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新作：梁庄（片段）

穰县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南襄盆地中部偏西地区。地理坐标为北纬32’ 22-32’59，东经111’37-111’20之间。南北长96公里，东西宽67公里，总面积2294.4平方公里。吴镇梁庄村位于穰县西北部，距城区40公里。……“山少冈多平原广”为穰县的地貌特点。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地面平均坡降在1/800-1/1200之间。境内有大小河流29条。较大河流有湍水、刁河、赵河和严陵河，分别从北部或西部入境，汇集于东南部，注入白河，流入汉水。河流之间，自然分割成扇形冲积平原，在北部、中部和东部形成大面积肥沃土地。土层深厚，土质为保水保肥性能强的潮土、黄老土和黑老土。属亚热带季风型大陆气候，受季风转换影响，寒往暑来，四季更迭分明，温暖湿润。
——《穰县县志·概述》

“迷失”在故乡
出城的公路依河而建，其中一长段高出河平面十多米。坐在车里，可以看到河里的情景，挖沙机在轰鸣，一堆堆沙高耸，有大型运输卡车在来回奔忙，一派繁荣的建设图景。只是，十几年前奔流而下的河水、宽阔的河道不见了，那在河上空盘旋的水鸟更是不见踪迹。
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年，整个乡村网络最显在的变化是路的改变。道路在不断拓宽，不断增多，四通八达，缩短了村庄之间、城镇之间的距离。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坐公共汽车进城至少要两个小时，还不包括等车的时间，一路颠簸，几乎能把人颠到车顶上去，头撞得生疼。人们很少坐车，一趟两块钱的车费在那时几乎相当于一家六口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在县里师范上学的时候，我们大多数是借自行车回家，两个同学互相带着，在路上骑六个小时就能够到家。每次屁股都被磨得生疼，但是，刚进入青春的少年是不会在意这些的。沿河而行，河鸟在天空中盘旋，有时路边还有长长的沟渠，沟渠上下铺满青翠的小草和各色的小野花，随着沟渠的形状高高低低，一直延伸到蓝天深处，有着难以形容的清新与柔美。村庄掩映在路边的树木里，安静朴素，仿佛永恒。
但是，我也知道，这只是我的回忆而已。永恒的村庄一旦被还原到现实中，就变得千疮百孔，就像这宽阔的高速公路。它横贯于原野之中，仿佛在向世人昭示着：现代化已经到达乡村的门口。但是，对于村庄来说，它却依然遥远，或者更加遥远。前两年，从省城回家，也许是高速公路刚刚开通，乡亲们还没有接受足够的教育，公路上有骑自行车的，走路的，开小三轮的，逆行的，横穿的都有，原野的上空不时响起刺耳的喇叭声和刹车声。“我故乡的人们”泰然自若地走在高速公路上，公路下那隔着的铁丝网被剪成一个个大洞。然而，如今，路上已经没有行人了。想必他们是接受了足够的教育和教训。
他们必须回到他们的轨道和指定的位置。那一辆辆飞速驶过的汽车，与村庄的人们没有任何关系，反而更加强化了他们在这现代化社会中“他者”的身份。被占去的土地且不必说，两个曾经近在咫尺，吃饭就可以串门儿的村庄，如今却要绕几里路才能到达。乡村生态被破坏，内在机体的被损伤并不属于建设过程中决策者考虑的范围。没有人考虑村庄的感受，即使有一些可通行的涵洞口，也是按照标准的数据来的。高速公路，犹如一道巨大的伤疤，在原野的阳光下，散发出强烈的柏油味和金属味。
吴镇渐行渐近。
我们的落脚点是在镇上做生意的哥哥家。吴镇位于县城西北四十公里处，曾经为穰县“四大名镇”之一，集市非常繁荣。镇子以主街道为中心，呈十字型，朝四面辐射。少年时代，每到逢集时候，尤其是三月十八庙会，可以称之为人山人海。我们从镇子北头往南头的学校走，几乎可以脚不沾地被推到那边。过往的汽车更是寸步难行，把喇叭按得震天响，可是，没有人听见，更没有朝它们看上一眼，所有人都沉浸在熙熙攘攘的热闹与繁华中。在镇子北头，是一片回民聚集地，上学的时候，每天都从他们的房屋中间穿过，看到过杀羊，出殡，念经，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我始终是一种陌生和敬畏的感觉。没有工厂，没有企业，除了必要的政府公务员和商人之外，镇上居民大多仍以种地为生，间或充当小商小贩，卖自家的粮食，鸡蛋，水果，以物换物。
现在，沿着新的公路，吴镇形成了新的集市中心和贸易中心，一排排崭新的房屋矗立在道路两旁，全是尖顶的，欧式的建筑，很现代，但也显得不伦不类。镇子原来的主街道被周边新兴的街道和新建的房屋所包围，变得破败不堪，荒凉异常。虽然原来的房屋、商店都还在，甚至，连店主都没变，但是，由于整体方位的变化和房屋的破旧，他们的存在也给人以奇异的陌生感和错位感。我始终无法适应这一错位，每次走在路上，都有强烈的异乡异地之感。
哥哥、嫂子在镇上开一个小诊所。哥哥还顺应潮流地做一些别的生意，承包过土地，开过游戏厅，最近又和同学做“房地产”，但似乎都以失败而告终。这次回来，哥哥家的门口又堆满沙子，石子，还有钢筋，混凝土机在轰隆响。他准备把原来买的一整幢房子分割开，一分为二，卖掉其中一部分，还掉买房时借下的大量债务。但是，这次重新修房的投资也需十万元左右。我一听，有点紧张，对哥哥说盖好了赶紧卖，房子正处于高价，估计马上市场就要不好。哥哥信心满满地说，没事，现在镇上盖房人很多，想买房的人也多。再说，小镇毕竟还是偏僻，即使房地产业有什么大的波动，也不会很快影响到这儿。我有些忧心忡忡。
在哥哥家稍做停留，买了鞭炮、火纸，我们到村里边，给爷爷、三爷，和母亲上坟。这是我们每次回家后做的第一件事。经过二十几年的扩建，梁庄和镇子几乎已经连接上，哥哥的房子离村庄只有五百米左右。在少年时代，晚上夜自习从镇上放学回家是我最恐怖的经历。空寂的道路，两旁是黑黝黝的、高大的白杨树，风吹来，树叶飒飒地响，那种害怕，连后脑勺都是冰凉的。从镇上学校到村子里的这段路，是世界上最漫长的路。当然，也有美好的时候，我的青春期，正是琼瑶、金庸流行的时期，我曾经疯狂地阅读所有能找到的他们的书。于是，在夜晚的路上，在害怕与惊慌之中，常常想象有那么一个白衣少年，从远方飘然而来，俊美羞涩，深情地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回家。
而如今，如果不是有家人，有老屋，有亲人的坟，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自己曾经生活了二十几年的村庄。走在路上，我总是有“迷失”的感觉，没有归属感，没有记忆感。
爷爷和三爷埋在老屋的后院。说是后院，但院墙已经坍塌，里面长满半人高的荒草。清脆的鞭炮响起，在村庄的上空炸响，惊醒了沉默，也似乎接通了那边的灵魂。我们磕头，烧纸。父亲揉了一把眼睛，说，你爷，1960年让集中去养老院养老，去的时候好好的，能说能唱，还提着个小夜壶，去四天，躺在席上回来了。人死了，硬生生饿死了。这是每次上坟父亲都要说的话。虽然没有见过爷爷，但经过父亲这么些年的叙述，在我脑海中，那是一个戴着瓜皮帽，因长年担豆腐挑子卖豆腐腰已经半弯的老头。他一手抱着铺盖，一手提着小夜壶，正蹒跚着朝离村子五里地的养老院走去。
听到鞭炮声，村子一些人走出来，客气地看着我，问父亲，光正，这是几闺女？不是四闺女吧？咋胖成这样？看着这些熟悉而陌生的面孔，从他们的脸上，我清晰地感受到岁月的刻印，才发现自己原来也有了触目惊心的变化。
后院的右边是一座刚起的二层楼房，父亲说那是张家道宽的房子。道宽，兄妹几个全都考上大学走出了村庄，只有他还留在这里。道宽不善言辞，又不会干活，当年娶了一个漂亮的四川蛮子做媳妇，媳妇脾气火暴，几次出走，又被追回，最后还是走了，道宽受尽了苦头，也成了全村人嘲笑的对象。
扒开及膝的杂草和灌木，来到前面的老屋，在这里，我生活了整整20年。院子里同样长满荒草，那倒塌了半边的厨房被村人当作了临时厕所，也有家畜拱过的痕迹。正屋前面、后面屋顶都是大洞。地基已经有些倾斜。哥哥前几年收拾了一番，但是，因为没有人居住，很快又开始破败。外面的墙面上还有妹妹当年学字时写的诗，错字连篇。每年回来，我们都要再读一遍，姊妹几个笑成一团。父亲忘了拿钥匙，正屋进不去。父亲和姐姐站在屋子前面，照了一张相。道宽家的新房和我家的房子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
母亲的墓地，也是村庄的公墓，在村庄后面的河坡上。远远望去，是一片苍茫雾气，开阔，安静，有一种永恒之生命与永恒之自然的感觉。每次来到这里，心头涌上的不是悲伤，却是平静与温馨，是一种回家的心情。回到生命的源头，那里有母亲，而那里也将是自己最后的归宿。烧纸、磕头、放鞭炮。我让儿子跪在地上，让他模仿我的样子也磕了三个头。我告诉儿子，这是外婆，儿子问我外婆是谁，我说，是妈妈的妈妈，就是妈妈最亲的人。我们又如往常一样，坐在坟边，闲聊一会儿家里的事。
每次一到这里，大姐总是唠叨，“要是妈还在，那该多好啊”。
是啊，“要是妈还在”，这个设想过无数次的场景，成为全家人永远的梦想和永远的痛。看着坟头的草，鞭炮的碎屑，回想母亲的一生和我们的艰难岁月，家庭的概念、亲情的意义总是在瞬间闪现出来。如果没有这些，没有故乡，没有故乡维系、展示我们逝去的岁月和曾经的生命痕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奋斗、成功、失败又有什么意义呢？

现任村支书：谁干就是让谁累死

统计资料显示：1990年，抽样调查120户586人，调查结果显示：农民人均从集体统一经营中得到的收入18.93元，家庭经营收入626.41元；转移性收入58.45元；其他收入1.15元，全年总收入704.94元，人均纯收入412元。2000年，抽样调查17个村9181户，39104人，调查结果显示：农民从集体统一经营中得到的收入26.89万元，人均393.7元；家庭经营收入148.21万元，人均2170元；财产性收入3848元，人均总收入2607.55元，人均纯收入1989.39元，人均现金收入1495.54元。至200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647元。
——《穰县县志·收入》

本来和村里现任支书见面是很容易的事，但是，回来一月有余，却一直没碰上面，问起老支书，老支书只摇头，说过去的村支书天天在村里转，现在的村支书是天天不知道在哪儿转，反正是上面，不会朝下面看一眼。这天，到乡里了解一些情况，中午吃饭说起这件事，乡党委书记说马上安排见面。不一会儿，去的人回来说村支书正在镇上喝酒，据说是调解村里的宅基地纠纷，花了很大功夫才把双方当事人叫到一块儿，他这个中间人不能走，否则，事情就又得从头开始。乡党委书记并不生气，好像对这样的事情习以为常。等了约有一个小时左右，我们的村支书，韩治景，进来了，略有点醉意，看见乡党委书记在，半开玩笑地打了个招呼，一看便知关系非常好。看见我，很惊讶地大步上前和我握手，连连说，从你哥那儿早就知道你回来了，还说啥时候一块儿吃饭呢。具有很强的表演性。

韩治景，四十岁左右，瘦长身体，穿着白色短衬衫，一派文弱书生的样子。眼睛不大，但闪着精明，透着官场里的老练和圆熟，说话非常干脆。接任村支书已有六年。先是做收购粮食生意，现在也兼营修路，修桥，有搅拌机多台，主要用以出租。

其实说这些，估计你也大致知道。不说大的行政村，光说咱们梁庄自然村，各姓全部加一块儿，共一千三四百人，三四百户，人均不到一亩。经济方面，主要靠外出务工。啥企业？有俩私人砖厂，从挖土烧砖变成石灰砖。韩家云龙有个养猪场，前几年养背时了。这几年政策好，行情好，老母猪投保险，保险六十块，个人拿三十块，政府拿三十块，最后，保险公司能赔偿千把块。户下散养的有四十多个。都是喂饲料，喂草太慢。没有闲人去割草。为啥养猪少？一家完全投入养猪划不来，老人还要照顾小孩，所以尽管有补助，还是养的少。
咱们现在不是杨树经济吗？村里河滩地种有六七百亩，我也种五六十亩，最粗已经二十四公分，年年上化肥，一年一棵树投资得二百五十块，我觉得收入与种庄稼一样，只不过是最后弄个总疙瘩。十年以后，按现在的发展，能卖三十万块。把投资去掉，能挣十万块钱。也就是个定期存款，有个养老钱。
现在种地基本上已经机械化，就这，种地的人还是少，农村劳力已经习惯出去挣钱，很难回来。现在种地国家不收税，还补贴钱，是好事，但不会形成你说的返乡潮，那点钱够啥用，想盖房子孩子交学费，还得靠出门打工。但也有新变化，就是原先让给别人的地又都要回来了，种些简单的农作物，能收多少是多少，反正不用交钱交粮，多少都是自己的。
按我分析，将来还得走集体化道路，集体化要比散化好，一人一点地，太过分散。集中种，成本降低，劳动力也减少，大型农机工具也能够充分利用。
咱们这儿的人还是没那个做生意头脑。挣了钱回来，存在银行里，等着有一天盖房子，只怕钱没了。银行存款很多，盖个闲房子，没人住，又扔那儿不管了。南方产品丰富，市场发达，家家户户都可以加工，有可能去组织做生意。几个年轻人在一块儿打工挣点钱，商量着做个啥事，赔了算了。咱这儿根本不行。人心不齐，还没干出名堂呢就闹意见，凡是几家合伙的，开始可好，称兄道弟，到最后没有不结仇的。也有攒了不少钱的，不愿再出门，想着干个啥，可东看西看，下不了决心，怕赔，最后，还是出去了。
现在最难干的是村干部，村里没钱，社员的钱还不能少，譬如说种杨树，每个村有指标，让支书亲自抓，月底报账，村里垫了三万多。事是好事儿，可是一成硬性指标就坏事了。说是只在田头沟渠种，有些村为了完成指标，也为了省事，就把耕地给毁了，强迫人们种。好事变成坏事了。农村当干部就是落了一个政治荣誉。村级干部就是奉献精神，咱们村修“村村通公路”时用了几十个人，都要工资，我只好自己垫。图个啥？
农村干工作，按书本上干，按条例干，肯定干不成。在法律政策范围内，各种方法都有。生产队干部，工资就三四十块，我是一百六十八块钱，全凭人情干。当干部的人在村里必须有一定的办法，像分地，你正经去分，你弄不成，就得连骂带哄去弄。也有派副乡级来，都站在边儿上，离多远，不上场，一个月都分不完。这也是你们说的基层经验，农村经验。就说今天中午，为啥吃？就你们梁家，前一段下大雨，宅基地石块被冲走了，弄不清，两家打起来了，谁都说不通。只好去做工作，由队里去设场请吃饭，找村里会说话的、有威望的去说合，各自让一步。没三两场饭肯定不成，农村这些事都这个样。老百姓凡事爱挑个理儿，你想让他信服，必须看是谁说他，得是那个人，否则，能说成的事也说不成。有时候吃饭也闹事，本来说得好好的，一方夸口说外面有人，另一方一听，你有本事你找人呀，我还不让你了，不信你能把我弄到监狱里。这下好了，前功尽弃。
农村宅基地纠纷是常事，老是有新规划，但是落实很难。按规划盖，如果占住你的老宅基地一点，只有两家协商，协商不成，没有任何办法，新的规划很难实行。说是拆旧建新，都是建新的，也不拆旧的。现在老百姓是爷，反正我就是这个样！眼看他是错哩，你能咋办？领导又有任务，你又得完成。当支书是光荣，谁家有红白喜事，你可以坐到上座。可你要是不送礼，算你完了。来家里坐的人每天都一群一群，烟茶都供应不起。有时，我都想躲起来，也是癞蛤蟆支床腿，强撑硬劲。村支书就是那出力不讨好的角色，不是有人总结了吗？怎么说来着，“走南闯北不理你，手里有钱不甩你，遇到事情他找你，事办不成他骂你，心里生气他告你。”
农村这事儿，会整的还轻松点；不会整的，累死了都没人承情。
还有就是抓信访，也难死人了。他告哩对了，咱们管理；有些眼瞅是瞎告、胡告，也得领回来，回来还得当爷敬，下回他还去。光这一摊事儿，村里、乡里、县里得花多少钱，这，咱们书记最清楚。要我说，领他干啥，叫他告去，有理走遍天下，怕他告干啥？怕他告状本身也说明咱有问题。领回来敬起来，问题就解决了？他是人，长着两条腿，你能管住他？我觉得，国家这方面政策有很大问题。必须得解决，不解决要出大事。
现在公路“村村通”是好事，可也有麻烦。咱村里修那条路，也是国家出一部分，村里一部分，个人再出一部分。有些我家住得远了，不走这条路，不愿意掏钱，扣他地也不愿意哩很。主路现在已经弄完了，也是不配套。还是明下水道，夏天，一下雨，还是蚊子一大堆，臭哩不行。叫整的事多哩很，关键是没钱。国家拨的钱都是少量的。啥事都需要关系。好在是通过关系能要来一些钱，这才修路，筑坝。不过话说回来，国家能有这方面规划，这已经强多了。
你说梁庄下河那条路卖的钱？我知道有人在背后说，我也不怕啥，反正没落我自己兜里一分钱。那条路卖了十七万四，让他们走大型拉沙车，沙厂人也高兴，咱们也得钱了，大车容易伤害路，一旦压坏，可以修。剩下的部分还可以拿来修村里的路，这也是好事。村里人只看到收入的那一部分，没看到支出的那些。
现在水利上也有好些补贴，农综开发，国家的钱专项管理，我又跑县里要来一些项目，打些井，盖个电房，大电盘，把高压线拉到井边，浇水，磁卡计费。农田灌溉率达到百分百。项目是拉来了，专款专用，我自己还得贴烟钱。现在，农村成年劳动力，百分之九十多都在外面，这两年粮食贵了还有人种，但是回来的还是少。政策是好了，但是那点钱给他也不起啥作用。要不要无所谓的事。
我个人想法啊，不知道对不对，农村搞新农村建设，光补助这一块，四五十块加一起，能办些大事。现在既然国家往下发钱，咱们整个村，按现在的补助，两千六百八十四亩，能发十来万元，集中在一块儿，能办很多事，譬如修路，弄水道。这比发给个人强。
说一千道一万，关键中国大了，农民多了，没招。

在和村支书交流的过程中，乡党委书记偶尔也插几句话，主要目的是阻止村支书说出一些违背政策形势的话。譬如说到信访的问题，村支书认为目前的信访政策很有问题，还没等支书的话说完，乡党委书记就插言，那些信访的多是老油条，为芝麻大点儿的事成年累月告，精神都有些偏执了，你给他咋解决他都不满意，想借机揩油。我并不完全反对乡党委书记的话，他在实际经验中应该会碰到许多案例，但是，他那种轻蔑的、轻视的态度却让人无法接受。而村支书虽然因乡党委书记的阻止而及时改变自己的话语倾向性，但却并不绝对的唯唯诺诺，有一种隐约的平等在里面。
这使得我对乡党委书记和村支书的关系很感兴趣。从村支书一进屋两人的寒暄，玩笑话，可以感觉出，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是一般意义的上下级关系，几乎类似于江湖兄弟，具有很强的民间意味。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村支书一级是非常暧昧的政治身份，他不属于国家干部，可以随时变回农民，但是，他又承担着落实国家政策的重大责任。“村支书算不上是个‘官’，却是个一方大事小事都会有人找的‘大人物’。” 村支书虽然仰赖乡党委书记才能干这一职位，但是，他真不想干了，后者对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对于乡党委书记而言，他虽然能决定村支书的去留，但却并没有绝对的权威，因为村支书并不能因他而升职。要想让村支书比较听话，下力气去执行命令，还得依靠另外的东西，即民间场域里的一些文化方式和某些利益方面的许诺。这种民间约束力应该说是非常不稳定的。一旦一方不能达到另一方的要求，即有可能失效，并产生变数。
村支书一直在诉苦，这当然有美化自己的倾向，但是，改革以来乡村的村支书不好干也是个实际情况，上面要通过他来完成政治、经济任务，农民有怨气、有问题也要找他来解决，若非有一定的手腕与势力，或依靠宗族势力，是很难有效完成这个任务的。“上面纵有千条线，下面也要靠村支书一根针。”当我这样给我们的村支书讲时，他非常激动，好像找到了知音，进一步讲述了自己如何为村里争利益，如何为村民排忧解难的难处。
当问起国家对乡村村支书的新政，譬如让村支书也进入行政序列，可以有行政级别，拿公务员工资等政策时，还没等乡党委书记回答，我们的村支书就叫起来，哈，那也是个形式，一个乡最多一两个，基本上都是那种富裕村，或者是镇上的村子，根本轮不到一般的村支书。我这才知道，在吴镇，只有镇北的村支书当上了公务员，也是通过重重关系才实现的。当我们的村支书这样夸张地表现自己的不满时，乡党委书记只是微微笑着，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不满，或特别去阻止，那神情，就好像一个江湖老大在看着自己的小弟耍酒疯，既是一种亲密关系的认同，同时，也是地位身份的强调与清晰化。
晚上回到哥哥家，和父亲、哥哥谈起对村支书的印象，哥哥说，“这货就是敢干，有霸气，敢拍板，敢花钱，会走关系。”父亲非常愤怒，“呸”地一声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说，“说哩可是，拿住老百姓的钱不心疼，可劲儿花。别听他在那儿表扬自己，有恁难，那他咋还干恁起劲？你叫他自己说说，村里卖路的钱到底用到哪儿了？他敢来对质？老百姓一分没花着，只见他吃吃喝喝。他家里那些机器都哪里来？他指望啥？”说起这些时，父亲的脸都涨红了，青筋往外努着，“村里民愤大哩很着呢，我和你老贵叔那天还在商量，非把他拉下台。有他在，梁庄好不了。”这个倔老头，保持着一贯的民间作风，对村干部总是有挑剔。
但也可以看出，即使村干部真的为村庄出了很大力气，费了很大的心，村民并不领情，因为，在村庄里，他们仍然享有特权，并且在这特权中谋了私利，就像政府官员一样。这一点如果不解决，中国农民与村干部、政府之间的矛盾仍然不会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小学：“梁庄猪场 教书育人”
从老屋的门口，沿着昔日上学的老路，我又一次朝着梁庄小学走去。小学是围墙围起的一个四方大院子，前面是操场，院子中间是一个旗杆，上小学时，我们每天早晚都站在院子里升降旗。院子后面那一排两层的红色砖楼房是学校的教学楼，上下各五间房。我童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这里度过的。早晨六点的时候，学校上早课的铃声就响彻在梁庄村的上空，小伙伴们相互喊着、等着，在黎明的微暗中朝学校走去，开始一天的学校生活。我相信，大部分村民也是依着这铃声估算时间，安排一天的生活。
梁庄小学已经关闭将近十年了。院子里面的空旷处早已被开垦成一片茂盛的菜地，正中央的旗杆只剩下一个水泥的底座，后面的楼房还在那里。可能是听到我们说话，看大门的兴哥从大门靠左的小院子里出来，一看到我们，很高兴。他从里面把锁打开，一边嘟囔着说，门可不敢开，常常有牲口进来拱菜地，扒门。
走近去看教学楼，才发现，它其实已经破旧不堪了。教室的门几乎已经腐朽，推一下，灰尘哗哗地往下掉，透过残缺的玻璃，可以看到教室里面更为让人伤神的“风景”。楼下几间里面多是堆些破旧的家具，床、沙发、木椅、小凳子、锅碗飘盆扔的到处都是，还有散乱的不知何年何月的作业本。这应该是老师的宿舍，也许想着还要回来，东西并没有收拾干净。还有房间里面是一些残破的学生课桌椅，歪斜着倒在地面上。其中有一间房屋，却是有一张床，里面还有煤炉，近期住过人的样子。兴哥说，这是一个梁家婶子住的，和儿媳妇生气，没地方去，在这里住有半年。
顺着已经没有扶栏的楼梯，我们上了二楼，一个个房间里面关着家兔，鸡子等小家畜，地上扔着啃烂的南瓜，脏的水盆，干草等。这应该是兴哥养的。站在二楼的栏杆旁，往村庄里面看，才发现，学校是整个村庄最高的地方，站在这里，可以看到村庄里面那错落的房屋，能够看到黄昏里的炊烟，我想，当年选址的时候，也许有统领村庄的意思吧。这所学校，经历过怎样的繁荣与兴盛，又是如何被抛出历史之外？我决定找当年曾经在小学教书的万明哥谈谈，他是学校的元老，了解梁庄小学的全部历史。

梁万明，瘦小，五十多岁，戴着一个老头帽，衣服仍是八十年代的样式，灰蓝色，好像很久没有清洗了。天已经黑下来，万明嫂子打开灯，惨白色的灯光使得偌大的客厅阴冷，有点鬼影憧憧的感觉。约两岁左右的孙子在门里门外跑着，黑红色的脸，是乡村冬天冻肿了的样子。女儿穿得相对时尚，一看就知道是长期在外打工。她一会儿去看看厨房，一会儿又坐下，文静而又有些害羞地不时望着我。毕竟曾经做过十几年的教师，万明哥说话咬文嚼字，非常慢，有自己的看法，常有惊人之语出来。

咱们村那学校，当年发展可真不容易。一九六七年，刚开始是借个民房，开复式班，文教局派来的老师。说明梁庄有学校了。到第二年，生产队集体盖了两间土坯房，后来周祖太回来教学，加了一间，还有一个做饭的，就是祖太他妈。然后又在西边接了三间。一排房，梁庄小学的雏形完成了。文革的时候就一排房，我记哩可清，大队部批斗你爹的时候就在那排房前面，领导训话，天天接最高指示，群众集会都在这儿。
我今年五十五周岁，七八年我初中毕业，上两年农业大学，就到学校教书。我去的时候已经是三排房，规模最大的时候是九十年代以前，一年级至七年级，六七个公办老师，有两百个学生。八一年接你嫂子，那时候国家开始补助，农村教育建房（校舍）补助，现在那个楼就是那年盖的。国家拨一点，村里筹一点儿，村民出资出人工。咱们梁庄小学是整个乡里第一个盖起来的，当时教育组还送个碑，上面写着，“梁庄村全体干群兴学纪念碑”，这些我都记哩清，那时候全村建校可真是一条心，没有谁说偷奸耍滑，在上学学文化这件事上，都不含糊。春上开始盖，家家都出工，天还冷哩狠，都干哩可得劲，大家说说笑笑，心里高兴。你们上学的时候是梁庄村最兴旺的时候。当时学龄儿童入学率百分之百，那时候考试评比，吴镇中心小学第一，梁庄就是第二，光道，韩平战，韩立阁，老师有一二十个，哪个都是响当当的，在乡里都出名。
梁庄学风还是很旺的。八十年中期，哪怕是个傻子，只要还能走路，都把他叫到学校。咱们梁家来娃儿不上学，老师们到家里去叫几次。那时候咱们县是全国的状元县，高考全国第一。真是厉害。看看现在都成啥样了。
九二年我不教了，被清退了。那时候分计划内民办和计划外民办，说是给我补个指标，算计划内。谁知道教办室主任就是按送礼圈的，我被圈到外面了。九二年国家对民办老师收编，不再扩编了。我也没有机会了，只好不干了。
现在梁庄小学已经有十来年没学生。学校自动关门，一部分家长带走了，一部分不够班，当时说的是留下一二三年级，其它的到镇上去。后来乡教办室不再派老师了，学校也就散了。前几年，校长把旗杆都弄倒卖了，是个不锈钢的，估计能卖个一百多块钱。后来，校长干脆不来了，就你兴哥住在那儿看门。
从大道理上说是人口流动和计划生育综合造成的。真正来说，是村长、支书一伙儿把它弄倒了。上级派四个老师，老师来了，应该有补助，老师工资偏低，村里要给补助，再找一个做饭的，梁庄以前再穷，对老师的补助从来没有少过。现在，说是没这笔开支，村支书不给了。老师来干一年半年，都跑了。要是村里积极，去乡里交涉，到镇上说说，或者去教育局要老师，估计也行。老师嘛，到哪儿不是教书，咱梁庄也不是乡里最偏僻的地方。还有，就是说服家长让孩子回来上学，其实家长谁愿意让孩子跑恁远。村长根本不愿意操这心。当然，不去说有个好处，每年还有个教育统筹费，学校没有了，统筹费还有，钱就到他们自己口袋里了。
现在算算咱们村的学龄儿童，开个一二三年级，根本没问题。没人操这心。去年有村民把校舍承包了，养了一茬猪，白天在院里放着，晚上赶到教室里。不是那校门口墙上的标语咋变成了“梁庄猪场  教书育人”？这都是那坏娃们胡写的。后来，教育局说，不雅观，不让养了。
现在人们思想消极了，各吃各哩，村里中青年都出去打工了，没有人管这些事了。学校旺的时候，咱们村里大学生是递增的，那时候梁庄多厉害，出了多少大学生。八十年代，梁庄村的家长个个想让小孩上大学，梁庄上高等院校的占人口比例不少。
现在小孩子上学，希望也不大。最近十来年娃们明显对求学信心不足，这是国家大学生制度改革造成的，上大学光收费不分配，上完了也没地方去。原来小孩不去上学，家长都是拿着棍子满村打，现在孩子不去上学也不用棍子打了。上几年大学至少得花四五万块，还不如去打工。就说考上学，也毕业了，谁还有十万块再去跑分配？
但是，说到底，家长还是有一种心思，只要小孩愿意上学，哪怕卖房卖血，总认为有文化有知识好，家长的第一愿望还是求知。你不敢想，算算现在的失学率比八十年代那时候要高得多。现代化是现代化了，教育程度反而下降了。初中以后辍学率非常高，学生是百分百不想上，也上不进去，升学最大的障碍是网络游戏。家长在外打工，都是爷爷奶奶管，哪儿管得住。
唉，你说路过小学啥心情？心里都不美，就是没有小孩的单身汉看见心里都不美。再恢复恢复不了了，桌椅板凳被拿跑了，学校不像学校，家长也不会再愿意送回来了。现在，村里大人每天去镇上接送学生，人都快够死了[1]，农民又不是上下班，正在锄地，锄扔了都得去接。梁庄估计有几十家子。六点起来做饭，七点多骑个三轮车或自行车送去上学，中午再接送，下午再接送。活都干不了。有钱人家送到封闭式学校。可那封闭学校是啥？我都打听过了，教学质量差得要不得，成绩都是瞎编的，到考试的时候，老师把题写到黑板上讲一遍，学生还不会做。
留守儿童的毛病在于隔代管教，溺爱多，随着生活的富有，孩儿父母都留有生活费，小花钱儿[2]也把小学生的习惯弄坏。你义衡哥前几天回来了，专为儿子的事，儿子都上高中了，天天逃学，上网、打游戏，要么就是在家里看碟。爷爷奶奶气哩浑身抖，他反过来骂爷爷奶奶。个个家里放有一二百张碟，大人要是不在家，小孩能看上一天碟。

即使只是一个已经离职许多年的小学民办老师，你也能感觉到，在他的言语之中，他最担心的不是小学本身的消亡，而是这个村庄文化氛围的消失，一种向上的精神的消失，虽然他并没有清楚的表述出来。也许村庄的真正破败并不在那些内部的废墟，这学校的破败、荒凉才让人感觉到了这村庄的真正腐朽与行将消散。
让一所学校消失很容易，也很正常，因为有许多实际的理由，人口减少、费用增多、家长嫌差，等等，但是，如果从一个民族的精神凝聚力和文化传承角度来看，它又不仅是一所小学去留的问题。对于梁庄村而言，随着小学的破败，一种颓废、失落与涣散也慢慢弥漫在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心中。在许多时候，它是无形的，但最终却以有形的东西向我们展示它强大的破坏力。
如万明哥所讲，当初梁庄小学最兴旺时，全村村民都有一股子精神头儿，在地里干活心里也有劲，上学钟声一响，村民的一种敬仰、尊重之心油然而生。而现在，都各奔自己的小日子过去了，挣钱第一，虽然也为孩子的学习而生气，焦虑，但是，却不会产生根本的心痛。乡村的文化氛围越来越淡薄，没有昔日那种文化之乡的感觉。家长虽然还希望孩子上学，并且，出去打工除了想在家盖栋像样的房子之外，更主要的就是为了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但是，在经济观念、金钱意识的冲击下，在家长缺失的情况下，孩子根本不愿意上学，就等着早早退学，以便出去打工。至于怎么打工，能打什么样的工，好像并不是他们所想的。更何况，现在上大学，并不能够保证将来就一定有出路。
光生叔的孩子秀清，考上地区的大学，三本，四年，学行政管理专业。每年约有一万块钱的学费和生活费。光生叔和老婆，还有秀清的妹妹，一家人出去打工供他上学。但是，毕业之后，却找不到工作，考过几次公务员，都无疾而终。秀清，单薄的、戴着眼镜的、落落寡合的秀清，在城里租房子住了几年，不愿意回村里。终于在今年，跟着村里的其它青年出去打工了。说起这件事，大家都摇头叹息，光生叔家现在还住着村里最破的房子，闺女也已经二十五岁，至今没说婆家。还有几个大专院校毕业的孩子，只有一个凭着自己的专业找到了工作，其他，都只是在公司做低级员工。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呢？农民？农民工？好像有点不太合适？说是城市工作人员？白领？又完全不对。他们处于这样的模糊地带，不愿意回农村，但城市又没有真正收容他们，因为他们并没有收入足够多的工作使他们不需要记住自己的身份。他们只能在城市的边缘挣扎。
梁庄的初中适龄学生极少数跟随父母在外上学。父母给钱，在校吃住；还有一些住在老师办的学习班里。在县城，包括镇上，有许多这样学习班，家长交一学期的钱，一千多块钱，除上课在学校外，孩子们吃住在老师家里或租的房子里，老师既负责学生的日常生活，同时，也辅导学生的学习。但是，这样的班效果并不好，我自己的外甥曾经住过这样的学习班，拿起课本提问他，全以“不知道”回答。当问起哪家的孩子学习不错，老人都是一声长叹，女孩子还算好些，男孩子个个上网、打游戏、逃学，成绩从来都没有拿回来让家长看过。一般上到初二初三，在暑假到父母那里玩，就不回来了。
有三十几个小学生，在镇上小学读书，没有寄宿，也没有食堂，中午短短两个小时，还得家长接送回村吃饭。如果你在早晨六点多钟、正午十二点或下午四五点路过梁庄村，你会发现一道非常奇怪的风景，一群老太太老头骑着三轮车，急匆匆，但却小心翼翼地往镇上小学赶。他们是去接小孩放学。
更让人担忧的是，“读书无用论”越来越被认同。在我的少年时代，常常是因为贫穷无法上学，没有家长不愿小孩儿上学的，而现在，则是家长看不到上学的希望，在焦虑一阵之后，通常对孩子持一种放任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教师也失去教学的动力。我一个教初中的表嫂，当年以教学有方而闻名全镇，家长生尽千方百计把孩子送到她的班里。现在，她整天沉浸于打麻将中。她说，那些孩子极少真正想上学的，逃学、旷课，都是家常便饭。老师也没有心思教学。很多家长也只是把学校当作临时托管所，孩子在学校呆着，不到社会上惹事就行，等大一点，就出去打工了。这种现象并不仅仅是因为农民的功利，孩子的无知，教师师德的下降，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失望与厌学的情绪，它自然地会影响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
我还从来不知道梁庄小学有那样一个石碑，更不知道学校当初兴建时的盛况。重又回到学校，我让兴哥找找石碑在哪里。兴哥当即就说他知道。在猪槽的下面，有一块长方形的石头，就是石碑。我们把上面的猪槽搬开，用刷子刷了好长时间，上面的字才显现出来，一排竖体字，“梁庄村全体干群兴学纪念碑”，下面的落款是“教办室、梁庄村全体村民，一九八一年秋”。想象着当年全村人在一块儿盖房的场景，人们都在说什么，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怎样的骄傲，对未来怎样的希望，对孩子怎样的期望，垒起那一砖一瓦？今天，这样集体的动力，这样一致的心态，还存在吗？
曾经有一段时间，有邻村的人突发奇想，想租梁庄小学的地方办养猪厂，没想到村支书也同意了。支书的意思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创点收。于是，那人在学校院子里盖了几排猪圈，把一二层的空教室也作为猪圈。每天拉猪，放猪，有来往的喧闹人声、猪的哼哼声、杀猪的嚎叫、赶猪的呵斥声。一时间，梁庄小学变得非常热闹。有好事者把学校大门口的标语“梁庄小学 教书育人”中的“小学”抹掉，改为“猪场”。于是，梁庄小学大门口的标语变为“梁庄猪场 教书育人”。
黄昏中的梁庄，是如此寂静。回首那已在薄暮中的学校，望着那八个朱红的大字，我有些走神，发呆。什么时候，“小学”沦为了“猪场”，育人变成了“养猪”？我可爱的家乡，我的那些可爱的孩子们，难道只能在奔波中完成自己最初的教育？难道他们必须忍受与父母分离，必须在爱的缺失中成长？难道他们命中注定只能成为漂泊在外的打工者？或者，如果一所小学的消失是一种必然，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够重新把这已经涣散的村庄精神再凝聚起来？能够重新找回那激动过人心的对教育、文化的崇高感与求知的信心？


芝婶：我俩活成了爹妈、老师和校长
做村会计的堂叔前几天就和父亲约好，今天到他家吃饭。我对堂叔很感兴趣。上次一起吃饭，感觉他城府很深，说到关键时，尤其是村里的经济现状时，总是及时岔开话题，决不发表意见。即使父亲逼问，也是含含糊糊。
到堂叔家，清道哥已经坐在那里，还有一个人，不认识，堂叔也没有介绍。凉菜已经摆在桌上，另一边的牌桌已经支好。看来话是说不成了。果然，父亲刚刚进门，清道哥就大声叫道，二叔，你咋恁晚，就几步路，还得请几次，快快，速战速决。镇上有人开车把热菜往这里送（当然也是记帐），堂叔给我解释说，平时他决不随便去食堂吃，也是偶尔才这样子。父亲和清道哥都不以为然的样子。清道哥不喝酒，说是昨晚喝多了，喝透墒[3]了。父亲和堂叔都说，喝多了，才要再喝呢，喝一点透透。左劝右劝，清道哥的脸喝得红扑扑的。问村里“村村通”公路的情况，[4]据父亲说，“村村通”公路的主路已经卖给河里挖沙的（是通往河的唯一大路），卖了十七万，已经快被新支书败光了。具体情况，会计应该是最清楚的。但是，堂叔说来说去，却没有说出个所以然，说“都是这样子，也没什么好说的，花钱地方太多，要得多了自己也忘了，”等等之类的话。总之，还是含糊其词。
吃过饭，牌局开始。我到院子里和堂叔老婆，我们叫芝婶的，闲谈。她的小孙子，和我儿子差不多一般大，俩人早已好上，在门口的沙堆上玩沙子。村会计的家要比老支书家豪华的多，刚盖好不到两年。和支书家一样，也是把坑塘填了，在上面盖的房子。从公路上看，是一个一层平房，只是因为地基垫得高而显得高大，但是，到房子后面，就别有洞天。后面也是正门，前面所看到的高高的地基其实是楼房的一层，但仍在地平线上，因为公路整体比两边高。院子里铺满水泥，非常干净。
堂叔家已经可以看到都市设施的影子。三间房子是请镇上专门做室内装修的人设计的，要知道，“室内装修”这个词语在前几年的农村是根本没有的，近两年刚刚兴起。有吊灯、立墙、电视柜、书柜，都是一色的，颇有点欧洲风格。但是，细看之下，所用的材质却是劣等材质，做工也较为粗劣。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现代化的设计里面，所装载的仍然是小凳子，破竹椅，19寸的旧电视，和这一群地道的仍然是七八十年代穿着的老农民。一切都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与房间中的某些过于精致的设计一起，制造出了滑稽和错位的风格。
楼梯间的下面是卫生间，蹲式，有自来水可以冲洗，但是，里面却脏污不堪，白色的瓷砖和便池已经变成黑色。角落放着一个装废纸的便篓，纸早已溢满出来，扔在地上。洗手池也布满黑色的污垢，上面镜子的座架上还搭着一块毛巾，放着一块小香皂，毛巾的颜色已经分辨不出。卫生间的外形是城市的，但是其使用的思维却仍然是乡村式的。北方乡村对厕所这一生活的重要设备，确实是忽略的。
芝婶说这座房子估计花有十几万，跟他们老俩没关系，都是儿子在外校油泵挣的钱。问起房子的设计和样式，芝婶有点轻蔑地微微笑了，说，“都是按照儿子儿媳的眼光设计的，我就看不出什么好来，闲花钱，一点也不实用。二层的三间是大通间，将来儿子儿媳回来看能做个什么生意。总不能一辈子在外面吧。”最后这句话是乡村里最常听见的一句话。

芝婶，乡村里面难得的面容光润，皮肤白晰的妇女，看起来很有富贵相，和堂叔一样，说话谨慎。倚在大门口，盯着孙儿，一会儿喝斥他一声，一边跟我闲谈。经过好几次的交往，芝婶的戒心少了很多，也愿意和我多说话。我问孙子啥时候跟着她，儿子在哪儿打工？没想到却引来下面一番话。

孙儿啥时候留在家？不到十个月的时候，儿子在新疆校油泵需要人，就把媳妇叫了去。我和他爷开始带到现在。一年也就春节回来住十几天。有一年夏天，让我们去住，妈呀，那是啥地儿，热哩人没处钻，地方又小，就那一大间房，根本没法住。娃儿也受不了，住不到一个月回来了。今年又生了一个孙女，媳妇打哩算盘可美，想把大的带走，小的再留给我，让我养，我说啥也不干。大哩好不容易四岁了，都有感情了，现在你再把他带走，那不行。再说，我也老了，这二年腰疼，疼起来了，连腰都直不起来，还得到镇上去按摩，那十个月的小孩子可不是好带的。春节走时，媳妇是生着气走的。我也不管。后来，这孙娃儿想他妈了，我说把他送到新疆，又贵贱不去。[5]说急了，说，奶你再说，我就跳坑。[6]他爹在电话一听，伤心了，说赶紧把娃儿送去，可是我不愿去，去了咋办，没地住，热哩要死，还得侍候一家子人。我可是受不了。他爷老说我惯他，说就你有个孙儿，到哪儿领上。我知道娇惯的害处，但抑制不了。孙娃儿再也不提他爹妈，他爹来电话，喊死，都不到跟前来。我知道，娃是伤心了。可这又有啥门儿，农村不都是这样。
咱们这村里几乎家家都是这样，全是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五六十，六七十的人都在养孙儿。老头老太太领着孙娃，吃喝拉撒不说，有哩儿子媳妇还不给寄钱，还得自己下地干活。有的领五六个孙娃孙女，里孙儿外孙儿，日子都过不成。三个娃儿留六个孙儿，比着留。谁不留谁吃亏。有的家里，儿子也说，你别种这七八亩地，我给钱，这五六个娃儿都够你受了，俺们在外头挣钱容易，谁叫你弄这二亩地。可给钱时，谁都想少给。爹妈都不在家，不光是爷奶的负担，对娃们的学习影响那真是大哩很。
那早晨，我刚起床，一个老太太过来，收拾得还怪干净，说是车胎没气了，想借气筒。问她为啥恁早，说是上姑娘那儿，叫闺女帮她收庄稼，娃儿们都出去打工了，屋里撇下五个孙儿。我说，都恁些小孩，你又老了，还种地干啥？她说，那不行啊，娃儿们从来没寄过钱。我说，像这种情况你还管他干啥，把娃儿给他们，自己过算了。说是这样说，谁也不会这样，你不养人家小孩子，将来老了谁管你？！
还有，老俩口照顾四个里孙外孙，热天到河里洗澡，四个娃儿淹死哩没一个，老俩口最后服毒死了。你说这社会，啥风气，到啥一步了。
现在的娃儿们也学坏了，精得不得了。科子家小孩儿老打游戏，上网，星期六、星期天在镇上租来动画片连续剧，在家能看一整天，连饭都不吃。奶奶说他，不听，告诉他爹妈，爹妈在电话里批评了儿子。你知道那娃儿有多坏，过几天，爹妈又打电话，他给爹妈告状，说奶奶不管他，出去“斗地主”，不给他做饭，还不给他钱。你看，孩子反过来告奶奶一状。奶奶气得在村里骂，说以后再也不管这小鳖娃儿。不是不管了，根本管不住。你说，六七十岁的老两口又当爹妈，又当老师、校长，能当好吗？村里上小学、初中的孩子，没几个学习好的，在校不好好学，回家没人管，一放假就跑到爹妈打工的地方去，住到那儿，也是啥也不学，光看电视，爹妈光知道希罕。
现在虽然出门打工致富，但是小孩教育成问题。农村的教育素质更低，年轻娃儿们都出门跑，不管自己娃们，爷奶只能管吃饱穿暖，不会教育，那数学题谁啥门[7]。再好的社会都有一定的弊病。这就是一个弊病。

当芝婶说到自己五岁的孙子要“跳坑”的时候，我非常震惊。一个五岁的孩子，竟然以自杀的方式来拒绝心灵的疤痕被揭开，这里面该蕴藏多少痛苦呢？在这样一种矛盾、撕裂及缺失下成长起来的孩子，怎么能健康、快乐、幸福？
芝婶提到“留守儿童”一词，我才知道，原来“留守”一词在乡村已经很流行、很普遍，以至于已经成为一个普通老人所使用的词语，这也意味着他们已经默认了这一历史存在和处境。芝婶始终一脸平静，甚至还带着一点嘲讽的意味，我问有没有觉得心里难过。她说，难过，咋不难过，那有啥门儿，大家都这样。我反复启发父子分离、家庭割裂、情感伤害所带给孩子的那种痛苦和悲剧感（这一启发甚至有点卑鄙），芝婶总是重复一句话，那有啥门儿，大家都是这样子。很显然，芝婶没有这种体会，因为这种处境太普遍太正常，是一种极其自然、日常的状态，何来悲剧之感？所谓的悲剧与痛苦只是我们这些“参观者”和“访问者”的感受。面对这种已经日常状态的分离，他们又该怎么办？天天痛哭、难过？那生活，又该如何度过？
但是，当看到芝婶注视孙子的眼神时，那疼惜、怜爱的眼神，你又会有一种明显的感觉，芝婶决不是没有意识，她只是把这种疼痛、这种伤害感深深埋藏起来。她没有抱住孙子整天哭，也没有对哭泣的儿子过分表示安慰，因为在乡村生活中，她们必须用坚硬来对抗软弱。


五奶奶：把我的命送给孩子吧

五奶奶，有着爽朗笑声、肥胖、慈祥、地母一般的五奶奶，我好多年没见她。前些年，她一直住在河里的一个茅草屋。我曾经去找过她，但河里许多孤独的茅草屋，许多孤独的老人身影，就是没有五奶奶。父亲说，五奶奶已经搬回来了，住在小儿子光亮家里，就是他的儿子在河里淹死的。当时，光亮两口子在外打工，五奶奶在家照顾他。
光亮叔的新房子盖在路边。还没有进得院门，就听到五奶奶的笑声。看见我，五奶奶很吃惊，直感叹，爷呀，这是清吗（我的小名）？咋变成这样了？我看见五奶奶，也吃了一惊，原想着，她肯定是白发苍苍，衰老悲伤的样子，没想到，五奶奶很精神，和我记忆中的印象没有变，神情开朗，只是好像个头矮了很多。
整个院子是四方形，前院就是三间新平房，中间那间算做大门，通向院子和后面正屋，院子里面是石灰地和混砖地，左侧是厨房，右侧垒了一个猪圈和小鸡窝。后面正屋还是旧房子。五奶奶说后面本来也是要建新房的，但是光亮叔没有那么多钱，光是盖前面的平房就花了七八万，还借了三四万。五奶奶从厨房拿来两个大碗倒茶，问我要不要茶叶，我说不要，父亲说要，五奶奶就找出一个小盒子，倒出来一些碎末。这还是二十年前的习惯，那时候，村庄的人们去小店称茶叶，都是只称碎末，因为便宜。

五奶奶，67岁。头发全白，梳得很仔细，服帖在头上，脸上皮肤紫黑色，但很光滑，和白发衬在一起，反而更年轻。声音很大，爱笑，也爱说笑话，幽默，特别擅长于自我解嘲。是农村那种能干，又明事理的老人。我们说话的时候，她七八岁的孙女儿坐在旁边，一刻也不闲，嘴里还说着什么，好像要极力让人注意到她。看着让人心烦意乱，五奶奶制止了几次，没什么效果，就任由她去了。

你大叔一家都在北京打工，你大叔和黑娃在一个工地上，你大婶在那儿闲着，黑娃就是你大叔们老大，你大叔的女子在广州打工。啥叫行啥叫不行，混个吃喝。你大婶说是血压高，干不了活，才四十几岁，就不干活，还是人家会享福。你说，成天坐着血压能不高，干干活不就不高了。
家里房子盖哩可好，出门左边，那个两层楼，就是你大叔盖的，一年也不回来一次。说是奥运不让干活，想回来，回来干啥，三个人来回路费快千把块钱，得多长时间挣。
你光亭二叔没出门，在咱河东那边烧砖窑，给人家干活，算是有点收入，你光亭二婶也闲着，就在村里打个小牌，人家闲着，都享福。他们娃儿二十岁了，前两天刚从青岛回来。
你光亮叔在青岛韩国人开的一个首饰厂打工，主要是镀金镀银，都是假的，在这里镀完，再拿回韩国卖，有哩也在中国卖，价钱翻倍。全是胡弄人哩。管哩严，回家、请假都要扣钱，你光亮叔去年回来盖房子请俩月假，一年的奖金都没了。有没有危险？啥危险，也没听说，都在那儿干，也没见出啥事儿。你说有粉尘，金属毒，谁证明？小柱到死也没说明是啥原因。你光亮叔也是小柱介绍去的，干了八年，一直在那个厂里，才去的时候，钱少，天数多了，工龄长了，一个月一两千。
你光亮叔大娃儿，就是淹死那个，死了两年，你丽婶也不怀孕，就在别人家抱了这个女子（五奶奶指了指旁边的小女孩），费事哩很。这等了这些年，大前年，才又生了个双胞胎，高兴是高兴，可咋养？他们俩上班顾不住小孩子，双胞胎中那个男娃儿自己养着，你丽婶儿现在在那儿闲着，专门照顾那个小鳖娃，那个小闺女她姨先养着，估计马上就不给养了，人家自己也要有孙子了。我身边这个女子户口上在她二伯那儿，又给双胞胎上户口，办那个准生证也花了两千块。
这闺女是在青岛要哩，（小女孩在旁边骂了一句话：要你个头不要），全是罪孽哩，一点点长都是我养的。唉啊，可麻烦死了。把屎把尿的苦就不说，上学更麻烦，咱们村里的小学早就没有了。还在镇上上学，来回接送，原来你桂平姑家住在街上，晌午女娃儿在那儿吃饭。你姑现在出门打工了，只剩下老公公老俩口，人家老俩一天两顿饭，咱咋好意思去吃。这九月份开学，晌午也得我接送。街上车来来往往，也不安全，不像原先一样，自己跑回来。早晨，晌午，晚上都得接送，来回六趟，一趟都有二里地。人都够死了，受不了，接送完了回来还得做饭，做完饭吃完送走回来，还没歇一会儿，就又得去。
现在看着是上学不交学费了，实际事也多死了。说是不交学费，学校生着法儿也没少要钱。
你说赡养费，啥赡养费，也没人去说，仨儿子，谁有了谁给一点。去年你光亮叔盖这房子，欠人家三四万。到今年一分钱都没给我，还替他养闺女，你找谁说去？都是你其它几个叔给一点。年下[8]你姑给俩钱。你二叔给哩多些，他就一个娃儿，也没啥负担。
一年说是不花钱，人情世故不说，春上，俺俩不美[9]花了二百多块钱，身体一般也没事，说不美就不美了。我这个腿，老是麻、凉，六十七了，也不行了（小女孩在旁边跑来跳去，五奶奶有点受不了烦，嚷了她几句）。
你五爷到这十月都死八年了，六十岁死的。喝酒胃喝坏了，做胃镜，胃都烂了。再说都不行，非喝。那时候，开菜园，去卖菜时喝，卖完了也喝，菜一下子开给人家也喝。为啥恁快死了，菜卖完了，不晌午，到茶馆喝茶，泡多浓的茶，茶叶都有半碗。出那个茶馆，走一路喝一路酒，在沿路代销点喝，那鳖娃儿散酒，都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清是给胃喝坏了。不是咋死恁快。发现两三月，就不行了。
就是在那个时间，你光亮叔们那个娃儿死。死哩时候，十一岁，要是活着，现在二十岁了。哎呀，那真算费手哩，猴头子日脑，[10]管不住。死之后你丽婶回来也没找事，在那儿人们也说过她，她知道她那娃儿费手，在家气哩用三角带打，刷的时候哭两腔，不打了又笑了。那天放学了，人家都回来了，他不回来。在哪儿呢？在张家顺着坑边走过来，找泥鳅，青蛙，就在坑边玩。
晚饭前，他跟清立们娃儿一块下河，我在屋里做饭。不一会儿，前面宝宝来说，我哥掉河里没见了。你二婶慌里慌张跑过来说，离娃儿不远处还有人在挖沙，人家看见了。你二叔们、梁家人都已经去了。我顺着砖瓦厂走下去，边走边哭，这咋给你丽婶交待呀，走哩近路，全是斜坡，土坑，腿在野草棵里趟过去，刺扎在身上一点都不知道疼，感觉浑身没一点劲，发软，摔了不知道几个跟头。跑到河边，看见一群人在水里摸。后来，光秀用脚探住了，用劲挑起来，娃儿肚子里没一点水，脸上就沾一点黄泥，是在漩涡里激死了。我现在还记得他刚从河里捞出来的脸。煞白煞白，发青，眼闭着，可安静，好像在水里也没有挣过，肯定是一下子就死了。我一屁股坐在沙里，咋着也起不来。小鳖娃儿，说没就没了。抱着娃的身子，我哭啊，你说可咋办？老天爷，把我的命给孩子吧，我这老不死的活着干啥？
从那以后，我就住到河里那个茅草庵里去了，累哩很，心里难受，像空了一块，上不来气儿。我一天到晚地想，要是我早点做饭，他放学回来就能吃上，他就不会去河里了。怨我，非要在地里多干会儿活，结果耽误娃儿吃饭了。他是有些气我呢。小鳖娃儿，活着的时候费手，一天到晚不知道得打他几回，说他几回，不听话哩很，真没了，又想哩不行。那时候还不是怕你丽婶回来吵我，主要是没法给人家交待，孙儿给你了，你养哩啥，人养没了。你光亮叔别看平时打他那娃儿舍得下狠手，可稀罕哩很。
说是挖沙引起的，也是，人们都挖细沙，沙底挖哩很深，到处都是漩涡。这几年死了好多人。说是这样说，你找谁说理去？说了也没人管，谁能证明是人家挖出来的漩涡淹死你哩娃儿？
你光亮叔还想着把小闺女抱回来让我养，我是不行，管不了了。才两周岁。光管这个大女子，我都累得浑身疼。根本不行。
家里一个个都是不省事。前几天黑娃突然回来了，说是看病。在外面打工，有病了都回来看，在北京，谁能看得起。就是晚上老出汗，小便勤，县里中医院说厉害哩很，是淋病，还得手术。他一听，怕了。我也不知道他在那儿干啥了。后来，到你哥诊所，一看没事，输几瓶水好了。还是找自己人不表你。[11]

五奶奶屋里人来人往，谈话不断被打断，说到孙儿死的时候，五奶奶的神情变得有点飘忽，语气也开始低沉下去，她停顿了下来，似乎又想起当时的场景。我想象着，五奶奶疯一样地往河里跑，她的腿发软，她浑身冒汗，她的手上，腿上都是刺，可还是跑不到，似乎永远也跑不过去。谁能知道，她有多恐惧？多害怕？她养了那么多年的孙子，比养自己的儿子精心多了，她伶牙俐齿的儿媳妇，该会怎样数落她？她最宠爱的小儿子又该怎样伤心？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伤疤仍然没有结住，唯有在这一点，五奶奶还不能用自嘲来使自己超脱。正在这时，隔壁的一个婶过来，说是丽婶儿的姨打来电话，要把光亮的小女儿送过来，人家马上要生孙子了，怕自己儿媳妇不高兴。五奶奶听了，直叹气说，还是躲不过去，说是不给他养，可眼看他过不去，你能看着不管，好坏自己还能动弹。
顺着砖厂的路，我往河的方向慢慢走，这也是五奶奶当年往河边奔跑的路。这条路，她永远也走不完，那顿饭，她永远也没能做完，因为，她的孙子，那个十一岁的捣蛋大王再也不能捣蛋了。我忽然想起了童年时代的一首歌谣，我们放学回家，边走边唱：
小板凳歪歪，
我在地里割大麦。
刮个风，
好凉快，
下个雨，
跑回来，
奶奶，奶奶门开开，
外头回来个小乖乖。


春梅：我不想死，我想活

“1991年9月，穰县成立劳务输出开发公司。1993年，市开发公司成立劳务市场，29个乡、镇、办均成立劳务站。1996年12月，市劳务输出开发公司更名为第二职业介绍所。至2000年，共进行岗前和转岗培训1.8万人次，输出城乡行业青年和富余劳动力219.6万人次，创经济效益11.44亿元。”      
——《穰县县志·大事记》

2008年的夏天，似乎特别的热。正是中午时分，和哥哥闲聊会儿天，我到楼上房间去整理这些天的录音。这是一项非常繁重的工作，耗时长，且效果不佳，有时候，是好多人在场，他们的声音很大，把主采访人的声音完全压了下去，而且，没有一次是按照事先规划好的主题进行的。但也饶有趣味，总有新的、意想不到的东西被发掘出来。
嫂子忽然跑上来说，“快下来看看，春梅服毒了。”然后，又旋风一样跑了下去。
我摘下耳机，听到哥哥的前院已经一片嘈杂声，有哭声，也有人在大声叫着，春梅，春梅，你醒醒，醒醒！我赶紧下去，看到哥哥正拿着工具，往躺在架子车上的女人嘴巴里灌东西。这应该是在灌肠了。
春梅已经处于昏迷状态，表情非常痛苦，在拍打声中，眼皮不时地翻动几下，好像在回应着大家。一番抢救过后，春梅似乎清醒了一点，她睁开眼睛，四处搜寻，蓦地紧紧抓着了婆婆的手，嘶哑着嗓子说，我不想死，我想活，我不想死呀，你救活我，我一定好好哩。她断断续续地说着，又昏迷了过去，这中间她一直抓着婆婆的手，仿佛在抓着一根救命稻草，在短暂的清醒时刻，她还用含混的声音挣扎着吐出字眼：要是这次好了，我给你做双鞋。
一个小时后，春梅腿脚抽搐几下，一动不动了。哥哥查了查脉搏，摇摇头说，不行了。
我默默地退了出来。在随后的几天，寂静的梁庄村忽然变得热闹，嘈杂。村子东头，春梅家，第一次成为村庄的中心，人们围在门边，或站在坑塘旁，议论着这件事。梁家几个长辈聚在堂叔家里，商量好久，最后派出一个有些威望的中年人去通报春梅的娘家，还要商量下葬的事情，因为春梅的丈夫在外地打工，来回得两三天时间，而夏天高温，尸体难以存放。春梅娘家爹妈、哥及本家来了二十几口，哭着，骂着，拿着棍子、锄头、锨把，把春梅屋里和她婆婆屋里的锅碗瓢盆都摔碎了，又上去撕扯堂叔与堂婶。他们不让下丧，一定要等着春梅丈夫回来，给个说法。于是，又派人去叫堂哥。我的这位堂哥，小名叫根儿，初中毕业，是村里少有的在煤矿挖煤的打工者，他没有手机，也没有留矿区电话，每到农忙、春节，自己就回来了。当事情出来后，大家才突然发现根本无法联系他。又赶紧派一个同门的年轻人坐火车去找堂哥。在春梅娘家哥的“押送”下，堂叔去买来最好的棺材，又买来大量冰块，放在棺材四周，以压除日渐浓重的臭味。
春梅，个子高高的，属于村里比较漂亮的小媳妇，圆脸上的大眼睛总是流露着好奇和警惕的目光。她在村里并不受欢迎，太要强，又不会事儿，和村里大部分妇女都有过矛盾，平时路上见了，还要彼此挖上几眼。春梅死了，对她们的震动最大，一群群地围在一起，议论着什么。奇怪的是，当我想过去插一两句话的时候，她们马上停住了议论，警惕地看着我，并迅速转移了话题，那暧昧的神情似乎昭示着这里面还有其他我所不知道的东西。这些年轻的媳妇们，和我并不熟，在我离开村庄的时候，她们还没有来这个村庄。后来，听哥说，春梅与一个堂嫂走的比较近，也是春梅在村里唯一的朋友。在哥哥的引见下，我和那个堂嫂，一个颇有些见解与现代意味的高中毕业生，进行了一番交谈，也大致了解了春梅自杀的原由。

我只给你说这些，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这几天，我心里不美哩很，可难受，说起来，春梅的死也怨我，与我有关。
春梅和根儿结婚不到一个月，根儿就出门打工了。按说春梅也可以去，可是她晕车，坐到县城都吐哩死去活来，她说啥也不出门，不敢坐火车，后来，生下她那小闺女，也就不想着出门了。别看春梅脾气爆，跟她婆子妈，跟村里人经常吵架，她和根儿的感情可好着呢，没见过他们吵架。根儿回来了，经常骑着自行车，前面带着闺女，后面坐着春梅，去镇上赶集，回春梅娘家走亲戚，有时候把闺女留给婆子妈[12]，俩人到城里去玩，也是骑自行车，你带我，我带你，亲哩很。
春梅虽说知识少，有点笨，可是人真叫个勤快，干净，一天到晚，手脚不停，就两间小房子，收拾得可干净，床上，桌上，连个灰粒儿都没有。下地干活，舍得出力气，家里养有鸡、鸭、猪，有段时间还养兔子，忙哩不行。她最大愿望就是盖像焕嫂子家那样的大房子，不和婆子妈憋在一个院里。
事儿出在今年春上，春节的时候，根儿没回来，在那边给村里老支书打个电话，说矿上需要有人看矿，一天双工资，他就不回来了。春梅也没跟上接电话，心里就一直生着暗气。你不知道，根儿上次回来是去年春节的时候，中间割麦也没回来，这再不回来，到夏天割麦子就是一年半没回来了。春梅心里不痛快，在家里打闺女，骂牲口，不给人好脸子。有时，关着门，大半天不出来。在农村，哪有大白天关着门的习惯？婆子妈看不惯，说她离了男人就不能活，春梅也不省心，说她婆子妈，你可不想男人，天天晚上出去跑。把她婆子气得直噎气。实际上，她婆子妈是信主，也是跑哩不落家。你说，大过年的，别人都团聚，小俩口一块儿走亲戚，她就剩自己，也怪可怜的。
过完年，春梅来我这儿玩，说起这件事，一开始也是扭扭捏捏，啥也不说，后来说开了，一连声地骂根儿，我听出来了，她是想根儿想哩很。我就给春梅出主意，给根儿写封信，说自己生病了，要他赶紧回来。春梅刚开始还不好意思，说写啥信哩，他们从来没有写过信。根儿上到初三，还能写字看报，春梅是几乎不识字的，咋写呀。我说，你不会写，我替你写。咱好坏是个高中生，也是好浪漫，你哥在南方当海员，我们俩经常写信，还相互寄照片，感觉挺好的。每次来信，心里美哩不得了，再累也高兴。春梅知道我们经常通信，早就羡慕。最后她答应了。我就以春梅的名义给根儿写了封信，还加了些抒情话。写完给春梅念念，她听了，还只骂我，说谁想他了？但也不说让我再改，我就把信写好，封好，把地址写好，春梅拿到镇上邮局寄走了。
这下可坏事儿了，从寄出去第二天，春梅就开始天天等信，在村口等，有时还到邮局等，一看见邮递员来，就前后跟着，怕别人看出来，还非得拉上我。我告诉她，信来回走得二十多天，她不听，等了一个多月，还是没有信。我就想着，是不是信寄错地址了？按说不会啊，是按根儿寄钱回来的地址寄的。春梅有事没事就往我这儿跑，来了就问，咋回事，咋回事？我说，干脆，再写封信，上次有可能投错了。就又写了一封信，我还让春梅拿张相片夹进信里，让根儿见信回来。现在想想，我有点太急了，那时候应该先劝劝春梅，我这等于是火上烧油，把春梅领到死胡同里了。
这一等又是二十多天，根儿还是没回信，更别说人了。春梅也不来问我了，我去看她，她也懒得理我，成天坐在家里，关着门，辣椒也不摘了，地也不拾掇了，婆子说她几句，她也不像以前一样一句不饶。我心里着急啊，就偷偷又给根儿写封信，还找老支书，让他查根儿打过来的电话记录，老支书的电话就没有来电显示。我上网去找，根本找不到根儿打工的那家矿。你说这咋办？
我和春梅去镇上赶集，原来上街，每一次春梅不是在卖衣服的地方跟人家吵，就是在卖鞋，卖苹果的地方吵，热闹哩很，现在倒好，人一声不吭，眼睛直直的，见啥买啥，温顺哩很。我看她的脸，红得不像样子，摸她的手，潮热得很。有一段时间，忽然又狂躁哩不行，见人都吵，把她老公公、婆子、闺女吵哩门都摸不着，都不知道是为啥哩。
她婆子妈说她是得了“花痴”，想男人想疯了。俩人吵架，她婆子妈当着村里人的面，这样骂春梅，春梅脸挂不住，干脆钻到屋里不出来。还真有点像，最后这俩月，春梅连活都干不成，神志不清，有好几次去地里干活，把闺女落（拉）在地里，自己回来了，也不烧火做饭，见了村里的男人就跑，好像谁要抓住她一样，看着都不正常。村里也开始有人拿眼看春梅，背过去还议论，我也气哩不行，谁问我了，我都给呛回去。可有啥办法，根儿联系不上。也没往坏处想，联系不上也正常，平常没事没非，谁跟家里联系？到时候，自己回来就是了。
想着熬到割麦时，根儿可该回来了，没想到，这死劲头儿，还是没回来。不过，往年根儿割麦时也没回来，现在，都机械化了，机械直接把袋子装好，运到家里，也不需要多少人手。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春梅眼瞅着都不行了，人都快熬死了，她是一股劲儿憋着，成心病了。
要说，这还没事，说句难听的，春天猫都叫春，人也正常，熬一下，都过去了。可是，前几个月咱邻村王营出一个事儿，春梅又上住心了。王营一个小媳妇上吊自杀了。为啥哩？她丈夫回来，俩人好哩不行，一块同进同出十几天。走有月把天气，这媳妇一直下身发痒，她忍着，不好意思去看，最后开始发烧，才不得不去医院，一看，说是得性病了。还问她丈夫接触过什么人？要抽血查艾滋。村里人都知道了，这媳妇又羞又气，上吊死了。要说这和春梅啥关系？春梅一听说，疯了一样来找我，逼我，问我是不是根儿也在外面坏了，不敢回来了？我说这哪儿知道，再说，矿上挖煤的，都是男的，根本没有女的。春梅说，不是，她看过电视，矿上周围都有女的，专门干那事儿，肯定都有病。我咋解释也解释不清，我说，干脆，你带着闺女去找根儿，现在，大矿不都有家属区吗？租个房子也能住下。我一说，春梅又泄气了，她从来没出过门，晕头转向的，吓都吓死了，再说，她不年不月的去找根儿，村里人肯定会笑话她。家里的地，她舍不得给别人，她好不容易种的辣椒，绿豆，她还要撒肥料种萝卜白菜。根儿挣的钱到现在还不够盖房子，她咋能把地丢了呀。
后来，春梅也不提去找根儿的事儿，有事没事到王营去转悠，打听那个男的在哪儿打工，女的啥样子，咋染上这病的。回来还问我，是不是一跟别的女人在一块儿，男的就会得病？一惊一乍的，问得我心里也难受哩很。你想，你哥也在外面呢，当海员的，到哪一个地方不靠岸，哪一个岸边没有那样的地方？我先前从来没想过这事儿，挣个钱多不容易，谁有那闲钱去干那事？可是也架不住那么多人去呀。
大前天，不知道为啥事儿，跟婆子大吵一架，吵完架之后，春梅上地里去撒肥料，回来才想起来撒错地了，把整整两袋化肥撒到别人地里了。她又跑回到地里，在地头转了好多圈，我看她神情不正常，一直跟着她。回来，眨眼不见，就喝敌敌畏了。你说，傻不傻，村里有几个男人不是在外面，都像她这样，大家还活不活？
我都不敢跟你哥提我写信给根儿的事儿，你哥非骂死我不可，闲哩没事招啥风哩？！

三天之后，派去的人和根儿哥一起回来，春梅的娘家又来闹一番，娘家哥在冲动之下，上去打了根儿哥几巴掌，根儿哥直挺挺地站着，也不还手，也不抹泪，甚至连泪都没流，好像麻木了一样。或者，他始终处于诧异之中，他似乎不明白，他的老婆，春梅，他们的日子越过越好，怎么会去自杀呢？我没有走过去，尽管我很想问他，是否收到春梅的信？如果收到了，为什么没有回来？现在通讯这么发达，为什么不配手机？难道他不想念春梅吗？不想念她那年轻的、仍然圆润的身体？
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对于乡村人来说，没什么事儿，不年不节，又不是春忙秋种，回家一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绝对是浪费钱。而情感的交流与表达，更是难以说出的事情，他们已经训练出一套“压抑”自我的本领，性的问题，身体的问题，那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事情。中国有几亿这样的流动大军，如果要考虑这些“小”问题，那不是太麻烦了吗？
改革开放，“劳务输出”一词成为决定地方经济的重要指标，因为出门打工农民才能挣到钱，才能拉动地方经济。但是，这背后有多少悲欢离合，有多少生命被消磨殆尽并没有纳入到考虑的范围之内。男子离开家乡，一年回去一次，至多两次，加起来不会超过一个月。他们都正值青春或壮年，也是身体需求最旺盛的时期，但是，却长期处于一种极度压抑状态。即使夫妻同在一个城市打工，也很少有条件住在一起，因为建筑工地、厂家并没有义务给他们提供住宿，他们的收入很难租得起房，往往都是各自住在厂家，至于周末怎么相聚，怎么进行性生活，则是难以想象的黑暗问题。即使这样，能在一个城市，经常会会面已经是很幸运的了。由于性的被压抑，乡村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乡村道德观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农民工通过自慰或嫖娼解决身体的需求，有的干脆在打工地另组临时小家庭，它们产生了性病、重婚、私生子等多重社会问题；留在乡村的女性大多自我压抑，花痴、外遇、乱伦、同性恋等现象时有发生。这也为乡村黑暗势力提供了土壤，有些地痞流氓借此机会大肆骚扰女性，并且往往能够成功，有的村干部拥有“三妻四妾”，妇女们为其争风吃醋，衍生出很多刑事案件。
“性”问题的被忽略，显示出社会对农民的深层歧视。我们的政府、媒体，包括知识者，在探讨农民工问题时，更多地谈及他们的待遇问题，很少涉足他们的“性”问题。仿佛让他们多挣到钱就解决了一切问题。仿佛如果待遇好些，他们的性问题就可以自觉忽略不计。可是为什么？难道他们，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就没有权利过一种既能挣到钱、也能夫妻团聚的生活吗？
春梅终于下葬了，就埋在没有撒到肥料的那块地上，她最终以自己的身体给这块地施了肥。头七那天，根儿哥到坟上给春梅放了鞭炮烧了纸，又出去打工了。


昆生：住在墓地里的人

对农村无依无靠的老、弱、病、残及因劳力弱和遭受灾害而生活困难的特困户，市政府采取临时救济和春节前集中救济的办法，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至2000年，共救济特困户1.39万户次，4.64万人次，共发放救济款178万元。1998年，市政府制定《穰县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暂行办法》，把户均月收入80万以下的城镇居民列为保障对象。至2000年，共发放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579万元。2004年6月出台了《穰县农村特困户救助办法》，2006年7月又将农村9388户、22500人纳入农村低保救助范围，平均每年发放生活救助金和医疗费170多万元。
——《穰县县志·民政》

第一次看到墓地里的这户人家大约在十年前，也是夏天。一场暴雨之后，我和哥哥去给母亲上坟。哥哥说墓地另一头住着一户人家，是另一个自然村的，但不知为什么离群索居，住在这里。我很好奇，就去看看。墓地尽头的那片地已经被精心修整过，有碾平的打麦场，上面堆着尚未碾下麦粒的麦秆秸，可以看到最下面那厚厚一层发了芽的麦粒。还有一口水井，自制的磨盘等。中间的开阔处，有两个男人正在盖房子，墙刚刚垒好，旁边是自己打制的粗糙的土坯，好像要搭屋梁的样子。旁边有一个小茅草屋。两个男人非常警惕地看着我们，不说话。哥哥给他们发一根烟，神情才略微有所缓和。我弯腰进到茅草屋里面，等眼睛适应了里面昏暗的光线之后，我被里面的情形惊呆了。
茅草屋并不完整，前面还有一个所谓的门洞，后面却只是玉米秆之类的东西糊起来的墙，暴雨穿透这些脆弱的遮挡物，浸泡了这狭小的空间。这应该是一个厨房，锅灶上面已经被雨和泥弄脏，没有看见可以吃的东西。整个空间唯一干燥的地方是灶台前面的那片地，有三张椅子那么大的地方。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蜷伏着三个人，一位可能是母亲，两眼痴呆地望着前面。还有两个小孩，一个小孩趴在地上，下面有麦秸杆垫着，头发散披着，看不见她的脸，一动不动，另外一个大一点的小女孩正在哭，可能有十来岁的样子。哥哥过去摸了一下趴着的那个小孩，发现小孩发高烧了。哥哥和那个年龄大的女人说话，没有任何反应，又问外面的两个男人，说是昨晚小女孩儿淋雨了，一直在烧。
我们返回到镇上，拿了药，买了些面条，饼干，盐，菜，去五金店割了几丈宽的厚塑料布，又回到那里。这个小空间还是我们离开时的样子。我把饼干送给姐姐，姐姐没有吃，扭过头去喊她的妹妹。妹妹，妹妹，饼干，姐姐轻声地叫着妹妹。妹妹还是一动不动。哥哥让两个男人把那位妇女搀出去，让小姐姐扶着妹妹，翻过身来，抱在怀里。小女孩儿满脸通红，眼睛紧闭着，好像没有呼吸的样子。哥哥给她打了一支退药针。
我一直在琢磨，灶台前那三张椅子大小的地方是唯一一片干燥的地，晚上有五个人，有生病的小孩子，两个男人，一个半傻的妇人。他们如何度过昨天那个夜晚，漫长的、冰冷的、大雨如注的夜晚？到现在想起这个问题，心口还是莫名的疼痛。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永远的谜。
刚能望到墓地头的那个小屋，就看见两个人在前面那块荒地里干活，一老一少，老的挥舞着锄头，少的正蹲在地上捡什么东西。看到我们这一群人，他们停了下来，直起腰，盯着我们看。毫无疑问，那个老的就是这家的户主，十来年不见，他已经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头发看起来好长时间没有洗过，花白色，纠结在头上，垂过肩，胡须几乎遮住嘴唇，也是脏乱不堪。眼睛似乎有点白内障，眼白很多，看不清人的样子。旁边的小姑娘神色活泼一些，笑眯眯地看着我们。
我们让他从地里到田埂上来，他似乎没有听清，询问般地看着我们。小姑娘先上来了，略带羞涩，拘谨地看着我们。大姐拿出五十块钱，给小姑娘，小姑娘不要，又求救似地看着地里的老头。老头终于动身，嘴里嘟囔着什么，似乎是喃喃自语，但又看我们，好像是在与我们交流。姐姐把钱塞到他手里，他推辞了几下接住了，说着什么仍然听不清楚，又问了几次，才大致听清楚。他说的是，这白花花的银子不好拿（花）啊。不明白他表达的是个什么意思。和清立一样，这是一个长期孤独的人，已经失去了基本的表达与交流的能力。
我对身边的小妹妹特别感兴趣。她红扑扑的脸，瘦小，但很健康的样子，眼睛弯弯的，笑笑的，非常可爱、质朴。我很好奇，她是当年的姐姐还是妹妹呢？我问她，家里还有什么人，她说，姐姐已经出嫁了，母亲今年春天死了。那么，她就是那个生病的小妹妹了。竟然长这么大了，真的太好了。在言谈之中，才知道，姐姐嫁到贵州去了。问为什么嫁那么远，她也不知道。她没有上过学，不识字，也出去打过工，到广州，但很短时间就回来了。因为她不识字，很多东西不懂得，也害怕。忙过这段时间，准备到镇上食堂帮忙。说好了，一个月五百，管吃管住，食堂已经催了她好几次，等着她去呢。我听了，非常高兴，小姑娘自己也挣钱了，最起码，她的生活没问题了。问他们父女现在住哪儿，说是村里的炕烟房里，是村干部给找的，这边盖的房子老是塌。我看看周围，大致明白她所说的，这一片地势太低，夏天雨季的时候，很容易积蓄水。
我提出给他们照张相，老头儿非常高兴，反复地用手捋自己的头发，怎么也捋不顺，他往手里吐了几大口唾沫，终于成了个大背头的形状。小女孩站在父亲旁边，双脚并拢，手扯着衣角，嘴角带着羞涩的微笑，看着我。
我的心一阵颤抖，不知道是激动还是欣喜，这样一个生命，终于熬过艰难岁月，又这么健康开朗，质朴纯洁。她未来的生活应该会更好些吧。我没有告诉她十年前的事情，当年才五六岁的小姑娘，应该是不记得的那一幕吧？但愿她永远忘掉。
返回时已近中午，路经清道哥家，清道哥家高朋满座，是镇政府里的一些朋友来他家打牌。清道哥又是打牌，又是不停招呼。看到我们经过，非常高兴，把我们喊过去，介绍了一番。言语之中也略有点炫耀的样子。
说起墓地的那户人家，我才知道，他叫昆生。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想到，他还应该有一个名字。
昆生，人称大胡子，年轻时候入伍做汽车兵，退伍后没有回来，在云南贵州一带做散活，据说，他手很巧，特别会编蔑席，能够在席中间编出不同颜色的字和花。他在墓地那一片地的井、贮藏窖、房屋，都是自己弄的。
清道哥说，那货，可能是脑子有点问题。要说村里有他的宅基地，也有弟兄几个，不知道为啥，非要住到那个地方。那年他在墓地盖那个小房子，还来向我要砖，也不算傻嘛。我说，我上哪儿去弄，总不能把我的房子扒了，给你盖吧？清道哥在说的时候，是一种非常淡然，漫不经心，略带点蔑视的口吻。
我问清道哥，政府对他们这样的人家有没有具体的政策，譬如补助什么的。清道哥说咋没有，村里为他可没少操心。当年为他住在坟园，说多少回，让他回村里，就是不愿意。后来，夏天下大雨，冬天下大雪，坟园的房子塌了，这算嚷嚷着要回去。就把他安排在一队，把队里的老炕烟房又重新修修，算是住下了。他老婆春天死，也是村里帮他埋的，他享受五保，一年七八百块钱，还有三四百块钱照顾款，平时面粉、被子、衣裳都给他，实际过哩不错，比村里其它死出力的老实货还强呢。清道哥说着，带着他一惯的揶揄口气，周围的人也都附和着。
这时，一个正在打牌的年轻人插言了。清道哥说，这是咱们镇上民政所的干部，管咱们这片，最了解情况。年轻人说，

这个昆生，你看他一脸可怜相，其实坏哩很。有一次，他喝醉了，跑乡里告状，说没人管他。当时所长可不愿意了，出来骂他一通，说政府伺候哩像个活神仙，你还想干啥？政府要是不管你，你都饿死了。我说让他赶紧回去，别在这儿闹，他不听。后来我说，你要是不听我的，以后我都不管你了，民政所也不管你了。闹哩过头了还把你抓到派出所去。他也知道好坏，就不闹了。
他现在可不穷，精哩很。村里给有他二亩地，他种着，坟园里那片地现在也不错，能蓄水，他种些藕，有存款，估计有万把块。前年把大闺女给卖了，给他五千块。这俩闺女都是抱的，也不稀罕。你别看他穿哩脏，衣裳多哩很，就是不洗。

听着这些议论，仿佛昆生还是一个品德极坏的人，喝酒闹事，勒索政府，卖闺女，故意装穷，等等。我默想着，如这真的是昆生的另一面，我是否应该因此而减淡自己的同情？因为他道德败坏，因为他懒惰，因为不懂得好坏，所以不值得同情。但是，很明显，他们所说的昆生与我所看到的昆生不是一个人，或者，不是一个观察体系中的人，他们是用另外的眼光来看昆生的。他真的是卖掉闺女了吗？我想，也许是闺女的婆家给了一点钱，而这一笔钱对于昆生这样的人来说，是不应该拥有的，他应该赤贫，应该一无所有，才配让人们给予同情的目光。而喝醉酒，对于这样一个享受着政府补贴的人来说，更是一种败类的形象。
我猛然惊醒，在乡村，像昆生这样的人，已经被排除在正常的道德体系和生存体系之外。他们的存在并非是一个村庄不人道的象征，相反，因为他们的与世隔绝，因为他们的愚笨、怪异，他们已经成为村庄的道德污点，成为被嘲笑和被拒斥的“异类”，根本不配享受关爱和帮助。在我们的文化里面，“生命”本身、“人”本身并不值钱，除非你在文化系统之内找到价值的对应，才被赋予尊重和肯定。因此，当你自逐于群体，越来越孤绝，你也就被驱除出文化系统之外，成为不值得尊敬和不值得帮助的“废弃物”。在骨子里，民众、政治也不认为这种人应该得到这样周到的帮助，更多是出于制度的完善才去做的。

巧玉：回来送前夫一程
韩家巧玉和梁家万青一块儿跑了。在深圳，一个在厂里做计件工，一个骑三轮车。同村的人也有在那里打工的，他们也不避讳，就住在一起。留下巧玉的丈夫明在梁庄村里咆哮如雷，从村东骂到村西，村南骂到村北。几个月后，他带着几个同族兄弟去深圳抓巧玉，十几天之后，却一个个灰头土脸地回来，听说还是巧玉帮他们买的火车票。
韩家巧玉本不姓韩，在她三岁时，她的寡妇妈带着她嫁到了韩家，就跟着姓韩了。巧玉家里可怜，巧玉的继父是村里有名的老实疙瘩，沉默寡言，挣不来钱，粮食也不够吃，全靠巧玉的寡妇妈暗地里跟村里村外一些单身汉做些勾当，换些粮食、粮票或钱，虽说是暗地里，村里人也都知道。因此，巧玉家在梁庄村名声很不好，她们也自动不与村里人打交道，尤其是巧玉的妈，面部表情很木讷，路上相遇，远远瞥上一眼，表情很严峻，或者很警惕，然后就低下头继续走路，一语不发。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她们的存在很怪异，村里人也几乎不谈起她们，好像她们完全不存在似的。
巧玉长大了，一直低眉顺眼的她个子长得特别高，也很丰满，细长的眼睛，配在她善良的长脸庞上，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柔与光彩。再加上她那永远手足无措的慌乱与紧张劲儿，有一种异样的可爱。韩家小伙子明开始追求巧玉，明家是村里有名的富裕户，父亲是村干部，家里有磨面机、榨油机，还有一个代销点。巧玉辍学之后，就在明家的磨房里帮忙，每个月给点钱，有时还可以把一些小麦麸子拿回家。据村里人们说，这也是因为巧玉妈和明的父亲之间有些说不清的关系，明的父亲通过这种方式间接地接济巧玉一家的生活。
明的父亲坚决反对自己的儿子和巧玉谈恋爱，有几年时间里，明的父亲通过打、骂、软禁等多种方式表示自己反对的决心，而明也总是通过忍、吵或逃跑的方式来显示自己非巧玉不娶的决心。最后，明和巧玉在村东头的一间破房子里结婚了。没有得到父亲的祝福，只有巧玉的母亲悄无声息地替女儿准备了几套被褥和厨房必备用品。这在梁庄村是一则新闻，同村人，又都姓韩，结婚的非常少见。但毕竟，巧玉不是真正的韩姓人，大家议论一段时间，在习惯了他们在村里同出同进后，也逐渐接受了他们。
他们生了一儿一女，还盖了新房，除了明的火爆脾气以及时不时对巧玉的暴打外，日子还算过得去。
记不清是哪一年的事情了，在一段时间内，我和小妹忽然经常出入巧玉家，她的善良的长脸庞，细长的眼睛，温柔的笑意，轻柔的声音，对没有得到过母爱的我们俩来说，充满魅力。一到她家，她总是给我们拿出各种零食，还倒上茶。坐在堂屋的一张破圈椅上，和我们说话。由于身材高大，她的背略微有点驼，坐下来以后，显得更驼了，她的手特别大，特别阔，在不经意的抬手之间，似乎能够把我们拢过去，拢到她身边，有一种奇怪的安全感。我完全不记得我们都说了什么话，也非常奇怪，一个三十岁左右，有两个孩子，整天下地干活的妇女，和两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会有什么样的共同话题。我只记得，我们俩每次都是坐好久，吃好些东西，或者，有时，也在她家吃中午饭，然后，幸福的、做梦一般回家了。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一种充溢心间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谁也不知道巧玉和万青是什么时候联系上的。我的堂哥，万青，和村里其它男人一样，常年在外打工，只有农忙和春节回来。后来老婆病死，他出外打工的时间减少，在家里照顾两个孩子。万青聪明、爱说俏皮话，在村里是活跃分子，巧玉低眉顺眼，很少出入公共场合。他们连碰面的时间都没有。用村里人的话说，还真不知道他们咋对上眼的？同村男子一块儿到巧玉家找明玩耍，打牌、看电视、喝酒、聊天，巧玉往往在做完饭端上之后，就在厨房里呆着，很少主动和男人们打招呼，也不像村里其它已经妇女一样，和男人乱开玩笑。
在以后的几年里，巧玉和万青从偷偷摸摸到半公开，这期间，巧玉挨有多少打，似乎已经数不清了，梁庄村的人们对巧玉家里每隔十天半月发出的惨叫声见怪不怪，只不过，原来人们是骂明，有的还前去拉架，现在只是摇摇头，苦笑一下。巧玉年老色衰的寡妇妈被再次提起，还是那句古老的话，“有其母必有其女”。
巧玉和万青在深圳扎下根，几年没有回来，后来，巧玉的大女儿和万青的两个孩子也到深圳打工，他们像一家人一样，住在一起，过起了日子。明知道巧玉在哪儿，也知道闺女去跟了她妈，但是，非常奇怪的是，他却并没有再去找。时间一久，明的落魄模样就出来，一个刚硬、火爆性格的人逐渐变成整天沉默寡言，埋头干活的庄稼汉。在一年春节，他终于和巧玉办了离婚手续。
也就是他们离婚的第二年，明被诊断得了脑血栓，中风在床。在儿子打电话到深圳的当天晚上，巧玉和万青就买了回家的火车票。他们重又回到梁庄村，并不只是简单探望一下明，而是长住下来。巧玉和万青开始认认真真地服侍明，巧玉住在明家里，负责照顾病人，收拾家务，万青住在自己家里，种两家的地，农闲时在镇上打点短工。在明需要打针复诊的日子，万青推着三轮车，巧玉跟在旁边，三人一块儿去镇上，或坐车去县医院看病。一时间，他们三人成了方圆几十里内的风景，背后议论无数。一年之后，明去世了，万青把明的房子修缮了一遍，请梁家、韩家的长辈在一起吃了个饭，大意是向大家保证自己不会占据明的宅基地和房子，这也是人们一直在背后质疑的问题。
在古老的乡村大地上，只要你真正做出有美德的事情，人们会自然忽略你的其它问题。早就有人背后议论万青是为了霸占明的宅基地才回来的，也有人认为他们俩是内疚，因为明的病就是给他们气下的，但不管怎样，能够坚持一年，照顾一个臭气熏天的、已经不相干的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巧玉的诚恳与低调使她逐渐恢复了名声，而万青，也因为能够灵活、公正地处理各种事情，很快得到了韩家族人的谅解。巧玉和万青，终于成为名正言顺的、被人祝福的夫妻。
傍晚的时候，夏日的燥气下去，有风吹过，经过大妈家门口，听到了热闹的哄笑声，循着笑声进去，意外地发现巧玉和万青也在家里，问起，才知道，万青的儿子要结婚，他们特地从深圳回来办喜事。巧玉的头发还是老样子，把前面全部向后梳，用一个长发卡拢住，很老式，像五六十年代妇女的打扮，她年轻时就是如此。我是很久以后才知道，在巧玉的头后中间部位，有一片是没有头发的，这是刚结婚时，她那火爆脾气的丈夫给她留下的印记。
巧玉脸红红的，惊喜的看着我，远远地坐着，背仍然驼在小凳子里面。她看着我，好像我们之间很陌生，但那惊喜的表情却又一直带在脸上，还有一点羞涩，两只大手来回对搓着，流露出内心的紧张。看得出她真的很高兴看见我，但又因为某种原因，她不敢，或者不好意思向我表示进一步的热情，就那么一直远远地看着我。我问她什么时候回来，过得怎么样，她也不说话，只是转向我的堂哥，示意他说，仿佛一切都以他说的为准。我问堂哥，听别人讲，他在深圳还有一个职业，即帮助别人打麻将，替别人支摊，输赢与自己无关，只按时间计费。据说因为堂哥打得好，开始只是偶尔为之，后来就变为专业了。堂哥听了，哈哈笑起来，这是谁胡编排我？纯是出我洋相，要是真打哩好，我还骑那三轮车干啥？！但是，他眼睛一闪而过的狡黠却又让人有些疑惑。出去讨生活的人，谁没有秘密？
望着仔细倾听堂哥说话的巧玉，那个善良、温柔的女人还在，那双大手也还在，结结实实的，洋溢着生命力。但这一切，被一种温顺的、服从的天性遮蔽着，只有那些愿意接近她、爱她的人才能够发现。我真的有说不出的激动，甚至想冲过去拥抱她，但我也忍住了。

…………

再见，故乡！再见，妈妈！
独自来到墓地，与母亲告别。
不管怎么说，乡村之所以总是能让人产生某种古老、深远的乡愁似的情感，是因为它与原野、山川、河流的天然联系。它把人类的目光拉向广阔、丰富的自然界，拉向无限延伸的天空，让人情不自禁地思考自己灵魂的来源与归宿。
大地，总是永恒。从母亲的坟往远处看，左边是绿色的田野，一望无际的平坦，低矮、新鲜的庄稼充满着生命力，灰蓝、微暗的天空，天边是暖红的彩霞；右边往下看是宽广的河坡，树林郁郁葱葱，粉红色的合欢花在树顶连锦起伏，随风起舞，如同精灵的舞蹈；围绕着树林，笼罩着一团团淡白的轻雾。不知为什么，那一刻，觉得母亲仍与我同在，她躺在这片土地中，而她的女儿在感受着这片土地，用她的灵魂与精神。有一种温暖慢慢进入心间，是的，妈妈，我来看你了，虽然次数越来越少，但每当想到这一方土地，想到在这一方土地上，有你躺着的坟地，就觉得我们心意相通，你还在注视着我们。
少年时代失去母亲，是我永远说不出的痛。想起母亲躺在床上，望着上学的我们，只能发出“啊、啊”的哭声，就无法抑制自己的眼泪，那是一位失去行动、失去语言的母亲的绝望，她无法表达她的爱，也为给这个家庭带来深重的灾难而歉疚。这一哭声犹如长久的阴影跟随着我，我的软弱、自卑、敏感、内向，通通来自于此，这是拥有母亲的人所无法体会的孤独与痛苦。
我无法想象母亲在骨灰盒里，尤其是当站在她的坟前的时候。如果没有这象征性的坟头，如果她没有躺在土地之中，我无法想象，她是否还能关注我，我是否还能如此深刻地感到和她心意相通。每次家里有大事，都要来到这里，烧纸、磕头，然后，坐在坟边絮絮絮叨叨地给母亲说一说。少年时代，哥哥与父亲吵架，深夜里，拿着刀，往墓地跑，我跌跌撞撞跟在后面，心里害怕极了，不只是害怕哥哥会死掉，而是害怕母亲知道家里出了这么可怕的事，那一刻，我真的希望时光永远停下来。至今还能回忆起哥哥的哭声，声嘶力竭，那委屈，那依赖，是只有在母亲面前才能有的。哥哥躺在母亲的坟前，在那里翻滚着，倾诉着，似乎渴望妈妈能抱住他，安慰他孤独可怜的心灵。这次回家我才知道，当年父亲手术成功，几个姐姐专门回家，到母亲坟边哭了一场，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这样大的事情必须告诉妈妈，才算达到真正的隆重。
这种古老的凭吊方式难道真的要成为过去？我记得一个南方朋友给我讲她们家乡凭吊亲人的方式，清明的时候，早晨起来，一家人带着吃的，喝的，来到亲人坟边，烧纸、放鞭炮、磕头，然后在那儿吃饭、说话、聊天、打牌，整整呆上一天时间，天黑以后才离开。当这样听时，我的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温暖与辛酸，多么温馨而又自然的纪念方式，陪上亲人一整天，和他/她一起生活，就仿佛他/她还在。我无法判断农村土葬能浪费多少土地，但是，如果真的以一种强制性的手段让民众失去这样的文化习俗，对于民族心理，民族性格也是一种伤害。像现在这样几结合的丧葬方式，并不见得就是好的，它产生的是一个啼笑皆非，不伦不类的结果。
乡村，并不纯然是被改造的，或者，有许多东西可以保持，因为从中我们看到一个民族的深层情感，爱、善、纯厚、朴素、亲情等等，失去它们，将会失去很多很多。也许正是这顽固的乡村与农民根性的存在，民族的自性，它独特的生命方式和情感方式能够多少得以保留。
而在启蒙者和发展论者的眼光里，这是农民的劣根性，是农民不肯接受新的生活方式文化方式的落后表现。是不是我们——这些所谓权利与知识的掌握者——的思维出现了问题？我们对自己的民族过于不自信，一切都想连根拔起，直到面目全非。忘记是哪一位学者说的，“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回望还并未远去的历史，我们付出的代价难道还小吗？我们的民族，我们这些地球上的人类，该往哪里走，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样的未来与命运呢？
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感觉，我以后会回来的越来越少。当故乡以整体的、回忆的方式在心灵中存在，回来的欲望非常强烈，对它的爱也是完整的，经过这几个月深入肌理的分析与挖掘，故乡在我心中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当爱和痛不再神秘，所有的一切都成为功利的东西，再回来的愿望与动力没有了。或许，是我的功利破坏、亵渎了对它的神圣情感，我对五奶奶，对小柱，对我故乡的人们的感情不再纯洁。
再见，故乡！
再见，妈妈！有你在，我会回来。


节选自《人民文学》2010年9期。





[1] 够死了：很烦，烦得不得了。
[2] 小花钱儿：零用钱。
[3] 透墒：浇地完全浇透了，用来形容喝酒喝多了。
[4] “村村通”工程是政府出资为各村修建的水泥路，县里出一部分资，村民集一部分，省里给一部分，据说要争取实现百分之九十的通达率。这对北方乡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举措。北方村庄内部的路大部分都是土路，狭窄，弯曲，一下雨，到处都是泥泞，人、车（拉车）、牲畜几乎无法行走。
[5] 贵贱：怎么说，无论如何。
[6] 坑：北方村庄里面的水塘。
[7]啥门儿：没有办法。
[8] 年下：春节。
[9] 不美：生病。
[10] 猴头子日脑：非常调皮。
[11] 不表：不骗人。
[12] 婆子妈：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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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雷：我们能否理解“故乡”？——读梁鸿的《梁庄》(2011-01-11 10:33:28)转载标签： 杂谈       读梁鸿的《梁庄》，让人既感动又惊讶，这部书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幅当前农村的场景，那些人物、故事与画面是如此真实，又如此残酷，让人们不得不正视。梁鸿将人们习焉不察的农村及其20年来的变迁，以一种立体的方式呈现出来，让我们看到了当前农村中存在的诸种问题，以及人们在情感、精神、内心深处的变化，读之令人触目惊心，也可以启发人们更为深广的思考。对于我个人来说，阅读《梁庄》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因为长久以来，我也有一个愿望，就是以家乡村庄的调查为基础，写出中国农村的整体面貌及其变迁，由于诸种原因这一愿望一直没有实现，而在梁鸿的《梁庄》中，我看到她实现了我没有实现的愿望，这让我既惭愧又欣慰，对梁鸿的工作充满了敬意。我想对于梁鸿来说，这部书的写作也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是一部困惑的书，也是一部思索的书，梁鸿所写的是农村，也是她的故乡，她出生并成长了20年的地方，对于她来说，这样一次写作是回溯生命源头的写作，她既是一个归乡的“游子”，也是一个观察者与思考者，这样，她的写作便不仅为我们呈现了当下农村的“真实”，而且也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她的目光，她的忧思与感悟；这也是一次“越界”的写作，梁鸿是一位评论家，但在这部书中，她却以纪实的方式直面农村的现状，写出了她所观察和理解的“故乡”，这样一种尝试与探索，可以说来源于两种不满，首先是对当前文学作品的不满，这些作品与农村“真相”的隔膜，促使评论家不得不直接拿起笔来，写出她所认识的“真实”，其次则是对自身评论工作的不满，文学评论作为思想文化领域的一种工作，与社会现实之间是一种更加“间接”的关系，如果长期陷于符号与知识的生产，便会与社会现实更加隔膜，而这样的写作方式使她摆脱了羁绊，直接面对具体的现实，突破了“从文学到文学”的内在循环；同时这在文体上也是一次探索与创新，梁鸿所做的是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工作，但与之不同的是，她所做的并不是客观、冷静的分析与纪录，也投入了她的情感，这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她所关注的并非是某一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而是对农村（“故乡”）整体状况的考察，因而在这部书中，作者结合了社会调查、口述实录、访谈等不同的体裁，在具体写作中则既有叙述与说明，也有议论与抒情，不拘一格，为我所用，但是综合在一起，凝聚了作者深厚的情感，展现了一个村庄的全貌，也以其质朴、真切打动了读者的心。以下本文将结合这部书，讨论下面三个问题：在今天，我们如何理解农村，如何理解这个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 1、我们如何理解农村？     “我们能否理解农村？”，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尤其是在农村里待过的人，比如当年插队的知青，或者通过高考进入城市的“大学生”，不少人谈起农村的事情都会以一种过来人的方式娓娓道来，仿佛无所不知，但是他们所了解的农村，只是他们当年置身其中的农村，而从“土地承包”到今天近30年来，农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的农村和那时的农村已经有了天壤之别。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过去的印象中，以过去的经验来看待今天的农村，就会陷入一种困境。这也是我个人所遇到的问题，我从90年代中期离开家乡到北京读书，每年都会回家两次，平常里对关于农村的文学艺术作品以及社会学的研究著作也颇多留心，但即使如此，每一次回到家乡，仍会感到颇为陌生。之所以感到陌生，我想主要在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农村的变化过于剧烈，在我们离开家乡这一段时间，正是“三农”逐渐成为“问题”的时期，农村中的土地、劳力以及生产方式都处于剧烈的变化之中；二是“我”自身的变化也过于剧烈，无论是在价值观方面，还是人际交往方式方面，已经与农村中的亲友拉开了相当的距离，难以深入乡村内在的逻辑。我想正是这样的原因，当我们面对当前的农村时，便不能不感到陌生。而这样的状况应该说是相当普遍的，即使在那些关心当前农村状况的人们之间，也是如此。 梁鸿的《梁庄》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她试图突破这一“陌生”的障壁，写出了她对当前农村的观察与理解，由于这个村庄是她生长的地方，这样的尝试便具有了新的可能性：（1）她可以在今昔对比中把握当前农村的状况，在回忆与现实之中把握农村的变迁；（2）她不仅具有新的文化与知识的视野，而且可以深入到乡村逻辑的内部，从“内”、“外”两个视角观察农村。当然这对作者来说，也是一个充满困惑的尝试，如何尽可能客观真实地呈现出这个村庄的全貌，与作者先在的预设、主观的情感之间充满了矛盾，也使整部书充满了张力，作者自述曾转换过几次文体，从“抒情体”到“日记体”，一直到现在以人物为中心的记述体，梁鸿找到了一种方式，将她的观察、思考与情感很好地结合了起来。     在《梁庄》中，梁鸿对梁庄的各个方面都做了呈现：家族与人口构成，历史与环境，政治改革，孩子、青年、成年的生活状态，信仰、“新道德”、“新生活”等等，向我们展示了这个村庄的全貌及人们的生活状态，尤其是一些人物的命运与遭际，让我们形象地看到了当前中国农村的凋敝、破败，以及精神上的涣散与结构上的解体。这也让我们看到，在经济上得到发展的同时，我们又付出了怎样惨痛的代价，不仅是“砖厂平地掘三丈”、“坑塘变成黑色的巨大淤流”等环境问题，也不只是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问题，而是整个村庄失去了魂魄与凝聚力，人们为追逐金钱而四处奔忙，人去楼空，村庄成为了“蓬勃的废墟”。在这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当前农村的政治与政治改革，不同的人都持有类似的看法：“老支书：选举给钱都找不来人”；‘“现任村支书：谁干就是让谁累死”；“县委书记：农村正在一个危险期”。从这三位基层干部的看法之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对当前农村问题难度的认识与情绪，这位颇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县委书记认为，“现在看来，整个九十年代，农村政策是很不成功的。三农问题像一个到站的火车，喊的响，走的太慢，文件很多，不管用。农民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日趋加重。”而现任支书则认为，“按我分析，将来还得走集体化道路，集体化要比散化好，一人一点地，太过分散。集中种，成本降低，劳动力也减少，大型农机工具也能够充分利用。”也显示了他们在具体乡村工作中所达到的认识深度。作者在分析中认为，“现在，政府对农村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并且，加大了投入的力度和广度。从表面上看，国家与农民、干部与群众的矛盾减轻了，但是，却也遮蔽了许多本质性的问题。譬如民主程序、村民自治，虽然已经喊了三十年，但是，对于中国一个内陆小村庄来说，它们依然是很陌生的、概念化的名词。”当然中国农村中所存在的问题，不仅是民主程序与村民自治的问题，在此书中也有更加复杂的呈现。但就总体来说，对于乡村问题的整体分析并非此书的长处，作者也并没有着力于此，作者所做的，是对当前农村状况下人物命运与生活细节的呈现，通过这些具体的细节，或许我们更能看到当代乡村的变化。     “我管水，也只能让我儿子站在岸上”一节，写由于挖沙造成河流出现深坑，每年都会淹死人，而作者采访的水利局副局长也只能如是说，无人在意或者无人愿意为此负责；“王家少年：强奸了八十二岁老太”一节，写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悲剧，一个“好孩子”竟然做出了这样的惨无人道的事，呈现了当前农村道德观的破碎和“留守儿童”教育的尖锐性；“春梅：我不想死，我想活”，写一个丈夫在外打工的女人，因思念、猜疑，以及被村里人议论羞愧而自杀的故事，突显出了“打工”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对正常家庭伦理的破坏以及对当事人内心的打击；“生命之后：金钱与法律的较量”一节写了一家人因亲人车祸获得赔偿而盖起房子的故事，作者指出，“农村人的想法很现实，人死了，最重要的就是钱的问题。而在为钱而争执的过程中，疼痛、伤心、亲情都变为可以讨价还价的东西，一切都似乎冰冷，无情与残酷。这也是一般人在理解乡村的类似事件时常有的谴责与鄙视，似乎他们把钱看得比人重。但是，谁又能看到他们心里面的深流呢？”——正是在这些看似难以理解的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村在精神上的颓败，价值观的破碎。这不仅是传统中国文化观念的解体，也是20世纪中国革命所凝聚起来的核心价值的解体。在价值与观念方面，当前的农村可以说处于一种混杂的状态，或者说处于一种真空状态，我认为《梁庄》的可贵之处，是向我们呈现了农村的这一状态，也即我们所面临的不只是政治、经济危机，而是心灵危机、伦理危机与价值危机，相对于政治经济危机，这是影响更加深远的危机。梁鸿在《梁庄》中所做的，便是通过乡村人物的具体命运，将这一危机呈现在我们面前，那些彷徨游荡的少年，那些无依无靠的老人，那些背井离乡去打工的“青年人”，那些留守在土地上的“成年闰土”，构成了乡村的主体，让我们看到了一幅幅惊心动魄的画面，这里曾经是我们的“故乡”，而今竟然面目全非，又怎能不让人感慨？在这里，梁鸿充分发挥了她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与一位女性细腻敏感的天性，描述出了乡村的现状和变迁，让我们和她一起去观察、感受与思考。 2、我们如何理解这个时代？     乡村的命运和时代密切相关，如何理解农村和如何理解时代的问题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中国的命运，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乡村决定的，而中国乡村也在20世纪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面对19世纪以来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国人不断探索着前进与突围的道路，最后以最广泛的基层动员的方式——“农村包围城市”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在这一过程中，也以“土地革命”的方式改变了中国乡村的基层组织与经济结构，彻底解决了数千年以来“地主—农民”的基本矛盾，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随后进行的“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将土地的私人所有转为集体所有，试图解决中国历史上“土地兼并”造成的治乱循环，同时追求“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双重目标，但这一运动因过于急切而失败。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土地的集体所有为基础，以家庭为单位分散经营，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农村生产、生活的习惯，在1980年代前期取得了成功。但是，自19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农村的发展却处于停滞的状态，而伴随着“打工潮”的出现，农村中劳动力流失、土地撂荒、留守老人与留守儿童等社会现象不断出现，到1990年代末，“三农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各界不得不重视的危机，2002年以后，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农村的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村日益凋敝的现实。梁鸿的《梁庄》所描述的，便是中国农村从1980年代到今天的变化。梁鸿记忆中的乡村，正是1980年代中国农村的“黄金时期”，那时的农村正“在希望的田野上”，不仅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收入增高，各项社会事业得到发展，并且每一个人都对未来的抱有希望，相信依靠个人的奋斗和努力，可以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但是30年的变化到今天，农村虽然在经济上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在各方面却陷入了一种困境，面临重重危机，而这不仅与乡村相关，也与整个中国的发展密切相关。     我们如何理解这个时代？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去看，从中国史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到如今已经30年，与新中国前30年形成了两个鲜明的时间段，在不同时期在农村所实行的具体政策也不同，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土地革命”、“合作化”、“土地承包制”却是一脉相承的，是中国革命在农村问题上所取得的伟大成果。这一制度解决了“土地”这一根本问题，也保证了中国不会再出现因“土地兼并”所造成的剧烈分化与破坏，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土地“私有化”的做法，都可能为中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尤其在土地只能起到社会保障作用的现在，一旦这一基本保障受到破坏，失地农民将再无后路可退，中国也将再无后路可退。而在今天，当农村与农民被“原子化”之后，不仅乡村原有的社会结构与文化受到破坏，而且在一个市场经济社会之中，单个的农民根本没有任何力量与其他市场主体进行谈判或“博弈”，作为“弱者”的农民只有联合起来，才能从根本上保障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现代化”的农业也必然要求规模经营，这也是作为“个体”的农民所无法承担的，在这个意义上，“合作化”所留下的政治与思想遗产必须得到充分正视，而如今在全国不同地区所展开的“合作化”的尝试，也向我们展示了组织起来的农民所具有的生机与活力。在今天，中国乡村正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转折，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避免土地“私有化”或“自由流转”所可能带来的巨大伤害，而以农民及其自身组织为主体，探索一条更加公正平等的发展道路。     从一个更加长远的视野来看，可以说中国与中国乡村正处于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之中，这一过程从晚清时期开始，至今尚未完成。在这一百五十年间，中国乡村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传统中国的乡村中，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组织起来的“差序格局”式的社会结构，但是近代以来，这一文化与结构遭到了重重冲击。这一方面具有解放的作用，将人们从儒家文化的笼罩下解脱出来，破除了长幼秩序、男尊女卑等“封建”思想及一些陋俗的影响，在家族认同、血缘认同、地区认同之上建立起民族国家认同与现代的公民意识，但是另一方面，在破除儒家文化及其社会结构之后，如何增强村庄内部的凝聚力，仍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1950—70年代以阶级意识为核心组织社会的尝试也遭遇了挫折，19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作为一个社区或集体的凝聚力日趋涣散，农民在社会结构上逐渐“原子化”，在思想文化观念上则处于一种“真空”状态，既有传统文化与家族观念的残留，也有电视等媒体所带来的现代观念的冲击，以及某些宗教的广泛传播。在我国农村人口众多的国情之下，“城市化”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并不能解决农村问题，那么如何在既定的现实条件下，让农民能够“安居乐业”，如何建设一个既“现代”又充满内在凝聚力的农村，需要我们借鉴传统中国与革命中国在组织与思想上的资源，做出新的探索与努力。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早期资本主义时指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所分析的虽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但也是对现代性与“现代社会”的描述，在这个意义上，我国也处于或者说正在经历“现代社会”的早期阶段，梁鸿在《梁庄》中所描述的很多现象，也可以说是这一阶段独特的历史与社会问题。所不同的是，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在农村中也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目标，在此意义上，如何在发展的同时注重社会主义的追求，焕发起底层劳动者的主体性、积极性与创造性，使之成为社会的主人，而不至于沦为资本的奴隶，便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     梁鸿的《梁庄》所启发人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在今天，文学在思想文化领域与社会整体中的重要性日益降低，读者也越来越少，而这不仅由于社会本身的变化，也在于大多数文学已丧失了直面世界的追求与能力，因而也无法唤起读者的共鸣。现在我们谈到1980年代的文学，尤其是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一般都把“纯文学”作为一种主潮，建构起了这样一条文学史叙事，从“伤痕文学”开始，然后是“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主义，这样一条线下来。但是在1985年“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兴起的时候，这些作品可以说承担了文学的虚构功能，而文学的纪实功能则由另外一种文学形式承担了，那就是“纪实文学”或“报告文学”。如果这样来看，我们就可以认识到上述那条文学史的线索，其实是纯文学的“自我建构”，是从“纯文学”的角度建立起来的一种“文统”，它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把自己合法化了，而把其他的文学形式，比如纪实文学或报告文学摒除出了“文学”之外。但其实1980年代“报告文学”的影响是很大的，它们中的一部分承担起了纪实、批判的功能，具有较高的价值。今天我们重新看待1980年代的文学遗产，应该注重“报告文学”的纪实功能，以克服“纯文学”的弊病，重新建立起文学与世界的联系。     相对而言，关于农村题材的作品在中国文学中占有很高的比例，这一类作品也较少其他作品“不及物”或“凌空蹈虚”的弊端，但是在这些作品中，也容易存在一些问题，那就是作家很容易以过去的经验来叙述今天的农村，因而无论是题材还写法都很陈旧，不切合当前农村的实际，远远脱离了人们的现实感受，在此基础上“艺术化”而成的文学作品，不是让人更深刻地理解现实，而是以“艺术”与幻想遮蔽了现实。     梁鸿的《梁庄》，作为一个“非虚构”的作品，至少在以下方面可以给我们以启发：1）作者注重“真实”，这种“真实”既是个人经验意义上的真实，也包括对现实的观察、思考与表现，在个人与世界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有机的连接；2）作者注重“体验”，“体验”是作者接近真实与“世界”的途径与方法，但是，这里的“体验”不是被动的、消极的，而是主动积极的，是一种介入的“行动”，也是对这一行动的内心感受，是主观与客观的融合，在这里，“体验”是连接内心与世界的桥梁；3）作者注重“文学性”，但不固守文学的成规，而是以表达的需要创造新的形式，作者最为关心的并不是所写的是否是“文学”，而是能否表达出对这个“世界”的观察与感受，如果现有的文学形式无法表达出个人的真切感受，那么作者宁愿抛弃这样的“文学”，宁愿写出不像或不被认为是“文学”的文字，但是恰恰在这些不像“文学”的作品中，却保留了“文学”的真正精神，那是一种有情怀、有血肉、有痛感的文字，可以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自己和这个世界。     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世界，是纷纭复杂而又变化莫测的，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我们能否理解自己、能否理解他人、能否理解这个世界，便是一个逼迫人不得不面对与思考的问题。像梁鸿与我这样出生于70年代的人来说，我们成长的年代，是中国迅速发展发生了天翻地覆变化的时代，而且这样的发展还在继续，中国和世界仍处于剧烈的变化之中。很多以前习以为常的事情正在变得陌生，很多以前不可思议的事情正在发生。从大的方面来说，我们经历了苏联的解体，在此之前，谁能够想到这个庞然大物会如此脆弱？我们也经历了美国的911和金融危机，在此之前，谁能想到这个强大的帝国竟然如此不堪一击？我们正在经历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而这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会有影响。从中国方面来说，我们的国家已经告别了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童年时关于饥饿的记忆，在现在的孩子看来不啻于天方夜谈了，他们所面临的是消费主义等新的问题。而在这样巨大的变化之中，我们自身也在发生变化，我们从一个偏僻的乡村来到北京这样一个现代都市，在生活和知识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能否理解自己，能否理解“故乡”、能否理解这个世界？便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梁鸿的《梁庄》是一部试图去重新理解“故乡”的作品，也是一部试图去认识变化了的自我与世界的作品，而《梁庄》所做到的不仅是呈现了这个村庄的现状及其变迁，也将作者现在的“自我”与过去的“自我”连接了起来，在自我生命的内部建立起了一种统一性。我们可以说，这既是自我反思的需要，也为我们打开了一个通向世界的窗口，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真实”。    在我看来，“非虚构”作品之所以必要，恰恰在于我们自身置身于一个“虚构”的世界中——在一个信息爆炸的社会中，我们赖以形成对世界与自我印象的信息，大多来自于媒体，来自于间接的经验，我们的生活与自我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是没有痛感、没有血肉、没有体温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突破这个苍白的“自我”与世界，需要我们去“体验”、“介入”与“行动”，只有在这样进入世界的过程中，我们才能够丰富我们的生命，丰富我们对自我与世界的真切认识。但是要进入世界，我们也需要具备或培养出理解自己的能力、理解他人的能力、理解世界的能力。我认为，在这些方面，梁鸿的《梁庄》可以给我们以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