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贪污犯的处理态度和方法

 1952年，抗美援朝仍在继续，共和国依旧是百废待兴，上下勒紧准备社会主义改造。然而在这个时候，已经有少部分的官员思想上、行动上开始腐朽。两个地委书记级别的干部，相当高了。“治国就是治吏！”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在新中国法制建设尚有许多空白的当时，以公开审判的方式判决了两位贪污犯死刑。

    相比起今天的“后辈”来说，刘、张二人贪的也许还不算多，但他们却是一个标志——共和国从初生之时起就表明了严厉打击贪污腐败的决心。这是对人民的承诺，这也必将是永远的承诺。

一、西柏坡语言：一语成谶

    2002年底，当选为新一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足一个月的胡锦涛，冒雪来到河北西柏坡调研。1949年春天，毛泽东在这里曾经作了一次著名的报告，精辟分析了即将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任务与面临的困难。在此次报告中，毛泽东提醒每一个共产党员，要注意“糖衣炮弹”，但绝非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听到了。

    西柏坡会议 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

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议上发言

七届二中全会会址

    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议上的报告（节选）——

    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久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领导干部景区私盖别墅 毛泽东发怒 彭德怀失眠

毛泽东最重视廉洁。图为延安时期毛泽东退伙食费的账本

    解放不久，中央机要部门在香山盖房子。一位领导乘机在一幽静的山坡为自己盖了两层小楼。房刚盖好，被毛泽东知道了，于是这位领导被毛泽东叫到面前。

　　毛泽东双手叉腰仔细打量着那人，好久都铁青着脸不吭声。一阵难耐的寂静过后，毛泽东终于发怒了：“你的派头真不小啊，我看和过去的帝王将相差不多了。我告诉你，你想当那刘宗敏，我却不肯当李自成呐！”

　　毛泽东边说边来回踱着大步：“你这么干，还配当共产党的干部吗？老百姓要戳着脊梁骨骂我们的呐！我们共产党员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来这里享受的，更不允许搞贪污腐化，如果都搞起特殊化来，我们的江山要坐不牢的啊！”最后，他提议没收小楼，并对那个干部进行严厉处分。

　　革命成功了，如何能够不居功、不骄傲，始终保持艰苦奋斗、勤奋创业的精神，是毛泽东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他们时时处处提醒自己和广大党员干部，不当李自成，不当帝王将相。

　　无独有偶，彭德怀也有这样一段经历。1956年秋天，彭德怀元帅到一个著名风景区开会。当他得知一些漂亮的小洋楼是专给高级干部准备的，哪一级住哪一套哪一层都有严格规定，多数楼一年到头都空着，还得派人维护时，他睡不着了。他半夜起来，围着那些长年空着的小楼，不停地转呀转，看呀看。

　　在离开时，他语重心长地跟当地一位负责人讲：“有些人硬要把我们往帝王将相的位置上推，还怕人家不知道，在这儿修了当今帝王将相的庵堂庙宇咧！你们也许是真心实意地尊重我们，但我也要真心实意地告诉你们，我们不是帝王将相！你们这样搞，人们看到这些长期关闭的房子，会怎么想？不骂娘，起码他们会觉得我们这些人太特殊了吧！”

    一份令毛泽东震惊的报告

    1949年春天，西柏坡。新中国即将诞生前夕，毛泽东以伟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郑重地向全党发出警告：“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毛泽东的告诫不幸而言中。进城不久，腐败现象就开始在党内滋生起来，其蔓延之迅速，程度之严重，令人震惊，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场生死考验。

　　北京，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

　　这是一座古老的四合院，东南西北四面各五间房。院内铺十字甬道，卵石圆润；矗七棵巨柏，四季常青。这里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办公和生活的地方。1951年11月，初冬的北京已有几分寒意。在一个万籁俱寂的夜晚，菊香书屋里依旧灯火通明。灯光下，毛泽东正在批阅一份报告——一份令他震惊的报告。

　　这是11月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呈送的报告，题目是《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

　　报告中说，东北地区从9月份以来，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已先后在东北局一级机关和各省市开展起来，并发展成为了有领导的民主运动。由于在斗争中揭发、批判和打击了各种贪污蜕化行为，大大提高了干部、群众的觉悟水平，从而使贪污现象得到遏制，机关开支大为紧缩。

　　报告列举了在运动中揭发出来的一些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行为。其中提到：沈阳市仅在部分单位中就揭发出3629人存在贪污行为；东北区贸易部检举和坦白的赃款高达5亿元人民币（注：本书所指均为人民币旧币。1955年3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旧的人民币，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十分严重，仅东北铁路系统就积压了价值上千亿元的材料，无人处理，无人过问。

　　报告着重概述了东北地区开展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运动的经验，主要是：第一，必须开展一个群众性的民主运动，才能收到最大的效果；第二，首长负责、亲自领导，对本单位所存在的主要缺点进行诚恳的深刻的自我批评，一次做不好，再做一次，直到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第三，反贪污蜕化斗争是一个复杂尖锐的斗争，领导必须为群众撑腰，加强思想领导，提高群众的积极性；第四，及时处理已经弄清的问题，这样可以安定坦白者，推动有顾虑而不敢坦白的人坦白，也便于争取群众，使坏分子孤立；第五，随着运动的深入与发展，群众觉悟的逐渐提高，不断研究新的问题与经验，以推动整个运动的前进；第六，以一批能力强的干部组成检查小组作为领导的助手，深入检查，及时反映情况，并协助领导机关总结经验，指导运动。

　　同时，东北局的报告还谈到了不法资本家对党员干部的腐蚀问题。报告说“从两个月来所揭发的许多贪污材料中还可看出：一切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是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资产阶级、私商对我们干部的引诱、侵袭几乎无孔不入，而我们的各种制度还很不严密。因此，除进一步加强对干部群众的正确政治教育外，还必须严格一切干部和私商往来的纪律，坚持贯彻在这次运动中所修订出的各种制度。”

    这份报告中所提到的增产节约运动，是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开展起来的。之所以要大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主要是由新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所决定的。

　　新中国成立伊始即面临严峻的经济考验，生产萎缩，交通梗阻，失业众多，民生困苦。据统计，1949年同历史最高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大约50%，钢产量减少80%，粮食减少25%，棉花减少48%。当时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不到亚洲人均44美元的三分之二，不足印度人均57美元的二分之一。这种经济状况，就使得全力恢复国民经济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恢复国民经济，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必然需要付出大量的资金，而资金的来源只有增产节约一条康庄大道可走。一方面，恢复国民经济需要大量的财政开支；另一方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大量增加也加重了财政开支的负担。当时，随着全国各级政权的建立和对文化教育事业的接管，以及对国民党遗留和起义人员实行“包下来”的政策，国家负担的公教人员数量急剧增加。1949年为700多万人，1950年上升到900多万人。这样，国家的行政开支费用也骤然增加。根据1950年全国财政收支概算，当年的行政费用支出占国家总支出的21.4%，这对新生的共和国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国内经济千疮百孔，亟待复兴；国际形势同样恶化，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在战争爆发的第三天，美国悍然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同时命令其海军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插足中国领土台湾，干涉中国内政。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和毛泽东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毅然决定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并于当年10月19日开赴朝鲜作战，开始了一场历时3年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使新中国的经济再次进入战时状态，国家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支持战争和进行国防建设。据统计，1950年国防费用开支达28亿元，占当年财政总收入的比重高达42.9%。1951年秋，财政部对全国财政状况进行了一次匡算：当年财政支出要比概算增加75%，其中军事费用为55%，当年财政收支平衡的计划将无法实现，而且还会影响到下一年度财政预算。毫无疑问，抗美援朝战争对举步维艰的新中国无疑于雪上加霜，大大加重了财政困难的局面。正如1949年12月5日毛泽东在《军委关于一九五○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中指出的：“我们今天要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要医治长期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要从事经济的文化的国防的各种建设工作，国家的收入不足，开支浩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一项巨大困难。”

　　恢复国民经济，需要资金；支援抗美援朝战争，需要资金，那资金从哪里来？出路何在？答案只有一个：走开源节流的路子。

　　1951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专门分析研究朝鲜战争发展的趋势及其对策。会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战略方针，确定了解决财政困难的5点办法：（1）节约兵力，整训部队，将总兵员从610万人减少到465万人。（2）精简机关，缩编人员。（3）紧缩开支，清理资财。（4）提倡节约，严禁浪费。（5）组训民兵，准备推行义务兵役制。其核心内容就是要增产节约。

　　10月23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向全国发出了“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号召。他指出：“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因此也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

　　在这次会议上，政务院副总理陈云作了关于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报告，其中专门论述了增产节约问题。他提出，增产节约是人民政府的重要财经政策之一。从现在起，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个增产节约运动。

　　毛泽东、陈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的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意见，受到与会政协委员的一致赞同。会议号召，全国人民立即行动起来，开展一个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用实际行动支持抗美援朝战争和国内经济建设。

　　会后，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展开。在这场全国性的增产节约运动中，东北地区是走在前列的，实际上在中央发出正式号召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东北是全国解放较早的地区，作为一个大行政区比其他地方早一年进入和平建设状态，机关干部和职员也较早地拥有了控制资源的机会，因而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也就较早地由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如沈阳市在一些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中发生严重的贪污现象，仅中国煤业建筑公司沈阳分公司、东北纺织管理局沈阳八厂等4家单位发生的贪污案，即造成国家损失达40余亿元。同时，东北又是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前沿阵地，在财政经济上压力更大。因此，在东北地区，增产节约运动起步较早，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的号召也提出得比较早。

　　1951年7月，沈阳市人民监察委员会针对当时严重的贪污现象，配合各部门开展了一场反贪污斗争，除惩治犯罪分子外，同时在领导作风、管理制度、干部教育、干部政策等方面加以改进，以防止贪污现象的发生。

　　8月3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主持召开东北局直属机关干部大会，发表了《反对贪污蜕化，反对官僚主义》的讲话，号召东北局的全体党员及工作人员开展反对贪污蜕化、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据《人民日报》报道，在2000多名干部参加的集会上，高岗作了3个小时的报告，“深刻而尖锐地批判了贪污腐化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几天后，东北局正式通过了《关于开展反对贪污蜕化倾向，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的决定》。由此，东北各地的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运动全面开始，并很快收到了明显成效。

　　10月22日，东北局又发出一个关于全面展开增产节约运动的通报，要求扩大实行增产节约运动的部门。通报指出：“这一运动不仅在工业与生产部门应该开展，而且在东北所有一切部门，包括财政、贸易、合作、文教、学校与政府其他各部门都要开展起来。”通报要求这些非生产部门，一方面要学习国营厂矿企业开展运动的经验，另一方面要结合本部门的具体情况，目前主要是结合各机关开展的反贪污蜕化、反铺张浪费与反官僚主义斗争，制订增产节约与提高工作效率的计划，有领导有组织地开展这一运动。从这份文件可以看出，“增产节约”运动正逐步地超越经济领域，开始和反贪污腐化的“整党”结合起来。

　　11月1日，高岗就东北地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情况，向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对运动开展情况进行了总结。

　　后来，毛泽东曾经讲过：“发现贪污问题的严重性和大规模地惩治贪污分子，从东北开始，是由高岗同志亲自动手的。”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会暴露出一些问题，如贪污浪费问题，这本来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在率先开展这一运动的东北地区，会暴露出如此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不能不使毛泽东感到震惊，因为这事关共产党的生死存亡，事关新中国的兴衰成败。共产党刚刚执政，共和国刚刚建立，能不能跳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陷入了沉思……

二、革命功臣 沦为巨贪

    毛泽东的预言是极具前瞻性的，很快，党内就爆出了惊天大案。曾经身为“红小鬼”，在抗日战争中舍生忘死的革命功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抵挡不住“糖衣炮弹”的侵袭，迅速的腐朽堕落。前后反差，令人嗟叹不已。

    “红小鬼”的蜕变

刘青山

    刘青山，曾用名刘顺山，1916年出生在河北省安国县南章村一个佃农家庭，幼年即在博野县南白沙村当长工。1931年，刘青山经徐去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随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一支队参加高蠡暴动。1937年10月，刘青山被选送抗大学习。翌年8月，出任河北省大城县县委组织部长，他常以青塔书店掌柜身份到乡间卖书籍为幌子，宣传救亡抗日，为壮大共产党组织，刘青山等人组办民运训练班，培训出很多优秀干部。

    同时他和县委一起创建县大队和八个区分队抗日武装。1941年3月，刘青山任中共大城县委书记，领导粉碎日伪清剿，使大城县抗日队伍和根据地不断壮大。日伪以1500块大洋悬赏捉拿他。1941年“五一”扫荡后，环境十分恶劣，党内出现一批叛徒，对抗日斗争造成极大危害。刘青山领导大城县委及时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沉重打击了敌特汉奸的嚣张气焰，并开辟了文安洼抗日根据地，使全县抗日形势好转。是年9月，刘青山任大城县、河间县县委书记。1944年10月,刘青山任冀中中共八地城工部长，翌年10月，任冀中中共八地书记兼任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政治委员、地委党校校长。

    1949年9月,刘青山任天津地委书记。1951年8月，刘青山任石家庄市委第一副书记。同年10月,刘青山曾作为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成员,出席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的世界青年和平友好联谊会。

    知道了刘青山的简历，就应该知道刘青山的甘苦和蜕变。这里仅抽出一方面的实例举证。

    1942年5月1日，日本侵略军由汉奸叛徒领路，向晋察冀边区进行第三次残酷的蚕食夏季"大扫荡"，时任大城、河间两县26岁的县委书记刘青山，日夜跟鬼子周旋，白天在河间县的后北曹村隐蔽，夜里再回大城、河间县城开展工作。后北曹村在大城、河间的交界处，村里只有党支部书记赵明利一个人知道。开始刘青山住在赵明利家，对外称是赵明利的表弟。他上身穿一件用黑色粗布带扎着的老蓝粗布破夹袄，下身穿一条白色粗布灯笼裤，挽着裤腰，没有腰带，鞋也不跟脚，趿拉着，活象一副穷人家的庄稼汉。

    “三反”运动展开后，各级人民政府都设立人民检举接待室和普遍设置检举箱，让人民能随时进行检举

    那段时间里，他白天在赵明利家的夹壁墙里休息，写文件，做计划，夜里就趟黑摸出村子，爬过封锁沟，连夜潜入大城、河间县，招集大家，听取汇报，安排任务，布置工作，天亮之前又赶回赵明利家。后来，鬼子搜索越来越紧，刘青山活动忒不容易了，赵明利便在村后秫秫地里挖一个地窨子，让刘青山藏在那里。离这个地窨不远处，是赵明利的看瓜庵，赵明利就住在这个庵子里。刘青山每天凌晨从县城回来，就直接到瓜庵里吃饭。乡亲们的生活是艰苦的，刘青山每天吃的是三个粮糠掺半的干饼子，一砂壶白开水还是凉的，连咸菜也没有。

    由于地窨子阴暗潮湿，又逢连阴雨，刘青山仍坚持对敌斗争，晚出早归，不分白天黑夜的工作，终于病倒了。赵明利发现后，赶紧连夜往返县城六、七十里，抓回中草药，让妻子熬好，一汤匙一汤匙地往刘青山嘴里喂。赵明利还让妻子到邻居家借来白面和鸡蛋，做成热呼呼的荷包面，一点一点喂给他吃。病渐渐地好了，刘青山感动地说：“老赵啊，我又拾回了一条生命。”这话从何说起？

    1932年秋，刘青山参加高蠡暴动那年，才16岁。暴动失败后，敌人将他们被俘的19名游击队员，押到县南关操场上，把全城的大人小孩都轰来，开始了血腥大屠杀。5把冷森森的铡刀一字排开，顿时，同志们的身子一刀两断。刽子手身上脸上都溅满了鲜血。一直铡到末了一个，轮到刘青山了，一个敌团副看他忒小，怀疑抓错了人，猛地踢他一脚，嗷哧一声：“解捆！”

    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把他放走了。这就是刘青山参加革命后第一回拾回的生命，所以那次他大病初好，感动地对赵明利说“我又拾回了一条生命”。

    1944年10月，刘青山离开了后北曹村，上前线了。抗战胜利后，当了分区党委书记的刘青山，又到后北曹村去一回。赵明利等人一看亲人回来了，赶忙打兑一些钱，跑了十几里，打酒买菜招待他。敬酒的时候，刘青山用筷子指着中间盘里的烧鸡，皱着眉头左看右看，说鸡色不正，是隔夜的，硬是不吃。无奈，赵明利只好派人骑驴加鞭地又买来一只烧鸡，把那只所谓隔夜烧鸡撤下来。

    解放战争胜利后，刘青山当了天津地委书记，大冬天里非要吃韭菜馅饺子，可又嫌韭菜辣胃，不好消化。逼得厨子不得不打发人，到北京郊区四季青暖房里买来韭菜，再别出心裁地在每个饺子里掺进一整棵韭菜，包的时候，把韭菜白露出来，等煮熟了再把韭菜抽出来。这样，饺子就只留下了韭菜的鲜味而吃不着韭菜了。随着环境的变化，刘青山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蜕变着，到头来蜕变成一个大贪污犯。

    不听劝告，迷途不返

    在刘青山伙同张子善贪污和挪用公款前后，时任天津行署副专员的李克才屡次规劝和抵制未果，最后毅然对刘张二人进行了检举揭发。1949年7月26日，冀东第十五行署专员李克才调任天津行署副专员，成了天津专区党委书记刘青山、天津行署专员张子善的副手。1949年底，《人民日报》一则消息揭露，天津地区违反政策从东北贩运木材被扣。李克才非常吃惊，就去问张子善和刘青山。张子善装糊涂说不知道，刘青山则说这事是和大家商量了的，出事了也犯不着装熊，更没有你“胆小鬼”李克才的事。1950年9月，刘青山、张子善要挪用地方粮款10亿元（旧币）搞机关生产，李克才不同意，刘张未听规劝，一意孤行。1951年1月，李克才责成天津地区合作社做好河工供应准备，并要求他们只加运费，不许赚钱。刘青山、张子善瞒着李克才单独组织“供应站”，大赚昧心钱30亿元（旧币）。由于刘青山、张子善对李克才的告诫一句也不听进去，李克才挽救刘张的希望彻底破灭了。1951年11月21日，中共河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省会保定召开。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布置“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工作的会议。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增产节约的号召和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有关指示后，会议开始进行讨论。李克才第一个站了出来，面对824名与会代表，公开揭发了刘青山和张子善的贪污腐败行为。李克才的发言长达一个小时，天津地区的其他代表也纷纷发言，揭发刘青山、张子善。

    有关资料显示，1950年到1951年短短一年时间里，刘青山、张子善利用职权，盗用机场建筑款、救济水灾的造船贷款、治河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剥削民工供应粮及骗取银行贷款等，总计达171亿6272万元（旧币）。当时的人民币是中国人民银行于1948年12月1日起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它与现今人民币的比率是10000∶1，也就是说，相当于现今人民币的171万余元。别说在当时，国家和老百姓还很穷，就是现在，这个数也不是个小数目。

    有人计算过，按建国初期的币制标准和市场物价指数，刘青山、张子善贪污的款项可以购买小米5000万公斤；可购买香油3000万公斤；可购买猪肉2000余万公斤；可购买土布1670万米。再按当时干部供给制的标准，这个数字还意味着：它所购买的布匹，足可以装备50万人，整整5个兵团。

三、痛下决心 绝不姑息

    是杀？还是不杀？华北局在上报中央的报告中，原则上同意了河北省委“处以死刑”的意见，但是增加了一句：“或缓期二年执行”。这是考虑让中央有更多回旋的余地。刘青山、张子善毕竟是革命功臣，到底是直接毙了，还是给他们一次机会，“治病救人”？

毛泽东先后处死谢步升、唐达仁、左祥云、黄克功、肖玉壁、刘青山、张子善七个贪官。图为毛泽东与黄克功在一起

    1951年12月14日，河北省委根据调查和侦讯结果，向华北局提出了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意见：刘青山、张子善凭藉职权，盗窃国家资财，贪污自肥，为数甚巨，实为国法党纪所不容，以如此高级干部知法犯法，欺骗党，剥削民工血汗，侵吞灾民粮款，勾结奸商，非法营利，腐化堕落达于极点。若不严加惩处，我党将无词以对人民群众，国法将不能绳他人，对党损害异常严重。因此，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

　　新中国成立之初，还没有形成健全完善的法律体系，对刘、张二犯的处理，既无明确的法律条文可以依据，又无现成的案例可以参照；而且，刘、张曾是党的高级干部，有功于革命事业，因此对其处理必须慎之又慎。

　　中共中央华北局在接到河北省委关于对刘、张二犯“处以死刑”的意见后，对报告和其他材料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综合各方面意见，于12月20日向党中央提出了处理刘、张的意见：

　　中央：

　　（一）刘青山、张子善盗窃国家资财，克扣、剥削河工、民工费用，勾结私商贪污自肥，已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条件，河北省委通过，经我们同意开除其党籍。（二）为了维护国家法纪，教育党和人民，我们原则上同意，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二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

　　（三）河北省委事先对此明目张胆的贪污罪行未能发觉，发觉后，又未及早坚决地予以处理，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应受到党的指责。

　　以上意见，妥否？望中央指示。

　　华北局

　　十二月二十日二十三时在华北局的报告中，原则上同意了河北省委“处以死刑”的意见，但是增加了一句：“或缓期二年执行”。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回忆说：“当时之所以加了‘或缓期二年执行’，是考虑到中央决策时可以有回旋的余地。”

　　河北省委、华北局的意见，都汇集到了党中央，汇集到了毛泽东的手里。

　　是杀？还是不杀？人们在等待着中央的最后决定。

    从历史上看，毛泽东在把握这类问题时，一向是以教育为主，避免打击面过宽，能不杀尽量不杀；该杀的则决不手软，铁面无私、严惩不贷。瑞金时期，毛泽东严惩了于都县一个集团贪污案，将贪污数额最大的县委军事部长等四人公审之后，执行枪决，余者一律依法严办。延安时期，边区贸易局副局长肖玉壁，是个劳苦功高、体无完肤、身上有80多处伤疤的老红军。为给其治病，毛泽东在供给上给他特别关照。但他出院之后，功高自傲，无视法纪，公然贪污大洋3000多元。案发后，毛泽东执法如山，严令枪决。

　　由于刘青山、张子善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广大干部在认识上的不尽一致，毛泽东在考虑对刘、张的量刑时，是十分慎重和民主的。当时，他曾与朱德、周恩来、刘少奇、薄一波、彭真等人在颐年堂开会，议论这个问题。大家一致的看法是：对那些“手上不干净”的人，应当区别轻重大小，经过深入调查核实，实事求是地分别对待，以免整错、杀错；但是对于像刘、张这样的大贪污犯，不论他们有多大的功劳，都是不可饶恕的。毛泽东说:“对于这样的叛徒和蛀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

　　不杀，就不能平民愤！不杀，就不能正党纪国法！不杀，就要当李自成第二。

　　据有关资料记载，当周恩来将华北局的报告送交毛泽东时，毛泽东看后许久不语。周恩来就问:“主席的意见呢？”毛泽东张口说出两个字：“死刑。”

　　周恩来又问：“万一有人出面讲情呢？”

　　毛泽东还是两个字：“不准。”

　　虽然中央的意见已经统一，但是在正式作出决定前，毛泽东还是不放心，又委托华北局到天津地区调查研究、征求干部群众的意见。薄一波回忆说：“1951年12月下旬，华北局通过河北省委征求了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对刘、张两犯量刑的意见。结果是，地委在家的8个委员的一致意见是处以死刑。地区参加讨论的552名党员干部的意见是，对刘青山同意判处死刑的535人，判处死缓的8人，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对张于善同意判处死刑的536人，判处死缓的7人，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

　　党中央和毛泽东在看到上述材料后，又请党外民主人士传阅，听取他们对量刑的意见。最后，毛泽东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当时，刘、张的罪行已经通过报纸、广播公布于众，广大群众尤其是天津地区的群众，无不咬牙切齿，痛恨万分。改组后的天津地委曾组织八个县镇的党员积极分子，讨论对刘、张的处理意见，无一人不主张枪毙的。杨柳青镇的农民说：刘青山、张子善的罪行，真比反革命分子还大，应该把他们弄回来公审枪决。党中央和毛泽东作出执行死刑的决定，是慎重和民主的。下这样的决心不容易，而一旦下定决心，则一切不可动摇。

　当刘青山、张子善将被处决的消息在内部传开之后，在河北省各级干部中引起极大的震动。一些干部特别是当年曾和刘青山、张子善一起出生入死闹革命的干部，感到惋惜，有不少的议论。有的说：“他们是有功之臣，不能杀呀！”有的认为：“可以判个重刑，让他们劳动改造，重新做人。”有的呼吁：“希望中央能刀下留情！”有的感叹：“三十多岁正是好年华，说杀就杀了，实在可惜，应该给他们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这些意见和呼声，集中地反映到了当时担任天津市委书记那里。他觉得有必要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反映一下，于是他找到了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他对薄一波说：刘青山、张子善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了，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薄一波如实地向毛泽东转达了“枪下留人”的意见。

　　毛泽东在听了薄一波转述的意见后，抽着烟，沉思了一会儿，对薄一波说了几句话：“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对此，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写道：“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所下的决心和所做的深思熟虑，他当时的心思完全倾注在如何维护党的事业上面，如何更好地挽救犯错误干部的多数上面，如何更有效地防止干部队伍的腐化上面。严惩刘青山、张子善的决定的果断作出，实际上是再一次用行动向全社会表明，我们党决不会做李自成！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决不会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

　　当时，还有一些人找毛泽东，替刘青山、张子善“说情”。毛泽东对工作人员下了命令：“凡是为刘青山、张子善讲情的人，一律不见！”以后，他还在别的场合讲过“非杀不可”的道理：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我们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了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我说过的，杀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无奈，不得已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要积重难返了啊！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只好哭天抹泪地去了哟。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绝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

    公审大会——贪污犯末路的见证

参加公审大会的群众

    1952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十五，是个星期天，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公审大会在保定市体育场举行。

    会场之内，宽大的主席台上方，悬挂着“河北省人民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大会”的蓝灰色会标。会标下悬挂有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两侧各斜展着一面国旗。从上午10时开始，参加公审大会的人员排着整齐的队伍，从四面八方向体育场走来，依次入场。在他们当中，主要是河北省、保定市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领导干部、工作人员和驻保定的解放军指战员，也有来自全省所属各市、各专区、各县的机关团体及群众代表，还有遭受刘、张贪污案直接危害的天津专区的灾民代表、民工代表，他们是应人民政府的特别邀请出席大会的。总计参加大会的有2.18万多人。

    会场之外，河北省人民广播电台向全省广播大会实况。保定市启动了1000多台收音机，60多个广播喇叭，组织了近万人收听大会实况转播；唐山市组织了6.7万多人，石家庄市组织了5.5万多人，全省九个专区及各县镇组织了近20万人，在收音机和大喇叭旁收听广播。

    12时正，河北省人民法院院长宋志毅登上主席台，庄重宣布：奉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令，组织临时法庭，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并宣布，由河北省节约检查委员会委员张庆春担任公审大会主席。接着，公审大会主席张庆春用洪亮的声音宣布：河北省人民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大会开始。他在致词中说：“刘青山、张子善这两个大贪污犯，已不是两个普通的大贪污犯，而是背叛党、背叛国家、祸国殃民的罪大恶极的大罪犯。今天参加大会的人，都是怀着愤怒的心情，代表着全省人民的意见来参加的。在大会上，我们要彻底地控诉与公正地审判刘青山、张子善的滔天罪行，使刘青山、张子善两大贪污犯得到应得的判处，同时要显示我们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雄伟力量，和彻底剿灭一切贪污分子的决心与毅力。”

    随即，刘青山、张子善被民警押进了会场，站在主席台上，接受人民的审判。

    在查处刘、张案件中领导有力的河北省委组织部长、省纪委副书记薛迅，此时已任河北省委副书记。她首先代表刘青山、张子善案件调查处理委员会，控诉了刘、张犯罪事实。她指出：刘青山、张子善辜负了党、国家和人民的重托，在天津地区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干部期间，为了大量贪污，挥霍浪费，竟胆敢不顾国法党纪，不管人民疾苦，凭借职权，狼狈为奸，大量盗窃国家资财，剥削治河民工，勾结奸商投机倒把，扰乱金融，破坏国家经济结构，并在共产党内公然行贿，散布资产阶级毒素，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向共产党进行破坏，使党、国家和人民受到严重的难以计算的损害。刘青山、张子善已不是普通的贪污犯，而是罪大恶极、祸国殃民的大罪犯。他们虽然曾是共产党员，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对党和人民有过贡献，但他们已被资产阶级的损人利己思想、作风侵袭引诱，腐化堕落到完全变为党、国家和人民的叛徒。他们实际上已经成为反动分子在党内的代理人。

　　薛迅最后说：“同志们，我们绝不允许这样的大罪犯继续存在，允许了他们的存在，就是鼓励了祸国殃民的犯罪行为。因此，我代表‘刘青山、张子善案件’调查处理委员会，要求河北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判处他们死刑并立即执行。我要求参加这个大会的所有同志完全赞成我们的控告！”

　　“坚决要求处决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

　　“坚决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

　　会场上顿时掌声雷动，口号震天。

　　接着，天津专区宝坻县黄庄镇农民孙树林，代表遭受刘、张贪污案直接危害的灾民和民工，在大会上控诉了二犯的罪恶：“……刘青山、张子善二犯，为了赚钱，搞了个民工供应站，卖的都是坏东西，价钱愣贵，东折西扣，直到现在还欠俺村104个民工4000多斤米……修河时他们捣鬼，把好粮食高价卖掉来赚钱，把坏粮食给俺们吃，发的棒子面和小米都是坏的。民工活又累，吃的又不好，病了许多人，光俺们村就病了十多个。还有……”一桩桩，一件件，孙树林泣不成声的控诉，刘青山、张子善的罪恶行径，激起了与会人员极大的义愤。

　　最后，孙树林极为愤恨地大声说：“他们这样祸国殃民，绝不能再让他们存在下去。因此，我代表群众意见，要求把这两个大贪污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根据刘、张二犯的严重犯罪事实，河北省人民法院院长、临时法庭审判长宋志毅，当场宣读了判决书。判决书在简述了刘、张二人的犯罪事实后，宣布：

　　刘、张二犯在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侵蚀下，为达到个人挥霍，假借经营机关生产之名，利用职权，狼狈为奸，于1950年春至被捕前，先后贪污、盗窃国家救济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及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总计达171亿6272万元。综上所举，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盗窃国有资财，克扣民工灾民，勾结奸商非法经营谋利，瓦解国家企业机关，贪污行贿等严重罪行，证据确凿，该二犯亦已供认不讳。如此背叛国家背叛人民，实属罪大恶极，国法难容。奉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令准，判处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本人全部财产。同案其他各犯另行审判。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宣读判决书的临时法庭审判长宋志毅，曾任原十专署专员，而张子善时任十地委书记——原专员审原地委书记。

　　在公审大会前夕，宋志毅曾以双重身分——过去的战友、同志和今天的审判官，见了张子善一面。此时的张子善已有所悟，也看到了自己的末日，其言也善：过去大家的批评、抵制，甚至揭发，都是为了挽救我和维护党纪国法，这样做是对的，像李克才等人。我一生坐过两次监狱，过去是坐敌人的，搞学潮，在监狱作过绝食斗争，是为革命，是光荣的。现在坐自己的监狱，是犯了罪，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极恶劣影响，是可耻的。现在吃不下饭，可不是绝食，是负罪感。唯一的希望是大家“以我为戒”，把我当成一个敲钟的棒，用我来敲敲吧。

　　当判决书宣读完毕时，公审大会会场立刻响起了一片口号声。

　　“拥护廉洁奉公的人民政府！”

　　“拥护光荣、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毛主席万岁！”

　　“共产党万岁！”

　　……

　　听到这样的宣判，这样的口号，刘青山浑身一颤，下意识地挺一下脖子，抬头看了一眼，又无力地垂下了头。而张子善则明显地被“死刑”二字吓瘫了，双膝一软，直往下出溜，若不是两个民警扶持着，肯定会瘫倒在地。

　　宣判之后，刘、张二犯被捆绑起来，押赴刑场。押下主席台时，刘青山双腿迈动得机械而僵硬，五官如同石刻，但还能自己行动。随后的张子善却瘫了，双腿无法站立，在两位民警的架拖下，才离开了会场。

　　在刘、张二犯被押离会场后，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在大会上作了讲话。他说：“大贪污犯对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损失，除了他们直接贪污盗窃的数目以外，其他政治上、经济上的损失，则更难以计量。其次，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了资产阶级向革命队伍的进攻是多么凶恶猖狂，刘青山、张子善被资产阶级所引诱，不但已经被糖衣炮弹所完全打败，而且已经驯服到向资产阶级投降，并很快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内部的代理人了。”他号召全省工人、农民和各界人士紧张动员起来，把“三反”、“五反”运动坚决进行到底，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为争取这一伟大斗争的彻底胜利而奋斗。杨秀峰讲完话后，全场起立，口号声再次响起：

　　“拥护人民政府枪决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

　　“严办拒不坦白交代的大贪污分子!”

　　“坚决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大约下午1点半，公审大会结束。押解刘青山、张子善的刑车驶出体育场后，拐上了大街，奔向保定东关大校场。车队的最前面是一辆开道吉普车，随后是分别载着刘青山和张子善的两辆敞篷吉普车，刘、张二犯的身边各有两名民警押解。最后是一辆大卡车，满载着全副武装的人民警察。

　　车队缓缓前行。沿途街道两旁站满了前来观看的群众，还有许多人，或骑自行车，或跑步，跟在刑车的后面，他们要到刑场亲眼看一看这两个大贪污犯是怎样被处决的。

　　保定东关大校场，曾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军事教育高等学府——保定军官学校的所在地，从这里曾走出过蒋介石、叶挺、白崇禧、陈诚等许许多多的风云人物。但是，随着历史的变迁，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这里已经变成了一片荒野，并成为了保定市的刑场。刑车驶进大校场中央，民警将刘青山、张子善从车上押了下来。刘青山一下地，僵硬的双腿似乎失去了知觉，虽然他想努力站稳，但还是踉踉跄跄差点跌倒。在民警的押解下，他自己走向土坑，跪了下来。而张子善几乎是被民警抬下车的，两名民警架拖着将他带到土坑前跪下，人们看见他脸上湿乎乎的，满是泪水。

　　刑场上肃静无声。人们静静地等待着。

　　“砰！”“砰！”——两声枪响过后，两颗正义的子弹从背后穿过刘青山、张子善的身体，结束了他们的一生，在冬日枯黄的草地上留下了两滩鲜血。时年，刘青山36岁，张子善38岁，正是年富力强、本可大有作为的年纪。

　　在刑场，早已准备好了两口通体紫红的松木棺材，收殓了这两个曾经的革命功臣，今日的人民罪人。

四、警示后人 反腐倡廉

    建国后的第一件反腐大案落幕，然而留给后人的沉思却未完。反腐倡廉，仍然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十分突出的一件问题，历代领导人均把党的作风建设作为极为重要的事情来抓。反思毛泽东时代的这起案件，足以给今天以相当多的启示。

    盘点毛泽东处死的七名贪官

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的现场 

    毛泽东先后处死谢步升、唐达仁、左祥云、黄克功、肖玉壁、刘青山、张子善七个贪官。

　　谢步升是我党反腐败历史上枪毙的第一个“贪官”

　　1932年5月9日下午3时，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判决，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在江西瑞金伏法。

　　谢步升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谋取私利。他为了谋妇夺妻掠取钱财，秘密杀害干部和红军军医。事发后，查办案件遇到一定阻力。

　　毛泽东很关注谢步升案，他力主严惩，并指示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1932年5月9日，以梁柏台为主审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二审开庭，经审理，判决：“把谢步升处以枪决，在3点钟的时间内执行，并没收谢步升个人的一切财产”。这是红都瑞金打响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惩治腐败分子的第一枪。

　　左祥云是我党历史上对因贪污等腐败问题而判处死刑执行枪决的较高级别的干部

　　中央苏区时期，为筹建中央政府大礼堂和修建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等纪念物，专门设立了“全苏大会工程处”。工程于1933年8月动工。当年11月就有人举报左祥云与总务厅事务股长管永才联手贪污工程款。中央人民委员会即令中央工农检察部、中央总务厅抓紧调查，结果发现左祥云在任职期间勾结反动分子，贪污公款246.7元。1934年2月13日，最高法院在中央大礼堂开庭公开审判左祥云及有关人员。审判历时近五个小时。判决左祥云死刑，执行枪决。同时，对其他有关人员做了相应判决。2月18日，对左祥云执行了枪决。

    被处以极刑的唐达仁是瑞金贪污腐败窝案的主犯

    1933年夏的一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收到一封匿名举报。部长何叔衡先后派出两个调查组进行调查，1933年12月28日，毛泽东同志主持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会议，听取中央工农检察部关于瑞金县苏维埃贪污案的汇报。会议决定，瑞金县财政部长蓝文勋撤职查办，会计科长唐达仁交法庭处以极刑，并给予县苏维埃主席杨世珠以警告处分。

    黄克功之死被誉为毛泽东“挥泪斩马谡”

    黄克功少年时代参加红军，跟随毛泽东经历了井冈山的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是“老井冈”中留下来不多的将领。

    1937年10月，26岁的红军时旅长黄克功，对陕北公学一个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开枪将她打死在延河边。有人提出国难当头，人才难得，可让他戴罪杀敌。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黄克功被处以死刑。黄克功给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信，要求从轻处理，戴罪立功。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接信后给边区法院院长雷经天写信，支持法院判决，并要求在公审大会上，当着群众和黄克功的面公布这封信的内容。

    全文是：

    雷经天同志：黄克功过去斗争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一个普通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和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和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厉的纪律。如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导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

    黄克功对此心服口服。临服刑前，当黄克功听说中央已安排对他的家人进行安抚时，感动得霎时痛哭流涕。就这样，一个勇冠三军的红军将领被公审枪毙了。

    身上战争伤疤90多处的肖玉壁被处决

    1940年，是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年头。上级安排老战士肖玉壁到清涧县张家畔税务所当主任。肖玉壁打过多次仗，仅身上留下的伤疤就有90多处，可谓战功赫赫。

    上任后，肖玉壁以功臣自居。不久，就贪污受贿，同时利用职权，私自做生意，甚至把根据地奇缺的食油、面粉卖给国民党破坏队，影响极坏。案发后，边区政府依法判处他死刑。他不服，向毛泽东求情。

    毛泽东问：“肖玉壁贪污了多少钱？”林伯渠答：“3000元。他给您写了一封信，要求看在他过去作战有功的情分上，让他上前线，战死在战场上。”毛泽东没有看信，沉思了一阵，他想起了黄克功案件。毛泽东对林伯渠说：“你还记得我怎样对待黄克功吧？”林伯渠说：“忘不了！”毛泽东接着说：“那么，这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就这样，贪污犯肖玉壁被依法执行枪决。

    刘青山、张子善事件震动了全国，教育了全党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各条战线开展一个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运动。随着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发展，各地暴露和发现了大量的惊人的浪费、贪污现象和官僚主义问题。

    同年11月，有人揭发出了天津地委书记、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原天津专区专员、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的巨大贪污案。

    这两人居功自傲，贪图享受，革命意志消沉，腐化堕落。他们扬言：“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两人于1950年春至1951年11月，假借经营机关生产的名义，勾结私商进行非法经营。他们利用职权，先后盗窃国家救灾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总计达170余亿元(旧币)。

    1951年11月29日，华北局向毛泽东、党中央报告了天津地委严重贪污浪费的情况。11月30日，毛泽东在为转发这一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的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在公审大会召开之前，曾有高级干部考虑到刘、张两人在战争年代有过功劳，向毛泽东说情。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我建议你们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

    刘青山、张子善被处以死刑。枪声一响，举世震惊。老百姓说，这两个人头换来了中国官场上至少20年的廉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