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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革新与重建

火烧 2010-03-27 00:00:00 网友杂谈 1034
文章探讨革新与重建的区别,指出革新仅解决表面问题,而重建需从制度与人性入手。结合洋务运动与特区论案例,分析其局限性,并强调道德体系重建的重要性,呼吁通过教育与领导带头实现社会深层变革。

革新,即革除落后的旧事物,创造先进的新事物,指运用某种方式进行的旨在促进事物发展的行为。  

从词义分析,革新是针对局部而非整体的,是针对一些浅层次的社会矛盾而采取的一种较为开明的改革举措。如果拿革新者与医生类比的话,那革新者应该是一位初级医生,只懂得“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皮毛常识,而对真正的病根病理缺乏深刻的研究。  

对病情较轻的人,革新还是有点用处的,对病重的人却只会耽搁病情、延缓死亡,是绝对达不到根治的目的的。革新者所追求的永远都是制度上的完美,但恰恰忽略了制度的主体——人的因素!如果没有人的改变,制度不过就是游戏规则而已,玩的时候可以遵守,真正认真的时候一点作用也不起,正象戏文里纨绔子弟所常说的那一句话——“王法王法,他妈的头发”一样!如洋务运动,再如特区论、先富后富论,都犯有这方面的毛病,所以注定不会有长久之效的。  

洋务运动在当时清政府是下了血本的,但它用白花花的银子堆砌起来的北洋水师经过甲午一战就被日本打得稀里哗啦,李鸿章多年心血,一朝付之东流,洋务运动宣告失败。  

特区论造就了东西部的大差别,先富后富论造就了富人与穷人两个阶层,“后三十年”给人的印象是只在社会收入的再次分配上动了大的手脚,经济看似发展了,但更多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却不断显现出来:政府威信下降,群众不满增加,民生问题突出,群体突发事件增多,经济不可持续,环境持续恶化,等等……为此中央不断出台“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革方案,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的政令出奇地不畅不行,所谓“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着实让我们的领导人颇为头疼!其实即使领导人下到基层也是一样,你干如是,他干也如是,没有道德体系的重建,制度再完美也只是视觉上的一种艺术美感而已,对社会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重建,顾名思义是重新建立的意思,重新建立就意味着旧有的东西不中用了,所以要重新建立。比如,现在的社会道德已经败坏到了极点,所以道德体系必须要重建。于是,有人推出了古圣先贤,有人推出了外来宗教,有人呼唤雷锋精神的回归。这种种声音,尽管分歧重重,但都是针对当前的社会人心而发出的,我们暂且不论它们的高低,只论重建的手段。道德体系的重建需要通过教育或者教化的手段,所谓“上行下效、上风下化”,领导人一定要带头学习,带头执行,只管好自己,不非议他人,慢慢开化教导,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另一种重建,是道德体系和社会秩序的重建同时进行,比如共产党人的革命史:  

早期的共产党人过着一种清教徒般的生活,有着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有着“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献身精神,他们与不同于国民党人,他们更不同于现在的官员,台上大谈廉政,台下收受贿赂,对己一套,对人一套。“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让共产党人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  

在道德体系重建的同时,共产党人又展开了社会秩序的重建,他们号召民众起来推翻暴政独裁,推翻腐败官僚,实行打土豪分田地,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等等。两种手段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变被动地等待民众的觉悟为主动地促进民众的觉悟,因此与第一种仅仅从道德上的重建相比,其力量不知大了多少倍,而且时间也没有那么长,从1921年到1949年,不过用了28年的时间,如果从南昌起义算起,就只有22年。  

所以笔者认为:在一个新政权产生的初期,应该加强教育或者教化的力量;在中期,应该使用革新或者变法的手段;而到了末期,当其已经腐败靡烂不堪的时候,则必须采用当年共产党人的重建办法。  

永远跟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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