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就业措施:建议按“三公消费”水平分配用工指标
文章提出按三公消费水平分配用工指标,以促就业,建议将三公消费额的30%用于吸纳就业,预计每年可解决1000万人就业问题。同时可压缩三公消费,实现就业与廉政双目标。
一项促就业的具体措施:建议按“三公消费”水平分配用工指标
尤其金融危机来临之际,全国的就业问题日渐突出。当前政府解决就业问题似乎已经到了举步维艰的程度。看来仅凭原则性的哪怕是积极的政策引导就业工作、稳定就业形势,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拿出具体的、切实可行的、迅速见效的措施,方可应对当前就业问题的燃眉之急。比如从国家的4万亿投资计划中,考虑直接抓紧组建国营企业,迅速吸纳大批人员就业;直接向国有企业尤其行业垄断企业分配就业指标的办法,等等,都是可行的。
今天再提出一个建议就是,按“三公消费”(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和公费旅游)水平向有关单位分配用工指标。具体的思路是这样的:按三公消费额的一定比例,比如可以确定为30%吧,就是以三公消费额的30%用于承担安排就业任务,比如假设某单位每年的三公消费100万元的话,那么就得让他们拿出30万元用于解决就业,也就是说,可以接收年薪3万元/人的10个人就业,即政府可以直接下达给这个单位安排10人就业的指标,至于这10个人怎么招考或招聘,只是个技术问题了。
照这种办法的话,大致可以匡算一下:全国三公消费每年9000亿的话,则3000亿用于招人,即每年可吸纳1000万人就业(年薪3万元),这是一个多么可观、多么令人鼓舞的数字啊!全国今年应届大学毕业生不就才600万吗?加上上年度未就业的150万,不过才750万,剩下的名额又可以解决国有、集体企业下岗失业的老职工的再就业问题,也可以解决近半年来返乡的农民工的再就业问题。
国家分配就业,本来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是落后的过时的办法,而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不屑于这样的办法的。而且,政府如果硬性分配,当然算不上市场调节范畴,是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因而是不宜提倡的。然而,按三公消费额分配指标,则另当别论了,因为这与建设廉洁政府、树立政府良好形象至关重要,因为你花了公家那么多钱,或者说是人民养育了你们,现在在国家和人民有难的时候,就是你们自己看着办吧,也没理由推辞。
按三公消费分配用工指标,其好处至少一举两得:一方面能够迅速摆脱全国普遍存在的就业困境,立即给毕业学子和失业者以信心和力量;另一方面则为压缩或抑制居高不下的三公消费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哪个单位胆敢继续维持或增加三公消费,必将承担单位人满为患的风险。
当然这项措施落实起来肯定有一定难度,有些单位和领导一时会接受不了,这不要紧,只要坚持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部门到事业单位,一个标准,一视同仁,就一定能够顺利实施。除非有的单位一恼火索性取消了三公消费,那就没办法了,不过那样所省下的财政支出政府就可以直接用于解决就业了,岂不善哉,善哉!。
其实三公消费本来就是可以没有的,比如计划经济时期,至少公款招待和公款旅游是一点都没有,公车消费也只有相当高的级别才可出现,很多县处级,科社级干部通常是骑自行车深入基层、开展工作的。当然如今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不可能再走骑车年代的回头路,坐小汽车也是少不了的,当然也未必非要公车消费,开私家车照样能为人民服务。据称,韩国首尔市政府公车仅47辆,其中仅给行政长官4位正副市长配“官车”,而完成一天的公务后,“官车”必须返回登记。市长也经常乘地铁上班。论富裕,我们当然比不不上韩国。所以,公车消费,没有理由降不下来。
当然,这个办法虽然只作为金融危机时期共克时艰的应急措施,或者作为试验也行,如果试验成功,便可以延续下去;而此举一旦形成长效机制,将对就业形成长期利好。
尤其金融危机来临之际,全国的就业问题日渐突出。当前政府解决就业问题似乎已经到了举步维艰的程度。看来仅凭原则性的哪怕是积极的政策引导就业工作、稳定就业形势,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拿出具体的、切实可行的、迅速见效的措施,方可应对当前就业问题的燃眉之急。比如从国家的4万亿投资计划中,考虑直接抓紧组建国营企业,迅速吸纳大批人员就业;直接向国有企业尤其行业垄断企业分配就业指标的办法,等等,都是可行的。
今天再提出一个建议就是,按“三公消费”(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和公费旅游)水平向有关单位分配用工指标。具体的思路是这样的:按三公消费额的一定比例,比如可以确定为30%吧,就是以三公消费额的30%用于承担安排就业任务,比如假设某单位每年的三公消费100万元的话,那么就得让他们拿出30万元用于解决就业,也就是说,可以接收年薪3万元/人的10个人就业,即政府可以直接下达给这个单位安排10人就业的指标,至于这10个人怎么招考或招聘,只是个技术问题了。
照这种办法的话,大致可以匡算一下:全国三公消费每年9000亿的话,则3000亿用于招人,即每年可吸纳1000万人就业(年薪3万元),这是一个多么可观、多么令人鼓舞的数字啊!全国今年应届大学毕业生不就才600万吗?加上上年度未就业的150万,不过才750万,剩下的名额又可以解决国有、集体企业下岗失业的老职工的再就业问题,也可以解决近半年来返乡的农民工的再就业问题。
国家分配就业,本来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是落后的过时的办法,而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不屑于这样的办法的。而且,政府如果硬性分配,当然算不上市场调节范畴,是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因而是不宜提倡的。然而,按三公消费额分配指标,则另当别论了,因为这与建设廉洁政府、树立政府良好形象至关重要,因为你花了公家那么多钱,或者说是人民养育了你们,现在在国家和人民有难的时候,就是你们自己看着办吧,也没理由推辞。
按三公消费分配用工指标,其好处至少一举两得:一方面能够迅速摆脱全国普遍存在的就业困境,立即给毕业学子和失业者以信心和力量;另一方面则为压缩或抑制居高不下的三公消费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哪个单位胆敢继续维持或增加三公消费,必将承担单位人满为患的风险。
当然这项措施落实起来肯定有一定难度,有些单位和领导一时会接受不了,这不要紧,只要坚持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部门到事业单位,一个标准,一视同仁,就一定能够顺利实施。除非有的单位一恼火索性取消了三公消费,那就没办法了,不过那样所省下的财政支出政府就可以直接用于解决就业了,岂不善哉,善哉!。
其实三公消费本来就是可以没有的,比如计划经济时期,至少公款招待和公款旅游是一点都没有,公车消费也只有相当高的级别才可出现,很多县处级,科社级干部通常是骑自行车深入基层、开展工作的。当然如今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不可能再走骑车年代的回头路,坐小汽车也是少不了的,当然也未必非要公车消费,开私家车照样能为人民服务。据称,韩国首尔市政府公车仅47辆,其中仅给行政长官4位正副市长配“官车”,而完成一天的公务后,“官车”必须返回登记。市长也经常乘地铁上班。论富裕,我们当然比不不上韩国。所以,公车消费,没有理由降不下来。
当然,这个办法虽然只作为金融危机时期共克时艰的应急措施,或者作为试验也行,如果试验成功,便可以延续下去;而此举一旦形成长效机制,将对就业形成长期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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