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秦帝国》的创作理念

关于《大秦帝国》的创作理念

孙皓晖[1]

一﹑《大秦帝国》是精神本位

关于《大秦帝国》的具体创作历程﹐我历来不愿说得太细。一切的艰难曲折﹐都是个人的自觉选择﹐反复地咀嚼这些东西﹐我没有多大兴趣。有一个记者﹐对我的特点有一个概括（整理者注﹕是《中国图书商务周报》总编欧红女士）。那年﹐她写过一篇报道﹐中间有一句话﹕不管记者从哪个角度问孙皓晖问题﹐他都像传教士一样﹐很执着地叙说他的理念。我觉得﹐这个说法很好。包括《海南日报》曾给我画了一个漫画﹐大体也是一种顽固意向﹐也很好。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抓得很准。因为﹐不管媒体怎么希望我像《百家讲坛》那样从一个通俗的故事开始讲起﹐从一个情节开始讲起﹐讲自己写作中的具体难点﹐讲得引人入胜﹐我对这些一点兴趣也没有。不管他们如何问﹐我都是两三句话之后就回到精神理念上去了﹐就回到文明根基上去了。所以﹐他们觉得我像一个布道者﹑像一个传教士﹐很顽固。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始终觉得﹐《大秦帝国》的写作﹐本身就是靠精神品格立起来的。我认为﹐说“主题先行”有点太简单。我愿意把《大秦帝国》说成这样一个东西﹐它是精神本位﹗就是说﹐《大秦帝国》这个作品﹐是一个精神本位的作品。就《大秦帝国》的可读性而言﹐故事的丰富性而言﹐我自己有非常强烈的自信。所以﹐我既不愿意把已经达成的东西﹐反复地当作评书一样在现场给大家讲一通故事﹔我也不愿意叙说那些具体的艰难曲折﹐包括写作中的乐趣。有些东西永远地属于个人精神﹐说出来反倒苍白了。

我愿意说的﹐是作品体现的精神理念。这种理念﹐是作品的根基﹐很少有人能够理解。而作为创作精神与作品力图传播的内涵﹐我们恰恰又需要这些东西被社会理解。所以﹐经常地﹐我就会很顽固地重复这些东西。即或别人听来有些抽象甚或简单化﹐我仍然觉得﹐这是《大秦帝国》的核心的根基。

二﹑《大秦帝国》的三重境界

对于《大秦帝国》﹐我想它有三种境界﹕

第一重境界﹐是历史风云的境界﹐也就是历史故事的境界。从通常的读者眼光去看﹐《大秦帝国》肯定首先是历史故事。从历史风云变幻﹑历史矛盾冲突这个意义上去看《大秦帝国》﹐这是第一重境界。

第二重境界﹐从古典文明法治的意义上去看《大秦帝国》。《大秦帝国》从商鞅变法开始写起﹐直写到秦始皇统一大变法﹐这个古典国家在几代的历史上一直坚持法治﹐一直到最后统一中国法治。应该说﹐这是中国古典时代最为伟大而持久的变法运动。如果能从变革法治的意义上﹐领略了﹑看透了这个根基﹐对《大秦帝国》的理解就会大为深化。我觉得﹐这是第二重境界。

第三重境界﹐也是最高境界﹐就是从文明史的意义上看《大秦帝国》。不管从作品本身说﹐还是从创作理念说﹐《大秦帝国》最着力的﹑最上心的﹐就是理清我们的文明根基﹐再现我们的文明正源﹐再现我们的原生文明时代。所以﹐《大秦帝国》最高境界﹐就是文明史的境界。从文明史的意义看《大秦帝国》﹐这部作品的精神品格就算真正地被人理解了。

关于《大秦帝国》的精神品格﹐我在开始创作文学剧本的时候﹐就是想清楚的。否则﹐我不会舍弃理论研究去做如此一件马拉松的文学项目。也就说﹐如果我不能判定这件事的文明价值﹐我就不会舍弃大学的法学研究工作。

《大秦帝国》落笔之初﹐我最先写得是序言。我认为﹐如果没有清楚明确的思想根基﹐理不清自己的想法﹐这个作品便不能成功。这个序言﹐最早只写了两千多字﹐后来在历史小说出版的时候﹐我又把后来的一些思索补了进去﹐但基本思想始终如初。序言的第一句话﹐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没动过。这就是﹐《大秦帝国》是中国文明的正源。这是全部创作思想的一个基点﹐也是《大秦帝国》一开始便确定的精神品格。正是如此一个精神品格﹐激励我舍弃了诸多现实利益﹐义无反顾地走向了自由职业道路。假如没有如此一个精神根基﹐我肯定会早早放弃这一长途跋涉。

三﹑创作技巧与作品的精神品格

《大秦帝国》的成功 — 如果说它成功的话﹐我觉得至少说明了一个强烈的现象﹕社会精神需求对文学艺术的呼唤﹐基本面不是在呼唤它技巧的革新﹐而是在呼唤文学艺术真正的精神力量。

当然﹐文学形式上的变化革新﹐也是非常需要的。但是﹐就社会实践来讲﹐就这几十年的文学历史来讲﹐或者就当下的社会观念讲﹐整个民众﹑整个读者﹑整个社会对文学艺术的期待与呼唤﹐其基本点不是对创作方式的更新需求﹐而是社会对文学艺术的精神需求。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的痛切感受﹐是文学精神力量的贫瘠。我们的民众和社会迫切期待的﹐是文学艺术的精神﹑文学艺术的良心。许多作家对此深有误解﹐不惜变革种种花式去满足所谓市场﹐其结果如何﹐反倒使文学品格大大降低﹐还没有得到相应的社会认可。我想﹐对于任何从事过文学艺术创作的人来说﹐应该都明白一个基本的道理﹕对于任何一个重大作品﹐起决定作用的﹐往往不是方法上的怎么写﹐而是精神上的写什么﹗也就是说﹐不是作者的技巧选择起决定作用﹐而是作者立定的精神品格起决定作用。

对如此一个精神理念极其鲜明的作品﹐经过多年来的社会选择﹐基本立定了根基。这足以引起我们诸多的反思。就读者群的反映而言﹐有批评的﹐甚至有嘲讽咒骂的。但是﹐就主流的评价和激起的反响说 — 因为任何一部作品﹐无论如何争论纷纭﹐它总是有主流的和基本的声音 — 读者群对《大秦帝国》的最重要的认同﹐恰恰是它的精神品格之强大﹗这是很鲜明的。

至少﹐就我的观察﹐在中国的历史小说中﹐没有任何一部历史小说有如此多的网评出现﹐有如此多的网友愿意花费大力气去评点去翻新。我自己也因为浏览网络﹐由一个不熟悉网络的人﹐成为一个相对熟悉网络的人。当然﹐我不是发烧友﹐技术也不熟练。但为此﹐我愿意到网上经常遛一遛。网友们发表的评论﹐往往很真切﹐他们或者在自己的博客上﹐或者在哪一个网站上上去说几句﹐这种零零碎碎的评点极多。在搜狗搜索“大秦帝国”字样﹐呈现条目大体是250多万条﹐其中大概有五分之四是关于历史小说《大秦帝国》的信息﹔在《百度》搜索“读大秦帝国”字样﹐呈现条目是58万多条。有一种网友﹐真下工夫﹐写东西又没有任何报酬﹐但是一写就是几万字几十万字﹐不乏连篇累牍的大作。

这样的现象﹐惟独在《大秦帝国》出现了。因为﹐我也有时看其他历史小说的评论﹐以往也是历史小说的爱好者。就网评信息的数字说﹐《大秦帝国》只是最多之一。但就网民大型评论与翻新形式说﹐无疑是最多的。

第三部出来以后﹐有一个网友﹐后来得知此人叫黄光锐﹐他在世界地理网上发表了长篇文章﹐正题是〈以博弈论的观念看长平大战〉﹐副题是“读《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有感”﹐分析《大秦帝国》的长平大战给我们提供的历史经验教训是什么。后来得知﹐此人写了很多国际军事评论﹐属于专业军事发烧友﹐是网络军事评论员。这篇评论在网上的影响很大﹐被转载很多。

还有一个大型作品﹐是〈大秦帝国江湖版〉。我认为他不是恶搞﹐我认为这种形式也很好。他完全用社会熟悉的江湖套路语言﹐来改编历史小说《大秦帝国》的情景和故事。第一章是天下大势﹐说天下分为老魏家﹑老楚家﹑老秦家等等七个大团伙﹐每一个大团伙都在为争场子而不断的大争不休﹐老秦家苦哈哈被老魏家摁着暴打了50多次。就这种语言﹐连写了30多章﹐大概字数至少有20多万字﹐在春秋小区﹐在很多军事小区里面都有连载﹐搜寻起来很容易。他的笔名﹐大概叫“马甲的马甲”。

后来﹐《大秦帝国》专门网站建立﹐又涌现出了很多大型的﹑长篇的评论。一个是〈谷子日记〉﹐是一个网友写的〈读《大秦帝国》的日记〉﹐大约写了三四十篇。一个是〈大秦帝国管理学的解读〉﹐也是二三十篇。一个是〈一剑霜寒40州 — 大秦帝国之武打解析〉﹐显然是一个学过武术的网友。2011年以来﹐一个叫“阳明弟子”的网友﹐写了叫〈在丧失信仰的门口重读《大秦帝国》〉的系列文章。他一开始的序言就说﹕为了纪念《大秦帝国》第六部最终的完成﹐今天起我认真开始写我读《大秦帝国》的感受。现在﹐他已经写了60多篇了﹐每篇至少有三千字﹐每天发一帖。还有一个是〈塔罗牌中的大秦群星 — 大秦帝国人物分析〉﹐连同预告的〈塔罗副牌中的大秦群星〉﹐最后大体也得五六十篇﹐目前还在连发。

这些肯定都是年青网友。这些年青人﹐天天努力写﹐天天发一帖﹐还要上班还要工作。所以我觉得﹐他们是真正地喜欢这个时代﹐真正地喜欢《大秦帝国》的精神品格。这是《大秦帝国》的真实的吸引力所在。这些都充分说明﹐文学艺术的根基是作品传达的精神力量﹐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

四﹑纠错﹕读者群对《大秦帝国》的独特关注

作为大型历史小说﹐《大秦帝国》中难免诸多具体错误。读者群对此书的强烈关注﹐其表现之一就是认真纠错。这种纠错﹐根本点是读者们对我们民族文明圣地的景仰与热爱﹐他们容不得写这个时代的作品有知识错讹。说到底﹐这是真诚的善意的给你指出错误。这些方面﹐读者中的网友们表现得尤其令我感动。三年前﹐自从有纠错出现﹐我在网站上便开辟了“砖头集散地 — 大秦帝国纠错专栏”﹐专门供网友读者提出错误之处。

这个现象﹐我很有感触。我也知道﹐在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在历史小说中﹐出现各种各样的具体的错误者﹐绝对不是我一个。但是﹐读者们认真揪住不放的﹐大体只有我一个。在网上大规模地揪住不放的﹐尤其少﹐至少我没有见到。这足以说明﹐读者们喜欢这个时代﹐中国文明的正源对读者有感召力﹐所以对《大秦帝国》出现这样的瑕疵﹐他们就感觉非常不舒服﹐就觉得《大秦帝国》应该是没有瑕疵的。我给网友们说过﹐出版社的国家职业标准是允许万分之一的差错率﹐《大秦帝国》五百多万字﹐至少允许出五百个差错﹐欢迎大家找差错。历经三年多﹐大家找找找﹐找到了大约五七十个。后来经过网友们组织的评委会认真公开地评议﹐否定了一批﹐真实有效的纠错﹐总共不到40个。

对这种批评与纠错﹐我没有理由以任何形式去回绝﹐去抗拒。当然﹐我也不能违背艺术创作规律﹐这个我在网上也曾经做过一些说明﹐有一些东西是文学创作的一种权力﹐你不能让它任何细节都不许虚构﹐对任何事件人物都不许调整﹐那个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给大家讲﹐《大秦帝国》就主干而言﹐就基本事件而言﹐就所有的历史基本元素而言﹐它是真实的历史。已经过世的大历史学家史念海这样评价过﹕在他读到的历史文学作品里面（他当时读到的还是文学剧本）﹐《大秦帝国》是最接近历史真实的。

春秋﹑战国﹑秦帝国这三个大时期联系的这么紧密﹐社会矛盾冲突这么剧烈连绵﹐根本不需要你去虚构重大事件﹐惟一需要的虚构﹐就是增强它的血肉性﹐让它丰满起来。再就是体现历史逻辑的连接点﹐推演断点的内在逻辑﹐体现历史精神所必要的艺术结构调整﹐以及分析﹑考据一些东西。除了这些以外﹐基本的历史元素﹐譬如人物结局﹑重大事件等等﹐这些都是真实的。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大秦帝国》是对得起读者和社会的。我曾声明﹐要给有效纠错的网友每人赠送一套全本《大秦帝国》。书展之后﹐我将立即实施这件事（整理者按﹕纠错赠书﹐孙先生已经兑现）。

五﹑《大秦帝国》的精神价值目标

有朋友私下经常问﹐《大秦帝国》究竟想干什么﹖

许多网友也经常发问﹐认为《大秦帝国》一定是有目标价值的﹐究竟是什么﹖

今天大家都是同人﹐我可以坦率的说﹕《大秦帝国》的价值目标﹐就是要为国家和民族寻找文明话语权。

戴高乐曾说﹐中国是个比历史还要悠久的国家。这是事实﹐这是真实的历史。我们的文明﹐具有最悠久﹑最辉煌的传统。可是﹐我们在世界上没有文明话语权。也就是说﹐我们对自己的文明不清楚﹐中国既往有关文明的问题﹐都让外国人说了。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的地理环境决定论﹐魏得迈的《东方专制主义》提出的大河治水成就了中国文明的发端﹐英国《剑桥中国史》的文明史编纂理念﹐以及一些海外华人在远程回过头来看中国﹐所写出的具有文明考察视野的著作﹐譬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等﹐还有当代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等等﹐都是关于文明历史的审视。在文学方面﹐法国的《93年》﹑美国的《飘》﹑南美洲的《百年孤独》﹑意大利的《斯巴达克思》﹑俄罗斯的《战争与和平》﹑日本的《德川家康》等等﹐都是以文学的形式发掘展现文明史的作品。

而在我们的历史学界﹐在我们的文学艺术界﹐却没有这样的作品﹐至少没有相应的大型作品。我们的历史小说少吗﹖确实不少﹐倒很可能是世界最多。但是﹐我们的文明历史究竟是如何发展的﹐如何变形的﹖我们的历史理论与历史文学﹐都不去涉及这样的问题。当然﹐严格意义上说﹐这是历史学界首先应该回答的问题。可是﹐我们的历史学界没有做好这件事。我在大学历史系的朋友很多﹐而且大家也都明白﹐中国历史学界的学科划分﹐大体都是断代史的划分。先秦史﹑秦汉史﹑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宋元明清史等等﹐以这些断代研究取代了﹑淹没了整体文明史的研究。本来﹐我们中国人文有一个最优秀的历史传统﹐就是大学科综合性。我们听说过﹐古典学问家历史家谁是搞断代研究的吗﹖这种人文合一的传统本来是很优秀的﹐可是我们没有保留。我们在1950年代重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体系的时候﹐向苏联学了这种“专业学科”体制。基于当时的条件﹐学了也就学了﹐我们无由指责。但是直到现在﹐我们的历史学界﹑人文学界仍然停留在这种框框下对待中国的历史研究﹐这怎么能把中国历史当作一个整体文明形态去研究呢﹖所以﹐我们中国的历史研究成果中﹐没有关于文明研究的专门理论﹐也没有关于文明研究的重大理论成果。

与此同时﹐在中国民众的历史情结下﹐在国人对历史演绎的特殊爱好下﹐中国的历史小说对民众所能起到的影响作用﹐某种程度上确实大于历史理论。关羽成为武圣人﹐有哪个历史学家赞成了﹖可是﹐他就成了。根源何在﹖一大半在《三国演义》。所以﹐在中国要传播文明历史理念﹐文学艺术大有用武之地。甚至﹐比历史理论与任何理论的作用都要大。

所以说﹐只要我们有清醒的文明理念﹐无论是历史研究成果﹐还是文学艺术作品﹐都会对中国社会起到积极健康的作用。从民族文明发展的意义上说﹐中国当代的历史使命﹐就是要重建工业科学时代与商品经济时代的新的民族文明。果真如此﹐我们应该对我们的文明历史如何扬弃﹐继承什么﹑否定什么﹐都应该有相对清醒地评判。如果没有自觉审视文明历史的意识﹐我们就不可能达成合理的继承与发展。但是﹐我们现在整个社会的意识﹐都在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个东西。我们已经做到的﹐只是从具象的文化意义上的研究民族传统。譬如作家冯骥才等大力从事的民族文化遗产抢救﹐意义确实很大。但是﹐它无法取代﹐也无法满足我们对文明史的研究需要。也就是说﹐用文化去说文明﹐是远远不够的。文化是具体表现形式﹐而文明则是整个社会形态的综合表现。在我们中国文化界﹑理论界﹐没有文明发展史这个意识。

所以﹐《大秦帝国》﹐我现在可以说﹐我们就是为了给国家﹑给民族寻找文明话语权﹗

我们就是要对我们的文明历史﹐有一个基本的﹑清醒的解析﹗

我们就是要通过文学艺术的方式﹐让人们知道﹐哦﹐那个时代的先祖族群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文明形态下生活的﹔他们的生命状态是那么的朝气蓬勃﹐他们的竞争状态是那么的昂扬奋发﹐他们的功业意识是那么的强烈进取﹐他们做事方式是那么的坦荡磊落﹐他们是阳谋的﹐不是阴谋的。后世笼罩社会的扭曲我们精神的那些陈腐的﹑衰颓的东西﹐在那个时代不是说绝对没有﹐但绝对不是主流。那个时代的主流精神﹐是阳刚的﹑健康的﹑光明的﹑向上的。当我们通过艺术的方式﹐告诉读者这样一个时代的时候﹐不能说所有人都读得懂﹐或者说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懂。但是﹐我坚信﹐绝大多数读者会有一种领悟﹐会认识到﹕我们中国的文明根基中原来有如此一种更有强势底蕴的传统精神﹐而绝不仅仅是落后于西方文明的腐朽与衰颓﹐绝不仅仅是儒家一家的风貌。

具体而言﹐《大秦帝国》给国家﹑民族寻找文明话语权的实际意义是什么﹖至少有两点是写作时期的具体目标﹕第一个﹐在民间理念上﹐超越并肃清《河殇》的影响。我们都知道﹐从政策意义上和政治意义上﹐《河殇》后来被禁了。但是在民间理念的意义上﹐它的影响仍然非常大﹐这就是黄色文明落后论﹐中国封建王朝超稳定论等等。这种理论﹐事实上都没有抓住中国文明的根基。《大秦帝国》理清了我们的根基文明以后﹐至少在文明理念上告诉我们的民众﹐或者展现给我们民众一幅远古的历史图画﹕我们的文明根基是这样的﹐绝不是那样的。这个“这样”﹐就是强势生存﹐就是变革图强。

第二个实际标志﹐就是取代台湾柏杨先生的“酱缸论”。严格意义上说﹐酱缸论不是一种文明理论﹐而是一种很形象的﹑很概括的﹑已经形成既定影响的说法。但是在当代中国人的理念里面﹐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冲击。至少﹐现在一般的社会意识﹐是认为这个东西说得是对的。很多人到海外以后﹐甚至我们的很多华人科学家﹐都是非常肯定柏杨的酱缸论的。

总体上说﹐无论是酱缸论也好﹐无论是“黄色文明落后论”也好﹐都有一个共同的不太合乎实际的根基﹕都把中国文明的主流精神和文明历史说成是混乱不堪的﹐说成软弱的﹑苍白的﹑单调的﹐甚至是神秘的﹑丑陋的等等。从这种根基去评判中国文明﹐就不能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世界上出现了那么多的文明形态﹐为什么惟独中国这个文明形态﹑这个庞大的族群就能在五千多年来在自己的土地上完完整整地延续下来﹖当然﹐客观的说﹐我们的文明在汉以后有了很多变性﹑扭曲﹑污染﹐这都是事实。但是﹐《河殇》和《丑陋的中国人》﹐其所以站不住脚的原因﹐就在于没有文明历史发展的观念。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认真审视文明根基时代与其后演变之间的区别﹐仅仅将其后的“流”当作了“源”﹐甚至将最末端的腐朽文化当作了中国文明的根基﹐而后大加挞伐。

任何一部涉及中国文明的著作也罢﹑理论体系也罢﹑学问流派也罢﹐只要不接触中国的春秋战国秦帝国文明﹐不接触中国文明的正源﹐而要企图说清中国文明问题﹐或者企图给中国文明下一个综合定义﹐肯定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谁不说清春秋战国秦帝国﹐而企图说清中国传统文明﹐那根本是不可能的﹗现在许多人经常强调国学﹐中国的国学到底是什么﹖还不是得在中国的强大深厚的原生文明中去发掘。无论是孔子的儒家﹐还是那个时代的诸子百家所形成的整个的健康的文明生态﹐总之﹐都得到我们民族的文明圣地去发掘。所以﹐我们任何历史著作与文学著作﹑政论专题节目等等﹐如果不从春秋战国秦帝国这个原生文明时代去说中国文明的话﹐肯定会走向偏路。

《大秦帝国》在这个方面﹐应该说意识很自觉。我们这种文学艺术形式给读者展现出来的﹐正好就是那个时代原生的﹑本色的东西。所以﹐这部书在社会上的流行﹐读者对它的认可﹐本身也说明了一种现象﹕读者认可我们的文明理念。只要《大秦帝国》像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这种形式流传下去﹐我相信﹐关于中国基本文明的这些理念﹐就会以各种各样的很感性的﹑形象的形式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历史意识中呈现出来。《大秦帝国》的这个精神本位﹐就体现在这儿。读者读完《大秦帝国》﹐所记住的决不仅仅是故事。这是无数读者的反馈﹐一再证明了的。

只要这种文明根基理念在社会普遍传播开来﹑矗立起来﹐我们的社会文明理念就与我们民族的文明历史真实地吻合了﹐我们的文明话语权也就站住根基了。对这一点﹐我毫不怀疑。

六﹑关于最后两部的创作方法革新

虽然﹐《大秦帝国》的创作是一种精神本位的创作。但是﹐我没有忽视在创作方法上寻求突破。当然﹐在实际创作中﹐这种寻求突破毋宁说是寻找一种更能体现历史神韵的方式。就基本点而言﹐《大秦帝国》的写作中﹐我从来没有刻意寻求过创作方式的革新﹐从来没有过“贾岛式”的方法推敲之苦。

我的基本原则是﹕这个事件怎么叙述顺当﹐怎么叙述更能给人印象深刻﹐更能揭示出历史的本质﹐就怎么结构怎么叙述﹐从不刻意追求打破常规。《大秦帝国》前四部的故事叙述方式﹐基本是一致的﹐而第五六部﹐则出现了比较大的不同。有网友说﹕“第五六两部﹐表现出作者控制欲的增强。”但他也同时认为﹐这种“控制欲增强”的部分﹐恰恰是全书最精华的部分。实际说﹐最大的革新﹐就是在秦始皇每统一一国﹐我都在后面有一篇类似于读史札记那样的东西﹐探讨该国灭亡的原因﹐系统回顾这个国家从建立诸侯开始的国家性格﹑政治传统﹑族群精神以及民风民俗所蕴含的社会根基等等﹐系统揭示它为什么衰落﹐为什么最终灭亡了。为什么这样﹖因为﹐中国历史上对六国灭亡有过太多的言论﹐且大多都是文化名人写的﹐大家相对熟悉。像苏东坡父子三人﹐都写过“六国论”。

到帝国灭亡的第六部最后﹐我仍然有一个将近六万字的大回顾文章﹐叫〈祭秦论中国原生文明的永恒光焰〉。这个东西写什么﹖就是系统地澄清历史上的“暴秦论”。我从战国当时的社会舆论对秦的评价开始﹐系统梳理二十五史中对秦的种种评判﹐归纳性的给予澄清批驳﹐尤其是历史上主要攻讦秦帝国的三大基本说法﹕暴政论﹑专制论﹑落后文明论﹐做了具体的分析澄清。某种意义上﹐带有一些考据色彩。

为什么这样﹖不是简单的为了寻求方法革新﹐而是为了更好的实现作品的精神价值目标。如果我始终隐藏在背后﹐就会违背《大秦帝国》要澄清历史迷雾的根本宗旨。因为﹐这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是一个被历史烟雾大大扭曲了的时期﹐如果在历史的烟雾中不能矗立起一座灯塔﹐我觉得有负于那个时代﹐有负于我们的文明良心。

凡是这些形式革新﹐都不是事先想好的要怎么样怎么样﹐而是当笔下的历史河流汹涌到此时﹐自觉不得不如此做﹐不得不如此写﹐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把帝国文明说清。现在﹐书已经出完了。这种形式﹐如果被实践证明效果良好﹐就是说﹐读者对这样的方式已经很好的接受了。如果这样﹐它也许更能说明一种深刻的创作上的规律﹕社会和读者呼唤的和需要的﹐不是一种单纯的脱离内容的技巧﹐而首先是作品的内容与精神﹔如果在读者需要的内容中出现了读者眼中所不熟悉的创作方式﹐他们宁可欣然接受﹔而脱离内容与精神的那种纯粹的形式革新﹐则很可能被读者迅速的遗忘。

《大秦帝国》写作这么多年﹐今天我们走到这一步﹐就现在的现状来讲﹐比我预想的好。所以﹐我对河南文艺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也向所有的员工表示衷心的感谢。

[1] 本文根据作者于图书博览会期间在河南文艺出版社的一次“讲学”的录音整理。整理者﹐是河南文艺出版社文宣负责人杨莉女士﹐特此致谢 — 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