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希望源于一个振天动地的困惑

中国的希望源于一个振天动地的困惑

-------反思六十年历史，寻找正确道路

田忠国

写完“中国反左是一种历史选择的严重错误”一文，认真想想，这个问题其实应该放到中国六十年历史的大背景下，或者说，放到中国共产党整个建党史上，才能看清楚问题之所在。在“中国反左是一种历史选择的严重错误”一文一开始，这就这样写道：“如果我们不是从理论概念出发，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我们就不难发现，所谓左，就是站在人民政治经济利益的立场和角度，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并立足于不损害人民政治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兼顾其它阶层的利益。而所谓右，就是站在剥削者的立场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并不顾人民群众的死活，自由的使剥削者的利益最大化。”我之所以这样写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也即一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或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考量，　李树泉　先生才发出“中国向何处去？”的拷问。

我之所以说“中国反左是一种历史选择的严重错误”，同样也是基于对立党之本的考虑。我之所以这样思考问题，原因就在于，社会历史可以在动态变化中发展，执政党也应该在动态变化的社会中创造新的理论，适应社会发展，但立党之本不能变。因为，立党之本是一个党的生命，如果去掉了立党之本，这个党（不论什么党）就失去了生命。

那么，维护党的宗旨，也既维护立党之本，就是维护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有网友留言说，我在“中国反左是一种历史选择的严重错误”一文中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用网友的话说，叫“　毛泽东　先生在世也反左”，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主席反对左是“孩子不到期”就压出来的左，也就是极左，他从来没反对过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利益，而是反对有损于人民群众政治经济利益的一切人和事，包括极左，因为极左的效果和极右一样，都可能给人民群众的利益带来损害。坚持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权益为党的生命，这是一个基本点，这个基本点，从中国古典哲学的角度，也叫立中，或者说叫“立极”。何谓“立极”？就是定基准、定方向、定路线的意思。也有人认为，我借用“易经”的原理解释人民民主机制是不对的，但其实，毛泽东思想，或者说毛泽东的人民民主原理，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自由观，又融合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结合中国实际的结果，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也有网友提醒，说左是右翼势力对革命者的污辱，不应该以“反左”为题。但正因为如此，我才认为有用“反左”为题的必要，因为，在右翼倒行逆施、兴风作浪那么多年后，左，成了人民群众心中共同的政治经济权益的符号。也就是说，所谓左派臭了，不过是右翼势力心中的幻觉。因为，　茅于轼　先生的数据，占总人口95%左右的人都是左派，是毛主义者，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人们一听到立中，可能就以为是中间派的意思。其实，在中国古典哲学中，“中”字并非是简单的中间或中心之意，还有以什么为中的意思。从这个角度说，我们不能发现，毛泽东的所有著作，坚持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权益为党的生命，是其思想的唯一立中之点。也可以说，这是他全部思想的核心部分。当然，古人的中，和今人对中的理解有悬渊之别，比如说，古人常说，执中乃万世不二之法门，这个中是什么？是不是就一个“中”？其实并非如此。儒家有儒家的“中”，道家也有道家的“中”，佛家呢，也不例外，自有佛家的“中”。因为，古人的立中，就是立极之意，而立极，就是定基准、定方向、定路线之意。

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出，什么时间离开这个中，什么时间就犯错误，什么时间抓住了这个中，严格按照这个中所定的“基准、方向、路线”走下去，什么时间事业就兴旺发达。但是，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我们发现，我们这个党也常常出现偏离原定的“基准、方向、路线”，在这时候，就需要党动态纠偏。因为，不动态纠偏，那怕是一线之差，也会偏之万里。我想，了解指南针的朋友，对我这句话一定会深有体会。

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上，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主体思想，因为，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定基准、定方向、定路线”，这才获得了人民大众的一致支持，最终形成了国家意志。由此可知，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基础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主体形成的国家意志。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近三十年来，非毛化、去毛化、辱毛化在中国主流精英中形成一波又一波恶浪，为政者不仅没有适时反击，有的甚至还推波助澜，加之为政者选择了私有化道路，基本上掏空了党的执政基础。我个人认为，这种现象说明，中国已经走上了亡党亡国的可怕路途。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党的后几任领导人也曾意识到这一点，并做出了大量努力，弥补合法性流失，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不论是某某理论，还是几个代表，都或多或少的偏离了毛泽东的“基准、方向和路线”，越是努力，合法性流失越是严重。

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知道，任何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并非国家法律，而是民心、民意、民志的共同选择，比方说，总人口的比率，一个是5%，一个是95%，如果支持率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就是非法的，如果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就是合法的。比如说，　茅于轼　先生曾经说过的一组数字，中国总人口的大约5%支持私有化改革，而95%的人口反对改革。　茅　先生，中国改革的中坚力量是占5%比率的那部分人。但如果按照合法性的标准看，　茅　先生所谓的改革中坚力量恰恰是非法的。因为，它违背了95%人的共同选择：集体公有制！同时，　茅　先生还说，中国占总人口的95%左右绝大部分人是毛主义者。虽然　茅　先生是站在反毛的立场说的，但这恰恰证明，中国立国的合法性思想，唯毛泽东思想莫属。

写到这里，我不由想起了徐国进在“价值中国网”见解栏是这样说的话：“人性的本色是相同的，无非是趋利避害、趋吉避凶、趋好避坏。但是，文明的人与不文明的人不同、智慧的人与不智慧的人不同、仁义的人与不仁义的人不同。在生活中，欲要做一个幸福的人，需要掌握文明的标准、需要拥有智慧的头脑、需要具备仁义的心灵。在所有人性中，最恶劣的品质之一是对他人的仇恨，而仇恨根源于贫穷、愚昧、狭隘与短见。所以，文明的人们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吧，如此才能极大地提升我们民族的文明，使生活更加美好。”　　

大家知道，中国的主流精英，一方面努力把人民大众打入贫穷，另一方面，　茅于轼　先生的第二梯队，比如说徐国进，又打着马克思主义的幌子，把人民大众污蔑为仇恨的种子，比如，徐国进说：“在所有人性中，最恶劣的品质之一是对他人的仇恨，而仇恨根源于贫穷、愚昧、狭隘与短见。”从这句话中可知，徐国进的逻辑是：贫穷=、愚昧、狭隘与短见=仇恨。但是，六祖慧能和“谁要你的臭钱”等等无数事实，狠狠的抽了徐国进的耳光。

通过以上分析，为政应该明白权力合法性的真正含意，而不要轻信不良专家学者所说的“国家法律赋予的权力就是合法的”，如果轻信了不良专家学者的话，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再者说，为民理政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既有意识形态的，也有思想文化，既有政治机制的，也有经济机制，它们互为因果，相互促进或者相互促退，特别是在当今社会，思想多元，但不可偏离主体，特别是立党立国的主体思想，如果偏离了立党立国的主体思想，就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有人很崇尚美国（我也赞尚美国，但我和崇尚者不同的地方是，坚持毛泽东给出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原则），但崇尚者不可忘记，美国全部合法性历史，都是建立在美国的立国之父的思想基础之上，这从奧巴马和美国历任总统任职演说都引用美国立国之父的话就可以得到明证。不懂得这一点，就不懂得美国的动态完善和强大的根本原因在哪里，更不懂得美国总统合法性根源在哪里。

换句话说，如果美国剔除了美国立国之父的思想，美国总统的合法性基础就不存在了。

美国是如此，中国何至于能逃出这一规律？所以，立国之父的思想是任何国家的立国之本，是根，人民大众土壤、水分、阳光和养料，而其他人的思想，都是枝叶或花朵。

为政者明白这些，以后如何选择中国的改革发展道路，我想是不言自明的。

在一篇文章中，我曾读到刘少奇之子　刘源　先生的一句话，如果搞资本主义，中国还革命干么（不是原话，大意如此）？这令我十分感动，因为，这一振聋发馈的困惑之声，是发自被主流精英所污说的被毛泽东迫害致死的刘少奇之子啊。　刘　先生的困惑，岂止代表　刘　先生一个人，而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困惑啊。我想，为政者也应该　和刘　先生及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困惑着共同的困惑，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从共同的困惑中寻找到真正属于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

令人欣喜的是，经过主流精英的离间，相互漠视的老革命家的后代们，终于认识到中国问题的严重性，在2009年到来的时候，在纪念毛泽东主席115诞辰的日子里，重新走到一起，重新聚集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或许，这意味着中国新航程的开始。

当然，我们也不讳言，在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中，由于存在认识问题的局限，由于对路线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清，在他们有生之年曾经存在过路线斗争，有时斗争还是十分残酷的，给他们的后人不同程度的留下了痛苦的记忆。虽然，他们不能亲眼目睹路线问题造成的严重后果，无法发出　刘　先生“如果搞资本主义，中国还革命干么”那样的困惑，但是，经历了路线斗争之苦的、老一代革命家的后代们，在亲眼目睹了路线问题造成的严重后果后，终于发出振天动地的困惑。而这个振天动地困惑，恰恰是中国新的希望。

　2009年1月23日　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