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的两大方略（8）

第八章  中国阳光大道的拓宽与重大发展（续）

五、再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历史阶段不能超越，从苏俄建国初期的一段弯路和中国建国后的历史也可以得到说明。　　

（一）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　　

列宁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和领导人，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对科学社会主义做出了极其伟大的贡献，他强调“实践比世界上所有理论争论都更为重要。”十月革命成功后的建国初期，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探索，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构想进行“直接过渡”， 也就是“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产品生产和分配”。苏俄十月革命后的1918——1920年，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就是这种“直接过渡”思想在实践中的运用。这种急于进入共产主义的思想，违背了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规律，忽略了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长期性，忽略了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不高，商品经济落后的实际情况，忽略了国情，把经济建设当作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来完成。上层制定的政策同基层实际情况脱节，超越阶段式的发展造成社会生产力的破坏。所以1921年，苏维埃共和国出现了农民暴动。这种情况使列宁认识到必须采取另一种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于是列宁在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决定立即废止“战时共产主义”实行“新经济政策”。列宁从俄国的经济文化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实际情况出发，重新审视以往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在此基础上制定了适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的建设战略构想和发展进程，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新经济政策”是主要标志。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存在，通过商品交换，货币流通和自由贸易来活跃经济，培植国家资本主义。并利用外资和技术加快经济发展，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进程规律的深刻把握的结果。　　

新经济政策的全部内容都有市场经济的特征。但国家制度还是社会主义的，如果一定要把市场经和资本主义划等号，那就是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借鉴了苏俄的这一历史经验。也就是用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　　

列宁说：“农民经济仍然是小商品生产。这是一个非常广阔和极其深厚的资本主义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得以保留和复活起来”（《列宁选集》,第4卷，第86页）。“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由此可知商品生产和交换，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政策也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那为何还要实行呢？这是经济落后国家的无奈之举。连革命导师对此都无可奈何，可见市场经济这个历史阶段是不能超越的。　　

（二）中国的历史经验　　

　　　　中国在革命战争时期，实行供给制，上下同吃一锅饭，同穿土布衣，好像和苏俄建国初期的“战时共产主义”相类似，实际上中国的供给制只是在革命队伍内部。和老百姓打交道要公平买卖，在解放区也要建立银行，发行内部货币。利用全国通用货币和敌占区进行贸易。虽然强调官兵平等，但也反对绝对平均主义。所以中国革命时期的供给制和苏俄时代的“战时共产主义”是不同的。因此供给制撼动不了“等价交换、货币、市场”这一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　　

　　新中国建国后，革命老区的“供给制逐步取消，正如毛泽东主席指出的：“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有的“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6］4号）　　　　

由此，尽管有些领袖们在主观上还是坚持社会主义，但是客观上资产阶级思想在头脑中必然有所反应，因为我们的经济土壤还是旧社会那一套。　　

在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５６年完成了农业合作化和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经济基础有了变化，但是对于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没有任何削弱的作用。因为“等价交换、货币、市场”这一整套还要长期存在。　　

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时期出现了人民公社这一新生事务。全国人民兴高采烈，各大报纸在《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通栏大标题下报道各地成立人民公社的消息和平均主义的作法。有的声称“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有一段时间，农村劳动不计报酬，大家都去吃食堂，引起农民不满，导致农业崩溃，三年调整时划给每户农民一块自留地，对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起了不小的作用。以后虽然批判三自一包，但一直没有上收自留地。后来安徽小岗村的十七人用血手印表达分田单干的决心。这些都说明，在生产力低下经济落后的时期，要改造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是很困难的。市场经济历史阶段是跳不过去的。　　

（三）对资产阶级法权无可奈何　　

资产阶级法权指的不是整个资产阶级的法权体系，而是按劳分配制度。 　　

这一说法出自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按劳分配是用等量劳动取得等量劳动的消费品。这是资本主义商品等价交换规则的体现。　　

马克思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由于实行等量劳动交换的按劳分配原则，还存在着类似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的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法定权利。　　

说按劳分配只是形式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是因为每个人能力的差异，家庭人口负担等因素的不同，导致的生活水平不平等。事实上的平等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按需分配才能实现。　　

资产阶级法权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等级制。前面引用毛泽东主席的两段话再重如下：“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有的“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这说明毛主席早已意识到这个资本主义土壤是产生国家政权变质的因素，但又无可奈何，因此想到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剂猛药来解决，但他万万没有料到发生了许多偏离他本意的事情。由此看出资产阶级法权扎根在有几千年封建意识沉积的中国大地上，与官员们的封建思想意识和民众的小生产意识相结合，更是不易解决。　　

从以上来看，连列宁和毛泽东这两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资产阶级法权，“等价交换、货币、市场”等这块资本主义土壤都无可奈何，其根本原因在于市场经济历史阶段是不能超越的。中国能用社会主义制度管住这匹野马，经过不断地改革，才能达到物质极大丰富的理想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