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权出轨--百年前的政改

政权出轨　　

与日本、美国的相对含蓄不同，同样关注着大清改革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接见1909年先后到访的大清高级军事代表团时毫不隐晦地建议：无论改革如何发展，大清的中央核心必须牢牢地将枪杆子抓在手里，这是维持安定团结的关键因素。数年前，载沣访问德国时，威廉二世就此对这位年轻的中国接班人提出过更为具体的建议。　　

无论列强们的动机如何，他们的关切，都点中了大清改革的软肋：改革，尤其政改，正在成为地方分离主义势力得心应手的工具。随着改革的深化，国家不仅没有凝聚，相反更加涣散。以民主为导向的宪政彻底走样为政治帮派之间的火并，无数小的专制团体、党派纷纷冒头，一边用宪政为掩护，从强者碗里分羹，一边在内部全套照搬专制的作风，关起门来过过“小皇上”的瘾，并日思夜想“彼可取而代之”。　　

促使帝国分裂加剧的，正是政改之后出现的新生事物——地方议会（谘议局）。据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观察，“地方咨议局的行为可能会使民众激动，而不是使民众变得平静”，在地方与中央的博弈中，“中央政府不希望增添他们所已遭受的公愤，似乎愈来愈准备屈服于地方意见的压力。在袁世凯和张之洞时代几乎没有听说的地方运动成为头等大事，现在看来能威胁北京。满清王朝的最大危险就在于这个弱点，以及由灾荒引发的不满”。　　

嘉乐恒甚至悲观地认为，共和制并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人普遍不识字，他们的地方偏见和不了解自治的原则，使得他们不可能成功地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如果没有由世袭的统治者提供这种基础。”当仓促组成的国家议会（资政院）派代表向他讨教中国未来政体时，他建议应当充分重视维持地方自治和国家最高权威之间的平衡。　　

立场决定态度，屁股指挥脑袋，古今中外无非如此。对于列强而言，中华帝国的稳定是第一位的，这与大清中央的诉求当然一致，后世“太史公”们指责“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穿同一条裤子”，倒也不算冤枉。而对于激进的改革者、造反者们而言，乱中才能夺权，越乱越好；大乱之后是否必然能大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乱就没有机会。高喊宪政或者高喊共和的人未必真心相信自己的所谓主义，但绝对相信这是很管用的口号。政治实用主义成为主流，大清帝国果然如伊藤博文预料，不过两年就轰然而倒，中国的宪政乃至共和却并没有及时出现。　　

距离产生了美。当1911年加速改革催生了第一届责任内阁后，国内多数政治派系十分失望，随即指责政府“伪改革”、“弥缝主义”，但美国外交官依然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事件，虽然充满希望的人会对这一结果感到失望，但没有理由怀疑皇帝和许多爱国官员要求改革的愿望是真诚的，并且一些改进措施也将随之而来”，“至少，我们可以希望目前所发动的这场变革将被证明是一场使中国沿着世界最先进国家方向迈进的改革运动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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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充满了吊诡与荒谬。　　

晚清的新政，尤其是其中的政治体制改革，无论从广度、深度还是力度，在中国历史上堪称“前无古人，后乏来者”，在国际上也得到了持续的高度好评，但在国内却成了日后政客和史家们冷嘲热讽的对象。　　

     1909年开始的宣统新朝，在统治者并非做作的的努力下，开始了扩大执政基础、权力分享的艰难历程。后世无法否认，在那个年代所能达到的政治开明（当然绝不清明）与宽容程度，都是后人望尘难及的。两年后，大清王朝覆灭，并非亡于所谓的革命，而是亡于政权的分崩离析——狂飙突进的政治改革在各种势力强行或巧妙打车后，失控出轨。　　

     着眼于扩大财政基础的政改，最后却挖空了执政的墙角；着眼于民主的地方自治，最后却推动了地方离心；着眼于提高民生的各项改革，却演变成了扰民的各种法术；着眼于政治和解的宽容，却被解读成了软弱无能……这究竟是一个王朝的悲剧，还是一个民族的悲剧呢？　　

    可以肯定的是，清亡之后，民国并没有变得更清明、廉洁、宽容、和解。相反，一个大规模的赤裸裸得连潜规则都不屑拥有的痞子运动时代到来了……　　

注：以上摘自《国运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一书，参考网络上文章整理，与原书略有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