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泰特谈话97：中国经济改革的文化价值

中国的改革，包括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改革，归根到底是一种复杂深刻系统的文化价值的选择，吴晓波等颇多中国著名学者对它们的研究认识还是远远不够的，以致思想文章流于书面口号一样的简单表面，或者玄虚堂皇。　　

中国需要一个个问题研究，中国有很多天大的问题，一直到今天没有人做过像样的研究，比如城乡差别，对农民长期的歧视，人人皆知的愚蠢教育考试，历史悠久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有效性，等等，对一些重大非理性的、悖逆不道问题，目前中国文化竟然还是习以为常，整个知识界对此基本上是熟视无睹，这就是中国文化历来表现出的最大的麻木性，因为研究这些问题任重道远，无法实现眼前的功利，很可能是出力不讨好，这也就是鲁迅早就批评中国人“恨其不争”的文化。　　

在没有一个中国思想家能够权威性的说清楚中国一系列重大文化问题的情况下，在流行的把中国文化当做“粪缸”文化的认识水平下，中国任何巨大的反常规的政治变动，都必然是把中国推向全国性的政治动乱。　　

胡适曾经提倡，“多研究一些问题，少谈一些主义”，很有必要！　　

但是笔者以为，对这句话要有正确认识：“主义”一定要高举，没有“主义”就没有灵魂！没有信仰！没有理想！但是如若没有一个个“问题”的研究，“主义”就变成光杆司令，就是空中楼阁，就是海市蜃楼。　　

中国人普遍毛病是，如同排队时喜欢插队一样爱走捷径，喜欢投机取巧，不愿意做细致艰苦的问题研究，想一口吃成胖子，轻轻松松的高举“主义”，功利主义的对待“主义”和“信仰”，正如毛泽东所批评的“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百喻经.欲食半饼欲》讲述：譬如有人，因其饥故，食七枚煎饼，食六枚半已，便得饱满。其人志悔，以手自打，而作是言：“我今饱足，由此半饼，然前六饼，唐自捐弃。没知半饼能充足者，应先食之。”　　

中国近百年各种改革开放的文化教训，和这个故事中的荒唐思想，不是很相像吗？　　

其实胡适本人，对“问题”的研究，本人也没有发现他有什么重大文化价值的建树，他写的《中国古代哲学史》，最近国内出版社重新出版，我阅读了实在不能恭维，平淡乏味，看不出思想脉络，甚至不知所以。有人说他的主要文化价值贡献是普及白话文，但是众人都以为几百年前的古典小说，早就白话了。　　

其实不仅是胡适，他们那一代人，一直到今天，本人还没有发现哪一个中国人具有中外很大影响的独树一帜的思想文化价值体系，包括愤激的鲁迅。　　

可能这个缘故，连李敖也敢号称“五百年来中国白话文作家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　　

说实话，倒是三个政治人物有自己的思想价值体系，即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但他们是被“逼”创造贡献出来的，因为他们如若没有自己的一套思想文化价值，很快就在大浪淘沙的政治斗争中被淘汰，中国的历史文化决定，能够在历史政治中生存的，必然要建立政治统治的思想文化价值体系。　　

长话短说，继续评论吴晓波。吴晓波最后说：　　

“这五个认识误区的产生，并非凭空生成，甚至可以说，它们竟都是‘经验论’的结果。因为在过往的三十余年中，中国经济改革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自下而上’，由基层民间的进步推动上层制度的变革，二是‘被动突围’，多次重大的体制性突破都是在绝境之中激发朝野能量，最终否极泰来，跃入全新阶段。也正因此，很多人形成了自动、必然的期望，以为下一轮变革一定还会‘自下而上’，还会在绝境中柳暗花明，岂不知，现今的中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每一次改革的失误或贻误，其代价将越来越重。未来的变革，必须是一次主动的变革，是自上而下的变革，是一次更大范围的变革——经济体制改革绝不可能在经济的范畴内真正、彻底的实现”。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曾经再三告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要以社会体制改革为条件，必须从制度上采取措施，才能保证不再回到旧轨道上去。归根结底，改革是政治和社会问题。”　　

我想起日本的明治维新一开始就是自上而上下的改革，很成功！历史上的中国一直想学习，但是没有成功。　　

吴晓波上面提到中国开始改革是“自下而上”，其实中国历史上任何常规政治中的“自下而上”都是表面的，只有非常规的农民起义才是真正的自下而上。因此改革开放当初表面的“自下而上”，本质还是中央集权在“自上而下”的进行控制。　　

汉朝初期的帝王专制，采用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生息，胡适也曾经建议蒋介石照此学习，淡化中央权力，还权民众，培育发展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政策，跟它颇为相似，不会比它高明多少。　　

这种方法能够调动一切物质利益的因素，大家你争我抢的发展经济，但是它的效果远不如日本以及德国俾斯麦自上而下、有序的规划社会经济文化的现代化发展。这种表面经济发展“自下而上”，实质中央集权政治稳定控制，任由下面八仙过海，自谋生路，虽然很快能够各显神通，但它最大弊端是乱的一盘散沙，是以邻为壑，是目光短浅，是文化堕落。　　

这种发展方法有个耳熟能详的名称，叫“摸着石头过河”，如同盲人摸象，也如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绝对文化价值观，全凭市场各种来路不明的力量相互博弈。　　

“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属性，是彻底否定了哲学的唯理论，不承认任何思想文化理论的绝对价值，真理如同庄子眼中大粪一样的“道”，失去了高贵的属性，它把真理从神圣的天空，拉到人的身边，成为人的欲望的奴才，真理的全部价值是接受人的世俗欲望的挑选。　　

这种物质欲望真理观，是功利主义加简单肤浅的经验主义，它和当时中国落后的生产力以及中国落后的农民文化素质是划上等号的。　　

它的哲学文化基础，恐怕最最靠近老庄思想，老庄生命价值的世俗存在主义的本质属性，以及经验认识论的实用主义方法，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表现出来的热闹喧嚣的庸俗文化是多么气味相投！　　

在这个文化意义上笔者将这种发展模式，取名为中国特色的老庄哲学市场经济，请读者辨别，本人的这种诠释和流行的对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模式的定义，哪一个更有内涵？　　

老庄哲学市场经济最多只能是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过度阶段，是中国一时拿不出自上而下有把握的好方案的情况下，一种保守稳健的权宜之计。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这种权宜之计，可以立马实现举重若轻之效，这个“重”，就是中国的政治要稳定，千万不能乱，即“稳定压倒一切”，而“轻”的实现，是依靠经济权力的下放、松绑、自由。　　

这种政治经济制度模式对领导人智慧素质和勤政作风态度要求不是很高，因此执政过程轻而易举，恰如古代“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政治境界。　　

但是管理最舒服的时候，同时也是危险很快积聚的时候，突出的表现是每个黎民百姓，个个怀着“鲤鱼跳龙门”的心情，渴望进入这支名利双收的公务员队伍，这个队伍人浮于事越来越庞大，好逸恶劳司空见惯，腐败像癌症一样不可抗拒。　　

一个简单的道理，当一种政治，公职人员越来越多的时候，它的经济内容也要求越来越公有制，但是目前中国的改革是相反，于是不堪重负的经济矛盾将会日渐暴露和激化。　　

老庄市场经济今天已经不能容纳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经济身躯越来越庞大无比，老庄经济文化这件衣服穿不上了，中国经济体制必须换上新的衣服。　　

因此，笔者和吴晓波的观点一样，现在政府不能再保守退缩，得过且过，苟且偷安，而必须充满信心的去认识新的历史使命，十年生聚，迎难而上，自上而下的对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和文化发展理念全盘的，重新进行审视、批判、推翻、修订、改革、创新，等等。　　

历史发展中的矛盾，就是历史前进的最大动力，认识和解决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矛盾，就是今日中国政治思想英雄的制胜法宝。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铭心洗礼，推动中国社会勇敢的走向光明，也需要今日中国每一个具有良知的人，责无旁贷的进行自我提升！　　

因为自上而下，和仅仅依靠上面少数一些人，绝不是等同词，自上而下的历史发展的要求，正是说明了中国社会整体在发生质的有序自觉的意识，这种自我意识恰恰是通过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我提升，而得到的充分体现。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三千年前《易经》中的这种文化价值追求，不正是今天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最最需要的时代精神吗！　　

布鲁斯讲的很对，经济改革是全方位的，但是对于这种全方位有不同认识，金钱主义的全方位和人本主义的全方位有着本质区别，只有金钱主义的全方位陷入四面楚歌的危机时，它才迷途知返，西方资本主义早期不也如此吗？不是经过马克思等人的狠狠批判，才学乖大大进步了吗？　　

本文是刘泰特谈话96《吴晓波的批判误区兼论人口红利》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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