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问题与后现代主义——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2009年3月3日 第39期

　近来马克思主义鼓舞人心的著作的引人注目之处，是它向全球化问题的延伸。
    后现代主义就像社会主义本身一样，是一种法国的发明物。为了反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从原初意义上讲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后现代主义似乎把一切事物都融入无法确定的文化上层建筑。不过，更为仔细的考察却表明，一些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并不拒绝他们不少人由以出身的马克思主义根基。

    英国肯特大学教授、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学者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在其代表作《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2007年第四版中，增补了很多有关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内容。现将有关全球化问题和后现代主义的叙述编译如下。

    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视野中的全球化和帝国

    近来马克思主义鼓舞人心的著作的引人注目之处，是它向全球化问题的延伸。
    布伦纳论述英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著作，引发了他的作为全球资本主义原动力的竞争的观点；詹姆逊论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著作，导致了他后来对晚期资本主义空间的全球逻辑的分析和对他的著作在中国和拉丁美洲受到热情关注的说明；苏东剧变和现今美国经济、军事力量在全球延伸，激发了对世界政治经济的新的研究。
    “9·11”事件发生以后，美国的政治和军事霸权进入主张采取有力行动的阶段，这种情况的出现提出了新的问题。在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眼里， “反恐战争”是一场真正的全球性的事业。从意识形态上讲，这场“战争”似乎表现出矛盾的外观：一方面，是大谈扩大民主和人权；另一方面，这些权利的国际结合的首要载体——联合国却被抛在一边。战争本身及其后果似乎取消了很多它假定要支持的权利。从这一视角来看，民主和人权虽然是西方意识形态的产物和特定文化的组成部分，但就其普救教派式的野心而言，它的作用是对西方经济和军事帝国主义加以伪装。对能源和经济优势的渴望，常常含有把不同的政治、法律观念强加给那些完全能够在更少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激励的基础上自己组织起来的社会的企图。

    帝国主义的新思考

    在关于全球化的所有论述中，讲得最全面的也许是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21世纪初，随着美国对外国军事干涉的增多，关于全球化的讨论增补了对一个老概念——帝国主义的新思考。在这一问题上引人注目的是哈特和奈格里论述《帝国》和《大众》的著作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把全球化的思想带到了极限：宣告民族国家的终结和由此而来的美国帝国主义的统治——或许也可以说以美国方式向全球扩张的终结。因为帝国这一全球化的政治形态没有中心，没有边界，没有要征服的“其他”。因此，所有的战争都是内战，所有的军事干涉都是警察行为。哈特和奈格里相信，资本主义和它的政治表达方式将迅速充斥全球。他们著作中的中心命题讲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形态是一种网状形态，统治阶级官僚化是由于非物质劳动——“生产非物质商品，如服务、文化产品、知识或通讯”。这种非物质的、精神性的劳动，正在产生出一种集体的劳动，一种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具有不断增强的颠覆力量的大众。随着非物质性劳动的向前发展，大众的经济意义上的生产不仅是作出政治决定的一种模式，而且它本身还趋向变为作出政治决定。从这一视角看来，资产阶级消失了，权力被扩散到世界无产阶级之中。
    哈特和奈格里的著作不是集中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分析，而是更像无政府主义者那样，把政府权力看做人类解放的主要障碍。不过，尽管哈特和奈格里有后现代的名号，但他们还是给予历史过程一种使人联想起第二国际决定论倾向的乐观的必然性。这也许多少有助于解释哈特和奈格里著作的流行：他们诉诸后现代的情感；他们与典型的美国人积极进取的乐观主义相一致；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同一的历史乐观主义既认可美国在全球的影响，也赞同反对国家的资本主义本身在全球的影响，因为后者——解除控制是解放的基础。

    民族国家的作用依然存在

    如果说哈特和奈格里倾向聚焦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法律、文化及主观的方面，并大胆地讨论马克思主义方案中的空想的方面，其他人则坚持靠近更具主流马克思主义特征的论说资本主义经济逻辑的活动。他们从美国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及其走向出发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例如，伍德利用她的历史著作强调美国帝国主义的独特本质，以及由此导致的军事力量的作用。
    在伍德看来，全球化是对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产能过剩和生产过剩危机的反应。它与自由贸易或世界市场一体化无关：由社会和经济分裂造成的不同生产成本和条件能够增加盈利。民族国家的作用是维护“向全球资本开放国界与阻止全世界工人在拉平社会条件方面也许走的太快的某种程度的一体化之间的微妙平衡”。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国家在增加和维持资本积累的条件方面扮演了必不可少的角色，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组织，没有任何跨国机构，已开始取代民族国家而成为社会秩序、财产关系、合同可预见性的稳定，或资本在其日常生活中所要求的任何其他基本条件的管理和强制的保证人。”这种对其他民族国家的依赖，再加之相对的经济衰落，解释了美国军国主义的复活、它对战争的无限追求及在任何时间和地点的军事干涉的威胁。

    美国经济是否处于长期的衰退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马克思主义者（及其他人）面临两个主要问题：对美国经济经常发生的危机作出解释，并进而对它是否处于长期的衰退作出解释。在罗伯特·布伦纳看来，战后资本主义的危机是由于过度竞争。他写道，“既然资本主义的无计划的、竞争的本质是清楚可见的，那问题就不可能被消除。公司为了总收益的增加去开发潜力从而降低成本的同一行为，为总收益的下降创造了可能，并导致了宏观经济的困难。”这就是断言，资本主义危机是市场的直接结果。其结论是，改革并超越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只能改善而不会恶化全球资本主义在某地变幻莫测的情况。因此，布伦纳把作为其出发点的美国制造业的衰落与“股票市场的凯恩斯主义”及其推论做了对照：“廉价信贷越容易得到，资产价格的泡沫就越不断地涨大，债务就越猛烈地、无限地增加，消费者的花费就越在信贷驱动下增长，而过快增多进口商品就越会因高美元而变得廉价。”
    布伦纳主要关注竞争的影响和因那些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国家赶上领先的国家而导致的全球经济不平衡发展所造成的美国制造业衰落，其他人则强调金融资本对于理解全球经济的重要性。例如，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把资本的金融化看做对盈利和霸权联合危机的主要的资本主义的反应。既然美国外债空前地增长，他写道，“不把美国每天需要平衡它与世界其他地方往来账户的1万亿美元（而且是现在计算的）转变为一种彻底的贡金或‘保护费’，就很难看到这一情况还能再现多久。”鉴于美国的国债被日本和中国大量购买，他暗示了一种虽有效用但潜藏恶性循环的脆弱情况，而这种情况依赖的是美国将自己展示为正在履行最后求助的全球市场的功能和必不可少的政治—军事力量的能力，以及世界其他地方能够并且愿意给美国提供它继续履行这些规模不断扩张的功能所需的资本。美国经济正在下降的竞争力决不可能靠美元的贬值来抵消。这种对从威尼斯、荷兰、英国到美国这些经济帝国相继兴衰的历史分析，导致阿瑞吉把中国这一“反恐战争”的真正赢家看做当前潜在的后继者。

    掠夺成性的资本主义

    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在其《新帝国主义》一书中的分析与阿瑞吉类似。以他先前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著作为基础，哈维分析了他所说的“空间—时间定点”，“一种特殊的通过时间的推延和地理的扩张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比喻。”既然“不断增长的固定资本数量……制止了不受禁令约束的流动性……那么，资本主义的不平衡的地理发展就呈现出一种与无论在某个地区或在全球范围的持续积累完全不协调的形式。”一种解决方法是用金融手段“通过对易受冲击地区的贬值危机的惩罚去摆脱过度积累的体制”。他接着指出，“就像涉及外交的战争一样，由国家力量支持的金融资本的干涉，常常就是靠其他手段的积累。国家力量和金融资本掠夺性方面之间的邪恶联盟形成了一把‘掠夺成性的资本主义’的利刃，这把利刃在残食人类的实践和强迫贬值方面与它实现和谐的全球发展方面程度同等。”他把这一过程叫做“通过剥夺的积累”。在这里，“把通过剥夺的积累和扩大的再生产连在一起的脐带，是由在任何时候都受到国家支持的金融资本和信用制度给予的。”美国政府的巨额外债增加了与“通过剥夺的积累”的关联和会引发激烈的国内后果的资本外逃的脆弱性。

    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批判

    迪梅尼尔（Dumenil）和列维（Levy）虽然路数不同，但也得出了同样悲观的结论。他们也强调统治阶级主导地位的金融特征，但认为它起因于20世纪80年代采用的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在美国，这些政策导致了富人财富的增长、存款下降和对进口商品消费的增多，以及外国投资和资本流到国外。其后果是，“美国现今处在这样一个体系的中心，在这一体系中，资本输出到世界其他地方和从世界其他地方输入是同时发生的。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讲，美国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就在于，由于要反对代表其他国家资本持有者利益的出借者，它主要是作为国际的‘能动的资本家’而行动。”但在这一体系中，它自己的立场却根本改变了，其原因是富人无节制的消费增加了对外国资产的依赖。因此，根据他们的观点，问题在于新自由主义，如果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被调整，帝国主义就能继续它的道路。不过，虽然他们和布伦纳、阿瑞吉都把美国的金融看成美国出现经济困难，并导致美国霸权危机的根源，但其他人则强调国家的力量在于保护和管理资本，在于作为世界的银行家而起作用，从而在于以一种支持帝国的管理和再生产的方式增加全球的剩余并促进它的分配。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视野中的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就像社会主义本身一样，是一种法国的发明物。为了反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从原初意义上讲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后现代主义似乎把一切事物都融入无法确定的文化上层建筑。不过，更为仔细的考察却表明，一些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并不拒绝他们不少人由以出身的马克思主义根基。

    后现代主义与新社会运动

    后现代主义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是它对差异的强调。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基于工人阶级的反对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而很多后现代主义的支持者却从对20世纪60年代全球性转变的革命希望，转向了热衷于单一的问题和诸如女权主义者、生态主义者或反种族主义者开展的新社会运动。因此，后现代倾向就得到了所谓的新社会运动的支持，而他们反过来又对这些新社会运动产生了影响。正如福科所写：如果这是一种反对权力的斗争，那所有承认它是不能容忍的人无论发现自己在哪里都能根据他们自己的能动性（或被动性）而开始这种斗争。由于所参加的这一斗争是他们自己的斗争，即他们清楚地理解斗争的目标并能决定斗争的方法，因而他们就加入到革命过程。可以确信，他们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因为权力是以维护资本主义剥削为目的的方式行使的。通过在那些他们发现自己受压迫的地方所进行的斗争，他们真正地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尽力。妇女、囚犯、被应征的士兵、医院的病人以及同性恋者现在都开始了特殊的斗争，以反对向他们行使的表现为强迫和控制的特殊形式的权力。
    很多早期的女权主义者反对以阶级为中心去解释剥削，抵制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说明性别关系。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的作家，如恩格斯、倍倍尔最先提出了关于两性间剥削起源的理论。但后来的理论家发现这种结合存在更多的困难。这种情况表明仅以术语去说明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中男人和妇女会受到不平等的剥削是困难的。更有希望的情况是，一些仍然强烈赞同马克思的人探究了资本主义和家长制在控制劳动市场并进而获得经济资源方面的作用。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于主要的理论影响已来自取代了阿尔都塞的福科，很多女权主义的作家开始用后现代主义去探究两性关系建构于其中的主观性和文化特性。
    虽然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到对差异思想和新社会运动的关注这一转移在法国（部分原因是法国共产党的迅速衰弱）最值得注意，但以后现代主义方法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最好的例子也许是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墨菲（Chantal Mouffe）的于1985年出版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通过“在马克思主义范畴内的解构的工作”，拉克劳和墨菲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为起源于启蒙运动的实现所有人的自由和平等的“民主革命”的一个主要部分。他们甚至发现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想中能动论者讲的政治斗争与更多的决定论者关于社会经济基础的看法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们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看到了墨菲称之为“政治的回归”的东西。在这一问题上，核心的东西是霸权的概念：“霸权的逻辑，就如同连接和偶然的逻辑一样，已经达到决定霸权主体的那种身份的地步。”霸权的实践作用，是决意为激进的民主而斗争，这种民主包括不同话语和解释之间的竞争，它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要求最终的结束，因为客观性就像民主本身一样，是某种永远都不能完全达到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要求某种马克思主义遗产的不仅是拉克劳和墨菲，利奥塔本人虽然对马克思主义感到不满，但也承认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可以“通过宣布社会主义不过是一种自主主体的政体，和这些科学研究具有正当性的唯一理由是如果它们向经验的主体（无产阶级）提供使它自身从异化和压抑中解放出来的办法，而发展为一种批判的知识形式。”福科告诉我们，他把马克思用作工具箱。德鲁兹和伽塔里在他们的《反俄狄浦斯》一书中吸取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有关原始积累的论述，以表明他们的去领域化概念既体现在农村圈地之后劳动力的流动中，也体现在并行的现在成为资本的货币的流动中。不过，用最多的时间再思考马克思的，却是解构主义的大师德里达。在他的《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他通过查阅马克思的遗产解构了“历史的终结”这一命题。在德里达看来，“不去读、再读和讨论马克思总是一种错误……而且不这样做就没有未来。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回忆和继承，就没有未来。”
    然而，即便后现代主义者在他们的研究方法中有时愿意结合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成分，一些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的作家也不总是那么宽容。他们中最温和最深刻的也许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在后现代主义的信奉者看来，马克思主义是其他观点中的一种观点。后现代主义不过是历史发展中最近的文化现象，而且不大可能证明比原先的现象更短暂。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詹姆逊坚定地把后现代主义与发展着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需要联系在一起，并受到曼德尔的影响。在《晚期资本主义》中，曼德尔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并断言资本主义经历了由国内的竞争，到国际的竞争和帝国主义，再到以国际性的资本集中和多国公司及银行的统治为特征的晚期资本主义这些不同的阶段。根据詹姆逊的观点，后现代的文化已经和曼德尔描述的经济发展融合在一起——“广泛地并入商品生产：在更大的成交率上对生产新的接连不断的看似更新奇的商品（从衣服到飞机）的狂乱而迫切的要求，现在赋予审美创新和试验以一种日益增长的结构性功能。”这对人们的心灵必然会产生影响，他们开始缺少历史感，甚至觉得他们自身成了变动不居或朝生暮死的。在所有这些问题中，詹姆逊关心的不是对后现代主义提出任何道德评判，而是把它并入对人类发展的总体说明。
    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把后现代主义视为支持资本主义的，“准确地讲，这是因为，资本主义是扩张性的和赞成帝国主义的，文化生活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是在现金交易关系和资本循环的逻辑的控制内产生的。”后现代主义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福特主义的让位而出现的，而福特主义的让位是因为国际竞争的增强和公司利润的下降。为了应对这一过度积累的危机，资本主义开始依靠时间和空间上的定位，即把生产重新定位在世界上劳动力更便宜的地区。在哈维看来，正是这个不安定的、灵活的和投机的资本主义产生出了后现代主义。
    时间和空间的经历改变了，对科学判断和道德判断之间联盟的信心瓦解了，美学击败了伦理学而成为社会和知识关注的主要焦点，想象支配了叙述，短暂和碎片优先于永恒的真理和统一的政治，解释从政治—经济这些基础性的领域转向了对自主的文化和政治实践的思考。虽然就后现代主义强调尊重他者和支持社会运动而言，哈维同意它可以是进步的，但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于理解作为一种历史—地理状况的后现代主义是必要的。
    从更具社会学意义的视角出发，拉什（Lash）和厄里（Urry）把后现代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的无秩序的特征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看来，民族国家不再能组织它自己的经济，而全球化的经济将导致西方制造业的衰退，一个“服务阶层”的兴起将会从基础上削弱劳工运动的力量和一致性。
    对于更加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来讲，后现代主义几乎是不受欢迎的。在伊格尔顿（Eagleton）看来，后现代主义是问题而非问题的解决。他认为，虽然很多后现代主义在政治上持反对派立场，但在经济上却持屈从的态度。而政治上的反对态度也是变换不定的。面对独裁的右翼，后现代主义并不等于斗争：“它在文化上的相对主义和道德上的因循守旧，它的怀疑主义、实用主义和地方主义，它对团结和有纪律的组织的厌恶，它的适当的政治力量的理论的缺失，所有这些讲的都是对它的强烈反对。”在亚历克斯·柯林尼克斯（Alex Callinicos）看来，整个“后现代主义”观念都基于一种错觉，即认为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无论是在艺术还是在经济领域的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根本性的断裂。就经济领域而言，他坚持认为，那些后工业社会或资本主义新阶段的思想多半是对那些更长时期的趋势的推断，而随之而来的结论恰好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在任何时候都摆脱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