将在20世纪灭亡的《大失败》一书中，布热津斯基也无可奈何地哀叹：“虽然美国在20世纪已成为最强大的世界大国，美国的生活方式也散发出无与伦比的巨大魅力，但人们却普遍而不公正地认为，美国在进行一场防御性的阻击战，企图徒劳无益地阻挡不可避免的历史潮流。正是由于共产主义传播到中欧和中国，才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政治的格局。共产主义成为知识界议论的主要话题，并似乎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吉兆。”
剧变正是发生在毛泽东去世后这三十年。
我们都亲眼目睹，上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诫命”，不仅是美国人在那里全力以赴，而且竟已成了中国方方面面的一些有权有势的人物的行事准则。这此中国人的所作所为，较之美国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更是发挥了美国人难以具有的作用，其为害之大之烈，难以想象。
凌志军在2003年初推出的《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一书，原意是为此类中国人树碑立传，却在不经意间记录下了他们的所作所为造成的罪恶后果。书中写道，在1992年以后，在中国，“一个最深沉的变化已经发生，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主义’的力量已无法继续主宰他们的精神世界，起而代之的是‘一夜暴富的梦想’。”“人的发财欲望和想象力、公款和银行里的钱就像自家的、欺骗、轻信、操纵媒体、追赶风潮、制度与道德全都没有约束力、法律也无可奈何……，凡此种种，在整个90年代都有代表性。”“新消费主义的潮流已经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已经出现颠倒过来的迹象。”
更有甚者，“过去十三年里中国发生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一代新人长大了，他们的眼睛里面完全没有过去，只有未来。”“他们是没有历史的一代，与过去八十年间的一切都没有关系。”“年轻人的确不喜欢很多‘正课’，不喜欢政治，不喜欢文学历史和哲学，甚至对数物化的兴趣也不像前几年那么强烈了，还不喜欢动手的专业，……他们喜欢钱！”
对于中国此等剧烈的变化，《时代》周刊当然欣喜若狂。所以，它在2000年10月23日，用了罕有的近40个版面，推出了题为《中国的年轻人》的特别报道。其首篇文章的大标题是：失落的一代。文中在诋毁毛泽东当年对青年人所说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之后宣称：毛泽东现在已经过世了，而新的一代中国年轻人正面临着一场新型的革命——市场的造反，它带来了财富，腐败，机会以及与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相等的混乱。今天的中国什么意味着幸福？年轻人没有什么榜样可以追随。他们的父辈告诉他们的是：你们要尽多地去赚钱，你们要尽快地去赚钱。
很有意思的是，这期《时代》，尽管以大量图文并茂的报道，着力渲染中国年轻一代的失落和颓废，但它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年轻人的“虽是老生常谈却永难泯灭的爱国主义热情。”“年轻的中国人当中，爱国主义情绪正在日益高涨。”“使馆被炸事件所激发出的民族感情仍然水静流深，强烈地在年轻的中国人心中涌动。”《时代》对这一点印象如此深刻，以至2001年“撞机事件”后，它在4月23日一期中，发表了《四个关键教训》一文，特别告诫要当心中国年轻人的爱国主义。文章指出，原以为可用麦当劳文化大举入侵，进而教化中国人民的美国人，可能失错了。事实上，最热切盼望中国显示力量的，正是那些25岁以下的年轻人。
耐人寻味的是，从美国银行家库恩所著《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中，我们得知，王光亚对美国人讲过，1999年5月“炸馆事件”后，“当时我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怎样对待我们自己的公民，尤其是学生，怎样阻止不恰当的行为，怎样说服他们不要采取过激的行动。”“江（泽民）相信，尽管中国遭受了极大的委屈，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反应过度而危及我们的未来。”我们已经看到，多年以来，遇到此类事件，中国政府和方方面面，都是本此精神竭尽全力的。
其结果，就是前述艾西门所说的“一个很大的变化”。凌志军在《变化》一书中，美国《时代》2000年10月特别报道中，所描述的中国年轻人“一切向前看”的态势，逐渐演变成了“一切向美国看”的趋势。这两者结合成了一股中国当代思潮，汹涌澎湃，涌向未来。美国中央情报局当年对付中国的“十条诫命”，历经半个多世纪后，终于在“江泽民改天换地”之时，获得了最新成果。
于是，2007年1月22日，美国《时代》“欢呼”“中国：一个新王朝的开始”，“推出‘中国世纪’”了……。
著名反共老手布热津斯基得意了。他一扫当年的无奈，自信地说：“就中国文化而言，不是我傲慢，我真的怀疑在上海或者在北京的大学里，有多少大学生会说，他们喜欢中国传统文化超过美国大众文化？我个人认为，美国大众文化虽然原始粗俗，但绝对富有吸引力。”（2006年4月21日环球时报）
与中国人民共过患难的美国友人李敦白担忧了。他在回忆录中指出，中国令人瞩目的发展背后也隐藏着危机，主要是自身的问题。中国“在长征结束70年之后，来到了十字路口。可以说的生死关头。”中国首要的问题是缺乏传承下来的道德和精神价值。（2006年11月30日参考消息）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质疑了。袁炳忠在《我在白宫当记者》一书中，提到他对施密特的一次采访。施密特说：“我知道，毛泽东在世时，孔孟之道被批判，被扔进了垃圾堆，孔孟之道后来又开始上升了。我每次去中国访问都问中国朋友，中国今后用什么来填补意识形态或者哲学思想的真空？他们没有答案。现在你认为中国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的信仰？”袁答：“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新的发展，中央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施密特又说：“三个代表是你们党的思想，而不是全国人民和全国的，它并没有填补哲学思想的真空。”
“北京资深媒体人”薛福康则起而疾呼了。他在《大国崛起要有接班人》一文（见2月12日环球时报）最后指出：“40年前，毛泽东曾提出培养和造就千百万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系统思想。他当时特别强调，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中国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和平建设，将近30年相对顺利的改革开放时期之后，青年人容易滋生莺歌燕舞、天下太平的偏安思想。这与大国崛起充满艰难险阻的现实显然是背道而驰的。这种倾向不克服，将来必吃大亏。因此，如何按照毛泽东的教诲，培养和造就千百万经得起大风大浪考验的革命事业接班人，是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
此时此际，这番呼吁，正振聋发聩，掷地有声呵！

（2007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