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娇必须生，因为中国不能死

处理巴东“刺官”事件的那些大人老爷们现在还不清楚真正问题所在，似乎还在自作聪明的准备玩火，孰不知，中国而今正处在历史的节点上，你们的选择，正在决定着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甚至中国的命运。如果对“刺官”事件的处理背离了人民的意愿，那么中国因汶川地震、保卫火炬等事件聚集起来的民族向心力将一朝散尽，转而成为烧尽一切的愤怒之火。　　

“刺官”案的性质不是周老虎，不是瓮安，不是躲猫猫，甚至不同于孙志刚案，时至今日，早已脱离了其原本的法律意义， “刺官”案成了出给执政者的一个题目，而民众在等待一个回答，这个题目的最终答案甚至关系着中国未来的国运。然而从大人们在处理这个案子表现出的智慧上来看，似乎还在寄希望于技术层面上的“瞒”或“骗”，这样的回答根本没把握到事情的本质，只怕是要不及格的。真正的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清楚。　　

一、“刺官”案的深层精神本质究竟是什么？　　

中华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传承至今，不是山河的险固，而是民族血脉里对核心精神价值的固守。 “刺官”案的出现背景是中国社会的礼崩乐坏、价值混乱。在二十几年金钱与权力的强力扭曲下，这个社会是非不分、黑白不辨、以丑为美而不自知。时穷节乃现，失道求诸野，邓玉娇用一把小小的修脚刀固守了这些核心价值，完美的诠释了什么是“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一个二十一岁的女孩子，站出来告诉我们布衣的持守与尊严，提醒我们重拾正义与勇气，这就是正本清源，与苏武的节、尾生的信、谭嗣同的血具有同样的精神重量。而那些大人老爷们，却只看到了这种精神传承里表现出来的反抗精神，意图借“法”之名予以阉割，你们知不知道，没有这种反抗精神的话，我们早已亡国灭种。　　

在民族精神层面，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民众在等待一个回答。　　

二、“刺官”案所反对或反抗的究竟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初就因其平民主义诉求而具有了天然的正义性，而人民大众也以小推车和娘送儿郎上前线的形式回应了这一正义性。这种正义性写在历史上，写在宪法里，最重要的是写在老百姓的心里。毛主席用五个字写出来就是——“为人民服务”，这也是中共执政和立党的基础，可是经过贪官恶吏持之以恒的不断努力，到了邓某贵大这里终于修成正果，从自觉的“为人民服务”与时俱进到了逼迫人民为自己“特殊服务”，这是怎样一种伟大的进步啊？　　

人民，可以忍耐，可以牺牲，可以在灾难面前与政府共度时艰，可以在国家危难时献出自己所有，还记得去年512时拉煤老人捐款时的那双手么？我们曾忍耐了“公仆”们的奢侈和对人民血汗的挥霍无度，忍耐了既得利益阶层在社会中的种种特权，忍耐了恶吏赃官的各种压迫和侮辱；但是今天，我们绝不能再忍耐邓贵大之类的恶行，因为他们的行为已经从“对人民的背离”走向了“对人民的背叛”。邓玉娇作为受害者，作为实体意义上人民中的一员，只是用一柄修脚刀去反击这种背叛。而今天处理 “刺官”案的那些老爷们要回答这种“对人民的背叛“的反击是否具有合理性与正当性？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事件，只是一道需要回答的题目而已。　　

当下的中国，官僚权力对民众的压迫与侮辱使官民矛盾已处于爆发的前夜，如果“刺官”案这道题答的好，民众与党将继续同舟共，将帮助党完成自身内部的清理与整合，一如六十年前民众用小推车帮助党取得了国共战争的胜利一样；如果反之，中国将有一个难以预测的未来。　　

如果执法者不能通过法律体现正义的话，那么一个针对“刺官案”判决的全民共同表决是有必要的，那时，只有这种最高权力才能体现绝对的正义。　　

玉娇必须生，因为中国不能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