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大陆文明：完成“现代”，克服“现代”

新的大陆文明：完成“现代”，克服“现代”

旷为荣  旷新年

    摘要：中国现代化的课还没补完，又已背负超克现代化的新使命。面对崛起中的中国，左派右派的想象力都显得贫乏，提不出新的远景和方案。20世纪中国以及东亚甚至整个亚洲的中心问题是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而21世纪的中心问题则是提升为一个“文明—国家”。新的文明不是像西方文明（海洋文明）一样把“异”与“不同”作为“恶”和“敌人”，而是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存，这是一种新的大陆文明。

前  言

    1972年，毛泽东病重的时候，对身边哭泣的工作人员说：“不要着急，我死不了。你不就怕我死吗？我要是见了马克思，马克思会讲你不要这么早来，会叫我回去，你这个国家钢和粮食还很少，不要这么早来。”
    今天中国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72年中国的钢产量只有2338万吨，而2009年将达到5.65亿吨。2008年世界水泥产量排名前三位的中国、印度和美国，分别为14.5亿吨、1.75亿吨和8100万吨。2009年中国水泥产量将占世界水泥总产量的55%，超过世界其余所有国家水泥产量的总和。至于粮食问题，中国也已经大体解决。今天，世界无法消化和吸收中国茁壮成长的制造业和洪水般的廉价商品。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越来越被认为是惟一的胜者。在全球大萧条中，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2009年，中国GDP将达到 51200 亿美元，出口总值居世界第一位，进口为第二位。
    许多人将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和1929年的大萧条相提并论。1929年危机的爆发是美国生产大量过剩的结果，是消化不良的反应——世界接纳不了美国巨大的生产能力。经济危机的结果，现代文明的中心——欧洲被摧毁和衰落了；二战则完成了世界经济、政治、军事、科学、文化中心向美国的转移。中国崛起也必然引起世界结构的深刻变化和阵痛。1992年，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是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后最初的阵痛，1980年代吸引着我们重要视线的亚洲“四小龙”、“四小虎”此后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在上个世纪90年代，西方世界出现了“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两种相反的声音。随着时间的过去，“中国崩溃论”已经慢慢消失了。进入新的世纪，中国的崛起越来越成为不可忽视的现实，并引起了世界重要的变化和国际关系的重组。2005年，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率先提出了“利益攸关者”的说法。2007年，美国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提出了“中美国”（Chimerica）的概念。2008年，经济学家伯格斯坦提出“领导世界经济秩序的两国集团格局”。“G2”，“中美共管”，种种说法应运而生。在《纽约时报》公布的2009年流行语中，“中美国”榜上有名。
    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被再次边缘化的欧洲变得越来越歇斯底里。在某种意义上，欧洲统一意味着欧洲从扩张到收缩的重要转变。欧洲扩张的时代已经远远过去了。

一、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透视

    许多人都在谈论“东亚奇迹”，然而，东亚并没有奇迹。一个世纪过去了，东亚的地位并没有发生颠覆性的变化。东亚是世界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心，是对于西方文明的扩张几乎惟一具有积极应战能力的地区。
    19世纪，在西方入侵和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中，发生了“改变中国”和“新中国建设”的要求。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提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朝鲜战争结束后，彭德怀元帅宣布，西方帝国主义在东方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东方国家的历史永远过去了。
    30年来，“改革开放”已经成为了一个固定的叙述，这就是把邓小平时代看作“开国”，而把毛泽东时代说成是“锁国”。在对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透视中，我们一直反对把新中国前30年和后30年割裂开来的观点。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连续的历史过程。毛泽东是中国现代启蒙运动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发展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整合和展现了新的政治力量，构造了新的世界史视野。20世纪80年代中国步入了常规的现代化道路，但是国家工业化以及“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却早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提出和确定。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就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的近代化而斗争。”1957年，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64年，在中苏意识形态论战高潮的著名“九评”中，中共提出“逐步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
    中国是东亚地区承受压力最大、聚集矛盾最多、结构关系最复杂的国家。中国没有顺利进入正常的资本主义发展轨道，而是“旁逸斜出”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现代化最鲜明的独特性在于，它是通过社会革命而不是外部殖民完成的。通过革命尤其是土地改革，中国彻底打碎了旧世界的结构，实现了国家统一和社会动员，为现代化扫清了道路。当毛泽东离开这个世界和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普及了义务教育、建立了合作医疗和初步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的人均寿命从建国时的35岁提高到了文革结束时的65岁。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体现了毛泽东对于一种新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构想。中国革命不仅深刻地改变了内部的社会结构，而且同时也有力地改变了世界的结构力量。
    中国在毛泽东时代以“赶超”的方式进行了一场现代化的强行军，初步建立了自己独立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1964年原子弹爆炸奠定了中国不可摇撼的大国地位，“世界”不得不接受这个不断崛起、再也不可忽视的发展中大国。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当今世界上存在着五支经济力量——西欧、日本、中国以及苏联和美国。这五支经济力量将决定世界经济的前途和这个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间世界其他方面的未来。
    社会主义革命曾经那么辉煌和令人兴奋，但是一夜之间突然失掉了光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革命已经耗尽了自己的想象力，并且被自己从内部否定了。而根本的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别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般巨大：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现代化论，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同样是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不可能以西方列强的殖民方式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并转嫁痛苦，因此，在中国国内长期存在着残酷的内部殖民。中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被迫建立了城乡二元结构，通过攫取农村剩余积累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中国在1950年代迅速实现工业化的“大跃进”幻想失败了。今天重温列宁在差不多一百年前的评论更带有苦涩的味道：“认为在中国可以‘防止’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既然落后就比较容易实行‘社会革命’等等，都是极其反动的空想。孙中山可以说是以其独特的少女般的天真粉碎了自己反动的民粹主义理论，承认了生活迫使他承认的东西：‘中国正处于工业〈即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前夜，中国‘商业〈即资本主义〉将大大发展’，‘五十年后我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即拥有几百万人口的资本主义财富和无产阶级贫困的中心。”
    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筑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一个极端不平等的体系。苏联也曾有人提出“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说法，但是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本身嵌入在一个更基本的资本主义结构之中，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个结构的制约和扭曲，并且最终被这个结构所压溃和吸收。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同时也不是突然发生的。中国最早突破了冷战的格局。“改革开放”与英美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几乎是同时发生的。1979年，中国转入了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道路，但1979年还有许多大事发生，并且它们互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邓小平访美，中美建交，中国和越南爆发战争，苏联入侵阿富汗，中美成为事实上的战略同盟，“西单民主墙”关闭，撒切尔赢得英国大选，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

二、靠产业升级终结内部殖民

    中国在现代化的强行军中，国家权力过分扩张和高度集中。1990年代，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中国知识界主张通过市场化消解国家权力，却忽视了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过程——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是被“打”出来的。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曾经幻想通过改革在经济上产生一个基础广泛的中产阶级，以奠定资产阶级政治民主的基础；但是这种幻想在现实的发展过程中基本上已经破灭。1990年代，新自由主义和新权威主义达成了中国“改革”的“共识”。1980年代末，随着社会利益的日益分化和利益集团的逐步形成，新权威主义作为“改革”的意识形态出现，同时，新启蒙运动也在社会阶级利益分化的背景下解体，蜕变为新自由主义思潮。1990年代，中国知识界构造了“自由与民主”、“效率与公平”的对立，并且将腐败合理化。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释放出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一个“断裂的社会”。这种断裂将严重削弱其崛起的基础。一个社会可以接受暂时的不公平，但是不可能长期忍受不公平。改革“共识”的破裂，使得今天的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利益的时代”，腐败越来越成为中国崛起的严峻考验。腐败最致命的地方在于，它可能使一个民族的精英丧失政治理想。
    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提出“落后就要挨打”。苏联以“赶超”的方式赢得了打败纳粹德国的时间，但是，最终也为“赶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苏联对速度的追求有一种根本上的脆弱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希望中国的速度能够慢一点，留一点时间来感觉、关心和思考它的空间。中国的时间和空间都是高度压缩的。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内部差异巨大的国家，中国内部的差距实际上比中国与外部的差距大得多——用胡鞍钢的说法，“一国两制”、“一个国家，四个世界”。中国不仅将世界上过度发达的城市包含于内，而且也将非洲式的“第四世界”农村包括在内。在西方发达国家将矛盾转移到国外的同时，中国内含的剧烈矛盾无法向外转移。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中国问题”实际上也就是“世界问题”。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紧张关系将长期存在于一个民族国家的内部，因此，它使得中国必须同时思考农村与城市、内部与外部的问题，必须对个人、国家和世界之间的关系进行整体的理解。
    改革开放后，内部殖民的历史并没有结束。正如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照片所捕捉到的信息，中国的“崛起”建立在对廉价劳动力的极端榨取之上。因此，农民身份的转换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消灭”农民的过程；然而，对于中国来说，“消灭农民”将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与其他国家工业化的经验不同，中国的农民工在城市出卖劳动力，却仍然在农村生活。这固然大大降低了劳动力的成本，但是也阻碍了他们素质的提高和身份的转换。
    经济是大国崛起的基础，文化（价值）是大国崛起的保障，技术革命是大国崛起的关键。从历史上来看，每一个大国和每一种新的文明的崛起都伴随着重要的技术突破。英国的崛起与“蒸汽机时代”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电气化则推动了美国的快速崛起。中国崛起也必然伴随着一个产业升级与转换的过程。没有产业升级，中国也就不可能真正崛起。中国崛起必须尽量避免与旧世界直接碰撞，必须建立在技术革命的基础上。中国过分依赖内部殖民的历史也只有在技术革命完成后才能终结。

三、现代化、殖民化与全球化

    今天，世界史被讲成一个“现代化”的故事。然而，在中国以及整个亚洲，现代化一开始并不是目的，而是作为“救亡”的手段出现的。西方也并不是在现代化之后把这种现代化推广到全世界，而是其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向世界其他地区殖民化的过程，西方的现代化是与世界其他地区被侵略、征服和分解的过程结合在一起的。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被卷入了资本主义全球化。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和“洋务运动”，肇始了中国的现代化。
    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冲击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接受西方殖民主义的世界观，用殖民主义的眼光来看世界。如梁启超的《中国八大殖民伟人传》、宋教仁的《汉族侵略史叙例》等以殖民主义观点重写自己的历史。刘师培在《醒后之中国》中则颂扬殖民主义：“吾所敢言者，则中国之在二十世纪必醒，醒必霸天下。”“中国其既醒乎，则必尽复侵地，北尽西伯利亚，南尽于海。建强大之海军，以复南洋群岛中国固有之殖民地。迁都于陕西，以陆军略欧罗巴，而澳美最后亡。”但是，这种“脱亚入欧”式的殖民主义思想并没有成为中国现代思想的主调。1924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说：“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如果中国不能够担负这个责任，那么中国强盛了，对于世界便有大害，没有大利。”章太炎在《送印度钵逻罕保什二君序》中提出了崭新的世界想象：“他日吾二国扶将而起，在使百行得职，无以蹂躏他国，相互毁伤为事，使帝国主义群盗，厚自惭悔，亦宽假其属地赤黑诸族，一切以等夷相视，是吾二国先觉之责已！”1911年辛亥革命后，列宁密切关注着中国和亚洲的觉醒，先后写下了《亚洲的觉醒》、《先进的亚洲和落后的欧洲》与《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等文。中国的现代思想并不简单地等于“启蒙”，而是在对于西方文明适应的同时也包含了抵抗，在吸收的同时也包含了批判。
    今天，欧洲已经成为“后现代国家”，然而，亚洲仍然在走向“现代”的途中。亚洲没有像欧洲一样整合成为一个“共同体”，相反其内部充满了巨大的差异和张力。亚洲，尤其是东亚的课题似乎仍然是如何确立正常的现代民族国家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东亚中国、日本、朝鲜三国仍然处在现代的门槛上。日本以太平洋战争为顶峰的向霸权的挑战遭致失败，并且被美国的军事占领所驯服。今天，日本在为成为“正常国家”而努力，而国家统一将成为中、朝两国跨越现代门槛的重要标志。
    中国的民族主义被国内“精英”称为“病灶”，被西方媒体视为洪水猛兽。然而，事实上民族主义充满了悖论。民族主义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而产生的现代意识形态，在殖民主义过程中播撒到了全世界，并成为殖民地反抗西方的武器。但是，归根到底，民族主义并不是中国和殖民地自己的创造，而是对于西方文明的“盗版”。
    21世纪到来之际，中国的主流学术已经由“伤痕学术”转变成为了“买办学术”。中国当前的主导思想和知识视野是所谓“回归世界主流文明”的福泽谕吉式的“文明论”。这种视野将美国定位为“文明”，其中，不仅没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参照和背景，而且甚至也没有欧洲的参照和背景。迄今为止，现代化是一个西方资本主义殖民化和使其他民族被迫丧失自我的过程。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大国，中国必须寻找自己的道路。而中国的发展有赖于新鲜而强大的思想的支持，中国必须逐步释放思想和言论的空间。今天不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面临着想象力的失败，提不出新的远景和方案。“现实”越来越强大，几乎没有为理想留下任何空间。然而，某些在当时看起来非常强大、坚不可摧的现实，实际上是异常脆弱、不堪一击的，就像苏联帝国，在它崩溃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感到意外。今天，中国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头，是走向一个少数寡头利益集团控制的中国，还是走向一个自由、民主、平等、开放的中国，这需要每一个中国人的参与、思考与努力。

四、从“民族国家”到“文明国家”

    华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文版序言中指出：“创立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件荣耀，而是一种文化上的耻辱。”在民族国家内部，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是剥夺和创造一个庞大的无产阶级。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它的“外部”。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与空间的分割、组织、支配以及殖民主义的历史相联系在一起的。在资本主义发展和现代西方文明兴起的过程中，野蛮地摧毁了美洲和非洲两座大陆，无情地奴役了所有的有色人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现代西方文明内部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冲突。张光直反复说明，世界文明形成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形态，一是西方式的；一是世界式的（非西方式的），也就是中国式的，社会财富的积蓄主要依靠政治程序完成。由于西方的入侵，中国现代的历史是变态的。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之役、巴黎和会、北洋军阀混战、四一二屠杀、日本入侵、大跃进、文革、强制性计划生育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中国是始终抵抗和惟一没有被西方殖民主义彻底征服过的非西方大国。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的结构和面貌必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将形成新的文明，从而改变现代主流文明的性质。中国现代化应当是一个既完成“现代”又克服“现代”的过程。只有在现代化过程中克服了西方现代性之中的恶魔性，中国的现代化才真正成功。普法战争之后获得统一的德国最有可能成为替代英国的霸权，但是由于地理空间的限制，德国深深地陷入了现代性的黑暗之中。
    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知识界曾经提出“近代的超克”的命题；但是，作为“亚洲中的西洋”和“优等生”紧紧追随西方帝国主义的日本实际上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解答必然有待于中国和印度等其他文明国家的现代化实践。亚洲在完成了“救亡”之后，必将重新“回复”其自身文明的主体性。”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曾断言：“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史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沟口雄三在与汪晖的对话中说：“一百多年前的洋务运动是剥夺普遍性的运动，我们现在也还身在其中。这个过程大约要三百年，还要有一百多年。这一百年间中国人的文明观动摇了，似乎西洋优于中国。但一百年后，中国会展现自己的文明特点。到22世纪，人们也就可以用中国的、印度的原理来考虑世界的问题，那时洋务运动就该结束了。”
    中国不仅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且长期以来形成了多种文明共存的历史。我们放眼中国西部纵深眺望，能够感受到中华文明内涵的无限辽阔和中国历史空间的巨大深度，及其无比浩瀚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可变性。对于西方来说，中国一直是一个谜一样的国家。在他们看来，中国是一个古老而庞大的帝国，还不是一个合格的现代民族国家。许多传统帝国如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甚至现代苏联帝国都崩溃了，只有中国由一个传统的帝国成功地转变成为了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在今天，中国既是一个民族国家，同时，又是一个小的“天下”。中华文明的扩展和延续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经验。
    五四时期的胡适和后来的冯友兰都曾经思考中国如何在一个陌生的世界中安身和适应。个人和社会、国家和世界都是处在一种相对的关系之中。现在我们讲“世界观”，而中国与西方接触以前存在的是一种“天下观”。儒家倡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范仲淹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西方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天下”，中国被迫“走向世界”。“天下”和“世界”有明显的区别：我们常说，“天下太平”，“世界是动荡不安的”。“世界”强调的是力量，而“天下”追求的是伦理。
    中国遭遇西方文明的现代时期也许与中古“五胡乱华”的时候有着某些类似之处，中国经受着旧文明解体和被征服的巨大混乱、黑暗、苦闷和痛苦，当时“西方”印度的佛教征服了中国最优秀的心灵。显然，对于中国在现代所遭遇到的失败不仅应该从文明优劣论的观点看，同时也应该从中国正处于王朝周期性兴衰的末期和异族政权这两方面来评论。正是这种不对等的相遇产生了明显的后果，它极大地压抑了中华文明的合理性。
    在进入21世纪之际，甘阳提出了“从民族国家到文明国家”的思考。他认为，20世纪中国的中心问题是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而21世纪中国的中心问题则是重建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随着中国和印度这些古老文明的复兴而形成的新的世界，将可能像“轴心时代”一样，各种文明重新回到它们自己原来的位置。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大国，必须具有大国思维，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不为眼前的任何利益所迷惑。曾有一位台湾学者提问：在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以后，为什么中国没有像东欧一样崩溃？上个世纪60年代，中苏论战，中国最早脱离冷战格局，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大国发展之路。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中国必然“自然”重新恢复地区性大国的地位，重新成为重要的文明中心。美国的力量最终将被迫退出亚洲，这种退出并不必然以战争的方式。中国在成为新的霸权的过程中，必须同时创造出新的文明。这种新的文明不是像西方文明一样把“异”与“不同”作为“恶”和“敌人”，而是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存。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和而不同”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古老的中国思想将在现代的重新解释中提升为普遍价值。
    今年，小美人鱼将历史上第一次离开自己的祖国丹麦参加上海世博会。2009年10月，在美人鱼的故乡参加第二届中欧文化对话的时候，祝东力先生曾经谈起亚欧大陆桥的构想：由东亚经土耳其一直延伸到阿姆斯特丹的铁路将亚欧大陆联结起来。亚欧大陆桥穿越世界文明的源头和中心——世界上古老的文明和重要的宗教起源于此。而这片土地也正是今天美国战火耕耘不辍的地方。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以及对伊朗的政策，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种重要的战略。如果大陆桥这一构想实现，世界的结构无疑将会发生深刻的变化，大陆将重新成为文明的重心，海洋的地位将因此衰落。当然，这也意味着持续了500年的海洋文明的衰落。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复杂的力量和尖锐的冲突，但是，只要不犯战略性错误，中国崛起就是不可阻遏的。

（责任编辑：杜建国）

● 旷为荣，广东潮州市韩山师范学院思政部副教授；旷新年，清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2010年第1&2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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