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高管几乎“全军覆没”？--另一种“旱情”

为何高管几乎“全军覆没”？

　　２月２６日 ，《新京报》报道说，近日，国资委纪委监察局公布了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中央企业纪检监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讲话中透露，中纪委最近查办了某知名国有企业集团高管腐败窝案，该企业主要负责人及绝大多数中层干部涉案，几乎“全军覆没”。
　　近年来查处的国企腐败“窝案”，令人震惊，一查就是“一窝子”，一抓就是“一串”：一个“一把手”“腐败分母”带出一窝子“腐败分子”。比如，云南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邹韶禄，原副总经理余卫平，云南铜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总经理汪建伟等人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受审（见人民网，检察日报http://unn.people.com.cn/GB/14748/8577426.html）。再比如，去年震惊全国的古井集团窝案。安徽古井集团原总经理甘绍玉这个“腐败分母”，带出了郭新民（原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亳州古井销售公司原常务副总经理）、甘绍玉（原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原总经理）、李运杰（原古井集团原副总裁）等１１个腐败分子（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8-07/25/content_8770161.htm）。这些国有企业里的腐败分子，“腐败分母”滥用职权、内外勾结、贪污受贿，严重侵蚀国有资产，党和人民深恶痛绝。
　　然而，国企腐败为何“一窝子一窝子”地出，为何企业主要负责人及绝大多数中层干部涉案，几乎“全军覆没”？有人一口咬定说问题出在制度上。果真如此吗？我看不是这样的。如今一些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都是按照现代企业组建或改造的，上有国资委和地方国资委依法进行管理、指导和监督，下有企业里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由经理层组成的领导管理体制，最高权力机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和财会部门的制衡机制也一应俱全。这些制度我们几乎天天在媒体上看到听到，难道这样的制度还不够吗，为什么这么多制度管不好一个企业？看来，醉翁之意不在酒，漏洞并不在于制度的不健全，而关键是无人监督制约，问题出在一些人不负责任上，把一些制度当成了摆设。
　　如今，你到一些国有企业看看，有关企业经营者活动的制度什么都不缺：职工民主管理与监督呀，职工代表大会制呀，财会审计部门的监督呀，“三会”呀，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呀，等等，这些制度都“长”得有鼻子有眼。然而，这些制度不是“聋子”“哑吧”，就是“植物人”，弄的全是形式。
　　哪个国企里的制度变成“植物人”，哪个国企高管腐败就“全军覆没”。沉痛的教训再次告诉我们，有些制度在权力和利益面前不起作用。因此，要防止国企高管腐败“全军覆没”，必须从上到下狠抓落实，“全民皆兵”，让监督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取消国企高管高薪制又何妨？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企业普遍遇到了困难，效益下降、业绩下滑，许多职工面临下岗的威胁。然而，有些企业高管依然拿高薪，引起职工的强烈不满。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知情人士透露，一部涵盖所有行业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总规范正在紧锣密鼓的制定中。“人保部正在会同相关部委，集中力量制定这一规范。”“这一规范将成为全国所有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的指导性意见，并于‘两会’前上交给国务院审批。”高管与职工薪酬水平将考虑控制在10到12倍。我觉得“控制在10到12倍”，是控制不住的。
　　自从实施年薪制以来，国资委出台了不少这规定那制度，又是考核，又是监管，文件一大摞，但到今天国企高管拿得钱却越来越多，高出职工收放的倍数却越来越大，职工的反感情绪越来越浓，包括人大代表委员和普通大众在内所关注的程度越来强烈，企业越来越不和谐。面对“民愤极大”、泛滥成灾的国企高管薪酬现象，总理知道不知道？请总理要想尽一切办法，解决这一让人民群众不满、“骂街”的“制度”。
　　有资料显示：　2001年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结果显示，国有企业经营者收入形式以“月薪和奖金”为主，比重约占80%。89%的国企高管收入在10万元人民币以下，其中2万元以下的占41%左右，2万元到4万元的占27%左右，4万元到10万元的占19%；2002年我国开始推行国企高管年薪制，规定高管人员年薪不得超过员工平均工资的12倍；2003年度国内上市公司高管之间的薪酬差距越来越大。一些高管最高年薪超过了100万元；2004年由上海荣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中国企业家价值报告(2004)》出台，报告显示，2003年高管年薪平均增长26.7%，不同公司年薪相差悬殊，高管薪酬的最大差别接近400倍；2005年有关部门规定国企高管年薪不超过员工平均工资14倍，成为当年热点一时间舆论四起；2006年首次出现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水平高于民营企业的现象。国企高管最高年薪均值涨到了344887.35元，民企则为316803.96元；2007年国有保险公司、银行高管年薪相继被曝光，均在百万元以上。安徽省能源集团控股企业安庆皖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彭炜，在公司亏损一亿多元的情况下，仍有113余万元的各项奖金和福利；2008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馆馆长王平对国企高管薪酬提出公开质疑，“中层领导年薪几十万、高层几百万。这么高的工资，是谁给他定的？”（见《人民论坛》 ２００８年第１０期 ）  事实证明，国企高管年薪制，已沦落为国企高管们牟利的工具和堂堂正正搞腐败的挡箭牌。
　　如今，不仅国企高管们捞钱搂薪，而且国企里的中层们也在拿高薪，已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其恶劣影响还在漫延。其一，违背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国企高管都是党的领导干部、共产党员，都是人民公仆，而公仆应当以人民利益为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可国企高管拿高薪就反其道而行之，只管享受着市场化的高薪激励制度和政府给予的优惠待遇，不管职工群众的死活，造成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不信任。其二，违背公平分配原则。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而国企高管拿高薪，合理在哪儿？没理可说。况且，高管拿高薪还与所承但的责任和贡献不相符。其三，对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的否定。在我国国有企业中，工人阶级是企业的主人。企业所制定的劳动报酬等规章制度，必须与全体职工或职代会来决定。而国企高管自定薪酬，显然是对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否定，同时也剥夺了职工知情权和工人主人翁的地位。其四，挑起干群矛盾，破坏构建和谐社会。在我们的社会中，干群关系是血肉相连、鱼水相依的关系。然而，由于国企高管拿高薪，造成了工人与管理层之间的矛盾越来多、越来越激烈，干群紧张，干群关系不和谐，企业不和谐。现在国企职工没干劲，甚至消极怠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对管理层拿高薪有意见，职工心里不顺畅。如此下去，最终必将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其六，破坏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是我党的一大法宝，我们常说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但如今国企高管一边拿着巨额年薪，一边在嘴头上大讲思想政治工作，说要增强企业凝聚力，让职工出大力流大汗，为企业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样的所做所为没有说服力。如今，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成了一张皮。事实上，一些人绞尽脑汁行贿搞腐败，就是想当老总拿年薪、发大财。
　　国企高管年薪制从出台那天起，就一直受到公众强烈质疑和反对。人民日报主办的《人民论坛》（０８年４月）记者调查采访了87名各级党政官员和76名知识分子，绝大多数人都说国企高管拿薪不合理，认为既然是政府任命的高管，所拿薪酬就必须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的分配制度。然而，倍受群众和干部强烈质疑和反对的这个年薪制，为何要违背民意强行推行？既然这个规定不符合国情，群众强烈反对，取消或改革这“民愤极大”的国企高管高薪制又何妨？难道不实行年薪制，国企就搞不好吗，国企领导干部难道真的就是为了年薪而工作而奋斗吗？如今国企里真的就没有像铁人王进喜、孟泰、郝建秀等那样心不离群众、一心为公，认真负责，心里装着职工，为国家分忧解难，为民族争光争气，顶天立地的英雄和模范吗？

另一种“旱情”也应拉响警报

　眼下，我国北方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旱灾。严重旱情正在威胁着河南、安徽、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甘肃等7个小麦主产省份。很多地方甚至从去年10月下旬以来，连续100多天没有下过一场像样的雨雪，土地龟裂、河流干涸，地里的冬小麦面临绝产危险。严重旱情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要求各级领导组织动员一切力量抗旱，千方百计减轻旱灾损失，打好这场硬仗。
　　水是农业的命脉，是庄稼的命根子。不论是确保小麦丰收，还是春播春种，均要有足够的水予以保证。有资料显示，我国华北地区l亩小麦约需40—50吨水，l亩棉花要35—50吨水。事实上，农业丰收，如果没有水立下第一大功劳，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天不下雨，就会发生旱情，农作物缺水就长不好，严重缺水，就会导致死亡。在此情况下，就要抗旱浇地，抢救农作物。
　　农业是这样，人也是如此。如果人发生“旱情”，身体缺水，就会造成水代谢功能紊乱，生理紊乱又会得许多疾病。比如，哮喘病、过敏症、高血压、体重超重、糖尿病以及包括抑郁症在内的某些精神疾病，等等。总之，身体缺水是许多慢性疾病的根源。
　　如今，有些党员领导干部身上却发生了另一种严重的“旱情”。这种比土地干旱一样可怕的“旱情”，当然也是缺“水”。而这种“水”就是“道德之水”、“思想之水”。道德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所蕴含、赋予、创造的富有积极、健康、向上意义的精神价值。而对一个党员领导干部来说，道德是一种理想信念，一种思想境界，一种精神支柱，一种内在力量。但这些年来，在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中缺乏理想信念、思想境界和精神支柱的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那些贪官、色官、恶官、黑官、跑官，更是缺了这种“道德之水”。他们由于长期不“抗旱”，不补充“水”，又讳疾忌医，这些“官”早已百病缠身，病入膏肓。温家宝总理曾说过：“企业家不仅要懂经营、会管理，企业家的身上还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而有些企业家身上“道德的血液”少得可怜，血管里流的仅是一个“钱”字，一至于引发了令人震惊的“三鹿”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三鹿的“缺水病”，是这些年来一些企业家缺“德”的一个“缩影”、一个反面典型。
　　眼下，金融危机当前，企业遇难关，全社会需要同心同德，共渡难关。但有些企业高管，置国情、时艰、危机和职工的“愤怒”于不顾，依然把高薪理直气壮地揣进自己的腰包。他们身上“道德的血液”在哪里，讲点社会责任和道德自律为何成了一句空话？而管理机构是不是也发生了严重的“旱情”？还有，在北方大旱和金融危机之际，天津将投资300亿元世界最大的室内沙滩浴场，而天津本来是严重缺水城市之一，将巨资投在一个极其费水的项目上，这是不是政绩和面子工程？城市管理者是不是也缺乏“道德之水”的营养和滋润？
　　面对持续发展的严重旱情，红色警报已经拉响，各地政府机关和广大农民正在集中力量与旱情进行着争分夺秒的抗争。而面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旱情”和“缺水病”，也要紧急行动起来，充分认识到这些“旱情”的严峻性和做好“抗旱”工作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只有让这些“清泉”“雨露”常流常沐浴，干部才能健康生长、永葆青春，我们的骨干力量才能有力量，我们的带头人才能带好头，我们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