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孔乙己

一，书生与生财

传统书生，走出来一副清高而迂腐模样，似乎不大考虑怎样生财之事。这情况，文学表现甚多，典型如鲁迅笔下孔乙己，如果他把那读书功夫的百分之一用于生财之道，他的境况也就会两样，不至最后在穷困中死去。那时，穷困中死去的人很多，但孔乙己有学问，未为社会所用，不免令人格外惋惜。在这无声息的毁灭中，有值得深长思之的内容，鲁迅拿来做了小说。《儒林外史》里的范进，正好相反，他中举了，一世衣食，也就不愁。才中举，就有人送银子、送房子给他，好比投资，图的是日后有权力的加倍的回报。

传统书生不是不懂人生在世，需要有满足个人生活的最起码的财富。只是他认为如果把精神力气，用于生财，未免不合算。这不合算，倒不是为自己考虑，而似乎是为社会考虑的，因为社会不光需要人能为自己生财，更需要人能为国家社会生财，为国家社会建功立业。但并非每个书生都能得遂这种大志，或因为学问才能不过关，不堪为国家用，或因为那个仕途，成了高高在上的事物，他总是挤不上去。既然如此，转而从事某种其它职业就是了，但书生往往不肯这样，宁可穷饿，也还是执着地做个书生，不肯脱掉他的破旧的长衫，因为这成了高于常人的标志，或者说，简直就是候补官僚的标志。但你的长衫毕竟是破的，常人还不能按你想象中的未来高看你，于是就有了孔乙己这样的典型。无疑，这应当由“学而优则仕”负责，它把这条路指得太死了；但如果且不谈“学”的内容，而单说“学而优则仕”这话，那就不能算全错，因为“学而优”的人，比起“学而劣”的人，当然应该为国家首选。问题大约在于“学而优则仕”的后面，缺少着“行行出状元”，所以那意思不完整，造成了孔乙己坚持穿破长衫的悲剧。孔夫子先前就做过各种“鄙事”，没啥不能做的，但他以后是再也不肯做了，原因呢，他要让天下“克己复礼”，回到“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的“王道”之世去，志向甚大，小不下来了，成了后世儒生们的榜样。

经查阅，儒学并不反对“生财”，而是认为社会国家个人都需要财富。但它并不指导个人如何生财，它着重探讨社会国家的生财大道，这就是：一，务本节用。生产财富的人要多，消耗财富的人要少，要来得快，去得合理。朱熹引吕氏解释此意：国无游民，则生财者众；朝无幸位，则消耗者寡；不夺农时，财来之较快；量入为出，财去之合理。二，贯彻仁义。上好仁，则下好义，有仁有义，则有始有终。“不仁者以身发财”，上面这样不仁，下面就会不义，府库之财就会非法流失。

这就是儒家“治国平天下”的一番为国生财、理财的道理，不能算是不对。

书生从小读这样的书，随时准备带着这些道理与一身正气傲骨去为国家服务。这原是好事，怎会害了书生呢？一是因为儒家没有教书生在不能为国家所用的情况下，如何为自己谋生；二是它还有另外的一种教导让书生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这教导除了上面说过的“学而优则仕”，还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之类，只指引了做官这条路，认了这个死心眼。其实，做官也有两面，一是可能做个好官，为国为民，鞠躬尽瘁；二是可能做个坏官，贪污腐败，卖国求荣。为此，儒家以正心、修身要求书生，但并不能百分之百有效，没有办法，只好斥之为“小人”，孔子还骂道：鸟儿都知道飞到哪里就应当停下来，“可以人而不如鸟乎”，怎么连鸟雀的智慧也不能达到呢？又教导说，“为人臣，止于敬”，对于你的职守要在于一个“敬”字啊。几千年历史证明，这些话虽是“王道”，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遵行到底，以至于改朝换代。于是到“心”上去找原因，这大约是就是“心学”兴起于后的原因吧？但“心学”也不曾有用，封建社会还是以管不住的腐败无能而告终。

孔乙己太可怜了，尽管他坚持着把破长衫穿在身上，他却不曾有机会飞翔过一次。

鲁迅写孔乙己，是上承《儒林外史》，写儒学吃人。孔乙己活生生被吃掉了，而在这之前，还不知被吃掉了多少。孔学的这个老根儿上的问题，从《史记》的记载看，老子曾经给孔子指出过，但看来，老子说了不曾有用，孔子的执着劲儿就成了后世的习气，传了几千年，并且还仍然顽强存活在现实之中。

二，孔乙己不是“小人儒”

查看鲁迅小说《孔乙己》，咸亨酒店小伙计看到的最后的孔乙己，穿的是一件“破夹袄”，而不是那件破长衫。执着地穿着破长衫的孔乙己，终于是失去了他的破长衫而离开人世的，但能不能说他就成了“短衣帮”呢？大约还不能。但总之，临终的孔乙己的遗恨，该是格外添加了一层。鲁迅这一笔何其“残酷”，虽然他只是客观描写了真实，而没有“瞒”和“骗”，读者的心也就于格外一疼之中，而深味到儒学的末世的悲凉。

但小说中的孔乙己，却是欢乐出场的：“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我们打开儒学经典《论语》，会看到儒家的先行者们，虽也屡遭挫折，虽也难遂大志，却是生气蓬勃、信心百倍，这就难怪他们的主张后来还是影响历史几千年，尊为统治的思想，而孔子也成了中国第一显赫文化名人永远受着人间文化的纪念和政治的利用。

儒学里面是否有关于社会国家人生的真理，这且不论；总之是直到现在，人们还在研究儒学，意欲给予新的理解与继承。

孔乙己之成为孔乙己，难道因为他只是得了某些糟粕，而未获真谛，才弄得如此不济的吗？诚然，在孔子当时，就有这种只得了糟粕的人，被称为“小人儒”。

但我们要公正地说，孔乙己不是这样的。且不说他是那样喜欢小孩,起码还有这样四个方面能说明他的优秀：

一，他善良。你看，他一到小酒店，所有的人都拿他取笑，而他从不反唇相讥，甚至连为自己辩护都不会，他只是不理人，对柜台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实在被无聊的酒客们逼急了，也只会说“窃书不能算偷”，还有什么“者乎”之类，徒然更引得众人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快活的空气”。

二，他讲道德。虽然他有个可笑的、不算好的名声，即受雇给人家抄书时，最后往往“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似乎太随便，也太不可信，“但他在我们店里，品行比别人都好”，欠了钱，不出一月，定然还清。这矛盾的现象说明，孔乙己认为，急要钱用而卷走有钱人家那点书籍纸张笔砚，算不得大事，可视为小节而不拘，但小酒店的钱却不能拖欠，要放在心上。这一品行,他保持到他那最后的悲惨的一天。所以，人们对孔乙己的态度也是两样，雇他抄书的穿长衫的人，会把他打个半死，而那些“短衣帮”的人们却并不看他是贼，而看他善良笨拙，所以每每拿他取笑一番。

三，他乐于助人。他出口之乎者也，出手一笔好字，但他确实连半个秀才也不曾捞到，这很尴尬，成了人们永不枯竭的取笑的由头。尽管这样，他却执著要教小伙计写茴香豆的“茴”字，这是为小伙计将来记账着想，他用手指蘸了碗中酒，要把回字的四样写法教给小伙计，偏偏小伙计不感兴趣，他只好叹口气，极为惋惜。

四，他要面子。大家笑他偷书，他辩解说是“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是偷么”。最后，他被丁举人打了半夜，打折了腿，在外面却说是自己“跌断”的，眼色里恳求别人不要取笑。他不是一个不要尊严的人，他在社会上已经失去了几乎所有的尊严，除了短衣的人们还记得他是一个读书人。最后，他不得不开口恳求人们“不要取笑”，但人们却不肯放弃这一乐趣，他就在人们的说笑声中用手撑着地“走”去，并且永远地消失了。

从孔夫子到孔乙己，是一条怎样的路?精神上该如何总结？这就是鲁迅这篇小说在思想上的提问，这一提问是否已经过时了呢？

三，孔乙己与半部《论语》

鲁迅笔下咸亨酒店的人们，是怎么看待孔乙己的呢？可以说，他既是开心的对象，又是怜悯的对象；既是讥嘲的对象，又是同情的对象；但不是厌恶的对象，或痛恨的对象；不是畏惧的对象，或提防的对象。孔乙己是个好人，是个善良的人。要从儒家君子与小人这一特殊的区分来看，他尽管穷，穷得大约连吃的也没有了，并且偷了丁举人家的书籍笔砚之类的，但他仍是一个君子，他的特点就在这里。

孔乙己并不是盲目地自然地就成了君子人，他的君子意识是有来源的。这来源，就是孔夫子。过去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我们现在就仅以半部《论语》来观照孔乙己。结果，我们发现，孔乙己身上的好处都来自孔圣人的教诲。

1，无聊的人们故意问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么？孔乙己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人们接着又问，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嘴里说些话全是之乎者也，人们听不懂，哄笑起来。这就是《论语》开篇“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对于人们不理解自己，并不生气，胸中很有底蕴的。现实生活中，如果有人自称什么来头，要你“知”，那你就得提防了，他们十有八九是来诈骗钱财，你得让着远点，媒体上常有此类报道。这种人距离君子“人不知而不愠”，何止十万八千里。君子的往往吃亏，就因为世上有了假、冒、伪、劣。所以，君子这优点，也就成了缺点或弱点。看来，人不能笼统地奉行“人不知而不愠”，要不然就吃亏。

2，孔乙己在咸亨酒店吃酒，有钱时，必给钱，“排出九文大钱”，很潇洒；没有钱时，“暂时记在粉版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穷困的孔乙己一向给人的印象，是“品行比别人都好”。但到最后，彻底没落时，也就没有办法，有十九文欠账长久写在粉版上。当孔乙己像个讨饭人重新出现时，他也没有赖账，说，那所欠的十九文“下回还清罢，这一回是现钱”，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钱买了当下的一碗黄酒。可见他一直记得自己所欠的账，只是暂无偿还能力。《论语》里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这些，说明着君子的一种基本品德，限于条件，孔乙己没有做到最好，但他是尽力而为了，我们无可责怪于他。然而，如果我们将这好品德简单照搬于任意的情况，那就要产生问题，不是光说一句“不知其可”就算了的，至少，一定情况下我们要能对付别人的无信，不能上当，或不能老是上当，比如，楚怀王上了张仪“人而无信”的当，就会有屈原的悲愤。

3，孔乙己虽然那样贫穷，但没有降低自己的人格，他那件坚持穿在身上的破长衫，其实并无实际意义，充其量只能说明他坚持着破长衫所体现的某种理念，而这理念让他不因为贫穷而另谋生活出路，他是宁可就这样一直走到人生的末路的。当孔子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撇开“道”的具体内容，抽象地说，优秀的政治品格确实应当是这样的。但当孔子说“君子不器”，以至于在行为上“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问题就较复杂了。孔乙己除了因为“学而优则仕”而潜在地抱着一种“候补官僚”的身份，能读书、抄书、认字识文，其它别无所长，也从未改变自己，这就是受了孔夫子“不器”的影响。但在孔乙己，是作为“君子”的好信条去遵照的，这就误了他一生。孔乙己的社会，大约该算是“邦无道”的，对此要负一份责任，所以孔乙己并不可耻，而只是可悲可怜。如果他早生若干年，能由科举而仕途，那就可能是有所作为的；或者如果他活在现代的社会，也可能以其一技之长而为社会所用。可惜他正好处在那样一个时段，又僵化了自己，鲁迅很为他悲哀。

4，孔己己要教酒店小伙计写“茴”字，还要教他“回”的四样写法，为的是替小伙计着想，将来写账时要用，但小伙计不感兴趣，很令他惋惜。这个情节也很感人。孔子说，“君子成人之美”，还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诲人不倦”。孔乙己要教小伙计识字写字，事情虽小，真诚体现的就是孔夫子的这种胸怀和要求。同样，一味抱着这种胸怀来律己，也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适用的，比如，在战国或关似于战国的情况下，就要同时具有另一种头脑和态度才好。而孔乙己当时，丁举人之类的“君子”，就并没有这样对待孔乙己。据说如今有的教师不但在学校辛苦，还在家里开家教，这大约也谈不上“君子成人之美”或“诲人不倦”。

5，孔乙己是这样贫穷，却是一个快乐的人：见到小伙计，就要教他识字；吃到茴香豆，就给旁边的小孩子吃，一人一颗，见到豆子不多了，还说什么“多乎哉，不多也”。他的快乐也影响了酒店内外的人，“使人快活”。这也有渊源，《论语》最赞扬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样的贫而乐，不是盲目的，而是因为胸有大志。可惜到了孔乙己身上，只是惹人取笑。

以上略说了孔乙己的某些表现，本该算是优秀品德的反映，所以他才给读者以一个穷困的君子人的大体印象。另一面，我们要说到孔乙己身上不好的表现，就是有人请他抄书，他好喝懒做，最后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都失踪。那请他抄书的，自然也是读书人，并且是在那时有了出息的读书人。他最后“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也是起于请他抄书，后来故态复萌，这丁举人就饶他不得，打断了他的腿。这方面，对照一下圣人教诲，丁举人固然不及格，孔乙己也是不及格的。孔子说过，“非礼勿动”，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说过人要反思自问“为人谋而不忠乎”，抽象地看，这些话都对，但从丁举人到孔乙己都没做到，可见真正做到不容易。那么我们在努力照着孔子教导去做的同时，还要防着别人做不到，才算是全面，不至于在别人非礼而动，或将己所不欲施于我们时，我们毫无办法。当然，人们都理解，孔乙己之不对是出于不得己，而他所犯错误，也还是一个读书人所犯的，与盗劫抢夺图财害命霸道于人毕竟不同。如果鲁迅写孔乙己最后竟成了这样的大盗，那孔乙己这个人物形像就全然不同，能否引起读者喜爱和同情，就难说了。但孔乙己的不好表现，虽然有违孔门教诲，在老根儿上，却与孔门仍有点联系，就是那个“君子不器”，诸如不愿做杂事、小事，做这些事无恒心，再进一步，什么好喝懒做，散漫无能，也由此而生，终于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真是“一切坏事都从不劳动开始”。

话题还是回到《论语》，前人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如今我们从孔乙己身上看到的正反两面，可都与《论语》有关，这样“治”出来的人，也许有过些不错的，但到孔乙己这时，看来是大有问题了。以后是否还要照着《论语》来培养人，就打了问号。自古以来，人们好像就知道这一点，知道不能单单依靠儒家，所以才产生了其他各家，以至于百家争鸣。设想孔乙己如果生在以法家理论为指导的秦国，他就可能是秦兵马俑里的一个战士或将军，立下不小的功劳。中国人本来就认为人是女娲用泥做的，就看你将这泥巴怎么调、怎么捏、怎么“治”。我们的媒体其实每天都在做这事，有人是自觉的，有人是不自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