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儒家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儒家社会主义　　

宋大琦

近代中国曾经面临着几个“何处走”的分岔路口，清末曾有过，北伐曾有过，新中国建立前曾经有过，这几次的结果都取决于不同的主义者之间的战斗，胜利者引导民族道路，但主义的自身并没有得到深刻的思考，思想者竞于机智气力而不是思想本身。新中国成立后，主义得到了实践，也得到了充分思考的时间，三十年前开始的改革，应该说非一时之义气，乃冷静思考之结果，今三十年过去，当时面临的生产力问题已基本解决，而更根本之社会形态问题提上桌面，应该说，中国又一次面临“何处去”的问题。这次的“何处去”要求的是一个可提供“万世太平”的答案，而不是存亡继绝的应急方案。一些儒家的信奉者和社会科学的客观研究者不约而同地选择的儒家社会主义，甘阳讲过，贝淡宁讲过，盛邦和讲过，儒者王世保还在网上特地建立了儒家社会主义研究成果交流平台。本人数年来也一直在思考儒家与社会主义兼容性的问题。随着时代的演变，实践的展开，本人越来越坚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只有儒家社会主义能解决中国目前问题和提供长久太平，儒家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运动水到渠成的道路，应当成为当下的改革共识。

一、中国人起始就是用儒家立场来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

社会主义道路是传统政治社会在西风吹垮之后中国人的历史选择，不管有多少人如何激烈地反对社会主义，中国即使不是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走，也是在保持在大致相同的方向上，这是不以人的情感和意志为转移的事实。但是，社会主义并不是一条铺好的高速铁路，而是山岭阻碍，沟壑纵横，路是人走出来的，是沿着地势走出来的。

清末民初，各种思想传入中国，中国人没有经过太多的疑虑，很快选择了社会主义，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孙中山是社会主义者，甚至连康有为都有强烈社会主义倾向，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传统的政治和伦理（当然主要是儒家的）与社会主义有着天然的亲和性。中国古代没有社会主义一词，但从孔孟对他们描述的理想社会和实现途径来看，就是共产主义途径和社会主义道路。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在显性层面似乎多是反传统的先锋，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路线，然而在更深的层次上他们却是用儒学来接纳马克思的主义的，这是他们摆不脱的历史宿命。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除了政治经济学与传入时的中国确无可接轨之外，哲学和社会主义与儒家传统有重大相通之处。早期共产党人以及其他亲马哲学家事实上是用宋明理学来接纳马克思主义的，以“理”来接受客观规律，以“气”来接受作为实在的物质，理学中从张载到王夫之的重气派起了更大作用，现代中国马哲立场者说张载到王夫之是马哲所认可的“唯物主义传统”，其实反过来何尝又不能说马哲符合理学气派的观点？马哲在西方哲学史上的确是个异类，它颠覆偶欧洲二千年来围绕话语组织起来的唯心主义传统，而直接对现实对象进行思考，欧洲近几十的现象学、后现代思潮、中国最近兴起的生活儒学中的“返回生活”“直面生活”都与其有重要渊源，但是岂不知，中国哲学（不仅儒家），从春秋时的名实之辩后，就一直是重意而轻言，直接面对生活的，唯物主义在欧洲是异类，在中国却是常态，甚至来说，直到现在，我们教课书所理解的唯物主义，离张载-王夫之的距离并不比离马克思-恩格斯的距离更远一些。以西方人的观点来看，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并不纯正，中国人所讲的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是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从社会主义层面上来说，共产党人是用《礼记~礼运》里面的大同理想来接纳共产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所描述的美好景象正是《礼运》所描述的大同社会，往更详细处说，孟子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描述更多一些，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儿童受到教育，残疾孤寡得到帮助，现在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社会福利措施，也不外乎这些善举。马克思主义初入中国之时，中国也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不同的理解乃至不同的流派，他们之间也有竞争，我们看到了，历史所选择的不是那些最忠于经典著作的留苏、留法派，而是受儒家思想“羁绊“最深、”最“土”的本土派，中国马克思主义派。

二、科学社会主义与儒家大同社会的同异和互补

科学社会主义与大同社会的出发点相同、目的相同，它们都是从人类最基本的同情心出发，服务于广大民众的最大福祉，想要营造整个社会的共同福利。这与近现代资本主义的“理性功利人”出发点大不相同，与个人主义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目标大不相同，与欧洲中世纪预设的天国教条也大不相同。他们都是集团主义或者社群主义的，事实上社会主义这个名字就能说明本质。但是，它们与斯巴达式的整编集团主义和法家式的整编集团主义又有大的不同，他们所说的集体、社群基于于亲缘、地缘、业缘这样的自然社群，由这样的社群向外扩大，而不是用强力将社会重新编制。

科学社会主义与儒家社会主义也有一定区别。从近处说起，就社群主义来看，儒家更为重视亲缘地缘等自然关系，讲究由近及远，爱有差等，而科学社会主义更讲求阶级之爱、同志之爱。当社会关系紧张时、生存竞争激烈时，不同的爱特征明显，当社会向和谐程度提高时，这两种爱都向博爱方向发展，用儒家的话来说，可以有“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从哲学层次说起，科学社会主义是理性主导的，是历史科学，它认为人类社会由社会主义而进入大同社会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的任务就是要尽快实现这一规律；而儒家是情感奠基的，认为大同世界是人的理想，人的愿望创造事实。科学社会主义与儒家都有一种形而上的精神，科学社会主义经常被它的反对者称为历史形而上学，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也被人称之为道德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在实践中到底能产生正还是负的效果不可一概而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实现理想社会的途径上，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利用先进生产方式，通过大规模社会运动来实现大同世界，儒家基于小生产的条件，主张通过道德教化来推进社会。

同一系统内的不同思路容易取长补短，科学社会主义与儒家社会主义的上述差异恰恰构成互补。首先，从哲学基础上来说，二者是理性与情感的互补，我们可以说科学社会主义是唯物的，而儒家大同是唯心的，但翻过来看，任何真理性认识都是人理性的结果，当人固执于理性结果时反而容易丧失理性精神，堕入理性专制的唯心主义；而另一方面，人是社会形态的最基本物质基础， “心即理”，人的情感愿望也是客观规律的一部分。其次，这种互补降低了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风险和代价，社会前进总是要付出代价的，理性的主宰容易过份强调目的的正确性，强制个人服从历史目的，牺牲个性和幸福，而儒家的温情脉脉、从亲人爱起、从近处作起更容易在中国找到人情的基础，对社会变革产生了润滑作用，更科学社会主义和儒家社会主义可以从理性和情感两个方面让人对社会主义产生认同乃至信仰。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科学，并不认为自己是道德主义的，然而，仅有科学是不够的，社会主义作为实践性选择，需要有道德性的教化引导，儒家社会主义可以在理想之外建立道德价值体系，恰好起了这种补充作用；反过来讲，科学社会主义理想总的来说是符合儒家道德的，但还要补充上注意手段与目的的背反问题，孟子曰“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取天下，仁者弗为”，这种严格的道德主义原则给大规模社会运动带上了缰绳，可使之不致放逸而出，激进极端。

三、改革开放走的是儒家社会主义的道路

　邓小平　先生被称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他是当之无愧的。邓公的理论有时被人称为“猫论”、“摸论”、“实用主义”、“唯生产力论”等等，这些描述有一定道理，但未得要领。邓公的设计就是小康社会，就是儒家社会主义，他的现实主义精神其实是服务于更长远目的的，现实主义精神，只是一种手段，永远不会成为目的本身。邓公首先是一个共产党人，一个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人，但他与他前面的共产主义者大不相同，就是他知道理想是什么，理想是用来指示前进方向的灯塔，不是毁灭而重造现实的炸弹。他对改革的全景描述应当是：“社会主义不是大家穷”“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落后就要挨打”“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共同富裕，如果出现贫富分化，改革就失败了”。邓公这些论述与《礼记》对小康社会的阐述如出一辙，《礼记·礼运》借孔子之口云：“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可见，儒家的理想是大同世界，但着手建设的却是小康社会，因为大同理想远大，非人力一蹴而就，建设现实的礼乐制度，对人有所约束，有所提拔，才是可以着手的。对儒家来说，“好”不是一个可以得到、占有的实体，而是一种状态、一种境界，操之则存，舍之则亡。心存大同，立足小康，这是儒家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公平均富为目的，以发展生产为当务之急，先创造出来财富，再解决分配问题，这就是邓公的现实主义精神。然而邓公只设计了他生前以及身后不久的事情，长远的事情还要现在活着的人来完成。现在，中国的生产力问题基本解决，分配正义成了时代任务了。不管作得好不好，国家已经提出和谐、人本等口号，而且开始作了。其措施核心，保障弱者，增加福利也，无非还是孟子所说的在“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发展了生产之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幼所养，青壮年能找到工作，骨感残疾受到特殊照顾的仁政。不单 中国，全世界的社会福利措施也不外乎孟子的理想。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所要走的就是小康、仁政的道路，还应该继续走下去。现在改革共识受到了挑战，就是贫富差距过大，就是在个别人先富的时候没有遵循社会正义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原则，就是出现了不仁的苛政，也就是说，背离了社会主义原则，是不是回到社会主义原则上来，还是利令智昏，不惜社会分裂，将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而不是个别强者意志可决定。从反面来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对资本主义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两者合理将中国的未来推向均富、仁爱的道路上去，防止它滑向穷人的地狱，资本的天堂。

四、继续走中国特色儒家社会主义的道路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儒家社会主义，绝非儒家或共产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而应该是儒家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立场的结合基础上的儒家主张中社会主义因素的提取、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可行的因素的提取，二者结合成一个新的主义，可以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可以叫儒家社会主义，同时，它也包括了对两者不合时宜或证明为错的成分的剔除。所谓共同的基本立场，就是人道、民本、仁政、爱人这些核心价值价值，所谓儒家的社会主义因素，就是发展生产、建设小康、社会福利这些主张，所谓科学社会主义的可行性因素，就是现代的社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的优质结合这些东西。所谓不合时宜的东西，就是那些过度压抑人性、强调等级、墨守成规的东西，如果今天还坚持三纲旧礼，也是不符合孔子礼与损益的精神的。有一些问题，比如妇女地位问题，我们已经改得很多了，而另一些问题我们改进的空间就还很大，还有一些问题我们做得甚至不如古人，比如科举废除后，一直没有找出更好的官吏选择办法，结果形成了今天官场的上的逆淘汰机制。所谓证明为错的东西，指那些该社会主义实践带来明显挫折的东西，如阶级斗争、强制过渡、不顾人性弱点的公有制等等，历史已经逼迫我们放弃，历史的演进还会进一步促使我们创新一些东西，放弃一些东西。

制度性的东西有时更是个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我们想去一个地方就得视路况而选择交通工具，手段性的东西应当继续现实主义精神，什么好用就用什么，既不必非要西方民主，也不要非西方民主，只要不与基本价值形成背反就行。路是人走出来的，是随着地势用脚走出来的，而不是用流血的头撞出来的，这方面的探讨是不必泥拘于主义的。

总之，中国自从选择了社会主义以来，走的就是充满着人道和现实主义精神的儒家社会主义道路，中间或有左的偏激、右的歧出，更证明了中国社会主义应当是中国自己的道路，是儒家色彩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与孔子、科学与价值、理性与情感、主观与客观、规律与愿望、理想的目标与现实的手段，正是载着中国马车向未来奔去的左右双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