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必须悬崖勒马--二○一○年到二○三○年中国经济战略

中国经济必须悬崖勒马——　　

二○一○年到二○三○年中国经济战略　　

作者：向 勇（群号85495802）　　

推进私有化经济改革不仅导致共产党政治信仰危机，而且导致中国面临严重的经济困境，中国必须走出经济改革误区迈向经济发展的理性轨道。　　

一、推进私有化经济改革的政治信仰危机　　

共产主义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在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的过程中，确立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就应该在不断壮大已经居于主导地位的公有制经济的基础上不断竞争挤压居于附属地位的私有制经济的生存空间，以防止私有制经济在不断扩大中分化瓦解公有制经济基础。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基础整体呈现中国政府鼓励支持下的不断拓展地私有制经济规模大于已建立的不断瓦解地公有制经济的规模，大于新构建的公有制经济规模的态势，长此以往，只会促进并导致私有制经济逐渐占据国家经济的主导地位，中国不仅不能战术性建设社会主义，更不能战略性建设共产主义。　　

泛滥生产资料私有制，确保剥削性私有产权就等于支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确保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也就确保了共产党服务于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促进了民族主义对整体人心的凝聚。共产党不应以通过直接服务于资产阶级间接促进工人阶级的劳动力所得的私有化，等同于通过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直接服务于工人阶级的按劳分配化。以公有制经济基础维护群众利益与以私有制经济基础维护群众利益看似殊途同归，实则大相径庭。前者有利于在凝聚民心中促进个人物质与精神的同频共振，后者常导致个人在遵循弱肉强食理念中唯利是图。推进生产资料私有化在不断催生出新生强势资产阶级中导致工人阶级事实上沦为弱势无产阶级。私有化促进国企改制、国企破产的职工成为雇佣劳动者，也促进学校毕业的新工人进入私企主导的劳动力市场。不能以公有制经济主导工人就业的国家与私有经济控制下的为生存利益而竟争的民众，因为资产阶级这一中介导致原来国家与人民的同体一心变成了国家与民众的离体分心。　　

起初通过代表工人阶级先锋队执掌国家政权的共产党，通过扩大私有化进程日益失去公有制主导的经济基础，日益失去公有制主导下的无产阶级所拥护。私有企业税收日益变成维持政府职能的基本来源，共产党对私有经济的依赖性促进其对资产阶级的服务性。除去国土资源出卖收入，主要依靠私有企业创收的各级政府虽然也从事基建投资，但基建投资终又促进私有资本的循环积累，掌握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成为各级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投资者和受益者。国家调控下的全国经济就整体表现为：象征性公有制经济日渐萎缩，私有制经济不断壮大。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必然寻求保护资产阶级法权的政治集团维护其政治主导权。在私有经济的不断壮大中国共产党正在走向名不幅实，共产党既不能成为有名无实的未来中国的在野党，也不能在战术性修改党章、战术性改变党的成员结构中战略性完成党性的蜕变，巧妙地实现由代表工人阶级执政，转向代表资产阶级执政，在渐变中成为事实上的资产阶级政党。　　

历史上的改革换代就是用一个私有剥削制度代替另一个私有剥削制度。历史不能在形式的变化本质的不变中前行，如果中国共产党在先期预见性下、在后期惯性下默认并放纵私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推行私有化就等于否定共产党的崇高信仰、否定共产党的理念宗旨，否定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中国共产党依旧执政其原因在于把提高执政能力建设突出在在不分经济属性的经济增长上，在于以经济基础的逐渐变化潜移默化了军队稳定下的逐渐转化，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接受这种转化是因为整体生存确保下的财富分配的等级化，中国人民之所以最终要改变这种转化是因为未来贫富悬殊下的普遍失业化。　　

整体处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全人类在即将到来的信息智能经济社会中将面临整体失业，因此，如果中国社会主义失败不仅是中国人的悲剧，也是因为中国无法引领全球社会主义事业必然进入高科技控制下的奴隶社会的全人类的悲剧。生产资料公有制能够促进个人公正富裕，私有制市场经济下的财富攀比心理导致高薪难以养廉，当前公有制的改制化、国有资源的私有化促进着官商勾结化下的政权腐败化，政权腐败化导致民心涣散化。面对日益主导国内经济基础的私有经济，中国共产党不应知难而退，随波逐流，而应知难而进，迎难而上。处于生死存亡临界点的中国共产党与其在且战且退中战术上以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无济无事的调整财富结构，不如战略上回到公有制轨道上来，重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公有制的基础上解放生产力，促进国富民强。　　

二、经济改革下的中国面临严重的经济困境　　

有限的地球资源促成激烈的国际竞争，西方大国的世界性的就业与消费依托于全球性的经济扩张，这从根本上决定了西方大国与人口众多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利益上的竞争对抗性。面对亚洲这一新兴市场尽管西方大国之间具有战术上上竞争性，但不能掩饰西方大国集体战略上的共同殖民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对亚洲地区各国注定将奉行强大军事威慑下的政治经济殖民战略。中国周边弱小邻国的有限实力从根本上决定了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殖民国将是它们共同的命运。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对日、美、西欧市场和资金存在较大依赖。西方大国利用对中国周边国家国民出口经济的战术性支持，战术性分段推挤中国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出口型经济，战略性构建西方大国跨国公司主导下的世界市场。西方大国已对中国周边各国经济从先期带动变为后期的日益控制，日益受制于国内及周边邻国市场的中国国民经济体系的发展面临巨大压力。　　

国际竞争常导致强势国家无偿占有弱势国家的劳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国际竞争注定血雨腥风。苏联解体后，为缓解西方大国整体政治经济压力，中国本应实行“国企主导、私企附庸、引进外资为我所用”的经济战术融入全球经济浪潮之中，但中国却在实践中的国企改制中导致“国企附庸，私企泛滥、外资主导”的经济现实。中国的国企改制就是将已经主导国内市场的公有制经济基础置于国内外资本的汪洋大海中，置于官商勾结下的国内私有产业的先期做大，置于具有科技等综合优势的西方大国跨国公司的扼杀之下，其结果就是国有经济由强变弱，由弱变无。形而上学指导下的市场经济理念导致中国推进私有化下的国企改制已经全面失败。“抓大放小”的国企改制导致中小国企在改制运动中悉数破产，大型国企的股份制改造莫过于在公私融合中为处于强势的西方大国资本最终吞并或瓦解国有资产提供先决条件，股份制下的大型国企注定在缺乏国家持续的调控下在国内与国际竞争中成为外资经济的盘中餐。　　

强弱两国互相给予对方以最惠国国民待遇更多导致强国对弱国民族产业形成挤压效应。美国与西欧发达国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致实施经济殖民战略，具体表现为投资控制中国战略资源、金融等产业，对中国出口型国民经济体系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下的逐级打压，在与时俱进封锁高新技术、梯次转移低技术中逐级瓦解中国企业自主科技创新能力。在鼓励私有化改革中，私企从国企挖走大量资金技术人才，在外资引进中，外企挖中国私企的资金技术人才。中国引进外资的战术性失败导致外资对国民经济的先期拉动作用演变为后期对本国国民经济的紊乱作用。以国民私有产业为重要内核的中国国民经济整体已经处于国际产业链中附加值最低的加工环节，只能通过与时俱进地压榨劳动者以求生存。广大发展中国家国际产品的相互可替代性已经导致中国外向型的国民经济出口受阻，誓要殖民中国的西方大国对中国产品的贸易依赖性正由强变弱。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国民经济体系的外向型企业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注定不断加强，西方资本在瓦解他国国民经济产业链、构建全球产业链中强势壮大。西方大国在外部阻截中弱化中国国民外向型出口经济，在投资中国产业中不断排挤中国国民经济的生存空间。处于内忧外患的中国国民经济体系已在风雨飘摇中，中国的经济主权正在移交西方大国。　　

外资日益主导中国经济的现状导致中国政府形而上学的市场经济理念终于搁浅。中国政府的经济调控正从服务于国民经济无奈转向于外资经济。目前中国GDP增长主要靠出口、内需、投资的扩大。一旦出口受阻就会连锁内需受阻，结果就只要首先靠国内外私企投资的畸形拉动，然后靠政府基建投资拉动。国政府基建投资不是用于服务于公有制经济基础的壮大，而是助长“三低”（低端品、低效益、低工资）型国民私有经济的一时发展，促进具有整体先发优势的“三高”（高端品、高效益、高工资）型外资企业的长期发展，促进具有战略眼光的 “三投”（ 投资资源、投资金融、投资技术）型外资企业对国民经济的日益主导，如此循环往复，中国经济中的重要资源型、人力型财富正在外资经济的日益主导下不断流失。表现为国内外汇储备根本不抵外资企业的投资款，外资企业的盈利远远大于外汇储备。中国国民经济通过股市筹措资金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健康发展的前途进入低谷。国民上市公司高市盈率发行圈钱终因无法持续性扩大再生产在短暂的投机欺骗以钱还钱后轰然坍塌。国家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如果用于服务弱不禁风的国民私营企业、象征性的国有企业，只会导致国有銀行贷款坏账率飙升。通过外资入股国有银行体系来分散不断增大的银行贷款风险，只会导致股份银行中的外资股在反克为主中逐渐削弱对中国国民经济体系的融资服务，最终加速瓦解中国国民经济的可能性反被动为主动的战略期。中国经济事实上已经陷入国民经济越是弱化，政府就必须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越是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越是加速国民经济财富相对扩大化流失，如不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国民经济马上就可能连锁危机的恶性循环态势。　　

改革以来的中国依托国内以巨大资源储量为代表的实质性财富的不断流失，中国国民经济体系在西方集体资本整体打压下不断大规模瓦解又不断小规模建立。西方大国外资经济已经日益主导国内生产市场，中国内向型国民经济体系日益瓦解，中国饱和过剩型人口下紧张的就业形势导致国内市场内需不足，中国国民出口经济面临的国际市场日益严峻，处于内外交困的残存国民企业无法增加劳动者收入扩大内需，中国民众的整体收入将长期处于低工资的循环之中。中国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下的经济增长模式注定受阻。现有的中国低端性国民私有产业更多在先期成为西方跨国公司的附庸，后期因为出口受阻、国外资本竞争成为西方大国构建准垄断全球产业体系予以摧毁的对象。在一个国家利益至上论的当今世界，任何一国的领导集团绝不应该有政企分开下政府只行使管理收税，企业公私内外属性无关紧要的落后思维。遗憾的是中国的经济在外资主导下日益成为不折不扣的殖民经济，不但中国国民私有产业因为资金技术瓶颈、研发投入有限，行业专利封锁难以批量带动中国国民私有产业的整体产业升级，而且代表统治阶级艺术的象征性国有经济因为战略上的不重视将更难以产业升级，结果就只能将国内国民产业结构升级转向为外资投资性产业的准入性升级了。　　

三、走出经济改革误区　　

在摧毁国企中建立私企，在鼓励私企中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这类经济改革必须予以坚决刹车，否则惯性冲刺的中国私有化改革誓要在统治艺术下象征性的“公进私退”中将“私进公退”进行到底，将传统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制度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经济制度。中国人民应该理性区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生活资料私有制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与生活资料私有制。生产资料私有制在导致贫富悬殊中维护生活资料私有制，生产资料公有制将在最大限度防范贫富悬殊中确保生活资料私有制。中国人民必须明白瓦解国有经济，就是瓦解促进社会凝聚的经济组织体系，就是瓦解促进国有经济产品消费的国企员工。壮大私有经济就是在解决部分国有企业下岗员工就业中将民众整体推向贫富悬殊的根源，在切割阶级中激化社会矛盾。因此，中国人民应该全面监控生产资料的私有化改革，坚定支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与时俱进的改革，绝不能在无知中放纵不断扩大地“私进公退”的既成事实。否则，中国整体民众将在国内统治阶级的对国内外资产阶级私有产权的法制保障、将在国际国内军事高科技武器控制下循序渐进步入暗无天日的奴隶帝国。　　

政治改革负有调控经济基础的使命，经济改革是为了确保民生基础上的民富。西方主流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在频繁的经济危机中苟延残喘。为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西方大国在每次经济危机中频繁利用战术上的部分产业国有化促进在战略上保障整体产业私有化。中国政府必须以与时俱进地计划经济理念最大化捍卫经济和平，中国绝不能以教条化的初级阶段为国有企业私有化鸣锣开道，绝不能以效率论来吹捧国内外私有企业。纯粹的市场经济结合私有制经济会让经济紊乱，计划性的市场经济会让公有制经济永保青春。杯水车薪的保障体系无法调控贫富悬殊，法制高压无法调和贫富悬殊下的阶级矛盾。传统公有制经济以上驭下的管理机制促使权利在缺乏监督中产生从上至下的腐败网络，腐败网络导致的国企亏损根本不应问责于所有制上。社会主义计划性的市场经济不仅要解决经济效率问题，更要解决社会效率问题。经济效率需要与时俱进的科技体系促进与时俱进的公有制经济体系。社会效率旨在促进民众对国家公正规范社会财富分配的认同中实现国家与民众的同体一心，这就需要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环节确定社会最大化公平，需要以社会保障体系体系为标志的国民收入第二次分配环节弥补初次分配的相对不足。　　

将公有制企业的“类行政公共服务”性质转向为单向企业竞争性质是导致中国公退私进的一大原因。资本主义的现代企业制度应该在批判论证中用于服务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因为资本主义私有产业面临国内国际的竞争风险需要在政企分开中单向行使政府调控能力，因此“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经分离，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成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下的必然产物。对于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产业而言，表面上产权清晰是为促进政企分离，政企分离是为了促进政府与企业权责明确，管理科学是为了政企高效运作。实际上，在公有制经济主导国内生产与市场的情况下产权清晰毫无必要，国企改制下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根本不应分离，而应该将经营管理权附予企业全体员工，在按劳分配中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与公共服务性政治同样作为公共产业服务于人民的情况下，政经分离应转向于政经融合下的互动，应该是在政企互动中促进统一规划下的与时俱进的公有制产业升级，在对国内国际的私有产业的挑战式竞争中将公有制产业用于服务国计民生。　　

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基础上的“铁饭碗”，八小时工作制，严格的社会保障，相比于随时炒鱿鱼、加班强剥削、劳动无地位的私有制显然更有利于加强民众的物质与精神利益。改革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需要在巩固扩大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上予以完善。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不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经济基础上的法治经济，而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基础上的法治经济。公有制经济基础需要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作为载体，中国的国有企业不是走官僚路线的封建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不是走维护私有路线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而是走人民路线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因为走官僚路线的封建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只会导致政权经济体系腐败，走维护私有路线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只是为了巩固国家私有制经济基础上的资产阶级利益，走人民路线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则是服务于无产阶级的战略举措。公有制经济应该以民主机制促进科学管理，应该以按劳分配促进人事机制，只有发扬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式的监督式民主，用“以下制上，以上引下”的双向互动管理新机制，取代传统的“以上制下”的单向管理旧机制，公有制经济制度才会在民主中激发活力。公有制经济制度与经济低效率无必然的联系。在公有制经济制度中平均分配相对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相比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经济制度，按劳分配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制度中完全可以产生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四、中国经济的理性轨道　　

西方大国军事威慑下的具有先发优势的科技产业体系促进了其跨国公司的全球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在表面倡导反垄断化中促进其跨国公司的全球准垄断化。西方大国产业技术的梯次转移、产业资本的全球扩张正在不断弱化中国国民经济体系的自主创新能力中挤压中国国民经济体系的生存空间。中国的国民经济走向极不乐观，当今中国崇拜市场经济的无为而治，国家不断弱化宏观性的经济调控与微观性的企业指导。现实的中国无法推进国有经济的持续性壮大发展，无法推进具有爱国情怀的国民私有经济体系的拓展性发展，中国国民经济体系日益由国有经济的主导化逐步走向国有经济的附属化、国民经济的全盘私有化，中国国民经济体系已在西方大国集体资本战略性投资挤压中分化瓦解，中国拥有国防自主核心技术的战略产业相对落后，中国的经济主权日益被西方大国控制必导致中国的战略资源终被抽空。中国内忧外患的现状决定了中国不能在步步被动中延长发展经济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应该在壮士断腕中战术性放任世界经济危机对霸权国家的逐渐削弱，从“被西方资本的日益控制”转向为“国有经济体系主导下的独立自主”。中国不仅应该重建国内经济体系，而且应及时选准战术转型期，从和平时期经济建设转到临战状态的国防建设上来，实现战前经济大发展，最后应该以武力收复领土的军事胜利促进战后中国经济建设的高效启动，塑造未来全球经济接轨的真正重要战略机遇期。为此中国应以四段式经济发展促进其对世界经济的贡献。　　

中国2010-2015年经济目标是以中西部开发带动国有原产业体系的扩张性升级、国有新产业体系的规划性新建、由点及面建立主导国内市场的国有产业体系。中国必须将面向西方的经济对外开放格局，转向为立足本国，稳固周边，辐射世界的经济对外开放格局。逐步摆脱对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经济依赖，战术性实现与上述各国经济关系由强到弱，战略性实现与周边邻国、世界友好国家经济互补由弱到强的时序性转变。中国应战略性地选择对外开放的广度与深度，利用外资经济服务于本国自主型国民经济体系的更新换代，以维护共同利益为出发点，在周边战略性投资中实现战略性资源体系的外围性输入保障。　　

中国2016-2020年经济目标是以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体系为依托，通过构建强大的科技体系以武装先进的国防工业体系，以系统的国民经济体系凝聚全国民心，以启动国民经济的战前大发展。中国2016-2020年经济目标是完成收复失地之战后的经济重建，利用战后与西方大国对峙的国际战略环境的相对封闭期，规划战后联盟国整体新的产业布局，在各国疆土东西南北形成合理的一体化产业体系的基础上，优质示范结盟国接轨性的新型计划性经济。中国2021-2025年经济目标以建设面向宇宙的全球计划性垄断经济为出发点，以科技的超越，军事的强大，产业的先进为后盾，以接轨国开放型的国有产业体系幅射全世界，以互补性全球投资积极促成全球经济接轨，最终实现全球新型计划性经济的全面规划性建立。　　

为实现以上经济目标，中国经济必须建立自己的“定海神针”—主导国内市场、放眼国际市场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体系。中国应依托尚未开发的丰厚的资源体系，在政权换血性建设的基础上凝聚具有社会主义理念的精英构建高科技武装下的国有经济体系，以建立国家自主国有经济体系为基点，在构建国有经济产业体系中扩大内需，在与国内外私有经济的竞争中主导国内市场，在中国经济与同盟国经济的互通有无中逐渐拓展国际市场，放眼未来全球经济接轨。中国必须改变宏观微观经济管理体制。在改革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上，中国应该由推行自由市场经济、放松价格管制，实施金融自由化、全面对外开放的宏观经济政策，逐渐转向实现企业生产计划与个人消费计划互动的计划性的市场经济经济、强化价格管制、促进金融运行与实物经济同频共振、有限开放的宏观经济政策；在改革微观经济管理体制上，中国应以建立国有产业体系经济基础为目标，以政企互动促进政企公共服务性质，以与时俱进科技体系升级与时俱进的国有产业体系，在公正竞争中以国有产业体系的战略性构建完成对国内外私有企业的破产化、国有化、附属化，促进居于经济主导地位的国有经济体系成为主导本国市场、拓展世界市场的凝聚型经济体系。　　

中国改变宏观微观经济管理体制应促进科教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内容的中国经济建设。中国的科教现代化应以个人兴趣化促进潜能释放化，以科教与产业的互动化促进国民素质的升级化，以国民素质的升级化促进科教队伍的精英化，以人才信仰化遏制人才流失化，以人才输入化促进人才规模化，以国防星球星际化促进科教与时俱进化。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应以土地使用权集体化带动土地集约化，以土地集约化促进企业化，以平原山区分类管理推进规划下的机械化。中国的工业现代化应以盘存战略资源存量、扩大战略资源进口量，确保工业资源供给量，以国防工业系统的高科技化带动国家工业系统的信息自动智能化，以国内市场主导化促进国际市场化，以国际投资化促进跨国公司全球化。　　

闭关锁国未必会促进自力更生，改革开放需要在互通有无下在消化吸收国外资金技术优势中促进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自力更生。中国应该在巩固深化国企发展中，战术高举自由市场经济的旗帜。中国人民绝不能成为自毁民族系统工业的刽子手，中国的市场不能成为国外跨国公司掌控我国经济命脉的屠宰场。中国国民应以民族经济忧患意识促进民族经济发展，中国国有产业体系应以民族默契下的产业团结促进整体拓展。中国应战术性抑制国外投资所导致的产业布局超越临界的负面性影响，应有效制定“吸收、分化、瓦解西方大国外资经济”的整体战略。积极利用国外投资对国民经济的先期拉动性作用，有效抑制外资对民族经济的兼并，密切关注外资投资结构、投资期限，指导国民经济产业系统以团结性竞争在吸收外资经济的优秀管理、技术后，最终促成外资经济的弱化化、破产化。　　

中国稳中有升的低附加值资源型初级产品出口，不利于未来全国建设对资源的高度性需求。中国日益成型的外资主导下的殖民经济莫过于将疆域整体资源拱手于西方大国。中国现有居于国际垂直分工底部的低端性的国民经济体系决定了中国难以净吸附国外战略资源。中国必须在主导国内资源的基础上吸附国外资源，中国各地条块分割、无法产业升级的特色私有经济必须转向于全国规划、统一建设的公有制经济。只有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产业才会从民族国家利益的大视野兼顾产业结构比例。中国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应是在调整国有经济产业结构中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国有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既包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之间相互结构比例调整，又包括各产业内部结构比例调整。调整国有经济产业结构应该是在调整农业、工业、服务业等的生产供给结构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发展高科技产业。中国必须改变当前经济增长战略思维，中国GDP增长应转变为以扩大公有制经济建设投资为主角，以国内外私有投资为配角，在扩大内需的基础上适度进出口的轨道上。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诸要素应该确立国有企业投资第一，政府基建投资促进国企发展第二，国民私企投资第三，互补性外资投资第四，适度进出口第五的战略。长此以往中国在调整产业结构中提高国民经济效率、增加民众收入的经济增长模式就真正落到实处。中国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国民经济体系就彻底改变了当今国际经济体系中自身作为重要资源的输出国、廉价劳动力的供给国、国外附件生产组装国的经济地位。中国建立起强大独立的国家调控下的科教产业体系，中国就构建起全球新技术的研制国、全球高科技产品生产国、全球经济接轨引领国的未来全球经济地位。　　

强大后的中国应该引领地球上所有国家接轨为地球帝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建立“中心积累外围”的国际经济殖民体系，以中国为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建立以新型计划性的融合国民经济体系为内核的全球性经济接轨战略全面挫败西方大国的全球性经济殖民战略。全球经济归根到底是地球疆域内的循环型经济，经济实质就是对资源的能动整合，经济的发展就是相对封闭经济的与时俱进性布局。国家间的开放型经济更多适合互补的领域，当所有国家均建立了饱和型的国民经济体系，相同领域的相互投资更多是强者对弱者的解构。广大发展中国家接轨下的国土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为建立自给自足的相对封闭经济体系、强大的军事体系提供了物质与空间保障。广大发展中国家接轨下的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短缺的国情，决定了接轨国必须将经济发展的物质来源建立在国内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对西方大国资源的最大化吸附的基础上。鉴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上各自为政终将被西方大国集体资本分化瓦解、军事上各自为政将面临西方大国集体军事力量的高压恫吓，政治上各自为政将在经济军事的被动基础上面临最终解体。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以军事接轨促进经济接轨。广大发展中国家接轨后已经形成地球内部最大帝国。接轨帝国的高效运行将全面吸附全球产业瓦解后面临经济困境与政治动乱的西方大国，地球帝国的最终成型将会变为不容置疑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