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改革开放

　　改革也好，开放也罢，都是手段，手段不能大于目的。

　　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是解决中国的问题，使中国走向富强。

　　那么，我们距这个目标是远了还是近了？

　　一

　　始于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其根本目的是要解决中国当时存在的最大问题。中国当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不富裕。于是采取措施解决不富裕问题，引进外资，发展经济。这个选择是对的。

　 　只是，一个历史阶段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却并不意味着它是唯一重要的问题，其它问题不重要。

　 　社会从来都是一个需要综合配套的系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缺了哪一样都无法立国。

　 　比如，我们总结中国近代史时常说一句话，叫做内忧外患。内忧是问题，外患也是问题。强调一个忽视其余不行，把“安内”与“攘外”搞颠倒也不行。颠倒了就是重大政治错误。

　 　此外，所谓最大问题——也就是首要问题，也会随着形势发生转变，可能今天富不富裕是首要问题，但明天形势发生了变化，那么富不富裕的问题要退到次要问题了。这是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不同时期的相互转化。

　　把主次搞颠倒不行，情况发生变化后认识不到这种转化也不行。

　　另外，富裕了，也并不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

　　所以，光一味追求富裕也是不行的。比如康乾时期，中国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富裕的，但那时，中国已经存在着后来所有的潜在危机了，认识不到照样亡国。

　　也就是说，除了富不富裕，我们还需要考虑诸多问题，如社会的健康程度、活力度，制度的先进性、合理性，国家在硬军事、软文化方面的防御能力等等。

　　因此，改革开放的选择没有错，但初期对于某些问题的认识态度不够客观。

　 　二

　　改革也好，开放也罢，必须要有一定的基础。没有基础，改革会使社会架构散了架，开放会让社会秩序乱了套。

　　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清末和民国时期，中国没有这样的基础，所以那时的“开放”都没好果子吃。

　　因此，我们现在可以回顾一下，看一看当时我们除了不富裕，其它方面是不是健康的呢？

　　通过回顾我们必须承认，改革开放的基础是牢固的。当时，政治是稳定的，国家是安全的，外交地位正空前高，具有改革开放所必需的足够的国际空间等等。

　　必须强调，改革开放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还需要基础配套。从这一点来说，当时的改革开放得益于此前三十年的努力。

　　这无疑说明了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取得了无比辉煌的成就，把一个积贫积弱一穷二白的弱者，锻造成为一个经得起风雨的强者了。


　　三

　　还必须要客观认识当时中国的“不富裕”。

　　如果富裕的标准仅仅是个人物质消费的水平，那我无话可说。

　　如果算总账，把其它指标也一起算上，比如整个国家的耕地、森林、能源、矿藏、水资源等等，那么，现在恐怕并不比那时更“富裕”。如果再说到科技、教育、卫生等社会保障的水平，我也不认为现在人们的幸福指数比那时高——当然，有人说那时的人们被愚弄了。

　　那么，富裕的标准是什么？是支付能力满足正常需求的水平。正常需求，包括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物质需求是低级需求，精神需求是高级需求。

　　富裕不富裕，不能看手里是不是多了很多钞票。钞票再多，如果满足正常需求的水平降低了，那仍然是贫穷。三十年前，一个普通工人的月收入大约六十块钱，他用这六十块钱可以满足全家的基本需求。现在一个普通打工仔的月收入六百块钱，假如企业不提供给他一些基本保障，如吃、住等，那他用这六百块钱甚至无法满足自己的基本需求。

　　四

　　中国怎么穷？改革怎么改？

　　个人在“公有制”下进行生产活动所创造的财富，缺少自主支配的权力。所以，改革就从“破公”开始。

　　财富有不同的存在形式。简单说，钞票是，股票也是，房产也是；甚至，文化知识也是，年龄优势也是……但这些都比不上一样东西：印钞机。

　　个人肯定不可能拥有印钞机，但是，却可以拥有直接生产商品换取钞票的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

　　于是，改革就从生产资料与生产工具的使用权、经营权方面迈出了第一步——把原来归国家或集体的耕地，化整为零，分田到户。当然，名义上这只是承包，是经营权下放，而不是所有权发生变化。

　　严格说，生产资料的经营权下放，并不能直接提高“财富”生产的效率，甚至会因为各种原因降低使用效率，如缺少了专业分工、保管与使用不当、化整为零后不利于开展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等等。

　　但阴差阳错，有两方面的因素却让此次改革呈现出效率的提高。

　　一：前三十年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兴修的水利等基础设施发挥了作用；前三十年兴建的化工厂使化肥、农药等的广泛使用发挥了作用；长期进行农业科研、种子改良等工作取得的成果发挥了作用。

　　二：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发生了改变，家庭承包责任制使得产品的流通方式发生了变化，劳动者可以直接支配了。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变化，人们感觉更“实惠”了，从而调动起不少的积极因素，不仅原先的“社员们”积极性更高，主动权更大，而且使得原先大量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进入农业生产领域，比如大量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未成年的孩子等等，这些人原先是不参加集体劳动的。而且，因为是家庭生产模式了，那些原先在大集体时被照顾的对象也没有了，如，孕产妇、残疾人等等，也都尽可能进入农业生产领域了。

　　农村的改革取首战告捷。

　　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农村的改革，其成就被某些人兴奋地夸大了。同时，有些潜在的问题被长期掩盖了。这造成后来严重的三农问题。

　　而且，这为后来城市的改革出现问题埋下了伏笔。

　　五

　　改革始于农村，被称为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因为第一次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成功了，所以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次也一定成功。

　　而要命的问题就在这里。一个重要问题被人们忽略了。

　　中国是一个长期处于小农生产经济状态下的社会，人们对于搞“公有”模式下的集体协作、产业化不熟悉，但对于搞家庭经营有两千多年的经验。所以，回到小农经济状态下，轻车熟路。

　　然而，城市却不一样。城市文明代表工业文明，工业文明是以有系统有组织，产业化，分工协作，不断提高效率为标志的。同样采取与农村一样的分割生产资料的方式，是自寻死路。

　　七十年代，当西方国家的企业纷纷通过不断地寻求联合、兼并、扩大等方式寻求产业化，以专业分工的细化追求更高的效率的时候。中国的城市改革却走上了一条企业自我拆分、解构、削弱的连西方人都感觉莫名其妙的路。

　　西方的产业化使得有些企业大到相当的程度，甚至无形中成了“公有”、“国有”，比如韩国的三星、现代。而中国八十年代开始的城市改革，其做法却是把一架大机器拆了，你一颗螺丝，他一个齿轮，责任倒是到人了，“产权”也明晰了，但城市也就此成了个体户集中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城市不管是所谓大都市，还是小县城，都是个体经济赶大集，从南到北一个样。中国有人口大城市，但没有工业大城市，所有的城市都长期形不成大工业、大产业，更降低了效率和竞争力。老工业基地东北就此沦落了，而小经济体集中的温州地区、珠三角地区却在中国这种特色经济下出尽了风头。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中国至今没有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城市、产业。

　　城市文明即工业文明在中国城市改革之初遭遇重头再来——有些需要举国力支持的大产业甚至就此夭折，如大飞机项目等。

　　否则，中国的制造业绝不会是现在这样的水平。

　　六

　　改革，严格说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始于三十年前的改革，准确说应该叫改制。所有制形式的制。

　　改革的总设计师在很多问题上最初并没有给出明确指示，他对改革的理解是，鼓励人们用更加解放的思想和灵活的态度来解决中国现实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这就是著名的猫论。

　　但显然中国的理论家们已经习惯于理论先行了，所以主动找出了种种理论依据来论证改革的必然性与迫切性：中国不富裕的根源是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与世界（西方）接轨；只要富了，什么问题都好办，发展经济才是硬道理……于是，似乎病根找到了，药方也自然出来了：市场经济可以治百病。而且，假借“不争论”警告各级官员，允许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不换脑筋就换人。

　　本来，改革是为了建立一套更符合现实的、客观灵活的管理机制，结果，经专家一解读，公有制、计划性都成了罪魁，所以，改革就要破公，变计划为市场。而且，非改不可、不改不行。所谓改革大潮，怎么看怎么像驱赶鸭群下水。

　　本来，改革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但“熟读‘西方经济学’的专家”笃信丛林法则，把手段当成了目的。把市场经济自身无法避免的残酷性血腥性当成驱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开始大讲交学费，忍阵痛，必要的代价要付出，一部分人的牺牲换来社会的进步等等，等发现这么做付出的代价太沉重后，又讲世界经济链条、世界工厂，以市场换技术，讲用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产业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讲用牛仔裤也可以换大飞机等等。面对人们的不满与指责，专家安慰说，你们是待富……至于其它严重的社会问题，如腐败等，专家说，改革还不到位。

　　七

　　不知“到位”后会怎么？——民也富了，国也强了，社会也安定了、和谐了，国防也巩固了，国际地位也提高了……会吗？

　　还是看看支撑一个国家的四大支柱：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与三十年前相比，哪个更坚固了，哪个已经风化了。

　　政治上，失分没有？

　　经济上，大而不强。

　　军事上，美国大兵曾经为了到中国的边境线上溜达一下，曾不惜发动朝鲜和越南两场战争，都没有得逞，但现在美国的愿望实现了——在中国与阿富汗的边境线上，中美两国士兵可以并肩巡逻了。近期，周边的小国们似乎也都在蠢蠢欲动。

　　文化上，失地最多的就是文化阵地，已经近乎被殖民了。

　　不要觉得自己学会一套降龙十八掌就天下无敌了，殊不知，人家的九阴白骨爪也是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了。

　　八

　　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做任何事都是有点“计划”好，为什么经济就不能计划？非要交给那只“看不见的手”呢？——当然，如果计划不科学，管控不当，也会出现负面效应。但是，这种情况下要改革的是计划的方法与管控的手段，而不应该否定计划。

　　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与西方不同。这主要表现在，西方人做事是“就人不就事”，中国人做事是“就事不就人”。

　　西方的“就人”无法计划，而中国的“就事”是可以计划的。

　　西方经济学家睡觉都睁着贪婪的眼睛，不断研究人类的各种欲望，不断总结归纳，使各种欲望需求都系统化、产业化。工业自不必说，西方有句著名的话，叫做“以人为本”。这话如果从哲学家嘴里说出来，是一句至理名言。如果从资本家嘴里说出来，则应该理解为：只要人有需求，就有钱赚。

　　除了工业，我们还可以看看文化体育产业。美国人把戏剧做到百老汇，电影做到好莱坞，篮球做到 NBA；欧洲人一看篮球成了美国的，于是弄足球，做成了五大联赛；玩汽车，搞场地赛、拉力赛、F1；日本一看剧院、赛场都让欧美占了，就做家电，让人足不出户也可以满足欲望，收录机彩电VCD摄录机，光有电器还不行，又开发出一个A片行业来提供后续服务。这是典型的“就人不就事”——人有需求就有钱赚，事好事坏搁一边。

　　“就人”，就没办法计划。

　　中国人做事往往“就事不就人”。法理上一旦被认可了的事情，个人不得提出异议。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它是用来被遵守的。它的最突出特点就是设计在先。

　　有人提出一个想法，大家认为非常好，于是就研究、设计、策划模式。设计好了，就开动各种宣传机器对人们施加影响，试图让所有人来接受这个模式。人们对共产主义的设想是最典型的模式设计。此外，像大跃进，大锅饭，人民公社等等，也比较符合这个特征。

　　不过，这种模式设计并不是计划经济的独有特征。它自古就有，一直保持到现在。它是一种文化，有是思想基础，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模式。或者说，这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发展形式。

　　设计在先，有利有弊。如果模式是由一位高人设计，社会就会产生飞跃式的进步。如果设计者弱智，社会就大倒退。

　　但不管怎么说，既然已经习惯了设计在先，那凡事就应该有个“计划”，这符合中国的文化特征。中国真正需要解决的，是“计划”的科学性。

　　九

　　进一步说说“设计在先”、“就事不就人”。

　　西方的习惯是根据所有人的需要设计制度，中国则习惯设计出一套制度来要求所有人遵守。

　　最大的体现：一种模式设计出来以后，所有人都需要规范自己在这个模式中的言行。如果你有不同意见，那么你可以隐忍；如果你用实际行动去反对，那么你就是逆潮流而动，在古代要杀头，新中国后叫反动派。现在没那么严重，也不那么粗暴了，人们叫他们“精英”。

　　一般的体现：比如我们现在倡导地方政府转变职能，但这种转变却不是根据一个地方的实际需要而因势利导地转变，而是根据上级精神、上级要求而转变；再比如大型国企的改制，不是根据利弊原则来改制，而是为了跟上形势而改制。为了跟上形势，多少人痛苦呻吟也没用。……

　 　最平常的体现：你坐火车，到中国移动去入网，去银行办业务……尽管你名义上是“上帝”，但哪个门槛里都有一大堆规定要求你去遵守。就是去全聚德吃烤鸭，你也得按人家给你设计的吃法来吃。但凡是个中国的组织，都总是要求别人遵守自己的规定。你就是签了协议（这总平等了吧），一不留神还得让霸王条款咬一口。或者你在一个小公司、小部门任职，再小的单位也有六十多项制度三百多条规定，你一不留神就可能因破坏了制度违反了规定而受处罚——《劳动法》为什么难以施行？因为这个法太人性化，它与中国大多数企业的制度设计合不上拍。 同样，《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太人性化，它与商家设计的规定不合拍，所以同样保护不了消费者。比如，酒店就是不让顾客自带酒水，消协、《消法》都没辙。

　　这在西方经营者的眼里可能是不可想象的。他们认为，顾客有需求就一定有钱赚——你想站着喝酒，好，我提供吧台；你想坐下来吃饭，好，我提供桌椅；你想躺着享受，好，我给你支床——抽大烟的都有床。

　　中国人喜欢设计在先。一个典型的小故事：某广场要在草坪上修小路，西方设计师是平整好了土地先让人踩，哪里踩硬踩实了就在哪里修小路。而中国设计师是按自己的意愿设计小路，修好了小路后再到处插牌：请勿践踏草坪，违者罚款。

　　当然，也不能说这种刻意设计不好，如果没有这种刻意设计，就不会有苏州园林艺术。给西方设计师几亩地，打死他也设计不出留园那样移步易景的经典。

　　中国到处都是设计在前，制度先行，遇到肘掣怎么办？便有“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的说法。

　　但这又引出了另外一个层面上的问题，有法不依，有制度不执行，做事不严谨，总想投机取巧。本来，黄灯应该看一看，红灯应该站一站。可到了“思想解放”的人嘴里，这话就成了黄灯赶紧过，红灯绕着过；法无禁止即可行。这使得事实上在中国，制度再死也是活的，人再活也是死的。比如现行户籍制，僵尸一样，但真正让户籍卡死的人不多——有也是头脑不够灵活的。明明需要通过变革来修改现行户籍管理办法，却几十年不见大的动静。死也是活，活即是死。这就是中国的学问。

　　设计在先的好处是，如果你有水平，设计得科学，就表现得有如神助。而如果是一个笨蛋设计，那惨了，处处钳制处处别扭，喝凉水塞了牙，放屁砸了后脚跟。

　　西方人已经习惯了中国的设计在先模式，这可以让西方的战略家们通过研究中国的“设计方案”来方便地制定对华对策。所以，当邓小平提出“摸着石头过河”时，他们大吃一惊：总设计师居然没有具体的“设计方案”！这让西方感到震惊，一时不知所措。

　　十

　 　那时中国差钱，所以西方最知道怎么刺激中国。那就是炫富。西方一炫富，中国有些人马上感觉自卑了、落后了，而且不是某一方面落后，而是整体落后，全面落后，处处落后。他们把“钱”看成一个国家的唯一了。

　　所以精英提出，要向西方学习。 学什么呢？最初还打着学技术的旗号，后来就学价值观、道德观，学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学消费观念、学过洋节……总之，两个字，颠覆！

　　这正中西方人下怀。西方在政治、军事上撬不动中国，就从经济、文化上颠覆中国。

　　现在，这种颠覆还在进行中。经济方面例子太多，不胜凡举。文化方面也俯拾皆是：义和团阻碍了现代文明进入中国；岳飞文天祥算不上民族英雄……这不是观点创新，是完全站在外族的角度向传统的价值观叫板。

　　处处学西方，学的太多，就成了邯郸学步，自己只能爬。这一点都不夸张。再举个例子，本来中国人讲究百善孝为先，“孝”的观念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地位很重要，但西方人缺少这种观念，于是中国人就觉得“孝”是封建残余、落后思想，拖了中国现代化的后腿。

　　可实际上是西方人认为“孝”不好吗？扯淡，只是西方人不会而已。

　　开放不是坏事，思想解放也是应该的，但是，一切都学西方，不仅腐蚀了一大批政府官员，堕落了一大批社会精英，也坑害了广大百姓——尤其是青少年。

　　因此，现在很多人认为，就整个社会肌体健康的程度来讲，现在远远比不上三十年前。而精英认为，不要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从“财富”增加的角度来说，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快的。

　　十一

　　改革的初衷是缩小中国与西方在“物质”“财富”方面的差距，改善生产方式与分配办法，而不是要否定一个根本的发展目标和方向。但言论的自由，给了很多极端人士以借题发挥的空间。

　　某些人就是这样把改革引向了歧途。

　　精英把当时中国最大的问题，夸大成为唯一重要的问题；精英还把两个本来相辅相承的历史阶段，描述成非此即彼的对立矛盾。沿着这种思路改革，改革不出问题才怪。

　　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不是新加坡、韩国那样的小国，或香港台湾那样的地区，一富而天下太平。中国这样的大国，除了富裕问题之外，还有其它很多很重要的问题，比如社会稳定问题，国防安全问题，国际空间与外交地位问题等等。

　　改革开放，是扩大自己的生存领域。所谓与世界接轨，除了技术操作层面的事情以外，主要是为了改变中国在西方人眼中孤傲的形象，而不能反过来向西方献媚。但就在这个问题上，在某些人别有用心地蛊惑下，我们走过了头，现在也没回过神来。


　　十二

　　改革开放确实成绩斐然，但是，当人们解决了肚皮问题之后，才猛然发现我们的精神层面出了问题。

　　在精神层面，人的第一需求是安全感。有了安全感，才有其它需求。而现在，我们缺少安全感。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治安环境、贫富分化……都成了人们不满的问题了。

　　在文化方面，我们发现，我们现在不光没有信仰了，连基本的价值观都出现问题了。八荣八耻所阐述的可不是先进文化，而是向国民重申道德底线。

　　十三

　　中国近代的落后，不是因为不学习西方造成的，而是自身积累了太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属于气滞血瘀，而不是疱疮。因此，治疗中国的沉疴，不能靠西医。西医割疮行，但理气不行，舒筋活血更不行。西方文化是伟哥，短期奇效，长期伤身。

　　中国应该反思造成自身问题的根源，而不能以为学像了西方就解决了所有问题。

　　中国要复兴，光靠学不行，还要思，学得再像也成不了“腕”，就像模仿秀，学得再像，也成不了明星。

　　思什么？至少也要思忖一下，哪些东西该学，哪些东西不该学；我们现在是“有钱”了，但缺了什么？

　　中国说要走自己的路，什么是自己的路？形左实右不行，形右实左更不行，左就是左，右就是右，我愿意咋走咋走，只要对中国有利就坚定地走。用不着盯着西方的脸色看阴晴，一再重申什么一百年不变，我们要做的是强国富民，不是做给谁看。我就变了，你能咋地？

　　骑墙是一种选择，但决不是一条路。


　　十四

　 　在中国当代主流经济学家的鼓吹与影响下，中国经济像一位上了世界经济出租车的乘客。经济危机了，司机问，咱怎么走？乘客自以为聪明，分析前景判断路况，自以为睿智，却不知道司机心里暗乐，怎么走都赚你的钱。人家表面上尊重你，可实际上方向盘、油门都在人家手上脚下。不动手脚你也得付费。

　　中国人有句话，谁家的孩子谁养。西方也有句话，没有免费的午餐。可是，现实是什么样的？是美国的孩子一哭，中国就得挤奶，这一点办法都没有。单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就是个冤大头！

　　西方人不讲世界如何人类怎样，人家讲实用。胡萝卜不行就抄大棒，只要对自己有利，啥手段都使得。一反恐，美国就把军队驻到与中国接壤的阿富汗了；一解放伊拉克，中东的就成了美国的油库了。先利用操控世界原油市场的价格变动，通过中石油中石化这俩白痴，把中国积攒的血汗钱巧取一部分，再利用金融危机豪夺一部分。反正现在中国不差钱。

　　市场经济确实是只看不见的手，但只有中国的经济学家看不见，人家却是愿意伸多长就伸多长。

　　中国的经济学家说，资本家就是盯着市场和利润，这是本能。

　　这话说对了，西方国家的总统大多是资本家。

　　而中国的领导人大多是思想家、哲学家，抑或是圣人。

　　圣人常怀仁人之心，但圣人往往内防不住家贼，外斗不过流氓。

　　改革开放，的确使中国百姓的生活水平相对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这是人民群众依然支持改革的基础。但不要把这个基础看得天经地义。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的提高”，相信会有更多的人民群众会“注重精神生活”的质量。

　　精神是不是满足，不仅取决于人民群众的碗里盛着多少肉，还取决于我们让人家割走多少肉。

　　如果不尽快把构成我们这只木桶的那些短板补齐，漏水是早晚的事。

　　结论，现在为改革开放做结论太早，但是，改革需要端正态度却是必须的。

　　对于改革开放来说，如果人民群众没富，就是失败；如果国家只富不强，就要调整；如果越改问题越多，就要反思。而不是找出种种理由和借口来掩饰矛盾。

　　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唯一正确的态度是：改革没有错，但不能只为了钱。任何举措，都只能围绕着繁荣、富强中国这个主题，不要太在意是不是符合西方的价值观和期望值。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是要消除我们自己的矛盾与问题，如果问题越来越多，就必须向健康的方向调整，而不要管西方高不高兴。

　　我们要有充分的自信与自尊，否则，改革开放就会出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