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夜人:马克思主义扩大再生产理论与财政、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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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人类经济学说史上最伟大、不朽的著作,卡·马克思的《资本论》,其第二卷第三篇为《社会总资产的再生产和流通》。我们结合这个理论普遍成立的基本原理,并针对我国目前的所谓的通货紧缩,批判西方资产阶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理论,同时分析这些政策的有效性与实用性。
我们首先来重温《资本论》。
一、基本原理
反马克思主义的派别即使研读了马克思的著作,也不能正确的理解他的思想。而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不实的学风,也严重的妨碍了马克思主义的重振与发展。因此,回顾一下《资本论》是有必要的。
《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分四章,分别是第十八章《导言》,第十九章《前人对这个问题的阐述》,第二十章《简单再生产》,第二十一章《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在最后二章中,马克思提出了自己的再生产理论,尤其是第二十一章具有决定性的理论价值。我们在这里,着重研究这一章的内容。
我们直接引用《资本论》中原有的例子。
Ⅰ:4000c +1000v +1000m= 6000
Ⅱ: 1500c +750v +750m = 3000 总=9000 ……表达式A
其中,“Ⅰ、生产资料:具有必须进入或至少能够进入生产消费的形式的商品。Ⅱ、消费资料:具有进入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的形式的商品。”(《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5月版,438-439页,以下同)
很明确,和其它很多地方一样,马克思假定社会按主要收入形式划分成了两大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但正如我们在下页的分析中所能够体会到的,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完全适用于现代社会。
但为了照顾治学严谨的人的疑虑,我们也在此约定:首先,我们的分析是建立在封闭社会的前提之上的,在一个开放的、国际贸易的社会中将会怎样请有兴趣的读者自己去研究;第二,这里不考虑折旧。“在这里,在考察社会总产品及其价值时,我们不得不撇开,至少是暂时撇开固定资本在当年因损耗而转移到年产品中去的那部分价值,因为这种固定资本不会在当年重新得到实物补充。”(同上,440页)关于再生产中固定资本折旧的阐述见第二十章Ⅺ节的《固定资本的补偿》。我们下面将会再谈到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前提:我们不考虑金融中介在其中起到的作用。
回过头来,假定1/2Ⅰm=500用于积累,其中400作为ΔⅠc,100作为ΔⅠv。这里又涉及到了第四个前提:即技术、管理水平等不变。用于资本家消费的1/2Ⅰm+Ⅰv=1500与Ⅱ部类产品交换。Ⅱ部类的1500Ⅱc与1/2Ⅰm+Ⅰv交换,使Ⅱ部类获得了再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
但这时扩大再生产还不能实现。400ΔⅠc在Ⅰ部类内部交换分配。100ΔⅠv则进入了消费,交换了100Ⅱm。Ⅱ部类资本家把这100生产资料追加到1500Ⅱc交换得到的1/2Ⅰm+Ⅰv的生产资料中去,形成ΔⅡc,同时相应的按比例的追加50Ⅱm给工人,形成ΔⅡv。
这样,Ⅱ部类资本家用于消费的部分为750Ⅱm -100Ⅱm -50Ⅱm=600Ⅱm。
至于750Ⅱv,由Ⅱ部类工人自己消费掉了。
这样,就有了扩大的再生产:
Ⅰ: 4400c +1100v +1100m= 6600
Ⅱ: 1600c +800v +800m = 3200 总=9800 ……表达式B
而后再进行类似的过程。Ⅰ部类资本家用1/2Ⅰm=550进行积累,1/2Ⅰm与Ⅰv一起与Ⅱ商品交换进行消费。因为/2Ⅰm+Ⅰv=1650大于1600Ⅱc,从800Ⅱm中提取50Ⅱm与之交换。Ⅱ部类因为生产资料多获得了50,所以相应的有25Ⅱm作为ΔⅡv追加到下一次再生产中。Ⅰ部类用于积累的550Ⅰm,440成为ΔⅠc内部分配,110成为ΔⅠv与Ⅱ部类商品交换,所以相应的再从Ⅱm中提取55作为ΔⅡv。所以Ⅱ资本家消费的部分为800Ⅱm-(50Ⅱm+25Ⅱm)-(110Ⅱm+55Ⅱm)=560Ⅱm。
这样,新的扩大了的再生产为:
Ⅰ:4840c +1210v +1210m= 7260
Ⅱ:1760c +880v +880m = 3580 总=10840 ……表达式C
再有下一轮的交换与再生产,以至无穷。
这是一个最一般的概述,详细的阐述请阅读《资本论》。
在一个商品生产的、以货币作为流通媒介的社会里,这些交换,无论发生于两大部类之间还是它们的内部,都不会是直接进行的。这里边,必须有货币的参与。
我们首先不考虑货币本身的问题,只研究发生交换时货币如何在两大部类间流通。出于方便的考虑,有时表示货币的符号会与表述产品划分时的符号(补充可变资本部分,补充不变资本部分,新生的剩余价值部分)相同,请读者自己注意区分。
在整个再生产过程中,货币时而作为货币资本出现,时而作为流通手段出现。当A式完成后和B式完成之前,货币是如何流通的呢?
首先,追加在不变资本上的400ΔⅠc,在Ⅰ部类各个企业间分配时,需要货币的参与。因为很明显,这里涉及的不只是某一个资本家或某个垄断组织,而是整个参与到Ⅰ部类生产中的经济主体,它们都有各自的利益,它们都作为对立的角色出现在市场上。同样,补偿固定资本的部分Ⅰc也如此在Ⅰ部类中流通。
其次,Ⅱ部类尽管是生产消费品的部类,但不会有资本家发给工人实物作为可变资本Ⅱv。这里边同样需要货币。货币首先作为资本由资本家支付给工人购买了其劳动力,而后再作为流通手段从工人手中流回到资本家手中,购买了Ⅱv部分的商品。这样货币又回到了资本家的手中。因此,这部分货币在Ⅱ部类中循环。扩大再生产所需的ΔⅡv也如此进行。
再次,Ⅱ部类资本家用来消费的那部分剩余价值(Ⅱm)也是依靠一笔在Ⅱ部类中循环的货币完成的。
第四,Ⅰ部类资本家用一笔货币作为可变资本购买了工人的劳动力,而后Ⅰ部类工人用这笔货币作为流通手段从Ⅱ部类购买了消费所需商品;Ⅰ部类资本家用一笔货币向Ⅱ部类资本家购买了消费所需商品。Ⅱ部类资本家用这两笔货币向Ⅰ部类资本家购买生产资料,以进行再生产。这样,这两笔货币又回到了Ⅰ部类资本家手中,并且完成了两大部类间的产品交换。
可以理解,这个过程是从Ⅰ部类作为起点还是Ⅱ部类作为起点,实质上都是一样的:货币并不因此而积累在哪一个部类中。
作为ΔⅠv追加到Ⅰ部类可变资本上的那部分货币资本,也经历了与Ⅰv相同的流通过程。
如果扩大再生产进行顺利的话,货币就会这样也必然这样参与整个社会的产品流通。我们在这里不考虑马克思平均利润率形成理论给货币流通所带来的影响。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给出一幅图表,描述在表达式A的基础上扩大再生产是如何实现的。
Ⅰ:4000c +1000v +1000m=6000
Ⅱ:1500c +750c +750m =3000
可见,这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破坏扩大再生产的顺利实现。
二、几点补充
我们可以理解,尽管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是在社会划分为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假设下做出的,但这并不妨碍它在现实社会中的成立。我们可以理解,农业、交通运输、一般社会服务业、劳务、娱乐、信息等等产业是可以按两大部类方式理解的。这一点,请读者自己思考。
这里也没有涉及会计意义上的费用。因为,一般说来,某个企业的费用,就是另外某个企业的收入。基本上生产费用与管理费用代表的商品都可以归入Ⅰ部类。
同样,我们也可以理解,这个理论对全部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形态都是成立的。只要我们剔除了里边的阶级因素,我们可以发现,对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同样需要进行同样的产品交换,只是不需要货币(商品意义上的货币)的参与罢了。
“在社会公有的生产中,货币资本不再存在了。社会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生产者也许会得到纸的凭证,以此从社会的消费品储备中,取走一个与他们的劳动时间相当的量。这些凭证不是货币。它们是不流通的。”(《资本论》,同上,397页)
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当然不存在剩余价值了,剩余产品直接以社会财富的增加的形式出现。劳动者获得的报酬不再是资本,而剩余产品中原由资本家阶级消费的部分由无劳动能力者获得。
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不只是劳动者与剥削者。同样有许多不参加社会劳动的人。这部分人有的由工人阶级抚养,所需消费资料包括在可变资本中;有些属于剥削阶级之列,如政客等等,参与剩余价值的再分配。
但即使在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中,也同样需要把社会产品按一定的比例划分成各个部分,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陈述的六个部分。这里,同样涉及一个积累与消费的关系的问题。
从纯理论角度上讲,积累与消费无论以何种比例(只要不是0与100%)组合,都可以形成一个正常进行的扩大再生产方式。但在实际上,需要一个最佳的平衡点,以满足社会成员对消费的需求和协调发展对资源、环境和人类心理等诸多方面的压力。
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仍然适用于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
三、扩大再生产进行的条件
从第一节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几个比例关系,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必须满足这几个条件。这些条件在很多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都可以找到。
1、Ⅰ(v+m)>Ⅱc →Ⅰ(c+v+m)>Ⅰc+Ⅱc
这表明,Ⅰ部类的全部产品值大于两部类固定资本之和。
2、Ⅱ(c+m-m/x)>Ⅰ(v+m/x)
m/x表示中用于消费的部分。这表明Ⅱ部类用于积累的部分大于Ⅰ部类用于消费的部分。
→Ⅱ(c+v+m)>Ⅰ(v+m/x)+Ⅱ(v+m/x)
Ⅱ部类满足了Ⅰ、Ⅱ部类的消费后仍有剩余。
3、Ⅰ(v+Δv+m/x)=Ⅱ(c+Δc)
表明第一部类的消费及可变资本追加等于第二部类的固定资本及其追加。
→A: Ⅰ(c+v+m)=Ⅰ(c+Δc)+Ⅱ(c+Δc)
Ⅰ部类等于Ⅰ、Ⅱ部类的固定资本及其追加。
B: Ⅱ(c+v+m)=Ⅰ(v+Δv+m/x)+Ⅱ(v+Δv+m/x)
Ⅱ部类等于Ⅰ、Ⅱ部类的消费及其可变资本追加。
这都是很明白的东西,没什么可多说的。倒是从3的B中,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本人的一个错误结论:“如果要使事情正常的进行,第Ⅱ部类就必须比第Ⅰ部类积累得快,因为如果不是这样,Ⅰ(v+m)中要与商品Ⅱc交换的部分,就会比它唯一能与之交换的Ⅱc增加得快。”(同上,579页)这很明显是错误的,因为Ⅰ(v+m)中要与Ⅱ部类交换的部分,除了Ⅱc外,还可以有Ⅱm的一部分。从第一节的A、B、C三个表达式中也能够得出结论: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率,Ⅱ都没有Ⅰ增加得快。
随着社会生产能力的增长,非直接消费品的生产能力必然快于消费品生产能力的增长。
我们可以认为这是马克思一时的笔误,而且幸运的逃脱了恩格斯的眼睛。除了这几个条件,扩大再生产还必须满足一个不能用数学形式表达的条件:合理的产业结构。
社会生产力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创造出新的产业的同时也不断的淘汰着旧的产业。这是社会生产本身的新陈代谢,必须服从它而且抓住它。不断的有人反驳“生产自己会创造消费”的说法,认为这是无稽之谈。而事实上,他们根本就没有弄懂生产与消费的辨证关系。生产本身即是一种消费,生产的具体形式和产业特点决定了它将有什么样的消费,也就有什么样的需求。而一般的人的消费并不单一,而是丰富多彩的,有层次的,这也决定了人的消费本身也是一种生产,是人的肉体、意识、社会存在、艺术、意识形态的再生产。生产自己会创造消费,不等于一切产品最终都天然的会有需求。社会生产的新陈代谢最生动的表明了,如何随着新的产业、新的产品的问世,产生了新的需求,同时又消灭了某些旧的需求。
那些没有被淘汰的产业,同样有一个结构问题。无论是Ⅰ、Ⅱ部类各自内部的流通还是相互间的流通,都不单单是交换价值的流通,而且是使用价值的流通。没有一个合适的比例,在第一节中我们说明的那些货币的周转就不能顺利实现,最终产品的分配就不能到位,扩大再生产就不能顺利实现。即使在一个无阶级的公有的社会里,这也意味着大量的浪费。这里也可以看出“以钢为纲”是多么荒谬的一个口号,“大炼钢铁”是一个多么荒唐的举动,就算那1070万吨钢都是优质钢材,除了出口以外恐怕也没有什么用处;而付出的代价,对国民经济的破坏,却是无法挽回的。
这就涉及到一个所谓资源配制的问题。现在每个人都知道,资源配制有两种方式,一种叫市场,一种叫计划。现在也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要以市场配制为主,计划调节为辅,叫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叫法看起来也没什么不妥,毕竟计划经济、市场经济这样的范畴都不是来自马克思。可是,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承认共产主义社会是产品经济,按需分配,那你就得承认,共产主义社会是不需要所谓的市场经济的,而且根本是两码事,生产本身是在社会计划下进行的。那么作为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究竟该是什么样,对现在的中国经济学理论界而言,恐怕要有较大保留。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固定资本的生产和流动资本的生产的不平衡,是经济学家在说明危机时惯用的根据之一。但是,如果说在固定资本仅仅维持原状的情况下,在理想的正常生产的前提下,在已经执行职能的社会资本的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下,这种不平衡也能够发生,并且必然会发生,那在他们看来倒是有点新奇的。”(同上,527页)理论界曾争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固定资本更新引起是否是马克思的观点,其实我们可以看出,即使这不是马克思的观点,也是他赞同的。危机的根本原因固然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这种生产过剩等于社会对它本身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物质资料的控制。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这种生产过剩却是无政府状态的一个要素。”(同上,527页)但毫无疑问,它的直接根源却在于固定资本生产本身。当然并不是社会化生产的条件下这种固定资本的生产必然引起危机。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一个重要条件。只有计划经济才能够避免这种生产过剩的危机。如果在市场经济的路上走下去,只是宏观性的调控,那么,无论你是什么主义,危机都是不可避免的。请大家记住这个结论。后边我们会详细讨论。
马克思再生产理论至此我们考察完毕。
四、货币与信用
我们都知道,现在的货币与早期的金属货币相比,已经完全是两回事了。纸币,以及其后的种种金融创新,完全没有价值,而只是一些价值符号。当然,事实上,货币从其出现那天起,就有脱离其实际价值的倾向,特别是在商品交易发达而货币材料稀缺的年代。
在第一节中,我们分析了表达式A、B、C。在货币周转速度不变的前提下,在这种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就分别需要9000(A)、9800(B)、10840(C)的货币。货币需求量在扩大,在金属货币条件下就要投入新的货币,在纸币条件下要发行新的纸币。下边我们将不再考虑已经不再使用的金本位等等金属货币经济形态,而只考虑后来的纸币经济及其它。
如果货币的发行与价值的增加同步,那么物价将是平稳的,不会有大的波动,在社会生产顺利进行的前提下。如果货币发行量不足,那么要么加快货币周转速度,要么金融机构发放货币。否则,整个社会生产将会停滞下来。如果货币发行量过多,那么尽人皆知随之而来的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不完全是货币现象,它也可能是其它原因引起。通货膨胀又分为温和的和恶性的两种。
在社会扩大再生产顺利进行的情况下,货币发行量必然随之增加,这种适度的增加是扩大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可是否是充分条件呢?我们前边讲过,在非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危机总会发生。这与货币发行无关。这是否意味着危机不是源于资本主义呢?是否意味着货币政策无效呢?不是的,稍后我们再讲。
事实上,“真正的”货币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已经越来越小了,甚至不再成为主流。信用出现了。信用,几乎是伴随着货币进入经济生活中的,并且成为纸币的基础。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信用在其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并且现在已经成为了经济生活的关键,已经进入了信用时代,信用在商务、生产、流通等方面都起到了主导的作用。一句话,货币趋于消亡,信用趋于上升。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在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发展中,随着资本化进程的深入和扩大,资本在数量上和深度上都有了无可比拟的巨大飞跃。这样,就为资本剩余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而随着平均利润率的下降,产业部门和现实经济部门能够给资本提供的利润已经不足以满足以追逐利润为天性的资本的欲望了。资本迫切需要找到新的、丰厚的利润源泉。在这种背景下,资本大量涌入金融领域,为信用扩大为笼罩一切的力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所以,我们在前边提到的关于货币的一切论述,必须补充以信用。而且,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带之以信用。在信用发达的现代,如众所周知,可以一般的划分出国家信用、银行信用、商业信用、消费信用等等。这一切都是与社会生产息息相关的。
相比较金属货币而言,纸币极易膨胀;相比较纸币而言,信用更易膨胀。在这里,我们可以把一切不需要即时交割的债权债务关系以及相关的承兑、保函业务归入信用,包括七十年代以后的诸多金融创新,包括有价证券、期货、期权等等。在为了交换而生产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在经济主体各自对立出现的市场经济下,信用必然膨胀。这是与资本主义的本性相联系的,就如同谁都明白利润最大化不等于产量最大化,而疯狂的资本总是做过头一样。
在社会扩大再生产顺利的情况下,生产周期会越来越短,周转速度会越来越快,真实的货币是远远跟不上的,信用就来补充了。而且,信用还常常可以解决纸币无法解决的问题,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而信用的本质,债权债务关系,又决定了它对于现货生产有一定的超前性,这种超前性表现为信用的扩张超出了生产的扩张。
信用的边界是什么?是现实生产。信用扩张突破了现实生产的边界,就如同纸币流通量超过了需求一样,必然引起通货膨胀。通货膨胀被划分为温和的和恶性的。当信用适当的超出了现实生产时,事实上引导着生产的进行,成为生产的推动力与润滑剂,这时的通胀就是温和的。但追逐利润的本性促使信用膨胀的越来越厉害,则通胀也越过了边界,由温和的变成了恶性的。这一切都是由资本的本性引起的。
我们必须时刻牢记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这是我们分析经济现象的一把钥匙。当代西方庸俗经济学滥用机会成本的概念,为诸如利息、地租等等都给出了机会成本的定义。但是,它们却没有突破马克思时代庸俗经济学的巢穴,归根结蒂仍是被马克思称为“三位一体”的资本—利润、劳动—工资、土地—地租的老一套。因此,马克思一百多年前的话,同样适用于当代西方庸俗经济学:“积累是靠牺牲消费来进行的这种一般的说法,不过是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相矛盾的一种幻想,因为这种幻想假定,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动机是消费,而不是剩余价值的攫取和资本化,即积累。”(同上,568页)
但也有一种相反的情况,就是信用不但不扩张了,而且不足。在一片萧条之中,追逐利润的资本也嗅到的尽是死亡的气息,信用紧缩,随之而来的是通货紧缩。这是社会再生产本身停滞下来的结果,是经济危机(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的结果,绝不是什么机构用什么财政政策或者货币政策能够解决的。
通货膨胀,即使是恶性的,也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这是不同的。但当代世界通货膨胀确实引发了不少经济、政治的危机。通货膨胀吞噬了几乎所有人的利益;超速运作的经济体制开始跟不上脚步;就如同金属疲劳后它就不再有能力承受自己的负载一样,疲劳的经济体制内部总会有的一些缺陷开始暴露,开始扩大,开始影响其它正常的部分,而正常的部分也变得面目全非,最后终于崩溃。这是资本主义进入信用时代后新出现的一种危机,这种危机甚至比马克思主义本来意义上的危机还可怕: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已被大大消除了,生产过剩的危机的规模和程度都得到了控制,甚至不再表现为生产的绝对下降而是相对的迟缓了。而信用,特别是作为各种信用的基础的商业信用,是谁也控制不了的,在这种市场经济的体制下。只有美国以及其它一些发达国家,在技术进步较快并且剥削全世界的前提下,加之有一套比较完善的金融体制,才能够避免这种危机。
可是无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还是信用的危机,都是最终要爆发的。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的天性决定了,国家干预经济的能力也决定了,无论对于哪一种危机的控制与回避,终究是盲目的,是自发的,或者是实际上转嫁给了别人。八十年代后频频爆发的债务危机,非常形象的说明了信用,是怎样形成又怎样破灭的。
曾有人撰文,称泡沫经济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在97年金融危机中确确实实损失了那么多的财富;如果金融产品是无价值的,又怎么解释呢?其实,他忘记了,财富首先是使用价值,如果那几百亿的美圆什么也买不到,那就根本不值一提。问题在于这种外汇储备在国际收支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外汇大量的外逃,是对这个国家信用的致命的打击。破灭的泡沫使得国家信用、银行信用、并且商业信用统统破产,在这样的年代,这只能意味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崩溃。损失的美圆也好财富也好,不是来自于泡沫,而是来自于巨大信用笼罩下的现实生产。
我想,如果说这里只讨论了通货膨胀引发的危机而没有讨论其它形式的信用危机,那么并不代表不存在其它形式的信用危机,是可以理解的。
根除危机的唯一方法,就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社会生产有比例的、有计划的、合理的、协调的增长,这种经济模式似乎还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做到过。以往的计划经济简直等同于儿戏,这里不再多说。这里要强调一点,即这并不等于完全、彻底的抛弃市场。马克思主义的否定是有肯定的否定,市场方式中肯定有一些好的东西要保留下来,至于要保留什么,这不是本文的内容,况且现在也不可能有一个好的结论。
而真正实现这种计划,这种对社会生产的控制,只有在公有制经济下才做得到。因为这个时候,各经济主体才能够真正协调彼此间的利益关系,计划也才能够真正贯彻下去,生产也才可能不是为了追逐利润而是为了满足需要。至少,也要是公有制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占据着绝对优势,绝不是什么垄断15个,参与控制35个,退出146个行业之类的“公有制主导地位”。中国的国企改革,如果不是从一开始的话,至少从90年代起,就不再是为了把国企搞好,反倒像是要把国企搞死。这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现象,难以用正常的思维方式理解。理论改革再这么“突破”下去,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马上就要土崩瓦解了。
总之,尽人皆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早已不是为了消费而生产,而同样是为了追逐利润而生产。所以,我国无论走什么样的道路,实行什么主义,根据什么理论、什么论述,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和当代的信用危机都在等待着这个国家。或许可以减轻到某种程度,或许可以成功的避开一两次金融危机,而深陷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体系中的最终后果就是:危机。
这还不包括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民族危机和信仰危机。
这并不是彻底否定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但是我坚持一条,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方向,是不可原谅的。
事实上,我国97年之后的经济困难,就是初步的危机。
五、信用危机的形成
在这一节中,我们不讨论早已为人所知的生产过剩的危机,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述中,从来不缺乏对此的研究。我们只讨论上一节我们指出的信用危机是如何形成的。注意,这里的“形成”不是指在再生产中如何孕育并且产生了信用危机,在上一节我们已经指明了这是如何发生的;在这里,我们要讨论的是,产生的信用危机是如何具体形成的,或者说,是如何作为现实表现出来的。
在第一节中,我们描述了货币在再生产中是如何周转的,并且指出,一旦有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破坏再生产的顺利实现。现在我们把信用的因素补充进去,详细的分析。
我们根据第一节所附的实现扩大再生产的货币、商品流通图示,可以具体的指出如下几个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
首先,Ⅰc与ΔⅠc要在Ⅰ部类内部完成分配,需要有一定的合适的比例才能顺利进行。
其次,以货币形式出现的Ⅰv与ΔⅠv可能有一部分没有进入流通,或者虽然它们完全进入了,但Ⅱ部类没有相应的返还该货币用以Ⅱ部类再生产。
再次,以货币形式出现的Ⅱv与ΔⅡv没有完全进入流通。
第四,以货币形式出现的Ⅰm进入流通的那一部分,Ⅱ部类没有相应的返还该货币用以补充Ⅱ部类再生产。
第五,以货币形式表现:Ⅰ(v+Δv+m/x)<Ⅱc
首先,Ⅰc与ΔⅠc在第Ⅰ部类中分配时,可能出现如下几种情况:甲、整个的供不应求;乙、一部分供不应求;丙、一部分供大于求;丁、整个的供大于求。
若情况甲,表明经济正处于繁荣阶段,生产加足马力进行,货币正在投入,信用也正在扩大。并且,不仅仅是在Ⅰ部类,而且在Ⅱ部类。这与我们这里考察的问题无关。
若情况丁,资本在Ⅰc中的循环将放慢甚至停滞,两个部类积累均放慢甚至停滞,两个部类的生产周期放长。这时,Ⅰ部类中每个资本家都要卖出Ⅰc以收回资金,但是卖不掉;卖掉后,当然也不敢再次购买准备生产。Ⅰc资本周转中断。Ⅰv流向Ⅱc后又流回到Ⅰ资本家手中,由于Ⅰc周转中断,这部分货币也中断周转。此时,资本家不会再追加Ⅰv与ΔⅠv,这两部分以存货形式出现,资本中断周转。消费的Ⅰm/x与Ⅱc交换后,无论留在Ⅰ部类还是Ⅱ部类,均中断周转。这样,Ⅱ部类的生产资料没有补充,这部分资本也停止周转,则Ⅱc与Ⅱv均中断。于是全部中断。
当然事实上不会出现全部中断的极端情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丁,要么是长期的繁荣使得整个社会鬼迷心窍产业结构完全失衡,要么出现了生产过剩的危机。但因为这里分析的是整个社会,而事实上社会生产是由无数个经济主体完成的,因此对个别企业来说,生产的继续进行完全是可能的。微观经济学也告诉我们,在收入可以弥补变动成本的情况下,企业宁可亏损也要继续生产。
情况乙、丙我们不再讨论。对这两种情况要区分其比例来具体的讨论,而事实上情况甲、丁不过是它们的极端表现罢了。
如果出现第二、第三、第四种情况,实际上说明了一个问题:社会生产的前景并不乐观。说得更具体一些:劳动者当然不会把所有的收入都用来做即期消费,而总要有一部分积攒起来,用以储蓄、投资、保险等等。但在正常情况下,这不会影响社会再生产的实现,因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这方面的投入和支出应该是差不多的。而且,这部分事实上都作为间接投资又重新出现于再生产的周转之中。但在社会生产前景不佳时,劳动者与资本家都会缩减自己的即期消费,而金融市场上的间接投资活动也会呆滞下来。这样,Ⅰ部类与Ⅱ部类都均减少足够的货币与信用进行生产。货币不是积累在Ⅰ部类,就是积累在Ⅱ部类中,或者是积累在金融机构手中。总之,它不能完成流通,而信用自然与货币是同样的情况。
这是典型的通货紧缩,投入再多的货币也不能使生产活跃起来,投入的货币又纷纷退出了流通,而且物价又并不上涨。
如果是第五种情况,又可具体划分为:
甲:Ⅰ(v+m)>Ⅱc&Ⅰ(v+Δv+m/x)<Ⅱc
乙:Ⅰ(v+m)<Ⅱc&Ⅰ(v+Δv+m/x)<Ⅱc
若甲,Ⅰ部类不变资本积累过多,消费不足,而Ⅱ部类规模又过大。此时资本周转不灵,Ⅱ部类停滞下来。但如果Ⅰ(v+m)>Ⅱc,减少Ⅰ部类积累仍可以恢复周转,否则Ⅱ部类生产停顿,Ⅰ部类也将随之停顿。或者扩大两部类间的信用,也可以缓解矛盾。
若乙,Ⅰ部类新增产品太少,不足以弥补Ⅱc,社会生产将无法正常进行下去。
甲、乙两钟情况只有使Ⅰ、Ⅱ部类恢复到合理的比例才能够真正解决。此外,如果Ⅰ部类产品价格太低,贬值太厉害,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如果生产资料的生产出现问题,那很明显整个社会生产不会处于良好状态。
注意,所有这些都是在没有国际贸易的前提下做出的。而且,这只是一个笼统的概述,并不全面。此外,Ⅰ、Ⅱ部类产业结构失衡,均将直接导致资金无法全部回笼,积累和周转放慢。
有人说,对于通货膨胀经济学研究的很多,但对于通货紧缩则几乎没有认真的研究。这是不正确的。你去读一读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危机的论述,就会明白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多么熟悉的东西。“商业停顿,市场盈溢,产品滞销,银根奇紧,信用停止,工厂关门,工人群众因为他们生产的生活资料过多而缺乏生活资料,破产相继发生,拍卖纷至沓来……在危机中,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达到剧烈爆发的地步。商品流通暂时停顿下来;流通手段即货币成为流通的障碍;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颠倒过来了。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生产力起来反对已经被它超过的生产方式。”(《反杜林论》,1970年12月第1版,273页)
在前边,我们提及这样一个观点,就是在非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危机总会发生。那么是不是危机与资本主义无关呢?不是的。我们也提到,共产主义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那么作为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怎么可以搞市场经济呢?这里的关键在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是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这时,整个社会中必然既存在着资本主义的东西也存在着共产主义的东西。这些因素不是硬凑在一起的,而是历史的、辨证的融合在一起的,是一个过渡的阶段必然的结果。此外,资本主义还要有大量的遗产需要继承,许多好的东西不仅现在要保留,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也要保留。这就是辩证法的否定。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如果资本主义的因素多一些,就会更像资本主义;如果共产主义的因素多一些,就会更像共产主义。在现实社会中,在现在的中国,哪一个因素更多,不言自明。而且,脱离了具体的时代和条件,空谈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或者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都没有多少意义。不过有一点,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水乳交融的相生相伴,注定了市场经济至少在很大程度上等于资本主义。事实上,我们经常很难把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区分开,因为资本主义几乎所有的优越和弊病,都与市场经济有关。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如果表现得如同资本主义一般,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不必惊讶。
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经过了以上的分析,信用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与作用就凸现出来了,其重要意义已不言而喻。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信用永远是依托在社会再生产之上的,脱离了现实经济的信用只会形成投机,而过度的投机又发展为泡沫,对现实生产有很大的破坏作用。信用危机的发生固然不需要以生产过剩的危机或其它社会再生产的不能顺利进行为前提,但信用危机一旦形成并且发生,则必然会破坏社会再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社会再生产得不到恢复,信用危机不会真正消除。
这是我们理解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关键。从中我们可以明确的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单纯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而且它们起作用的机制也与西方经济学各个派别的解释完全不同。西方经济学的各个派别只是空洞的分析,什么变动将引起什么变动,怎样变动,却不能说明,为什么这样变动,也不能说明,为什么一定这样变动。
从上边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知道:所谓充分就业是多么的荒谬。在一个经济繁荣的阶段,在一个经济有计划的发展的社会,理论上完全可以不存在失业。凯恩斯认为充分就业时资源已经充分利用,当需求再继续增加时,国民收入已无法增加,只有引起通货膨胀。而事实上,无论资源是否充分利用,总需求与国民收入怎样增加,在经济繁荣的阶段,在信用与货币的共同作用下,一定会有通货膨胀现象。况且,资源不是一个常量,资源本身就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扩大的。当然,纯以自然资源而论,它扩张的速度是远远跟不上生产的扩张的。
在一个生产过剩的阶段,凯恩斯主义从菲利浦斯曲线的原理出发,认为失业与通胀是不可并存的,主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这样,通胀固然在情理之中,可是再生产本身,生产的过剩却不能因此而改变,剩余的社会产品不会因此而消失,而且,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又导致了产业结构的不平衡,更是对再生产雪上加霜。于是,滞胀出现了。
这并不等于说财政政策无效。财政政策有效无效,要具体的看它是否针对了当时具体的经济形势,是否有利于社会再生产的进行,是否有利于信用危机的调整。以我国近年来的财政政策而言,就有的有效,有的无效。像征收利息税,完全没有用处。因为这笔税是专门用于补助经济困难家庭的,所以一些人的损失就成了另一些人的收益,并不增加或者减少居民消费能力。虽然一般贫困家庭支出的倾向比较大,但是,在利率已经如此之低的前提下,这笔钱在数量上首先是有限的,其次这样刺激消费的效果不会理想,希望靠消费来拉动经济始终是种浪漫的幻想。另外,如果企图以此引导人们投资,那么,一来银行和其它警容机构本身就可以进行投资活动,二来在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有多少人因为利息少了几个钱就去投资市场上操作呢?像扩大财政支出大搞基础建设一类的做法,肯定有效。但是效果如何还不好说,而且有引发类似美国滞胀的危险的可能。
而且,最严重的,凯恩斯完全错误的理解了利率。庸俗经济学完全否定劳动价值论,单纯认为供求关系决定价格。当凯恩斯同样用对资金的供求来解释利率,从而企图用利率的高低来调节资金的供求时,他犯了一个大错。首先,人们不是为了供求而供求,供也好求也好,第一个必须有利可图。在一个萧条的市场上,利率再低也没有必要去借贷。其次,真正决定利率高低的是社会平均利润率,利率低只能说明社会平均利润率低,利率是高了还是低了要与社会平均利润率去比较。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国利率一降再降,却即不能刺激消费,也不能刺激投资的根本原因。
所以,凯恩斯整个围绕着利率展开的学说都是错的,有几个正确结论,也是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本能使然。
货币主义者天才的觉察到了这一点,他们尽管同样不了解决定利率的根本原因,却意识到了货币政策无法限定利息率,利率会把人引入歧途。货币政策不应该是一项刺激总需求的政策,而应该是作为防止货币本身成为经济失调的根源的政策。这样,要根据经济增长,按一定比率增加货币供应量。但货币主义者也仅仅走到这里,随后就发了昏的认定实际因素对总需求的影响不大,通胀的根本原因是货币发行的过多。然而我们已经知道,通胀的原因有很多,影响需求的根本原因也不是货币发行的过多。依照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总需求是由一定的生产方式、生产水平决定的,如果由于货币发行量过多而导致通胀,这根本与需求无关,完全是由于货币的供给过多而导致的货币贬值。况且,在当代社会,通胀也不单纯是一种货币现象,而是更主要的一种信用现象。有一部分顽固的货币主义者反对把一些金融创新引入货币需求函数中,而宁可忍受由此带来的货币需求函数的巨大偏差。这是一种典型的固步自封,站在真理的面前墨守成规,对事物的本质视而不见。货币主义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孤立的看待货币与信用现象,似乎可以脱离现实生产抽象的谈论货币与信用,而他们又要用这种理论来解释和解决现实生产。
关于需求的问题,似乎值得讨论得详细一点。一般的说,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需求取决于这个时期的社会生产方式。再具体一些,与这个阶段的生产、流通、交换、分配等等密切相关。但是,与货币发放量肯定无关。乍一看,似乎货币持有量增加,需求就会增加。但是,社会产品并不会因此而改变在各个阶级、阶层、群体之间的分配,整个社会并不因此而增加供给或者支付使用价值的能力。这种货币的增加,如果在本来货币供给已经合适的前提下,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是一种虚假的幻象,是一种欺骗,似乎货币有创造使用价值的能力。而事实上,一个社会的需求能力,首先取决于这个社会有多少产品可供使用,其次取决于这些产品在各个阶级、阶层中如何分配。再次,取决于经济是活跃还是萧条。最根本的,是社会产品总量,但在某一个具体阶段,最重要的,社会产品如何分配,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国际贸易的流向。
对照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是如何分道扬镳的,并且为何得出那么多相互矛盾的结论。凯恩斯主义在社会再生产理论方向上继续前进,所以在财政政策理论上贡献颇大;货币主义在信用理论上有所收益,对货币政策认识的深刻。但是它们在现实生产和信用的衔接上都做得不够,而且理论基础就不正确,所以总是出现问题:无论做多少个图表,画多少个坐标,用什么样的曲线,都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我们曾经提到过,中国97年后的经济困难实质上是初步的危机。这表现在生产的呆滞,失业率的上升,消费不旺,投资乏力,一句话,经济萧条。这场危机的关键在于生产过剩,消费不足。就其实质而言,是场生产过剩的危机。随着经济的萧条,信用也在紧缩,所以尽管采取了多种手段而仍不能使货币流通量增加,因为这是经济自身的调整,谁也改变不了。指望单单靠降低利率来刺激消费与投资,如前所述,纯粹是一相情愿的幻想。并且,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来并没有真正解决我国产业失衡的问题,二来在过剩产品消费或销毁之前,很难彻底启动经济。而且,非常不幸的,我国的过剩产品,大多是没有太多消费潜力的产品或者是劣质产品。如果仅仅推动了个别产业的发展,那么对整个国民经济并没有太多的好处。纺织业改造成功了,而钢铁呢?农业呢?造船呢?汽车呢?如此等等。总之,只有改善社会再生产状况的财政政策才有用;只有扩大信用而不是单单发放货币的货币政策才有用。因为社会再生产得不到调整,整个经济不能好转;是信用而不是货币支持、作用于现实生产(货币现象说穿了也是一种信用现象),信用才能够推动社会再生产。财政政策也好,货币政策也好,都是在基本经济规律起作用的基础上起作用的,不是几条曲线一画,就有了效果。而且我国人民还幸运的没有被彻底资本化,对利率不那么敏感。
我国国内消费不足的情况其实早就存在了。由于出口一直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出口推动型经济。一方面产品可以大量出口,一方面社会再生产得到了平衡。所以,很久以来并没有引发经济危机。但是,在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实质上是牺牲了国内的需求去满足国外。90年代后国有经济持续的衰落,为经济危机的发生打下了基础。长期以来的不良债务,又使得信用水平低下,信用能力不强。随着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终于引发了积蓄已久的种种矛盾的激化。也就是说,我国国内消费不足的情况很久以来一直存在着,只是由于97年后出口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破坏才暴露出来而已。而一旦暴露,就引起了连锁反应,终使经济内部矛盾激化并且爆发(与国内改革密切相关),终于不是简单的扩大什么就可以解决的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是一味的扩大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便又回到了老路上去,结果即是85年至97年历史的重演。
要真正解决我国的经济危机,必须采取如下几个办法。其一,调整产业结构。官方说法是现在已经是买方市场,可事实上,许多产品是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均不平衡或者市场上根本供不应求的。比如房地产业,我国有多少人尚需要解决住房问题啊。比如交通业,我国根本不适合美国式的道路,根本不应该鼓励个人购车,根本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维持一个大量私车的社会。相反,应该大力加强公共交通事业的发展,向北欧学习。比如一般服务业,我国人民享受的服务无论从品种上还是从质量上都十分有限。比如咨询业,我国目前的信息不畅,早就成为了社会进步的瓶颈。比如钢铁业,大量的劣质钢材,如此等等。其二,发展公有制经济。我已经指出,如果不想认真的实行计划经济,那么市场经济唯一可以避免危机的办法就是积极、主动的在各个可能的行业中发展公有制经济成分。公有制经济成分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同于简单的股份制),成为法人,有自主权,国家不应干涉其经营业务,这样,公有制经济才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在经济繁荣的时期,一方面可以为国家积蓄收入,一方面可以满足人民各种需求。在经济萧条的时期,国家可以依靠占主导地位的公有制经济成分,加强国家计划,调整和引导社会再生产,力图避免或减少危机的破坏。其三,要扩大信用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要在法律上加强对信用行为的规范,在实践上引导信用的良性发展,扩大商业信用、银行信用的作用,增加金融机构的信用业务。这样,信用才能够真正成为经济的基础,我国经济才能够成熟起来。其四,必须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可以考虑减免几年对农民的税收、征粮等等。增加农民的收入渠道,加强农业产品的商品化,让农民加入到社会经济运作中来,开发这个真正广大的市场,让农民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娱乐上和其它各方面都享受到与城市居民相同的权利。其五,开发西部,而且是真正的开发,新起点、高水平的开发,不是东部落后产业的简单向西部转移。
这其中,发展公有制经济是一个关键。公有制经济搞好了,社会主义才有希望,中国才有希望。其它经济成分,你说它是社会主义的有益补充也好,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好,它们只有在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带动下才能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部分,否则,它们根本与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我们必须明白,这是社会主义生死攸关的原则问题,是中国能否保持稳定和国际地位的前提。
对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探讨和财政、货币政策的分析,到此结束。
我们首先来重温《资本论》。
一、基本原理
反马克思主义的派别即使研读了马克思的著作,也不能正确的理解他的思想。而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不实的学风,也严重的妨碍了马克思主义的重振与发展。因此,回顾一下《资本论》是有必要的。
《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分四章,分别是第十八章《导言》,第十九章《前人对这个问题的阐述》,第二十章《简单再生产》,第二十一章《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在最后二章中,马克思提出了自己的再生产理论,尤其是第二十一章具有决定性的理论价值。我们在这里,着重研究这一章的内容。
我们直接引用《资本论》中原有的例子。
Ⅰ:4000c +1000v +1000m= 6000
Ⅱ: 1500c +750v +750m = 3000 总=9000 ……表达式A
其中,“Ⅰ、生产资料:具有必须进入或至少能够进入生产消费的形式的商品。Ⅱ、消费资料:具有进入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的形式的商品。”(《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5月版,438-439页,以下同)
很明确,和其它很多地方一样,马克思假定社会按主要收入形式划分成了两大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但正如我们在下页的分析中所能够体会到的,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完全适用于现代社会。
但为了照顾治学严谨的人的疑虑,我们也在此约定:首先,我们的分析是建立在封闭社会的前提之上的,在一个开放的、国际贸易的社会中将会怎样请有兴趣的读者自己去研究;第二,这里不考虑折旧。“在这里,在考察社会总产品及其价值时,我们不得不撇开,至少是暂时撇开固定资本在当年因损耗而转移到年产品中去的那部分价值,因为这种固定资本不会在当年重新得到实物补充。”(同上,440页)关于再生产中固定资本折旧的阐述见第二十章Ⅺ节的《固定资本的补偿》。我们下面将会再谈到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前提:我们不考虑金融中介在其中起到的作用。
回过头来,假定1/2Ⅰm=500用于积累,其中400作为ΔⅠc,100作为ΔⅠv。这里又涉及到了第四个前提:即技术、管理水平等不变。用于资本家消费的1/2Ⅰm+Ⅰv=1500与Ⅱ部类产品交换。Ⅱ部类的1500Ⅱc与1/2Ⅰm+Ⅰv交换,使Ⅱ部类获得了再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
但这时扩大再生产还不能实现。400ΔⅠc在Ⅰ部类内部交换分配。100ΔⅠv则进入了消费,交换了100Ⅱm。Ⅱ部类资本家把这100生产资料追加到1500Ⅱc交换得到的1/2Ⅰm+Ⅰv的生产资料中去,形成ΔⅡc,同时相应的按比例的追加50Ⅱm给工人,形成ΔⅡv。
这样,Ⅱ部类资本家用于消费的部分为750Ⅱm -100Ⅱm -50Ⅱm=600Ⅱm。
至于750Ⅱv,由Ⅱ部类工人自己消费掉了。
这样,就有了扩大的再生产:
Ⅰ: 4400c +1100v +1100m= 6600
Ⅱ: 1600c +800v +800m = 3200 总=9800 ……表达式B
而后再进行类似的过程。Ⅰ部类资本家用1/2Ⅰm=550进行积累,1/2Ⅰm与Ⅰv一起与Ⅱ商品交换进行消费。因为/2Ⅰm+Ⅰv=1650大于1600Ⅱc,从800Ⅱm中提取50Ⅱm与之交换。Ⅱ部类因为生产资料多获得了50,所以相应的有25Ⅱm作为ΔⅡv追加到下一次再生产中。Ⅰ部类用于积累的550Ⅰm,440成为ΔⅠc内部分配,110成为ΔⅠv与Ⅱ部类商品交换,所以相应的再从Ⅱm中提取55作为ΔⅡv。所以Ⅱ资本家消费的部分为800Ⅱm-(50Ⅱm+25Ⅱm)-(110Ⅱm+55Ⅱm)=560Ⅱm。
这样,新的扩大了的再生产为:
Ⅰ:4840c +1210v +1210m= 7260
Ⅱ:1760c +880v +880m = 3580 总=10840 ……表达式C
再有下一轮的交换与再生产,以至无穷。
这是一个最一般的概述,详细的阐述请阅读《资本论》。
在一个商品生产的、以货币作为流通媒介的社会里,这些交换,无论发生于两大部类之间还是它们的内部,都不会是直接进行的。这里边,必须有货币的参与。
我们首先不考虑货币本身的问题,只研究发生交换时货币如何在两大部类间流通。出于方便的考虑,有时表示货币的符号会与表述产品划分时的符号(补充可变资本部分,补充不变资本部分,新生的剩余价值部分)相同,请读者自己注意区分。
在整个再生产过程中,货币时而作为货币资本出现,时而作为流通手段出现。当A式完成后和B式完成之前,货币是如何流通的呢?
首先,追加在不变资本上的400ΔⅠc,在Ⅰ部类各个企业间分配时,需要货币的参与。因为很明显,这里涉及的不只是某一个资本家或某个垄断组织,而是整个参与到Ⅰ部类生产中的经济主体,它们都有各自的利益,它们都作为对立的角色出现在市场上。同样,补偿固定资本的部分Ⅰc也如此在Ⅰ部类中流通。
其次,Ⅱ部类尽管是生产消费品的部类,但不会有资本家发给工人实物作为可变资本Ⅱv。这里边同样需要货币。货币首先作为资本由资本家支付给工人购买了其劳动力,而后再作为流通手段从工人手中流回到资本家手中,购买了Ⅱv部分的商品。这样货币又回到了资本家的手中。因此,这部分货币在Ⅱ部类中循环。扩大再生产所需的ΔⅡv也如此进行。
再次,Ⅱ部类资本家用来消费的那部分剩余价值(Ⅱm)也是依靠一笔在Ⅱ部类中循环的货币完成的。
第四,Ⅰ部类资本家用一笔货币作为可变资本购买了工人的劳动力,而后Ⅰ部类工人用这笔货币作为流通手段从Ⅱ部类购买了消费所需商品;Ⅰ部类资本家用一笔货币向Ⅱ部类资本家购买了消费所需商品。Ⅱ部类资本家用这两笔货币向Ⅰ部类资本家购买生产资料,以进行再生产。这样,这两笔货币又回到了Ⅰ部类资本家手中,并且完成了两大部类间的产品交换。
可以理解,这个过程是从Ⅰ部类作为起点还是Ⅱ部类作为起点,实质上都是一样的:货币并不因此而积累在哪一个部类中。
作为ΔⅠv追加到Ⅰ部类可变资本上的那部分货币资本,也经历了与Ⅰv相同的流通过程。
如果扩大再生产进行顺利的话,货币就会这样也必然这样参与整个社会的产品流通。我们在这里不考虑马克思平均利润率形成理论给货币流通所带来的影响。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给出一幅图表,描述在表达式A的基础上扩大再生产是如何实现的。
Ⅰ:4000c +1000v +1000m=6000
Ⅱ:1500c +750c +750m =3000
可见,这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破坏扩大再生产的顺利实现。
二、几点补充
我们可以理解,尽管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是在社会划分为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假设下做出的,但这并不妨碍它在现实社会中的成立。我们可以理解,农业、交通运输、一般社会服务业、劳务、娱乐、信息等等产业是可以按两大部类方式理解的。这一点,请读者自己思考。
这里也没有涉及会计意义上的费用。因为,一般说来,某个企业的费用,就是另外某个企业的收入。基本上生产费用与管理费用代表的商品都可以归入Ⅰ部类。
同样,我们也可以理解,这个理论对全部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形态都是成立的。只要我们剔除了里边的阶级因素,我们可以发现,对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同样需要进行同样的产品交换,只是不需要货币(商品意义上的货币)的参与罢了。
“在社会公有的生产中,货币资本不再存在了。社会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生产者也许会得到纸的凭证,以此从社会的消费品储备中,取走一个与他们的劳动时间相当的量。这些凭证不是货币。它们是不流通的。”(《资本论》,同上,397页)
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当然不存在剩余价值了,剩余产品直接以社会财富的增加的形式出现。劳动者获得的报酬不再是资本,而剩余产品中原由资本家阶级消费的部分由无劳动能力者获得。
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不只是劳动者与剥削者。同样有许多不参加社会劳动的人。这部分人有的由工人阶级抚养,所需消费资料包括在可变资本中;有些属于剥削阶级之列,如政客等等,参与剩余价值的再分配。
但即使在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中,也同样需要把社会产品按一定的比例划分成各个部分,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陈述的六个部分。这里,同样涉及一个积累与消费的关系的问题。
从纯理论角度上讲,积累与消费无论以何种比例(只要不是0与100%)组合,都可以形成一个正常进行的扩大再生产方式。但在实际上,需要一个最佳的平衡点,以满足社会成员对消费的需求和协调发展对资源、环境和人类心理等诸多方面的压力。
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仍然适用于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
三、扩大再生产进行的条件
从第一节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几个比例关系,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必须满足这几个条件。这些条件在很多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都可以找到。
1、Ⅰ(v+m)>Ⅱc →Ⅰ(c+v+m)>Ⅰc+Ⅱc
这表明,Ⅰ部类的全部产品值大于两部类固定资本之和。
2、Ⅱ(c+m-m/x)>Ⅰ(v+m/x)
m/x表示中用于消费的部分。这表明Ⅱ部类用于积累的部分大于Ⅰ部类用于消费的部分。
→Ⅱ(c+v+m)>Ⅰ(v+m/x)+Ⅱ(v+m/x)
Ⅱ部类满足了Ⅰ、Ⅱ部类的消费后仍有剩余。
3、Ⅰ(v+Δv+m/x)=Ⅱ(c+Δc)
表明第一部类的消费及可变资本追加等于第二部类的固定资本及其追加。
→A: Ⅰ(c+v+m)=Ⅰ(c+Δc)+Ⅱ(c+Δc)
Ⅰ部类等于Ⅰ、Ⅱ部类的固定资本及其追加。
B: Ⅱ(c+v+m)=Ⅰ(v+Δv+m/x)+Ⅱ(v+Δv+m/x)
Ⅱ部类等于Ⅰ、Ⅱ部类的消费及其可变资本追加。
这都是很明白的东西,没什么可多说的。倒是从3的B中,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本人的一个错误结论:“如果要使事情正常的进行,第Ⅱ部类就必须比第Ⅰ部类积累得快,因为如果不是这样,Ⅰ(v+m)中要与商品Ⅱc交换的部分,就会比它唯一能与之交换的Ⅱc增加得快。”(同上,579页)这很明显是错误的,因为Ⅰ(v+m)中要与Ⅱ部类交换的部分,除了Ⅱc外,还可以有Ⅱm的一部分。从第一节的A、B、C三个表达式中也能够得出结论: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率,Ⅱ都没有Ⅰ增加得快。
随着社会生产能力的增长,非直接消费品的生产能力必然快于消费品生产能力的增长。
我们可以认为这是马克思一时的笔误,而且幸运的逃脱了恩格斯的眼睛。除了这几个条件,扩大再生产还必须满足一个不能用数学形式表达的条件:合理的产业结构。
社会生产力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创造出新的产业的同时也不断的淘汰着旧的产业。这是社会生产本身的新陈代谢,必须服从它而且抓住它。不断的有人反驳“生产自己会创造消费”的说法,认为这是无稽之谈。而事实上,他们根本就没有弄懂生产与消费的辨证关系。生产本身即是一种消费,生产的具体形式和产业特点决定了它将有什么样的消费,也就有什么样的需求。而一般的人的消费并不单一,而是丰富多彩的,有层次的,这也决定了人的消费本身也是一种生产,是人的肉体、意识、社会存在、艺术、意识形态的再生产。生产自己会创造消费,不等于一切产品最终都天然的会有需求。社会生产的新陈代谢最生动的表明了,如何随着新的产业、新的产品的问世,产生了新的需求,同时又消灭了某些旧的需求。
那些没有被淘汰的产业,同样有一个结构问题。无论是Ⅰ、Ⅱ部类各自内部的流通还是相互间的流通,都不单单是交换价值的流通,而且是使用价值的流通。没有一个合适的比例,在第一节中我们说明的那些货币的周转就不能顺利实现,最终产品的分配就不能到位,扩大再生产就不能顺利实现。即使在一个无阶级的公有的社会里,这也意味着大量的浪费。这里也可以看出“以钢为纲”是多么荒谬的一个口号,“大炼钢铁”是一个多么荒唐的举动,就算那1070万吨钢都是优质钢材,除了出口以外恐怕也没有什么用处;而付出的代价,对国民经济的破坏,却是无法挽回的。
这就涉及到一个所谓资源配制的问题。现在每个人都知道,资源配制有两种方式,一种叫市场,一种叫计划。现在也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要以市场配制为主,计划调节为辅,叫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叫法看起来也没什么不妥,毕竟计划经济、市场经济这样的范畴都不是来自马克思。可是,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承认共产主义社会是产品经济,按需分配,那你就得承认,共产主义社会是不需要所谓的市场经济的,而且根本是两码事,生产本身是在社会计划下进行的。那么作为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究竟该是什么样,对现在的中国经济学理论界而言,恐怕要有较大保留。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固定资本的生产和流动资本的生产的不平衡,是经济学家在说明危机时惯用的根据之一。但是,如果说在固定资本仅仅维持原状的情况下,在理想的正常生产的前提下,在已经执行职能的社会资本的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下,这种不平衡也能够发生,并且必然会发生,那在他们看来倒是有点新奇的。”(同上,527页)理论界曾争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固定资本更新引起是否是马克思的观点,其实我们可以看出,即使这不是马克思的观点,也是他赞同的。危机的根本原因固然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这种生产过剩等于社会对它本身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物质资料的控制。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这种生产过剩却是无政府状态的一个要素。”(同上,527页)但毫无疑问,它的直接根源却在于固定资本生产本身。当然并不是社会化生产的条件下这种固定资本的生产必然引起危机。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一个重要条件。只有计划经济才能够避免这种生产过剩的危机。如果在市场经济的路上走下去,只是宏观性的调控,那么,无论你是什么主义,危机都是不可避免的。请大家记住这个结论。后边我们会详细讨论。
马克思再生产理论至此我们考察完毕。
四、货币与信用
我们都知道,现在的货币与早期的金属货币相比,已经完全是两回事了。纸币,以及其后的种种金融创新,完全没有价值,而只是一些价值符号。当然,事实上,货币从其出现那天起,就有脱离其实际价值的倾向,特别是在商品交易发达而货币材料稀缺的年代。
在第一节中,我们分析了表达式A、B、C。在货币周转速度不变的前提下,在这种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就分别需要9000(A)、9800(B)、10840(C)的货币。货币需求量在扩大,在金属货币条件下就要投入新的货币,在纸币条件下要发行新的纸币。下边我们将不再考虑已经不再使用的金本位等等金属货币经济形态,而只考虑后来的纸币经济及其它。
如果货币的发行与价值的增加同步,那么物价将是平稳的,不会有大的波动,在社会生产顺利进行的前提下。如果货币发行量不足,那么要么加快货币周转速度,要么金融机构发放货币。否则,整个社会生产将会停滞下来。如果货币发行量过多,那么尽人皆知随之而来的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不完全是货币现象,它也可能是其它原因引起。通货膨胀又分为温和的和恶性的两种。
在社会扩大再生产顺利进行的情况下,货币发行量必然随之增加,这种适度的增加是扩大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可是否是充分条件呢?我们前边讲过,在非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危机总会发生。这与货币发行无关。这是否意味着危机不是源于资本主义呢?是否意味着货币政策无效呢?不是的,稍后我们再讲。
事实上,“真正的”货币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已经越来越小了,甚至不再成为主流。信用出现了。信用,几乎是伴随着货币进入经济生活中的,并且成为纸币的基础。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信用在其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并且现在已经成为了经济生活的关键,已经进入了信用时代,信用在商务、生产、流通等方面都起到了主导的作用。一句话,货币趋于消亡,信用趋于上升。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在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发展中,随着资本化进程的深入和扩大,资本在数量上和深度上都有了无可比拟的巨大飞跃。这样,就为资本剩余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而随着平均利润率的下降,产业部门和现实经济部门能够给资本提供的利润已经不足以满足以追逐利润为天性的资本的欲望了。资本迫切需要找到新的、丰厚的利润源泉。在这种背景下,资本大量涌入金融领域,为信用扩大为笼罩一切的力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所以,我们在前边提到的关于货币的一切论述,必须补充以信用。而且,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带之以信用。在信用发达的现代,如众所周知,可以一般的划分出国家信用、银行信用、商业信用、消费信用等等。这一切都是与社会生产息息相关的。
相比较金属货币而言,纸币极易膨胀;相比较纸币而言,信用更易膨胀。在这里,我们可以把一切不需要即时交割的债权债务关系以及相关的承兑、保函业务归入信用,包括七十年代以后的诸多金融创新,包括有价证券、期货、期权等等。在为了交换而生产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在经济主体各自对立出现的市场经济下,信用必然膨胀。这是与资本主义的本性相联系的,就如同谁都明白利润最大化不等于产量最大化,而疯狂的资本总是做过头一样。
在社会扩大再生产顺利的情况下,生产周期会越来越短,周转速度会越来越快,真实的货币是远远跟不上的,信用就来补充了。而且,信用还常常可以解决纸币无法解决的问题,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而信用的本质,债权债务关系,又决定了它对于现货生产有一定的超前性,这种超前性表现为信用的扩张超出了生产的扩张。
信用的边界是什么?是现实生产。信用扩张突破了现实生产的边界,就如同纸币流通量超过了需求一样,必然引起通货膨胀。通货膨胀被划分为温和的和恶性的。当信用适当的超出了现实生产时,事实上引导着生产的进行,成为生产的推动力与润滑剂,这时的通胀就是温和的。但追逐利润的本性促使信用膨胀的越来越厉害,则通胀也越过了边界,由温和的变成了恶性的。这一切都是由资本的本性引起的。
我们必须时刻牢记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这是我们分析经济现象的一把钥匙。当代西方庸俗经济学滥用机会成本的概念,为诸如利息、地租等等都给出了机会成本的定义。但是,它们却没有突破马克思时代庸俗经济学的巢穴,归根结蒂仍是被马克思称为“三位一体”的资本—利润、劳动—工资、土地—地租的老一套。因此,马克思一百多年前的话,同样适用于当代西方庸俗经济学:“积累是靠牺牲消费来进行的这种一般的说法,不过是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相矛盾的一种幻想,因为这种幻想假定,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动机是消费,而不是剩余价值的攫取和资本化,即积累。”(同上,568页)
但也有一种相反的情况,就是信用不但不扩张了,而且不足。在一片萧条之中,追逐利润的资本也嗅到的尽是死亡的气息,信用紧缩,随之而来的是通货紧缩。这是社会再生产本身停滞下来的结果,是经济危机(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的结果,绝不是什么机构用什么财政政策或者货币政策能够解决的。
通货膨胀,即使是恶性的,也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这是不同的。但当代世界通货膨胀确实引发了不少经济、政治的危机。通货膨胀吞噬了几乎所有人的利益;超速运作的经济体制开始跟不上脚步;就如同金属疲劳后它就不再有能力承受自己的负载一样,疲劳的经济体制内部总会有的一些缺陷开始暴露,开始扩大,开始影响其它正常的部分,而正常的部分也变得面目全非,最后终于崩溃。这是资本主义进入信用时代后新出现的一种危机,这种危机甚至比马克思主义本来意义上的危机还可怕: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已被大大消除了,生产过剩的危机的规模和程度都得到了控制,甚至不再表现为生产的绝对下降而是相对的迟缓了。而信用,特别是作为各种信用的基础的商业信用,是谁也控制不了的,在这种市场经济的体制下。只有美国以及其它一些发达国家,在技术进步较快并且剥削全世界的前提下,加之有一套比较完善的金融体制,才能够避免这种危机。
可是无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还是信用的危机,都是最终要爆发的。因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的天性决定了,国家干预经济的能力也决定了,无论对于哪一种危机的控制与回避,终究是盲目的,是自发的,或者是实际上转嫁给了别人。八十年代后频频爆发的债务危机,非常形象的说明了信用,是怎样形成又怎样破灭的。
曾有人撰文,称泡沫经济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在97年金融危机中确确实实损失了那么多的财富;如果金融产品是无价值的,又怎么解释呢?其实,他忘记了,财富首先是使用价值,如果那几百亿的美圆什么也买不到,那就根本不值一提。问题在于这种外汇储备在国际收支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外汇大量的外逃,是对这个国家信用的致命的打击。破灭的泡沫使得国家信用、银行信用、并且商业信用统统破产,在这样的年代,这只能意味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崩溃。损失的美圆也好财富也好,不是来自于泡沫,而是来自于巨大信用笼罩下的现实生产。
我想,如果说这里只讨论了通货膨胀引发的危机而没有讨论其它形式的信用危机,那么并不代表不存在其它形式的信用危机,是可以理解的。
根除危机的唯一方法,就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社会生产有比例的、有计划的、合理的、协调的增长,这种经济模式似乎还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做到过。以往的计划经济简直等同于儿戏,这里不再多说。这里要强调一点,即这并不等于完全、彻底的抛弃市场。马克思主义的否定是有肯定的否定,市场方式中肯定有一些好的东西要保留下来,至于要保留什么,这不是本文的内容,况且现在也不可能有一个好的结论。
而真正实现这种计划,这种对社会生产的控制,只有在公有制经济下才做得到。因为这个时候,各经济主体才能够真正协调彼此间的利益关系,计划也才能够真正贯彻下去,生产也才可能不是为了追逐利润而是为了满足需要。至少,也要是公有制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占据着绝对优势,绝不是什么垄断15个,参与控制35个,退出146个行业之类的“公有制主导地位”。中国的国企改革,如果不是从一开始的话,至少从90年代起,就不再是为了把国企搞好,反倒像是要把国企搞死。这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现象,难以用正常的思维方式理解。理论改革再这么“突破”下去,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马上就要土崩瓦解了。
总之,尽人皆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早已不是为了消费而生产,而同样是为了追逐利润而生产。所以,我国无论走什么样的道路,实行什么主义,根据什么理论、什么论述,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和当代的信用危机都在等待着这个国家。或许可以减轻到某种程度,或许可以成功的避开一两次金融危机,而深陷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体系中的最终后果就是:危机。
这还不包括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民族危机和信仰危机。
这并不是彻底否定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但是我坚持一条,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方向,是不可原谅的。
事实上,我国97年之后的经济困难,就是初步的危机。
五、信用危机的形成
在这一节中,我们不讨论早已为人所知的生产过剩的危机,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述中,从来不缺乏对此的研究。我们只讨论上一节我们指出的信用危机是如何形成的。注意,这里的“形成”不是指在再生产中如何孕育并且产生了信用危机,在上一节我们已经指明了这是如何发生的;在这里,我们要讨论的是,产生的信用危机是如何具体形成的,或者说,是如何作为现实表现出来的。
在第一节中,我们描述了货币在再生产中是如何周转的,并且指出,一旦有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破坏再生产的顺利实现。现在我们把信用的因素补充进去,详细的分析。
我们根据第一节所附的实现扩大再生产的货币、商品流通图示,可以具体的指出如下几个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
首先,Ⅰc与ΔⅠc要在Ⅰ部类内部完成分配,需要有一定的合适的比例才能顺利进行。
其次,以货币形式出现的Ⅰv与ΔⅠv可能有一部分没有进入流通,或者虽然它们完全进入了,但Ⅱ部类没有相应的返还该货币用以Ⅱ部类再生产。
再次,以货币形式出现的Ⅱv与ΔⅡv没有完全进入流通。
第四,以货币形式出现的Ⅰm进入流通的那一部分,Ⅱ部类没有相应的返还该货币用以补充Ⅱ部类再生产。
第五,以货币形式表现:Ⅰ(v+Δv+m/x)<Ⅱc
首先,Ⅰc与ΔⅠc在第Ⅰ部类中分配时,可能出现如下几种情况:甲、整个的供不应求;乙、一部分供不应求;丙、一部分供大于求;丁、整个的供大于求。
若情况甲,表明经济正处于繁荣阶段,生产加足马力进行,货币正在投入,信用也正在扩大。并且,不仅仅是在Ⅰ部类,而且在Ⅱ部类。这与我们这里考察的问题无关。
若情况丁,资本在Ⅰc中的循环将放慢甚至停滞,两个部类积累均放慢甚至停滞,两个部类的生产周期放长。这时,Ⅰ部类中每个资本家都要卖出Ⅰc以收回资金,但是卖不掉;卖掉后,当然也不敢再次购买准备生产。Ⅰc资本周转中断。Ⅰv流向Ⅱc后又流回到Ⅰ资本家手中,由于Ⅰc周转中断,这部分货币也中断周转。此时,资本家不会再追加Ⅰv与ΔⅠv,这两部分以存货形式出现,资本中断周转。消费的Ⅰm/x与Ⅱc交换后,无论留在Ⅰ部类还是Ⅱ部类,均中断周转。这样,Ⅱ部类的生产资料没有补充,这部分资本也停止周转,则Ⅱc与Ⅱv均中断。于是全部中断。
当然事实上不会出现全部中断的极端情况。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丁,要么是长期的繁荣使得整个社会鬼迷心窍产业结构完全失衡,要么出现了生产过剩的危机。但因为这里分析的是整个社会,而事实上社会生产是由无数个经济主体完成的,因此对个别企业来说,生产的继续进行完全是可能的。微观经济学也告诉我们,在收入可以弥补变动成本的情况下,企业宁可亏损也要继续生产。
情况乙、丙我们不再讨论。对这两种情况要区分其比例来具体的讨论,而事实上情况甲、丁不过是它们的极端表现罢了。
如果出现第二、第三、第四种情况,实际上说明了一个问题:社会生产的前景并不乐观。说得更具体一些:劳动者当然不会把所有的收入都用来做即期消费,而总要有一部分积攒起来,用以储蓄、投资、保险等等。但在正常情况下,这不会影响社会再生产的实现,因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这方面的投入和支出应该是差不多的。而且,这部分事实上都作为间接投资又重新出现于再生产的周转之中。但在社会生产前景不佳时,劳动者与资本家都会缩减自己的即期消费,而金融市场上的间接投资活动也会呆滞下来。这样,Ⅰ部类与Ⅱ部类都均减少足够的货币与信用进行生产。货币不是积累在Ⅰ部类,就是积累在Ⅱ部类中,或者是积累在金融机构手中。总之,它不能完成流通,而信用自然与货币是同样的情况。
这是典型的通货紧缩,投入再多的货币也不能使生产活跃起来,投入的货币又纷纷退出了流通,而且物价又并不上涨。
如果是第五种情况,又可具体划分为:
甲:Ⅰ(v+m)>Ⅱc&Ⅰ(v+Δv+m/x)<Ⅱc
乙:Ⅰ(v+m)<Ⅱc&Ⅰ(v+Δv+m/x)<Ⅱc
若甲,Ⅰ部类不变资本积累过多,消费不足,而Ⅱ部类规模又过大。此时资本周转不灵,Ⅱ部类停滞下来。但如果Ⅰ(v+m)>Ⅱc,减少Ⅰ部类积累仍可以恢复周转,否则Ⅱ部类生产停顿,Ⅰ部类也将随之停顿。或者扩大两部类间的信用,也可以缓解矛盾。
若乙,Ⅰ部类新增产品太少,不足以弥补Ⅱc,社会生产将无法正常进行下去。
甲、乙两钟情况只有使Ⅰ、Ⅱ部类恢复到合理的比例才能够真正解决。此外,如果Ⅰ部类产品价格太低,贬值太厉害,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但如果生产资料的生产出现问题,那很明显整个社会生产不会处于良好状态。
注意,所有这些都是在没有国际贸易的前提下做出的。而且,这只是一个笼统的概述,并不全面。此外,Ⅰ、Ⅱ部类产业结构失衡,均将直接导致资金无法全部回笼,积累和周转放慢。
有人说,对于通货膨胀经济学研究的很多,但对于通货紧缩则几乎没有认真的研究。这是不正确的。你去读一读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危机的论述,就会明白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多么熟悉的东西。“商业停顿,市场盈溢,产品滞销,银根奇紧,信用停止,工厂关门,工人群众因为他们生产的生活资料过多而缺乏生活资料,破产相继发生,拍卖纷至沓来……在危机中,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达到剧烈爆发的地步。商品流通暂时停顿下来;流通手段即货币成为流通的障碍;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颠倒过来了。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生产力起来反对已经被它超过的生产方式。”(《反杜林论》,1970年12月第1版,273页)
在前边,我们提及这样一个观点,就是在非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危机总会发生。那么是不是危机与资本主义无关呢?不是的。我们也提到,共产主义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那么作为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怎么可以搞市场经济呢?这里的关键在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是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这时,整个社会中必然既存在着资本主义的东西也存在着共产主义的东西。这些因素不是硬凑在一起的,而是历史的、辨证的融合在一起的,是一个过渡的阶段必然的结果。此外,资本主义还要有大量的遗产需要继承,许多好的东西不仅现在要保留,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也要保留。这就是辩证法的否定。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如果资本主义的因素多一些,就会更像资本主义;如果共产主义的因素多一些,就会更像共产主义。在现实社会中,在现在的中国,哪一个因素更多,不言自明。而且,脱离了具体的时代和条件,空谈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或者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都没有多少意义。不过有一点,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水乳交融的相生相伴,注定了市场经济至少在很大程度上等于资本主义。事实上,我们经常很难把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区分开,因为资本主义几乎所有的优越和弊病,都与市场经济有关。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如果表现得如同资本主义一般,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不必惊讶。
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经过了以上的分析,信用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与作用就凸现出来了,其重要意义已不言而喻。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信用永远是依托在社会再生产之上的,脱离了现实经济的信用只会形成投机,而过度的投机又发展为泡沫,对现实生产有很大的破坏作用。信用危机的发生固然不需要以生产过剩的危机或其它社会再生产的不能顺利进行为前提,但信用危机一旦形成并且发生,则必然会破坏社会再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社会再生产得不到恢复,信用危机不会真正消除。
这是我们理解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关键。从中我们可以明确的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单纯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而且它们起作用的机制也与西方经济学各个派别的解释完全不同。西方经济学的各个派别只是空洞的分析,什么变动将引起什么变动,怎样变动,却不能说明,为什么这样变动,也不能说明,为什么一定这样变动。
从上边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知道:所谓充分就业是多么的荒谬。在一个经济繁荣的阶段,在一个经济有计划的发展的社会,理论上完全可以不存在失业。凯恩斯认为充分就业时资源已经充分利用,当需求再继续增加时,国民收入已无法增加,只有引起通货膨胀。而事实上,无论资源是否充分利用,总需求与国民收入怎样增加,在经济繁荣的阶段,在信用与货币的共同作用下,一定会有通货膨胀现象。况且,资源不是一个常量,资源本身就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扩大的。当然,纯以自然资源而论,它扩张的速度是远远跟不上生产的扩张的。
在一个生产过剩的阶段,凯恩斯主义从菲利浦斯曲线的原理出发,认为失业与通胀是不可并存的,主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这样,通胀固然在情理之中,可是再生产本身,生产的过剩却不能因此而改变,剩余的社会产品不会因此而消失,而且,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又导致了产业结构的不平衡,更是对再生产雪上加霜。于是,滞胀出现了。
这并不等于说财政政策无效。财政政策有效无效,要具体的看它是否针对了当时具体的经济形势,是否有利于社会再生产的进行,是否有利于信用危机的调整。以我国近年来的财政政策而言,就有的有效,有的无效。像征收利息税,完全没有用处。因为这笔税是专门用于补助经济困难家庭的,所以一些人的损失就成了另一些人的收益,并不增加或者减少居民消费能力。虽然一般贫困家庭支出的倾向比较大,但是,在利率已经如此之低的前提下,这笔钱在数量上首先是有限的,其次这样刺激消费的效果不会理想,希望靠消费来拉动经济始终是种浪漫的幻想。另外,如果企图以此引导人们投资,那么,一来银行和其它警容机构本身就可以进行投资活动,二来在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有多少人因为利息少了几个钱就去投资市场上操作呢?像扩大财政支出大搞基础建设一类的做法,肯定有效。但是效果如何还不好说,而且有引发类似美国滞胀的危险的可能。
而且,最严重的,凯恩斯完全错误的理解了利率。庸俗经济学完全否定劳动价值论,单纯认为供求关系决定价格。当凯恩斯同样用对资金的供求来解释利率,从而企图用利率的高低来调节资金的供求时,他犯了一个大错。首先,人们不是为了供求而供求,供也好求也好,第一个必须有利可图。在一个萧条的市场上,利率再低也没有必要去借贷。其次,真正决定利率高低的是社会平均利润率,利率低只能说明社会平均利润率低,利率是高了还是低了要与社会平均利润率去比较。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国利率一降再降,却即不能刺激消费,也不能刺激投资的根本原因。
所以,凯恩斯整个围绕着利率展开的学说都是错的,有几个正确结论,也是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本能使然。
货币主义者天才的觉察到了这一点,他们尽管同样不了解决定利率的根本原因,却意识到了货币政策无法限定利息率,利率会把人引入歧途。货币政策不应该是一项刺激总需求的政策,而应该是作为防止货币本身成为经济失调的根源的政策。这样,要根据经济增长,按一定比率增加货币供应量。但货币主义者也仅仅走到这里,随后就发了昏的认定实际因素对总需求的影响不大,通胀的根本原因是货币发行的过多。然而我们已经知道,通胀的原因有很多,影响需求的根本原因也不是货币发行的过多。依照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总需求是由一定的生产方式、生产水平决定的,如果由于货币发行量过多而导致通胀,这根本与需求无关,完全是由于货币的供给过多而导致的货币贬值。况且,在当代社会,通胀也不单纯是一种货币现象,而是更主要的一种信用现象。有一部分顽固的货币主义者反对把一些金融创新引入货币需求函数中,而宁可忍受由此带来的货币需求函数的巨大偏差。这是一种典型的固步自封,站在真理的面前墨守成规,对事物的本质视而不见。货币主义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孤立的看待货币与信用现象,似乎可以脱离现实生产抽象的谈论货币与信用,而他们又要用这种理论来解释和解决现实生产。
关于需求的问题,似乎值得讨论得详细一点。一般的说,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需求取决于这个时期的社会生产方式。再具体一些,与这个阶段的生产、流通、交换、分配等等密切相关。但是,与货币发放量肯定无关。乍一看,似乎货币持有量增加,需求就会增加。但是,社会产品并不会因此而改变在各个阶级、阶层、群体之间的分配,整个社会并不因此而增加供给或者支付使用价值的能力。这种货币的增加,如果在本来货币供给已经合适的前提下,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是一种虚假的幻象,是一种欺骗,似乎货币有创造使用价值的能力。而事实上,一个社会的需求能力,首先取决于这个社会有多少产品可供使用,其次取决于这些产品在各个阶级、阶层中如何分配。再次,取决于经济是活跃还是萧条。最根本的,是社会产品总量,但在某一个具体阶段,最重要的,社会产品如何分配,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国际贸易的流向。
对照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是如何分道扬镳的,并且为何得出那么多相互矛盾的结论。凯恩斯主义在社会再生产理论方向上继续前进,所以在财政政策理论上贡献颇大;货币主义在信用理论上有所收益,对货币政策认识的深刻。但是它们在现实生产和信用的衔接上都做得不够,而且理论基础就不正确,所以总是出现问题:无论做多少个图表,画多少个坐标,用什么样的曲线,都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我们曾经提到过,中国97年后的经济困难实质上是初步的危机。这表现在生产的呆滞,失业率的上升,消费不旺,投资乏力,一句话,经济萧条。这场危机的关键在于生产过剩,消费不足。就其实质而言,是场生产过剩的危机。随着经济的萧条,信用也在紧缩,所以尽管采取了多种手段而仍不能使货币流通量增加,因为这是经济自身的调整,谁也改变不了。指望单单靠降低利率来刺激消费与投资,如前所述,纯粹是一相情愿的幻想。并且,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来并没有真正解决我国产业失衡的问题,二来在过剩产品消费或销毁之前,很难彻底启动经济。而且,非常不幸的,我国的过剩产品,大多是没有太多消费潜力的产品或者是劣质产品。如果仅仅推动了个别产业的发展,那么对整个国民经济并没有太多的好处。纺织业改造成功了,而钢铁呢?农业呢?造船呢?汽车呢?如此等等。总之,只有改善社会再生产状况的财政政策才有用;只有扩大信用而不是单单发放货币的货币政策才有用。因为社会再生产得不到调整,整个经济不能好转;是信用而不是货币支持、作用于现实生产(货币现象说穿了也是一种信用现象),信用才能够推动社会再生产。财政政策也好,货币政策也好,都是在基本经济规律起作用的基础上起作用的,不是几条曲线一画,就有了效果。而且我国人民还幸运的没有被彻底资本化,对利率不那么敏感。
我国国内消费不足的情况其实早就存在了。由于出口一直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出口推动型经济。一方面产品可以大量出口,一方面社会再生产得到了平衡。所以,很久以来并没有引发经济危机。但是,在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实质上是牺牲了国内的需求去满足国外。90年代后国有经济持续的衰落,为经济危机的发生打下了基础。长期以来的不良债务,又使得信用水平低下,信用能力不强。随着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终于引发了积蓄已久的种种矛盾的激化。也就是说,我国国内消费不足的情况很久以来一直存在着,只是由于97年后出口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破坏才暴露出来而已。而一旦暴露,就引起了连锁反应,终使经济内部矛盾激化并且爆发(与国内改革密切相关),终于不是简单的扩大什么就可以解决的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是一味的扩大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便又回到了老路上去,结果即是85年至97年历史的重演。
要真正解决我国的经济危机,必须采取如下几个办法。其一,调整产业结构。官方说法是现在已经是买方市场,可事实上,许多产品是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均不平衡或者市场上根本供不应求的。比如房地产业,我国有多少人尚需要解决住房问题啊。比如交通业,我国根本不适合美国式的道路,根本不应该鼓励个人购车,根本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维持一个大量私车的社会。相反,应该大力加强公共交通事业的发展,向北欧学习。比如一般服务业,我国人民享受的服务无论从品种上还是从质量上都十分有限。比如咨询业,我国目前的信息不畅,早就成为了社会进步的瓶颈。比如钢铁业,大量的劣质钢材,如此等等。其二,发展公有制经济。我已经指出,如果不想认真的实行计划经济,那么市场经济唯一可以避免危机的办法就是积极、主动的在各个可能的行业中发展公有制经济成分。公有制经济成分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同于简单的股份制),成为法人,有自主权,国家不应干涉其经营业务,这样,公有制经济才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在经济繁荣的时期,一方面可以为国家积蓄收入,一方面可以满足人民各种需求。在经济萧条的时期,国家可以依靠占主导地位的公有制经济成分,加强国家计划,调整和引导社会再生产,力图避免或减少危机的破坏。其三,要扩大信用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要在法律上加强对信用行为的规范,在实践上引导信用的良性发展,扩大商业信用、银行信用的作用,增加金融机构的信用业务。这样,信用才能够真正成为经济的基础,我国经济才能够成熟起来。其四,必须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可以考虑减免几年对农民的税收、征粮等等。增加农民的收入渠道,加强农业产品的商品化,让农民加入到社会经济运作中来,开发这个真正广大的市场,让农民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娱乐上和其它各方面都享受到与城市居民相同的权利。其五,开发西部,而且是真正的开发,新起点、高水平的开发,不是东部落后产业的简单向西部转移。
这其中,发展公有制经济是一个关键。公有制经济搞好了,社会主义才有希望,中国才有希望。其它经济成分,你说它是社会主义的有益补充也好,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好,它们只有在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带动下才能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部分,否则,它们根本与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我们必须明白,这是社会主义生死攸关的原则问题,是中国能否保持稳定和国际地位的前提。
对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探讨和财政、货币政策的分析,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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