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永远是个大问题

春节，雷打不动的回家过年，奔波往返千里。想把所有的人事记录下来很难，况且本来有点懒。信马由缰追叙一点，闲时想哪儿写哪儿吧，权当生活实践调查。

第一篇，弄点严肃的，三农问题。

一、农村生活的垃圾、污水处理将成为大问题。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春节是中国人最注重的传统节日。我老家在湘西山区，这次回老家过年的感觉是：农民的物质生活真的日益丰富。逐年增多的三层小洋楼，电视、冰箱、洗衣机的普及，村村通公路，家家自来水，餐桌上的鸡鸭鱼肉，品种多样的糖食果饼，五花八门的拜年大礼包等等，确实表明了老百姓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过节串门走亲戚，不论走到哪一家，都可真切感受到这一点，温饱问题已经得到有效解决。

但同时感受到的，是物质丰盛的同时垃圾产量也在快速增长，农村的生活垃圾处理将成为大问题，包括污水废水处理问题。生活垃圾因为没有集中存放处理的习惯，多是各自倾倒到居所房前屋后的荒地上或者河沿边，没有经过分类和焚烧处理，泡沫、塑料、煤渣等不能分解的东西就越堆越多。山区的村庄多有小河，房屋多是沿河而建，以前洗菜洗衣服得到河边去，河流往往成为村子的主脉。现在家家用水管接山泉水实现了饮水入户，洗衣洗菜方便多了，但小河依然是居家用水的出口，洗涤剂、洗发剂、洗衣粉早成日常化学品，在污水流经的水渠里大冬天里我就亲见很多蚂蝗虫滋生，到夏天估计蚊虫更多。村里有人依山傍水建山庄搞旅游开发，宾馆的生活污水也是直接排放到河流里；有亲戚镇上开造纸厂，小具规模算县里典型民营企业，造纸厂的污水也是直接排放到河流里，这意味着农村的小企业环保意识的严重缺失。农作物用药增量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加之垃圾随意倾倒污染土壤，生活污水直接排放，结果就是山区水源严重被污染。很多东西是一环扣一环，等到成了顽疾，处理问题的成本只会更高。对于山区农村居民来说，接轨城市化生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种植粮食的人越来越少，农民也被绑在了资本的“高铁”上。

我的老家自2001年开始实施退耕还林政策，对退耕农户实行直接补贴，期限好像是八年。荒山变绿了，水土流失降低了，农民经济效益有一定增加，这是客观事实。但退耕还林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可种植的面积不断减少。前些年在树木未成规模时，还可以在林地里间作烟叶、玉米、红薯、大豆等作物，但随着林木成长，实际现在可利用的土地越来越少。

山区的农田不成规模，都是小片小片的，耕种的成本包括使用耕牛、请人帮工的劳工费都很高，加上种子农药化肥的价格也在逐年上涨，种植稻谷的农户基本上很少了。因不在大的产业区，山区的油菜、麦子以前多是农户用来榨油、磨面自给自足，现在都觉得这种粗加工质量不好，加工成本很高也不种了。冬季里小面积的油菜零星可见，麦子则基本无人播种。冬季土地里大部分种的是土豆，家家还保留着养猪自给的习惯，这些土豆就成了来年的饲料。尽管觉得养猪没什么经济效益，但腌制腊肉还是土家人的习惯，所以猪还是要养的，数量则越来越少，少则一头，多则两头而已。那些不种粮食的土地，今年百合效益好就种百合，明年魔芋效益好就种魔芋，随行就市，努力争取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林地占去了大部分坡地，房屋建筑则占去了一小部分农田（很多小洋楼就建在自家的农田里）。此外，还有另一个因素影响。国家1998年开始第二轮土地承包，到老家估计是2000年以后的事。土地承包合同签订以后，有些家庭新增人口就没了土地来源，譬如娶媳妇、添孩子就意味着增人不增地。农业产值低，可使用耕地面积越来越少，农民的出路就只剩下进城打工。

出去了的农村人，多半生活在城市的底层，租住狭小的房屋，盘算手里的进账慢慢过日子。这些还生活在农村的人，不自己种植稻米、油菜、麦子，就变成米、面、油全部得从去市场买回来。城市里的粮油米面早与居民生活的神经相连，常常一有风吹草动就引起恐慌心理。在国际资本严重影响国内农业市场发展（大豆食用油、高盛养猪、转基因食品等等）的当下，最最基层农民生活的传统自给自足模式已经完全被打破，他们也成为一味追求经济效益链条中的末梢。我总感觉，坐上同一辆快速列车，未尝不是一种无奈的被绑架，对于最弱势的农村老百姓，承受风险的能力其实是非常低的，当农民也成为“市民”，长期而言确实不知道是好是坏。

三、村级基层组织建设薄弱，权力腐败成为常态。

2004年，全国各省开始陆续免除农业税。免除农业税是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的一项惠民政策，过去的基层工作，占据大头的有两项：一是收缴各项税费；二是抓计划生育。现在农业税不用交了，“超生游击队”基本没有了，乡镇及村干部与农民的联系日益松散，农民参与公益事业建设的意识非常淡漠。说实话别拿村长不当干部，很多村长、书记一当就是几十年，慢慢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小圈子（注：春节期间中央一台播放的《乡村爱情故事》夸张而深刻的刻画了农村社会心理和人际关系复杂）。村里的年轻人多出外打工，有些想法的要么不愿意回来，要么进不去这个“领导”圈子。新思想的影响力，在农村社会不经意就成了强弩之末。

仅举两例。一位老乡家修建房屋，为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给村长交了一千多块钱代办费。农村人法律意识薄弱，以为交钱了就完事了，结果几年后镇里派人下乡统计调查居民住房情况，才得知这钱进的是村长的腰包。不知别村干部素质如何，我们村的这位则众所周知，脸皮够厚良心很黑，是能占的便宜一定不会放手。到村民自治选举的时候，就会拉上一帮本家妇弱老幼增加选票，牢牢坐稳了他的位置。无独有偶，这次回家见闻了另一腐败案。邻村尖岩乡，某村支书也是一当很多年。此人颇有能耐，在镇里县里人脉很广，总能想法要回建设资金。这些年也确实为村里做了一些好事，公路修到家门口，家家装了自来水等等。但可能利益分配不均，年前被人告发多年累计贪污村民林业费几十万，事件没有得到有效处理，矛盾激发后被村民抬押至乡镇府，演出了一场大闹公堂。老百姓的眼里，村干部贪是必然的，只要不关涉个人利益，大多数人选择做顺民睁只眼闭只眼罢了。“两耳不闻院外事，一心只顾去挣钱”，村集体的概念在逐渐淡漠，有些地方倒是“家族”观念有所强化。

四、 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还有太长的路要走。

按照国家发展战略，目前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推进城镇化建设，不断减少农民数量，增加农村人均资源占有量。尽管我国国情决定城镇化将经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但这个大方向应该不会改变，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前面说过，农业产值低，可使用耕地面积越来越少，农民的出路就只剩下进城打工。这进城打工的路也比较尴尬，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民，成为城市白领和中产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微乎其微，务工多半是进厂进企业成为一线工人，工资低工种可选范围小相对工作时间长，不容易得到相应住房、医疗、失业相应保险。面对不断攀升的高房价，每年毕业的几百万大学生生存在城市尚且“居大不易”，更何况这些挤进城的农民。他们往往租住在狭小的城中村，没有医疗保障，没有失业保险，交赞助费才能让子女入学，再拼命攒钱，有一定积累的时候再在老家修建一套房子，把钱变成水泥坨子之后，因为没有别的出路，又继续进城打工，等到老了实在挣扎不了的时候，再回乡下生活，好歹还有一套房子，有几分地，温饱还是可以满足的。当然，也有不少人改变想法，那就是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成为城市中一员，辛苦打拼着，希望为自己的下一代发展创造条件。

但这里面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进城后的农民，面对高房价、高医疗、高教育时代的生活成本，要付出更多艰辛，进城后的农民依然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传统农业社会所形成的文化形态、社会心理、风俗习惯，都将受到无形的冲击，那种社会鸡犬之声相闻的熟人社会所产生的精神状态也将发生大的改变，不知是好是坏。二是留下来的山区农民，要实现农业产业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资金引进困难，规模生产困难，信息渠道不广，科技人才缺乏等等，都制约着山区农业的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