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前后计划生育的是与非

 改革前后计划生育的是与非

           老 骥

 中国的人口膨胀让执政党付出了高昂的学费。有人把这个失误全归 咎毛泽东个人，从现在透漏的资料看，我认为这是有失公允的。马寅初主张控制人口增长是对的，但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是党中央的一致意见，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没有不同意见，并不像“四清”、“文革”有分歧。至于说康生如何如何批，他不过是在 执行会议精神，履行职责而已，即使不是他换了别人也要批，总不能和组织对着干吧。《新人口论》也有不成熟甚至反动的地方，譬如，马寅初说；“中国想强大，这么多人口，就一定会去侵略别国。”造成不良影响，引起毛泽东的不悦，正色告知：“以后不要再讲这些话”。

    全民计划生育是一个新生事物，当时在中国是前无古人，在世界上也不多见，西方国家个别夫妇采取节育手术，这只是个人而不是国家行为。中国人长期受孔孟之道的影响，“传宗接代”、“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对计划生育的抵触情绪很大，所以对群众的思想教育和宣传发动工作需要一定的时间。五十年代，中国是一个缺医少药的国家，农村尤为严重，医疗队伍，技术设备都十分落后，不具备支持大规模开展计划生育活动的能力。记得1973年我任本县第一届计划生育办公室副主任，参与起草了第一个县委计划生育文件，在电影院召开的县直全体干部职工大会上，宣读文件时竟引起哄堂大笑。1974年我们从武汉请来男女结扎术专家，为我县现场培训手术医生，这种手术后来看是小手术，可在当时全国能做此术的却少的可怜。中国的计划生育在国际上还遭到人权组织的反对，他们不断发布报告批评中国在计划生育中的所谓违反人权的表现。可见万事开头之难。

    七十年代我国计划生育之所以顺利开展，是得益于试点的成功推广，得益于医疗技术和器械设备的提升，得益于公社卫生院的发展壮大，特别是建立起一支庞大的赤脚医生队伍，成为农村计划生育的主力军。

    所以我们看问题一定要站在历史的角度，不能拿今天去苛求昨天。至于胡耀邦说什么毛泽东“错批一个人，多生几亿人”，不是信口开河便是别有用心。但毛泽东一代领导集体对于人口过快增长，还是应负一定责任的，我认为，一是对中国的人口问题认识不足，错批了马寅初。二是对计划生育工作抓得不够紧，耽误了数年时间。

    然而，历史总会有惊人的相似，改革后，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在重复昨天的故事，人口问题又一次遭到失误，为何这样讲？

    众所周知，计划生育在全国展开是1971年，到1980年这段时间是人民公社时期。人民公社是政经合一的组织，加之正值文革，党的一元化领导，这些条件有力地保障了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进行。社员们靠工分分配，工分便成了计划生育有效的奖惩手段。假如你不计划生育，生产队就停你的工，没有工分吃饭都成了问题，谁想这样干呢！你计划生育了休养期间照得工分。当时没有外出打工潮，不存在流动人口问题，便于计划生育的管理，都在眼皮底下，谁想偷生比登天都难。大队党支部、妇联会、共青团、民兵连强大的组织领导，宣传教育和模范带头作用，赤脚医生们的技术服务工作，促使农村计划生育掀起阵阵高潮。当时计划生育政策是“晚、稀、少”，晚就是晚婚，规定男25周岁女23周岁方能结婚，稀就是两胎之间不得少于四年，少就是一对夫妇只要两个孩。对多子女育龄夫妇以结扎为主，对须间隔的以女方上环为主。每年计划生育指标分解到户，凡不在计划内的动员其晚育，已孕的动员其人流。这些措施十分奏效，中国的出生率很快从1970年的33.59%，迅速下降到1980年的18.21%。见下表：

    由于实行计划生育，这十年至少少生1.5亿人口，计划生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实践证明，人民公社体制是农村计划生育最好的体制。

    遗憾的是改革后人民公社被撤销，从此农村计划生育走上了弯路，其表现：

    一是基层政权瘫痪，影响计划生育。农村“联产承包”实际是分田单干后，农村集体经济不复存在，依附于集体经济之上的大小组织要么瓦解，要么名存实亡，当时流传“联产到了户，不用要干部”就是证明，农村很快陷于一盘散沙，农民趁机超生。

    二是流动人口庞大，影响计划生育。九十年代农民外出打工逐渐形成潮流，计划生育管理难度增大，有原、本二地互相推诿扯皮的，有开假孕检证明蒙混过关的，有逃离家乡长期不归的，农民趁机超生，春晚《超生游击队》就是真实的写照。

    三是腐败放生，影响计划生育。从计划生育收取超生费后，腐败便如影随形，计划生育就变了味，由以四项手术为主转变为以罚超生款为主，由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演变成双赢关系，即你生孩子，我得票子，国家成了受害者。一个乡的计生办人员数十人，我在的镇就是33人（不包括分管领导和计生办主任），让他们专门去罚农民的超生款来养活自己。为何要这么多人呢？主要就是因为村组干部不得力，其次是历任乡党委书记乱安人所致。计生办要向乡政府上缴利润，数目在十几万几十万不等，还要向县计生委交乡计生办人员工资押金，如果计划生育得了黄、红牌，押金便被吃掉。除此之外，乡计生办每年要分别向本乡主要领导和县计生委主要领导以及计生委要害科室领导进贡，以求得乡领导的认可，县计生委的照顾。由于正常的超生已不能满足日益膨胀的罚款欲求，于是各地纷纷采取“放生”的办法。所谓放生就是给本无生育证也无生育意愿的育龄夫妇做工作，以少交罚款为诱饵让其超生。到了2000年后，县计生委批准正科级以上干部可以生二胎。

    八十年代开始实行的“一对夫妇只要一个孩”，在城镇有单位纪律约束的基本落实，在农村就形同虚设，并没有被真正执行，反而为腐败打开了方便之门。计划生育变成了罚款游戏，数字游戏，行贿受贿游戏，让很多的分管领导、计生办主任、村支部书记、计生专干先富起来，可以说，他们所盖的宽敞明亮的楼房，每一个砖垛都是一个超生的人口。

    从1981年到1995年，人口出生率不降反升，居高不下，形成第三次出生高峰。官方解释说，这主要是因为六十年代第二次人口高峰出生的人口，到了婚育年龄所致。如果这种论点成立，那么，五十年代第一次人口高峰，为什么就没有带来七十年代的出生反弹呢？不但没有反弹还大幅下降。看来，计划生育真抓与假抓大不一样啊！这十五年是计划生育被耽误的十五年，这些年究竟超生了多少人口，国家是否做过统计不得而知，但想查清并不难，只要从罚款结论书着手就行，譬如，1996年我县规定超生罚款（超生一个），农村2000元，城镇4000元，收齐款下结论书。当年我镇（3万多人口）收取超生费80多万元，这些人并非都交齐了罚款，但即使都按结论书计算也达400人，可见超生情况之严重。

    现在人们在讨论农村改革时，主要批评分田单干葬送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打断了农业机械化的进程，却忽视了对计划生育的影响。其实，农村改革最大的损失就是计划生育。对于这个问题，少有人思考，我甚至怀疑中央至今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就是那个在人口问题上大发感慨的胡耀邦，是他任总书记时，撤掉人民公社，遂使农村计划生育形势急转直下，是在他任期内，不正之风愈演愈烈终于酿成腐败大祸，遂使计划生育变成罚款游戏。他在人口问题上，说人前，落人后的拙略表演着实令人不齿。有位哲人曾说：古人发前人之慷慨，却不知今人又发古人之慷慨，今人发古人之慷慨，却不知后人又发今人之慷慨。前车之覆，我辈难道还不引以为戒吗？

    世间的事往往阴差阳错，歪打正着，谁也不曾料想，到了九十年代末，“三农问题”、“新三座大山”开始搞的大家“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高昂的生活成本，艰难的谋生之路，迫使人们不敢多生。城市家庭普遍只要一个孩子，有的还当起“丁克族”，农村一般也只要两个孩，并向一个发展，你要问他（她）为什么不多生，最直接的回答是：“养不起哟。”可以这么说，是“三农问题”和“新三座大山”帮了计划生育的忙，这个十年，人口出生率稳步下降，这也许就是坏事变好事的道理吧。不过，这是不可取的，也不可持续。

    自从倡导科学发展观以来，民生恶化的趋势逐步得以遏制，一些领域和有的地区已有向好的表现，相信只要坚持下去，继续努力，解决“三农问题”，搬掉“新三座大山”只是个时间问题。到时候又要警惕好事变坏事，严防饱暖思生育的思想抬头。

摘自《中国崛起与人口问题》2011年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