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

“知识经济”　　

我基本反对西方经济学的东西，但是喜欢看，觉得可以从中汲取养料，可以从另一方面帮助我学习马克思主义。下面摘录我过去写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探讨》中这一节，就是对西方经济学关于第三产业、“知识经济”、“新经济”等观念的研究，虽不直接说金融，但是可以从一个方面认识现在发生的金融危机的必然性。现在的金融创新，玩的就是智力，许多金融产品就是一个概念。　　

第三产业是从商品生产角度产生的概念，“知识经济”是从生产方式的角度产生的概念。我说过，第三产业中许多生产部门早于第一产业，它只能说是商品生产的分类，把农业和工业之外的各行各业总起来为一类产业。“知识经济”虽然基本包括的是第三产业，但是它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概念，涵盖了整个第一、二、三次产业，它要把整个社会经济放置在据说是新的经济要素即知识的基础上。　　

最初，在经济增长因素探讨过程中，理论界从只考虑资本，到同时考虑劳动，最后引入了知识，形成三元论——资本、劳动、知识。如果把知识再分为外在的规律性知识和内在的人的创造性才能，还形成四元论，——如我国深化劳动、价值理论认识中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只是中国理论界着重于分配，西方经济学则是从资本任何获得最大剩余价值来考虑。其中原因前面我已说过，中国还没有完成资本原始积累，所以，虽然邓小平提出“科学是第一生产力”，但是，在中国的劳动力绝大部分没有被利用的情况下，首要的还是资本这个生产要素；而西方发达国家现在苦恼于生产过剩和资本利润率递减，它需要改变传统的经济模式，同时要保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以知识因素为基础的高技术生产、网络经济，都给资本主义经济带来过非常的增长，但都很快又产生危机。实践证明，从经济增长因素——知识，无论是外生理论还是内生理论，是作为一种新的商品，还是作为一种推动因素，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来说，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37）知识上升为一种经济，现在已经不是简单地作为经济增长因素来理解，而是从现代全球化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的经济特点的联系和相互关系来认识。　　

（37）“如同经常听到的评论所说，我们目前正处于一个知识时代，由于某种原因，知识在这一时代中比过去更重要了。这一思想是误导。长期增长总是以技术和组织能力的增长为基础的，这一点正在长期从事此项研究的经济学家中达成共识。同样地，在每一个快速而持续增长的时代，都有新知识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我们正在经历的信息革命，在极大地提高了对特定种类的知识和技能的报酬同时，废弃了某些知识和技能。但是在其他时代也有同样的现象，例如，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纺织行业技术知识的巨大增长，以及20世纪前半叶农业技术的进步。”（彼得·豪维特：《度量以知识为基础的增长的一些问题》，［美］达尔·尼夫等人主编的《知识经济》地139页）　　

在嘉兴学院工作的王祥光指出“‘知识经济’这一不能成立的命题何以畅销？问题不单是克林顿的政治灵感，还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早在1969年，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两个世纪的交替：美国在电子时代的作用》一书中写道，随着电子通讯手段发展，人与人，国与国的依赖更加突出，美国应通过发展电子技术，抢占全球信息传播的最高点，输出文化产品，管理技术和组织方法，建立美国价值原则和行为规范的‘全球现代模式’，由此构成‘知识经济’之滥觞。进入90年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美国的‘现代全球模式’全面运作，并以集团意志昭示于1997年的七国集团经济声明和八国首脑会议政治公报。公报强调：当务之急是‘促进世界所有地区和发展中的国家成功地融入世界经济’。定义则是：‘扩大思想与信息、商品于服务、技术与资本在国际上的流通。’这里虽然未提‘知识经济’，但内容与‘知识经济’别无二致，都是以思想输出为首选明白。这与其说‘生产要素全球布置’，不如说是攻心为上的政治谋略。不但有直接的政治用心，还有阻挠穷国发展工业的经济意图。”（王祥光：《“知识经济”命题的真伪》，《经济学动态》2000年第七期第41页）　　

王祥光正确地指出了“知识经济”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我认为，主要是资本主义经济愈来愈依赖于世界市场，资本输出的垄断资本主义正在转入知识（技术）输出的垄断资本主义。“垄断”，是资本主义国家法律明文反对的东西，但是，有史以来，社会一直生活在垄断之下。在自然经济的社会中，表现为土地垄断在少数人手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为资本垄断在少数人手里，在后资本主义社会，垄断在少数人那里的知识要“潜越资本或曰“非人力资本”，掌控世界经济　　

下面摘录的樊春良等人翻译的［美］达尔·尼夫等人主编的《知识经济》，把“知识经济”描述得很清楚。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在发达国家的现实化，全球经济系统将面临一次新的国际分工。在这次分工中，知识经济国家将进一步摆脱物质生产的拖累，而成为向全球经济提供知识、技术、智能和思想的‘头脑国家’，而另一部分无法进入这一时代的国家，将成为利用这些知识、技术、智能和思想进行物质生产的‘躯干国家’。”（ 《知识经济》第4－5页）　　

“我们如何知道这一经济转变正在发生？……明显的标志是主要发达国家工作场所正发生着本质的变化、在过去的几年里，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以物品为基础的生产明显地转向高技能、高技术和以服务为基础的增长。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随着以劳动我基础的生产向低成本地区转移，经济发达国家中的低技能、蓝领职位以惊人的速度消失。现在的经济发达国家，ＧＮＰ中来自高技能服务的百分比正在增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的统计反映了这一显著的转变。自60年代起，服务价格以超过工业价格三倍的速度飞快地增长。服务业对美国ＧＮＰ的贡献率（典型的ＯＥＣＤ国家的例子）从50％增长到80％以上。”（《知识经济》第18页）　　

“今天的‘知识工作’涉及到包括教育、广告、建筑、研究与发展、媒体制作、销售、电影制作、会计工作、法律、剧院、计算机软件开发、咨询服务、摄影、卫生工作的更多部分、社会工作、出版、管理、银行、教会的世界、房地产和大部分政府工作等诸多领域。虽然这些以知识为基础的工作在传统意义上常常是无形的（不能由可确定的量或价格度量），但在现代经济中逐渐成为财富创造和就业的主体。”（《知识经济》第18－19页）　　

“以知识为基础的劳动的结果常常并不是任何东西的更高产量，而是无形的、但并不是没有价值的产出，例如改进质量、节省时间、或提高顾客满意度。其结果是账面价值与市场价值的比例差距悬殊（例如微软公司的账面价值是5亿美元，但是市场价值则有1020美元”。 （《知识经济》第24页）　　

“财富将会不断集中在那些积极参与到知识部门的人手中。虽然‘水涨船高’，但财富总量依然保持不太明显的增长。由于劳动为基础的制造业继续在全球‘分散’，中、低技能工人的收入将继续相对下降，在劳动力中，最没能力和低能的人失业的数字将会居高不下。自8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收入分化的趋势在大多数经济繁荣的西方国家中已日益彰显，并将在几年内会对国民经济的增长、对现代商业的功能和活动范围以及个人幸福产生巨大的影响。在90年代以前，美国经济从来没有经历过在大部分劳动力之中实际工资大幅度的减少，甚至当经济继续增长时也没有（原文如此——引者注）。遭受最严重打击的是受教育水平低或技能低的人。那些蓝领工人在1973年到1993年之间发现他们的每小时实际工资下降了15－19％。下降到贫困线（四人的家庭收入13000美元）之下的美国人的百分比，在1979－1992年升高了50％。钱到哪里去了？在很大程度上，它到了新型的知识劳动者手中，他们大约占人口总数的20％，其收入却超过其余4／5的劳动力的总和。”（《知识经济》第28页）　　

“二战之后，知识开始被应用于知识自身，这就是管理革命。知识现在正在加快成为生产的一个要素，与劳动和资本并列。称我们的社会为知识社会也许为时过早（也确实是很冒昧）。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有了知识经济。但是，我们的社会确实是一个‘后资本主义社会’。” （《知识经济》第36页）　　

“生产力革命过去了。40年前，在50年代，所有发达国家里，从事制造和搬运的人仍然是大多数。到1990年，他们缩减到劳动力的五分之一。到2010年他们将不多于十分之一。在制造业、农业、矿业或运输业。提高体力工人的生产力不再能自动创造财富、生产力革命已变成了自己成功的牺牲品、从现在起，关键是非体力工人的生产力、这需要运用知识于知识。”（《知识经济》第55页）　　

“知识现在正被应用于知识、这是知识转变的第三步，也许是根据这一步。提供知识，去有效地发现现有的知识怎样能最好地应用于产生效果，这是我们所指的管理。……知识进展的第三个变化可以称作管理革命。象其两个先行者（知识应用于工具、过程和产品及知识应用于人的劳动一样），管理革命已经横扫全球。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主宰的时间持续了一百年。从188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生产力革命用了70多年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主要力量。管理革命，从1945年到1990年不到50年的时间，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统治力量。”（《知识经济》第57页）　　

“我们现在把知识看作是一个基本的资源、土地、劳动和资本作为限制因素是重要的。没有它们，甚至不可能产生知识。没有它们，甚至也不可能实行管理。而只要存在着有效的管理，即将知识应用于知识，我们总能得到其他资源。知识已经成为关键的资源，而不是一般意义的一个资源，这一改变使我们的社会成为‘后资本主义社会’。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的结构、它创造了新的社会动力。它创造了新的经济动力。它创造了新的政治学。”（《知识经济》第59页）　　

按照这种表述，所谓“知识经济”，就是人力资本主义经济。就是提供管理技术等服务以获取高额利润，而把物质生产转移给无法获取这一技术的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或国家，即所谓“头脑国家”与“躯干国家”的国际分工，就是所谓的“微笑曲线”的两端，即控制生产过程的前后两个阶段，就是所谓“第三产业”的最高发展形态，所谓“后工业时代”，所谓“新经济”。 　　

增长因素理论的资本一元论，资本、劳动二元论，资本、劳动、知识三元论，以及“按要素分配论”的资本、劳动、技术、管理四元论等等，都是形式上看问题。生产的基本要素是自然物质和人的劳动，其他的，资本、技术、管理等等，都是从自然界和劳动这两个基本要素衍生、派生出来的。　　

劳动创造了两种财富——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但是它们都异化为统治劳动的力量，表现为劳动与劳动产品的分离，表现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在物质上占有劳动产品，在政治文化上统治着劳动者。　　

劳动创造的物质财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异化为资本，是通过物质财富积累在少数人手中衍生出来的，精神财富也是如此。　　

精神财富是劳动力中渗透的社会的历史的因素，沉积在脑力中，因而脑力劳动不单纯是个人的活的机体的作用，还结合了社会劳动和包含了历史积累的劳动产品的作用。所以，脑力劳动成果不只是个人的劳动创造，而且还是社会劳动和历史劳动创造物。知识是人类的社会的历史的产物，是社会的共同的精神财富。（38）另一方面，脑力汲取社会的历史的因素，也需要耗费脑力劳动，在人类最低生活资料的生产，需要占去人类绝大部分劳动时间的情况下，这种汲取社会的历史的精神财富的劳动只能由少数人来承担。由此产生了大多数人从事体力劳动、少数人从事脑力劳动的分工，这种分工导致生产劳动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社会的历史积累的知识，成了少数人独占特有的财产——知识产权，成为个人的一种特殊的资本。一旦知识变成一种权利、资本，成为个人的特权，就会成为一种占有力量，占有其权力所至范围内劳动创造的财富。物质财富积累在少数人手中；最终异化为资本，精神财富积累在少数人手中，最终也异化为资本，现在理论界把前者称之为“非人力资本“，把后者称之为“人力资本“。　　

（38）“知识（技术）是经历的产物。”“知识在生产中的特征有：1）边际产品递增；正是由于知识的边际产品递增，社会永远也不会认为现有的知识足够了，人类永远也不会停止探索未知世界的脚步。2）公共性：本恩斯坦（Ｂemstein）和内迪瑞(Ｎadiri 1983)估算了知识在化工行业中的溢出效应，认为存在巨大的溢出效应。”（胡乃武龙向东：《半个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经济学动态》2001年第10期第88、68页）　　

随着生产发展到社会化生产，特别是工业生产，不仅是生产劳动的分工愈来愈复杂，而且结合在个人身上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也分离开来，“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于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看来，并迫使它为资本服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400页）现在，“人力资本”，“知识经济”等观念的提出，不仅进一步表现了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变成了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反映了“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分离，资本职能与资本所有权的分离；而且，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已经进入以文化财富取代物质财富成为生产的主要因素的、或者说智力推动型的“后资本主义经济”阶段。　　

过去，资本主义企业的非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是直接结合在同一资本家身上，在现代企业中，非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分离了，但是，所谓“知识资本”即“人力资本”的普遍表现形式——管理和技术，仍然是直接依赖于资本。抛开“非人力资本雇佣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雇佣非人力资本”的争论，不管谁雇佣谁，无论是企业家、银行家、经理等不被资本家所雇佣，或者说企业家、银行家、经理等没有雇佣到资本，他们都不可能成为“人力资本家”，他们的“知识资本”都会在这种情况下化为乌有；又或者是，人力资本所有者所服务的资本小，他们的知识的价格也不会高。　　

现在，在“知识经济”或“新经济”中的“人力资本家”，不同于所谓“现代企业”中的“人力资本家”。 “现代企业”中的“人力资本家”是作为所谓“非人力资本家”的代理人，以他们的知识组织个人，为非人力资本家生产商品，他们直接剥削直接生产劳动者，并与非人力资本家共同分取剩余价值，但不承担亏损的经济损失。而“知识经济”或“新经济”中的“人力资本家”则是独立的知识商品生产者，直接为自己生产商品。这种商品可以是有形的，可以是无形的，无形产品当然是中间产品，有形产品也大多是中间产品，常常是由代工厂生产。所以，知识经济中的人力资本家，大多不直接剥削工人的劳动生产的剩余价值，或者主要不是直接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而是作为知识产权的垄断权利占有产业资本生产的剩余价值。　　

知识生产成为独立生产部门的知识经济，是以垄断性的知识产权作为资本，来获取社会生产的剩余价值，直接从资本那里获取剩余价值，剥夺产业资本家；在今天世界经济一体化中，知识资本作为“头脑国家”垄断的知识产权，剥夺“躯干国家”的财富。知识经济在国际化的世界市场经济中，是新的垄断资本主义，它或者单独地以知识资本，或者和其他形态的资本一起输出到“躯干国家”，或者直接占有这些国家的劳动力、自然资源和市场，或者剥夺这次国家的产业资本家。　　

事情是这样，所谓“人力资本”，首先。对于劳动者来说，不过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表现形式、手段；（39）接着，对于资本所有者来说，是“现代企业理论”所谓的对资本所有权的“潜越”；所谓“知识经济”则是知识阶层中的一部分人把知识作为自己资本，除了要获得自己的价值外，还要占有社会劳动创造的价值；它象资本主义地租那样，向每一个使用他的知识产权的企业收取专利费；同时又象封建主义的商人那样，在物质生产者之间诈取利润，这就是所谓“微笑曲线”，把制造业置于它的控制之下。最后，对于国家来说，“知识经济”是帝国主义的新形式，是发达国家从军事入侵占领不发达国家的方式，从资本输出的方式，转变为利用对所谓“知识产权”的垄断，占有不发达国家的劳动果实。　　

（39）“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变成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464页）　　

但是，问题很明显，如果没有资本存在，知识如何能够转化为经济形态？如果没有低成本劳动力的地区或国家接受这种“服务”，或者说发达国家无法把物质生产转移出去，“知识经济”能够存在吗？如果没有“躯干国家”， “头脑国家”安放在什么东西的上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知识经济”是现代生产产业链的两头，即所说的“微笑曲线”的两端，显然，如果处于中间的制造业不存在，这个生产链就断开了，如果生产劳动这个基础削弱了，两端就翘不起来，“微笑曲线”将嘴角拉下，成了“大哭曲线”。可以看看历史上剥夺他国的商业民族的衰落，可以看看今天的典型“头脑国家”美国的处境。　　

知识从来就是生产的必不可少的要素，自然是经济增长因素，而且随着知识的积累，它的积累是无限制的，因而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这应当肯定。经济学家提出的“人力资本雇佣非人力资本”这个命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对资本所有权的变革，表明生产中的人的因素要主导物的因素。“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经济”的表象、概念，是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自然必然性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自行否定的表现，表明了传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不行了，物的资本的利润率愈来愈低，基本无利可图。　　

“罗默实际上假设了只有可积累的知识才可以充当增长的发动机，而诸如实物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则由于其不可积累性而无法充当发动机”（胡乃武 龙向东：《半个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经济学动态》2001年第10期第68页）的假定不符合实际，事实上物质财富和劳动力都在不断地积累；劳动力包括体力和脑力，知识的积累就是劳动力的积累。在这里，“增长”这个概念不明确，没有说明增长什么。如果知识作为“人力资本”的资本，它就不可能摆脱资本的制约，知识在生产中的应用，总是需要实体的支持，总是要提高生产资本的有机构成，（40）无法改变资本利润率递减的规律，它能改变的只是利润在不同资本家之间的分配。“就这一点来说，利润率的下降会延缓新的独立资本的形成，从而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展的威胁；利润率的下降在促进人口过剩的同时，还促进生产过剩、投机、危机和资本过剩。所以，象李嘉图那样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绝对生产方式的经济学家，在这里也感觉到，这种生产方式为它自己造成了一种限制，因此，他们不是把这种限制归咎于生产，而是把它归咎于自然（在地租学说中就是这样）。但是在他们对利润率的下降所感到的恐惧中，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感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生产力的发展中遇到一种同财富生产本身无关的限制；而这种特有的限制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它的仅仅历史的、过渡的性质；证明了它不是财富生产的绝对的生产方式，反而在一定阶段上同财富的进一步发展发生冲突。”（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270页）　　

（40）“用于生产过程的自然力，如蒸汽、水等等，也不费分文。可是，正像人呼吸需要肺一样，人要在生产上消费自然力，就需要一种‘人的手的创造物’。要利用水的动力，就要有水车，要利用蒸汽的压力，就要有蒸汽机。利用自然力是如此，利用科学也是如此。电流作用范围内的磁针偏离规律，或电流绕铁通过而使铁磁化的规律一经发现，就不费分文了、但是要在担保等方面利用这些规律，就需要有极昂贵的和复杂的设备。我们已经知道，工具并没有排挤掉、它由人的小工具，通过扩大规模，增加数量，发展成为由人创造的机构的工具。现在资本不要工人用手工工具去做工，而要工人用一个会自行操纵工具的机器去做工。因此，大工业个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但是生产力的这种提高并不是靠在另一地方增加劳动消耗换来的，这一点却不是同样一目了然的。象不变资本的任何其他组成部分一样，机器不创造价值，但它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它所生产的产品上。就机器具有价值，从而把价值转给产品来说，它是产品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机器不是使产品变便宜，而是使产品随着机器的价值相应地变贵。很明显，机器和发达的机器体系这种大工业特有的劳动资料，在价值上比手工业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劳动资料增大得无可比拟。”（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424页）　　

我认为，利用自然力是如此，利用科学也是如此，利用知识同样是如此。任何知识的取得，都要耗费劳动和已由的金钱和财富，常常要由许多失败才成为“成功之母”。总的说来，人力在科学发现和知识取得所耗费的价值，不可能由科学和知识产品的本身的价值补偿，它的效用，在应用科学知识的生产。　　

知识经济中的知识生产，本身是一种高风险高利润的生产。高利润是因为知识产权是垄断性。高风险则来自多方面，一是许多是由于知识本身的缺失没有生产出产品，或生产的产品没有人需要，转化不成商品。二是知识翻新愈来愈快，有很高的而且愈来愈高的折旧率。知识生产的效益不在知识生产本身，总的来说，知识生产本身得不偿失，效益产生在运用知识产品的物质生产。　　

知识作为知识，可以无限积累，因而能够无限提高人的生产力，但是，知识在作为“人力资本”的资本的情况下，它的增殖却是有限的。知识作为资本，知识生产上升为知识经济形式，证明了资本主义已经到了垂死阶段。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利润空间，已不足以维持资本的发展，世界市场也早已瓜分完了，资本能剥夺的劳动日渐穷尽，只能日益转向于剥夺资本；物对人的统治正在转变为人对物的支配，“看不见的手”由于市场信息化不再看不见了。科学生产正在把人类社会推进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情，是要除去知识的资本性，知识应当作为支配生产资料的劳动力因素，并进而作为人的自由发展的因素。　　

这是十多年前写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探讨”中，作为资本主义自发向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一个环节，对知识经济的批判性考察。知识经济的出现，说明资本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因素，资产阶级经济学自己证明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垂死阶段的论断的正确。特别要指出的是，知识经济正在颠覆以土地。民族为基础的传统国家形式，产生一种没有国界的、统一于世界市场的“虚拟国家”形式。今天，我摘录“知识经济”，连同前面的“金融艾滋病：世界金融与经济秩序危机”，和后天（原来的预告是明天即5月3日）将发表的“资本主义生产是不完全生产”，构成探讨这次金融危机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