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耻辱者手记》到《中国站起来》

个人与民族、国家-从《耻辱者手记》到《中国站起来》

本人孤陋寡闻，在《中国站起来》一书出版之前，并不知道摩罗是谁。但是，我在十年前就知道摩罗的好友余杰。在我的书柜里整齐的摆放着余杰在十年前出版的大作，《火与冰》、《铁屋中的呐喊》、《文明的创痛》（自选集）、《说，还是不说》、《尴尬时代》、《香草山》、《压伤的芦苇》、《暧昧的邻居》。　　

刚开始阅读余杰的书籍，最初的印象是“读书广泛、知识渊博、思想敏锐”。后来，逐渐有某种“异样”的感觉。好像余杰是一个“迫害强制症”患者，从余杰所写的书籍的名称就可以感觉到某种“压抑”。《火与冰》、《铁屋中的呐喊》、《文明的创痛》、《压抑的芦苇》。“铁屋子”、“创痛”、“压抑”。　　

余杰为什么会有这样强烈的“迫害强制症”的精神感受呢？这可能是中国自由主义者大多数人普遍的心理特征。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再加上近百年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新中国建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在无政府主义者、伪自由主义者看来，中国人都是在“铁屋子”中生活。　　

中国文化中有没有自由主义传统？一般西化学者肯定认为中国没有自由主义传统。但是，在25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曾经有辉煌的“诸子百家”文化繁盛时期，诞生了无愧于“世界级大师”称号的思想家。在“诸子百家”时代，各类思潮风起云涌，闪烁着思想智慧的光芒。　　

在经历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西汉中期以后，在三国、魏晋、南北朝，中国又迎来了思想自由的黄金时期。在三国，诸葛亮舌战群儒，阐发了独到的思想见地。在魏晋，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们展现了“魏晋贤士”不合作的风骨。　　

南北朝时期虽然政权更迭频仍，并没有阻碍文化的繁荣发展。南朝的《孔雀东南飞》和北朝的《木兰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了不可替代的高峰地位。在文学研究方面，刘勰的《文心雕龙》成为中国第一部系统文艺理论巨著。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文人编选的《昭明文选》是中国现存的最早一部诗文总集。　　

唐宋元明清等朝代都有可观的民间思想家、文学家的闪光作品，组成了中华文化长河中的璀璨明珠。　　

唐朝的韩愈倡导“新古文运动”，反对佛教迷信，倡导思想解放。　　

宋朝王安石积极变法，力主富国强兵。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不墨守成规，开创了中华思想文化的新高峰。　　

这些文化史实充分说明了在“儒学一统”的中华文化长河中并不缺乏“文化自由”的传统。　　

由此可见，以余杰为代表的中国伪自由主义者所表现出来的“迫害强制症”是毫无根据的。在他们的内心，其实隐藏着一个自私的“小”，那就是只有西方才有“思想自由”。可是，在长达千年的西方中世纪，在基督教神学统治下的西方，何来“思想自由”？这些，谙熟西方文化、视西方文化为“至宝”的余杰们难道真的不知道吗？　　

以余杰为代表的中国伪自由主义者把自己封锁在“铁屋子”中，在“铁屋子”中呐喊、呻吟，可是，他们到底在追求什么“思想自由”呢？　　

当范美忠在地震中抛弃自己的学生，独自一人逃跑到操场后，作为一名教师不知自责，反而恬不知耻的高调宣扬所谓“自由”，宣扬“逃跑的自由”，宣扬“自私的人性”，真不知羞耻是何物？这样的人竟然成了伪自由主义者口中的“逃跑英雄”。　　

当刘晓波高调宣扬“中国应该殖民300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中国伪自由主义者的“丑恶嘴脸”。　　

当北大教授焦国标写出了“当兵就要当美国兵”这样无耻的文字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中国伪自由主义者真实的“追求”。　　

摩罗是一个具有“真性情”的男子汉。　　

在他写作《耻辱者手记》时，摩罗陷入“深刻反省中国人奴性”的自我煎熬之中。　　

中国人，从春秋战国时期始，就对“人性善、人性恶”等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在三千年的文化长河中，留下了许多“人性”探索的足迹。　　

进入近代，由于西方文化的渗透，中华文化又一次面对“异域文化”的冲击，经受着“异域文化”的拷问，又一次在“异域文化的镜子”面前反省自己。　　

反省自己是为了“强身健体”，而不是为了“自我毁灭”。　　

1996年台海危机后，在极度紧张压抑的社会氛围中，《中国可以说“不”》横空出世，极大的提振了“沉睡”中的国人。　　

1997年，轮子功风潮席卷全国，中国人陷入信仰危机。在这样的社会思潮中，摩罗写出了追求人性、反思民族性的名著《耻辱者手记》。这本书表明中国人在世界的“人权谴责”声中，陷入了信心低谷。　　

弹指一挥间，十多年过去，进入新世纪的第十个年头，拜金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殖民主义风潮笼罩在中华上空，中国人怎么了？中华文化怎么了？许许多多中华儿女在“混乱无序”中寻找“思想秩序”。　　

摩罗在经过十多年的沉思、研读之后，依然告别了“伪自由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回到了中国人的起点。　　

伪自由主义者标榜“世界公民”、全球化，文化国际接轨，好像这个世界要进入资本主义的“大同社会”，国家、民族要在“资本”的旗帜下实现“全球一统”。国家、民族为了“资本利益”而消失边界。好一个资本主义“乌托邦”。　　

世界统一在“资本的大旗”下了吗？在资本利益面前，人类统一成一个“地球村”了吗？我们在资本利益的“感召下”成为友好世界公民了吗？整个世界的文化要统一了吗？历史真的要终结于“资本主义”制度了吗？　　

没有，这一切都是中国伪自由主义者的“集体意淫”。　　

2009年，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新左翼”出手不凡，大手笔出版了《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货币战争》、《猎杀中国“龙”》、《海图腾》、《C形包围》、《新帝国主义》等，形成了持续不断的“新左翼”出版热潮。　　

这一切充分说明了“关心国家命运、关心民族命运乃是人的本性”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　　

人、个人、个体，不是虚无缥缈的“生物体”，个人、个体是深深的打下了“国家、民族”烙印的社会的“人”。脱离了民族、国家属性的所谓“单体人”是不存在的。无论我们走到那里，我们的头发、肤色、语言、行为、心理、文化等，无不成为我们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符号，很容易形成一个“文化小圈子”。这是任何力量也否定不了的客观存在。　　

在这一波“新左翼”出版热潮中，摩罗的《中国站起来》最为引人注目。　　

摩罗之所以引人注目，引起很大的争议，最主要是摩罗“嬗变”成一个不同于过去的“另一个”摩罗。这一转变，更多的显示了摩罗的“率性、正直、真诚”。怎么想就怎么说，不受他人、外力的影响。这才是真正的中国自由主义者。　　

我想，摩罗因为少有功利性，才能直率的表达自我。或者，因为摩罗出生于农民家庭，在他身上潜藏着更多的“农民般的纯真质朴”，才成就了摩罗“有话直说”的性格。　　

殖民主义、拜金主义、洋奴哲学何尝不是套在中国人身上的另一重枷锁？　　

余杰走进了“家庭教会”的精神殿堂，那是余杰自己的选择。　　

摩罗走进了关注民族、关注国家命运的探索者行列，这也是摩罗自己的选择。　　

自由主义的真髓，尊重每一个人自己的选择。　　

摩罗，好好走，我愿意为你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