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共的干部们来到上海这个他们阔别多年的远东最大的资本主义堡垒时，面对的是官僚资本、帝国主义资本和民族工商业这三个共生综合体。如何对他们分门别类进行接收、监押和收服，以兑现自己对工农大众的承诺，又如何继续利用他们的生产性功能和市场网络为战后重建服务，并将其改造为符合社会主义建设需求的经济体，将成为证明共产党在军事优势(三大战役的胜利)和政治合法性(新政协召开在即)之外还拥有经济驾驭力，比国民党更胜任复兴中国大任的一个关键指标。

接管

这三者中，以对国家资本和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接收进行得最为顺利。这一方面是因为既定方针比较明确，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此前各解放区在接收敌产方面已经积累了若干经验。

早在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就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提出了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其中之一即为“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1949年4月25日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更明确规定：“没收官僚资本。凡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均由人民政府接管。其中，如有民族工商农牧业家私人股份，经调查属实者，当承认其所有权。”

接管的基本方针是“自上而下，按照系统，原封不动，整套接收。”这一接管政策是陈云在1948年接管沈阳时提出的，其中重要一点是“所有在官僚资本企业中供职的人员，在人民政府接管以前，均须照旧供职，并负责保护资财、机器、图表、帐册、档案等，听候清点和接管。凡愿继续服务者，在人民政府接管后，准予量才录用，不使流离失所。”这一承诺大大保证了接管过程的顺遂和接管后相关机构运转的正常，考虑到中共财经专才的匮乏，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为贯彻系统整套接收的原则，中共华东局在1949年5月上旬决定在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之下设立财经接管委员会，主任由华东财委会主任曾山兼任，下辖财政、金融、贸易、工商管理、轻工业、重工业、农林、铁路、电讯、邮政、工务、航运、公用、卫生、敌产管理等15个处。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银行的接管工作由财经接管委员会金融处直接负责，处长陈穆为原北海银行行长。

1949年4月下旬，当接管上海的主要干部在江苏丹阳集训时，陈穆与原北海银行副行长洒海秋被指定负责接管上海官僚资本银行的准备工作。军管会金融处正式成立时，熟悉上海金融业情况的地下党负责人项克方、谢寿天担任了该处副处长。

上海是远东第一大金融中心，国家资本、官僚资本金融机构的总行、总管理处等基本都设在上海。解放伊始，上海列入接管的计有银行18家，保险公司19家，造币厂和印钞厂6家，以及票据交换所，另外还有5家官商合办银行。

从1949年5月28日，即上海解放翌日，各军代表进入被接管单位，向原负责人宣示了军管会命令，解释《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责令将该单位原有文卷、账册及各项物资赶制移交清册，准备办理交接。

在利用被接管单位原有专才的同时，中共军代表充分发挥此前在管理解放区所积累的行政经验，冀以人力动员优势来弥补专业管理之欠缺。比如在中央银行的接收过程中，军代表向原地下党组织了解情况，听取对接管工作的意见，并在了解掌握积极分子名单和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组织职工成立了12个协助接管小组，共有成员135人，协助点收。

据至1949年7月底的统计，由军管会金融处接收的金银货币大致有黄金23731.251两、白银365802两、银元3箱3143722枚、美钞164583.41元、英镑160镑2先令、港币42932元、其他外币237409084元等，而有价证券为黄金22737.2两、银元 1611220枚、美钞37449942.8元、英镑1082507镑、港币281155元、其他外币50万元等。这些资产对于支持人民币的市场地位和平抑物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基本完成点收阶段之后，各被接管金融机构开始清理债权债务，其遵循的主要原则如下：凡被接管银行之一切财产及债权应一律收归国有，对各该被接管银行之债务，人民银行在法律上不负偿还之责任，但为照顾私人利益起见，可在债权债务清理完毕及将国家债务清理后，再行分别规定私人债务清偿办法。以中央银行为例，到上海解放为止，该行共发行金圆券67万余亿元，而实际留在上海的准备金只有银元165元5角和中纺、台糖等公司股票900万股。而在外汇债权和债务方面，留在上海的只有债务而无债权，外汇债务如按1美元合1650元人民币的折算率，高达3400多亿人民币。

金融业大洗牌

经过极为繁冗复杂的资财清点、债权债务清理之后，到1950年3月为止，各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基本被接管完毕。由于各机构的具体情况不同，其最终结局也有所不同，主要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清理结束。如中央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和以私人银行形态出现的官僚资本银行等。1949年5月30日，在中央银行的基础上成立了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和上海分行，其在外滩15号和24号的营业大楼以及数千名旧职员被人民银行留用，如留美的仲龙被任命为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业务部副经理，还有一些人调到人民银行总行工作。6月7日，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出面，将上海市各商业银行、钱庄、信托公司等前存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现金部分如数发还，计合人民币200余万元。

第二种：改组为专业银行。如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前者2/3的官股被没收，改组为经营外汇及对外贸易的专业银行，后者88%的官股被没收，成为经营工矿交通事业长期信用业务的专业银行。保留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原来的机构和名称，对完整接收两行在海外的分支机构，维持和进一步推动相关业务开展发挥了重大作用。改组后的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曾于1949年10月通电海外分支机构，要求其与受台湾当局控制的“中国银行总处”断绝一切关系。1950年1月7 日，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总管理处分别向海外分支机构发出函电，号召员工安心工作，保护行产。此后不久，中国香港、伦敦、新加坡、巴基斯坦、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的中国银行分支行处和中国香港、仰光的交通银行分行都先后表示愿意接受在北京的各该总管理处的领导，保护财产，听候接收。

第三种：改组为公私合营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国货银行、新华信托储蓄银行等5家官商合办银行，官股所占比重甚高。起初，华东财委会考虑对于上述5家银行的处理办法有所区别，如认为四明银行“资产主要是房地产，如该行取消，则这批房地产管理即成问题，故须保持其原有机构，逐渐加以改造调整，使成为经营城市公有房地产的专业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主要资金是投资于各工厂，今后可保留其机构，管理其它投资之企业 ”。而对于中国国货银行和中国通商银行则考虑予以结束，认为中国国货银行“是宋子良主持的，全部账册，及资产均已南逃，只留下一百七十个人，故应结束此一机构”；“中国通商银行，名为官商合办，实为杜月笙个人所操纵，资金全无，凡属有钱可赚之营业，均转入杜月笙私人之其他经营机构中，此银行仅是一个空架子，提议抽出官股结束此银行”。

后来只对中国国货银行实行清理结束，四明、中国实业、中国通商、新华4家银行则先是派出军事特派员实行监督，而后宣布解除国民党政府时期之官股董、监事职务，另行派员代表人民政府接收官股，并担任董事，与留下来的商股董事筹组新的董事会策划行务，继续营业。4家官商合办银行遂成为最早的公私合营银行。

原上海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之票据交换所，上海解放之际一度停业，但是考虑到为便利各业票据收解，从1949年6月2日起即复业，由军管会金融处接管，改组了票据交换所委员会，到1951年2月改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接办。

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在上海解放之初已成为商业和金融投机的大本营，它直接操纵着上海黑市银元市场，导致物价全面暴涨，旋于1949年6月10日被上海市军管会查封，人民币一举在上海滩站稳了脚跟。

总结上海金融之接收，“旧中国国家资本、官僚资本与数量众多的私人金融业之间的联系被彻底切断了，这就为后者走上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和人民大众服务的道路扫清了障碍。”

而从1950年4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对国营企业、机关、部队、合作社等实施现金管理与转账制度，规定把当天所得现金全部解缴入库，原来留存在各单位的巨额现金和正在流通中的大批现金迅速流向国家银行，对于收缩通货，控制投机起了很大的作用。私营银行和钱庄随之迎来了一波倒闭潮。

至此，共产党人已牢牢掌控金融市场，和资本主义较量的下一个阵地将移至产品市场。

难忘的1951

按照共产党人最初的设想，资本主义工业在新旧体系交替的转折期，可以临时起到一种脚手架的作用。国家可以用粮食、工业原料和其他农产品，换取资本主义工业的产品，并保持市场的充足供应。这一政策可以帮助加强工农经济联盟，并起到稳定价格的作用。拥有大量技术人员的和管理人员的资本主义企业也可以为国家建设进行人员培训方面发挥这作用。通过对资本家利润的税收和价格控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可以为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

考虑到国有经济暂时未成规模，而私营工商业无论在产能、市场网络和提供就业方面的能量巨大，这样的设想的提出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上海解放初，私营工业产值占上海工业总产值的83.1%；私营商业批发额占上海商业批发总额的65.5%，私营陆上运输占市内货运量的96.4%；零售额占零售总额的 91.6%。

然而，双方一开始的合作难称愉快。拥有庞大市场网络的资本主义成分在最初的时候似乎更乐于利用自己这方面的优势来牟取投机性暴利。换言之，共产党人试图以一种有序的方式来利用私营工商业原有的市场网络，从而用土改的成果来换取私营工商业产品的努力遭遇了巨大的挫折，这反过来使他们加速建立国营的统购统销网络和工业生产体系。双方的“蜜月”恰恰是是在新政权充分掌握了金融与产品两个市场后才宣告展开。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被强行封闭后，双方的博弈集中体现在“两白一黑”(大米、纱布、煤炭)的产品之战上，其间种种惊心动魄的刀光剑影在不知不觉中决定了此后数十年中国经济模式的走向。

1949年6月23日国民党方面封锁上海口岸，当时上海存粮不足1亿斤，仅够半个月的消费，存棉只够纱厂开工1个月，煤炭只够烧7天。投机商利用外国棉花进口困难和粮煤紧张，掀起了以粮食、纱布、煤炭为主的“七月涨风”。从6月23日至7月30日，整个物价上涨1倍。其中7月11～16日的6天时间里，米价上涨96%。7月，中共中央派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到上海调查研究，由陈云主持在上海召开了全国五大区的财经工作会议，决定由中财委主持从各地调拨物资，保证上海需要的粮食、棉花和煤炭。通过行政机构采取抛售物资、加强市场管理和配售平价米等三项措施，到7月底物价转向平稳。

“七月涨风”平抑之后，经过二三个月的平稳时间，又出现第二次较量。在10月旺季到来的时候，投机商以纱布为突破口，掀起了比7月更为猛烈的“ 十月涨风”，这次以纱布和粮食为主，形成全面暴涨，范围遍及全国，时间持续达50天，是上海解放以后最严重的一次物价波动。从10月上旬到11月下旬，棉纱上涨3.8倍，棉布上涨3.5倍，大米上涨3.3倍。在中共中央和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直接指挥以及全国调度下，11月25日，上海与全国各大城市统一行动，大量抛售纱布，并且边抛售边降价，在上海粮食、煤、食盐等主要商品批发市场上，也与投机商进行物资吞吐博弈，又一次稳住了市场物价，并使投机商“ 两面挨了耳光”(一面借的钱要付高利息，一面物价下跌赔了本)。

第三次是1950年的“春节抢购风”。投机商认为农历新年休息停市过后，到节后开盘时粮、纱价格必定上涨，于是在春节前拚命抢购粮食和纱布，准备在春节开盘后大干一场。此时在经验和物资准备方面都很充足的上海市政府，以充沛物资为后盾在开盘后保持原价大量供应市场，不到3天，投机商又败下阵来。

回眸这段时光，可以清晰发现此后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些话语和观念都诞生于此际，比如“统购统销”，比如“全国一盘棋”，比如对市场波动的厌恶—— 至今一些史书仍这样形容那场博弈的成果，“把上海由受投机资本操纵、危害国计民生的市场，改变为国营经济领导下为发展生产、为人民服务的市场。”

而从更深层面来看，这场因为国民党封锁而导致的市场供应博弈还加快了中国经济内转的节奏。占上海总供电量81.3%的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原来全厂80%以上依靠进口燃油发电，外来油料供应断绝后，电厂职工把燃油锅炉全部改建成燃煤锅炉；原来97%的燃料靠进口汽油的上海公交公司职工，经过5个月的努力，以白煤车(拖斗式煤气发生炉)代替汽油车试验成功；原来60%的原棉靠进口、占当时全市工业总产值62.4%的上海纺织工业，逐步改用国产棉花……

随着物价逐步稳定，社会虚假购买力消失，市场由抢购囤积变为竞相出售，上海私营工商业出现了困难。当时许多私营企业生产无原料，产品无销路，资金周转困难。到1950年4月下旬，全市有1.2万家工厂、商店停业或歇业，失业工人16万，包括家属在内，50余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一方面是保持城市经济活动与就业状况的高水准的目标，另一方面是保持对价格和资源使用的控制。调和这两者的关系是1949年以后城市经济的管理者所面临的基本问题。

本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此时已经初步大局在握的上海的经济管理者们对私营工商业采取了扶持、利用和限制的政策。国营商业部门开始向私营工厂提供原料，委托加工，计划订货，收购产品，开展加工订货业务。对私营商业在经营范围和价格上给出路，使之有利可图；调整税收负担，工商税目由1136种减为358种；召开一系列专业会议，公私方代表在一起根据以销定产的原则，协商制定各行业的产销计划，合理分配生产任务，逐步将私营企业生产纳入计划。至此，计划经济的雏形已初步显现。

在中共经济管理者的扶持下，上海的私营工商业渡过了难关。1951年，由于抗美援朝军需物资需求继续增加，各地开始基本建设，土地改革以后农村购买力提高，形成上海市场的三大购买力，促使上海私营工商业出现了“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繁荣景象。私营工业总产值比1950年增长52.9%，盈余总额增长219.3%；私营商业零售总额增长43.87%，盈余总额增长85.4%。

这一年资本家所得的利润超过在国民党统治下22年的任何一年，成为私营工商业者们称道的“难忘的1951年”。被他们所忽视的是这一系列增长背后的另一个趋势：私营工商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例正逐渐缩小。

“监押”中的帝国主义

与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相比，1949年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接管的经济状况要落后得多。不过在某些方面他们比其苏联同伴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比如，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基础存在于城市工人中，这些工人要求尽早进行国有化，由此关上了与外国资本家合作的大门。而以农村为基地的中国革命者则有能力约束弱小的工业无产阶级(当时仅占劳动力的约1%)，以获取哪怕是属于权宜之计的外国资本家的暂时合作。此外，中国的新政权希望获得许多仍是资本主义的国家的同情。

中国共产党人释放的信息产生了预期的效果。一份日期标明为1948年12月31日，题目为《中国的最近与预期发展及远东形势》的英国财政部报告称：“从共产党领导的地区来的第一批报告指出，目前共产党人满足于让外国商人从事他们所能进行的商务而不加干扰，并让外国人支配他们自己的财产。”

未来的城市经济管理者确实需要一个让外国人把持的经济在现存状况下继续存在一段时间，以使中国的工人和雇主能够职业性地熟悉复杂工业与服务业的方法。此前中国工人几乎被禁止参与生产的技术过程。一些干部在进入大城市时不知道如何使用电源开关，很多小战士来自北方的小村庄，从来没进过摩天大楼，更不用说电梯了。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根据英、美、法等国在水、电、煤气、交通等行业的特殊地位，为了保证城市人民生活的正常进行，对问题较多或与城市经济生活相关的，主要是公用事业中具有垄断地位的企业，如美商电力公司、法商电车电灯公司、英商电车公司和自来水公司等，军管会和人民政府派驻军事特派员或联络员实行监督；一般企业则由公用局派驻业务联络员。对于其它行业，包括在国际经济正常往来上尚有作用的外资银行、进出口企业、轮船公司以及外侨赖以生活的小工商业，则允许继续经营，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生产事业，也允许外商继续投资。

但双方的相处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过“蜜月”。人民政府废除了传统的帝国主义者的特权，重建了被帝国主义者控制了数十年的关税权力机构，在外汇和外贸方面实行了垄断，中国经济向内转的趋势，原有的私营工商业伙伴被纳入国家计划体系，凡此种种都必然极大缩小了外资在华企业的利润空间。

当然，甚至在中国共产党成为大陆的统治力量之前，不少企业家就已观察到了他们享受了多年特别条约特权的中国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国民党政府越来越多地加紧控制经济，包括禁止纯外资公司经营采矿业，并强制实行外汇交易控制的更严格的规定。

这种自立的新立场是和要求建立与前帝国主义列强新型经济关系——一种基于平等的关系——的愿望相伴而生。从中国人的观点看，“帝国主义者的剥削”应该立刻结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国民政府拒绝承担因抗日战争引发的向外国企业赔偿的任何责任。

因此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人施加给外国企业的那些困难，至少应该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是较早前那种较自信处理方式的延续。然而，除了因为后来的朝鲜战争导致的对美国和英国资产的报复性征用之外，上海的城市管理者大体上规避了直接征用外国资产，而是更倾向于采用一种“监押”的手段，让外资企业努力适应新的非垄断经营局面，直至后者发觉这样的竞争态势无法忍受，愿意主动交出自己的资产和企业为止。

当年上海最大的公用事业企业法商上海电车电灯公司的命运便勾勒出这样一幅图景。全盛时期，该公司曾拥有117部有轨电车，38部电车和74部公共汽车，每年约运送1.2亿乘客。解放后，该公司不再享有公共交通中的垄断地位，日益增加的城市公共汽车和三轮车构成了强大的竞争压力。1950年，法国人面临更令他们感到惊恐的局面——苏联专家被请来中国，并越来越多地卷入中国的公共交通事业。事实上，中国人引进了苏联生产的以美国型号为基础的无轨电车。

此外，公司还面临新的政治经济现实：工资由中央确定，不得随意解雇工人；服务价格由政府决定——在法国人看来，无法凭这样的价格抵销成本；公司利润存入人民币账户等等。

公司被迫不断提取其储备，以抵销增加中的成本，最后还不得不向中国人民银行请求金融援助。到1950年中，法商上海电车电灯公司已经向人民银行借了50万美金，月息率达12%。这样一来，公司的进款只能存入人民银行，并只能用于当局同意的正当目的。

种种情势的发展，令该公司决定效仿同行英国上海电车公司，向中国当局请求遣返其所有欧洲职员，并主动要求中国人接收其商业责任。

于1953年11月2日进行的对法商上海电车电灯公司的接收，意味着最后一家从事公用事业的外国公司被接管了。监押期基本结束，一个新时代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