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粹：从含着眼泪的余秋雨说起

汶川地震之后，灾民们的怨恨无可渲泻，正好自以为是的余秋雨发表《含泪劝告请愿灾民》，于是引来铺天盖地的抨击。不过余秋雨的立论有误却也是不争的事实，例如他把灾民的请愿和正常的情绪表达与反华势力混为一谈，似乎灾民表达一点怨气就是反华，他说：

“灾区一些家长捧着遇难子女的照片请愿，要求通过法律诉讼来惩处一些造成房屋倒塌的学校领导和承包商。从画面上看得出，警察们正用温和的方式劝解，但家长们情绪激烈。由此，那些已经很长时间找不到反华借口的媒体又开始进行反华宣传了，诬陷性的说法有四点：

1、 是天灾，更是人祸；2、 官方宣布，这事法院不受理；3、 五个境外记者拍摄这种场面时被公安“短时间拘留”，询问他们的身份；4、 难道地震真使中国民主了吗？”

是太过了，余秋雨，这种大棒手法，即使文革中也不多见，难怪人们认为余秋雨是文革分子。

余秋雨是做作了，他就不知道中国史上社会治理的两种基本方法：渲泻与堰塞。他就不知道这两种方法的后果并不一样，尤其是对于现代的人们，他不知不觉地选择了历代专制都最信奉的手法：压制与蒙骗，他说：

“我要含泪向这些请愿灾民作如下劝告——你们所遭遇的丧子之痛，全国人民都感同身受。十三亿人在同一时间全部肃立，默哀三分钟，这肯定是人类历史上最浩大、最隆重的悼念仪式。悼念对象，就有你们的孩子。在全国哀悼日，一位佛学大师对我说，有十几亿人护持，这些往生者全都成了菩萨，会一直佑护中国。我想，你们的孩子如果九天有灵，也一定已经安宁。”

余秋雨是否应该自问，如果当你自己面对自己孩子的死亡和天国的许诺，你又将如何抉择？你凭什么要把21世纪的社会大众视同满清治下的愚民？余秋雨说：

“校舍建造的质量，当然必须追究，那些偷工减料的建筑承包商和其他责任者，必须受到法律严惩。我现在想不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还会有什么机构胆敢包庇这些人。你们请愿所说的话，其实早已是各级政府和广大民众的决心。但是，这需要有一个过程。”

灾民们有殇子之痛，需要的是一种渲泻与承诺，但是人们的情感都被各种势力扼制在一个虚假的和谐之内，象余秋雨这样的文人竭尽全力地化灾难为祥和，不免让大家问一句：你又于心何忍？

可以注意到，余秋雨从此走到了社会大众的对立面，作为一个文人，他把自己的价值耗尽了。

另外一个过来人的文人王蒙与余秋雨推心置腹地说：“少说两句会更好”。此语见于《齐鲁晚报》报道，6月30日，著名作家王蒙来到“大众讲坛”讲学，演讲结束后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有听众问到余秋雨，王蒙回答说：“。。。我的感觉是，他少说两句可能会更好。”

少说两句是指对大众情感的悖逆，多说两句是对大众的推“心”置“腹”，王蒙对余秋雨的批评可谓深刻，王蒙说：

谈文化是一个比较让人舒服的话题，文化让人容易动感情。他说，15年前在美国纽约，我在胡适先生创办的华美协进社举办了一个演讲。讲完以后，一个美国人问我为什么华人一提到中国、中华，好像都特别来精神，而其他民族的人未必是这个样子。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答案，便带有戏言地说，首先，华人都喜欢唐诗宋词，其次，华人都喜欢中国菜。不成想，我的这个戏言后来竟被人说成：“王蒙认为中国人的爱国热情是由唐诗宋词和中华美食构成”，甚至有人为此还出了一本关于唐诗宋词和中国菜的书。我看到这本书后颇受感动。所以我认为，唐诗宋词就是“中国心”，中国菜就是“中国腹”，我和大家今晚在这里做了一个推“心”置“腹”的交流，所谓文化交流就是“心腹之交”，我们大家互为“心腹”。听到这里，台下的人热烈鼓掌，直呼“精彩”。

王蒙说的是文人意识，是一个文人应该有的正义。余秋雨的错就在于他缺乏一种合格文人最必须的民众情感，例如他在《文革是一场无政府主义的民粹运动》中谈到民粹文化（人民网2010-12-23）

 [余秋雨]:什么叫民粹文化？就是非理性的发表了一种极端的意见以后，有更多的不加分辨的人，大力跟随造成一种隐性的暴力，这叫民粹文化。

 [余秋雨]:第二个减少，有没有可能减少一些民粹文化，增加一些理性文化，我必须说我们在人民网进行这样的演讲，我们的普通民众能够在网上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能够提供不同的资讯，我们通过网上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消息，而且可以做各种各样的调查和咨询，这是中华文明一大进步，我们先要把它肯定下来，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在现在的传媒特别发达的时候，确实产生了一种民粹文化，什么叫民粹文化？就是非理性的发表了一种极端的意见以后，有更多的不加分辨的人，大力跟随造成一种隐性的暴力，这叫民粹文化。

[余秋雨]:因为我年纪比你们大，我经历过“文革”，我知道，“文革”说到底是一个民粹运动，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民粹运动。开始的时候有极“左”的政治，后来说不上极“左啊”政治了，你打倒我，我打倒你，乱成一团了。我的父亲被打倒10年，我的叔叔也自杀了，你说他到底极“左”、极“右”说不明白，最后问他，到底谁把我爸爸关了十年？他们回答是革命群众。我带着我的奶奶去问，我的叔叔怎么自杀了，他是工程师，什么也不是，回答也是革命群众。其实这个 “革命群众”是打引号的，是不知道名姓的，那种被极端主义情绪裹卷的毁坏性的力量。

[余秋雨]:民粹文化有几个特点：一是什么时候大家特别喜欢听谣言，听到谣言以后就激动，听到谣言激动以后，这个谣言和激动带有明显的指向性的攻击对象，就是不断要寻找靶子，而这个靶子没有分辨的权利，这个时候我们民粹就构成了。历史上不仅是中国，世界各国历史上都有这样的时期，这其实是很可怕的。我们自己想一下，我们自己的脑子应该不错吧，但是如果被这种裹卷的时候，我们的脑子也会失灵，我们会像傻瓜一样地听信谣言，我们像傻瓜一样地会产生一些激动，这个时候你要当心，你进入了民粹文化的怪圈。

从上述谈话，我们很可以知道余秋雨《含泪劝告请愿灾民》是什么意思了，他自己是完全站在所谓精英的立场看待社会大众的，既然漠视社会大众的情感，余秋雨受到社会大众的鄙视也就合乎逻辑了，而王蒙的规劝又有几分过来人的警戒。

一位网名木然的网客在《民粹主义不能任由余秋雨涂抹》对余秋雨就有几分愤愤然了。他写到：

把民粹主义定义为“极端平民化的倾向”。所谓“极端”，指的是民粹主义排斥一切的主流精英思想与精英文化，反对权威力量对大众的统治与剥削；所谓“平民化”，则意味着平民大众的利益是第一位的，所有的政治制度与政治运动成功与否，只取决于其是否是平民化的、大众化的。由此可以看到，民粹主义所强调的，是“以民为粹”，即只要是人民的，就是合理的，就是值得被推崇的。

不可否认的是，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学说。民粹主义只要不与权力相勾结，不被权力所利用，民粹主义也是多元文化的一种，与其它文化共存并相互制约。如果把民粹主义泛化，以强调精英观点的重要性，贬低民意，那就是把民粹主义用错了地方。如果把民粹主义说成坏上加坏，显然有悖常识。

余秋雨先生不但把民粹主义用错了地方，而且用得有悖常识。这表现在：

第一，混淆是非。

言论自由没有非理性和理性、极端和非极端、民粹和精英之分。言论自由的敌人不是民粹，不是精英，而是强制。言论自由的敌人是强制、外在控制、专制、极权。混淆是非的目的是为精英专制打伏笔。伯林在《两种自由概念》中把自由区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他认为积极自由把人分为超我和本我，本我的一个特征就是非理性的，而超我是理性的。

第二，有悖常理。

民粹是指民好到极致，而不是指民坏到极致、把坏到极致称为民粹。民粹主义是好到极致才有了物极必反的效果，好不到极致保持中庸是好，达到极致才由好变坏。可在余秋雨先生那里却是先入为主，民粹开始就是坏到极致，他说：“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我们的文化就会毁在民粹上”。

第三，自相矛盾。

他所说的“大力跟随造成一种隐性的暴力，这叫民粹文化。”“文化大革命”，也不是他所说的“无政府主义的民粹运动”，而是专制主义运动，是愚民运动。

第四，罔顾事实。

宪法的言论自由都难以保障，敏感词不断删除，说话都得曲意表达，这还是非常巨大的自由，显然是不顾事实之论。自由倒是有，问题是自由会随时被取消。官员一到省长这个级别就很难听到批评，省委书记不让议论，难道这就是非常巨大的自由？

第五，曲解民主。

现代民主政治理论的常识告诉我们：选举是不制定决策，选举只决定由谁来决定政策。选举不能解决争端，它只决定由谁来决定争端。选举表明的是现代政治的合法性，它是选举出政权，不是枪杆里面出政权，不是暴力和强制出政权。可余秋雨赋予选举过多的功能，使选举过载和瘫痪。他说：“大家设想一下，如果在改革开放之初，如果有民意来投票的话，会不会通过？难度很大，因为这意味着很多人下岗，因意味着很多铁饭碗不能保，如果那个时候用民意投票，因为当时的民意完全无法来测试中国经济的发展到这个地步。。。同时，如果有了民主，国营企业就不会成为政府和官员巧取豪夺的场所，工人的基本权利会得到保障。

第六，前言不搭后语。

余秋雨先生又把民粹主义填进了他所讨厌的新内容。他把民粹主义当成随意打扮的小姑娘了。再说收视率、排行榜里面如果没有权力意志，民众都喜欢有什么不好？

第七，精英的自负。

有很多人称余秋雨先生是大师，恕本人恶意猜度，他自己好像要更上一层楼，他更愿意让别人称他为思想家。。。思想家才孤独，余先生很孤独，所以他是思想家。说出问题如此之多的有悖政治常识的言论之人能成为思想家吗？

是的，一个没有多少思想的文人却要扮演思想家的角色，余秋雨是没有自知之明了。在春节的闲暇看看这些议论，是有趣的。

余秋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资改派，对于发生在20世纪末的伤害了绝大多数工人农民的下岗运动，他认为：“大家设想一下，如果在改革开放之初，如果有民意来投票的话，会不会通过？难度很大，因为这意味着很多人下岗，因意味着很多铁饭碗不能保，如果那个时候用民意投票，因为当时的民意完全无法来测试中国经济的发展到这个地步，完全无法预见，领导人无法预见，现在人也无法预见。” 这种无视民间疾苦的言论不是文人情怀，而是劣质政客思维。

余秋雨在台湾很红，与高唱《海瑞罢官》的吴晗一样，无论他们说得多么美好，其本质都是地道的剥削阶级、压迫阶级的走狗。我们通过富仕康工人的命运认识富仕康，通过富仕康公司认识郭台铭，通过郭台铭认识台湾国民党政权的性质，通过台湾国民党政权理解台湾民进党，进而理解台湾社会与现实的中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