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

译者前言
     劳尔·普雷维什I901年4月17日生于阿根廷北部的萨尔塔。1923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到阿根廷国民银行从事经济研究工作。1930年，普雷维什出任阿根廷政府财政副国务秘书，稍后又受命组建 "阿根廷共和国中央银行合并在1935一1943年间任这家银行的总经理。I943一1948年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经济学教授，同时还先后被聘为墨西哥、巴拉圭和委内瑞拉等中央银行的顾问。1949年，普雷维什到总部设在智利首都圣地亚的"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工作，并在1953一1963年问担任该机构的执行秘书。50年代后期，普雷维什受当时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委托，负责筹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964年起出任贸发会议秘书长并兼任联合国副秘书长。1970年他回到圣地亚哥任《拉美经济委员会评论》主编。1983年阿根廷恢复文人执政，普雷维什又以80多岁高龄出任阿方辛总统的经济顾问，直至1986年5月逝世。
    普雷维什是拉丁美洲当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他一生的活动几乎都和当代拉美国家的发展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本人曾回忆说，他在青年时代是一个"十足的新古典主义者"。但是，30年代他刚开始在阿根廷经济部门担任公职，就遇上资本主义大萧条给阿根廷经济造成的严峻局面。严酷的现实迫使他逐步摆脱新古典理论，开始形成他关于"中心相外围"的观点，确信外围国家必须寻找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理论，从而开始了一条漫长的求索之
路。
    在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工作的十多年间，普雷维什进一步以整个拉丁美洲作为研究对象，发表了大量有价值的论文(已在拉丁美洲汇编成《普雷维什在拉美经委会的著作》上、下两卷);他提出的许多政策主张对战后拉美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联合国贸发会议工作期间，普雷维什曾积极致力于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的斗争。
进入70年代以后，普雷维什以其主要精力从事于理论研究工作。《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成书于，70年代末，是普雷维什的代表作，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关于发展问题的理论观点。拉美经济学界认为，对于以"拉美经委会思想"为代表的"拉美发展理论"来说，普雷维什的理论贡献当居首位。诚然，普雷维什在这部书中提出"的观点和主张的可行性如何，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但是，在当今世界上流派繁多的发展理论中，普雷维什的理论是有其自身的某些特色的。它对于我们研究当代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和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经济学来说，无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是根据墨西哥经济文化基金会1981年首次出版的西班牙文版本译出的。由于译者水平所限，译文中错误、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指正。本书翻译过程中得到中国让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高镭同志等的热情帮助，在此谨致谢意。
             苏振兴
1989年2月于拉丁美洲研究所

目  录
序言…………………………………1
谢忱……………………………………3
本书内容分布…………………………………7
·引论…………………………………9
     第一节  为什么要改造外围资本主义…………………………………9
     第二节  对本书论点的异议……………………………………18
     第三节  我的发展思想的演变……………………………………22
     第四节  一种总体发展理论…………………………………28
     第五节  政治周期与改造…………………………………29
第一部分  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的拉丁美洲外围……………………………………31
     第一节  中心的动力……………………………………31
     第二节  外围资本主义的内部动力…………………………………33
     第三节  探索一种改造理论…………………………………41
第二部分  社会结构及其变动，收入分配…………………………………45
  第一章  吸收劳动力与就业结构…………………………………47

     第一节  结构性剩余…………………………………47
     第二节  资本积累和吸收劳动力…………………………………49
     第三节  生产率和效益……………………………………58
     附录  关于日木资本主义的俭朴精神的按语……………………………………66
  第二章  权力结构……………………………………68
     第一节  结构差别…………………………………68
     第二节  经济权力……………………………………70
    第三节  社会权力…………………………………72
      第四节  工会权力…………………………………74
      第五节  国家与政治权力构成…………………………………75
第六节  政治权力与传播媒介…………………………………79
     第七节  个人差别与社会可动性…………………………………82
  第三章  分配差别及其扩散……………………………………85
     第一节  不平等的扩散…………………………………86
     第二节  功能差别…………………………………89
     第三节  国家过分膨胀的含义…………………………………90
     第四节  体系与腐败…………………………………93
第三部分   占有，再分配相体系的危机…………………………………95
  第一章  剩余的扣留、增长与流动…………………………………98
     第一节  生产过程…………………………………98
     第二节  生产过程所固有的货币扩张…………………………………100
    第三节  限制竞争…………………………………103
     附录2图解…………………………………107
    附录1剩余的命题和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实现…………………………………111
    附录3关于周期和剩余的按语…………………………………114
第二章  对生产率成果的分享和体系的临界限度…………………………………115
    第一节  本章的意义…………………………………118
    第二节  剩余及其临界限度…………………………………126
    第三节  国家的直接分享…………………………………129
    第四节  正统派的辩护……………………………………131
第五节  与再分配压力无关的物价上涨…………………………………131
第三章  剩余的恢复和独裁制度下的通货膨胀 …………………………………134
   第一节·结构性危机和局势危机……………………………………134
   第二节  剩余的恢复与通货膨胀…………………………………136
   第三节  独裁制度下的信贷紧缩…………………………………142
   第四节  反通货膨胀斗争的偏差…………………………………144
附录经济复兴政策的含义……………………………………149
第四章探求一种新的货币正统派…………………………………152
第一节正统派过去的作用……………………………………152
第二节改造与正统派……………………………………156
第五章当事人和体系的危机…………………………………168
第一节不同的当事人的作用…………………………………160
第二节当事人与通货膨胀……………………………………162
第三节当事人有意识的行动…………………………………163
第四节体系及其构成成分……………………………………164
第五节技术官僚与规划……………………………………166
第六节民众主义的当事人……………………………………168
第七节经济自由主义的当事人…………………………………169
第四部分巾心与外围之间的结构性差异…………………………………170
第一章中心与外围关系的性质…………………………………173
第一节先进国家发展的向心性……………………………………173
第二节外圈工业化及中心的交换…………………………………174
第三节跨国公司与工业化…………………………………180
第四节外围的保护主义和相互性…………………………………182
第五节外围的脆弱性…………………………………187
第二章中心的霸权和外围的依附…………………………………193
第一节霸权的性质…………………………………193
第二节不发达和依附…………………………………197
第三章外围资本主义的特性…………………………………202
第一节模仿性资本主义…………………………………202
第二节技术与消费……………………………………203

第三节生产结构的差异性…………………………………203
第四节发展程度与民主化…………………………………205
      第五节  土地占有……………………………………205
      第六节  剩余的无痛消失……………………………………208
      第七节  人口增长的特性……………………………………209
      第八节  贫困与生产结构…………………………………210
      第九节  特性与改造…………………………………213
   第四章  资本主义在其主要动力中心的危机 …………………………………214
     第一节  初步看法……………………………………214
     第二节  以损害生物圈为代价的高生产率厂…………………………………215

     第三节  与产值增长不相容的要求……………………………………217
     第四节  生产率的有机下降……………………………………218
     第五节  剩余和生产率下降……………………………………220
     第六节  危机的要求，积累与分配制度……………………………………221
     第七节  关于美元实力的思考…………………………………223
  第五章   中心的危机对外围的影响…………………………………226
     第一节  外围与中心的联系……………………………………226
     第二节  外部瓶颈趋势…………………………………228
     第三节  中心国家的开放主义…………………………………230
     第四节  外围内部的相互交换……………………………………231
     第五节  一项应急计划……………………………………233
第五部分  经济自由主义的新古典埋论 …………………………………237
  第一章  新古典理论和国内发展 …………………………………237
     第一节  新古典派的失望…………………………………237
     第二节  体系及其一般均衡……………………………………240
     第三节  新古典理论和剩余……………………………………242
第四节  动态平衡的可能性……………………………………243
第五节  分配和权力关系……………………………………244
    第六节  资本积累和利率…………………………………246
     第七节  市场的调节作用…………………………………248
第二章新古典理论在国际范围的散…………………………………249
第二节总的考虑……………………………………249
第二节"外部瓶颈趋势和自发纠正……………………………………254
第三节贬植和保护…………………………………255
第四节外围情况的多样性……………………………………257
第五节中心的意识形态霸权……………………………………260
第三章自拍主义的矛盾…………………………………262
第一节自由主义的概念…………………………………262
第二节经济自由主义的篡改…………………………………265
第三节中心和外围的民主自由主义…………………………………266

第六部分探求一种改造理论……………………………………269
第一章新古典派与正统社会主义……………………………………269
第二章国家经营的政治含义…………………………………272
第三章·改造的轮廓…………………………………282
第一节综合的含义…………………………………282
第二节积累速度、就业和分配……………………………………283
第三节企业的积累和资本的社会扩散…………………………………284
第四节"经济刺激……………………………………287
第五节改造中的市场…………………………………294
第六节剩余的社会使用和发展程度……………………………………300
第四章对剩余的规划……………………………………302
第一节计划的性质……………………………………302
第二节计划的偏斜……………………………………305
最后的考虑资本主义的危机、道德和合理性…………………………………311
第一节常规理论的危机…………………………………311
第二节常规理论与社会结构…………………………………313
第三节经济理论与利益…………………………………316
第四节  改造与说服…………………………………319
第五节  中心与改造…………………………………320
第六节  特权、道德准则和预见…………………………………323
第七节  道德与合理性…………………………………327
  
序言
有无数的理由促使我愉快地接受。经济文化基金会"的要求为亲爱的老师和朋友劳尔·曾雷维什博士的这部著作写一篇简短的序言。
拨动拉丁美洲的现实，展示其特点，而又不忽略当代各种重大问题的普遍性，是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传统。从组织机构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部著作显然应当属于坚持这个传统的又一重大努力。这样说并无损于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即书中所阐述的观点全都是作者本人的。
作者的分析对象是我们独特的。外围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启示性的、甚至引起争论的概念，它促使人们去深入探讨其性质并进行比较研究。作者研究了它的当前状况和未来的运动趋势，而没有停留在过去曾吸引过他的注意力的那些过程上面，但也没有忘 记那些过程的本质和留下的教训。
他的估计结果无疑是严峻的，不过他在作出估计的同时，明确 承认近几十年中出现的变化和令人鼓舞的潜力。证是以这些作为基础，才有可能、而且也应当矫正方向，以弥补外围资本主义的缺陷，并建立一种使经济增长的条件与经济成果更公平的分配相一致的发展模式。
从这个角度出发，作者的分析集中于这样一个双重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任务之上，即既要保证产生出能扩大生产体系的支撑基础的剩余，又要使得对剩余的占有和使用能与满足大多数居民的  P1  需要相一致。如果没有目标与实践之间的这样一种结合，就将继续是少数人的"特权消费主义"与民众主义的或纯粹是权益要求的泛滥之间令人失望的交替，从而耗尽产生剩余的潜力，并把社会推入剧烈的冲突和令人痛苦的结局之中，就象人所共知的、拉丁美洲
的经历业已证明的那样。
不过，事实上，围绕这方面进行的讨论逐步把作者引入一些更带根本性的忧虑之中，而这些忧虑的确超出了政治经济学本身的 界限。其原因就在于，现在使这位孜孜不倦的思想播种者感到忧虑的，是诸如效率、公平和自由这些重大目标之间的联系互不相容和互相矛盾(实际的或表面的)。这是在当今这个冥思苦想和暴风骤雨的时代中各种正统派与非正统派之间争论的中心课题。
不论是岁月的流逝还是艰辛的经历，都未能挫伤这位作者智力探索的勇气。他毫不动摇地设计着种种选择方案。这些方案有可能为那些重大目标既令人怀疑、又令人向往的结合开辟蹊径。
这里无须重复这些选择方案，也不必过早地去谈论在各界可能出于完全相反的考虑而引起的保留和批评。但是，不论人们的判断如何，都很难贬低他的意图所体现的宏大抱负——"丰富的行动与思想生涯的成果——以及他的见解的引发性震动。这些见解至少会迫使我们意识到所提出的问题，去提出我们自己的见解，并去拓宽和加深由这位拉丁美洲的杰出人物开辟的渠道。
恩里克·伊格莱西亚斯
P2
                             谢   忱
    我要向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恩里克·伊格莱西亚斯表示感谢。他很早以来一直认为，必须找到新的发展模式。这种关注加强了我力图对现行体系的种种弊端作出客观的解释的信念，并使我通过我的思想的自发过程而坚信，改造现行体系的必要性是不容回避的。    这个思想从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最初年代一直发展下来。当时，我有幸遇到一些年轻人，并得以和他们进行一种对我来说是令人鼓舞和富有教益的对话。我感到有义务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提及他们。
    首先是塞尔索·富尔塔多。当我被邀请到圣地亚哥去为第一期《经济概览》撰写序言时，塞尔索已经满腔热情地开始了他在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工作。他在青年时代就已显露出来的杰出才能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与我的合作是极为宝贵的。我很了解他那伟大的智力任务的意义:他对发展的阐述比任何入都深刻。他总是见地独到而又透彻，这使他在索尔奔纳的讲坛上声望卓著。政治流亡使得他行踪不定！
    那时我还请来了维克托·马尔基迪。我于1944年在墨西哥与他结识。当时他还很年轻，却显得特别成熟。他理论修养很高，看问题深入而准确。他的国家深深地吸引着他，他离开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回"墨西哥学院"任职。这个学院以其严肃性和广阔的知识视野而成为拉丁美洲的佼佼者。维克托出色而英明地领导  P3  着它。
    另一位是唐·何塞·梅迪纳·埃恰瓦里亚。这位 "佩佩"先 生"给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带来的、并以其孜孜不倦的工作加以丰富的广博社会学知识，为我们经济学家的任务打开了新的、广阔的视野。他给我留下了长久的影响，因为他使我把经济思想放进对社会结构的考察中去。没有这一点，我也许就不可能承担写这部书的任务。
     后来阿尼瓦尔·平托来了，给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带来了经济实践方面的丰富知识以及他与政界的密切联系。他生性敏捷且往往具有破坏性;他破坏是为了建设。他的智力贡献和他对后辈经济学家的影响都是巨大的。阿尼瓦尔既善于和老年人、也善于和青年人对话!
在这个很不完全的名单的未尾，我还要提到曼努埃尔·巴尔沃亚。他对拉丁美洲的经济现实有很深入的了解。他熟练地掌握着各类统计资料，并以不可抑止的勤奋精神编制种种规划。他始终具有严谨的科学态度。我与他交谈得多，从他那里学得也不少。不过我得提出一个希望，他已经退休了，现在是从理论角度提炼他的知识的时候了。希望他善于克服那种抑制性的小心谨慎。
所有这些都是我的经委会思想的背景的组成部分。这部书意味着上述思想的最后阶段。而我必须向那些曾经热忱地帮助过我的人们表示友好的谢意。
    我还得特别提到阿尼瓦尔·平托。他是一位耐心的、深入我的字里行间的批评家，又总是和蔼可亲。除了其他帮助之外，他曾强烈地反对我关于剩余的最初表述。他有理有据地责备我忘记了我的结构方面的前提。我出自内心地感谢他的这个批评以及其他  P4  的批评和建议。例如，"剩余的社会使用”这一表述即归功于他。对我来说，和阿尼瓦尔·平托的交谈总是获益匪浅的。
    阿道弗·古里埃里是我在《拉美经委会评论》杂志的最直接的合作者，他对这本书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对社会学的精通，我才得以实现突破经济理论的狭小框子这个意图。在最近这些年我们频繁的交谈中双方的思想富有成效地相互渗透，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以为，古里埃里旺在实现我的一个宿愿，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知识共生。
    此外，古里埃里有很强的分析能力，善于分析又善于综合。因此，他写了一篇严谨而精确的文章，介绍他的尊师唐·何塞·梅迪纳·埃恰瓦里亚的思想。
他即将编完我多年来在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工作以及在该机构赞助下所写的论文的选集。选集应加上批评性的评价。我在急切地等待着它，因为坦率地说，我还没有重新读过自己写的东西。
我同时也想到，已经到了把塞尔索·富尔塔多那大量的、能给 人启迪的著述编一个集子的时候了。塞尔索本人是不会去做的。由于他自身的敏锐以及推动他不停地前进的那些事件所具有的活力，他的思想处于紧张状态，使他无暇顾及。阿尼瓦尔·平托的著述似乎也应加以汇编。
     为数众多的人曾用他们的批评给我以鼓励。我多年的挚友、"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热火朝天的阶段的同伴西尼·德尔，曾以他巨大的理论素养为我的《社会经济结构和体系的危机》一文提出了极为宝贵而中肯的意见。我用他的意见丰富了本书的内容。  P5
    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墨西哥分部主任格特·罗森塔尔和他的那些最优秀的同事们组织了一次讨论会，讨论我的文章。“训练与发展中心"的毛里西奥·坎皮略、何塞·伊瓦拉和奥克塔维奥·罗德里格斯也在墨西哥组织了这样的讨论会。这些会议很有好处，使我从中得到了有益的批评和建议，其中大部分都发表在《拉美经委会评论》杂志上。
    此外，“拉丁美洲经济社会规划研究所"和《拉丁美洲人口中心"的一批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也和我一起讨论了我的·一些文章。我高兴地向他们表示谢意。
    最后，1981年初，应墨西哥前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硕士的盛情邀请，我参加了他领导的"第三世界研究中心"的一次杰出的讨论会。根据路易斯先生的指示，这个中心把我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发言及围绕这个发言进行的热烈讨论汇编成一个集子。
    在结束这篇谢忱之前，我还得感谢雷内·恰莎尼，感谢她以自己的热忱相高度的耐心，在圣地亚哥一次再次地誊清手稿。她有时得到阿尼塔·安赫尔的热情帮助。这位法国小姐掌握了我们的语言，并善于辨别我的文章的复杂含义，实属难能可贵。我也要感谢安娜·玛丽亚·米赛迪，她在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设在华盛顿的办事处以堪称表率的勤奋和献身精神给我以帮助。  P6
   

本书内容分布
    本书的内容分为一篇“引论"，接下去是六个部分，然后，"最后的考虑”占去一点篇幅。
    象通常那样，"引论"介绍一些思想。作者认为，这些思想具重要意义，不过，这里只是肯定这些思想，而没有多作论证。论证放在后面的各个部分中。
    第一部分拟提供一个初步的整体概念，意在用序言的形式概述本书内容的多样性。既有多样性，又有统一性，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第二部分涉及社会结构及其变动。这是经济学家们通常不去涉足的一个领域，但必须去探索它，旨在理解诸如剩余等种种现象。舍弃了这些现象，就难以对外围资本主义的动力作出解释。
    剩余是如何被占有，并通过哪些机制去占有?我力图在第三部分对此加以说明，以便循序渐进地论及以社会性通货膨胀为特征的、体系的危机。用货币正统派的传统措施是不可能克服这种通货膨胀的。
    上述几部分所涉及的是内部发展的动力。相反，第四部分则转向和中心、以及由中心的霸权与技术经济优势引起的各种现象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个课题，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从其最初的文献起就给予了极大的重视。
在我就这几个部分作详细论述时，我多次提到新古典理论，不过是用不太完整的形式。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在第五部分系统地  P7  提出我的批评。
    接着在第六部分我就谈到改造理论。在考察了外围资本主义的重大缺陷之后，我就它的改造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在前几部分中我力求集中于阐述发展的现象，虽然不时也出现一些评价性的意见。这些意见在第六部分中就显然变得明确了。因为在我看来，改造应当确保发展的活力和平等，确保发展能与民主化进程以及人的固有权利的有效性相一致。
在"最后的考虑"中，除了某些涉及前面的观点的论述之外，反复强调了关于平等这个主要思想。在外围发展中不存在分配平等，对体系的改造就应当找到这种平等。或者说，改造应当符合于明确的道德准则。既包括分配道德，也包括政治道德。应当根据道德准则去指导改造和寻求实现改造的合理性。  P8

引       论

第一节  为什么要改造外围资本主义?
    经过对事态的长期观察和反复思考之后，我确信拉丁美洲发展的重大缺陷在现行体系之内缺少解决办法。必须改造这个体系。
这里呈现出的矛盾是非常严重的:一极是繁荣以至富足，另一极则是持续的贫困。这是一个排斥性的体系。
几十年前，人们对于工业化的显著动力，对于许多企业家的能力、创业精神和进取心，对于劳动力不断增长的才干，都是难于想象的。取得了很高的发展速度，并且正在学会出口制成品，克服着从前似乎很难克服的内外障碍。在这片技术进步姗姗来迟的地方、特别是传统农业部门，技术进步正在渗入。
但是，从社会观点来看发展已偏离方向，体系的大部分有生力量没有被用来谋取集体的福利。
这是一种模仿性资本主义的缺陷。我们可以按照中心的模式发展这种神话正在消失。
     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自发的扩散的神话也正在消失。发达的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向心性的、吸收性的和统治性的。它的扩展是为了利用外围，而不是为了发展外围。世界体系中的矛盾是非常严重的。
     外围的内部发展中的矛盾也是非常严重的。这是经济进程与民主进程之间的矛盾。因为前者趋向于使发展的成果局限在社会  P9  的一个有限的范围之内。而民主化趋同于将这些成果作社会性 的扩散。这种矛盾，体系的这种冲突性趋势，必然要导致体系的危机，导致通货膨胀的结局，从而带来各方面的严重后果。
     在本书的各个篇章中，我将力图证明这一点以及其他情况。而且，从一开始我就想通过阐明我就拉丁美洲外围得出的结论的含义来展开我的论述。
     那种对发展成果如此不公平的分配，主要是由于社会结构的上层以经济剩余的形式占有了技术进步成果的一大部分。剩余连续增长是体系的一种动力要求，因为它构成再生产资本的主要积累来源。再生产资本能提高生产率并增加就业。
     然而，剩余的一个重要部分被上层用于模仿中心的消费。在特权消费社会中存在着对资本积累潜力的一种巨大浪费。收入被中心过分地榨取也是这方面的浪费。国家过分膨胀也造成这样的浪费。而国家的膨胀也主要是由体系的缺陷引起的。
面对劳动力的迅速增加，资本积累就变得不足。体系就这样逐渐把大量群众排斥在外，使他们在社会结构的底部无所事事。
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矛盾。其后果又由于与发达国家的关系明显的不协调而加剧。发达国家日益和特权消费社会相结合。这些国家由于其动力的向心性质，除了施加种种限制之外，还阻碍着外围向外发展。
    外围资本主义主要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如我们在前面说的，这种不平等的根源就在于，主要是那些集中了大部分生产资料的人们将经济剩余攫为已有。
在我的阐述中剩余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剩余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结构现象。此外，它也是一种动力现象。  P10

新古典理论
    但是，借助于新古典理论，这些矛盾就很难得到解释。这类理论无视社会结构，也不了解在发展中起作用的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有其他多样性的因素。我自信在一种纯经济理论的框框之内不能解释发展，因而也不能解释收入分配。
然而，这还不是全部问题所在。新古典理论除了抛开现实的基本因素之外，还坚持认为，如果让市场规律自由地发挥作用，没有国家的任何干预，体系就趋向一种平衡，即收入分配将与每种要素对生产过程的贡献相一致。这种观点可谓与外围资本主义的运行风马牛不相及。
新古典理论求助于市场作为根据需求以及证当地进行竞争的情况下实现资本与其他生产资源配置的自发机制。但是，这个需求来源于一定的收入分配。而这种收入分配又是由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由它派生出的权力关系及其变动所决定的。我们已经说过，这种分配是很不平等的，并把很大一部分居民排斥于发展之外。
因此，可以承认，市场规律代表着一种合理的解决办法，尽管只局限于受惠的阶层，但从集体的观点来看就根本谈不上合理。这种看法的确包含着一种价值判断。在中层的工会和政治权力力图抵制市场规律的情况下，这种合理性肯定也达不到。
从需求的观点看也谈不上消费老的主权。在一种竞争制度下，谁也不强迫谁买他不想买的东西;在有条件采购时就购买想要买的东西"但是，人们想要的东西大部分是集体迷惑艺术的结果。这种艺术随着通讯与社会传播媒介的飞速发展而越来越发挥作用。受控制的主权!这种情况是技术的矛盾现象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技术用于提供信息，但同时又用于歪曲信息。这种矛盾现  P11  象的消极性与消费者主权方面的积极性相对立。而在为消费社会 服务的大众传播媒介中却没任何的抵消物。
    市场实际上缺乏社会视野。在一个具有这种视野的体系中，也就是能按照集体的合理性解决积累问题，并同时逐渐缩小巨大的、结构性的分配不平等的情况下，市场可能成为一个有效的机制。
     当然，不能用改变市场的传统各你的办法来赋予它这种视野。 现在外围的某些自由派经济学家正在谈论关于社会市场经济;这是我们这些国家中居统治地位的智力依附现象的新证据，因为这种词语是在发展程度很高的国家中用过的。在那些国家——除了某些角落之外——主要是由于长期的资本积累己经消灭了贫困。然而，尽管分配冲突发生了令人惊恐的变化，但那里发展的社会内容却是很高的。外围难道可以同日而语么?
     当然，市场不是巨大的分配差别的责任者，也不是浪费积累潜力、阻碍下层的社会结合的责任者。虽然发展的重大缺陷在市场方面反映出来，但市场既不是责任者，也谈不上有一种社会市场经济存在。重要的是要知道在市场的背后、在社会结构之中有什么东西。
当人们思考一一下就会知道，在使用暴力来恢复体系的运行，牺牲广大社会阶层的消费来使上层恢复、甚至提高其在特权消费社会巾的地位的情况下，这种不协调还要更加严重得多。
市场也不具有时间视野。当企业估量对它们更为有利的联合形式时，没有把它们的决策对生态和人类环境、以及对可耗尽的自然资源的未来拥有量造成的后果纳入生产成本之内。企业的经济效益观通常不会比它们的直接利益相去多远。企业的直接利益应当区别于从长远观点考虑的集体利益。市场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  P12  机制，但任何时候也不是或不可能是经济的最高调节者。
    总之，把体系的缺陷归咎于市场是不正确的;市场主要是这些缺陷的表现形式。市场可以是经济效益的手段，但不是社会效益的手段。这一点需要加以强调，因为有时候人们以为，为了避免这些缺点，在体系的改造中将有必要取消市场。
    取消市场将必然导致由体系的最高层来决定应当消费什么和应当生产什么。这实际上意味着取消经济自由，会带来很严重的政治影响。
    新古典派的信徒们不但谴责国家干预，而且谴责国家过分膨胀的趋势。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这种过分膨胀大部分是体系本身及其主要缺陷的一种赘生物。因为劳动力除了借助于他们的工会权力之外，还越来越多地使用他们的政治权力，以谋求通过享受国家的社会服务来纠正他们在分享体系的不断提高的生产率成果方面的软弱地位。此外，劳动力还从政治上向国家施加压力，谋求虚假的就业和提高收入，以抵消体系的动力不足。
当然，国家过分膨胀意味着浪费资源。在体系的改造中这些资源理应用于积累。但是，为什么只突出强调国家这方面的问题，而不同时涉及特权消费社会中对资源的巨大浪费以及中心对收入的榨取呢?                                  
新古典理论再度获得了威望，并企图解决我们在开始时谈到的经济进程与民主化进程之间的那个矛盾。鉴于民主化以及群众随之取得的工会与政治权力严重地危及不断增加剩余的动力要求，因此，通过使用暴力取消民主化，使体系在上层的统治权力下恢复正常运行。这就是经济自由主义的解决办法。
     社会与政治代价是高昂的。不过，经济自由主义这种无可怀疑的威望是通过米尔顿·弗里德曼博士和冯·哈耶克博士这两位  P13   知名教授的理论方针而获得的。他们是政治自由及其固有的人的价值的伟大捍卫者。怎么能对他们表示异议?这不大可能，因为他们的学说表明，这种政治理想与生产资料集中于无所不知、权力无限的国家手中并由它来经营是不相容的。
     我们所不能赞同的是一种极为严重的疏忽。实际上，他们不承认他们所宣扬的市场规律的作用在外围导致生产资料的私人集中和一种不能接受的社会不平等。而运用体系所提供的唯一手段——工会和政治权力来谋求纠正上述缺陷，又引起冲突。这些冲突最终导致使用暴力并取消民主化进程及其固有的伟大价值。这样一来，特权消费社会赖以支撑的剩余的动力又得到恢复。在体系内部没有别的形式来达到这个目的。由此就产生民主化与外围资本主义的积累相分配制度之间的矛盾。
    经济自由主义的再度兴起也扩及到中心与外围的关系方面。新古典理论始终无视导致外围的外部瓶颈的结构性差别，也看不到在中心、特别是资本主义的主要中心的霸权统治下对国际分配过程发生如此重大影响的权力关系的作用。对新古典理论来说，下述主张虽然是很可以自圆其说的，但毕竟是自相矛盾的，即它主张用经济自由来促进跨国公司在外围扩张，似乎跨国公司是外围市场上自由竞争最地道的表现。
    跨国公司早已有之。过去它们在外围开发自然资源和经营公共服务而获利，在一定程度上现在还在这样做，如今它们又利用那些在中心行将过时的技术革新大发横财。它们的独霸性是昭然若揭的。
"然而，如果没有特权消费社会，跨国公司在外围不可能获得如此重要的作用;而跨国公司也为特权消费社会的兴盛帮了大忙。实际上，在跨国公司和这些受惠阶层之间正在结成一条非常强有力  P14  的利益纽带。
我们应当处置好。跨国公司这种如此重要的作用不应使我们在对它的阐述方面走得太远。如果跨国公司象变魔术般地在外围消失，剩余却不会因此而消失，体系的排斥趋势与冲突趋势也不会因此而消除。中心与外围关系中的那些结构性差别也不会仅仅因为这个事实而得到纠正。不过，毫无疑问，种种人所共知的依附现象将会减轻。

对马克思的理论的简短引述
不可否认，新古典派理论有巨大的诱惑力。但是，正如我一直坚持认为的，这是一种建立在远离现实、特别是远离外围资本主义现实的假定的基础上的理论。当一个人面临发展的种难题时，便对这种理论的如此状况表示遗憾。这是因为，如果经济力量在没有障碍和干预情况下的自由与自发作用能够导致一种理想的平衡，那我们就无需面对如同我们面前的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这就是简单化的诱惑力，也是种种简单公式的巨大危险。
那些处在对立一极的人们中，有许多人也摆脱不了简单的公式。我很理解，在社会政治争论中人们力图用这种形式来表述复杂的和不易理解的理论。此外，这种争论的需要往往导致把那些公式升华为教条式的观点，因为反复肯定这些教条往往具有很大的渗透力。
马克思激烈地反对他以前的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在此基础上他形成了一个严谨的理论体系。他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巨大矛盾;这些矛盾将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先是被社会主义、而后是被共产主义所战胜。他就是这样来领会资本主义演变的历史规律的。
马克思指出的中心资本主义运行中的种种矛盾的理论有效性  P15  如何，可以姑且不论。即便马克思的智力观察能力再强，他也不能预言外围资本主义的矛盾。
    马克思关心生产技术的演进现象及其对生产关系和社会政治上层这筑的影响。但是，技术向世界经济的外围渗透的现象及其伴生的矛盾没有进入他的脑际，而且我不认为在他那个时代能进入他的脑际。然而，我认为，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可能有助于阐明这些现象、以及技术渗透在经济结构和社会政治上层建筑中引起的变化的后果。
    应当把作为对资本主义的科学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改造的政治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加以区别。
    在拉丁美洲往往是后者占上风。深刻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不多见。人们更倾向于一种教条式的重复，并且也这样地重复着剩余价值观点，而不想致力于更新。
    马克思被他从事写作的那个时代资本主义活力中心巨大的分配不均和英国群众的极度贫困所打动，建立了他的剩余价值理论。生产资料所有者付给劳动力的工资低于所生产的产品的价值时，就剥削了劳动力。剩余价值衡量出这种剥削的大小。
“马克思的确从李嘉图的理论中得到启示。根据这种理论，产品的价值是由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决定的。在这方种论点引起的重大争论中，新古典派经济学家们致力于证明它逻辑上站不住脚。下面是他们的决定性论据。鉴于劳动不是同质的，一些产品和另一些产品相比较的产品的相对价值不可能用产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来衡量。如何把劳动质量的差别、对生产过程贡献的差别放进去呢？那可以根据这个劳动的不同质量的报酬来评定。又如何按照剩余价值理论来确定这些不同的报酬呢？那很简单，根据所生产的价值来确定。由此就提出新古典派的反驳：一方面，价值  P16  代表产品中包含的劳动；另一方面，不同质的劳动由这些产品的价值相比较来衡量。换一种说法就是：价值由劳动决定，劳动由价值来衡量。
    在新古典派谋求建立一种合理的分配理论的努力中，他们以为彻底摧毁了剩余价值观点。马克思纠缠于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之中，并想找到一种关于剩余价值的科学解释。可是，他陷入了那种原则的反复。实际上，如同我在说明我的剩余观点时所力图证明的那样，用不着一种价值理论来证明对技术进步成果的占有现象。虽说马克思以为给了这个现象一种合理的解释，而实际没有做到，他的论点的政治意义却是巨大的。
    马克思非常坚持因剩余价值引起的资本积累的自然趋势。请回想一下他对于那些为了积累而节制消费的理论、资本主义为积累作出牺牲的理论所持的讽刺性的轻蔑。我认为，这种趋势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中心的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典型趋势。那里提出的重大问题主要是收入分配问题及其冲突性趋势，因为即便还有巨大的资本需要、特别是社会资本的需要尚未满足，但满足这种需要与资本主义进进一步演进是不矛盾的。
    相反，在外围资本主义中，面对着特权消费的压力、生产技术引起的越来越高的资本密度的要求、以及人口的过快增长，积累显然是不足的。这就提出两个互相矛盾的要求，一是分配的要求，其特点要比中心更加尖锐得多；二是进行巨大的资本积累的要求。
    互相矛盾的要求体现着一种非常严峻的两难选择。要么把上层占有的和中心榨取的剩余用于收入再分配；要么把剩余用于资本积累，舍此就不能扩大生产机器并以不断提高的生产率吸收被忽视的阶层。换句话说，在直接的收入再分配与动态的再分配之间存在着一种冲突，前者具有不稳定性、暂时性，且范围有限，后者  P17  则是使群众的收入持续增加的唯一形式。
应当理解列宁在面临当时广阔的苏联外围的种种问题时所带来的困惑。在马克思看来，充分的资本积累应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中、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前完成。列宁从一开始就看到了稳妥地解决积累问题的决定性意义。这件事轮到另一个人用强硬手段来进行。列宁同时还看出由工会独立经营企业的必要性，正如在他的后期所表明的那样，他对国家迅速膨胀感到担心。与这种担心完全相反，斯大林终于取得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权力，毫无疑问，这也是由于发达资本主义的敌视态度所促成的。
不管正统社会主义的演进情况如何，看来它已不可原谅地远离了另一个马克思主义观点，即由于摧毁了资本家阶级、消灭了阶级斗争，国家走向消亡。
那么，社会主义的组织形式是什么?马克思的确没有谈到这个问题。古典派倒是更为明确，一切都将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中由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来解决！

第二节  对本书论点的异议
关于外围资本主义中经济进程与政治进程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的论点，以及我以前的文章的其他一些结论，引起了可以理解的异议。实际上，人们常常论证说，我的解释只涉及外围的某些较先进的国家，而根本不能扩展到其他国家。现在有必要来澄清这一点。
有些国家证处于社会结构变动的某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民主化进程蓬勃发展，所有那些最终引起危机的再分配后果也都显现出来。这是一个深入的阶段，不能相以前的那些阶段混为一谈。  P18
相反，在另一些国家可以看到，上层的权力还在社会结构中居统治地位，"民主化进程和分配冲突还未表现出来，或者才刚刚表露。
最后，还有一些国家，那里民主化进程正在发展，但面临着强大的障碍。在那些地方民主往往徒具形式，实际上被上面以不同的方式操纵着。操纵方式之一是接受那些可能威胁上层利益的强有力的领导人，或者各政党的头头联合起来以捍卫上层的利益。
对剩余的占有与分享制度存在于所有这些情况之中，只不过其演进程度不同而已。这种制度是外围资本主义所固有的，而不论它的结构变动阶段如何。我之所以把重点放在危机上，是为了强调说明，在结构变动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种走向危机的明显趋势。
我们在上面指出的这些差别并不是各国之间存在的唯一差别。对剩余施加影响的外部条件也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在那些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的国家，即便民主化进程已深入发展，分配冲突仍得到缓解，从而削弱了走同危机的趋势。
人们对于我关于作为体系的危机特点的社会性通货膨胀的论点也提出了反驳。我坚持认为，当这种类型的通货膨胀发展时，货币正统派是无济于事的。这的确是二个使人吃惊的结论，对我本人尤其如此，因为我在过去、在不同的情况下，曾借助这些原则来求得货而稳定。在劳动力和国家的分享权力尚未取得重要发展的那些结构变动阶段，正统派是有效的。但是，在结构变动的深入阶段，在民主化进程的发展没有遇到重大限制的时候，工统派便失去
效力，变得事与愿违。
我不认为这些问题的根本解决只要求对体系作某些简单的修饰。因此，必须正视一个十分严肃而困难的问题。即体系的改造  P19  问题。
对我来说，这个结论是一种最后的考虑的必然结果。新古典派的选择是将他们那迷人的宫殿建在空气之中。他们所设想的调节原则无可挽回地背离了现实。用这样的原则既解决不了积累问题，也解决不了分配平等问题。这个问题在权力关系不受限制的、专横的作用中也得不到解决。权力关系的这种作用也缺乏一个调节原则。调节只能是一种集体决策的结果，并不可避免地要求进行国家的体制改造。

体系的改造
    基于这些考虑，我把本书的最后部分用来阐述改造理论:我之所以强调改造理论这个术语，是因为与人们通常归功于我的相反，我不是在提出一种"模式”，一种新的发展选择，以便作为有效的公式去应用于拉丁美洲现存的各种不同条件。
    虽说我很重视新的模式，但我的宗旨却不是这个。我是想提出一种可能的改造理论的某些要点以供理论探讨。然后才谈得上考察在每个具体国家的客观条件下哪些东西具有可行性。
    体系的改造必须建立在对剩余的社会使用的基础上。为此，我正在寻求社会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之间的一种综合，而这种综合迟迟没有到来。从总体上对积累和分配进行调节就意味着社会主义。让市场作为有效的机制，但不是作为发展的最高调节者，这就意味着自由主义。
    这一点尽管具有决定性意义，但还不是问题的全部。还有某种具有重大意义的东西。这就是改造的政治含义。我不是指实现改造的形式。形式问题是意识形态争论的事，尽管我认为，将对此施加重大影响的是现实的客观条件。我所指的主要是从政治观点  P20  来看的新体系的实质。它是否和我们的民主及人的价值观念相一致?它会不会适应于一些根本不同的政治观念?
   分配平等，发展的活力，以及一种真正参与制民主的新的制度形式。这些就是在改造理论中指引我的重大目标。不过，我不想先谁那些到时候将会讨论的问题，我只想从一开始就毫不犹豫地确定我的思想的方向。
    应当明白，一切都非常困难，非常复杂，并将在外圈遇到种种巨大障碍。然而，还有别的方式来消灭现行体系的排斥性和冲突性趋势吗?有什么局部的改革能在不导致剩余的社会使用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吗?
    我在前面提到了发展的活力。必须澄清这个问题以便消除某些令人遗憾的混乱。加快发展，给发展以活力，并不意味着前面必须有发达国家的形象。把一个正在那里受到严厉批评的形象当作目标或许更糟。而那些批评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没有用很严格的价值标准来检验这种形象的情况下的自我辩护。这是一种经济权力的集中阻碍政治权力的真正扩散的社会的形象，走入歧途的、奢侈性的消费社会的形象，环境污染和开发不可更新的自然资源的形象，一种巨大的城市集中的形象。一直在鼓舞外围资本主义发展的正是这种形象。
物质刺激也超出经济体系之外、正在渗入它不应当渗入的地方。毫无疑问，这一切还会随着发展的加快而更形加剧，虽然不会根本改变发展的方向。这就是必须着手解决的重大问题和重大任务。  P21

第三节  我的发展思想的演变
我刚才述的这些思想以及我在后面将要阐述的其他思想，代表着我关于发展问题的思想的漫长历程的又一个阶段。我这方面的思想是在1949年我进入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以前几年开始的。
在开始阶段，世界大萧条曾对于我的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为对付那次萧条的极其不利的反响所迫，我不得不逐步抛弃我年轻时在大学里接受的新古典派理论。
那次危机的教训促使我后来对外围的发展，外围的巨大外部脆弱性以及与中心的关系等进行思考。
在我面前有着拉丁美洲发展这个广阔的、几乎不曾探讨过的领域。必须探讨它并确定它的轮廓。那轮廓是很不确定的、模糊的，就象发现这个大陆时最新绘制的地图的轮廓一样，逐步才精确起来，直至与实际相符。
于是，在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我逐步扩展自己的知识，观察新的现象。而这样做又几乎总是因为需要有时是无法延搁的解决一些很具体的问题所促使，并从一批杰出的年轻经济学家的合作与批评中得到鼓舞。他们大部分是拉丁美洲人，当时正在摆脱那些根深蒂固的教条的束缚。
就这样逐渐出现了某些理论上的贡献。这些贡献中的每一个又都是其他新贡献的起点。这个进程是漫长而艰苦的，并多次被实践的义务所打断。因此，一些思想就逐步沉淀下来并获得了坚实性，直至在这本书中体现出来。现在是把一种总的发展理论连接起来，它吸收了那些断断续续的理论贡献，并且超出了经济的常  P22  规范围，以便把其它一些很重要的因素结合进来。不这样做，便不能正确地解释复杂的实际现象。解释这些现象首先是为了给体系的改造开辟道路。
在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之后，使我得出这个总的发展观的主要理论贡献是哪些呢?现在有必要提及这些贡献。我是以下述考虑作为出发点的，即外围资本主义是依照过去的国际分工和比较优势格局所安排的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这是附加的、附属的资本主义，是在先进国家的霸权和市场规律统治下从属于先进国家利益的资本主义。
这些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过去实质上是向心性的，现在仍然是这样。它的动力尽管是很重要的，但不足以使得外围能推动自身的发展;外围在适当的时候应当创造自身的动力，打破过去的那种格局。
为达此目的，外围必须实行工业化，这就是有意识地去做中心的动力未能自发地导致的事情。
由于大萧条的缘故，工业化己经蓬勃兴起。但是，在拉丁美洲内外引起强烈的抵制。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指出了这种发展的不可避免的要求的合理性。这种要求是和农业的技术进步密切相连的。农业部门因技术进步而使生产率增加得越多，工业化就必然越是强烈。否则，农业价格相对恶化的趋势会加剧，从而遏制农业的扩展并影响发展速度，对劳动力的生产性吸收也将发生困难。
于是我们努力让人们懂得，鉴于外围发展的历史性延误，由于资本主义的向心性质，适当地保护新的工业以补偿其较高的成本就成为必要。
这就是替代进口原则。内向发展观念就以这个原则为基础，因为对拉丁美洲整体来说，当时实行外向发展似不可能。替代是  P23  存在于中心的、不利于外围出口的条件的一种结局。
然而，在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我们也认为，在拉美国家之间存在着相互交换的巨大可能性;最终目的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形成共同市场。①扩大市场和竞争将使得成本下降，直至工业具有国际竞争能力。
毫无疑问，工业化是在带有重大缺陷的情况下发展的。但是，由于工业化，才得以取得高于向中心出口初级产品所能取得的发展速度。实际上，因工业产品成本较高而损失的收入，由经济的总产值更大得多的增长补偿还有余。
所说的缺陷主要在于过分的保护和工业化的不平衡，鼓励了替代而没有给予制成品出口以同样的刺激。早在60年代初我们就公开地这么说。
与此同时，我们还提出了发展规划的思想。我们的确并不否认市场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坚持认为，这个机制不能使人预见到发展引起的结构性变化，也不能实现为推动发展所必需的那些变化。因此，增加规划手段就势在必行，既是为了提高资本积累速度以应付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防止它的后果。
事实上，积累速度是不够的，这不仅是由于外围发展当时所处的初期阶段，还由于模仿中心的消费②和引进了某些工艺技术。这些工艺技术要求更高的资本密度，减少了对劳动力的吸收。③
这些就是我在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提出的论点。如我在前面说过，是在一批很杰出的合作者的鼓励和支持下提出的。这些论 
①显然，这个思想的挺出是在欧洲共同市场以前。
②在后来广为流传的"示范效用"概念被采用以前，这个论点就在拉丁美洲经济
委员会捉出来了。
③引起人们对于创造新技术的必要性的关注，而中心对此是不屑一顾的。新技术
设有创造出来。但是，问题不仅仅限于这一点，还在于浪费资本积累潜力。
                                                                   P24 
点曾在拉丁美洲内外受到很多人批评。尽管这些论点是局部的、不完整的，但依然保留着它们的价值。
在初期的那些年月，通货膨胀也曾引起我的关注。我们抨击来自中心的货币正统派建议。大家进行了一些重要的研究，从中产生了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结构主义论点。但是，我们不善于与正统派提出广种不同的有效选择。在还没有彻底深入社会结构的时候，这样做是不可能的。我们还没有条件这样做。
不过，问题还不限于此。在我们的文章中显然还没有出现收入分配问题。在我们的头脑深处甚至还留存着一种新古典派的残余: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的活力本身会启发地导致分配平等。我们也的确议论过现行的土地占有制度。认为这种制度不仅阻碍着技术进步的渗入，而且自身就造成一种很大的社会不平等，不过，我们的研究也只是到此为止。
在尔后的一些年里，事实使得我们扩展了关于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分析和建议。在196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①我们果断地论及了这个问题，承认尽管经过了几十年的工业化，仍有广大的社会集日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并探讨了这种现象的经济与社会学的原因。的确，在50年代所做的分析中，我们在说明不平等问题时曾赋予经济结构一种重要的作用;然而，那是一种有局限性的观点，它没有扩展到把整个社会结构包括进去。那些年中，一种实质上是发展的经济理论的偏颇观念在我思想上占了上风②
这种更广阔的发展观使新古典理论未能澄清的疑问显露出来;然而，我不能继续我的理论思考，因为在联合国担任的新职责
①我指的是我离开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处的领导岗位以前的最后一篇文章《寻求技丁美洲发展的一种动力》，西哥经济文化基金出版社，1963年。
②60年代，在我们杰出的同事镭·何塞·梅迪纳·埃恰瓦里亚的社会学论文影响下，我们懂得了发展的理论范畴的这种扩展是必要的。
P25 
使我离开了拉丁美洲。在联合国的工作中我得以利用在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获得的知识。就这样过去了许多年，直至我又重新研究这些问题以及外围资本主义的其他问题，并理解它的动力。与此同时，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和拉丁美洲经济社会规划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仍继续从事他们的任务，作出了十分宝贵的贡献。
现在我在这本书中介绍一下我自己的研究的结果。在这篇《引论》的第一部分我曾力图介绍这方面内容的要点。有一些研究结果我曾在刊《拉美经委会评论》的文章中作了阐述，并请一些很有权威和洞察力的同事进行了批评。他们的批评使我进一步深化私阐明了自己的思想，直至将它们提炼在这本书中。在最初的论点中突出了中心一外围格局。尽管最近这些书中
我尽力以批判的态度审查自己的思想，力图更新它，使之符合于实际中已经发生的变化，同时也吸收他人的思想，但是，我未能放弃我最初的理论革新思想所赖以形成的中心一外围概念。我认为，这个概念继续有效，尽管需要继续努力来吸收一些新的要素，使它有更大的连贯性，并把一些分散的片断归纳成一种系统的介绍。①
谈谈这个理论概念的由来或许有点意思。从我开始成为经济学家的时候起，我就强烈地感到被经济的周期运动所吸引。我脑子里塞满了形形色色的理论，却弄不明白阿根廷经济的种种现象。后来，当从世界大萧条的时候起我不得不在同样的现实中采取行动时，我感到无所适从。更有甚者，我常常感到，过去学的东西不但不能解释那种现实，而且还妨碍我去考察它。由此我终于确信，不论是关于工业国的周期的解释，还是为缓和周期运动并纠正
①近年来关于这个问题的最重要的贡献是由阿尼瓦尔·平托作的。
                                                              P26
其后果的措施，对于出口初级产品的外围和刚刚开始的工业化都是不适用的。
经过多年的行动之后，我曾得以退隐并思考我自己的经验。于是，我确信，在工业国家中提出的那些理论不过是妄图享有普遍意义。它们有可能解释工业国家的现象，尽管并不总是令人满意，但是解释不了我们这些国家发生的现象。
于是就产生了中心的概念。由一个主要的活力中心把中心的推动力传递到外围。周期性扩张的推动力与收缩运动循环往复地相延续。在经济的这些起伏运动中，中心起一种主动作用，外围则起一种被动作用，只不过外围在周期的下降阶段作出的反应有助于恢复中心的活动，从而提供新的推动力。显然，我任何时候都不曾想要建立丁种外围的周期理论，而只是想抓住一些必需的理论要素加入到总的周期理论中去，使这种理论具有普遍意义。在这些理论要素中时间概念与空间概念具有首要的意义。
不过，现在不是详细叙述这个问题的时候，而是应当说说我是如何在中心一外围概念方面逐步取得进展的。虽然资本主义逐渐学会了，对周期运动积极地施加影响，但是，归根到底，周期运动代表了资本主义经济生长的典型形式。这种考虑自然地使得我给予上述概念一种更加广泛得多的范围，从对波动的考察转入对发展现象本身的分析。
中心一外围的理论模式的最初要素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个理论模式后来又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丰富和修改，现在我力图在这本书中对它加以更新并给它增加一些原先没有的基本
要素。  P27 

第四节  一种总体发展理论
经济学家们通常都坚持避开政治问题，因为政治问题超出经济理论的范围。这种学说上的洁身自好使得他们抛开其他一些对于理解发展的动力来说是实质性的因素。可是，发展现象不可能仅仅用一种经济理论来解释;必须有一种把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的全部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总体理论。
外围资本主义是这个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但是，它又具有自身的特点。由于这种特殊性;从外围的观点来看，在中心提出的理论就具有一种想获得普遍意义的虚伪企图。我们从在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最初的时候起就持这个论点，后来对事实的观察更使我们充分地肯定这个论点。新古典理论没有给自己提出探索外围现实的任务，因为新古典派在世界的这一部分的信徒们是五体投地地接受这种理论的。马克思的理论也没有涉及外围，对马克思来说，英国中心的资本主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简单地重演。凯恩斯的理论革命把重点放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币储蓄过度的趋势上，这显然和外围不相干。
因此，我们需要自己努力来进行理论创造。不是要抛弃中心的理论，而是要承认外围资本主义的特殊性。换句话说，应当建立一种把中心一外围格局及其全部复杂性包括在内的理论。
我们那种对中心的理论囫囵吞枣的渴望——这是古里埃里的巧妙说法——是我们的模仿性资本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也是我们想按照中心的模式发展的表现形式之一。把中心的理论当作已经揭示的真理拿来，而不考虑中心与外围国家之间社会结构的巨
大差异。中心的、与一种很先进的结构相适应的东西被扩散到外  P28  围国家来。既扩散技术、消费形式，也扩散各种制度、思想意识形态。
可见，把发展封闭于一种经济理论的狭小天地之两可能是不利的。如果说，理论家们是出于方法论的原因、有时是由一种可以解释的专业化的欲望所驱使，而分头去考察各种不同的因素，那么，现在就要求对所有这些因素及其错综复杂性作整体考察并揭示出它们的相互关系。必须这样做，以便更加接近于想要加以改造的这个现实。设想外围发展的经济解决办法而抛开其他那些成分，是一种可悲的愚蠢。眼下我们又确实还没有摆脱这种愚蠢。人们又在说，消灭干扰经济力量自由作用的政治和社会障碍吧，体系将会获得充分的效力!仅仅为了让经济自由主义充分发展，就得领性民主由主义及其对个人自由与人权的保障。

第五节  政治周期与改造
然而，由于使用暴力逐渐失去作用及其所带来的反响，这种政治上的倒退不会无限期地维持下去。回到民主化终究或迟或早是势在必行。不过，如果恢复民主而不伴随着对体系的一种实质性的改造，我很担心会重新导致权力关系的专横作用。
正因为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不要很久，经济的正常运转可能再度被打乱，社会平衡陷于瓦解。
我深感忧虑的是，体系因其所具有的重大缺陷，可能导致一种政治周期的循环，民主化阶段与政治镇压相社会不平等加剧的阶段互相交替。
面对这样一种非常令人不安的前景，我们这些关心外围发展  P29  现象的人们有着重大的职责。这种职责我们迄今还远远没有完成。我们究竟给政治当事人提供了什么样的选择来克服体系的危机? 只有两种极端的选择。一是经济自由主义的选择，它要求毫不留情地牺牲民主自由主义;另一种选择是把生产资料交给国家并由在国家上层拥有政治权力的人们集中经营。这样一来，这种政治权力就成为无可争辩的了。
在前一种选择中民主化进程被中断了。在后一种选择中，民主化进程被一种与政治制度和人权根本不同的观念所取代。
因此，应当理解某些人的苦恼的困惑。这些人感到，人道主义的最重大的成就之一的进展，虽然包含着不可估量的意义，但还是没有导致体系现在还不曾有过的一种分配道德。 在先进的政治潮流的演进中现在似乎出现了新的方向。无产阶级专政——或随便怎么叫法——的概念正在被放弃，民主多元论概念越来越取而代之。但是，如果在一种正统社会主义体系下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于领导国家的少数人手里，多元论有可能吗?
我终于确信，生产资料的这种集中与经营是和民主的发展不相容的。我们因而不能回避上述职责，当然必须寻找另一条道路来改造这个体系。
毫无疑问，这就要求变革权力结构，因为没有这方面的变革广任何根本性的改造都不可能实现。可是，下一步怎么办呢?改造体系的含义是什么?这一点正是应当以明确的客观态度当然不能脱离人的巨大意义——加以讨论的。但是，必须这样做，从而了解这个需要改造的体系。并确切地知道它的重大缺陷之所在。  P30 

第一部分  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
的拉丁美洲外围

第一节  中心的动力
外围的发展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不过，它是在和中心大不相同的条件下发展的，由此而产生外围资本主义的特殊性。
技术在其中起重要作用。随着技术在中心的发展，中心的社会结构不断发生变动。这种情形在外围国家也同样出现。当中心的技术过了很长时间渗入外围国家时，外围国家和中心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发生相应的变动。
通过这些不断的变动，可以看出某些重要的不变因素。下面我们来谈谈一些主要的不变因素，
中心的动力尽管对外围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但由于资本主义的向心性，这种动力的影响是有限度的。实际上，这种动力只有在涉及巾心的统治集团利益的情况下才会推动外围的发展。
资本主义的向心性顽强地表现于中心与外围的关系之中。技术进步产生于中心，并倾向于把由此带来的愈来愈高的生产率的成果集中于中心。由于与生产率提高相伴生的日益增加的需求，工业化也集中于中心。工艺技术的不断革新使产品与劳务的生产越来越多样化，从而给工业化以刺激。
因此，在自发的发展过程中，外围就逐渐在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变中处于工业化进程之外。  P31 
    这种现象不只是一种有意的排斥，是市场规律在国际范围内起作用的结果。
到后来，由于国际危机的结果工业化得到发展，外围也逐渐被排斥于中心的大量工业品贸易之外。外围不得不学会输出制成品，并且显然是正在通过自身的努力而这样做，因为跨国公司通过与中心的交换对消费形式国际化的推动要比对生产国际化的推动大得多。
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在外围发展中已经出现、并继续存在的外部不平衡的固有趋势。人们曾力图先是用替代进口、后是用出口制成品来抵制这种趋势。
中心还很少通过在自身生产结构中的某些变革来鼓励外围的制成品出口。中心由于不给这些制成品开放市场，迫使外围继续替代进口。替代不是一种理论的选择，而是由资本主义的向心性强加的。它仅仅是在一片支离破碎的外围中每个国家的狭小天地里、在损害其经济合理性与发展活力的情况下付诸实行的。 
中心统治集团的经济利益与战略利益、意识形态利益、政治利益结合在一起。这些利益在中心构成一张网，从这儿产生出中心一外围关系中种种顽固不移的依附现象。
  在中心—外围关系中，中心统治集团的经济利益与外围国家统治集团的利益结合在一起，而在这些权力关系的活动中前者的技术与经济优势强有力地发挥作用。与技术演进及其扩散相伴生的结构变动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在外围，这些变动除了在自身的发展中所具有的意义以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着发展所特有的内部冲突趋势向中心蔓延，并在中心引起那张霸权网的反作用时，这些变动就会带来某些引起混乱的压力。这便是那些依附现象的明显
表露。  P32
不论在中心还是在外围;统治集团的经济利益依旧占居主导地位。它在国内和国际市场领域的功效当然不可否认。然而，市场尽管有其巨大的经济与政治意义，但不是、也不可能是外围的发展以及外围与中心的关系的最高调节者。
这一点在中心当前的危机中是很明显的。市场未能对技术引起的矛盾现象作出反应。技术是一个无法估量的物质福利因素，但是，它也造成了对可耗尽的自然资源不负责任的开发，生物圈的显著恶化，以及其他一些严重后果。
市场规律也没有解决中心一外围关系中的重大缺陷，更谈不上克服外围发展的排斥性与冲突性的趋势。
应当把市场内的个人决策与凌驾于统治集团利益之上的市场外的集体决策结合起来。不过，所有这些都需要一种远大的眼光，一种既在外围的发展方面又在外围与中心的关系方面进行改造的眼光。这种眼光来源于把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考虑有远见地结合起来的、意义深远的道德准则。

第二节  外围资本主义的内部动力
   中心的动力不会深深地渗入到外围的社会结构中来，这是一种有限的动力。
与此相反，中心把它的技术、消费与生活方式、制度、思想相意识形态向外围扩散和辐射。外围资本主义越来越从中心得到启示并趋向于完全按中心的样子发展。
这种模仿性的发展姗姗来迟，并在一种与中心已经演进的结构相比呈现出巨大差异的社会结构中进行。
枝术由于资本积累而进入物质手段和人材培养领域。随着这  P33  个过程的进展，在社会结构中就发生不断的变动。社会结构包含着一系列由于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而彼此联结的局部结构，诸如技术结构、生产结构、就业结构、权力结构和分配结构等。分析这些变动是揭示外围资本主义复杂的内部动力所不可缺少的。

结构变动、剩余和积累
技术的渗入逐步形成体现越来越高的生产率和效益的各个技术层次，超越生产率和效益较低的原有技术层次，尽管在这种技术结构中往往还残存着前资本主义的或半资本主义的层次。技术结构的这些变化又伴随着就业结构的变化，因为劳动力不断地由生产率较低的层次向生产率较高的层次转移。但是，收入结构却不以和技术变化、就业变化相一致的方式演变。因为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以更高的生产率就业的大量劳动力并未因此而相应地增加其报酬。
这种情况是由于处在那些低生产率技术层次或处于失业状态的劳动力的倒退性竞争造成的。技术进步的成果只有一部分被转移给为数有限的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主要是通过他们的社会权力获得了技术所要求的越来越高的专业水平。
更高的生产率的成果中未被转移的部分就构成剩余。它主要是被在物质领域集中了大量资本以及地产的社会上层所占有。这是一种结构现象。剩余不会由于企业问的竞争——即便是不受限制的竞争——引起的物价下跌而消失，而是会被保留并在企业中流动。这是一种结构和动力现象。
最终产品生产因资本不断积累而增长，这就要求提前增加进行中的生产，经过一段时间后产生最终产品。企业为此要付出更多的收入，由此而产生更大的需求，去吸收因生产率提高所增加  P34  的最终供给，而不致降低价格。因此，剩余除具有结构性质之外还具有动力性质。
实际上，由于创造货币，在生产过程的各个阶段付出的收入(包括剩余)，要比为使物价不下跌所需要的多得多。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这些收入中只有一部分立即变为对最终产品的需求。另一部分则转而对市场的和国家活动领域内的劳务需求)在这些地方流动并逐渐地回到对产品的需求。除了付给生产要素的收入外，企业还购买进口产品。于是，出口商品的国家便收回在这些商品生产中付出的收入再加上相应的剩余。企业如果出口产品;则出现与此相反的情况。
在产品的需求与供给之间不存在严格的一致性，不过，二者之间的失调会自发地纠正，或者在剩余的分享权尚未得到发展的情况下由货币当局预先的和矫正性的干预来调整。
有利上层的、不公平的收入分配，推动这些阶层模仿中心的消费形式。由此而发展起来的特权消费社会意味着资本积累潜力的一种巨大浪费。
这种浪费不仅表现在资本的数量方面，而且也表现在资本的构成方面。事实上，由于技术增加生产率和收入，并与资本数量和构成紧密结合，不断使产品和劳务生产多样化的技术被采用。当生产结构中发生这种变化，加上其它的投资形式，非再生产资本的由重就提高而生产率得不到提高，就业也没有增加，从而损害了推动发展所必需的再生产资本。
中心资本主义的内部逻辑所固有的这些现象，由于分配上巨大的不平等而过早地在外围发生。
此外，还加上中心、特别是跨国公司凭借其经济技术优势和中心的霸权过分地榨取收入，也有损于积累。  P35 
再生产资本的积累本来就不足并令人失望，又加上国家过分膨胀的趋势和人口的过快增长。这些情况主要地说明这个体系不能充分吸收社会结构的下层，也不能对付劳动力过剩的其它表现形式。这就是体系的排斥趋势。
上述社会下层在农业中占多数。由于对农产品需求几乎没有出现多样化，劳动力就趋向于往其它部门转移。然而，鉴于体系的吸收能力不足，于是献出现一种严重的过剩现象，引起农业劳动力的收入相对恶化。
只要这种吸收能力的不足还存在，农业的技术进步就不具备提高农业劳动力的收入并扭转其相对恶化的能力。相反，当生产超过需求时，还会损害农产品比价。这是在农产品出口中尤其常见的趋势。它阻碍农产品出口的增长，从而损害发展。

权力结构的变动和体系的危机
在技术逐步渗入社会结构的同时，体现在权力结构方面的变动也随之而来。中层扩大了;随着民主化进程的进展，中层的工会与政治权力得到扩展，并日益和那些集中了大部分生产资料的人们主要是在上层，的经济权力相对抗。拥有社会权力的劳动力也主要是在中层。上层与中层之间的权力关系既表现在市场领域之中，也表现在国家范围之内。由此而产生一种要求分享生产率增长的成果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在获得这种分享之后，对中心消费形式的模仿就逐步在社会上向下扩散，特别是在中层中扩散。不过，特权主要是集中在上层。
这种双重压力主要是通过增加劳动的报酬表现出来，或者是为了改善劳动力对生产率成果的参与，或者是为了弥补某些因素、特别是直接或间接地落在劳动力头上的财政负担的不利影响。国  P36  家用这些财政负担来对付报酬增长的趋势。
国家机器中的官僚权力和军事权力有其自身的动力。这种动力以政治权力、主要是中层的政治权力为支柱。国家的活动正是借助于这个动力来开展，而不是从经济合理的观点来考虑，不论是在国家提供服务的数量与多样化方面还是在对劳动力的虚假吸收方面都是如此。
因此，国家力图通过增加就业和增加社会服务来克服体系的吸收能力不足和分配不均。这一点是国家过分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
上述情况可简要地表述为:体系的越来越高的生产率成果的分配主要是权力关系变动作用的结果，当然拌没有排除个人在能力与活力上的差别。
随着劳动力的分享权力加强，以及劳动力获得弥补财政负担及其它因素影响的能力，劳动报酬的增加便逐渐超过了由生产率连续增长所带来的企业成本的下降。于是，这个超过部分就逐渐被转移到物价上去，继之而来的是在人所共知的螺旋式通货膨胀中劳动报酬再度增加。
在这样的条件下，为了使由更高的成本所加大的供给能够被吸收，就必须使需求以及产生需求的收入都相应增长。
假如货币当局为避免或抵制螺旋式通货膨胀而拒绝创造必需的货币，需求的增长就会变得不足以应付最终产品的增长。于是经济衰退就到来。衰退现象一直持续到货币当局改变态度和物价能够按照更高的成本而上涨为止。物价上涨会使得剩余由于生产率新的提高而再度增加，不过这只是暂时的，因为报酬进一步提高又会再度将它压缩。可见，分配斗争激化不但引起混乱，而且给发展带来种种不利后果，积累因此而被削弱。  P37 
    然而，应当看到，这些现象是发生在劳动力的工会与政治权力因民主化进程的推动而在市场领域和国家领域日益扩展的时候，也是在国家的开支因其自身的动力而越来越高的时候。
在这样的条件下，螺旋式通货膨胀成为外围发展的固有现象。单靠货币手段的通常规律已不能避免或消除这种现象。
只有在再分配(分享与补偿)权力尚不存在或还很弱小的时候，这些规律才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只有在民主化进程还很微弱或受到统治集团牵制或操纵的时候，即只有表面的相非实质性的民主的时候，才会具备上述条件。
这就是在权力关系的专横作用达到一定的地步时体系的危机所具有的性质。这种现象发生在外围发展的深入阶段。体系的危机有可能推迟一段较长的时间到来，特别是在因开发某种不可更新的自然财富而拥有大量资金的情况下。
上层的政治权力原来似乎随着民主的进展而逐渐削弱，而一旦由通货膨胀危机引起的动乱造成经济混乱与社会分化时，这种权力就重新得势。于是就诉诸暴力，便处于不利地位的阶层的工会和政治权力化为乌有。
假如那些手中握有军事权力的人们不是非处在上层的经济与政治权力统治下不可，那么要问，他们为何要出面干预而为特权消费社会效劳?这里显然有多种因素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不过，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上层既然掌握着这个体系的活力要害，即积累资本的能力，就迫使人们不得不让他们为恢复发展的正常秩序采取行动。然而，这样做除了政治代价之外，社会代价也是高昂的。
实际上，在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不断盛行的同时，民主自由主义却被破坏。这是一种虚伪的经济自由主义，它不但没有造成发展成果的扩散，反而大大地巩固了社会的不平等。P38
在拉丁美洲外围，民主自由主义尚未牢固地确立。我们很了解民主自由主义的变迁，它的令人鼓舞的进展和使人痛心的倒退。不过，过去恐怕说明不了一切。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动，出现了一些新的复杂的因素。使用暴力已具有与过去时代不同的意义，即造成民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之间的绝对分离，尽管这两者都产生于同一个哲学渊源。

剩余的巨大矛盾
从上述考虑中得出了很重要的结论，或许是我们阐述外围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结论。
剩余受两个相反运动的制约。一方面，它因生产率不断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它因来自市场领域和国家领域的分享压力而下降。当剩余作为这两种运动作用的结果还能不断增长时，体系就正常运转。
因此，上层由于集中了大部分生产资料。可以增加资本积累并进而增加其特权消费。他们掌握着体系的活力要害。
当不论在市场领域还是在国家领域权力关系的较量中，对剩余的分享是以生产率不断提高来满足时，这个基本条件就具备。即便速度减慢，剩余还是在继续增加。不过，分享不能超越这样一个限度，即剩余开始减少。
然而，在这个限度上，剩余和总产值相比可能己经达到了它的最高比例。为什么在通过压缩剩余仍有很大余地来改善分享的情况下却不能继续这么做呢?
这正是分配与积累制度的脆弱之点所在。因为分享压力如果超过生产率增长，产品成本的上涨就导致企业提价。
毫无疑问，总剩余从其数量上可以允许有更加大得多的分享，  P39  但在这个体系中却没有任何因素能促使人们这样做。可以设想，企业拿出一部分剩余并在不提高成本的前提下将它转移给劳动力，这将是对剩余的一种直接参与。然而，这个体系却不如此运转。报酬的提高超过了生产率增长就要提高成本，从而带来上面提到的那些后果。
那么，并非所有的分享压力都表现为提高报酬。如前所述，国家为分享剩余而求助千落在劳动力头上的税收，促使劳动力通过更高的报酬来得到补偿。但是，国家也有可能向剩余或上层社会集团的收入直接征税，而这些集团却没有能力来获得补偿。这些税收并不转移到成本上去，但是，如果税收量压缩了剩余，积累速度与增长速度就会下降，从而加剧排斥与冲突趋势。
鉴于再分配权力在民主化进程的深入阶段得到加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个问题在体系内部都无法解决。要么在分享导致生产成本增加的情况下陷入螺旋式通货膨胀，从而除了通货膨胀造成的混乱之外，还会破坏剩余的活力;要么直接占有一部分剩余，从而也带来不利的活力后果，而这些后果迟早还得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来克服。即便费尽心机，外围资本主义的活动规律终究不能克服它的两大缺陷。它的排斥性不能克服，除非牺牲特权阶层的利益和转移给中心的收入而实现更高程度的资本积累才有可能纠正。它的冲突性也克服不了，而且在不受限制的权力关系较量中还日益加剧。
在所有这些情况之中存在着一种巨大的矛盾。当剩余增加甚至达到它的最高幅度、而要求分享的压力也继续增加时，体系就作出反应，力图继续增加剩余。为达此目的就求助于暴力。然而，使用暴力不是一种解决办法。除了改造这个体系之外，别无其它解决办法。
P40
体系的危机与使用暴力
鉴于这个体系的性质，在外围发展和民主化进程的深入阶段，已不能避免发生危机的趋势。因为在这个体系的内部规律中，不存在避免分享压力损害剩余的活力作用并注定引起螺旋式膨胀的永久形式。
恢复体系的动力人们力图通过使用暴力来实现——会招致严重的混乱。在这些混乱中，理论上的某些不成熟和实践上的前后不一致往往结合在一起。
不过，如果这个体系被熟练地驾驭着，尤其是在外部条件有利的情况下，有可能达到很高的积累率和发展速度，给处于有利地位的社会阶层带来明显的繁荣，然而是以大大压低相当一部分劳动力收入为代价。
但是，这远远不能彻底纠正这个体系的排斥性与冲突性。一旦民主化进程或迟或早得到恢复，分享压力又将逐步把这个体系带入一个新的、因生产结构变形而恶化的政治周期。生产结构的这种变形是为了适应特权消费社会发展的需要。

第三节  探索一种改造理论
改造的两种选择
从集体利益的观点看，技术进步成果的积累和分配制度不服从于任何一种调节原则。如果说在市场规律占统治地位时占有是专横的;那么在政治和工会权力与市场规律相对抗的情况下，再分配也是专横的。
因此，国家必须调节剩余的社会使用，以便提高积累速度，并  P41  逐步纠正不同于职能差别的结构性分配差别。
实际上，国家能够采取调节行动的形式只有两种:或则把赖以产生剩余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相经营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或则按照集体的合理性使用剩余，而不把所有权集中在自已手里。
从其政治和经济意义来说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选译。"我倾向于第二种选择，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体系的重大缺陷并不在于私有制本身，而是在于对剩余的私人占有和生产资料集中的不利后果。另一方面，第一种选择和主要的民主观念以及这个观念固有的人权观念不相容，而第二种选择有可能便民主观念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和发展的活力及公平分配完全相容。资本扩散和自洽
对体系的改造必然要求主要以压缩上层的消费来提高再生产资本的积累速度。由于集中了大部分生产资料的大型企业所拥有的剩余，剩余的社会使用可使之做到这一点，从而把资本所有权扩散给劳动力。
    在其它企业中，更高的积累将由企业主自身来进行，不过，随着资本规模的扩大，要有越来越大的比例属于劳动力，以避免集中。
    在大型企业中由此而逐步出现的资本社会构成的变化，必将伴随着资本越来越高的参与，以致于达到自治。自治的某些原则在国营企业所具有的特殊条件下也可以实行。
    这些办法适用于那些达到较高发展阶段的国家;处在较低的发展阶段时，剩余的社会使用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总之，不论是在这种还是那种情况下，都得要有适当的刺激，使这些改造能在不引起大的混乱的情况下实现。  P42 
这种担心可能导致中间道路，其表现形式之一可能是，即便在大型企业中，还是在当前进行积累的那些人手中去推动更高的积累，伴之以一部分剩余的再分配措施。

计划与市场
在新体系巾，所有的企业，不论其性质如何，都可以根据由国家的调节行动所确定的、非个人性质的某些基本条件在市场上自由行动。这些条件既涉及剩余的社会使用，也涉及国家的其它职责。
国家的调节行动应当实现市场本身所不能实现的目标，而这些目标将允许市场取得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指导国家调节行动的准则应当通过民主的计划途径来确定。计划意味着集体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要求把剩余用于积累和再分配，以及用于国家的开文和投资。积累和再分配紧密相连，因为下层的劳动力以及体系虚假地雇用的劳动力以越来越高的生产率被吸收，劳动生产率和收入都将逐步得到改善。这是一种具有活力的再分配，它还伴随着以满足紧急需要为目的的其他直接的社会改善形式。
作计划是一项头等重要的技术任务，没有职能方面的高度自主性是办不到的。但这是一项技术任务，而不是一项专家政治的任务，因为它必须服从于以民主形式作出的政治决策。所有这些都要求在国家机制方面进行体制改造，要求有新的竞赛规则，以保证剩余的社会使用方面的稳定性和适应实际情况发生重要变动的灵活性。

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综合，权力结构
上面所说的改造的选择意味着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一  P43  种综合。这里说的社会主义指的是集体决定、积累速度和纠正收入分配方面的结构性差别。这里说的自由主义是指，为适应需求而进行的资本配置将在市场上根据个人的决定自由地实现。经济自由与原始的哲学意义上的政治自由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这种选择，如同那种把所有权和调节都集中于国家的选择一样，都要求在政治权力结构方面进行重大变革。在社会结构的变动过程中，社会中层的以至下层的再分配权力与上层的权力相对峙。而这种再分配权力终将在体系的动力中与上层的权力发生碰撞。不过，体系的危机为自身的改造开辟道路，因为它会再度削弱上层的权力。
权力结构中的这些变动不会超越外围的限度，因为在中心、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的主要活力中心的统治之下，外围和中心之间的关系不可能仅仅通过外围的行动而得到彻底改造。中心的权力是巨大的，加上它又缺乏预见，如生物圈的严重混乱所证实的那样。正如历史上历次重大危机中往往发生的情况一样，难道这些严重混乱能使中心明白，它们在处理和外围的关系方面必须具有巨大的预见性，并懂得要遏制自己的权力。我倾向于认为，资本主义的主要活力中心倘能认识到这一点，也许就不会出现国际货币的混乱。
资本主义的全球发展的神话，如同外围按照中心的模式发展的神话一样，都己经消失了。市场规律的调节功能的神话也正在逐步消失。
需要进行重大的改造，但要懂得，为什么要改造，如何改造以及为谁而改造。也需要一种改造理论。由于深感有必要进行讨论和澄清而写下的这些章节，希望能有助于形成这种理论。  P44
第二部分  社会结构及其
变动，收入分配
我很清楚我在下文中对社会结构所作的考察有很大的局限性。我根本不打算把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以及组成它的各个集团及其社会心理特征的巨大差异都包罗进来。我只想突出某些因素。不考虑这些因素，我们就不能理解发展的动力，发展过程中发生的结构变动，以及这个体系在其演变的深入阶段走向危机的趋势。
我承认我采取了一种非常概略的简化法。不过，我期望对这种复杂性作进一步的分析来丰富对发展现象的认识。不管怎样，我倾向于认为，我的理论表述的主要之点将能站得住脚，无需作重大修改。
作了这个事先的说明之后。我们就来看一看社会结构的整体。以及组成它的各种局部结构的情况。不论是整体结构还是局部结构，都随着中心的各种技术渗入这个社会结构而发生不断的变动。这是发展的动力中的一些很重要的现象。
首先是生产技术。由于在实物以及人才培养方面越来越多的资本积累，生产技术的渗入起着以越来越高的生产率增加劳动力就业的重要作用。
这种生产率的成果由不同的社会集团极不平均地分享。这种情况又影响着需求的构成以及需求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
这些现象本身在生产结构和相应的就业结构方面引起变动。这种情况又反作用于生产率成果的分享形式。  P45
在这种分享中，以及在不断变化的社会阶层的形态中，权力结构方面发生的变动具有很大的影响。在权力关系的较量中，攫取大部分生产率成果的土层的统治权力万日费面临看正在形成的、并随着生产技术的渗入而不断增长的中层的权力的对抗。于是就出现收入的结构性分配;在这种分配中，处于社会结构底部的下层逐渐被排除在外。
大体说来，这些就是伴随着中心的生产技术的扩散及其不断革新所带来的结构变动。外围是被动的，它利用这些革新，但除了少数例外;它并不实现这些革新。然而"，社会结构的变动和收入分配中的巨大差别影响着对技术的选择，使人们热衷于采用某些使产品和服务日益多样化的、削弱资本积累的吸收作用的技术。
通讯和大众信息传播技术对此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把中心的消费形式传播开来。
最后，保护相延长人的生命的技术的渗入，是和社会结构的混杂性密切相关的。社会结构中的下层往往是人口增长率最高，从而加剧了积累不足的后果。
中心的制度以及伴随这些制度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在通讯与传播技术的推动下，也根据社会结构及其变动而渗透进来。那些允许占有技术进步成果的制度、以及为这种成果的再分配提供便利的制度，具有重大的意义。随着在结构变动过程中民主化进程的深入，这些制度之间的互不相容就表现出来。这就是体系在其演变的深入阶段面临的危机的背景。  P46

第一章  吸收带动力与就业结构
第一节  结构性剩余
发展的关键在于中心的生产技术通过资本积累而扩散。这种扩散是通过技术层次的不断重叠具体体现中心的技术革新来进行的。虽说比中心要晚得多并具有某些局限性，但还是在原来较低的生产率与较差的技术层次上增加了生产率和效益都更高的技术层次。在原来的低级阶段往往还有前资本主义的或半资本主义的技术。
随着这个过程的发展，高技术层次以或大或小的强度逐步吸收着在原来的技术层次就业的劳动力以及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然而，以这种方式转移的劳动力，其报酬的提高并不与其生产率的提
只有适应。实际上，出现了巨大的差距;只有适应新技术层次的要求的越来越严格的专业水平的那有限的十部分劳动力，才具备较好的条件来参与更高生产率的成果的分配。在这里，对劳动力的需求与劳动力的拥有量之间的关系通常是很密切的。但是，按专业化程度依次向下，供给的面与需求相比就逐步加大，而分享能力则逐步缩小，以至于在下层己变得无足轻重。这就是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中所发生的情况。因此，技术进步成果的分享是越到社会结构的下层就越少，因为就业于生产率低的技术层次中的劳动力的竞争在起作用。专业化程度低的以及缺乏专业训练的劳动力越多，这种竞争作用就越大。仔细观察一下就会看到;这是一种社会性倒退的竞争。
只要大批劳动者仍处在这种条件之下，即处在低生产率的技  P47  术层次之中，就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继续成为报酬不能相应于生产率的增长而增加的一个巨大障碍。
    于是就出现了剩余的结构性现象。我们可以把越来越高的生产率的成果中的下述部分确定为结构性剩余。这部分成果在市场的自发作用中没有被劳动力分享去，而是逐步落到生产资料所有者手里。对生产资料所有者来说，这部分成果不包括在根据他们的能力、创业精神、活力以及他们所目的风险等因素而获得的企业家劳动报酬之内。
顺便指出，在常规理论中，对企业家劳动报酬和企业利润是有明确区别的。人们设想，在体系走向其活力平衡的情况下，企业利润会因为竞争而趋于逐步消失。这里就充分体现了只具有暂时性质的利润和剩余概念之间的差别，因为剩余是趋于留存下来的。这一点将在适当场合得到证明。
在外围资本主义中，业主和企业家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同一个人。不过，在资本集中程度提高、企业的规模和复杂程度增加的情况下，也出现了业主与企业家分开的趋势。这种趋势在中心是十 分明显的。业主虽已不承担企业家职能，但仍继续占有剩余。  P48

第二节  资本积累和吸收劳动力
直接吸收和间接吸收
我们说过，发展的关键在于资本积累。如前所述，资本积累可以增加吸收劳动力，同时提高生产率。
资本的吸收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再生产资本的积累带来就业的直接增加。另一方面，收入增长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剩余又转变为对这个过程所生产的产品的需求，以及对私人服务与国家服务的需求。在这种需求中就表现出资本积累对就业的间接作用。
来自服务的收入又形成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这样就呈现出需求与就业之间的相互依赖，尽管最初的活力推动是由企业中的资本积累造成的。
企业产值的增长是由劳动力就业的直接增加及其生产率因技术进步而提高所决定的。需求以及私人服务和国家服务的产值则主要取决于企业产值的增长。
在服务业中，技术进步首先表现为服务质量与效益的改进，其次才是与物质生产部门相比较的生产率的增长。不过，服务部门出现生产率增长，就构成一个增加对产品需求的自主因素。
从另一个角度看，随着个人收入因生产率增长而提高，献出现一个需求多样化的过程，不仅对产品的需求多样化，对服务的需求也多样化。因此，在就业总量中服务部门占的比例就逐步提高。
生产率取决于实物资本的积累和人材培养方面的积累。技术  P49  革命具体体现在实物资本中，它带来更高的生产率和产品的高质量与高效益。与此同时，技术进步本身要求对劳动力进行越来越高和越来越复杂的专业训练。没有这一点，则伴随着实物资本而来的生产率的增长就会部分地损失掉。
还应看到，某些私人服务以及国家服务，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促进对资本更好的利用，从而使整个体系的生产率和效益得到提高。
作了这些初步的说明之后，我们将对积累与就业的动力进行分析。

体系的排斥趋势
前面我们己经看到，发展的特点是生产率和效益更高的技术层次不断地取代生产率和效益较低的技术层次。在这个过程中，生产率和效益较低的技术层次趋于消失，在这些技术层次中就业的劳动力则逐步向生产率和效益更高于技术层次方面转移。
在外围，由于很大一部分劳动力在生产率很低的技术层次中就业，上述过程必然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尽管从工业化的决定性推动以来已经历了数十年的漫长时间，迄今这部分劳动力比例仍然比较高。
在应当被吸收的劳动力总量中，表现出社会结构的混杂性。有一些国家，占拉丁美洲外围的多数，那里在开始搞工业化的时候，有很大一部分劳动力一直在收入极低的前资本主义技术层次中就业。在这些国家，吸收过程必然要比上述劳动力占比例较小的那些国家更长、更困难。
现在我们来解释这种现象。从本质上讲，社会结构中大量低阶层的长期存在，是再生产资本积累不足的明显证据，此外也有劳  P50  动力增长过快的问题。
我们从前面表述的很简要的概念出发来考察一下这些不同的因素。积累，会同时带来生产率的增长，生产率增长又使积累增加。这个积累过程的强度取决于更高的生产率的成果中积累所占的比例。
剩余是再生产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因此:在我们的论证中，我们将局限于这一点。
剩余有一个特点。由于这个特点在动力万面具有重要意义，有必要予以强调。实际上，剩余的数量会随着生产率的不断提高而增加。在市场规律作用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剩余会以高于生产率增长的速度而增加。与此同时，劳动力的收入则以低于生产率增长的速度增加。
特权消费社会正是由此而产生的。因为在发展的过程中，剩余如此增加能使生产资料所有者主要是上层的——以及这些阶层中的劳动力增加其消费，牺牲其他阶层的消费增长，而不-一三要降低资本积累速度。
现在再回到我们的论证。我们想说明以很低的生产率就业的下层长期存在这样一种现象。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是由于积累不足，不能起到把这些阶层的劳动力吸收到生产率更高的技术层次中去的作用。积累之所以不足，主要原因是，剩余虽然增加了，但其中，
很大的一部分被用来增加上层的消费，而这些资金本来是可以用于积累的。如果不大大提高积累速度，把剩余的越来越多的部分用于积累，就将不可能起到这种吸收作用。
这就是在特权消费社会中发生的浪费积累潜力的严重后果，也是与这个社会如此紧密的中心榨取收入、以及国家过分膨胀的严重后果。  P51
不过，事情并非到此为止。吸收问题不仅仅涉及在下层增长的劳动力，而且也涉及整个社会结构中劳动力的增长。
最近几十年中劳动力的增长特别迅速，这就意味着资本积累速度也应提高，以避免吸收问题更形尖锐。然而，在这个体系中，没有任何东西会自发地导致这种调整。于是献出现劳动力过剩或者失业，结果使排斥下层的趋势更加严重。
生产率速度的增加也造成类似的后果。生产率速度的增加就意味着单位资本吸收的劳动力减少，或者说，这种速度提高，吸收作用就减弱。
此外，在积累没有增加的情况下，由人口增长所加剧的劳动力过剩量就会更大。
这里我们又遇到了浪费潜力的问题。如果由更高的生产率速度带来的剩余增加能用来提高再生产资本积累的速度，那么，对劳动力的吸收就不仅能弥补其减弱趋势，而且能抵消这种趋势。但是由于情况并不是这样，就在原来在下层创低生产率就业的人们之外又加上那些变成多余的劳动力。应当记住，下层是过剩劳动力占比重最高的地方。这一方面是由于需求的变化，这一点下面将会谈到;另一方面，如前面已指出的，在下层人口增长的速度更高。
我希望在作了这些解释之后，人们对外围资本主义的性质已能理解。简而言之，特权消费社会是在与中心的社会结构很不相同的外围社会结构中，中心的某些现象得到扩散和模仿的结果。这种结构的巨大混杂性使得技术进步的成果被极不平等地占有。而这种不平等又使得在大众通讯与传播技术的推动下模仿中心的日益先进的消费形式成为可能。所有这一切都孕育着排斥与过剩的巨大的社会代价。  P52
社会结构同时影响着人口增长速度，因为在中心出现的、能保护和延长人的生命的科技成就的扩散，其影响是很不均衡的。在下层，死亡率的下降并不伴随着象在中、上层那样的出生率的下降。事实上，众所周知，在下层不能迅速地表现出社会心理变化。在发展的过程中，这种社会心理变化却引起了中、上层出生率的下降。
所有这些说明，特权消费社会的范围有限。在这里，有可能达到事业兴隆，有可能取得引起自己人和局外人都羡慕的高度经济效益，而与此同时，在这个体系的底层，低消费社会却长期存在。这是这个体系没有社会效益的突出表现之一。

剩余与体系的社会效益
有人以为。这个体系也可以获得社会效益，但他们没有注意到，消费社会的蓬勃兴盛恰恰是建立在它缺乏社会效益的基础之上。不是说这个体系运转得不好，而是这个体系本来就是这样，是一个社会性的腐败体系。
根据前面所作的解释，发展的社会效益主要取决于生产率更高的技术层次吸收低技术层次的劳动力的强度。假如这个过程进行得令人满意，那么低技术层次就会逐步消失，较高一级的技术层次就会连续不断地取代前一技术层次让出的位置。
这个现象会连续发展到何种地步?有必要说明这个问题，以便更好地理解外围资本主义的性质。如果剩余不断地用于再生产积累，那会是一种俭朴的资本主义，那里的生产资料所有者会战胜中心的诱惑而彻底地利用他们手中拥有的积累潜力。
于是，由于倒退性竞争的逐步削弱，由于企业之间为谋求自身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加剧竞争，劳动力会越来越多地分享更高的  P53  生产率的成果。实际上，在原来以低生产率就业的劳动力从很高的比重往下降的情况下，这个过程会导致特权消费社会的消失而走向一种公平的消费。
事实上，这个体系不是这么运转的。外围资本主义中存在这样的俭朴精神。即便有这种精神，也不可能在分享剩余方面超过一定的临界点。关于临界点问题在第三部分再讨论。
把剩余最大限度地用于积累的这样一种俭朴的资本主义的形象是虚构的。
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们屈从于两种对立的趋势。一种趋势鼓励他们增加其资本积累，以便增加其经济权力并扩展其活动;与此同时，另一种趋势则促使他们着迷地模仿中心的消费。在企业家们开始发展的时候，第一种趋势可能占主导地位，而再往后，当着他们的剩余达到既能更大量地增加消费、又能增加资本积累的程度时，就不再是这样了。不过，即使他们的活动范围再有限，资本积累的速度也必须足以加强体系的动力。

需求多样化与就业的变化
我们再来谈吸收过程。我们已解释过劳动力由最低的技术层次向生产率更高的技术层次的转移。然而，我们还根本没有谈到在就业方面同时发生的变化。下面还会看到，这些变化又对权力关系产生影响。现在我们来谈这个问题。
在人均收入增加和分配差别扩大的同时，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就发生变动。就业方面的变化就取决于上述变动。
要了解需求方面的这些变动，就应当了解技术的二分性。有一些技术使生产率提高，另一些技术则使产品和服务越来越多样  P54  化。这两类技术的紧密联系达到这样的程度，由于中心不断的技术更新，生产率越是提高，就越是鼓励在模仿性的资本主义中采用新的多样化形式。
因此，多样化既出现在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方面，也出现在国家服务方面。国家服务通过政治与行政决策来满足。
在涉及产品这个方面，尽人皆知，每当一个初期发展阶段过去，在初级产品、特别是食品方面的需求增长通常是比较迟缓的。在这类产品中多样化是极为有限的，只有在加工形式方面是例外，其理由是众所周知的。
但是，与此相反，在对工业品的需求方面多样化似乎是无止境的。随着对一种产品的需求逐步达到饱和，这种产品的新的式样或新的产品又出现。这里有在中心的发展中技术与需求之间的一种相互影响。受科学发展推动的技术革新鼓励着需求的多样化，而
多样化又鞭策着技术革新。
需求方面的变化伴随着劳动力从初级产品生产向工业转移，他向那些随着技术进步而出现类似的多样化现象的服务部门转移。换言之，既有排挤出劳动力的部门，又有吸收劳动力的部门。
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对这种劳动力的转移具有重大影响。请注意，在生产率增长速度上升的情况下，积累速度相对于总产值而言;就必须提得更高。如果不这样做，吸收部门为使本部门增加的劳动力和从排出部门转移来的劳动力都获得就业的能力就下降。而当排出部门生产率也出现增长时，则在这类部门中需求多样化对就业的不利因素上又增加一个新的压制性因素。
    这就是资本积累不足的最严重的表现之一。农业方面的情况最为明显。当在农业中引进生产率更高的技术层次时，一部分劳  P55  动力就成为多余的，他们或在农村处于失业或部分失业状态，或在需求没有增长的情况下流向城市去寻找工作。然而，鉴于吸收性部门的积累不足，这样转移的居民在生产率更高的技术层次中找不到工作。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比较微薄的收入会促成一种倒退性吸收劳动力的现象，主要是增加专业技术要求很低或根本不需要专业技术的私人服务。这就可以看出，并不是只要有地方吸收就足以解决那些在消费不足的社会中度日的社会下层的问题，而必须是这种吸收在越来越高的生产率水平上去加以实现。
这些事实往往使得新古典主义的某些思想家们认为，在这个体系中之所以存在劳动力过剩，是由于劳动力报酬过高，使劳动力不能被吸收。不过，在这个如此奇特的论点上，新古典派的严密推论并未显示出公证，因为按照这种推论，如果工资下降，物价也一
定得下降。只是在外围资本主义的现实当中这种现象并未出现，剩余倒是在增加，以满足特权消费社会的享有者们更多的娱乐和消遣。
经过上面的叙述之后，可以明显看出，这个体系吸收能力的不足表现为社会结构的下层的收入比例与上层相比相对地恶化，因为上层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分享着更高的生产率的成果。
这种恶化也成为某些初级产品·特别是农业产品比价的一种类似趋势。当有大量可支配的土地以及大量的劳动力，从而使生产的扩展超过了需求的时候，情况就更是如此。在更高的生产率导致生产扩展超过需求的时候，情形也是如此。在土地不多或需求很活跃的时候，由生产率增长而带来的剩余就具体体现(权且这么说吧)为地租。这个问题后面还会再谈。
P56

需求与城市的集中
需求多样化和收入分配对城市的集中有很大的影响。当然，如我们已说过的，技术进步逐渐把人们从农业中排挤出来。不过，这种现象并不意味着它本身就引起了城市的集中。事实上，试想一下，假如从外围的工业化开始以来工业产品的价格就下降，那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当时大部分人口还是农村居民，在技术进步的成果在他们中间扩散的同时，需求也会得到扩散。但是这种情况并未发生。成果被截留在城市，在城市中需求就相应增长。这
一点对于工厂建在城市以及在城市里发展那些给集中提供附加推动力的对外经济肯定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
我不仅仅是指劳动者由于受到工业化及其他吸收部门对劳动力需求的吸引而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在很大程度上也指资本和土地所有者首先占有了技术进步的成果。外围工业化的原始资本中的一部分来自于农业及其它初级产品生产部门。大产业主们虽然要在土地上度过一定时光，但他们把大部分地租花费在城市里，从而给内部需求增加一个新的因素。当他们在土地上以及在工业中投资时，一部分也是投在城市里。因此，把剩余用于花销或投资，
其效果就不限于影响城市的企业家，而且也会影响农村的企业家。
城市集中的经济起源在于外围的对外贸易。随后就是工业化。而在这整个过程中是集中又孕育着集中!这是一种自身为自身提供养料的螺旋形式。中层的形成和对产品与服务的需求扩大给这种形式以新的推动力。在这一切之后是国家服务的发展。由于权力结构的作用，国家服务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城市倾向。
显然，除了所有这些之外，还得加上大城市生活使人入迷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大众通讯媒介引起的。人们  P57  从农村来到这些大城市，-那些不能在生产机构中立足的人只好在困窘中度日。
    社会学家们就城市集中的后果问题写了大量文章，我只想强调指出，集中的趋势已被这个体系运转的形式大大地强化了。
此外，除了集中所引起的其它种种日益严重的不利后果之外，集中一旦超过了某种限度，与收入分配形式密切相连的经济力量的自发作用，会导致大城市中经济收益越来越低的基础设施投资。

第三节  生产率和效益
上面我们谈到了技术渗透是通过不断提高的生产率和效益层次而进行。鉴于生产率和效益这两个概念在我们的阐述当中十分重要，因此有必要对这两个概念加以解释。
生产率概念指的是，由于在实物方面的资本。实物中集中"了工艺技术的革新·¨以及在人材培养方面投入的资本增加，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和劳务所需要的人力越来越少。我们把这种资本称为再生产资本，以区别于用来增加效益的非再生产资本。
增加效益也要求增加人均资本量;但这已不是为了减少必要的劳动力，而是为了创造新的产品或产品的新形式。这指的是质量更高的产品，或者是能提供比原先的产品更好的服务，或者是能满足炫耀阔气和社会地位的要求。因此;我们是撇开价值判断来谈论增加效益或增加高档产品的。
这并不是说价值判断在发展方面无关紧要，而是因为此时此刻我们所关心的是另一方面。现在我们就来谈谈对于我们的分析;至关重要的这一方面。我们在上面指出的这种概念的二分性，不应当使我们就以为  P58  这两种互相分离的技术。它们在演进过程中是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一种产品要求用更多的资本来改进其效益时，通常也要求用更多的资本来提高每个就业人员的生产率。
因此，应当懂得，这种二分性不单是表面形式。它在外围的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
再生产资本积累日益增多，生产率不断提高，这不仅为积累再生产资本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积累用于产品多样化的非再生产费本创造了条件。显然，同样产品的生产增加超过某种限度就会缺乏合理性。多样化日益发展是资本主义动力的丁种要求。如果因此而要求在总体中增加非再生产资本的比例。这是因为生产率已有了充分增长而允许这样做;是因为出现了分配上的差别。
在耐用消费多样化方面就可以看到我们所说的这种情况的一个鲜明的例子。耐用消费品多样化按其效益的不同呈现出了系列不同的层次，通常要求越来越多的资本，要求劳动力具有越来越高的专业化程度。
我们都知道，在中心地区，人们对于越来越善于操纵消费者主权的大众通讯与社会传播媒介超乎寻常的发展而引起的对新的需要的欲望提出了批评。然而，即便排除所有这些因素，欢迎技术上更先进的东西的这种倾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种偏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收入。分配差别越大，那些因分配差别获益的人们的这种偏好就越强烈。外围资本主义严重的不协调之处恰恰就在这里，因为生产越来越先进的产品就要求为每件产品投入更多的资本。
不论是直接生产这类产品还是通过进口的办法来获取这类产品，都需要更多的资本。
显然，在外围资本主义中。这种消费多样化的社会代价是高昂  P59  的，是以缩减再生产资本来实现的。而再生产资本恰恰需要以尽可能大的强度积累起来，以便把在不同层次的低生产率中就业或在外围资本主义中虚假就业的劳动力用越来越高的生产率和收入水平加以吸收。
应当指出，这类消费多样化现象不只是存在于高收入阶层之中，而且在中等收入阶层的上层也日益发展，并正在向下层扩散，只不过强烈程度很不一样。
对这类来自新的技术层次、更有效益的产品的需求，会排斥对于低技术层次、要求资本较少、通常吸收劳动力更多的产品的需求。这种排斥还往往由于价格竞争而加剧。当然，这种技术层次的替代是发展的一个特点，并且从满足个人需要的角度看往往是有益的。不过，在外围资本主义中，这是一种早熟的替代，只能满足那些享有分配特权的人们的需要。
此外，对低技术层次过早的排斥意味着对已投入的资本的浪费，而由低技术层次所决定的产品又往往只局限于在有关国家国内生产。

浪费资本的其他形式
消费社会还呈现出其他一些浪费积累潜力的形式。这些形式既不是由技术进步所引起，也不是出于社会等级的考虑而造成。最明显的例子是住宅。超出某种限度(这种限度大概只能凭经验来确定)，在住宅上使用过多的非再生产资本，不光社会上层这样做;中层的一部分也这样做。收入特权的效果在这里表现得很明显。这样就浪费了一部分再生产资本的积累潜力，如同在其他模仿性消费领域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削弱不外围资本主义的动力。这是外围资本主义受挫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P60
在国家的投资中也常常花费很大一部分不必要的非再生产资本，既包括在基础设施方面，也包括修建某些纪念性工程。
在外围资本主义中，不论是国家的活动范围还是市场的活动范围，都不是以俭朴为特征。
浪费资本不只是在产品生产领域存在。在高度专业化的私人服务方面也可看到，而这类服务在中心地区正日益发展。例如，在医疗服务方面，专业人员的培养阶段需要一大笔资本，这既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要求医疗服务有越来越高的功效，也是限制更多的人取得这种职业的一种方式，以便这种职业能有更高的威望和更多的报酬。那些有资格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已经让人们看到，如果准医疗服务得到发展并简化某些程序，就可以减少培养人才的投资。社会上层以及中层的一部分在分配上的特权，也造成了在医疗方面对中心的模仿，而社会下层却往往得不到最起码的医疗服务。许多其他专业服务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关于教育问题人们也己评论甚多。模仿性地建立中心有过的种种机构(大都是因为这种模仿能为许多专业人才提供就业机会)的愿望，导致把很大一部分资本用于高等和中等教育，而忽视社会下层的需要。即便社会下层能进入初等教育，其结果往往是很不稳定的，因为微不足道的收入不足以支付整个教育阶段的费用。因此，社会结构是在两种主要形式下发生影响。一方面，培养人才的机构和提供服务的机构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与权力结构的差别相适应的;另一方面，权力和收入的差别又极大地影响着使用这类服务的可能性。
可见，在这个体系的运转之中，没有任何东西会自发地导致这个问题的解决。相反，分配不均只会使问题更加严重。  P61
这一切的社会代价是高昂的，因为所需要的非再生产资本日益扩大，从而减少了因吸收劳动力问题的严重程度所要求的再生产资本。

再生产资本与非再生产资本
    现在有必要强调积累再生产资本而减少非再生产资本的活力效果。
在一定量的再生产资本投资中取得的生产率的提高，当然就意味着吸收较少的劳动力。但是，可以设想，把由生产率提高而产生的剩余用来制造新的资本货 (或供出口的产品以换取资本货)。在这种形式中会产生一种就业方面的补偿作用。然而，还不仅如此，因为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剩余波投入新附再生产性资本货。就会增加更多的就业。换言之;随着越来越高的生产率所产生的成果被不断地用于增加再生产资本;就业量的增加会超过因生产率提高而节省的劳动力。
非再生产资本的情况就大不相同。假设生产率首次得到提高， 其成果被用于非再生产资本，也就是用来购买资料以生产技术先 进的产品，比以前更好地适应需求的要求;这也会产生一种劳动者在这类产品的生产中的补偿性就业，但却不会使生产率连续提高，也不会象上述情况那样引起资本和就业的增加。不会有累进式的积累。
现在似乎可以提出一种不无意义的警告。为了简化我们的论证，我们假设把更高的生产率带来的全部成果都用于生产再生产的资本货。但在现实中却并非如此，而是只有一部分投入到这方面。因此，在就业方面的补偿也不一样。不过，这个事实既关系到再生产积累，也关系到非再生产积累，并不使我们的上述论证失  P62  效。只不过就业方面全部补偿的实现需要更多的时间，用于积累的潜力比重越小，需要的时间越长。
    简而言之，非再生产资本的超前积累会加强外围资本主义的排斥性。由于中心先进的多样化技术在外围越来越多的扩散，再生产技术不可能深深地渗入社会结构的最下层。"于是，外围的冲突性便加剧，因为在时间的推移过程中，更高的生产率带来的成果已经不足以满足在权力关系较量中出现的越来越大的再分配压力。
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应当看到这些社会结构现象的相互关系。中心日益先进的物质和服务消费形式在外围的扩散，是由于外围存在着巨大的分配不均，而这种分配不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结构产生的权力关系造成的。这些现象又反作用于社会结构，引起刚刚在上面提到的那些后果。

技术形式与吸收速度
在外围，人们经常考虑技术选择问题。技术的选择即便意味着每个就业人员的产值较少，但允许使用更多的劳动力，并保证社会整体有更大的总产值。
然而，除了某些具体情况以外，人们却没有以应有的仔细态度来探讨这件事。显然，中心对这样的技术选择不感兴趣，因为他们进行革新的努力，除了追求新的效益形式之外，是越来越注重于达到减少使用劳动力的目的。
    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市场力量的自发作用不会使得企业去寻  P63  求和采用那些选择，而是采用能减少就业、提高生产率的技术形式。
那么，在经济整体之中，假如劳动力是按3%的比例增长，那么企业在利润刺激的指导下，将会采用比如说能提高生产率4%而就业仅增加1%的技术形式，而不会去采用能吸收全部的劳动力、但生产率仅提高2%的技术形式。不论在哪种情况下，总产值的增长可能都是5%。
人们可能从这一点推断出，由于总产值的增加是一样的，对社会整体来说，企业是采用高生产率、低就业的技术形式，还是高就业、低生产率的技术形式，都无关紧要。不过，情形并非如此，因为前面已经说明，由生产率提高而增加的剩余，有一部分要用于积累，使之在一定的时候能吸收原先节省下来的劳动力。积累潜力利用得愈是彻底，这种吸收的强度就愈大。
新古典派学说的信徒们经常断言，如果尊重市场规律，资本的价格和劳动力的价格——请原谅我们使用这个述语——都会自行调整，以支持从集体合理性的观点来看是最合适的选择。在另一章研究理论的时候我们再来谈这个问题，而那些在中心制造出来的理论企图对外围的发展徒劳无益地作出解释。
通过上面对缺乏技术选择所作的阐述，不可能确定这种集体不合理性会在采用新的技术层次方面有多大影响。但可以肯定，这种不合理性对过早地排斥原有的技术层次发生着影响。
于是，常常发生的情况是，只要稍加改造，本来还可以延长一段较长时间寿命的物化资本，却通过使用企业中积累的资金被能够减少劳动力并能够取得效益更大的产品与服务的其他资本形式所取代。
在这里，企业的合理性与集体的合  P64  理性相冲突，因为集体的合理性要求延长物化资本的使用寿命，并把折旧基金用于能增加就业的新投资。
正如我们在其它场合已说过的，也可以看到生产低效益产品的技术层次被生产更高效益产品的技术层次所排斥。在这里，消费者的态度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实际上，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需求便优先地转向高档产品，而损害生产低效益产品的技术层次。分配不均越是严重，这种情况也就愈加严重。
这样一来，原来在低技术层次中就业的劳动力，就会被减少或取消，并随之而丧失其收入和储蓄能力，而又没有造成吸收劳动力的其他形式。不管人们的主观愿望如何，在低效益产品生产领域已经投入资本的同时，又投资来生产高档产品。
如果用在这类技术层次中的物化资本大部分来自其它同类生产级别的企业，后果会更加严重。
因此，我坚持认为，这是一种不合理现象。由于这种现象，新的技术层次过早地消灭了原来的技术层次，从而损害了就业和总产值。原来的技术层次迟早要被取消，但要在一种合理的程序中进行，这就是随着资本的积累，已有可能吸收因此而被排斥出来的劳动力。这主要取决于收入分配。
如果略加考虑就会明白，需求向高档产品和高级服务发展的趋势超出了经济的内部界限。实际上，这是我们在后面将要讨论的外部瓶颈状态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进口需求的高收入弹性与出口增长速度相对缓慢并存，主要是由需求构成的变化、中心的技术演变和外围发展的历史性延误造成的。那些新的技术层次不断增加，由此而产生出高档的产品，外围对高档产品的需求则迅速发展。这就说明了替代这类产品或进口用于生产这类产品的原料与中间产品的必要性。然而，中心新的多样化形式又接着出现，  P65  促使外围增加进口。
从这个观点来看，替代性的保护只要保持在某种限度之内，其效果坦然是积极的，因为这不但可以抵消瓶颈状态，还允许吸收出口活动中所不需要的劳动力。替代还有增加内部需求的作用，即在已有的资本积累的条件下，它可以使发展速度比单纯依赖出口速度提高的情况下更高、我们将在其他章节再来研究这个问题以及增加出口的问题。
在外围，浪费资本的其他形式比比皆是，也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对于这些似乎无须赘述。我这里主要是指对利用资本过分的保护带来的反效果;不采用一日三班、而只工作一个或两个班次所造成的对机器利用不充分;工业化所面临的由市场严密分割而造成的市场狭窄性;劳动力缺乏训练。

附录  关于日本资本主义的俭朴精神的按语
几年前，拉丁美洲某些外围国家的发展势头曾使人们得到一种启示，认为这是日本飞速发展的重演。这是一种错误的启示，它没有看到引起日本持续高速发展的种种因素。应"经济发展中心主任、著名的大来佐武郎博士的邀请，我曾访问日本，有机会和那里的政府官员、工商界人士、工会领导人相大学教授交谈。我的结论如下:
日本的发展以极高的积累速度、特别是极高的再生产资本积累速度为特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漫长的繁荣期中，产值的三分之一左右用于积累。资本主义从基本上说是俭朴的，不仅在社会上层，而且在全体居民中都是如此。
军费开支原先占产值的7%左右，在麦克阿瑟将军的军政府统  P66  治下，军费开支被压缩到微不足道的数字。
这个政府还强行进行了一场比某些日本改革者原来所想望的更先进的土地改革。为战胜这样一场变革的巨大政治障碍所采用的方法，真可谓痛快淋漓，不过，其条件是占领军尽早撤离。在拉丁美洲发生的情况完全与此相反。50年代，雇佣军打着反共旗号入侵危地马拉，废除哈科沃·阿木斯总统的土地改革。
武装力量的解散解放了一批技术人员。这些人开始时办一些小企业。后来这些企业发展成很大的规模。在这些企业以及其它企业中，政府和私方大量引进了西方技术，特别是通过系统地派人到国外培训以引进技术。
但是，日本直到自身拥有跨国公司并有能力与跨国公司竞争的时候，才允许跨国公司进入。
既不存在特权消费社会，也不让收入被外国榨取！
劳动力的质量同样是一个十分积极的因素。请记住，从上个世纪后半期的明治维新以来，人民教育迅速发展。日本早已没有文盲。
最后还应强调，企业和劳动力之间的内聚力是引人注目的。企业对劳动力的生活稳定与生活条件承担责任。工会按企业组织起来这个事实，使得报酬能根据每个企业的生产率而有差别。这也是巩小企业在取得技术进步以前能够生存的一个因素。
国家和企业之间也有很大的内聚力，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共生体。不论是在国内发展还是在国际贸易中，都具有一致的目标。  P67

第二章  权力结构
第一节  结构差别
现在我们来考察参与技术进步成果的占有与分享进程的各种不同的权力形式的含义。不过，在此以前需要强调这个进程在本质上所具有的活动性，因为结构的变动是在不停地进行着，由结构变动引起的权力关系的变化也是不断的。
在开始考察不同的权力形式及其相互关系平前，有必要简要地指出这些权力形式和受其主要影响的社会阶层之间的一致性。
我们一直在谈论上层、中层和下层，但还没有确定它们的含义。正象谈论这种区分常常遇到的情况一样，不可能在它们之间划出一条明确而清晰的界线。显然存在着疆界的不确定性，但这绝不会使我们的论证失效。
还应记住，我们也只是从大的轮廓上来谈论以社会上层为支柱的特权消费社会，以及社会下层的低消费社会。对于这两个极端的含义不会有怀疑。但是，存在着一大片中间状态。低消费社会止于何处?中层的特权又始于何处?
经济权力集中于上层，并且也表现于中层，只不过其活力意义较小罢了。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沿着这些阶层的梯级逐渐下降，直至在下层已变得相对地微不足道。
社会权力既体现在技术日益复杂的专业程度方面，从其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与人们在能力阶梯上级别的升高是一致的;也体现在常规的专业技术程度方面。这指的是从市场规律中受惠的劳动力，尽管他们之中的每个人受惠的程度不一样。  P68 
    不管怎样，这部分劳动力由于在吸收过程中处于有利地位，他们的报酬会随着生产率以及对他们的劳务需求的增长而自行得到改善。他们无需工会权力来达到这个目标，因为他们掌握着限制竞争的种种形式。
相反，在中层中工会权力就必不可少，因为劳动力缺乏使其报酬随着生产率不断提高而获得相应改善的自发能力，并且他们的专业化程度不高或者根本不掌握专门技术。
其它劳动力则处于生产率不高和收入极低的下层。他们获得工会权力很晚，且往往权力有限。
权力关系在收入分配中的较量既表现在市场领域内，也表现于国家的活动范围之中。在市场领域内，那些拥有经济权力相社会权力的人在市场规律的左右下行事，与此同时，工会权力则被用来抗衡市场规律的作用。体现这些权力形式的种种关系同样展现于国家的活动范围之中。从分享越来越高的生产率成果的观点来看，国家实际上是上述权力关系的一种体现。在这里，随着民主化进程在中层的顺利发展并扩展到下层，便日益显现出劳动力的政治权力的份量。而这种政治权力是和上层的权力相对立的。
坚持收入分配主要由权力关系来决定的观点，丝毫不意味着否定个人的能力与活力的影响。到适当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个人的能力与活力可以改变原来所属的阶层。
现在我们来考察各种权力形式。请注意，我们只是从与分配现象有关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如我们在开始写这一部分时所说的，并不打算对社会结构作更深的考察。  P69

第二节  经济权力
经济权力主要涉及生产资料所有者，尤其是上层的生产资料所有者。上层的生产资料所有者和那些操纵外围体系的银行与金融命脉、并往往将其特殊作用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结合起来的人们有着密切的联系。
为什么外围体系逐步将经济权力集中于上层呢?这种现象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集中于那些在集体中已经占有生产资料的人们，另一方面，集中主要发生在上层。
头一种集中的主要原因是，企业资本的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把企业中产生的剩余的一部分以及企业领导人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投资而积累起来的。企业的领导层往往拥有分享剩余的巨大便利我们并不是说劳动力的其它成员因此就不积累资本。不过，这积累的很大一部分是以不产生剩余的非再生产资本形式进行的。此外，除了某些例外，企业不愿意在其人员中扩散积累，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可能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引起瓜分这些企业的决策权力的欲望。
现在我们来看看集中的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这个方面极为重要。为什么集中越来越趋向于在生产资料占有者的上层中进行?上层内部存在的差别会导致更大的差别。实际上，那些拥有更多的生产资料的人，就更有条件采用新的技术层次，生产资料越多，集中就越大。这些新技术层次越来越高的生产率带来的大量成果就落入他们的手中，从而使他们具有更大的积累潜力。即便他们实际积累的比可能积累的要少，但往往也会比那些占有生产资料花他们之下的业主们要多。因此，技术扩散与社会经济结构都是  P70  朝着有利于最强者的方向发展。
的确，随着业主们在生产资料占有阶梯上的地位逐级下降，他们引进中心技术的能力就逐步缩小。由于拥有的资本数量较少，这些业主对剩余的参与权也比较小，因为较少的资本量难以采用生产率更高的高级技术层次。此外，在生产资料占有阶梯上地位越低，取得银行信贷和财政资助就越难，也更不容易获得技术来源。
所有这些都说明，企业家在上述阶梯上地位越低，一般地说生产率也越低。
不过，活动能力强的企业家可以克服这些困难。而当他们战胜困难并取得技术进步的时候，通常不是为了生产原来的产品，而要为了参与多样化进程，跟踪需求以及由分配特权带来的需求变动 。
集中的趋势导致某些重大后果。后果之一就与企业的经营有关。在中小企业中，经营与生产资料的占有是紧密相连的。既然这类企业一般地说只有中、下水平的技术层次，获取剩余的规模也属中、下流。因此可以说，企业家在生产资料占有阶梯上地位越低。他们的收入中有越来越多的部分来自本人的劳动。
相反，随着在占有阶梯上地位的上升以及技术层次的生产率的提高，剩余就逐步提高，由企业家的劳动带来的收入比重就减少。伴随这个事实还出现另一种现象，而且也是很重要的现象，即随着新技术层次的引进和集中的增加，与企业家合作的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的作用就更重要。于是，在外围就出现中心那样的经它与生产资料占有分离的趋势，只不过其分离程度要低得多。经营越来越成为那些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的事。企业主的作用于是在很大程度上就限于挑选行政与技术人员并从事某些活动。这些  P71  活动即便不一定导致大企业那样的效率，也会加强企业主的权力。重要股东或股东代表参与有关领导机构。这主要是指那些大型联合企业(这些企业的形成得益于资本的集中和易于从其它方面取得财政资助)的情况;或者是指在通常的限制竞争的条件下谋求若干企业协调发展的时候。
此外，这是一张内部的利益网。它对于政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往往是极大的，既可以影响到税收和公共开支，也可在取得合同、关税优待、补贴及其他特权方面施加影响，使得某些社会集团以牺牲其他集团的利益来增加剩余量。
跨国公司也连接在这张利益网中。它们在引进新的技术层次、从而也在创造剩余与获取利润方面日益活跃。它们往往显著地促进生产的扩展，但在经过一定时间之后，它们就成为外部榨取收入的活跃的代理人。

第三节  社会权力
社会权力体现在比重日益增加的一小部分劳动力中。这些劳动力部分地属于上层，主要的是中层、特别是中层中收入最高的那一部分。在外围资本主义中，两个因素形成社会权力，一是受教育的机会，二是利用这些机会的可能性。两个因素都受到社会结构的重大影响。
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某些研究已经有助于说明，受教育和训练的机会主要取决于上层和中层的政治权力，只不过存在很大程度的差别。国家用于这些阶层的教育经费，跟下层相比通常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尤其在某些尚未消灭文盲的国家更是如此。
此外，获得这些机会的可能性显然是根据收入的高低而渐次  P72  减少。因此，在那些初等教育已扩展到下层的地方，家庭的有限收入使之难以利用这种可能。在中等教育方面这种情况当然更加严重，更不应说高等教育了。下层进入高等教育的少得可怜。
我们是在把一个常常呈现出其他一些复杂因素的严重问题加以简化。不过，上面所说的已足以表明社会权力的特权。这种特权在收入分配中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专业化程度的要求越高、越复杂，结构性特权对培养这种专业水平的影响也越大，当然还有不同的个人之间的差异。更有甚者，为在市场上找到具有这类专业水平的人才而在企业主之间展开的竞争，使得企业主让这些专业人才广泛地参与生产率成果的分享。而这种参与的广泛程度，如果是在发展过程中剩余不能连续不断地增加的情况下，是不大可能有的。市场规律帮助已经具备专业水平的人取得上述优惠，但不会帮助人们去获得专业水平。这就是社会结构在这个意义上所具有的影响。
这里所考虑的当然是指在发展的众多领域里技术扩散所要求的越来越高的专业水平。不过，社会权力的影响也涉及到我们所说的常规性业务专长。这大多是指那些与技术发展及其要求无关的业务专长。这类专长主要是国家的一般化服务以及在广泛的职业性活动中所要求的。人们对职业活动的选择不仅仅根据收入方面的理由，也还出于对社会等级的传统考虑。基于这些因素，在外围发展中有着一种明显的、过分夸大这类常规性业务专长培养的趋势。这种情况本身就是一个浪费资本的附加因素。
外围体系吸收能力的不足导致对社会权力的损害，并促使人们运用政治权力来使得具有常规业务专长的劳动力在国家的一般性服务和公共企业中获得虚假就业。关于这一点在其他章节还会谈到。  P73 

第四节  工会权力
应当记住，随着技术的不断渗入及其引起的相应的结构变动，中层就日益扩大。但是，中层中只有一部分人拥有足够的社会权力来获得技术进步所要求的专业水平。中层中的大部分人由于没有社会权力或社会权力不足，不具备专业水平或只有较低的，甚至初级程度的专业水平。由于这个原因，他们通过市场力量的自发作用而参与更高生产率的可能性，会随着专业水平的渐次下降和劳动力供给的增加而逐步减少。劳动力供给是受在前面已经阐述过的倒退性竞争现象所左右的。
这是最严重的分配问题之一，因为在市场规律的统治下，这一大批劳动力只有一种比较弱小的再分配权力，并且只能随看时间的推移，在结构差别逐步缩小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使自己的地位有所加强。
因此，应当懂得，分配不均是外围体系的发展所固有的。于是，其他一些权力形式就成为必要。这些权力形式随着工业化和其他吸收劳动力活动的发展所引起的中层的扩大、随着民主的进展而逐渐形成。
如果象常规理论所设想的那样，在市场的活动中会出现对日益增长的生产率的成果的自发分享，那么工会权为使没有理由得到发展。但是，由于上述情况并没有发生，于是，工会权力以及政治权力都伴随着发展的前进而出现。这些权力便逐渐与业主们、特别是那些把生产资料集中于上层的人们的经济权力造成的分配后果相抗衡，也和受到优惠的劳动力的社会权力相抗衡。
实际上，一切都组合成一个体系:权力关系体系。抱怨群众  P74  的工会权力，说它破坏经济规律，这是完全违背事实的。因为面临着工全权力对抗的经济与社会权力并不是庙经济规律产生的，而是由社会结构造成的。
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权力对峙导致发生冲突以致引起体系的危机，这只能归咎于这个体系本身，因为权力关系的发展并不符合于任何以实现公平为基础的调节原则。
这种没有一个调节原则的状况不光体现在一般的权力关系之由，而且也表现于工会权力本身。工会权力远远不是分布均匀的，桂花外围体系的战略点上和那些剩余高的大企业中更有势力。在这样一些地方，倒退性竞争在很大程度上被取消，而在那些需要大量非熟练的、或熟练程度不高的劳动力的部门情形就不是这样。那些地方由于这类劳动力充足，倒退性竞争是激烈的。下层劳动力就是处于这种境况。

第五节  国家与政治权力构成
国家作为体系的政治机关并因此而受到权力结构变动的制约。在更高生产率的成果分配中具有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作用是通过国家提供的服务、相应的就业和产生的收入、以及这些服务所耗费的税收等来实现的。国家提供的这类服务对体系的生产率也有或大或小的影响。
从分配观点看，国家是现行权力关系的一种体现。
在市场领域，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是通过开支个人收入实现的，而不管个人收入是如何分配的。而在国家的活动范围内，收入和服务之间的联系则与此不同。实际上，除了某些例外，国家提供的服务是由财政资源来支撑的。财政资源并不一定来自那些得到  P75  服务的人们的收入，而是来自其他社会集团。因此，某些集团就可以获得大量的服务，而费用是由其他社会集团支付的。
在这种和那种情况下，都反映出政治权力的构成和由结构变动所引起的变化。因此，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发展，中层的权力会逐步与上层的统治权力相对抗，最后下层的权力也会与之对抗。这样一来，便有可能区分出不同的权力结合，或者如果愿意的话，区分出不同的阶级，以避免对民主化进程作出一种过于抽象的介绍。
第一阶段属于工业化以前的外向发展。当时，政治权力主要属于上层地主、放贷者和大商人。那些以因袭的形式享有社会权力的人们也分享着政治权力，只不过分享的程度很有限。这些因袭的形式主要存在于大部分是由传统中等阶级构成的中层之中。外部需求对初级产品生产中剩余的产生施加着重大影响。外国公司留下的那部分剩余根据市场作用进行分配，但不让市场受到缺乏工会权力的中层所干扰。下层缺乏政治权力，尽管他们在劳动力中占有很高的比重。劳动力大部分分散在农村地区。
在第二阶段中工业化开始了，一般地说，在出口部门以外技术扩散也开始了。在初级产品生产的剩余上面逐步加上了新的生产活动的剩余。于是，上层加进了新的成分。由于中层的软弱，上层的政治权力仍然是巨大的。中层随着技术的渗透而开始扩大。市场规律继续在分配领域充分发挥作用，这既归因于中层的软弱性，也归因于使用国家强有力的镇压手段。这些手段随时准备用来对付任何干扰再分配的尝试。
    在第三阶段中，工业化所引起的中层的扩大和城市集中现象，以及通常大众社会传播技术的扩散，都为民主化运动开辟道路。然而，上层虽未能避免、但却缓解了处于不同地位的阶层刚刚兴起的工会与政治权力。他们为此而采用了多种办法:从体系的最上层  P76  对群众或选民进行操纵、动员;参与选择政治与工会领导人，并使这些人在体系中享有一定地位，得到某些好处。民主化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形式上的，而非实质性的。工会和政治权力局限于狭小的范围之内。
第四个阶段是第三个阶段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其特点是在中层产生了一种对自身利益的意识。这是由于工业化和其他吸收劳动力的活动得到发展，中层在数量上日益扩大所致。在行使工会与政治权力的过程中，原先对上层的从属关系逐步解除，领导者们从而不论在收入再分配和就业方面还是在一些超出经济范畴的欲望方面都取得了谈判与达成妥协的能力。
在这个阶段，工会相政治运动有了很大发展。新的领导人出到了。他们的活动首先是在争取分享权方面、而不是在减轻其压力方面日益展开。已开始扩展到下层的再分配权益要求，把整个体系推到十个临界点。超出这个界限，体系的正常发展就会面临严重困境。
顺便请注意，在所有这些变化中也存在一种中心的扩散与辐射现象。在结构变动的深入阶段，中心的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在外围获得了实际效用。 
在我们上面简要介绍的各阶段交替的过程中，国家服务的构成以及支付服务费用的形式都逐渐发生了变化。
于是，更主要的现象出现了。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当着上层的经济与社会权力居于统治地位并表现为他们的政治权力的时候，国家的服务在很大程度上是适应上层的利益和愿望的。但是，随着中层的(可能还有下层的)政治权力的增长，便会在原有的服务上逐步加上使中、下层受益的服务。
这样，国家便趋向于补偿劳动力在市场的自发作用中所具有  P77  第二部分社会结构及其变动，收入分配的再分配的弱点。
    不过，还不仅如此。资本积累本来不足，加上劳动力高速增长 而更形严重，限制着体系的吸收能力。那部分在市场领域内(包括在企业中和在私人服务方面)找不到就业的劳动力便从政治上施加压力，以求在国家的领域内获得就业，超出国家的实际需要。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虚假吸收，这既表现在本来意义上的国家服务方面，也表现在公共企业中。
当然，这些看法并不意味着为公共企业中通常存在的经济效益低下作辩护，而是把这种情况放到一种广阔的视野之内，作为受到权力关系作用严重影响的再分配进程的表现形式之一。
除了有关公共企业的情况以外，所有这些分享更高生产率的成果的形式二二如前所述，主要是中层通过其政治与工会压力取得这些形式——对剩余的增长速度有着重大影响。因为国家服务所耗费的财政资源以及国家的投资，最终都会影响剩余的增长速度。我们所指的不单是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也包括某些显然是出于人所共知的其他动机而进行的投资。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原来局限于上层的政治权力，逐步扩展到中层，并可能扩及到下层。过，即便如此。上层的政治权力仍旧是极大的。因为在上述政治进程扩展的同时，'经济权力的集中也在加强。即便到了上述进程的后果逐步减缓剩余的增长速度的时候，剩余还是继续增加，上层因此而越来越多地从特权消费社会中获得好处。他们将不得不对来自下面的再分配压力作出让步。但是，他们的政治权力却可以绰绰有余地保卫他们日益扩大的经济权力所赖以支撑的制度方面的基础。 P78 

第六节  政治权力与传播媒介
    上层政治权力的表现形式是人所共知的。给政党及其活动分子提供财政资助;把有重大政治影响的人拉入企业领导集团，或者在私营领域和在与国家打交道中使用这些人的专长;以及通过政治渠道的其他分享形式。
除此之外，还有大众社会传播媒介与特权消费社会之间的紧密关系。这类关系、特别是报纸的关系，值得注意。
印刷技术——生产技术的组成部分——的演变，如同在其他企业发生的情况一样，要求有越来越大的资本集中。实际上，在大的印刷企业与新闻活动之间存在着一种共生现象。不过，后者日益从属于前者。新闻活动需要资本较少、凡想传播某些思想并影响公共舆论的人都可从事新闻的时代已经相去甚远了。那是政治自由主义中关于新闻自由的原始观念，而现实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事实是，新闻企业和一个以特权消费社会为特点的体系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商业广告。报纸的职能必须适应特权消费社会的要求。报纸批评的领域即便再广泛，也不可能对这个体系进行深入的抨击，不可能对操纵被新古典派经济学家们称之为消费者的主权的现象进行深入的抨击。
    此外，广告的成效取决于报纸的发行。扩大发行是一个常盛不衰的口号。尽管有讲究严肃性和意识到社会责任的明显例子，但是，为了扩大发行而牺牲具有重大社会与文化意义的价值观念、证商业意图占上风的例子也决不少见。  P79 
发行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批评政府，而不是批评这个体系，这是报纸的独立性的表现。是自由主义的重大成就。然而，这只是体现了那些拥有企业的生产资料的人们的自由。
    这里我们再次证实了技术渗透与社会结构及其变动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由于技术的要求，大的新闻企业与拥有巨大经济权力的其他本国或外国大企业分享着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大的新型企业不论其政治主张是如何地广泛和不同，它们都是体系最高层的组成部分。当它们为扩大发行量而宣传体系最高层的美德时，就是在扮演这种角色。而当它们这样做的时候，它们又自相矛盾地站到了激化分配斗争的因素一边。此外，在某些情况下，从它们自身奉行的方针中也产生出一些激化分配斗争的因素。
    这种方针受到结构变动及其在权力关系中引起的变化的重大影响。因此，随着中层政治权力的扩大，报刊就越来越适应上层的利益和愿望。在那些继续与上层保持密切联系的报刊存在的同肘，又出现一些新的报刊。
    于是便出现某种矛盾现象。在民主化获得进展的时候这种现象尤为明显。民主化进程从报刊得到鼓舞，而报刊又继续鼓励特权消费社会。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特权消费社会趋向于在二个有限的范围内发展，而受到报刊推动的民主进展却趋向于将其好处向下扩散。这种矛盾现象有助于加剧体系的深刻矛盾之一，即经济发展过程与政治进程之间越来越大的差距。这种情况我们在前面已经详细地谈过了。
    在提到意识形态时，我不一定是指那些与体系公开对立的意识形态，尽管在这些新闻企业中这类意识形态的地盘显然是狭窄的。我当然也不是指那种为了宣传这种意识形态、而不是为了经  P80  济利益去成立企业的情况，靠本来有限的商业广告当然是不能维持的。在那种情况下，内部或外部的资金来源是从其他渠道取得的。不管怎样，言论自由主要是属于那些赞同这些报刊的意识形态的人。
    不论在什么地方，政治自由主义在其基本原则中所宣布的个人言论自由，在实践中难以兑现，即便在民主化进程的高潮中也是如此。取得这种自由是不容易的，它不象公共服务那样，对所有想要使用相能够使用它的人都开放。
    显然，广播和电视已越来越重要，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危及报刊企业的繁荣。与报刊企业一样，广播、电视也要求大量资本，也往往受商业广告利益的控制。在广播、电视向那些想要利用这些媒介的人提供使用便利的情况下，便出现了一种不容忽视的差别。倒不是因为这种使用得到了报酬，而是因为它为解决言论自由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渠道。这也许是企业与思想、意识形态的真正传播媒介之间分离的开始。当然，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都有一个是否拥有资金的问题，亦即社会结构问题。
在结束关于新闻自由的讨论之前，还想提出最后一个看法。可动性存在于外围资本主义之中，但是，那些由于可动性而进入上层的人们都跻身于体系的特权分享者的行列，并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阻碍其他人进入。在这种现象和新闻自由方面常常发生的现象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似性。
    新闻自由依然具有重大意义。当新闻自由在国家的镇压权力下受到限制或被取消的时候，或者国家把新闻据为己有的时候，最能看出新闻自由的重大意义。
在民主自由主义居于主导地位的时候，谁想建立一家新闻企业，谁就可以办到。在这种情况下也如在其他人类活动中一样，富  P81  有活动能力的个人的努力可以显现出来。但是，即便这就意味着一个强有力的新闻自由的因素，也远远不能完满体现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那种原来的观念。
这些富有活动能力的、具有巨大的企业家能力的个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克服着往往由资本要求所带来的巨大障碍。那些取得成功的人们因此而获得一种巨大的权力，即新闻自由带来的权力。有了满足自身打算的自由。然而，这绝不意味着他人的自由，也绝不意味着对所有那些要发表思想或要捍卫意识形态、但缺乏企业家精神的人机会均等。
不仅如此，成立一家大新闻企业的能力以及领导企业的经济活动的能力，并不一定与本来意义上的新闻才干相一致。企业家的利益终究会压倒政治自由主义赋予报刊职能的作用。在企业利益和写文章的人的思想、意识形态之间有时会出现巨大的矛盾。看不到发展的特权，也就理解不了这种矛盾。

第七节  个人差别与社会可动性
我们已经说明，权力关系对更高生产率的成果分配有着巨大影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否认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别，不等于说为了摆脱新古典派理论，我们又陷入了另一个极端。事实上，出现了一种很重要的社会可动性现象，它使得某些人能战胜由社会结构产生的权力关系，至于这种现象最初从何处产生那无关紧要。这指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由于自己的能力与活力，由于利用自身经验的才能，超过了其他人并提高了收入，从而使自己进入更高的层次，有时要比原来有着同样起点的人高得多。可是，当这种情况发生以后，这些人尽管对发展有积极贡献，但他们最终便进入享有体  P82  系的特权的行列，从而加重这个体系所特有的排斥性与冲突性后果。
这种差别首先关系到剩余本身。虽然我们强调过剩余的结构性质，但我们不能忘记它的活力含义。因为剩余的增长是由生产率提高所决定的，而生产率的提高是由采用新的技术层次以及原有技术层次的改进引起的。这里恰恰反映出我们所论及的能力、精力与经验的差别。那些在上述方面表现突出的人便在企业生活中道路畅通，并比其他人上升得更快。他们是体系的活力因素，在发展的有限领域之内他们的贡献往往是极为重要的。
常规理论认为，在自由竞争制度下，对提高生产率作出更多贡献的企业家应当在分配方面占有优势，这有一定的道理。不过，特权不在于利润本身，而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便有不受限制的竞争，这个成果的一部分——在外围资本主义中是很大的——将被扣留并加入到原先的扣留中去，也就是增加总剩余。剩余终究是一种结构性特权。
细想一下就会知道，模仿性资本主义的根本缺陷就在于这种特权的顽固性，而以牺牲积累为代价的特权消费社会就躺在模仿性资本主义之上。我不否认社会可动性会使得最有活动能力的人增加其生产资料占有量，但是一般地说，那些以无可置疑的战胜阻力的本领而达到这种境地的人，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最终都加入消费社会。即便他们不这样做，那些继承这些资料的人往往会要这样做，尽管这种人并不具备前辈那样的活动能力。
总而言之，他们在以这种方式浪费积累潜力时，也就是在给别人的社会可动性制造障碍。别的人如果有条件这样做，可能会更有成效。在改造体系的过程中更充分地利用这种潜力，可能会为数量更大的、更有能力与活力的人提供更多的可动性机会。不过，  P83  这个问题再继续谈下去，我们也许就把在本书结尾部分关于改造理论所要谈的东西过分地提前了。
我们在前面说过，社会权力使得它的拥有者获得技术扩散所"要求的专业水平。这里同样有一个社会特权因素;不过，也会出现一些来自底层的、甚至是地位非常低下的富有活力的人，他们通过自己的顽强努力会获得这种专业水平，并根据自身的经验而加以完善。也有一些人，他们拥有社会权力并表现出巨大的活动才能，这使得他们出类拨萃并超过出身于同样阶层的其他人。不过，在他们上升之后，就发生跟那些在企业中出类拔萃的人相类似的情形。因为一旦上升，他们分享技术进步成果的能力就逐步改善，并逐渐分享体系的特权，其中包括社会权力。
不管怎样，那些由于自己的能力与活力、或由于自己的社会极力、或由于两个因素兼而有之，从而掌握了技术扩散所要求的专业水平的人，在分享生产率增长的成果方面就处于比其他人更有利的地位。他们对生产率的提高作出了或大或小的贡献。与此同时，在这种专业化劳动力的供给赶不上需求酌情况下，剩余量越大，企业越愿意增加报酬。在社会结构的另一极情形就完全相反。
正如在其他地方已经谈到的，必须指出收入的结构性分配与个人差别之间的根本区别。结构性分配是权力关系作用的结果。
权力关系是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动而变化，并反过来对社会结构的变动产生影响。个人差别是与不同程度的能力和活力相适应的。
这里我想补充一个与此有关的看法。鉴于劳动力在分享生产率增长方面所处的软弱地位构成了剩余的结构性来源，那些在对立的一极上处于分享生产率增长的有利地位的人便从这种结构性差别中获利。这种情况从处境不利的人们的收入比例恶化中反映出来。  P84
    这种收入比例的恶化不仅仅影响下层，而且也影响中层的一部分。这部分人在体系的吸收作用削弱时，其提高报酬的能力恶化了，与此同时，数量较小的一部分劳动力在生产率增长速度加快的情况下，分享能力得到改善。
换言之，具有技术所要求的越来越高的专业水平的劳动力在报酬方面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处在不利地位的劳动力不能随着生产率的增加而相应地提高其报酬。这就是在市场力量的自发作用中行将发生的收入比例恶化的现象。

第三章  分配差别及其扩散
对于从社会结构及其变动所产生的权力关系在对更高生产率的成果的初步占有及其尔后的分享方面的作用，我们已经作了说明。
这种分享所体现的巨大差别首先是在企业领域。但是，紧接着就在对私人服务与国家服务的需求中表现出来，把分配不均扩散到这些方面。这种情况又反作用于企业。在整个这个过程中，市场具有一种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市场的背后，以及在国家的发展中，确定分配的主要原则的权力关系无所不在。
这并不意味着无视个人的能力与活力差别的影响。这些差别导致人们在这种或那种意义上越过结构性权力关系。因此，需要把结构性权力关系和功能差别区别开来。
在作进一步的论述之前，需要简单地回顾一下这类权力关系在分配方面的作用。
剩余是更高生产率的成果以不平等的形式分配的明显体现。  P85  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能够适应越来越高的技术要求的那一部分为数有限的劳动力只是自发地参与这种成果的分配。相反，大量的劳动力不能随着生产率的增加而相应地增加其收入。没有转移的那部分成果留在了生产资料所有者的手中。这种人主要集中于社会结构的上层。
    这就是经济权力在收入分配中的决定性影响。社会权力由于在形成适应不同的技术要求的专业水平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也会在收入分配中发生影响。
随着结构变动的深入，以及主要是在中层的劳动力的工会与政治权力的发展，劳动力会逐步获得一种分享生产力成果的动力，从而不断加强在市场规律作用中的那种弱小的自发能力。
随着民主化进程的进展，工会与政治权力便和上层的经济与社会权力相对峙。
这种情况关系到在企业中形成的生产率成果的分配。在占劳动力比例越来越大的其他经济领域中这种成果怎样传播呢?此外，在并不增加生产率而只促进产品与劳务的多样化的那一类技 术扩散的情况下，这种成果又如何传播呢?
我们准备逐一来回答这两个问题，以便更好地理解分配现象的复杂性。

第一节  不平等的扩散
    我们已经说过，不平等起源于企业之中。这种不平等表现为剩余，也表现为上层劳动力的收入。它通过上层对市场领域和国家领域的劳动需求而扩散到其他经济领域。      
在市场领域从事私人服务的人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P86  他们的社会权力。劳动力获得技术所要求的专业水平更是取决于社会权力。社会权力终究会限制私人服务的供给，而那些受惠阶层的越来越大的需求则有助于提高提供私人服务的人们的收入。
因此，基于这种扩散现象，会有新的社会集团加入到上层中来。在社会结构的另一极是专业水平低的私人服务。这类服务供给充足，当这种阶层在劳动力中占有重要比重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这里就出现那种因劳动力报酬微薄而促成的倒退性吸收现象。在这两极之间，呈现出一系列不同的专业水平和收入水平，跟企业领域中的情形一样。此外，尽管程度各不相同，在这种形式中也出现了工会与政治权力，以及限制供给的其他方式。
不管怎样，私人服务方面的这种收入分配受到变化着的权力关系作用的重大影响。权力关系同样对国家服务的构成以及国家用于从事这类服务的人员的数量及其收入产生重大影响。这个问题留待以后再谈。

劳动力的补偿
    根据我们在前面说的，生产率主要是从企业领域中产生的。在生产率传播的时候，它的后果又返回到原来这些企业的劳动力身上。事实上，私人服务方面的报酬增加，以及国家为支付自身运转的费用和在市场上采购商品的支出所需要的税收，大部分都以不同的方式落到了企业劳动力的身上。这些劳动力则力图补偿因这种情况给他们的收入带来的损失。
    寻求这种补偿的成效取决于所拥有的权力。在上层，由于专业化劳动力的供给是有限的，补偿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地实现的，如同企业家的报酬那样。但是，随着在社会结构中层次的下降，劳动力只得越来越求助千工会权力来得到补偿。  P87 
这种反复形式并不只局限于企业的劳动力，随着产品与劳务的相互需求的发展，也会在从事私人服务和国家服务的劳动力中造成补偿压力。不过，需要特别强调这些现象对企业的影响，因为剩余的动力在企业中发育成长，对整个体系的运转至关重要。

多样化的分配效果
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由于生产率的增长及其效果的扩散而引起的收入增长，对需求构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产品与服务的不断多样化又影响着需求。
应当记住，多样化的技术与产品和服务的多样化相结合，成为资本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随着新的产品新的服务及其新的式样的出现，它们的价格就会高出于原来的产品与服务的价格。这显然不是指通货膨胀的增加，而是因为这些产品与服务具有更高的效能所引起的。这些产品与服务越是以满足社会等级的欲望为目的，其情形就越是这样。
在这类产品与服务的消费方面，上层模仿中心，中层模仿上层。消费欲望就这样逐渐向下普及和扩展。这一点构成一根日益强有力的发条，推动着不同的社会层次谋求分享技术进步的成果。只不过它们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而已。
不过，事情不是到此为止。因为这个过程本身还带来生产率成果的另一种传播现象。关于这种现象我们还不曾谈及。事实上，推动需求构成的变化并抓住了这些变化的企业取得了利润。这些利润的取得不是由于提高了本企业的生产率，而是由于利用了多样化的革新并限制了竞争。由于这类革新的性质本身讲决定，企业之间限制竞争的情况经常发生。显然，如果说实现了多样化的企业也提高了它的生产率，那就象几乎历来发生的情形一样，是  P88 
在抓住新的需求形式而带来的利润上面加上我们所熟知的剩余现象。然而，重要的是要理解这种概念上的区别。

第二节  功能差别
在所有这些现象中，能力和活力的差别是如何体现的呢?这指的是与其他结构性差别不同的功能差别。请记住，由于在实物方面以及人才培养方面的资本积累，生产率和就业都会增加，不同的收入层次就逐渐向上转移，只不过其程度各不相同。然而，尚未转移或转移有限的下层却留在体系的底部，因为积累不足和人口增长速度过快的后果主要表现在下层。
在这种结构性的转移之中包含着功能性的转移。来自同一层次的人们，一些人由于其高超的能力与活力而比别人上升得更快，另一些人由于这方面处于劣势而下降。这种现象既出现于企业的经营之中，也出现于劳动力的活动之中。
在企业经营中，某些拥有与别人相同的经济权力的人，由于他们在决定投资相增加投资方面有更好的才干，在综合利用生产资料、组织生产、利用市场机会、决策和承担风险等方面有更高的本领，因而能对生产率或产品多样化施加比别人更大的影响。他们是体系的活跃分子，他们在发展约有限领域之内所作的贡献往往是十分重要的。
对于为数有限的一部分劳动力的社会权力来说，也有同样的情形。一些受教育的可能性和别人一样的人，由于他们的能力和活力而能更快地得到提高。那些没有受教育机会的人则鉴于个人的条件和在劳动过程中取得的经验而以更高的生产效率显得出类拨萃。但是，他们一旦上升、就会出现和在企业领域出类拨萃的那  P89  些人类似的情形。因为一旦上升，他们分享技术进步成果的能力 就逐渐改善，并逐渐享有体系的特权，其中包括社会权力。因此就出现一种很重要的社会可动性现象，它使得某些人能战胜由社会结构产生的权力关系，而不论这些人原来出身于何处。然而，当出现这种情况时，这些人最终就加入到享受体系的特权的行列。尽管他们对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结果还是加剧了这个体系所特有的排斥性与冲突性的后果。
这些功能差别成了新古典理论解释收入差别的主要理由。按照新古典理论的说明，在企业家中以及在劳动力中都存在自由竞赛的情况下，生产率增长的结果将扩散到整个体系;这种情况之所以没有发生，他们归咎于市场的不完善，归咎于国家的扰乱性干预，其中包括关税保护和补贴，还归咎于劳动力的工会与政治权力对市场规律的破坏。因此，在新古典派经济学家们看来，如果不是这样，这个体系将会达到平衡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各种要素的报酬会根据其对生产过程的贡献而自行调整，只有地租是例外。
这种创造尽管和谐悦耳并能诱惑人，却根本不了解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的现实。恰恰是这些结构性因素，使得人们不能用一种简单的经济理论去解释分配和发展。
一种纯经济的理论不能帮助我们说明外围资本主义的排斥性趋势和冲突性趋势。这些趋势迟早要导致体系的危机。

第三节  国家过分膨胀的含义
新古典理论主张国家不介入。因此，请理解它的信徒们谴责国家过分膨胀的那股激烈劲头，不光是因为国家对经济活动任意  P90  干预，而且因为国家耗费了用于资本积累的资金。近期以来这种论据以经济自由主义的名义所表现的坚持性，说明有必要花些时间来阐明我们的观点。
   我们清楚地知道，除了工会权力之外，劳动力的政治权力力图通过发展社会服务来部分地纠正这个体系在吸收与分配方面的缺陷。同时也借助政治权力谋求超出——如按严格的经济合理性考虑——国家服务的需要来增加收入和就业。这种情况既涉及到本来意义上的国家服务，也涉及到公共企业。总而言之，这是参与外围体系生产率成果分配的政治形式，以便得到因市场规律不允许自发地得到的东西。
    公共企业是一种特殊情况。由于它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我们在研究中不能忽略。除了在某些情况下公共企业是出于意识形态理由而建立以外，通常公共企业是作为跨国企业的替代物、或作为抵制上层的经济与政治权力的手段而建立的。但是。不可否认，公共企业又往往意味着参与分配企业产生的剩余的政治渠道，即便在开始时这也许并不是一个主要目的。公共企业的剩余部分地用来提高报酬并为企业内的高级人员进入特权消费社会提供便利。不过，公共企业的剩余也往往消耗在那种对劳动力的虚假吸收之中。这指的是那种虚假吸收并不耗费其他经济部门的剩余的情况。这种现象还会由于企业运转不良的其它表现形式而更形加剧。
孤立地批评国家的这些膨胀因素，而不承认这主要是外围体系社会效益不足的后果，就不能正确地表述这些实际现象的性质。
毫无疑问，用这种形式耗费的大量资金，本来可以用于增加积累并有助于不断纠正外围体系的缺陷。
假如我们权且承认上述情况真的出现了，那么要问，对处于有  P91  利地位的社会集团的剩余与收入的压力更小，是会使他们增加积累呢还是会使得他们更起劲地去推进特权消费社会?
    此外，人们也许忘记了特权消费社会造成的积累潜力的浪费，以及因在与中心的权力关系中外围的收入被过分榨取而造成的积累潜力的浪费。看不到这些方面的基本缺陷，我们要在国家问题上独出心裁就难免碰壁。所有这些缺陷都导致资本积累不足，损害了下层的社会参与。这突出地反映了外围体系主要的不平等。
    除了国家在就业私社会服务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外，国家作用的增长还可以从发展的要求本身得到解释。国家要适应发展所体现的越来越大的复杂性的需要，还要适应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国家的活动中也象在市场领域一样，也表现出多样化技术的影响。不同之处仅仅在于，经济合理性的考虑在市场领域内占主导地位，而在国家领域就不那么严格。实际上，国家要和它自身的力学原理相适应，在这里，官僚权力、政治权力、军事权力以及对日益复杂初昂贵的技术手段的使用相互结合在一起。
    此外，在这个自身的力学原理中，官僚权力趋向于扩大干预可建立种种规章制度，在外部的脆弱性或通货膨胀使这个体系陷入混乱的时候尤其如此。
    事实上，国家机器是十分复杂的，在这里不可能作深入的考察。不过，有必要指出不同的经济、社会与政治权力集团为传播和推进它们的利益而利用国家机器所施加的影响。
    所有这些考虑都说明了国家的膨胀趋势。这种趋势往往表现为那些地地道道的肥胖症现象。这是一种沉重地压在国家的效率上面的肥胖症，损害了国家的调节职能。这-一点在改造理论中具有重大意义。
    或许我与国家不介入的观点相去甚远。我以为，外围的国家  P92  尽管发生了那些严重的变形，还是以不同的方式对增加生产率作出了贡献。国家的社会服务——并不否认其他服务的重要性——功效越高，这种贡献就越大。
    跟技术本身一样，国家也是一种矛盾现象。技术可以不断地增加生产率，但是也造成环境的恶化和可枯竭的自然资源的浪费。国家也间接地有助于增加生产率，但在同时，由企业生产率提高所形成的积累潜力又有一部分被国家浪费掉。然而，既不能不要技术，也不能不要国家。应当鼓励国家的积极作用并尽可能避免它的消极后果。这主要还是一个合理性问题。
    在结束这一部分之前，作为对即将讨论的问题的准备，有必要指出一种现象，它会有助于人们准确地理解外围体系走向危机的趋势。毫无疑问，象通常发生的那样，国家的税收落在劳动力的收入上或他们的消费品价格上，国家的膨胀就成为这种危机中的重要因素。如果劳动力有足够的自发权力或政治权力，他们就力通过增加报酬而获得补偿，从而导致成本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把引起体系的危机的责任归咎于劳动力，而不考虑国家应负的责任，而国家的责任往往是很大的。
最后还要看到，在国家直接向剩余征税、而不让税收落到成本上的情况下，这样的税收也具有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推进危机趋势的作用。归根到底，这都是因为在权力关系的作用中没有一个调节原则而表现出来的现象。

第四节  体系与腐败
最后有必要谈谈分配的另一个方面；与规律无关的不平等。腐败是一种超越各种体系的现象，仅仅通过我们一直在进行的这样  P93  一种分析还不能得到解释。还有更深刻的心理因素。不过，外围资本主义的运转形式无疑是起了加剧这些因素的作用，有时甚至是以一种非常激烈的、引起混乱的和赤裸裸的方式加剧这些因素。
这种现象虽然也表现于私人经济的内部，但尤其表现在国家的政治及管理机器与私人经济的关系之中。特权消费社会的阔绰豪华和金融权力的地位权势，常常引诱着那些在国家领域拥有决策权的人们。他们的决策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为某些私人或私人集团提供便利，既包括提供保护或补贴，也包括签订合同或制定约见各种交易过程的规章制度。在巨大的社会差别面前，这样;那样的勾结形式层出不穷。此外，在通货膨胀过程中，在由于内部因素或外部大量资金流入而发展加快、不平等扩大的情况下，这类互相勾结的现象也孳生繁衍。
在另一极，腐败与一种社会不公正现象相连。典型的情况是那些地位低下、在国家机构或私营部门中报酬很低的人们，他们力图通过腐败的途径来改善入不敷出的境地。
当那些相互勾结的形式在国家上层明显发展的时候，很快便会向下扩散。
体系的道德观具有不可分性。外围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分配道德方面的巨大缺陷，即便再以形式上的合法性作基础，最终还是会造成超出这种合法性的其他种种不正常状态。这类不正常状态一旦出现就很难根除。道德观方面的问题本身就是很严重的。而这类不正常状态一经扩散，便会破坏体系的基础和道德上的凝聚力。  P94 

第三部分  占有，再分配和体系的危机
我们在其他地方已经谈到了剩余的结构性来源，但尚未说明是何种机制使得生产资料所有者占有剩余并随着生产率不断提高而增加剩余。现在我们准备来说明这个问题。
这种机制是外围资本主义中最重要的一种机制。它特别适应于上层的统治利益，适应于他们的经济与社会权力的集中，适应于他们巨大的政治影响。
这是一种建立在巨大的社会不平等基础上的机制，它能在市场规律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使体系正常运转。
这种机制是什么?它与生产过程的动力相一致。这里我提前说出了我的解释的含义。在生产过程的动力中，由于生产率不断提高，最终产品的生产要比从事这一生产的就业及其相应的收入增长更快。因此，如果对这类产品的需求是来自于这些收入，那么随着生产率的增长，价格就会下降。然而，需求不是产生于这些产品生产过程中业已支付的这些收入，而是来自于尔后才进入市场的、数量更大的产品的正在进行的生产所产生的更多的收入。于是，由这些更多的收入所产生的需求阻碍着价格的下跌。
因此，为了支付正在进行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收入，企业就求助于银行系统创造货币。这种创造是生产过程所固有的。孤立地看待它必定不可原谅地使对于发展动力的解释成为白费唇舌。
因此，光指出剩余的结构性质是不够的。还必须明白，为何剩  P95  余并不象新古典流派经济学家们所设想的那样会由于竞争而消失。事实上，正像他们常说的那样，他们把利润的持久性归因于企业的联合，从而限制或消灭了竞争，或归因于市场的其他缺陷。
相反，我坚持认为，剩余会通过它自身的浮动起伏不断增加， 即便在毫无限制的竞争状况下也是如此。
我认为，这个结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剩余的不断塔 加是体系的一项根本性的动力要求，资本积累基本上取决于剩余的不断增加，特权消费社会的发展也是如此。
因此，有必要用第一章的篇幅来说明占有机制。这种说明或许有点令人厌烦，不过，没有这个说明便不会懂得外围资本主义的性质。我及时地指出，在限制我的阐述范围时，我并不是说在中心就不存在类似现象。不过，我们坚持这样一点，即除非是为了解外围的情况所必需，否则我不去深入谈中心的问题。
生产过程的动力所要求的货币的创造，是由货币当局负责调节的。为进行这种调节，利用了某些传统的竞赛规则。这些规则指明，如何避免创造货币导致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不过，有上个基本条件:这些规则只有在市场规律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才能实施。当劳动力的工会和政治权力加强并与市场规律相对立时，货币当局便日益丧失效力。在结构变动的深入阶段中民主化进程不受约束地发展时，上述情况就会出现。于是，一种新的通货膨胀类型即社会性通货膨胀就到来。这种膨胀通常与传统型通货膨胀结合在一起。
    结果，货币当局终于变得无能为力。它在按照正统原则对付社会性膨胀的努力之中，引起了经济的停滞或萎缩，而并未阻止通货膨胀的螺旋上升。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将在第二章中研究。  P96 
螺旋式通货膨胀与停滞或萎缩并存，是一种使那些在其理论中继续抛开社会结构及其变动的人们难堪和惊慌失措的现象。不在第一章中先考察生产过程的动力所固有的货而创造，我们就不可能理解这一点。
在第二章中我们也力图弄清另一种表面看来自相矛盾的现象。创造货币也往往是由于财政赤字的缘故。人们常常设想，为了抵消它的通货膨胀后果，必须限制对生产活动的信贷，因为紧接着财政赤字之后会有货币过剩。假如了解了占有剩余的机制的性质和生产过程的要求，就会看到这种限制政策适得其反的后果。再分配权力越是得到巩固，这种后果就越是严重。
货币当局的重要作用导致体系的严重倒退。鉴于民主化进程从长远来说不会与不断增加剩余的动力要求相调和，居于统治地位的利益便力求操纵这个进程，或依靠国家的镇压，或直接施加压力，使政治与工会权力屈服。剩余的动力于是又得到恢复，即便通货膨胀并不一定被制止。所有这一切都要付出一种高昂的政治与社会代价。这些问题便是第三章的内容。
    以上就是这些章节的主要论点。在现行的、以剩余和由一种变幻不定的社会结构产生的权力关系的作用为基础的积累与分配制度之内，社会性膨胀已变得难于对付了。这是一个与外围资本主义相关的、涉及到它的特殊性的论点。不过，也许会有助于解释中心的通货膨胀的某些重要方面。我们在拉丁美洲取得了这种新的膨胀类型的先驱者这个颇有争议的功绩。中心即便有另一些意义重大的因素，但不见得就没有这种新型的膨胀。
    最后，在第四章，我们再来谈货币正统派及其在改造外围体系中的作用。  P97 

第一章   剩余的扣留、增长与流动
第一节  生产过程
    外围体系的动力建立在剩余及其不断增长的基础上。资木积累就取决于它。由资本积累产生越来越高的生产率，而越来越高的生产率又使得积累增加，并导致生产率新的增长。如此循环往复。
    剩余指的是生产率增长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在没有转移给广大劳动力的情况下，由于社会结构的混杂性，它主要被集中了大量生产资料的、社会结构的上层所占有。
    现在我们来说明占有剩余的机制。上层通过这种机制扣留并增加剩余。这就是使得生产率的增长不能通过降低价格进行社会扩散的机制。由企业以剩余形式占有没有转移给劳动力的生产率增长部分，是一种与剩余的结构性质相结合的根本性的动力现象。
    可以从一种很简单的考虑出发。假定某个阶段出现于市场的对最终产品的总需求是产生于为生产这些产品而事先付给劳动力的收入，那么，这个需求便不足以吸收由生产率增长而增加的供给。因此，价格就会下降，剩余就会消失。
    那么，是什么东西阻止这种现象出现?原因很简单，形成对某一特定数量最终产品需求的收入并不就是为生产这些产品所支付的收入，而是为在某段时间之后生产出数量更多的最终产品而支付的新的收入。因此我们说，这是一种根本性的动力现象。如果生产是停滞的，这种现象便不会出现。
    我们把由初级产品到最终产品的生产、时间上经历若干连续  P98  阶段的一系列活动理解为生产过程。
    为了在未来获得某个数量的最终产品，必须事先开始其生产过程，给劳动力支付相应的收入。那么，随着生产过程的发展，支付的收入就比某个特定时期在市场上供应的最终产品的不同生产阶段中企业所支付的收入要多。由这些更多的收入产生出更大的总需求，能吸收由就业增加和生产率增长所带来的最终产品的总供给。没有由旨在获得未来产品而进行着的生产所形成的越来越高的收入，需求将不足以吸收现有的供给，生产率增长将导致价格下跌，剩余将会消失。
    换一种说法，假如我们专注于某个特定时期，我们将看到一个在该时期内结束的、提供一定数量的最终产品供给的过程，与此同时，另一个过程开始，而其他一些过程尚在进行之中并将在尔后的时期内结束。在不断上升的生产运动中，这些不同时期中的每一个时期与在该时期内结束的过程的各个相应阶段相比，有着更多的就业和收入。因此就形成比包含在(就这么说吧)该时期内出现的最终产品中的收入更大的需求。
    这就是生产过程的动力。总之，由于生产率增长，投入市场的最终产品的增加高于这些产品的生产过程所使用的就业劳动力及其收入的增加。这些产品之所以能在不降价的情况下被吸收，是由于生产更大数量的未来产品的生产过程造成了更高的就业和更大的收入所致。
    如果不怕某些重复，我们再回顾一下让巴蒂斯特·萨伊的那个老定律，或许会对上述解释有更好的理解。根据这个定律，供  P99  给创造自身的需求，或者说，在生产中产生的收入转化为对所生产的产品的需求。这是一种典型的静态论证，在新古典派论证中是常见的。
在发展的动力中，由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供给的最终产品的生产所产生的越来越大的收入，并不创造对这些产品的现时需求，而是创造了对此前已出现于市场的最终产品的需求。这关系到生产过程延续的时间。事实上。今天的最终产品供给并不造成对这些产品的需求，而是提前地造成了需求。用概略的形式来说，不是对今天的产品的需求，而是对昨天的产品的需求。
让我们来继续论证。人们也许会认为，剩余是在最终产品消费的那个时刻体现出来的。如果仅仅一个企业包罗了生产过程的所有阶段，情形可能是这样。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参与生产过程的各个连续阶段的是不同的企业。在生产过程的最后阶段对最终产品的更大的需求向新的连续生产以前的各阶段扩散，直至最初的阶段。在这种形式中，比未来需求提前的生产增长受到鼓励，而这种未来需求必然不断提高。于是，每一个阶段的企业都增加其对前一阶段连续生产中的产品的需求。由于这种更大的需求，各阶段的生产连同这些阶段中出现的生产率增长均被吸收，其中生产率增长转化为剩余。因此，这是一种对剩余的分割。部分的剩余再加上每个阶段付给劳动力的收入。这是总需求的两个因素。

第二节  生产过程所固有的货币扩张
我们所说的导致需求增长的收入是用什么来支付的?这里就遇到了我们的解释中的货币因素。
在常规理论中这个问题常常是被忽略的，似乎创造货币可以  P100  和生产过程不相干。
恰恰相反，这种性质的现象是生产增长所固有的。
迄今为止，我们还只是说到，由在连续生产过程中文付的收入引起的需求增加，可以将最终产品吸收。然而这个现象还要更复杂。现在我们来加以说明。
企业借助于货币扩张来支付这类收入，包括企业报酬和生产过程各阶段中出现的局部剩余。这是包含在体系的正统原则之内的一项活动，并且是根据这些原则所派生的某些规则来进行的。
这种货币扩张是与需求相伴随的，而需求至少必须足以吸收最终产品而不至降价。可是，并非全部需求都立即落到这些最终产品上。一部分需求实际上转向服务，包括私人服务与国家的服务。于是，相应的这部分货币就在服务领域流通然后逐步地回到最终产品领域来。
这样，企业便把在生产过程中用于支付上述那些收入的钱又收回来。由于生产率提高，这些收入便高于在同一时期生产的产品中所包含的收入。这个差额以剩余相应增加的形式回到企业中来。
于是，这样逐步形成并不断增加的剩余，不但没有因价格下跌而消失，而是变成了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它和支付给劳动力的收入以及相应于企业报酬的收入一起，既在产品领域也在服务领域流动。

流动资本与货币量
随着这些现象的产生，货币流通量就增长。就我们所考察的  P101  这种现象来说，流通货币的数量是与企业在连续生产过程中支出 的报酬以及企业在各个不同阶段提前获得的局部剩余相一致的。这个货币量是连续生产中的产品量、或企业的流动资本的对应物。
生产过程延续越长，连续生产的增长速度越高，需要的流动资本与货币量增加就越大。
    就流动资本而言，一方面会由于新的增加而不断加大，另一方面又会因最终产品进入市场而减少。就流通中的货币量而论，会用于连续生产的增长所要求的新的货币增加而增加，又会由于货币用于购买最终产品回到企业而减少。
    所有的资本积累，不论是固定资木还是流动资本，都要求一个相等数量的储蓄，或者说要求通过一种行动，避免把用作积累的一部分收入消费掉。
    那么，流动资本所要求的储蓄从何而来?正如刚刚所说明的那样，它恰恰就存在于那些转向对服务的需求的收入、以及暂时未用于购买产品的收入之中。
应当说明的是，在服务领域中，尽管在实物以及技术和职业培训方面重要的投资具有重要意义，但其中所需要的流动资本不如产品生产过程所需要的那么多。换言之，货币扩张是生产过程固有的，在服务领域并不发生同样的情形;不存在其过程的延续性能与生产过程相比的服务。
有另外一种需求偏离现象，不过它仍包含在产品生产过程之内。这是空间性的偏离。我指的是必须进口的产品，而不管这些  P102  产品的加工程度如何。货币扩张的一部分用于实现这些产品进口，产品出口国因此而收回其生产过程中付出的收入以及应得的剩余，而产品进口国则减轻了货币压力。另一方面，货币扩张由于出口而增加。
总之，为了理解这些现象，必须采用时间和空间概念，即生产过程延续的时间，以及生产过程产生的收入——在转化为对生产过程形成的产品的需求之前——流动的空间。

货币当局的作用
那么要问: 由什么东西来保障最终产品的需求与供给相一致?的确不存在任何一种准确的调节机制。至多不过是估量而已。在这种估量中，货币当局表现出它在市场规律自发作用中、即处于不利地位的阶层的工会与政治权力没有和在收入分配中处于有利地位的阶层的经济与社会权力对抗的情况下的调节才能。
货币当局靠内部和外部征兆指引方向。如果总需求低于总供给，保留最终产品，增加库存，放宽价格，导致货币当局鼓励货币扩张并造成需求的相应增长，或刺激连续生产的增长速度，扩大固定资本投资信贷，或采用其他形式的扩张政策。如果需求过大，物价
趋于上涨并出现外部赤字，货币当局就限制货币扩张。
这些国内价格运动是与国际价格相关联的。如果国际价格象现在这样膨胀性地上涨，就给国内的剩余增加提供了更大的余地。这已不是由生产率增长造成的余地。

第三节  限制竞争
在学术讨论中，每当我说明对剩余的占有时，常常有人引证  P103  说，价格之所以不下跌，是由于限制竞争的垄断性或独霸性的联合干预，是由于关税保护、许可证或执照的庇护、或其他限制竞争的做法。
这些做法是常见的。如来这些做法所涉及的产品的价格高于在没有限制竞争的情况下受需求影响的价格，那么这将损害其余的产品。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其余的产品为保持不按生产率提高而降价所要求的必要需求就会削弱。结果，在某些产品中限制竞争导致其他产品降价。情况跟上述说法完全相反。为避免降价，必须创造更多的货币。
关于这一点，还有些问题需要说明。在不断的生产多样化过程中，由技术革新带来的新产品或产品的新形式有力地吸引着需求。生产许可证或执照可以限制供给，并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这种利润不同于形成剩余的利润，因为它不是来自这些产品的生产率提高，而是来自其他的产品。这种情况又如何解释?其解释就是，这种利润来自于对这类多样化的产品越来越大的需求吸引力和限制供给，尽管企业中的生产率提高也可能添加到这种利润中去。
那么，由需求转移和供给限制所引起的对新利润的预期也会在生产过程及其各个阶段中向后传播，因此，就象剩余所出现的情况一样，这种利润也可以超前实现。为了使这种情况能付诸实现，也需要在连续生产中创造更多的货币。这些货币加大并巩固需求。
于是，需求的增长不但可以吸收生产率增长，如上面已说明的那样，而且还可以吸收多样化产品的增加。这类产品的价值则由其生产过程的这些阶段中的利润而加大。
把由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及由总剩余逐步形成的利润，与由生  P104  产多样化造成的利润从概念上加以区别是很重要的。实际上，剩余加入到总需求中去，并不断地增加，不停地周转。而由生产多样化带来的利润则是一种暂时现象。事实上，当制造程序传播开来，由于多样化过程而在市场上不断出现新产品或新的产品形式的情况下，这种利润便会由于需求转向这些新产品而逐步减少。

局部现象与整体现象
必须把对某些企业发展中出现的局部现象的考察和我们在本章中所论及的整体现象加以区别。
因此，当孤立的某个企业增加其连续生产、同时也增加其支付给劳动力收入时，由这些数量更大的收入造成的需求分布于整个经济领域，不会明显地影响该企业的这种最终产品的价格。
但是，当生产增长是普遍性的，如同在发展的动力中出现的情况那样，那么，由连续生产过程中支付给劳动力的系列性的收入增长所造成的需求，会抵消因成本下降而引起的价格普遍下跌趋势。于是，就产生一种剩余，它会被扣留下来并投入流通，这一点在前面已有说明。不了解这种整体性现象那就意味着在论证方面的一个严重缺陷。这种缺陷或许已经妨碍人们深入理解我们所解释的这些现象。

剩余与地租
如果说剩余参与流通并在体系的动力中进行转移，那么还有一种很重要的情况，在那里剩余不发生转移，而是扎根不动并变为土地的价值(姑且采用这种说法)。土地是一种拥有量受到限制的生产资料。在这种生产资料中出现地租这种典型现象，不论农村还是城市都不例外。需求增加——归根到底是由生产率提高和人  P105  口增加引起的——部分地转向土地的产品并使地租提高。这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现象，再要详加叙述也许就成为多余。不过，需要指出，整个体系的更高生产率的成果一部分转到了土地所有者手中，仅仅因为他们拥有为数有限的土地。
此外，当技术进步用于土地并在那里提高了生产率，地租就增加。如果对有关产品的需求旺盛，这种生产率提高便产生剩余，而剩余又转化为更高的地租。相反，在土地充足、需求增长相对缓慢的情况下，这种生产率提高便会通过价格下跌而转移到农业以外的部门去。
总需求的增长，可拥有的土地的限度，以及城市的集中观象，导致城市中地租的持续上涨。如同在上述情况中那样，由整个体系更高的生产率所产生的需求也向城市的土地转移。地租还由于交通运输和建筑方面的技术进步而增加。
不过，不管出现上述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剩余都不会受到任何程度的损失。这里更谈不到剩余的消失。

对技术进步成果的历史性占有
剩余现象以具和新古典理论所设想的大不相同的形式推进了资本主义。我敢断定，资本主义在中心就从来没有按这神理论所设想的那样去运转。因为它逃不脱一个历史常规，即以各种不同形式占有技术进步的成果;这是由于生产资料集中于少数人而牺牲集体的其余部分造成的。产业革命以前，剩余局限于占有土地，不管是通过经济权力、军事权力还是神权政治权力去占有。从产业革命起，由于技术飞速进步的结果，由于这个占有机制，剩余主要是被生产资料所有者获得。使生产率不断提高的技术革新体现在生产资料之中。  P106

附录1剩余的命题和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实现
一一阿尔曼多·迪，菲利波的评论
在普雷维什博士关于经济剩余的命题中，似乎有一些表明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实现的理论分析有某些不足之处的看法。从更深的角度来说，这些思想有助于人们对劳动价值论在说明相对价格形成过程方面的意义提出怀疑。
必须明确提出我们想要回答的主要问题。为此目的，我们设想一个与外界没有联系的、社会方面由两大阶级——一方面是资本家，即有产者，另一方面是只拥有劳动力的劳动者——构成的经济体系。为了发展生产过程，资本主义企业便使用所控制的货币资本(自己的或借贷的)以相互购买生产资料。这个货币资本的另一部分来自企业领域并变为以地租和工资形式付给地产主和工人的收入。在每个生产时期之内，这些收入恰好表视为按要素成本计算的社会产品价值。这些收入的获得者租金收入者和雇佣劳动者使用因此而取得的购买力去需求社会产品，而社会产品是收入的实物补偿，具有相同的货币值。因此，在这里所说的静态条件下，利润必然不能如同宏观经济规模那样存在，因为企业从总体上不能得到比它们本身投入流通的总收入的时值更高的需求。
不过，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除了在经济周期的萧条阶段以外，平均利润率是一个正值。宏观经济利润即最终产品的实现价值与要素成本价值之差。  P107  它是推进积累进程
的诸动机之中的主要动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动力”。
因此，如果我们不把由资本主义企业作为一种剩余而获得的利润产生的由来说清楚，我们就没有说明赋予资本主义进程以历史生存性的本质问题。
新古典派认为，在完全的竞争条件下，总体平衡状态就意味着利润等于零。从宏观经济角度来说，他们承认萨伊定律。根据这个定律，供给为自身创造需求。换一种表述方法，这就意味着体系的总收入和按要素成本计算的产值相等，前者可以购买后者，有效需求既不过剩，也无不足。
新古典派就这样简单地接受这个事实，把全部理论意义抛到一边而"解决"这个平均利润率等于零的问题。
这样一来，他们就把剩余这个命题完全取消了；而这个命题却能使人们对体系的公平性产生怀疑。
在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和利润的观点中没有回避这个问题。马克思看到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某些解决办法。在我看来，这些解决办法似乎并不完全令人满意。
对于历史上并不重要的简单再生产问题，马克思指出，为实现剩余价值并使体系中能有一个正利润率所要求的追加购买力来源于资本家自身。他们为消费目的而拿出一定数量的货币，追加到前面已谈到的货币资本的使用上去。尽管这是一种纯理论的设想，那么要问，资本家通过何种机制得以抛出与实现剩余价值额需要的数量恰恰相等的钱?否则，用货币单位表示的"剩余价值额"可能与用劳动单位表示的剩余价值额不一致。例如，如果资本家用于消费目的的货而需求高于体现消费品剩余的产品成本，资本家就将取得部分。工资产品"（BIENES SALARIOS），并  P108  在货币方面占有一个高于用社会劳动单位衡量的、"属于他们的"剩余价值额。这将对相对价格产生影响。相对价格结构就不再和马克思的"价值规律"所说的"相对单位价值"结构相一致。
对于扩大再生产增加体系的生产能力并可能增加就业劳动者数量问题，马克思提出了为实现企业产生越来越大的剩余量所需要的追加货币的来源问题。他探索了多种可能性，如总价格水平的下降，通过商业实践的支付补偿，等等。在假设黄金作为货币商品(DINERO MERCANCIA)直接流通的情况下，他也提到增加黄金生产，或从某个特定国家进口这种金属。最后他承认，生产过程的扩大和追加商品的实现都需要信贷。
这里出现两个没有解决的问题。第一个依然是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第二个关系到价值规律的实现和货币在经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我们依次来分析这两个问题。
关于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不在于扩大企业中进行的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追加货币的来源。如果我们假设资本主义企业是体系中流通的收入唯一的、最初的来源，即便我们承认由企业动员的货币资本部分地来源于信贷，那么需要说明的是，实现剩余所需要的收入货币值的，如何能在最终需求形式下又回到企业中来。这个收入的货币值可能高于这些企业投入流通的数量。
    在关于企业的剩余的命题中，普雷维什向我们说明，生产过程相对于最终产品的流通过程来说暂时地发生位移。不管"萨伊定  P109  律"如何，最终产品供给的生产并不形成能够创造自身需求的收入，而是这些收入被用来需求前期业已生产出的供给。这种供给在较晚的时候才进入最终产品市场。①不过，根据这位作者的看法，如果这个体系是在周而复始、一成不变地再生产着它自身，那么，这种位移就还不足以用来解释利润。在其关于企业剩余的命题中，普雷维什看到了在人类劳动的生产能力、就业劳动力总数、以及这个体系正在产生的产品和实际收入等方面，都存在一种扩展的态势。
总之，普雷维什向我们指出，经济发展是资本主义的"性格";企业剩余的存在是这种活力的结果;这个进程与对生产率的增长实行普遍的社会性占有是不相容的。因此，只有在经济发展理论的范围内才有可能对表现为企业利润的剩余作出解释。
最后，普雷维什博士承认，为了让生产、生产率、积累和就业的增长运转起来，必须有秩序地扩大货币量。这里就涉及到在马克思的提法中看到的第二个难题，即经济价值问题。的确，在贵金属——金、银等——流通的情况下，价值规律约有效性在理论上可以成立，这指的是，包含在每件出售商品中的劳动量等于生产这件商品所使用的货币——商品单位中所包含的劳动量。但是，当贵金属被各种形式的贷款和货币符号所取代时:这个相等的意义就消失了。
    这不是一个"单纯的"货币问题，因为它理应与经济价值理论相关。当采用信贷与货币符号时，不仅总的物价水平会受到影响，而且相对价格结构也会受到影响。总物价水平不过是相对价格结  P110  构的一个平均数。①
贷款在企业间的分配影响着资本积累的方式、对技术进步的采用以及供给构成。货币收入在个人之间的分配影响着需求构成，并通过这个渠道影响最终产品的相对价格结构。供给构成也间接地取决于、至少部分地取决于货币收入的分配，因为企业要适应处在分配宝塔不同梯级上的收入获得者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要。
因此，相对价格结构不取决于每件商品的相对劳动含量，而是、至少部分地是与影响货币资本在企业间的分配和货币收入在个人间的分配的复杂的权力关系相一致的。
在我看来，由社会结构产生的权力关系最终对经济进程施加的这种影响，是普雷维什博士在这木书中提出的、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心论点。

附录2  图解
为使我们的阐述更清楚，我们借助于一种图解。这是一种与实际情况大致相近的表示，但并不损害论证的逻辑。为简化起见，我们把固定资本积累撇开。
我们来考察两种不同的情况。在第一图中生产是不变的，而在第二图中生产是不断增加的，因而从每个新的生产过程产生出高于前一过程的收入。
每个生产过程用横线表示。在这些横线上，在每个过程所延续的时间内，它的各个不同阶段互相衔接，直至某个特定的时期以最终产品投入市场而终结。因此，过程A开始于I时期，而后向前  P111  发展，到V时期结束。在V时期内，过程B也已在进行之中。过程B是在II时期开始的。B、C、D、E各过程就这样先后交替，过程E尚处在其第一阶段。
所有这些过程都在V以后的时期(为简化起见，没有画出来)内结束。
在V时期内各个生产过程支付给劳动能力的收入用竖线表示，即竖线5。
现在来看看，在生产不变的情况下，这条竖线和横线A长度一样。这就意味着在V时期付出的收入所形成的需求等于为取得现已结束的A过程的产品业已支出的收入。
现在回到萨伊定律。过程A的供给没有为自身创造需求，因为为产生需求所支付的收入转化成对前期生产的产品的需求。那些在本生产过程延续的时间内得到上述收入的人们，不会等到过程A结束才行使其需求。相反，在V时期内吸收过程A的供给的需求，产生于同一时期内B、C等生产过程为未来的生产而支出的收入。
因此，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一致不是由于萨伊定律所假设的原因，而是由于对问题作静态的理解。这种态度在这个问题以及在其他一些问题上都歪曲了对实际现象的解释。
如果在这种静止的情况下生产率提高了，那么，由竖线5所表示的需求将不足以吸收过程A的供给。因为这个供给因更多的产品量而加大了，即我们用带点的方格所表示的、增加到过程A的供给之上的那部分。这种需求不足必然引起价格下降。
现在我们来看第二种情况，即生产不断增加的情况。由于就业的增加及其引起的收入的增加，每个生产过程都比前一过程有更大的厚度。  P112 
这样一来，在V时期内各个不同的生产过程付出的收入已和始于I时期的过程A在其延续时间内付出的收入更多，而且，为尔后的时期的连续生产增加越大，付出的收入也就越多。因而在V时期内的这些收入所形成的需求也就超过为取得过程A的最终产品业已付出的收入。正是这种更大的需求使之能在不降价的情况下吸收因生产率提高而增加的产品。这部分产品也用带点的方格表示。
不论在生产不变还是在生产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加工中的产品量都构成企业的流动资本。在这种资本上面，一方面会不断加上新的初级产品和加工中的产品，另一方面最终产品会逐渐出厂。初级产品和加工中的产品的数量要比这些最终产品的数量大，其-数量多少还取决于生产过程在其各个不同阶段延续的时间以及生产增加的速度。

P113 
附录3  关于周期和剩余的按语
在正文中我们曾谈到需求向服务领域的内部转移。在中心与外围的关系当中也出现类似的转移现象。在供出口的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创造的收入有一部分是属于外围的。当中心购买这些产品采完成自己的生产过程时，外围的企业家便收回由他们自己付出的收入，并加上由最后阶段同最初阶段逆向传递的剩余。
这些观察也涉及到周期运动。我在这里提到周期运动是为了避免使我的论证过于简单化。实际上，周期是资本主义经济成长的形式。在本文中我们不能不谈谈对于周期的某些简要的观察。
外围的周期实际上还很少被人探讨过。在外同发展的时代，那是由中心、特别是当时的主要活力中心所引起的一种运动。但是，工业化的逐步发展渐渐引起某些超过由外部引起的内部的运动。它们根据情况的不同，加强或者削弱由外部引起的运动，并对剩余带来相应的影响。
中心的周期运动在外围的主要表现是初级产品出口的增长。出口价格及出口量的增加，虽然一般地说兵强度较小，还是给生产进程以更大的推动。
由于这种内部发展速度加快的结果，剩余增加了。这又鼓励投资的增长，从而带来生产率的增长。这不是投资系数的结构性转移，而是行情性的转移。
周期的上升伴随着进口的增长。进口增长虽然趋向于超过总收入的增长速度，但还是赶不上出口增长速度。于是，就会出现一种由外部引起的纯粹的货币扩张，与生产过程所固有的内部扩张结合到一起。  P114 
在周期的下降阶段就出现相反的情况。如果任凭经济力量自发起作用，萎缩就加剧。正象即将看到的那样，这其实是一种昔日的形象。
在扩展阶段，国家往往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增加其收入。这是一种难以抵御的诱惑力，为的是增加国家的开文和投资，其中包括应付再分配性质的政治压力、对劳动力的虚假吸收以及其他因素所需要的开文和投资。
然而，周期性的萎缩一旦到来，除了对生产过程中的就业带来直接影响以外，还将影响财政资源。财政资源的减少会导致相应地压缩如果政治压力不妨碍这样做的话开支或投资，至少会按照一种严格的货币正统观点的要求进行压缩。萎缩还会带来种种混乱，从而使分配制度更加不公。这是经济自发作用的另一种后果。这一回是在国际范围的自发作用。
应当指出，扩张阶段剩余的增加，既是由于生产率的增长，也是由于价格的周期性上升。在周期性下降阶段相反的情况就发生。所有这些都对分配冲突施加影响。  P115 

第二章对生产率成果的分享
和体系的临界限度
第一节本章的意义
在前一章我们对越来越高的生产率的成果的占有机制作了说明。剩余即产生于不断提高的生产率。现在我们来考察劳动力分享这种成果和对可能失去的东西求得补偿的现象，或曰收入再分配现象。  P115 
    总剩余的增加取决于两个相反的运动。一方面，由于生产率不断提高而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再分配而减少。
    再分配有一个临界限度。超出这个限度，便不能实现使剩余不断增加、以保证体系能正常运转这个动力要求。
    我们先来看看劳动力通过增加其报酬所获得的分享及其对性产成本的影响，然后再来考察国家的分享。国家直接提取一部分剩余以及上层的一部分收入，而不对生产成本造成影响。
    首先应当阐明劳动力分享的含义。我们想着重指出三种主要形式。
    第一种是劳动力不论通过市场作用还是工会权力而取得的报酬增加，从而参与了越来越高的生产率成果的分配。
    第二种是劳动力基于自身的要求及其工会权力而增加了在国家各种服务部门中的就业和报酬。
    第三种形式是，企业劳动力和国家雇佣的劳动力通过其政治压力而从国家方面取得的各种社会服务。
    为了应付上述第二种和第三种分享形式，以及为了在市场上采购自身运转所需要的产品，国家就求助于税收，或者犯其通病。求助于膨胀性赤字。关于这后一点留待以后再谈。
    随着各种税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大量地落到劳动力身上。劳动力二二不论是企业的劳动力还是国家雇佣的劳动力——就谋求补偿。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不得不增加各种税收。当这种，做法影响到企业的劳动力时，也就把国家越来越高的费用摊到了他们身上。
    换言之，国家雇佣的劳动力所获得的对生产率成果的分享，以及国家自身采购所需要的支出，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企业的劳动力来实现的。企业劳动力逐渐成为一个传动机制。这样一来，企  P116  业劳动力真正谋求分享的努力便和因国家税收减少他们的收入而谋求补偿的努力混为一体了。因此，企业劳动力表面上从生产率增长中受益，然而这不过是一种简单的补偿。
这种谋求补偿的努力，既关系到具有专业水平的劳动力(他们在市场规律作用下有取得这种补偿的自发权力)，也关系到那些处境不利、必须借助其工会与政治权力的劳动力。
最后，请不要忘记，在市场范围内从事私人服务的劳动力的收入增长也会对企业劳动力和国家雇佣的劳动力产生影响并鼓励他们谋求补偿的行动。这就是存在于这些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相互存关系。
这种补偿行动关系到再分配过程内发生的物价上涨相报酬增加。还有在这个过程之外起作用的外部或内部因素引起的物价上涨，但这些因素最终要影响再分配过程，并在劳动力的权力一旦发挥作用时引起谋求补偿的努力。通常，这种努力不具有表现为一种螺旋式通货膨胀的足够强度，但是，一旦劳动力行动起来，就会增加这种强度。这个问题我们在本章结尾部分再谈。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再分配过程是怎样进行的，又如何最终导致社会性通货膨胀。所有这一切都是围绕着剩余转动的。我们很清楚，剩余是主要的积累来源。由此而产生体系的基本动力要求，即剩余必须不断地增加，从而使积累以及特权消费也增加。这个动力要求的实现会越来越困难，直至在劳动力的分享权与谋求补偿的能力得到强有力的发展的情况下而成为不可能。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体系力图用提高物价来恢复剩余的动力、继而在业已存在的螺旋式通货膨胀下出现报酬增加时，社会性通货膨胀就到来。在结构变动及由此产生的权力关系的深入阶段，货币当局对于反螺旋式膨胀不可能有任何积极的作为。正统原则  P117  在一种不可克服的现实面前碰壁了。
不考察剩余的演变以及由社会结构变动产生的权力关系的作用，我们就不能理解这些现象。我们接着要谈的正是这个问题。然后我们来说明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性通货膨胀与传统型 通货膨胀之间的差别。所谓传统型通货膨胀，即货币正统派能在革中充分显示其效用的通货膨胀。在社会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货而正统派就无能为力了。这正是体系陷入危机的明显的表现。使用暴力企图消灭危机，取消劳动力的再分配权力。
如果说，即便如此，这个过程仍在延续，那是由于通货膨胀的传统形式持续存在，或由于内部或外部因素提高了物价。我们力图说明所有这些现象，最后谈谈对体系的实质的一些看法及其改造的必要性。这种改造将通过这个体系目前还不具备的一种积累与分配纪律来进行。在那神情况下，货币正统派以及财政正统派将会大有作为。

第二节  剩余及其临界限度
增加及货币当局的态度
剩余的增长速度对于体系的运转具有决定意义。我们知道，剩余主要归因于处在生产率极低的技术层次中的广大劳动力的倒退性竞争。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这些劳动力中的一部分被以更高的生产率吸收，这时，上述倒退性竞争便会妨碍他们的收入获得相应的改善。这种自发的改善能力的缺乏或弱小，会随着体系的结构变动过程中劳动力的工会与政治权力再分配权力，的发展而逐步改变。  P118 
现在我们要考察的现象是比较复杂的。不过，我力图简化对这些现象的解释，舍弃某些方面。虽然这些方面是令人感兴趣的，但它们对于理解这些现象不会增加任何实质性的东西。
体系的正常发展要求不断增加资本积累和提高生产率。在这两个因素之间有一种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积累带来生产率的提高，而生产率的提高使积累得以增加。
要使这种关系正常发展而不产生混乱，关键是生产率能形成剩余，由剩余而产生积累。这就是在前一章中已经说明的占有机制的作用。这种作用是在连续生产的动力中实现的。从这种连续生产中产生出一股越来越大的收入流。收入流转化成需求，使得生产率的增长被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们以剩余增加的形式所获取。
为了适应收入的增长，企业就需要越来越大的、由银行系统创造的货币量。当最终产品卖出时，这些饯又回到企业，其数量耍大于原先为取得这些最终产品而支付的收入。正是这个更大的货币量使之能将总剩余的增加部分据为己有。总剩余也回到企业来。劳动力得到的那些收入，加上剩余，又重新转化为对最终产品的需求。
显然，这不是一个停滞的过程，而是一个增长的过程。因此，连续生产的增长就要求增加就业和相应的收入，继而要求银行系统再创造货币。如果没有这种追加的货币创造，生产率的增长就不可能以剩余的形式被占有，而会导致物价下跌。
货币当局则必须向企业供应满足生产增长所需要的货币。
在解释上述机制时就谈增加报酬问题或许为时过早。现在我们来谈这个问题。
应当看到，剩余受到两个相反运动的支配。一方面，剩余因生产率不断增长而增加。另一方面，剩余因劳动力和国家对生产率  P119  的分享而减少。体系的动力要求剩余在这种双重运动中不断增加。
现在我们来解释社会性通货膨胀现象。这指的是由收入再分配冲突引起的通货膨胀。为了理解这种现象，应当重视生产过程及其固有的货币扩张的动力。
为了增加最终产品生产，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必须在连续生产的不同阶段增加劳动力就业(除增加资本积累之外)。那么，生产增长所带来的劳动力的收入要高于投入市场的最终产品所包含的收入。这些更高的收入转化为需求，使企业以剩余增加的形式获取了生产率的增长。剩余的增加被生产资料所有者攫取了。增加的剩余又追加到原来在不断形成的总剩余上去。
为了不使我们的分析复杂化，我们曾假设报酬没有增加。但是，如果报酬增加，企业就得扩大因连续生产所需求的、越来越大的货币量。这时货币当局就要干预。企业能否通过提价来抵消更高的报酬，将取决于货币当局的决定。
如果货币当局决定把一直在增加的货币量再扩大，那么，更高的需求将使得市场有可能吸收因更高的价格而加大的最终产品的供给。
如果情况相反，货币当局拒绝扩大货币量，那么，企业将不得不因生产率提高而降低的成木来支付更高的报酬。
在前一种情况下，当劳动力取得了足够的再分配权力——不论是为了分享生产率的增长还是为了主要补偿来自国家方面的负担——时候，紧接着价格上涨而来的是报酬的提高。我们所考察的正是在结构变动过程中这种权力被获得的时候所发生的现象。于是，螺旋式通货膨胀可能业已开始。
在第二种情况下，货币当局拒绝扩大货币量，旨在保持货币稳  P120  定。这神态度的后果是什么?在多大程度上能达到这个稳定目标?
现在我们该谈谈这个早就想要考察的、十分重要的问题了。货币当局的否定态度必然使得企业用一部分货币来支付更高的报酬，把由于剩余增加本来可用于增加资本积累和就业，以便增加连续生产的钱花掉了。或者说，随着报酬的增加，降低了生产过程那些实质性要素的增长速度。
我们来看看后果。在就业和积累速度降低的情况下，生产率速度也会降低。①这种情况对企业来说至关重要，因为一方面，生产率速度降低使得剩余增长速度减慢，另一方面，部分货币用于支付更高的报酬时，剩余增长速度会进一步减慢。
两个相反的运动就这样作用于剩余的速度，而剩余的速度又对资本积累速度发生负作用。
换一种形式来表述:在货币当局拒绝扩大货币量的情况下，报酬增加就导致连续生产的速度降低，亦即经济增长速度降低。这就是在现行的占有与再分配制度下，当劳动力的再分配权力和国家的压力上升时货币稳定政策的代价。
当然，后果取决于我们在上面所述及的这些现象所达到的强度。现在我们详细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上面我们说到，在部分货币用来支付更高的报酬时，就业速度以及为增加就业所需要的积累速度就减慢。
因此，考察这种现象对于吸收增加的劳动力所产生的影响就非常重要。如果就业速度的减慢仅仅允许以更高的生产率吸收新增劳动力的一部分，那么，未被吸收的部分将会加强体系的排斥性趋势。  P121 
为了理解这种现象，有必要回顾一下我们称之为体系的临界限度的含义。这个临界限度指的是，剩余停止增长，货币转用于增加报酬而使得就业不能继续增加。更有甚者。超越这个限度，积累的绝对数量也会减少。这两个后果不一定同时发生，然而这无关紧要。
我之所以说限度，是为了指出各种现象的内在联系。不过，在到达这种限度以前，体系的紧张状态逐步加剧。在劳动力方面出现了需求转移。继续受雇的人们由于报酬增加而得以增加他们的有效需求。另一部分人——如不发生货币转向，这些人本来可以就业——的需求则相应下降。这种情况逐步造成一种越来越大的社会压力。与此同时，剩余速度下降导致企业收益减少。在临界限度以前，这两种相反的后果合在一起给货币当局施加一种越来越大的压力。如果说货币当局这时还顶得住，那么一旦超越这个限度，它就愈来愈难以顶住了。因为那时已不仅仅是就业速度下降，而是就业的绝对下降。此外还要加上剩余萎缩对资本积累产生的负作用。
结果，事态发展将迫使货币当局去做它原先拒绝做的事情，即扩大货币量。于是，更高的报酬将可以转移到物价上去。原来力图用限制的办法来避免的螺旋式通货膨胀随即出现。在报酬不再增加的情况下，物价上涨将使得企业恢复剩余。然而，由于劳动力谋求补偿的压力，增加报酬很快就会发生。剩余又再度压缩并影响积累。增长速度再度下降，螺旋式通货膨胀所带来的、人们熟知的社会混乱也同时出现。
于是便发生一种往往是这个现象所特有的情况。原来人们向货币当局施加压力，让它放弃限制政策以对付失业问题。而当螺旋式通货膨胀愈演愈烈时，人们又指望货币当局遏制通货膨胀。不  P122  管怎样，货币当局不得不有所行动。而它唯一能做的是重新限制货币创造。
那么，一旦限制信贷，就迫使企业象以前一样用部分货币来支付螺旋式通货膨胀过程中的报酬增加。对积累、就业以及生产率产生的反作用也将一如既往。
换言之，随着货币流通量受到限制，连续生产的速度就减慢，也就意味着经济活动开始停滞。如果再分配压力持续下去，那个临界限度也就尾随其后。超越这个限度，经济停滞就变为萎缩。
那么，与此同时，螺旋式通货膨胀又怎么样了呢?我们力图来说明这个问题。货币紧缩可能同时就抑制了需求。然而，就象在前述的情况下一样，需求的社会构成是不一样的。就业劳动力的需求增长是以牺牲那些遭受就业速度减慢的后果的人们原本应有的需求为条件的。随着这一个以牺牲那一个面得到补偿，报酬的增加便不会转移到物价上去。只要这种补偿是充分的，螺旋式通货膨胀就该消失。
似乎可以得出结论:货币当局由于其态度坚定终于遏制了通货膨胀。然而，这可能是一个不正确的结论。因为抑制需求先是以降低供给速度、而后是在再分配压力持续的情况下供给萎缩为代价的。换言之，需求虽受到抑制，但供给的停滞与萎缩将引起物价再度上涨。
如果货币当局为了遏制物价再度上涨而决定更严厉地限制货币量，又将如何呢?货币紧缩会迫使企业降低——根据情况的不同——就业和资本积累的速度或数量。或者说，一方面需求减少，而另一方面供给也以等量形式减少。由此通货膨胀压力因物价的随之上涨而持续。
在继续下文之前，有必要加一段简短的题外话。我们说过，当  P123  再分配压力取得全部生产率增长时，临界限度就到来。那么，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压力到此止步，那么，螺旋式通货膨胀只要在以前不曾开始即可避免。按照这种看法，便可以把螺旋式通货膨胀的责任归咎于劳动力的无节制。然而，人们没有看到，在达到临界限度时，剩余量已处在其顶点。那么;怎么去遏制劳动力谋求正当分享的努力呢?怎么去阻止劳动力力图谋求补偿国家过分膨胀造成的后果呢?又怎么去避免国家不虚假地吸收主要因加其积累与特权消费，必须这样做吗?资本积累不足而未被私人活动雇佣的劳动力呢?为使上层不断增
这就是现行的占有与再分配制度所不允许解决的深刻的社会平等问题。在结构变动的深入阶段确实变得无法解决。螺旋式通货膨胀的确不是一种解决办法。它是一条出路，然而是一条越来越引起混乱的出路。
总之，货币正统派事与愿违，因为它未能遏制——尽管在不出现其他相反因素的条件下可以减缓——螺旋式通货膨胀;还引起经济活动的收缩。由此产生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怪现象。常规理论即便再怎么自我宣扬，也未能丝毫改变这种现象。
这便是体系的危机的性质。用货币手段是无法克服的。不管货币手段的愿望如何，其结果是日益加剧的混乱。在这些混乱中呈现出经济的脱节和社会的解体。于是就使用暴力，以此来恢复剩余的动广。一旦这个意图实现，对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来说，通货膨胀又成为可以容忍的了。这就是第三章的内容。
对一种十分复杂的现象所作的这个如此简要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最终的结论。随着民主化进程的进展，权力关系的作用不可避免地要导致螺旋式通货膨胀。不存在可以消灭螺旋式通货膨胀的货币疗法，因为引起这种通货膨胀的因素存在于社会结构本身。  P124 
    的确，按照传统"的准则，劳动力要致力于改善其报酬、要对税收或其他使其消费更加昂贵的内外因素带来的不利后果求得补偿，那自然是不能容许的。是对市场规律的一种公然的侵犯!如果不是国家及时地镇压工会或使工会领导人与它保持一致，便是由货币当局来坚决地实行那些传统准则。
的确，认为使经济停滞或萎缩可以对付螺旋式通货膨胀这种信念，大概是基于这样的希望，即由此而引起的失业终将破坏劳动力的权力，迫使劳动力压低其报酬。这样一来，剩余的动力就会恢复。
不过，当着劳动力的工会和政治权力获得巨大发展的时候，这种希望会逐步落空。
正统理论是在和今天资本主义所面临的很不相同的条件下产生的。在没有出现社会性通货膨胀的那个时代这些理论是正确的。不是说这些老的竞赛规则本身就是坏的。恰恰相反，我仍然相信这些规则。这也许是因为我把在遥远的过去取得的某种成就归功于运用这些规则，不过在运用时根据外围的外部脆弱性作了修改。规则可以用来反对传统型通货膨胀，但不能用来反对现在流行的、往往是和传统型通货膨胀结合在一起的社会性通货膨胀。

消费冲突
应当承认，外围资本主义中一直在实行的收入分配，虽说在达到临界限度以前给劳动力带来了积极的改善，使之能参与模仿中心的消费，但远远没有能够对付——我不是说解决——积累问题。它不善于抵制体系的社会性排斥趋势，却日益加剧了体系的冲突趋势。
仔细观察一下就知道，分配冲突实际上是一种争取分享消费  P125  的冲突。因市场规律而处境不利的劳动力，力图利用其工会和政治权力既在企业领域也在国家领域扩大其私人消费或社会消费。结果使得不断增加剩余的动力要求变得脆弱，而这种要求也是适应于积累的需要和特权消费的。因为体系就是如此。在这个体系之中没有任何趋向平等的东西，因为权力关系的作用导致一种结构性分配。这种分配远远不能符合——如新古典派经济学家们设想的个人对生产过程的贡献。也不会趋向于使他们如此着迷的那种理想的平衡。除非把平衡理解为这样一种状况，即取消群众的工会和政治权力以恢复剩余的动力。
这个体系不论从分配观点看还是从积累观点看都缺乏合理性。要的不是局限于特权消费社会的有限范围的合理性。这无疑不是在体系的改造中所应寻求的合理性。

第三节  国家的直接分享
膨胀性税收
我们已经考察了影响生产成本的分享。现在我们接着来简要地谈谈第二种分享形式，即国家直接实行的分享。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落到市场规律而处于不利地位的劳动力身上的种种税收，促使劳动力在拥有充分的工会权力时致力于谋求补偿。于是，这些税收就逐渐变成膨胀性税收。
不过，也有一些税收是直接落到剩余和上层的收入之上，并不影响成本。当劳动力在民主化进程中获得了足够的权力来将一部分税收负担转移到上层时，国家就采用这类税收。
这类税收会对体系的动力造成十分重要的后果。或者是减慢  P126  剩余的增长速度，或者是减少上层的其他收入。都将对资本积累速度产生不利影响。如果税收不仅占去生产率增长的一部分，而且也占去业已形成的剩余的一部分，那么上述影响就更加严重。
显然，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吸收劳动力的速度必然下降，从而主要是损害了下层;国家过分膨胀的趋势就会强化，其中主要是由于劳动力施加政治压力以求在国家领域虚假就业。
的确，假如国家把税收资源用于企业内部的生产积累，就可以达到和以前同样多的积累，或者在考虑到纠正体系的基本缺陷的必要性的情说下还可以提高积累。即便这可能意味着改造的开始，但是，体系并不如此运行。
的确，税收技术有可能使得财政负担主要落在上层的消费上而不是积累上。然而这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而实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上层将会千方百计地努力避免这类妨碍他们发财致富和损害特权消费社会的措施。
因此，他们将力图使这种财政负担继续损害劳动力。或者他们推动国家搞财政赤字，其后果也落到劳动力身上，并将使剩余膨胀。
请记住，为了压缩特权消费，必须在政治权力结构方面有一个重要的变动。否则。抵抗力将是很强大的，国家将只好局限于取得生产率增长的一小部分。
在这样的情况下，对积累速度产生的后果将不那么严重。但是，如果劳动力取得了很大的工会和政治权力，这些后果终究会加速走向临界限度。事实上，因生产率增长而引起的成本下降的幅度可能已经缩小;而谋求分享和补偿的努力必然导致物价上涨以及随之而来的螺旋式通货膨胀。
由此可以看到，尽管有大量的剩余，但这个体系不允许超出某  P127  种限度的再分配。不论何种形式的分享，最终都必然遇到剩余不断增长的动力要求的抵抗而化为乌有。

财政性通货膨胀与限制信贷
前面我们已分析了货币当局的限制政策及其在再分配权力得到加强时的后果。当用货币正统派所主张的这种限制政策来反对由财政赤字引起的通货膨胀时，其后果是同样严重的。可能在采取这一政策的背后潜藏着这样的信念，即认为由财政带来的丰富的货币使之不必为连续生产的增长创造追加货币量。需要说明为什么这种信念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我认为，恰恰相反，这种由财政带来的丰富的货币就要求为企业创造更多的货币，或者说，扩大货币流通量，尽管这种看法似乎是自相矛盾的。
为了理解这个现象，必须记住连续生产的动力。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上，这种由财政创造的货币所带来的需求指向最终产品，并由此而扩展到连续生产的不同阶段，从而伴随着以前各阶段的物价上涨和尔后各阶段、直至最终产品阶段的成本上涨。
因此，在财政赤字的膨胀性推动力持续的同时，这种扩展也连续不断。这样一来，处在加工过程中的产品就以更高的价格和成本向其最终阶段前进。这就迫使不断扩大货币流通量直至取得应有的协调。
换一种说法就是，处于加工过程中的产品量逐步膨胀性地加大。随着对财政引起的每次货币增长实现相应的协调，就必须创造一个货币量，流动资本——最终产值的比例越高，这个货币量就越大。假如这个比例是2:1，创造的货币就是膨胀性推动力的两倍。这种现象的解释就在于此。  P128 
通货膨胀如此持续下去，类似的调节也就连续进行，从而带来连续生产所要求的膨胀性扩张。由国家赤宇引起的最初的膨胀性推动力便以这种形式而加强。这无疑会造成更剧烈的物价上涨。
那么，如果货币当局对企业所要求的这种扩大货币流通量的需要采取拒绝态度，企业就只得把一部分货币用于支付因财政性通货膨胀造成的更高的物价，或者为此而使用剩余。于是，就会出现和以限制性措施来遏制因报酬增加而引起的更大的货币需求时所发生的类似情况。只不过现在是直接的物价增加。而后果都是一样的。企业被迫用一部分货币流通量来满足因剩余膨胀所要求的更大的货币需要，从而损害连续生产的增长，造成经济停滞或
萎缩。财政赤字的规模越大，正统政策的强度越高，这些后果就越严重。
请记住，货币当局必然要求助于这种政策来减缓通货膨胀，尽管它不可能克服通货膨胀。然而，经济相社会代价是格外高昂的。

第四节  正统派的辩护
在结构变动的某些阶段，即劳动力的分享权尚不存在或刚刚出现的那些阶段，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于私人以及国家领域信贷膨胀引起的。这时的通货膨胀是有可能有效地制止的。
在私人领域，膨胀性的扩张是由于无节制地使用信贷来满足连续生产的过分的要求，以及进行没有实际储蓄作后盾的固定资本投资或投机性投资。也是为了满足一种过分的消费欲望。证统派所主张的信贷限制可以抑制需求并导致生产过程所有阶段中销售不了的产品积存，从而引起剩余的压缩，直到出现复苏为止。
当原来流向服务部门或用于支付进口的钱回到对产品的需求  P129   时，复苏就自发地到来。这一点在有关部分已经说明。
    这笔钱以对最终产品需求的形式返回并有助于消除停滞期间 积压的存货。随着这种情况的出现，企业重新开始增加生产的条件就逐渐具备。
    与此相应的是，停滞或萎缩造成的失业者在复苏期间又被吸 收。通货膨胀在生产机器中所引起的变形就这样得到纠正。
    在碰到这种性质的通货膨胀时，的确也没有别的办法来消除它。
    由国家引起的通货膨胀，实质上是一种类似的现象。不过，这 就轮到财政正统派来发挥一种重要作用。在开支得不到压缩的情况下，必须借助于增加税收来消灭通货膨胀。只有在劳动力缺乏足够的权力时，更大的税收负担就主要地落在他们身上，而不可能在某种限度内求得补偿。
    至于压缩开支，不论是通过信贷限制或是通过国家自身的决定，都会引起失业，而复苏会具有和上述情况下同样的结果。
    我之所以在谈到上述情况时写下这些支持货币正统派和财政正统派的文字，是基于两个理由。第一，是为了指出由权力关系在分享剩余中的作用引起的社会性通货膨胀与传统型通货膨胀的明确区别。第二，是为了强调国际金融合作的作用。等待经济停滞或萎缩表现出结果之后再提供金融合作，就意味着使一个国家承受一种紧缩政策的不利后果，而不向它提供本来可以使之减轻这些后果并克服复苏的结构性困难的资金。①
在社会性通货膨胀与由国家赤字引起的传统型通货膨胀结合在一起时，问题就更加严重得多。正统派对于纠正后一种通货膨  P130  来说是当之无愧的。但是，社会性通货膨胀现象就尤全不文正统派的制约。

第五节   与再分配压力无关的物价上涨
    现在我们来简要地谈谈与前面已经说明的再分配压力并不相干的、引起物价上涨的一一些主要因素。不过，在再分配权力扩展的情况下，这样的物价上涨也会促迸螺旋式通货膨胀。因为劳动力受到的损害会促使他们通过增加报酬来求得补偿。这里所说的因素或者是外来的，或者是内部的。这个区别是有意义的，因为在第一种情况下，物价上涨是损害经济整体的表现，而第二种情况，即内部因素的情况，则主要是一种内部的收入转移。
不管是哪种情况，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了受损害的主要是劳动力。劳动力便力求以牺牲剩余来求得补偿，这就要根据结构进展的情况，或者是降低剩余的增长速度，或者是减少剩余的数量。
外部因素
    我们多次提到外围的外部脆弱性。在中心的周期影响之下，在一个上升阶段之后就接着另一个萎缩阶段。萎缩引起或者加剧财政赤字，财政赤字则带来通货膨胀压力，从而引起外部失衡并最终导致货币贬值。
    但是，事情并不到此为止。萎缩使发展面临的持续的外部瓶颈趋势显现出来。关于外部瓶颈留待研究中心——外围关系时再谈。为了纠正这种趋势，便求助于替代进口和鼓励出口，而这个目标由货币贬值来完成。然而，这不过是暂时的，因为报酬尚未得到调整，此外还有另一个不利后果，这在适当的时候将要述及。于是  P131  就必须有意地再度贬值货币，或者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保护政策或 提供补贴。
    不管怎样，由此引起的物价上涨主要落到劳动力身上。劳动 力在缺乏补偿权的情况下承担了外部调整的代价。
    的确，由于这种调整，发展可能会比没有调整的情况下速度要 高，或者说会有一个收入的净增长。之所以如我们前面所说的，这种调整的代价落到劳动力身上，这是由体系本质上的不平等造成的。
    体系就是如此运行的。物价上涨是保护剩余的形式，旨在使那种剩余不断增加的动力要求能够实现。这一点我们已多次谈到过。
    在由外部引起的萎缩的情况下，货币贬值具有纠正、或至少是减缓出口价格上升的作用。恢复生产者的剩余也会对整个剩余产生有利的影响。不过，我们的目的不是详细讨论这个问题，而是指出一种重要的现象:出口比价的恶化。
    有时候这种恶化是暂时的，而有时候却是一种持续的趋势。当主要是由于生产率的增长，供给的增加超过了国际需求的增长时，这种持续的趋势便出现。出口增长方面经常发生的这种恶化加剧了走向外翻瓶颈的趋势，迫使人们进行更大的结构调整，其影响我们已经谈过。
当由于进口昂贵而发生比价恶化时，这同一个问题又出现。这正是由石油价格上涨以及从中心的进口价格膨胀性上涨而一直在发生的情况。在这个问题上有两个方面是十分严峻的。一方面是指它在内部对成本和价格的影响。即便在独裁制度下报酬被压低，这些影响也明显地促使螺旋式通货膨胀加强。这一点在另一章中将会谈到。另一方面是指它的外部影响。外部失衡迫使进  P132  行巨大的调整，给螺旋式通货膨胀火上加油。在国际经济所处的不稳定状态下，这些凋整是极为困难的;漫长的。在实现这些调整的同时，必须求助于国际财政资金，既用来填补失衡，也用来满足这些调整所要求的投资。这些资金的高成本又给通货膨胀压力增加一个因素。显而易见，这个体系不具备条件来平等地分摊这一切所造成的不利后果。

内部因素
    在另一场合已经提到收入增加和城市集中所引起的租金上涨的趋势。这往往就意味着大量的收入转移给土地所有者。这也会使得再分配压力更形强烈，或者是因为它的不利后果直接落到劳动力身上，或者是因为它影响生产成木和抬高物价。
    有时在农用土地方面也发生一种类似现象。在地产集中于少数人或分散成小地产的情况下，常常发生拒不接受技术进步的情况，使得产品供给具有很大的刚性。这样一来，在需求持续增长时，价格就上涨，从而出现与上面那种情形相类似的后果。
    在这种或那种情形下地租却会上涨。归根到底，这种现象是由其他经济领域生产率的提高和居民的增长而获得解释。无论如何，物价的直接或间接上涨主要是损害着劳动力。而当劳动力获得了再分配权力时，螺旋式通货膨胀就加剧。
    上述供给刚性现象，以及通过压缩生产限制竞争的综合手段导致的供给刚性现象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后果，在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初期研究中引起了理所当然的关注。于是，人们开始看到。通货膨胀不仅仅由国家或私人活动滥用信贷而引起，而且还会由上面提到的那些严重的结构性因素以及其他因素特别是由经济的巨大外部脆弱性产生的因素而引起。  P133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结构因素影响的这种最初的观察必然引导我们在社会结构的形成与变动之中、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力关系之中去找出社会性通货膨胀的根源。
第三章
剩余的恢复和独裁制度下的
通货膨胀
第一节  结构性危机和局势危机
人们不止一次地向我提问:企图通过使用暴力来摆脱体系的结构性危机，是否意味着重复我们这些国家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的现象。如果我们回顾以往，确实可以证明，由于中层越来越多的参与，统治集团的政治权力逐渐削弱;统治集团利用体系的混乱来恢复其政治权力，在他们不能通过体制渠道来进行时，便求助于暴力。
这种恢复被削弱的统治权的欲望无疑也是体系的结构性危机的一种表现。但是，其中包含着一个新的因素，即原来处于不利地位的劳动力在民主化进程顺利前进时获得的再分配权力。我曾力图证明，鉴于体系的性质，解决危机的办法取决于通过使用暴力消灭这种权力，这就是在结构变动的深入阶段、在民主化运动中发生的地地道道的倒退。因此我们说是一种结构性危机。
必须把这种结构性危机和经济局势危机区别开来。体系始终面临着经济局势危机。我这里主要是指由外部局势或由传统型通货膨胀引起的现象。这些现象在结构变动的不同阶段都会发生，既会在尚不存在再分配权力或这种权力还很弱小的阶段发生，也会在我们前面所说的深入阶段、即再分配权力已很强大的阶段发  P134  生。在这后一种情况下，经济局势危机加剧结构性危机。
这些经济局势危机往往也伴随着体系的不同演变阶段中的政治变革。
在上层权力的统治没有遇到重大阻力时，这类变革只是上层内部的简单的移位，或通过体制的渠道进行，或借助于暴力实现。在这种借助暴力之中通常表现出我们这些国家政治上的不成熟。
在体系的演变之中，中层形成并壮大起来，其政治觉悟日益提高。然而，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进行抵制，不让这个进程深入到权力结构领域。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保存其经济、社会与政治权力的完整以及通常环绕着这些权力而存在的价值网。民主化进程在谋求自身发展的时候，受到上层的种种操纵和干扰;上层力图阻止这个进程而确保自身统治权的延续。如果由于结构变动的进展而不具备使中层进入政治权力结构的体制渠道，往往就求助于使
用暴力来达到目的，也就是渐进地推动民主化前进。
请注意这种情况和前面那种情况的区别。在结构性危机中使用暴力是倒退行为，因为其目的是取消主要是中层在一段时间内逐渐获得的再分配权力。
不管怎样，已经掌权的集团力图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克服经济局势危机。于是就采取在很大程度上把负担转嫁给人民群众的那些措施。由于人民群众缺乏再分配权力，就有可能在经过一定时间之后恢复体系的正常运转。无须去消灭一种本来就不存在的、或者刚刚形成的再分配权力。使用暴力实质上是政治意图的需要，如果在克服了经济局势危机之后还使用暴力，那己不是体系的一种动力要求，而是为了再度享用权力。
这些简要的分析已足以使人相信，在社会性通货膨胀中表现出来的结构性危机是很不相同的。如果说在这种危机之后又以某  P135  种形式回复到所谓的制度的正常状态，那么原来引起危机的那些因素并不因此而消灭。因为这些是结构性因素，不改造体系就不可能根除。
我这里所下的断语无疑会使某些人吃惊。这些人认为，如果说需要给体系一种决定性的推动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推动力会使严重的社会不平等问题获得解决。那么，这种使用暴力的巨大政治与社会代价就是不可避免的。
的确，人们以为，体系获得了巨大的生气，并且有过这样的具体情况，在这些情况下，似乎已经走上了一条消灭发展所面临的巨大障碍的决定性的道路。全部问题就在于，压缩报酬不但可以恢复剩余，还会使剩余增加。这样做就可能积累得更多并鼓励特权:消费社会。但是，为什么这条道路不能继续下去呢?这不仅仅是发展速度问题，而且还有通货膨胀本身的问题。为什么即便使用暴力也未能将它消灭呢?
我想回答这些问题。从现在起我就提请注意，我不去考察这个或那个国家发生的情况，倒不是因为这种考察没有意思(这种考察很有意义)，而是因为我总体上关注于一种体系的动力及其混乱。不过，我希望，我在这方面的以及其他方面的分析能使得人们正确地去探询每种具体的现实情况。
第二节剩余的恢复与通货膨胀
统治集团的利益
使用暴力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反对通货膨胀。这样做可能具有难剩余不断增长的那种基本的动力要求得到恢复的功效。因为这可以使这种动力要求以或大或小的效力发挥作用，但却不能根除  P136  螺旋式通货膨胀。螺旋式通货膨胀已被证明是非常顽固的，尽管有时可以减轻它的强度。
我得出了这个我敢于直截了当地说出来的结论。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所主要关心的是恢复并增加剩余。这个目标是通过由国家压缩报酬和让物价按照市场规律浮动来实现的。如果在报酬方面表现出很大的坚定性，物价上涨将使剩余得到恢复以至增长。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货币当局可以恢复其在社会性通货膨胀的深入阶段所失去的稳定局势的作用。不过，如果货币当局真想发挥这种作用，就会有强大的社会集团利益来凌驾于它之上。
在这些利益的推动下，其它通货膨胀形式会延续或者出现。这通常意味着对财政王统派和货币正统派原则的破坏。实行财政正统派和货币正统派原则有可能避免或消除这些恶性的通货膨胀形式，而这些形式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主要表现为财政赤字和照顾私人利益的滥用信贷。
除了这些恶性的通货膨胀形式之外。我们在前一章中说到的那些外部与内部的因素也会起作用。这些因素虽说与再分配压力无关，但往往以很大的强度加剧螺旋式通货膨胀。这个体系由其性质所决定，不具备克服这些现象的条件。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往往在对力图用来反对通货膨胀的措施的看法上出现某种教条主义，以及不合理地采用某些原则。现在我们先来考察一下那些恶性的通货膨胀形式。

财政赤字
压缩报酬即便对于反对社会性通货膨胀的作用再大，对于消灭由国家赤字引起的通货膨胀也无能为力。如果赤字得不到纠  P137  正，通货膨胀就会延续，只要不危及剩余的增长就行。只要这个条 件得到满足，体系就对这种通货膨胀类型表现出一定限度的容忍。
    随着国家的开发投资得到压缩，在充分实行财政正统政策的情况下，纠正赤字就使得增加税收负担成为必要。但是，上层是 不愿意以这种形式来损害他们充分享有剩余的。如果对压缩国家 开支和投资也存在阻力，那就只有继续以膨胀通货来弥补赤字了。
    总而言之，这种通货膨胀显然是倒退性的。因为在避免通过税收来压缩那些有充分条件承担这种负担的人们的消费时，就只能压缩劳动力和其它社会集团的消费了。这就是取消劳动力的再分配权力这个政治行为的社会经济后果。
    不过，独裁制度即便再强有力，也不能在这种定期的压缩报酬方面超出某种限度。劳动力不但在其分享压力中业已真正获得的东西方面已经后退了，而且在对国家过分膨胀的不利后果谋求补偿方面也后退了。
    实际上，应当记住，尽管国家在分享方面取得的进展要比劳动力大得多，但这种后退在其行进中却不是按此例的。随着国家的开支和投资得不到压缩，为了恢复剩余，劳动力就被迫降低自身的消费。
   这正是体系的动力最感兴趣的。不管分享的情况如何，这种动力以牺牲劳动而得到恢复。如果税收负担直接落到劳动力身上，从而加重他们在报酬方面已经受到的损害，并且不能获得补偿，这种通货膨胀形式或许可以避免。但是，继续走螺旋式通货膨胀的道路就更加畅通无阻。因为尽管物价上涨，但通过提高报酬而取得补偿的幻觉也始终保持着。
此外，在由生产率增加所带来的剩余上面现在又加上一个用于填补赤字的货币扩张所带来的膨胀性追加。要使统治集团不反  P138  对膨胀性的解决办法己无需别的理由，至少在还不导致严重混乱的时候是如此。
    我们很清楚，螺旋式通货膨胀趋向于不断扩大。但是，在自由价格与被控制的报酬之间的差距还保持着或还在拉大的时候，这种通货膨胀的扩大并不影响实际剩余的动力。
    人们常常把财政赤字的责任归咎于民众主义。这种看法有其真实性，因此成为宣扬使用暴力的又一个论据。民众主义增加国家的开支以便虚假地增加其选民的就业或收入。而同时给那些攫取剩余的人们带来膨胀性的好处，即通过物价上涨而加大剩余。具有矛盾心理的民众主义就是如此。其后果最终还是落在劳动力身上，只不过不是以均匀的形式，这是人所共知的。
    通货膨胀不是一种平等分配的工具。它总是有利于统治集团，并造就出新的集团、特别是金融集团和投机集团。这些新的集团又和原有的集团结合起来。在一个独裁政权下，正是这些有影响力的集团对货币正统派正确地提出的克服财政性通货膨胀的措施进行抵制。
因此，应当理解独裁制度下传统型通货膨胀的持续性。由于大部分受到损害的群众的政治权力被取消，这种持续性就更能得到说明。

私人领域滥用信贷
    可以说，由私人部门对信贷的过分需求引起的通货膨胀的情形也是一样，是对货币正统派的明显违反。因为货币正统派反对用信贷扩张来文付固定资本投资或增加消费。这些支出应当用实际储蓄来支付这个老原则仍然是有效的。这个原则之所以被破坏是由于货币当局不善于、或不能够抵制利益集团的压力。  P139              
    顺便指出，应当看到，汽车工业及其他耐用商品的发展对这种用于消费类型的滥用信贷往往具有重大的影响。企业扩大或保持其销售量的意图和某些社会集团的压力，导致一种很难摆脱的显然是膨胀性的扩张。
实际上，发生一种生产机器的变形，损害着因物价上涨而受害的广大社会集团。如我们在其他场合所说明的，纠正这种变形必然引起停滞或萎缩。即便这种停滞或萎缩是暂时性的，除了损害劳动力之外，还会损害受影响的企业。这便是违反货币正统派原则的不可避免的代价。但是，我们应防止它普遍化!

通货膨胀延续的其他因素
    在前一章中我们已经谈到，一些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引起物价上涨，而与再分配压力并不相干。这指的是通过企业的成本涨价而引起的物价直接或间接上涨。
    应当记住，当再分配压力尚未出现或还很微弱的时候，这些物价上涨就落到处于不利地位的劳动力身上。除非这种现象突然地、很强烈地出现，否则劳动力就不能求得补偿。
相反，当再分配权力已经强有力的情况下，调整报酬会加剧与社会性通货膨胀相伴随的螺旋式通货膨胀，亦或在某些情况下足以引起螺旋式通货膨胀。  
如在前面已指出的那样，即便在再分配权力己被扼杀的情况下，通货膨胀还是在延续，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外部的或内部的因素。的确，更多地压缩报酬有可能使这些因素的不利后果落到劳动力身上。
这种情形之所以没有发生，其原因就是我们在谈财政赤字问题时所说的。通货膨胀在延续，但只要在物价与报酬之间还留有  P140  一个不断加大的差距，使得增加剩余的动力要求能够实现，那么对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来说，这种通货膨胀是可以容忍的。在 这种情况下，允许报酬增加会给处于不利地位的劳动力一种周期性的宽松。尽管物价再度上涨会抵消这种补偿，但始终保持着对重新调整报酬的幻觉。这便是通货膨胀心理学的一个有趣的方面。
还不能不提到通货膨胀延续的其他动因。我将提及这些动因中的两点，即对被压制的通货膨胀的某些表现纠正过迟以至指数化。
前者主要涉及兑换比价。如果在报酬被压低时不调整兑换比价，就可能使其后果直接影响劳动力。尔后对兑换比价的调整会由于我们刚才陈述的那些考虑而导致螺旋式通货膨胀的延续。在对消费品和消费性服务实行补贴或固定价格、以及在其他一些人所共知的被压制的通货膨胀情况下，也会产生同样的问题。
指数化已经成为制度化的通货膨胀的一个因素。如果由于前面谈到的内部或外部因素的作用、或由于这种或那种被推迟的调整而导致物价上涨，指数化就会对螺旋式通货膨胀起更大的推动作用。显然，这必然要导致对报酬进行调整，只要不损害剩余的增长就行。
    人们也在考虑所谓通货膨胀预期。这种想法不乏其理由。企业主要习惯于提前提高物价，从而使螺旋式通货膨胀更为激烈。而当采用正统派的办法来反对螺旋式通货膨胀时，正如即将看到的那样，往往以为，一种突然而激烈的紧缩终将破坏这类预期。情形或许是这样。但是，鉴于这种紧缩之后信贷又再度膨胀，结果'货币当局不仅丧失威望，而且失去信誉。
P141 
第三节  独裁制度下的信贷紧缩
我们曾力图说明，为什么在取消再分配权力的情况下通货膨胀还在延续。这是多种因素在实际生活中以不同形式结合在一起所造成的。
不管怎样，我认为，前面的解释已足以使人们懂得，为何通货膨胀延续不断，而那些指望压缩报酬即可消灭通货膨胀的人却感到茫然。  
在这样的情况下货币当局能做些什么呢?如果通货膨胀的延续仅仅是由于在有关私人活动方面正统派的原则遭到破坏，那么，这些原则本身会指明应如何去消灭通货膨胀。但是，每当出现这种破坏的时候，往往对延长通货膨胀过程施加重大影响的财政赤字以及其他内外因素也同时存在。所有这些都使得螺旋式通货膨胀达到很大的幅度，而货币当局的处境则越来越困难。货币当局也不可能凌驾于国家之上，不可能克服国家为采取财政措施消灭赤字所承受的巨大压力。货币当局也不可能抵制物价的上涨。即便这些物价上涨与再分配压力无关，但会造成报酬的增加。
在这样的情况下，货币当局听凭螺旋式通货膨胀继续发展，但是，螺旋式通货膨胀带来的日益严重的混乱促使货币当局通过紧缩信贷进行干预。不论螺旋式通货膨胀是由赤字引起还是由报酬增加引起，其后果都是事与愿违的。让我们来看看具体情况。在赤字情况下，通货膨胀过程依然延续，尽管在某些情况下有所缓和，接踵而来的是失业。这里无需重复我们在前一章所作的解释。只要回顾一下下述情况即可明白，源于财政赤字的货币创造引起创造更多的货币而不是更少的货而的必要性，以扩大货  P142  币的流通量，满足企业增加连续生产的需要。如果货币流通量得不到扩大，就会出现停滞或萎缩，引起劳动力失业。
这里就出现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为了在国家领域避免失业而没有消除赤字。而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的加剧终于在市场领域引起失业。只有那些继续就业的人除留有某种政治权力之外，大多还有社会权力。而那些失业者则在独裁国家内被剥夺了工会与政治权力。
当那些引起物价上涨从而即便在独裁制度下也会引起报酬增加的外部或内部因素对螺旋式通货膨胀发生影响的时候，紧缩信贷的后果也是事与愿违的。紧缩信贷不会消除这类物价上涨，但如同在上述情况下一样，也会引起停滞或萎缩，即便在赤字已被消灭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在独裁制度下，货币当局也逃不脱一种悲剧性的两难境地。如果听任螺旋式通货膨胀继续发展，货币当局就要承担通货膨胀的责任。如果紧缩信贷，从而在最好的情况下起到某种缓和通货膨胀的作用，货币当局就要受到引起失业的指责。而当劳动力和企业(或许是一种良心上的谴责)的压力导致货而当局后来放宽信贷限制、从而引起通货膨胀的推动力加大时，人们又会说，货币当局摇摆不定，不能坚持其宗旨。
我承认，我在写这些内容时，在我内心深处隐藏着一种对那些承担着巨大职责、而又没有有效手段去履行这种职责的人们的同情心。这或许是因为我在那些已很遥远的、货币正统派流行的岁月里承担过同样的职责。我同时把这种态度告诉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们。我这样做是希望，不论这些专家还是货币当局的人们，都以高度客观的态度考察一下这些问题。我希望能使他们相信，在现行的对剩余的占有与再分配制度下不会有出路。假如  P143
他们不相信这一类，那么，出路何在?假如他们找到了出路，而这条出路与平等分配和民主化又不相矛盾，那我也不固执己见！
不过，我承认，面对着往往在实行货而紧缩时所采用的某些技术，我的同情心就烟消云散。

第四节  反通货膨胀斗争的偏差
提高利率与金融开放主义
选择何种类型的紧缩政策来遏制通货膨胀?这个问题既涉及直接实行的种种紧缩，其后果的不同，或降低货币扩张的速度，或减少货币扩张数量，也涉及通过提高利率所追求的紧缩。在某些情况下，提高利率占据了重要地位。然而，这并不必然意味着货币需求下降，倒是更有可能增加货币需求。因为这样做意味着企业的成本更高，而企业则力图将它转移到物价上去。
那么，为什么要求助于提高利率?我以为，这其中有一种令人遗憾的、往往是由某些利益的压力所促成的理论上的混乱。实际上，人们谈论的是需要实行实际利率，不但用以遏制膨胀性扩张，而且用来刺激储蓄，使储蓄不受通货膨胀后果的影响。这个论据似乎是正确的，但它只是在一定的限度内才是正确的。因为并非银行借出的所有的钱都来自储蓄。大部分是来自银行自身的货币创造。这样一来，越来越大的信贷量与利率上升相伴随，大大地增加了银行的利润。
但是，事情还不是到此为止。高利率吸引外部资金。这些资金会减轻或弥补紧缩政策的后果。于是，除了银行的特殊利润之外，还要加上那些与欧洲货币市场有直接联系的金融公司与大企  P144  业的利润。
如果真想执行一种紧缩政策，那就最好是直接地实行这些紧缩，而不过分地提高利率。然而，人们企图不让生产企业获得特殊利润，从而让它们支付高利率。但反而大大促进了银行相金融企业获取特殊利润。
不管怎样，问题在于这些特殊利润最终由谁来支付。随着利率的上升，利率就向物价转移，而报酬继续由国家控制，这种高利率政策的代价就落到处于不利地位的劳动力身上。换一种说法就是广实际利率"的提高导致"实际报酬"的更大下降。即便国家再压低报酬，赤字的延续不断把物价抬高，因此实际利率将不能不仍然是很高的。实际报酬可能继续下降到什么程度?即便在独裁政府之下这种下降也不可能超过某些限度。因而将不得不进行调整，从而引起螺旋式通货膨胀。
但是，促成这种调整的不只是社会的压力，还有为处于不利地位的劳动力生产产品的企业的压力。事实上，这种类型的紧缩政策所带来的倒退性的收入分配，引起生产结构的严重变形。那些满足处于有利地位的社会集团要求的工业和其他活动得到了好处，而那些以受到损害的社会集团为对象的工业和活动的情形则与此相反。因此可以理解，那些遭受这种现象的不利后果的企业支持调整报酬的要求。螺旋式通货膨胀便随着物价和报酬的连续上涨而重新加剧，只要不危及真正的剩余的幅度就行。
从另一个角度看，提高利率的作法作为其后果造成另一种引人注目的过分膨胀现象。这已不是国家的过分膨胀，而是银行、金融与投机机构的过分膨胀。银行与金融企业取得的如此丰厚的利润使它们大大地扩充了人员及其收入。此外，还引起形形色色的投  P145  机交易，特别是城乡土地交易和豪华建筑，从而加剧过分膨胀现象;这类交易往往也是由信贷膨胀促成的。
不管怎样，那些由于外部资金而获得的利息差，以及来自内部资金的利息差，带来一种真正的资本主义剥夺现象。这是一种比较独特的现象，因为这是一个资本家集团被另一个资本家集团剥夺。实际上，金融企业通过高利率剥夺那些因压缩报酬而恢复剩余的生产企业。由于这种压缩往往并不够，生产企业为了生存就力图提高物价，从而为螺旋式通货膨胀又注入新的推动力。随着从外部流入的资金仅能部分地弥补信贷紧缩，那些受信贷紧缩影响更大的企业，即中、小企业，就不得不进一步压缩连续生产的速度或数量，从而牺牲劳动力的就业。
种现象具有一种超出简单的金融操纵的含义。因为它体现出一种重要的结构变化。由于利润丰厚，获利的集团就在独裁国"家内取得一种强有力的地位，强大到足以压倒那些利益受到损害"的人们的惊慌失措。在经济活动削弱的同时，那些获利的新集团，以及那些参与围绕这些集团运转的巨大利益网的人们，便加入到特权消费社会中来。总之，不应把这种现象仅仅看成是一种货币政策的矛盾，即一方面主张紧缩，另一方面又鼓励外部资金流入。实际上，这是一种为那些银行与金融集团谋利益的矛盾，或者说，是让新的社会集团参与恢复生产企业的剩余而精心策划的行动。这种无人怀疑的参与大有助于提高处于领导层的专家们在国际金融界的威望。
这也有助于提高所有那些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分享特权消费社会好处的人们在国内的威望。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外部资金的流入造成进口的广泛自由化，至于因关税下降对工业造成多大损害是不会顾及的。  P146 
这是借助欧洲货币市场来发扬特权消费社会。
显然，外汇流出有助于减缓膨胀性的货币扩张。这一点并没有使那些以某种客观态度进行思考的人们泰然处之。货币扩张先是由于外部资金的涌入而受到鼓励，而后又由于外部资金的减少而减缓。在这两种相反的运动之间，对中心消费的模仿得到了发展!
现在我就货币升值发表一点意见。很奇怪，这种做法过去曾损害了对外贸易和发展，如今又重蹈覆辙。这是一种通货膨胀被压制的做法。在国内物价上涨的同时，力图保持兑换比价的稳定。这种做法受到货币正统派有理有据的谴责。
那么，据说是为了缓和通货膨胀，才重新求助于货币升值。的确，在劳动力的报酬受到控制的情况下，是有可能弥补升值对于出口以及与进口竞争的国内生产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但是，这只是在某些限度之内，而这些限度往往被突破。尤其是在报酬必须承受高利率的后果时，这些限度常常被突破。在某些情况下，所有这些构成很沉重的负担。正如在其他场合业已说明的那样，即便取消工会与政治权力，国家也不得不授权对报酬作某些调整。因此，
企业便受到两股对立的力量的挤压，一方面是货币升值与利率提高，另一方面是调整报酬。毫不奇怪，企业只好减少生产，从而引起相应的失业。
不论从哪方面看，这种政策都是再事与愿违不过的了。企图缓和通货膨胀，结果是进口速度增加，出口削弱，损害了生产——即供给——速度，而与此同时，需求却膨胀性地增长。
  P147 
贸易开放主义
关于以正统派名义采取的某些措施的不利后果。还需要作些补充说明。在某些情况下，除了操纵兑换比价之外，还在国际领域市场规律旗号下反对工业保护。
人们又在回复到以往的国际分工理论并否定保护。保护的确是过多而且过分，很早以来我们就一直这么说，而且我们也反对保护不均衡，即用补贴方式保护替代性工业，而没有对出口活动给予同样的鼓励。但是，这并不是说要取消对替代性工业或出口活动的补贴，而只是说补贴要合理。在其他章节我们再来谈我们这种主张的理由何在。
这里我们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即保护必须是适度的。无疑，必须通过鼓励工业的效益使工业健康发展。但是，不能用破坏工业来达到这个目的，牺牲己经作出的巨大努力，尤其是牺牲发展和就业速度。请记住，从30年代世界大萧条以来，拉丁美洲由于实行替代进口，其发展速度远远高于出口速度。国内生产的较高的成本己由于社会产品更大的增长而广泛地得到克服。
无论从哪种角度看，这都是一一种走入歧途的政策。要把世界最有效益的工业引到我们的海滩上来，给它提供一种适度的保护，以弥补市场的狭窄。很好。可是，立即又给这种工业套上高利率，
此外，还给它加上大剂量的货币升值，目的是让它健康发展。即便为了取得最低限度的收益而一再压缩劳动力的报酬，这种工业也仅能维持生存。市场规律的自由作用与强行控制的报酬并存! 不过，好在这种情况没有普遍化。在其他一些国家，那些我们认为业已被超越的过时理论没有复活。那里执行一种公开鼓励出口的政策，与此同时，不但支持现有的工业，而且建立新的替代性工  P148  业。由于这样做了，尽管外部条件不利，尚能继续发展，即便速度慢一些。
在我漫长的生涯中，看到过国家管制体制的各种表现形式，有时是由外部的脆弱性引起的，有时是由不明智的纯粹的干预主义引起的。但是，我承认，从来不曾见过在新古典派原则、货币正统派以及抛开国家的观念等庇护下公开实行的国家管制体制。

附录  经济复兴政策的含义
古纳尔多。巴赫拉赫的评论
普雷维什博士在对外围资本主义及其运转的描述中认为，按规模和技术进步程度对企业进行分类是有好处的；我建议对这个分类再加上一个按企业的生产所面向的社会阶层的区别。这不是为了给他的描述再增加一些细节，更不是出于分类的兴趣，而是为了能说明民主的发展周期的一个特点。民主的发展周期中伴随着剩余缩小——通货膨胀和外部不平衡——使用暴力——剩余恢复 民主化的进一步发展和分享，等等。普雷维什博士多次提到这个周期。实际上，在他所描述的拉丁美洲这个典型的舞台上我们看到，一些企业的生产直接或间接地主要面向中、下社会阶层，而和那些依赖上层需求的企业相区别。前一类企业或许面向居民的多数，但购买力只占一小部分，或者我们可以说，论消费额不到一半，论投资和出口则根本没有。另一类企业满足需求的大部分，也就是说，占一半以上的消费额以及最终需求的所有其他组成部分。
    当中、下层分享的剩余增加时，或者说在民主政治阶段，第一组  P149  企业就繁荣。在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下降时，它们的利润率却更高。这使得它们不论在态度方面还是在偏好方面都和第二组企业大不相同。
    但是，当通货膨胀和外部不平衡的尖锐化阶段到来时，第一组企业就受到随之而来的经济损失的损害，其受损害程度也不比第二组企业小。这种情况再加上它们力量的相对弱小，使得它们不愿意、也不可能抵制居统治地位的企业主倾向，即打破体制的程序，使用暴力来恢复"秩序”和剩余的倾向，尽管他们明白，它们将是受停滞阶段和政治变动引起的倒退性再分配打击最严重的。
谈到这里，对两类企业的区分似乎并没有给周期的描述和说明增加多少内容。不过，面向中、下层的国内市场的企业的作用在周期的下一阶段就变得很积极。普雷维什博士向我们表明，积累动力的恢复，如何从中层以及下层某些部分的工会权力开始，引起分享剩余的趋势再度兴起。这些趋势与比较民主的政治形式结合在一起。第一组企业也趋向于参与这个运动，与第二组企业相对抗。第二组企业认为没有理由改变专制政治阶段居支配地位的状况。当这些企业不无理由地担心哪怕是近在眼前的工资上涨的消极后果时，以雇佣劳动者为销售对象的前一类企业却根据短期的理由看到，这正是恢复其活动与利润水平的时机，并加入到政治的和工会的努力中去，以开创一个发展和进步性的再分配的新阶段。
第一个企业集团向争取民主化的人们的天平加进的份量往往是决定性的，由此可看出这个集团政治上的重要性。它们是周期运转和重复的重要推动者。
    那么，这种情况看来已被上层的其他人所看到。这些人得出的结论是，在经过一个使用暴力恢复剩余的阶段之后，对他们来说不但有必要消灭其他势力，而且对前一个企业集团也要加以消灭。  P150  因为它对周期的重复发生影响。于是，在好几个国家可以认定的情况下，上层内部发生了一场真正的战斗。在战斗中，上层的一部分，即与中、下层的市场没有联系的那部分人决定，有必要从作为整体的企业界"排除"某些成员，这指的恰恰是那些由于结构性的理由而倾向于支持中、下层谋求分享的努力的人。
因此，如今“健全经济”和“深刻的变革”一类术语已不只是追求辞藻，而是具有一种实质性含义。它们表明这样一种信念，即如果要对剩余保持一种理想的占有程度，那么，国家的生产结构就必须变革。换一种说法就是，经过一个漫长的·或若干个短暂的民主和中、下层高分享的阶段之后，已有的生产能力构成就变得恰恰适应于那种更进步的收入分配;现有生产能力中专为中、下层的市场设计的那一部分的持有者，即第一类企业，从长远来看将趋向于施加压力以求恢复这种分配标准，如果这种分配标准受到使用暴力和改组剩余的政策损害的话。第二个企业集团的各部门如今认为，为了保持他们所希望的分配标准，必须消灭那些不正常的、对立的生产部门。使生产结构适应于他们所希望的分配标准，是为避免出现相反的现象所要付出的代价。所谓相反的现象是指，分配标准不得不改变，变得更加进步，以适应现有的生产结构。由此可见健全经济"不但意味着降低工资和恢复剩余，而且也意味        着一部分企业实实在在的消失。
为达此目的，人们把这些企业说成是"缺乏效益的厂用突然取消关税保护的办法使它们面对日益激烈的外部竞争，在政治上割断这些企业与其工会同盟者和政党的关系，全面封锁这些对话者的活动。
外围资本主义中的这种"清洗队应当承认，这种现象只是在那些更旱地经历工业化阶段的国家才能清晰地观察到)趋向于巩固  P151  外围资本主义，因为一个重要的内部矛盾被消灭。也为优先地高度占有剩余的非常漫长的时期打开了大门。这样的时期是建立在与其所实行的不平等分配相适应的生产结构之上的，会更多地为上层阶级生产产品，或直接提供，或通过生产初级产品以交换中心生产的消费品这种传统的外围渠道。所有这些又通过不间断地使用暴力来维持，而暴力又通过专制的政治制度合法化。专制的政治制度则已不被认为是暂时性的，而原则上被认为是遥遥无期的。 
我以为，这个说明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在本地区一些国家中外围资本主义当前所处的阶段。与此同时，找出普雷维什博士所要求的改造理论和实践就更加必要，也更加困难。

第四章   探求一种新的货币正统派
第一节  正统派过去的作用
    由于我就通货膨胀与货币政策阐述了一些思想，毫无疑问，这些思想会引起强烈的反驳。我认为有必要把这些思想归纳一下，并补充某些想法，可能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些思想。    
    我首先回顾一下正统派强加于货币当局的作用。货币当局应满足连续生产增长所提出的货币需求，以确保物价水平的稳定。
    创造货币必须足以使物价不因生产率的增长而下降。在采用这种办法的时候，货币手段就在体系中起二种主要作用"。因为基于这种做法，生产资料所有者就以剩余的形式占有技术进步的大部分成果。这样，货币手段就特别符合于那些将经济权力集中于社会结构上层的人们的利益。
    顺便请注意，在货币手段避免物价因生产率提高而下降的这  P152  种作用与新古典派关于生产率的提高不表现为报酬增加时物价就下降的假定这二者之间的矛盾。
    但是，货币当局也有责任避免剩余膨胀性地扩大。假如货币当局不能通过经济与政治利益的压力做到这一点，那么，当传统型通货膨胀引起的混乱造成了执行竞赛规则的条件时，货币当局还拥有消除传统型通货膨胀的手段。即便货币当局以前不能避免对竞赛规则的破坏，实行这些规则的有利时机或迟或早也会到来。这就是货币正统派的意义所在。
    这些规则中的一个主要成分是紧缩信贷。而紧缩暂时地带来经济的停滞或萎缩。这便是破坏竞赛规则固有的代价，即恢复货币稳定的代价。
    在出现因信贷过度而从内部引起的通货膨胀现象时，货币正统派是充分有效的。这些现象表现为剩余的膨胀性扩大。货币当局可以通过紧缩信贷来消除它。但是，当这个进程完全相反时，或者说，当再分配权力逐步分享剩余直至引起体系的危机时，情形就不是这样了。因为货币当局不可能使再分配权力屈服，也不可能使报酬倒退。
不过，恢复失去的效力的幻想使得货币当局又象以往一样紧缩信贷。但是，紧缩并不能消灭这些现象，充其量也只能缓和这些现象。相反，却带来停滞或萎缩;从而造成生产要素的巨大浪费。
支撑这种幻想的是失业终将迫使报酬下降这种往日的信念。即便真是这样，也需要用扩大信贷来鼓励经济的恢复。那么，什么东西可以避免再分配权力再度出现?那时不会出现同样的引起紧缩的现象吗?
    我终于坚信，在现行的、结构变动的深入阶段的占有与再分配制度之下，不论怎样去寻找，是不可能找到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的。  P153  不能指望从货币政策那里得到它所不能提供的东西。
实际上，我们在这一部分开头如此简要地介绍的货币政策的概念，只适应于结构演变的某些阶段。它不具备永久的价值。它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适用于这样一些阶段，在这些阶段中占有剩余的权力的活动没有遇到任何抵消力。再分配权力的发展终于突破这种历史的范畴，而又还没有找到以和民主化进程相容的方式来克服社会性通货膨胀的办法。

新古典主义者与再分配权力
新古典派经济学家们在将通货膨胀的责任归咎于再分配权力时有其表面的理由。显然，如果在体系达到其临界限度时再分配压力受到遏制，社会性通货膨胀就不会发生。但是，这明明是体系在其功能方面不可能的事情。我再重复一遍，因为在临界限度上，剩余达到了它的最大规模，从而特权消费社会也处于顶峰状态。这时怎么能劝诫劳动力节制，既制止劳动力的分享或对国家的税收谋求补偿、又制止其他与剩余机制无关的物价上涨因素呢?假如发挥一下想象力，我们权且设想这种情况可以做得到，那么这个问题就留下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没有解决，即压缩那种特权消费，提高积累速度，加速对劳动力的吸收和收入增长速度，这是动态收入分配不可或缺的条件。
此外，新古典主义者在抨击劳动力的工会与政治权力时，含蓄地——有时是以明确的形式假定，在一种自由竞争的制度下，体系不断地趋向平衡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各种要素的报酬服从于各自对生产过程的贡献。如果真是这样，如果企业主之间的竞争使得物价相应于生产率的提高而下降，那么随着报酬不再上升，就可以象新古典主义者那样，指望市场规律来解决平等问题。但是，  P154  我们很清楚，即便竞争——是实际不是这样——充分的，日益增多的生产率的成果大部分被拥有生产资料的人们以剩余的形式占有了;而剩余必须不断地增长，以便体系能正常地运转。
因此，新古典派经济学家们不但必须抨击再分配权力，而且也必须抨击占有权力。这种情况或许会使他们相信，权力关系的作用注定要导致体系的危机。

恢复剩余的动力
我们已经看到，使用暴力来防止危机可以恢复剩余的动力，但不能消灭通货膨胀。我们也已看到，这种通货膨胀的持续性的主要解释就在于财政赤字。由赤字引起的通货膨胀有助于将国家过分膨胀的代价转移给群众，此外，还具有使剩余膨胀性地加大的效能，"以利特权消费社会更多的享乐和消遣。既然人民群众在独裁制度下承担了许许多多的不幸，就有必要周期性地给予他们某种宽慰，增加他们的报酬，而且在经过一段不大长的时间之后，让物价达到"它自己的水平"。
重要的是真正的剩余因报酬被压缩而继续增长。只要真正的剩余不减少，要使膨胀性的剩余不时地下降并不难。这还可以给受损害的群众造成一种暂时好转的幻觉。
前面我们已说过，正统货币政策的功效代表着一种业已过"的历史范畴。不过，其原因不在于正统派本身，而在于它和劳动力的再分配权力不相容。
我们关于改造体系的论点就建立在这些如此明确的考虑上。当然，我不是说，改造之所以必要就是为了使货币政策有效。而是说，在新体系的正常发展中，货币政策将再度发挥一种十分重要的作用。  P155 

第二节  改造与正统派
    为了使人们理解上面所谈的问题，有必要事先简要地谈谈改造的意义。
    现行体系的主要缺陷就在于私人占有剩余并对剩余实行个人抉策。为了纠正这些缺陷，必须实行从考虑集体的合理性出发的宏观经济决策，其目的是提高资本积累速度并逐渐地改善收入分配。
    现在的分配是占有剩余的社会集团以及——除国家的分享进程之外——  要求分享剩余的广大社会集团之间日益激烈的斗争的结果。
劳动力的这种分享以及补偿是通过增加报酬来实现的。增加报酬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并必然地导致危机。
    此外，不论是分享还是补偿都不受任何调节原则的支配，只适应于权力关系的变动作用。
    为了纠正这种缺陷，我考虑再分配应在不影响企业成本的条件下来实现，即将总剩余的一部分直接转移给劳动力，而不用于更多的积累以及国家的服务。这种再分配性的转移将会逐步地纠正分配中巨大的结构性差别。我强调结构性的表述，因为功能性的差别在任何体系的动力中都是至关重要的。
    请注意这一点对于货币政策的意义。由于再分配通过直接转移部分总剩余来实现，即以不影响生产成本的形式实现，货币当局就不必去为报酬操心。这个推进螺旋式通货膨胀的物价普遍上涨的因素将会消失。
不过，如人们所知道的，由与剩余机制无关的内部或外部因素  P156  引起的局部物价上涨将不可避免。要使局部物价上涨不导致报酬增加，使来自总剩余或最优厚的收入的转移能或多或少地补偿劳动力所受的不利影响而又不引起螺旋式通货膨胀。
    那么，货币政策将起什么作用?将起一种很重要的作用:调节货币创造以适应连续生产的增长，从而既避免物价上涨。也避免物价下跌。这是一种和往日相类似的作用，但包含着一个重大的差别。在以往，统治集团的占有权力居于统治地位，分配斗争尚未展开，而在新体系下这种权力大部分将已消失，分配斗争将通过一种分配纪律而消除。
我们重新处于正统派充分起作用的时代。货币创造必须把连续生产的要求与货币稳定的要求结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如同在以往一样，不允许创造货币来进行资本投资，也不允许创造货币来满足国家的开支和投资:货币正统派与财政正统派相结合。

货币政策与外部脆弱性
这种情况使我们再次论及外围的外部脆弱性。财政赤字并不总是由国家没有实行金融抑制所引起，而往往是在由外部引起的矛盾的情况下发生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财政正统派将是事与愿违的，因为它将引起国家的开文和投资减少或在完全萧条的情况下增加税收。我可以证实，在凯恩斯以前，至少在我亲身经历的有限范围内，那些拼命维护货币正统派的人坚持，必须严格根据外部萎缩的后果进行调整，即通过内部萎缩纠正外部的不平衡并保持货币稳定。我承认，我当时就属于这些主张增税或大大压缩预算以达到上述目标的人们之列。年轻时的这些错误——延续的时间不长——使我相信，在拉丁美洲外围必须采取一种反周期的政策。    
这里不是详细谈论这个问题的场合。但在此可以肯定，这个政  P157  策的要素之一应当是一种谨慎的货币扩张，它连同财政赤字所要求的货币创造一起趋向于保持内部需求的水平，使内部需求避开外部萎缩的不利后果。在出口萎缩的情况下，保持内部需求可能引起外部赤字，危及货币稳定。这就要求除了作某些调整之外，还必须通过税收手段进行压缩，使得引起外部赤字的那部分需求膨胀性地转向内部市场。
一种明智的货币政策不只是在于避免膨胀性的货币创造，而且也在于避免货币紧缩性地减少。但是，很明显，为抵消通货紧缩，单纯的货币创造还必须辅以其他措施，如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措施。货币政策理应支持这些措施，但无论如何不可取而代之。为了保持货币稳定，在补偿性扩张已经产生效果的情况下应善于节制。
众所周知，外部引起的萎缩会加剧对外不平衡的趋势。这种趋势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谈到了。因此，压缩进口应当一方面推动替代措施，另一方面推动鼓励出口措施。在这些措施产生积极效果的同时，利用外部贷款可以对付因货币扩张引起的过分的内部需求而不会带来通货膨胀后果。我强调这一点，是为了指出它和那种用伴随很高的利率的紧缩政策吸引外部贷款的作法之间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是故意引起萎缩，然后求助于外部资金。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是暂时地需要外部资金来对付由外部给我们造成的萎缩。

第五章  当事人和体系的危机
体系内存在宿命论吗?我们已经谈到过不同的权力形式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也说明了这些关系的作用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引  P158  起体系的危机。
但是，除了关于社会可动性的某些考虑之外，我们迄今还没有就发展的当事人发表任何意见。不同的权力形式通过不同的当事人体现出来，他们当中那些在发挥其作用方面具有更大的能力与活力的人更显得出人头地。他们的作用既包括在国内和国际领域利用对发展有利的条件，也包括力图克服和抵消这些条件的不利变化。
实际上，这是当事人为满足自身的愿望和利益而根据其权力与才能的大小采取的一种有意识的行动。总之，这种活动是在体系之内进行并和体系内发生的结构变动相适应。
在中心的发展过程中曾出现了某些原则及其相应的竞赛规则，外围力图遵循这些原则和规则以使得体系正常运转。但是，这些东西不是自动的;应用它们的机会和方式取决于当事人的决策与才能。这里所指的既包括体系的正常运转，也包括因那些原则遭到破坏、体系陷入混乱时所应实行的规则。
根据结构阶段的不同，遵循这些原则的可能性也大不一样。归根到底，取决于中层、亦或下层对更高的生产率成果的分享权力的大小以及国家的分享权力的大小。
当这种分享权力不存在或极为有限时，上述可能性是很大的。相反，当着在结构变动过程中这种权力增大到这样的地步，即一旦与上层的权力相对峙，就使分配冲突加剧、螺旋式通货膨胀发生时，情形就不是这样了。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竞赛规则就变得不实用了;或者干脆就不存在用来对付体系的危机的规则了。
因此，看起来似乎这个体系在其演进中受制于某种宿命论，到了这种地步，体系的恢复就取决于使用暴力，也就是取决于原来处于体系之外的新当事人的干预。  P159 

第一节  不同的当事人的作用
    前面我们说过，当事人体现了不同的权力形式和他们相互关系中发生的变化。他们在两个紧密联系的、然而是不同的舞台上活动，即市场的舞台和国家的舞台。当权力关系中出现这些变化时，便在那些于结构变动初期阶段在两个舞台上发挥其作用的当事人之外，又逐步增加另外一些在该过程中出现的新当事人。这些人的行动又反过来对结构变动施加影响。
正如我们已知道的，在外向增长期间，上层由于其在市场舞台上的经济权力与社会权力，也由于其在国家舞台上的巨大政治权力，而居于统治地位。国家拥有的各种手段都为上层服务，既用来保障相维护体系的基础，也用来使国家的服务照顾上层，并把财政负担转嫁给下层。这些在前面都已作了说明。
正是政治当事人以这种形式适应上层的利益和愿望。他们在发挥这种作用时，也以这种或那种形式瓜分更高的生产率的成果。
与此同时，他们运用国家的种种手段去稳住他们的选民，大多采用虚假的形式。这些选民主要由传统的中等阶级组成。不过，这不是外向增长阶段中民主化进程前进的表现，而是遏制这个进程的方式之一。
当中层扩大的时候，工会当事人出现了。他们适应于市场舞台上劳动力的利益和愿望。而在国家舞台上则出现了新的政治当事人。但是，这两种当事人所代表的分享权力既受到民主化软弱无力的限制，也受到这些当事人对选民进行操纵、镇压、动员以及他们共同行动等多种形式并用的限制，而这些形式遏制或阻碍民主化的实际进展。关于这种情况，我们在其他地方已经谈到，这里  P160  不过是再提一下，以便更好地理解我们所作的解释。
    当着社会结构的变动以更大的气势为民主化进程开辟道路时，这些工会的和政治的当事人便取得越来越大的影响。原来制约他们的行动的种种障碍便逐渐消除。随着这种形势的出现，中层的分享权力逐步加大，他们为捍卫冲突期间业已分享到的东西的能力也同时加强。
正如人们所知道的，继这个阶段之后又出现另一个阶段。在这后一个阶段中，工会的和政治的当事人把这种权力扩大到这样的地步，以致于螺旋式通货膨胀成了体系所固有的东西。
于是，持不同意见的当事人出现了。这些人抨击整个体系。下层很少参与上述分享，虽然实际上也略有参与。这种社会不公正的严重表现，以及在那些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获得了发展的好处的人们当中反映出来的分享的无政府状态，是造成这种意见分歧的活跃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发挥的虚假的吸收作用是极为重要的。这种吸收作用有它的限度，超出这种限度之后，往往有很大一部分后辈青年得不到吸收，而这些人已经接受了从事专业、科学或技术活动的训练。人们往往把这个事实归咎于教育方针不正确，这一点不能否认。但是，在我看来，主要的还在于资本积累不足，而资本积累不足恰恰又由于虚假的吸收而加剧。
    无须强调这些失望的人们的政治分量。这些人变成体系的严厉的批评家，对此也不必感到吃惊。这不仅仅是因为体系堵塞了下层生存的前景，而且也是由于分配冲突本身以及下层朝不保义的处境。
即便下层继续处于被动状态，分配冲突本身就足以导致体系的混乱。但是，随着民主进程在下层取得进展，或至少是出现这个进程的某些表现形式，冲突以及走向混乱的趋势就加速。  P161 
    应当懂得，这些情形是和那些失望的人们不赞同以致反抗相适应的。但是，引起分配冲突和被排斥的群众朝不保夕状态的却不是他们。我们可不要弄混淆了。体系的不稳定是由经济进程与政治进程之间的那种不协调性决定的。而这种不协调性不论在事件方面还是在人的方面都有其自身的动力。不过，那些失望的人们往往带来一些使体系走向混乱的趋势加快并复杂化的强烈因素。
所有这些情形都是越来越有利于最后的当事人的出现。这些当事人就是那些手中握有国家的其他手段——暴力手段——的人们。在此以前这些手段是潜在的，现在就成为行之有效的了，并被有意识地用来恢复体系的正常运转。不过，社会不平等的累积再度为意见分歧提供适宜的场所，但不是造反的场所。

第二节   当事人与通货膨胀
前面我们曾说过，在发展的危急阶段到来时，仅仅用人所共知的那些竞赛规则来反通货膨胀已不可能使运转恢复正常。   
在中层的工会与政治权力尚不存在或还很小的那些发展阶段，情况就不是这样。如大家所知道的，早期的通货膨胀是频繁的，但是，引发这种通货膨胀的压力与后来中层的权力得到发展时出现的压力是大不相同的。
    那不是由中层的、而是由上层的某些集团产生的因素导致的通货膨胀压力。政治当事人适应这些集团的需要，他们的权力压制了货币当局比较强烈的抵制，以便获得一种膨胀性的信贷扩张;或者由他们自己破坏国家的金融抑制原则，造成类似的后果。
    中、下层方面软弱无力的反响或毫无反响，就会使得剩余膨  P162  胀性地扩大。但是，不可能无止境地这样继续下去，因为中、下层以及上层的其他受害者终究会让人感到他们的不安，甚至引起政治当事人的变动，以恢复货币与金融抑制。为此又重新求助于原来被破坏的竞赛规则。
    现在请注意这种通货膨胀现象与中层分享剩余的权力得到很大发展时发生的通货膨胀现象之间的差别。根据在有关部分已作出的解释，当这个过程推向体系的临界限度时，即便货币当局再怎么努力避免，物价上涨和随之而来的螺旋式通货膨胀都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这种社会性通货膨胀现象如果还伴随着那些传统型通货膨胀的其他形式，就会变得更加严重。
在这后一种情况下，货币与金融当局取消通货膨胀，剩余就减少到与体系的正常运转相应的规模。在另一种情况、即社会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除了种种失败的尝试之外，实际上不存在任何能有效地制止螺旋式通货膨胀的办法。即便在政治舞台上那些力图阻止经济混乱与社会解体的当事人变得如何举足轻重，货币与金融当局都已经无能为力了。结果，这些当事人往往到头来只得支持受损害的集团的要求，或者把他们的位置让给另一些准备这样做的当事人，从而使螺旋式通货膨胀获得新的推动力。

第三节   当事人有意识的行动
    如果说在体系的尖锐阶段很少有办法来避免这些严重的后果，那么要问，是否在演变的前期阶段可以有意识地对事态发展进程施加影响，以避免体系走向这个尖锐阶段。
  我以为，具有能力与活力的政治相经济当事人的联合努力，可以对某些结构阶段的发展速度及其规律性产生巨大的影响。不  P163  过，当分配冲突加剧时，这种积极的影响会逐渐减弱直至消失。   
就政治当事人而言，在他们对发展的要求、尤其是对基础设施、人才培养、有条不紊的和有效的管理、以及适当的外部合作等方面表现出具有预见的才能时，这种积极的影响就表现出来。同时也看他们是否善于明智地执行货币与金融活动的规则，特别是在中层的工会与政治权力尚不存在或还很弱小的时候。
    就经济当事人而论，请记住，新的技术层次的采用取决于他们的能力与活力，以及他们的积累决策。而新技术层次的采用又要求有巨大的才能去把那些能适应技术扩散所提出的越来越高的要求的人吸引到企业中来;关于这一点在其他场合已经反复强调过。
有一点请不要忽略，即剩余除了结构成分之外还包含一个活力成分。因此，这个活力成分主要就取决于国家舞台上和市场舞台上的那些形形色色的当事人。

第四节  体系及其构成成分
     无疑，国家舞台上以及市场舞台上拥有巨大能力相活力的当事人的联合行动，可以加快发展速度和剩余的增长，在外部条件有利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但是，这种联合行动尽管有效，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伴随着结构的变动和权力关系中的相应变化;这些变动初变化把政治相工会运动的新当事人推到上述当事人的面前。这便是一种日益向中心的扩散现象和模仿中心的现象开放的体系的内在逻辑。
    新技术层次的扩散伴随着中心的消费形式的扩散。在这个严重的矛盾之上，又加上一部分剩余被跨国公司所榨取。跨国公司的当事人显然对形成剩余有贡献。  P164
    但是，情形还不只如此，那些保护和延长人的寿命的科学和技术进步也从中心扩散开来;在这个社会活动领域进行活动的当事入越是富有活力和能干，这种扩散就越迅速。
    这个体系就是如此。所有这些成分都是它的组成部分，不能武断地把这些成分分开或把其中某些成分抛在一边来解释体系的运转。前面已经说过，这个体系有其内在逻辑。当在它的结构变动过程中中层的政治与工会当事人出现、其权力增大时，这种权力就日益被用来抵消市场规律对劳动力的报酬与就业带来的不利后果。
这里也表现出受到中心的另一种扩散现象鼓励的政治与工会当事人的能力和活力。在这种适宜的环境中，民主的思想和体制传播开来。民主的思想和体制取得进展，对于这些当事人在中层的发展方面发挥其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中层对于中心消费形式的扩散也确乎不是无动于衷的。在中层的周围并没有一条防疫线，相反，中层——特别其中地位最高的部分——也力图利用分配冲突而加以仿效。公共企业除了在虚假地吸收劳动力方面的作用之外，往往就是通过政治渠道来达到上述目的的一种方式。
如果这些政治与工会当事人日益增长的权力超出了体系的临界限度，那么体系势必陷入混乱并引起社会分裂。究其原因，正如前面已经说明的，体系的动力不允许减少剩余，即便剩余的数量已能确保消费社会的繁荣，也还是如此。如果没有一种有意识的行动来改造体系，那么就会在政治舞台上出现暴力的当事人。
此外，剩余还面临着外部瓶颈的不利后果。由中心与外围之间的结构差别引起的出口相对缓慢增长会降低剩余的速度，从而造成发展速度下降及其种种不利后果。
在外部瓶颈因出口比价恶化而加剧时，后果就更为严重。假  P165  如代表出口商利益的政治当事人坚持用货币贬值来恢复剩余，那么这种行为的社会代价就将落到整个劳动力身上，而不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以及前面那种情况下，如果中层的权力妨碍充分恢复剩余，那么，通过使用暴力而取消这种权力将可以给体系的动力以新的推动，从而付出巨大的社会和政治代价。这种代价被认为是必要的。

第五节  技术官僚与规划
技术官僚往往是技术渗入国家的发展的明显结果。技术官僚不是政治当事人，但往往对政治当事人产生影响。他们以不同程度的技术专长发挥作用，旨在有意识地对发展施加影响。
技术官僚的职责之一是执行竞赛规则。这些规则不具有自动的性质。这就要求他们具有辨别力、预见性、以及抵制各种经济与政治利益压力的能力。这些压力随着发展复杂性的增加而增加。
正是由于这种复杂性，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人们开始把规划看作一个有效的发展手段。认为它在分析判断方面是有效的，而且如人们所希望的那样，认为它在说服政治当事人对各种现象的进程有意识地施加影响方面也是有效的。所有这些考虑导致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提倡规划。
人们设想，规划有可能纠正市场的两大缺陷，使得市场能正确运转。市场的两大缺陷是指它缺乏时间视野和缺乏社会视野。
关于前者，人们认为，规划将使得结构性变革提前进行;这些变革应当在经济与社会基础设施方面以及生产构成方面预先进行，以便抵消某些导致内外不平衡的持续的趋势，并巩固外围经济、同时提高它的发展速度。工业化在国内有条不紊的发展，同时  P166  在农业中引进先进技术，为此应当大力推动资本积累。而所有这些都要求实行规划。当时我们已处在60年代初期。基于采用新的技术层次所带来的生产率增加和前二十年开始的人口高速增长的结果，当时资本积累显然不足。
所有这些都表明，规划是非常必要的。这就是有意识地、系统地采取行动来对劳动力施加影响，并鼓励私人的积极性，使之为实现计划的重大目标作出贡献。
继初期的兴奋之后就出现对规划的失望和冷淡，虽然还不是对规划观念的否定。多种因素导致了这种情况。这些因素值得一提，因为它们也就是导致体系的危机的那些因素。
积累不足促使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于60年代初提出一些规划。这些规划力图用统计材料证明，有更大的可能性来增加积累速度，提高发展速度，并在吸收劳动力、主要是下层劳动力方面获得更高的强度。但是，这就要求牺牲上层的消费或消费的增长。这曾是对消费社会的首次打击，但的确是非常小心、谨慎的。这将使得一种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收入分配成为可能，又不至损害某些直接的再分配措施。
然而，尽管一些杰出的政治当事人表示了愿望，但人们很少为实现这些目标做点什么。而与此同时，在一些已进入外围发展深入阶段的国家分配冲突逐渐加剧。在经济混乱与社会分裂的情况下不可能进行规划。
但是，另一个因素明显地助长了这种情况。我们前面谈到了走向外部不平衡的趋势。那么，在中心经济停滞以前的繁荣年代，发展在一个十分有利的外部环境中得以实现。交换比价改善了，在实行鼓励制成品出口政策方面获得了成功，国际财政资源大量流入。因而不应感到奇怪:一旦外部不平衡的趋势被克服，就会出  P167  现增长。更有甚者，人们不承认类似趋势的存在，认为它是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一个有害的怪胎，以便替自己所主张的替代进口进行辩护。因此，毫不奇怪，在往日的对外部瓶颈的担心消失时，另一个为规划作辩护的理由就软弱无力了。

第六节  民众主义的当事人
正如已指出的那样，人们有意识的行动对于抵制冲突带来的危机的发展作用不大。不论是由政治当事人还是由经济当事人运用国家的手段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即便这些人能力再大，经验再丰富，如果缺乏政治上的一致，他们要阻止这个进程都是无能为力的。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未能对事态发展进程积极施加影响，那么就会为另一类政治当事人民众主义的当事人提供一个合适的机会。
这些人力图为自己、也为他们的选民而利用国家的手段。在竞赛规则可能起作用时，他们就破坏这些规则;在分配冲突使得这些规则无法执行时，他们就加剧体系的混乱。有时候，他们在金融方面的放纵引起螺旋式通货膨胀，而如果这种通货膨胀一直在发展，就会变得更加剧烈。
   这些当事人活动于结构变动的各个阶段。在所有这些阶段中，他们往往都遇上一些本来就倾向于行为不轨、投机或在利益上与他们相勾结的企业家和金融家集团。
正如在另一章中已经说明的那样，因反社会性通货膨胀而陷入的某些货币脱轨现象使得一些金融当事人活动猖獗，即那些同时加入特权消费社会的金融当事人。他们这样做既牺牲劳动力的  P168  利益，也牺牲生产企业的利益。
民众主义的当事人在体系中是怎样出现的?我们在本书中一直在谈论的那些因素还不能给我们提供答案。答案或许可以在关于领导集团起伏运动的帕累托的理论中找到。或者将有必要进行人类学的探索，以便理解这些人类行为的现象?

第七节  经济自由主义的当事人
在独裁制度下，规划或许是鼓励消费社会发展的一个有效手段。可是，由于在这种制度下往往是经济自由主义时兴，从学说上对规划的抵制是非常强烈的。
经济自由主义时兴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根据新古典主义的某些解释，劳动力的工会与政治权力是阻碍体系走向平衡的内在趋势的最重要的因素。因此，这种权力应干脆予以取缔。一旦这个主要目标实现，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妨碍经济自由主义的各种原则乔装打扮，以适应统治利益的需要，或是符合于某些技术官僚的所谓现实需要的独特观点。这中间包含着一整套做法，是新的技术官僚网的理论能力相实践技巧相结合的产物。这个新的技术官僚网住往和那些决定使用暴力的人们分担着体系的职责。
其他方面且不谈，反通货膨胀的形式就清楚地表明这一点。原先变得无能为力的货币当局现在又恢复了权力，尽管并不总是表现出对新型的通货膨胀的性质有全面的了解。现在面临的是一种与传统现象不同的社会性通货膨胀，虽然传统型通货膨胀往往和社会性通货膨胀相伴随。  P169 

第四部分   中心与外围之间
的结构性差异
    在《引论》中我们说过，资本主义的两大神话正在消逝。一个是关于资本主义问全球扩展、把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带到世界各地的神话。另一个是外围按照先进国家的模式发展的神话。
    资本主义现在不是、也从来不曾是这样的。它在先进国家明显地是向心性的。这些国家在其历史发展中，倾向于把工业化集中在自己的疆域之内，而不让它扩散到世界其他地区。中心国家感兴趣的只是外围的初级生产，为的是以低价满足其日益扩大的需要。
    同样，当工业化在外围迟迟才得到发展时，资本主义的向心性又不利于外围参与大宗的工业品交换。这就是外围国家的发展遇到的强大的外部制约。工业化是这种发展的一种不容回避的要求，拌要求同先进国家交换。但是，先进国家资本主义的同心性阻碍着以推动外围国家发展速度所必要的规模进行交换。
    不过，不能把因为那个按中心国家模式发展的神话而发生的事情的责任仅仅归咎于这一现象，尽管这一现象本身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已经知道所发生的情况并早就试图加以说明。发展，不管它在某些情况下如何势不可挡，到头来总是排斥性的和冲突性的。
工业化主要是在特权消费社会一二社会不平等的明显体现二二周围发展起来的。同外围初级产品出口利益集团相联系的中心国家  P170  的统治集团，最初反对这种结构变革。但是，工业化终于在中心国家的危机时期得以推行。中心国家最终只好对此予以迁就，并参与分享外围国家工业化的好处。
    时隔不久献出现一个巨大矛盾。对外围工业的这种新兴趣并未伴随一种赞成外围积极参与制成品交换的态度;先进资本主义的向心性依旧占主导地位。工业化不可能在封闭的狭小天地实现，需要输入和输出。但是，先进国家不善于适应外围发展的这种要求。还有比这更为严重的情况。外围国家在那种将外围排斥于工业化之外的旧的国际分工格局中被赋予的附属地位，导致这些国家各别地向先进国家汇合。资本主义的向心性使得外围在工业发展中保持这种分割状态，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因此，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相互结合，严重地削弱着工业化的动力，阻碍着工业化以不断增长的生产率和收入同广大劳动力提供就业的能力。众所周知，初级产品出口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力图超出中心国家接受能力增加出口，势必导致相对价格恶化的趋势。初级产品生产因而只需要为数有限的一部分劳动力。
只有在工业及其他有吸收能力的活动中加紧创造生产性就业，才能纠正初级生产、特别是农产品生产的这种先天不足。这更是使生产率增长的成果逐步转移到劳动者的收入上、而不是表现为价格下降或地租上涨所必需的。
    这种动力作用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要是得到发挥的话，内部存在的技术和生产率的巨大差距就早已逐步缩小，体系也会逐渐同技术和社会的均质状态发展。不过，这就要求在一种俭朴的资本主义内部充分利用资本积累潜力。外围资本主义却不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将不可能移动由不断增加剩余的动力要求所强加的临界限度。  P171 
    外围工业化的历史性延误不断加强着中心的技术与经济优势，并使外围越来越难以达到与中心的均质状态。外围向跨国公司打开了大门，为的是加速这一进程，同时也为了至少部分地弥补特权消费社会中的资本积累不足。特权消费社会与跨国公司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中心国家、特别是跨国公司对收入的榨取，最终加剧了这种不足，并使我们在前面指出的交换中存在的那种矛盾更形尖锐。不过问题还不止于此。由于跨国公司的进入，出现了新的依附形式，有损于外围发展的自主性。
在这种依附现象中，表现出中心在其同外围的关系中的霸权。这种延续了几百年的霸权，尽管在霸主的更替和霸权的形式上都经历了历史性的变化，但它总是同中心的技术和经济优势及军事实力相一致的。它表现为在外围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的经济、政治和战略利益的结合。
在这一切当中，各种变化不定的权力关系相互结合。在上述技术、经济优势的影响下，中心国家的、特别是主要中心国家的统治集团与其外围的同类们勾结在一起。结果，这些集团除了在中心国家拥有的权力——的确是很强大的——之外，还不同程度地分享着外围统治集团的经济和政治权力。这一点成为依附关系中的一个主要因素。
当一个外围国家企图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作出反应时，这种关系的性质就会再明显不过地得到证实。中心国家的耶张利益网就会群起而攻之，采取惩罚性措施，有时甚至导致使用武力。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依附关系体现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内容。某些关于发展的意识形态之所以具有很大的持续性，不论其来源如何。圭要是由于受统治集团(不论是中心的还是外围的统治集团)所左右。在解释发展实践的各种现象时，这些意识形态往往成为  P172  一个严重障碍。这里不仅是指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也包括其他各种发展体系。后者在外围的经济影响并不大，但其思想影响却相当大。当不同体系的竞争在外围起作用时，便再次出现模仿性倾向，而缺乏外围发展的真实性和自己的意识形态。
我们将在第四部分第一章中对这个问题加以论述。在第二章中我们将考察中心的霸权和外围的依附。在第三章中我们将着重谈一下在世界体系中外围资本主义的特性。在第四和第五章中，我们将简要地谈谈中心国家正在经历的危机及其对外围发展的影响。

中心与外围关系的性质
第一节  先进国家发展的向心性
    我关于先进资本主义的向心性的断言肯定会令人吃惊，因为这一现象同其他发展现象一样，超出了常规理论的范围。这主要归因于一种导致中心国家保留其技术进步成果的结构性现象。我们知道，这些成果并没有随着生产率的增长而通过降低价格传播给世界其他地区。
既然这些成果在权力关系变化的过程中在中心国家内部进行了分配，由此产生的需求就只是加强了自身的活力，只有用于获得外围初级产品的那部分需求除外。不仅如此，在以往的外向发展时期，外围通过向中心出口而得的收入，变成了对中心国家工业品的需求，而不是变为对外围发展的推动。
由于技术进步和相应的投资，这类工业品不断地多样化。在那个时期，没有任何鼓励在外围进行这类投资的刺激，投资都在中  P173  心国家进行。在中心国家展开了一个由需求不断扩大而刺激起来的多样化过程。
这些都是向心现象，是外围发展延误的原因所在。有必要从某种角度来考察这种延误。外围最初扮演一种被动、从属的角色。实际上，外围是附属于中心的延长部分，以低成本供应中心所需要的初级产品。在过去那个阶段，即外围的发展基本上以供出口的初级产品生产为基础的阶段，生产技术的传播主要就局限在这方面。
外围的发展就取决于发挥这种被动作用的强度。这种强度在某些情况下曾是非常明显的，并为后来的工业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尽管在外向发展阶段一些国家献出现了工业化的某些萌芽，但外围承担着在过去的国际分工模式中赋予它的特殊职能，被分割成许多的部分，各自单独地向中心国家汇合，而相互之间的交换却很少。
    这一切所包含的意义是值得深思的。在工业化逐渐改变中心国家的社会结构并向下扩散技术进步成果的同时，外围的社会结构在外向发展过程中却日趋落后。
的确，外围的上层社会同中心国家(尽管程度不同)分享了主要是与初级生产有关的技术进步成果，而广大居民却没有或很少获得这些成果。

第二节  外围工业化及中心的交换
交换的两种选择
要推动发展，有两个基本条件必须具备。一方面是实物资产  P174  的资本积累和人才培养，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谈过。另一方面是产品交换，现在就来谈这个问题。
    交换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因为发展要求某个外围国家进口因自然资源缺乏或有限、或因技术与经济能力低下而不能生产的产品。
    因此，为了获取这些产品(也是为了能够进行其他对外支付)就必须出口。初级生产通常不能完成这一使命。理由很简单，尽管人们不常记住它。它就是那种人所共知的人均收入增加时需求增长的差异性。我们在其他地方解释过，需求的不断多样化是如何撇下初级产品、特别是食品，而越来越偏向于工业品(也包括各种高级服务)。可见，除了某些例外，同对来自中心国家日益多样化的工业品的需求相比，初级出口的增长相对地趋于缓慢。
    因此，必须出口制成品。但这里存在一个非常严重的障碍，因为中心国家不愿意接受外围国家因必须提高其发展速度而需要输出的制成品。我说必须提高发展速度，为的是使工业和其他活动能发挥吸收劳动力的首要作用。
    外围在其技术与经济劣势尚未克服的时候，除了初级产品还能出口什么?显然，在制成品方面，外围己经、或者可以在短期内获得必要的技术能力。不过，主要是那些在中心需求增长相对缓慢的产品，而外围对来自中心的日益多样化的产品却有着强烈的需求。对中心来说，向外围出口这些具有巨大比较优势的产品，并从外围进口那些不具有这种优势、或优势很低的产品，具有明显的好处。根据这种观点，外围也可以得到同样的好处。这就是从很早
以前开始就一直向我们展示的那种有益的相互关系。那么，中心国家拒绝向外围的制成品无保留地敞开大门又怎么解释呢?
    毫无疑问，这些制成品的竞争可能会对中心国家相应的工业  P175  产生不利影响。尽管不应言过其实。企业主和工会对此持反对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在中心国家对某些农产品也发生同样的情况。
那是一些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社会集团。光说失业劳动力会向那些有吸收能力的部门转移还不足以说服它们。而且，实际上果真如此吗?
在中心国家当前的危机中情形当然不是这样。此外，我还怀疑，在一般情况下中心国家的资本主义是否足够地积累了必要的再生产资本(与非再生产资本的活力差别在此也起作用)。还应记住，上述那种交换有利于生产率增长，这就要求把资本积累速度提得更高。我认为，我们在第二部分中就此作的论证也适用于中心。
在中心国家直至70年代前半期结束的长期繁荣年代里，失业一般都降至低水平，这并没有真正改变中心国家的态度。不仅如此，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劳力不足。但人们宁愿用移民劳力来补充，而不愿采取一种放宽从外围进口的政策。
中心的这种态度迫使外围在国内生产本来可能进口的东西;用这种进口换取其工业品和农工产品出口本来是有利的。应当记住传统初级产品出口需求的收入弹性低，而对工业品进口的需求具有较高的弹性。由此而出现外围发展固有的外部瓶颈趋势。只有两种方式可以逐步纠正这种弹性差:向中心出口除传统产品以外的其他产品，以便能进口因资源缺乏或有限、或因技术相经济劣势而不宜生产的产品;或者加快国内生产速度，以这种方式获取因资金不足而不能进口的那些产品。人们认为第一种方式最合适。
但如果这种选择行不通，也只好采用第二种选择来推动发展。大战期间，第二种选择在外围得到迅速推行。初级出口出乎意料地急剧下降，迫切需要通过建立新的工业和果断地推动以前在关税保护下己经出现的工业来促进工业化。替代性的工业化就这样开始。
当时确实还没有一个工业化计划。很显然，中心国家没有兴趣促进外围的工业化，相反却援引那种过时的国际分工模式的好处来反对外围的工业化。在那种国际分工模式中@赋予外围的使命是湖口初级产品，而中心国家的使命是出口工业品。可见，这是由中心国家统治集团的利益所决定的。但是，为什么外围在等待了那么长的时间之后才开始这一进程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必须从领导集团在国际分工模式保护下获得发展和成功、而大部分劳动力被排斥在外的社会结构中去寻找。这些领导集团同样也反对工业化，因为它会引起过去自由进口的产品价格上涨。
如前所述。当中心国家的危机将替代性选择强加于外围国家时，外围是不可能考虑制成品出口问题的。但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需求弹性的持续差异终于促使人们去探索出口的选择，把出口的选择与替代的选择结合起来。然而，通常在连续实行替代政策方面存在着巨大的惯性。大概是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最早提醒人们注意这个事实。

替代进口
在中心国家大危机时期、特别是在世界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  P176  大战期间，第二种选择在外围得到迅速推行。初级出口出乎意料地急剧下降，迫切需要通过建立新的工业和果断地推动以前在关税保护下已经出现的工业来促进工业化。替代性的工业化就这样开始。
当时确实还没有一个工业化计划。很显然，中心国家没有兴趣促进外围的工业化，相反却援引那种过时的国际分工模式的好处来反对外围的工业化。在那种国际分工模式中，赋予外围的使命是出田初级产品，而中心国家的使命是出口工业品。可见，这是由中心国家统治集团的利益所决定的。但是，为什么外围在等待了那么长的时间之后才开始这一进程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必须从领导集团在国际分工模式保护下获得发展和成功、而大部分劳动力被排斥在外的社会结构中去寻找。这些领导集团同样也反对工业化，因为它会引起过去自由进口的产品价格上涨。
如前所述，当中心国家的危机将替代性选择强加于外围国家时，外围是不可能考虑制成品出口问题的。但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需求弹性的持续差异终于促使人们去探索出口的选择，把出口的选择与替代的选择结合起来。然而，通常在连续实行替代政策方面存在着巨大的惯性。大概是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最早提醒人们注意这个事实。  P177  在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文章中不止一次地承认，外围对把所有力量集中在替代进口上、而对制成品出口没有给予足够重视负有责任。但同时也强调了中心国家的责任，认为光把出口生产同国内替代生产置于同等地位是不够的。在中心本来需要采取多万面的措施，为进口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工业品提供便利，使发展中国家有更大的能力来进口那些成本差别更大的产品。这样才能在工业领域发展我们前面所说的那种合适的分工，它同传统的初级产品交换工业产品的分工模式是大不相同的。
但是，中心没有鼓励外围的制成品出口，外围也没有下决心实行一项明显地有利于制成品出口的政策，直到外围的简单替代可能性完全耗尽和中心的高速度发展在60年代达到极限之后，鼓励制成品出口的可能性才显示出来。
    先进国家繁荣的结果既表现在外围的初级产品出口上，同时也特别表现在制成品的出口上。在某些情况下，制成品的出口发展得非常迅速，不仅削弱了替代进口政策，而且也达到了放弃这种政策的程度。
    在那些年中，资本主义的问心趋势在某种程度上被掩盖了起来，但并没有消失。的确，外围进行的巨大的出口努力没有达到其日益增长的进口需求和支付金融劳务所要求的程度。
外围只是处在中心国家工业品交换迅速增长的边缘。这种交换的增长是由中心国家之间明显的自由化政策刺激起来的。外围  P178   的新的工业品出口主要是那些因技术的新发展而不再更新的产品，或者只限于先进产品的零部件。生产这些零部件的企业只是为了从低工资中获利，而没有采用整体工业化的先进形式的计划，然而，正如前边所说的那样，外围有可能向中心出口技术不太先进、但逐渐具有竞争条件的产品，并且已经显示出通过木国企业的努力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但是，对这些产品却没有实行自由化政策，而是实行了完全相反的政策。
这是外围发展目前阶段的情形。但这决不是说，如果实行一项新的工业化政策，仍不能涉及技术日益复杂的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发展的动力就是如此。
在这个问题上，中心一外围关系中出现了明显的自相矛盾。无论是在肯尼迪回合还是在东京回合，都对那些由于中心的枝本相经济优势而外围尚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实行了贸易自由化。这指的是跨国公司特别感兴趣的那些工业。外围具有比较优势或者很容易在其民族企业中获得比较优势的那些制成品(也包括初级产品)大部分都享受不到贸易自由化，而是被各种不同形式的保护主义所困扰。因此，在工业中心出现了根深蒂固的保护主义的各种新形式。
不过，并非全部责任都在于中心。拉美国家也有很大的责任。某些国家出口政策的令人鼓舞的成果表明，以前由于没有实行鼓励出口的政策，这些国家受的损失是何等之大。货而长期定值过高和设置不必要的障碍已严重损害了出口，更为严重的是，过去、以至现在依然缺乏坚定的决心，以采取有魄力、有远见的措施来鼓励拉丁美洲外围内部的相互交换。这类措施因其降低了成本，还  P179  将鼓励向中心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出口工业品。
    假如外围的工业发展同中心国家是平行的，假如不存在那种日益明显的历史性延误，外围完全有能力用自已的多样化生产以及同中心国家的工业品交换，来满足其需求的高收入弹性所带来的对工业品的需求。
    在繁荣时代，中心国家没有采取任何重大行动鼓励从外围进口工业品和初级产品。当这些产品同中心国家的产品发生竞争时，其进口都遇到了巨大障碍。众所周知，通过长期谈判而建立的优惠制度，由于它木身包含的严重限制因素，已不再具有多大作用。
此外，还加上中心国家正在经历的危机造成的不利后果。外围出口的增长速度出现了减弱的趋势。尽管出口量仍然较大，但远远不足以引起发展速度的回升。为了避免体系的排斥性趋势与冲突性趋势的加剧及其引起的非常严重的社会相政治后果，必须提高发展速度。这是极难解决的问题，因为如不是无限期地求助于对外负债，就必须进一步增加出口以弥补石油涨价。

第三节  跨国公司与工业化
不少人认为，跨国公司对外围的渗透显然有助于向中心出口制成品。由于生产的国际化，跨国公司将成为能使我们参与上面说到的那种大量工业品交换的有效工具。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跨国公司在外围强烈地促进了消费国际化，而不是生产国际化。它们没有作出充分的努力去建立在工业方面参与同中心国家的国际分工的新的模式。同以往处于工业化进程之外的情形丁样，外围在很大程度上再次被排斥在外。这就是中心一外围关系中结构性差异的结果。  P180 
然而，跨国公司明显地促进了替代性工业化。并且获得了公认的成效。在初期，它们反对出口，在对工业品出口提供补贴和其他优惠以前，它们的工厂只是利用国内市场，而没有自发地寻找出口机会。
发人深省的是，为什么跨国公司的出口努力着重放在其他外围国家而不是中心国家。如前所述，中心国家的动力与多样化革新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除了某些例外情况。跨国公司至少在目前对在外围进行这种革新似乎不会感兴趣。相反，它们感兴趣的主要是在外围开发二流产品。这类产品在中心国家已被体现技术不断革新的新产品所取代。
跨国公司受自身利益的驱使，更乐意在不断出现技术革新初需求日益多样化的中心国家投资，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为什么跨国公司不利用外围作基地逐渐地抛出哪怕是一部分先进技术呢?我倾向于认为，除上面提到的情况外，低工资的刺激没有多大影响，因为在这些先进产品中起主要作用的，除中心国家本身不断扩大的市场外，还有科学技术的基础结构和在技术水平方面要求越来越高的人才培养。
在中心国家的持续鼓励下，跨国公司的渗透不断加深。在一些人看来，应该接受这种渗透，以排除拉丁美洲发展的外部障碍。如前所说，这一目标并没有实现，依附却进一步加深。
跨国公司是否会通过向中心国家出口技术日益先进的产品，从而有助于纠正那种向心倾向，我们还很难说。迄今为止，它们还没有广泛地进行这种出口，尽管在向其他外围国家出口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如果替代是在地区范围(对这一点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再谈)内实现、而不是局限于本国范围之内，它们的这种作用还会更大。  P181 
这一事实以及对外围收入的榨取说明，跨国公司虽然最初通过替代进口而有助于纠正外部不平衡，但后来当利润转移相其他对外文付超过其新的投资、而新的替代可能性又逐渐消失时，就在同中心国家的关系中逐渐加剧这种外部不平衡。
我不想对跨国公司持否定的态度。跨国公司的技术和经济影响是巨大的。在外围需要跨国公司的合作，但必须根据新的竞赛规则和按照一项有选怪的政策来进行。在有些领域，如出口领域，跨国公司在同其他外围国家的关系方面的作用是突出的。或许这一领域也能扩展到中心国家。但是，在另外一些领域就不必要它们合作，如在购买产业方面，在这方面外围已经、或者有可能获得技术;又如，跨国公司的渗透可能超出某些狭窄的范围而进入到锐行活动或其他内部活动之中，从而榨取收入。

第四节  外围的保护主义和相互性
由于外围发展的延误，中心的技术、经济优势不断加强，说明有必要对替代性工业化实行保护并对工业品出口给予补贴。众所周知，在有权势的利益集团影响下，这类鼓励一直被过分地采用，如果不说是滥用的话。有的时候以市场规律的名义，力图通过货币贬值提供这类鼓励。这个问题暂不论述。留待适当的场合再谈。
中心国家一味地反对保护和补贴，而不是鼓励合理地运用这些手段。因此，在同外围国家谈判中，它们坚持必须减少或取消保护和补贴。它们用旧的互惠论相威胁。根据这一论点，对来自外围的进口实行的任何自由化都必须同时要求外围对进口相应地取消限制。
它们不懂得——也许不愿意懂得——工业化在使用劳动力方  P182  面的能动作用。我们已经说过，初级出口只能吸收较小的一部分劳动力。所以，为了发展并克服外部瓶颈趋势，外围需要出口制成品或新的农工产品，以满足其日益增长的进口需要。在无法这样做的情况下，就不可避免地需要通过适当的保护继续其替代进口。
中心国家越是对来自外围的进口放宽限制，外围就越不需要对新的替代性工业实行保护。对原有的替代性工业来说，取消保护将意味着走回头路，会加剧外部瓶颈趋势，不利于劳动力就业。因此，应当了解中心与外围国家之间结构性差异的含义，从而就会发现，互惠性可能恰恰是事与愿违的。不过，这并不是说，在保护方面通常都是过分的以及在补贴方面不需要采取合理的  P183  措施。
    互惠性只有在国家之间实现了技术的某种均质性并在其中某些国家不存在持续的失业现象时才能行得通。不过，这是将来的事。此外，如果不改变积累和分配制度，这种均质性是难以达到的。                            
    人们可能会认为，在像产油国那样出口数量大、增长速度快的国家，没有必要用补贴来鼓励其他出口或者用保护来替代进口。但实际并非如此，因为能源出口使用的劳动力不多。这有一个就业问题。这个问题只能通过工业化和发展其他有吸收能力的活动来解决。技术进步越是深入到农业部门，情形就越是如此。显然，那些来自石油的资金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巨大手段。但是，人们已经善于按照正确的方案播种石油吗?现在有了这么大量的资金
就懂得这么做吗?还是进一步刺激特权消费社会、以利于中心国家榨取收入和引起国家过分膨胀?
    在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内部对这一切是再熟悉不过的。我之所以现在提及它，是为了让我们那些在无菌世界中钻研学问的经济学家们接近现实。他们就这样谈论生产国际化和对外开放。好极了!那就让中心国家首先开始吧!长期的斗争。尤其是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内进行的斗争，未能改变中心国家的限制性态度。难道他们以为用因对外开放而工业减产或关门的情景就能感动中心国家吗?
   毫无疑问，有某些工业是应该提高生产率或者消失。这指的是那些由于其明显的比较劣势本来就不该建立的工业。但是，当再生产资本积累的增长相发展速度的加快都不能重新吸收失业的时候，破坏这些工业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是一个机会和时间问题。首先必须发展生产结构，根据比较优势或比较劣势来推动  P184  出口或替代进口;然后再对过分的保护进行深入的调整。直到能够建立更好的工业之前不要破坏这些工业。
    如果从动态的前景来看待这些问题，即便在中心国家能实行一一种明显的自由化政策，也不应指望这就能最终解决外围的瓶颈问题。这个问题将随着工业化进程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并向刚开始工业化的国家迅速扩展而达到更大的规模。很难想象中心国家为了对付外围这种潜在的不平衡，会超出某种限度而大大提高其从外围进口的系数。
不管怎样，外围还没有作出巨大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来利用相互交换的大量可能性。还没有能力打破每个外围国家孤立地与中心国家打交通的那种过时的交换格局，也未能相应地改变自已的生产结构。

外围的经济分割
    相反，在中心国家，生产结构的变化是剧烈的和连续不断的。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曾想大量地生产其需求变化所需要的一切，正相反，在不同的先进国家之间实行了分工，从而大大发展了交换。
这就是已经提到的两个自由化回合的动力意义。
然而，外围国家却不善于在它们之间建立合理的分工形式。鉴于它们不可能充分地向中心国家出口，每个国家便发展各自的工业生产，几乎放弃了与其他国家的交换。因此，替代必须在拉丁美范围内进行，同时又不忽略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交换的潜力。
还在50年代初期和欧洲共同市场成立之前，从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最初的文章开始，我们一直提请人们注意简单替代的衰竭趋势，必须转向技术更复杂的生产。这就要求有比不同国家之间  P185  互不相通的、更为广阔的市场。
    这样就出现了拉丁美洲共同市场的思想。这种共同市场是以逐步降低关税和其他限制、各国政府间达成的工业专业化协议为基础的。
    的确，中心国家、特别是资本主义的主要动力中心、最初并不同情外围国家在这方面进行的努力。但后来当它们发现外围国家的劳力可以为跨国公司提供一个有利可图的场所时，便转而采取支持态度。然而，它们坚持认为，这些努力应在没有政府的任何干预的情况下进行。它们不承认，光是降低关税对实现资本货和中间产品生产的合理分布是不够的。
    不管怎样，由于关税下降和出口补贴，跨国公司以及一些民族企业在外围国家之间的制成品出口方面发捍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各国政府不大注意保持互惠。拉丁美洲外围工业最先进的国家向工业不太先进的国家出口数量不断增长，而又没有采取能够使后一类国家发展自己的工业出口的措施。因此，后进国家都倾向于把来自中心国家的某些进口改为从外围的先进国家进口，从而减少了这些先进国家的贸易逆差。然而，这似乎并不是解决外部瓶颈问题最合理的方式。
    在初期，中心国家的抵制确是一种不利因素，但后来在阻碍向共同市场发展方面影响最大的是中心国家发展的高速度。我所指的不是外围同中心的交换，而是在那另一进程影响的强烈刺激下不同外围国家之间的贸易。 
    现在重新提出在拉丁美洲范围内实行替代进口这个问题。我绝不相信还会采用原来的方案。毕竟已时过境迁！必须从过去的经历中汲取教训，并提出新的方案。这些方案的特点之一是要保证对最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都公平地分配好处。  P186 
    必须克服我们这些国家的经济分割状态。这种壮志是由资本主义向心性引起的外围发展历史性延误的另一种表现。如同在别的地方说过的那样，在向中心国家供应初级产品方面，每个外围国家都是分别地与中心国家打交道。当由于中心国家的危机而突然出现工业化的时候，却又不善于以合理的分工来打破旧的中心～外围格局。
这一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仍在我们各国的关系中起着作用。现在必须改变这种格局，因为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无限扩展的神话已再度消失。

第五节  外围的脆弱性
    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周期的形式进行的。周期在外围比在中心表现得更为剧烈，是因为初级产品出口仍占主导地位，由于初级产品是生产过程的第一阶段，其价格波动比最终产品更为剧烈。
    在繁荣阶段，周期性的波动常常使人看不到外围的外部瓶颈的潜在趋势，而在衰退阶段，这种趋势重新出现，通常都很难为各国单独的自主决策所抵消。
这类现象是结构性延误的结果。如果外围也象中心国家那样积极参加工业品交换，它们的初级出口在全部出口中的比重就会持续下降。这样一来，总出口的周期运动的广度可能缩小，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这种情况还引起了另一种严重后果。外围国家通常不只是过分扩大了替代进口的进程，而且还经常替代了最终产品，特别是那  P187  些技术不太复杂的产品，损害了其他阶段的产品。这样，它们就把一种刚性极大的因素引入了进口之中，其后果在衰退时期看得尤其清楚。最终产品的替代的确大大降低了这种产品在总进口中的比例，进口主要由原料、中间产品以及资本货构成。"或者说，进口是由这样一些东西构成，这些东西的进口一旦压缩，就要影响就业，即便最终产品的进口可以放弃或推迟也于事无补。或者进口主要由食品和其他基本消费品构成，在这些产品方面，替代政策通常没有从长远的预见性考虑中获得启示。
    因此，由于失去了灵活性，扩展政策即便再谨慎，也越来越难以减轻出口收缩对国内发展的不利影响。最终产品进口的可压缩余地如不是全部、也已大部消失。如果外围要坚持实行扩展政策，那么，除了求助于国际贷款，别无他法。这些信贷活动主要已不是用于增加资木积累，而是最终用于满足消费要求和外债还本付息。因此，这种债务的增加不会伴之以生产能力的相应扩大。强调这些事实本身的严重性是多余的，因为这些事实已经达到一一定的规模，如果考虑一一下它在依附关系中的影响，其严重性就更大。

                                 交换比价
这是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原始论点之一，也是它提出工业化的必要性时所依据的理由之一。由于这一论点陈述得有点简单，曾引起了一些批评。这些批评有时也有助于澄清这一论点。我来解释一下它的要点。
    作为出发点，必须回顾一下我们关于劳动力分享技术进步成果的思想。有两个值得强调的结论。第一，因资木积累增加而被以更高的生产率雇用的大量劳动力，没有能力相应地增加其报酬；第二，未被以这种形式吸收的劳动力大部分处在下层，生产率很  P188   低，收入微不足道。
    比价恶化的趋势主要是由于，一方面资本积累不足，另一方面人口增长过快，妨碍了将这些劳动力迅速吸收到生产率高的技术层次中来;假如我们设想在某个时候这种强烈的吸收付诸实现，在这样的情况下，资本积累速度的提高将逐步把下层的劳动力吸收到高生产率的技术层次中来。当以这种形式减少他们和已被吸收的劳动者的倒退性竞争时，所有劳动者改善其报酬的能力会逐步加强，从而分享到技术进步的成果。因此人们设想，在经过一个比较长的过渡时期之后，所有劳动力都会处于高生产率的技术层次中。技术的均质状态也就达到了，劳动力收入分配中的结构性差别就消失了。
    于是，从这一过程中产生出两种结果。一方面，原先劳动力富余的部门、特别是初级生产部门。就业结构将发生变化，劳动力供应速度随之下降，劳动力将向工业和其他有吸收能力的部门转移。另一方面，原先处境不利的部门，主要是初级生产部门，报酬会上升。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初级产品的价格同工业品价格和专业化服务价格的比率就会得到改善。
    显然，在外围发展中由于积累不足和人口压力，这种假设远远没能实现。此外，在一种俭朴的资本主义中，基于在另一地方已阐述过的原因，这种假设也不会实现。
    然而，这种假设性的论证能引起我们注意于体系的运行。这种运行是不利于初级生产的。既然对劳动力的生产性吸收相对缓慢，并有大量劳动力未被吸收，劳动力的报酬及其产品的价格就没有理由提高。劳动力的先天性软弱地位就只好延续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初级产品的价格不会提高，工业化开始时的那种比价将继续保持，除非土地不足导致初级产品供给速度下降。  P189  于是，地租就会提高，而劳动力的报酬将不能分享技术进步的成果。
那么，初级产品比价恶化的趋势是怎样发展的呢?这是我们 在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内从一开始就非常关心的问题。
简而言之，如果初级生产中生产率的增长使其供给超过了需求的要求(考虑到它的弹性)，价格就会趋于下降。如果资本积累的吸收作用——特别是工业化——以很大的强度实现，这种现象就会缓解。不过，这种情形并不是论证所依据的假设。
    相反。有另一种可抵消比价恶化趋势的因素，即可利用的土地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供给就不会以同样的形式增长，技术进步的成果会被扣留在初级生产中，不过是用一种明显的倒退方式。实际上，这种成果将使地租上涨，而不是增加劳动力的报酬。
    我认为，这个论点的逻辑性是无懈可击的。不过，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企图以统计方法来表明它的虚伪性，尽管在另一些情况下似乎又得出相反的验证。我承认，即便我对这些统计研究再感兴趣，必须看到，在上述条件下，比价恶化的趋势是在市场规律充分起作用的时候发生的。因此，必须考察这些规律的作用受到抵制时发生的情况。
外围最重要的情况是通过保护实行替代进口或用补贴刺激出口。这些盈利较大的活动把资本和劳动力吸引过去，损害了因价格相对恶化而受到不利影响的初级生产。这样，就会出现一种与资本积累的吸收作用很强烈时在就业结构和生产结构中出现的相类似的现象，尽管并不完全相同。
工业就是这样在外围发展中发挥其动力作用，尽管是很局部的。
除了这种普遍现象外，还有其他一些限制初级产品供给的情  P190  况，其原因或者是由于某些产品限制竞争，或者是由于工会要求加报酬的压力。这里只是提一下最重要的原因。
中心国家一直反对比价恶化的论点。我猜想，它们反对的主要不是这个论点本身，而是因为接受这种论点，它就会成为纠正初级生产先天性弱点而采取国际合作措施的很有利的论据。
中心国家的反对无疑是以在国际范围内尊重市场规律为根据的。这至少在态度上有一种很大的自相矛盾。在美国农产品价格与工业品价格之间行之已久的平价政策意味着什么?·如果不是由于农业技术进步而发生比价恶化的趋势，这种政策有必要吗?
    不过，情形还不止如此。同样在美国，故意限制谷物生产以维持国际市场价格。在另一些时候也压缩商业性供应，将谷物卖给外围国家，而这些国家不必用外汇支付。
    类似的政策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同样也是根深蒂固的。这指的是通过限制进口和提供补贴来改善生产者的收入。这种改善是国内的而不是国际性的。恰恰相反，当它们向市场抛售剩余产品时，国际价格就出现严重恶化，使其他生产国、特别是外围的生产国受到损害。
    我不止一次地发现，大国是不违反某些原则的。当这些原则对它们不合适的时候，它们只要改变一下原则就可以了。结果总是外围国家违反原则!
    现在再回到我们的论证。当比价恶化的趋势没有受到抵制时，生产率增长的成果在国内或多或少地会发生转移。向谁转移呢?向生产过程的中间商、或者同产生于这一过程的最终产品的消费者转移。
当这些产品是供出口的初级产品时，由于这类产品同进口的多样化的产品相比价格相对恶化，这种转移就趋于流往国外。这  P191  种情况与市场规律相关。在这种情况下，正象我们前面提到的那样，比价恶化的趋势会限制本来可以出现的出口增长，显然不利于外围的发展。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发展的趋势。实际上，这丘是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论点。
    比价的暂时恶化可以促使外围坚持实行持续地改善这种比价的措施。
在繁荣阶段，由于出口活动中比价和收入比率的暂时改善，土地所有者的剩余就会增加，熟练劳动力的收入也会提高。因此，他们对多样化产品的需求也会增长并形成新的消费习惯。当出现衰落的时候，如此增长起来的消费就很难压缩。于是就抱怨国际范围内的分配不公证，而往往并不注意国内的不公正。
换一种方式来说，比价是指从前进口的产品，而不是技术更先进的新产品$这些新产品一般来说价格更高，严格地说是不同的产品。当然，收入恢复到同以前一样水平的人购买了这些产品之后，认为自己的经济状况恶化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比价可以通过周期性波动保持稳定，但中心与外围之间的消费比率将会恶化。
中心国家反对对市场规律实行所谓人为的干预，认为这些干预将使拥有大量地租收入的大地主受益。尽管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如此，因为也有许多中等生产者甚至小生产者参与出口活动，但不能否认，从发展的社会公正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这个论据还是有一定的道理。尽管如此，在稳定化协议中还是会有缓和虽然不能避免   "这一问题的办法。
    此外，获得大量地租的那些人是上层的一部分，而特权消费社会就是以上层为支柱的。我们都很清楚，中心国家同这个特权消费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是中心国家某种自相矛盾行为的新的证明。因为价格的波  P192  动，特别是价格恶化，严重地危及到特权消费社玄的正常发展。

第二章   中心的霸权和外围的依附
第一节  霸权的性质
    我们在别的地方说过，"资本主义的向心倾向是外围发展延误的原因。我们也说明了这种情况包含的主要后果，但还不曾谈到与权力关系有关的后果。现在我们就来谈这个问题。
    在中心国家日益增加其技术、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同时，外围就始终落在后头。这种不断增长的权力还伴随着观念、意识形态相新的文化形式。这些东西在扩散和辐射过程中逐渐向外围扩展。我们已经说过，这种扩散和辐射过程对外围发展的动力具有重大影响。
总之，这是中心国家、特别是已成为资本主义超级大国的主要动力中心的经济、政治私战略霸权的历史现象。
在以往英国作为主要动力中心的霸权中，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根本区别尚未发生作用。可是，现在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个社会主义的超级大国在另一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中，以及在外围资本主义的冲突性和排斥性的特点中，找到了一个在意识形态方面向资本主义超级大国发起攻击的重要侧翼。
为了扩大和捍卫自身的利益，各资本主义的霸权中心采用了各种不同的行动和诱导方式:贸易优惠，通过双边或多边渠道提供资金，军事援助，某些公开或隐蔽地对公众舆论和政府施加影响的手段，甚至惩罚性措施，以至有时导致使用武力。
    中心国家、特别是那个资本主义超级大国，使用这些不同的行  P193  动和诱导方式，使外围国家程度不同地服从于在中心国家作出的决定，或者被迫采取本来不应采取的决定，或者被迫放弃哪怕是对本国利益有利的决定。这就是依附现象，它不应同中心一外围关系中的其他因素混为一谈。
    我们很了解跨国公司在这些方面所起的主要作用。在跨国公司周围存在着中心国家的一张利益网。在这些利益中有一个休戚相关的公分母;它虽然不是经常明晰可见，一旦中心一外围关系间或地出现摩擦，它就会明显地表露出来。
    跨国公司对中心各国政府的作用总是藏在这种关系的背后。由于这个原因以及中心的经济和技术优势，中心对外围的影响住往是相当大的。中心也在外围国家内部获得巨大的政治权力，即便它们不公开参与政党的角逐，情形也是如此。这种政治权力有时甚至胜过本国企业的权力，并对外围国家政府的决策施加重大影响。
    同时，跨国公司还对报纸和其他大众社会传播媒介有着重大影响。
这种影响超出了经济利益的范围，有时表现为扩大或捍卫某些政治或战略利益，特别是资本主义超级大国的政治和战略利益，或者是公开的支持，或者是谨慎地拒绝令人不安的批评。当然，这一切都得到某些国际通讯社的合作。这些机构在选择和提供消息或细心引导评论方面都是很有经验的。
至于涉及跨国公司经济利益的问题，其最重要的决定是在中心国家根据其总体利益考虑作出的。这些总体利益可以同外围发展的利益相一致，也可以不一致。这样，从这后一种观点来看，在某个特定的外围国家促进某些部门的生产和出口从经济上看可能是有益的，尽管其他国家可能具有更有利的条件。但应该明白，跨  P194  国公司选择这后一类国家是从其自身利益的总体考虑出发的，而不去考虑上述那个国家的利益。
    在有些情况下，决定不是由跨国公司作出，而是由中心国家的政府根据自身利益作出的，并不考虑这些决定对外围利益的不利影响。人们经常可以回忆起中心国家禁止向某些国家出口或禁止使用来自某些国家的原料的规定，是因为那个主要中心国家(不管有没有其他国家追随)对上述国家采取惩罚性措施。人们也不会忘记，那些以外部失衡为借口而发出的指令将在外围获得的利润不合时宜地汇回国内。
    幅员辽阔、市场广大的国家，或者是拥有丰富的其他地方缺乏的自然资源的国家，最有条件将跨国公司的渗透限制在特定的活动范围之内，并谈判其活动条件。如果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具有强烈的民族利益意识，善于摆脱那些颂扬跨国公司·并把跨国公司的作用说得与其在外围发展中的实际作用很不相符的理论观念，那就更有条件这样做。
    中心国家的政府鼓励跨国公司在外围扩张的意图是众所周知的。它们对跨国公司在所谓的各国现代化以及生产国际化方面的动力作用赞扬备至。
    基于其经济和技术优势。跨国公司得以在开采矿物或石油资源的特许中获取很大一部分剩余。即便外围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得了一种谈判能力(以前这种能力是很弱的)，但跨国公司以往的形象会继续在公众舆论中产生不利的影响，不论是在自然资源方面还是在跨国公司同工业和国内其他活动的渗透方面都是如此。
在工业方面，除了公认的产生剩余的能力之外，往往还加上保护或补贴。跨国公司由于生产率更高，和本地企业相比，它们本来  P195  更没有理由这样做。
     此外，利用其技术革新这一事实本身也使这些企业能够限制 竞争和扩大利润。它们的活动扩展到许许多多的国家，使之有可能作出某些安排或采取某些做法。这些安排或做法使人们对跨国公司可能对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啊理所当然地产生疑问。跨国公司活动的机密性以及由此引起的猜疑，更增加了人们的疑问，而这种猜疑又往往因跨国公司规模惊人而加大。
    我们说过，革新有利于限制国内竞争。但除此之外，在对外贸 易中，经常在价格或活动范围方面存在着企业之间的默契或公开 的谅解，以便增加其利润。
认为外围总是心甘情愿地把这些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看成是一种不可克服的、必须顺应的现实，那将是非常错误的。不管叫不叫做民族主义，事实是，对自身特性和决策自主的意识经常表现出来，当民主化在外围发展的时候尤其如此。不过，把这种意识变为具体态度的可能性是各不相同的。
这里不可能作系统的考察，只是列举一些很突出的例子。如有些国家试图把跨国公司吸引到其工业化的某些方面，而将某些资源的开发或基础部门的经营留给公共企业。还应该强调的是，对某些跨国公司作为规定其生产的一定份额用于出口能够拥有一个不断扩大的、前景良好的国内市场的条件。这方面已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显然，外围的分割状态既是对这种政策的严重障碍，也是对跨国公司在发展某些相互交换的重要产品方面可能发挥约有效作用的一种严重障碍。  P196 
    我们已经介绍过有关依附关系的见解，为的是防止那些并非不常见的混乱。有人就是这样把所谓不发达归咎于依附。这是混淆了依附和不发达。
    在外围，依附现象和作为不发达特征的排斥性趋势与冲突性趋势同时存在。证如在其他地方说过的那样，如果第一类现象魔术般地消失了，后一类趋势将依然存在。
    相反，如果资本主义的动力正象人们经常想象的那样，如果跨国公司在外围无止境地进行投资和再投资，那么，这个体系的吸收能力就会加强，不发达就会逐渐地被消灭。由此就会得出这样一种荒谬的结论:依附程度越高，体系的社会效益就越大!
可是，这个体系不是这样运行的。跨国公司追求的目标不是实现这种社会效益，而是或迟或早从投资中获取收益。
我们刚刚说过，有人把不发达的责任归咎于依附，不论他们汁依附作何解释。把它变成我们的语言，这就意味着被排斥在发展之外的广大群众的贫困可能是由中心国家的行为造成的。
这类说法不论在理论领域还是在实践领域郡一无所获，但这并不意味着否认其在政治教育中的效力。    应当把贫困的存在和贫困的持续加以区别。当中心的技术开始进入到外围的出口活动中时，大部分居民还处于贫困状态。随着技术进入到出口活动以外的部门贫困的人数就逐渐减少。但是，技术的成果不是充分地变为资本，而是刺激了特权消费社会、
中心国家对收入的榨取、以及国家机构的臃肿，由此就出现体系的排斥趋势，其理由已无须在此重复。贫困的持续即由此而来；人口  P197  的急剧增长又使其加剧。
    中心国家以及对它们的依附关系并不造成贫困，但基于资本 主义的向心性，它们的确对长期保持贫困起促进作用。人们会说， 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发生，恰恰是因为没有实现资本主义全球性扩 展的神话。毫无疑问，这一神话果真成为现实的话，必然会对外围 的自主权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害，尽管这种自主权现在也是不稳 定的。
因此，我们不应把属于外围本身的责任推给别人。中心的责 任是很大的;外围的责任也不小。这是一种共同分担的责任。用 另外一种方式考虑问题就缺乏客观态度。但不容置疑的是，在两个超级大国的意识形态论战反映到外围时，把不发达归咎于依附不失是一种具有说服力的论据。
辩证法确实有无穷的妙用。人们对我们说，既然技术和消费形式来自中心国家，那么外围的不发达归根到底也应归功于它们。
为什么不走得更远些，把坏事归咎于中心国家的科学家呢，生产技术和消费不都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才获得惊人的发展的吗?能保护和延长人类寿命的技术也是这么来的!
    另一种思想同样是不近情理的。根据这种思想，中心国家的繁荣是由于榨取了外围的收入。榨取收入对外围来说的确具有很大的重要性，正如我们一直强调的那样。但是，把那种繁荣归咎于榨取收入就是无视中心国家巨大技术进步的影响。当然，技术进
步也包含着其双重作用所特有的弊端。
人们也经常谈论技术依附的问题。实际上，外围获得的科学、技术和文化遗产是不可估量的。问题不在那里，而在于外围的从属地位，在于其资本主义的明显的模仿性质。不是要放弃这种不断扩大和更新的遗产，而是要以创造性地加以改造的态度去利用  P198  这种遗产。
有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把依附概念扩大到全部的中心一外围关系之中。如果明确地分析资本主义向心性的不同后果，如同我们在前面试图进行的分析那样，这种做法是无可非议的。但是，研发生的情况往往不是这样;因此，我们一直在尽力加以澄清。

                                  文化依附
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在技术方面的确有着创造性地加以改进的必要。不过，根本的问题在于深入地利用其积累潜力。在我们努力按照中心国家的模式发展自己的时候，曾经不善于创造自已特有的和地道的形式，以便有意识地、有目的地对发展力量施加影响。
的确，中心国家的扩散和辐射现象越来越强烈。这些现象不只是出现在经济领域，主要由于大众通讯初社会传播媒介的作用，在文化方面也有各种不同的表现。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一些比我权威大得多的思想家都曾关注这个问题。不过，我还是想大胆地谈一些简短的看法。
一个外围国家的个性表现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利用我们前面提到的那种文化遗产、并创造性地去推动造就自己的文化的才能。绝没有否认在这方面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内部因素，但也不能无视那些通讯和社会传播的技术手段的影响。中心的知识和艺术表现形式的扩散和辐射，不仅仅是由于其内在的价值，而且也是由于这些技术手段的优势，由于经常引导它们的经济利益意识以及意识形态意图。要克服这些扩散现象，特别是在一个支离破碎的外围克服这类现象，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尽管不是不可能的。
我们之所以总是谈论扩散和辐射，是为了指出一种重要的区  P199  别。扩散是一种故意的现象，那些大众传播媒介在其中起了强有力的作用，而辐射则是自发的现象。不过，这两种形式经常是盘根错节地结合在一起。

意识形态依附
    这个情况同我们关系非常密切，这就是中心国家的思想和意识形态。那里的思想和作品的自发辐射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非常强烈的。但是，也存在故意的和系统的扩散行动。
新古典理论的知识辐射可追溯到19世纪中期。经济自由主义的现代版本就建立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之上。
新古典主义除了其固有的意义之外，还意味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替换物。这两种理论在外围的自发辐射一直是、并且仍然是强有力的。但是，由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意识形态竞争，故意的扩散也是非常强烈的。
在资本主义超级大国内人们通常不懂得，基于外围的社会结构以及依附关系，经济自由主义同民主化的进展以及与此不可分离的行使人权问题是互不相容的。对许多遭受这种不相容性的后果的人来说，当人权受到侵犯的时候，来自中心、特别是那个资本主义主要中心国家的人道的同情表示都是一种巨大的安慰。如果带有某种想象力，带有某起虔诚的期待，还可能会从中吞到对外围的态度、甚至是对外围要求进行彻底改造的态度发生根本性转变的迹象。外围要求改造为的是使发展的活力与公正同真正的民主化进程相容并存。民主的说教是至关重要的，但又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当镇压行为在某些情况下有可能恢复跨国公司与特权消费社会之间的和谐结合时，情形更是如此。这正如国际性的驱邪行动不足以消除那些侵犯人权的行为是一样的。  P200 
    这就是经济自由主义的选择。
因此，相反的选择具有诱惑力就不足为奇。不过，从经验来看，人们的困惑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些人曾经指望生产资料由国家集中掌握和经营会导致民主的发展以及民主为个人自由所提供的一切。然而，我们很清楚，这种选择所要求的是与我们这种政治制度和人权很不相同的一种观念。
在由两个超级大国的意识形态竞争刺激起来的这两种如此对立的选择之间，出现了再分配性民主的意识形态辐射。代表这种意识形态的西欧的政党也开始致力于扩散，并支持外围的某些政党。这些政党正致力于恢复法制(在独裁政权统治的情况下)或防止独裁政权的出现。这种民主的国际化趋势，除了其直接意义外，可能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然而，在西欧是完全合理的事情，不一定就完全符合外围现实的需要。摆脱独裁制度，恢复制度的正常状态，从而为一种再分配性的民主开辟道路，但不对体系进行根本性改造，这将意味着在另一次可能出现的政治周期中重新招致危机的发生。体系的改造势在必行，不仅是为了再分配，而首先是为了以比现在大得多的强度进行积累。或者换句话说，是为了深入利用剩余的积累潜力和改变积累的资本的构成。这必须成为一种动态的、合理的收入分配的起点，但并不妨碍采取即刻见效的措施改善下层的状况。既要改造体系，又要对国家进行体制改造。
    需要作出顽强的努力来说服外部世界。但我们必须首先说服我们自已。我们自己应该坚信，有可能通过改造体系使得公正、发展的活力与民主进程的进展和巩固达到和谐共存。
  P201 
第三章   外围资本主义的特性
第一节  模仿性资本主义
    现在可能有人会问我，为什么要提出一种改造理论?中心的 资本主义发展不可能在外围重新出现吗?
    这种按中心国家模式发展的固执幻想在几十年以前可能是有 道理的，而现在就不是这样。在那些国家，福利已经扩大到广大居 民群众(尽管也不是全部居民)，民主化进程已蓬勃发展(尽管不是 没有缺陷)。
    我们的模仿性资本主义同发达的、创新的资本主义区别何在 呢?前面我们己力图对此作出解释。现在似乎应该强调一下我们这些国家资本主义的特点。这些特点确实是很重要的。在谈这些问题时难免会有一些重复。
    我们把外围的发展描绘成来自中心的技术、消费方式及其他文化形式、思想、意识形态和制度的辐射和扩散过程。所有这一切是在一个根本不同的社会结构中发生的。这就是各种矛盾的根源。从这些矛盾中产生出外围资本主义巨大的内部缺陷。
    这个模仿性过程是在发达的大国、主要是美国霸权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是在一种其向心性过去和现在始终具有突出影响的资本主义的推动下进行的。这是同发达国家的关系中出现的种种矛盾的根源。这些矛盾加重了外围发展的巨大缺陷。
外围社会结构所体现的特性主要地涉及技术和消费、生产结构的差异、发展程度和民主化、土地占有、剩余的形成以及人口增长。  P202 

第二节  技术与消费
    由于外围社会结构巨大的异质性，技术渗入的成果主要被处于有利地位的阶层所占有。当然，我不否认，在资本主义的历史演进中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况。区别就在于，由于这种占有方式，在外围采用了中心的消费方式。而这种消费方式在中心国家是由于资本积累使得技术日益深入地渗入社会结构的情况下才逐步发展起来的。在外围却正好相反，我们是在积累尚不足以履行吸收劳动力的职能时模仿这些消费形式。由此而出现外围的排斥性。这种
情况又由于中心国家凭借其技术经济优势和霸权地位榨取收入而变得更加严重。应该明白，外围的特性不完全在于模仿中心的消费(这实际上是一个全球性现象)，而是在于这种现象在外围因现行的分配不平等而达到的规模。换句话说，这种特性与模仿的特权性质有关。
这种情况之所以加重，是因为中心的技术进步并不利于更加适合外围条件的技术选择。由此就产生出模仿性发展的最严重的矛盾之一一。这就使得深入地利用剩余的潜力更加成为必要。

第三节  生产结构的差异性
由于先进资本主义的向心性和随之产生的外围工业化的延误，外围的生产结构同中心相比呈现出巨大的差异。
这些差异性也表现在需求方面。在外围，对来自中心的工业品进口需求以较快的速度增长，而其向中心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除了某些例外情况，却以相对缓慢的速度增长。P203
由此产生出外围发展固有的外部瓶颈趋势。在中心发生的情况完全相反。这些差异的后果是重要的。
实际上，中心国家从外围进口越多，外围也就越是增加从中心国家的进口。反过来就不一样:外围进口工业品的自主增长不可能引起中心国家对初级产品购买的相应增长。
    为了克服外部瓶颈趋势这个外围发展的明显特征，外围在只能出口初级产品而不能出口制成品的情况下实行替代进口。外围为实现某些产品的自给需要这样做，而这些产品或因自然资源的限制、或因技术和经济劣势而生产成本较高。
然而，先进资本主义的向心性及保护主义阻碍着外围不能按自身发展所需要的程度去做。
中心国家的这种态度常常由于外围国家的错误而加剧，使双方都不能充分享受国际分工的相互交换、特别是工业品交换的好处。各自的剩余本来可以更大一些。
    外围发展的这一外部限制加上积累不足的内部限制，不仅遏制着发展速度，而且还对生产率成果的国际分配产生重要影响。
    总而言之，对劳动力吸收不足阻碍着农业部门的报酬与技术进步相应增长。而技术进步的成果在未转化成地租的情况下就会通过输出的产品而趋于向国外转移。工业保护是逐步纠正这一现象的因素之一。但是，不论怎样，比价的恶化会限制初级产品的出口。
    这是外围特有的一种现象，因为归根到底它是由先进资本主义的向心性造成的。即便在有的情况下这一现象也出现在中心国家的内部发展之中，但在那T采取了抵消这一现象的措施。尽管如此，人们住往不承认存在着于外围不利的比价恶化趋势。  P204
    在中心国家，民主化进程是在取得了巨大的资本积累之后才得到发展的。而外围的民主化是在积累尚不适应发展的动力要求之前发展起来的;此外，民主化还沿着一种偏重于分配的方向发展，因而也是一种引起冲突的偏向。
    应该提请注意的是，我并不是在为一种不成熟的民主化感到惋惜，而是在强调，如果只着眼于眼前的分配，而抛开不容回避的资本积累的要求，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另一方面，国家服务无节制地扩大的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迫于不同形式的分配压力和对劳动力的虚假吸收。可是，人们不要忘记，往往还有军费开支的强大压力。因此，毫不奇怪，国家开支占产值的比重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经过很长时间才达到的水平。

第五节   土地占有
从另一种观点来看，正如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多次指出的那样，盛行的土地占有制度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发展的一个顽固障碍。在工业中心这一障碍早已消除，取得了有利的社会和技术效果。但是，在外围却不是这样。在这里，工业化是同一种经常遏制技术渗透和生产率的土地占有制度并存的，从而损害发展及其社会效益。这是我们现在要研究的外围发展特性的另一个方面。
在谈论生产结构时，我们曾说到需求的多样化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涉及工业品和高级服务，而不是农业。农业方面的多样化是极其有限的。因此，需求越来越多地转向工业品和高级服务，而  P205  不利于农业。就业也趋向于向多样化的部门转移。结果，农业在生产结构和就业中的比重下降。这种劳动力转移的趋势随着生产率提高而加剧。
    不过，问题还不仅仅如此。尽管消费明显不足，而食品需求却相对疲弱。其原因就在于，倒退性的收入分配和资本积累不足，主要是损害了下层。
    这种情况往往导致生产率增长可能带来的有利结果化为乌有;在农业中不存在能够吸收更多数量的产品的需求。由此而产生的比价恶化趋势又阻碍着生产的增长。
    可见，这是资本主义体系在外围最突出的矛盾之一。不平等的分配使需求的增长转向日益多样化的产品，而不利于象农产品那样多样化程度低、或者很少以至没有多样化的产品。
    如能深入地利用剩余的积累潜力，需求和生产结构将会出现不同的构成形式，而有利于被遗弃的社会阶层。
     然而，并非什么都是需求问题。似乎无须多说，在大地产的集中占优势的情况下，现行的土地占有制度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根据在拉丁美洲普遍发生的情况，从土地获得的大量——其数额因土地面积大而显得过量——租金，使许多土地所有者对技术进步提供的、特别是在提高收成方面的可能性无动于衷。因此，机械化对他们更有吸引力，因为这样就不必把使用生物技术所需要的全部时间花在土地上。
在最近几十年中，这些技术确实以其对生产率的值得称颂的效果得到推广。但是，大土地所有者却反对采用这些技术。他们 看到，他们的地产由于拥有更大的潜在能力而增加了价值。这就出现一个连城市土地也不例外的很重要的事实:除人口增长因素外，土地还因他人劳动而提高价值。  P206
    考虑一下这种情形与实物资本之间的不同，就能更好地理解 农业的情况。实物资本的所有者如果不跟踪技术进步，就不会看 到他拥有的东西增加价值。而是完全相反。因为他最终会被更敏锐的企业家排挤掉。
    如同刚刚说过的那样，拉丁美洲在农业生产率方面似乎有明 显的进展。可是，随着一个重大缺陷被逐步消灭，另一个又在出 现。由于技术进步在农业中的传播，剩余的确增加了;在一定时间 内情形会是这样。但不幸的是，用于特权消费社会的过大的剩余 数量都转向了国外，对资本积累产生消极后果，不利于吸收技术进 步造成的多余劳动力。
此外，农业剩余还反映在土地价值——如允许我用这个术语的话——之中。这就加剧了财富集中的现象。
因此，农业呈现出很独特的特点。如果不采用技术进步，剩余就会比可能获得的要低。而如果采用技术成果并增加了剩余，其积累潜力的一部分又被断送。不论是哪种情况，对吸收劳动力和收入分配造成的后果都是显然不利的
    在采用机械化并带来更多的剩余、而积累的可能性又被浪费的情况下，这些后果还会更加严重。即便机械化符合于严格的节约标准，基于再生产资本的增殖能力，这种浪费也会妨碍雇用失业劳动力和吸收原来生产率低的劳动力。
因此，除积累潜力的浪费之外，还加上人的潜力的浪费，或者是留在农村成为多余劳动力，或者行将加入城市贫民队伍。
这一见解也适用于那些认为在小块农田上不能采用机械化、因而主张大地产的人们。可是，被排挤的人出路何在呢?人们不愿看到节约的反面。此外，还应记住，在小地产以及中等地产上，单位土地的产量通常或者可能高于大地产，特别是当国家的技术行  P207  动有成效的时候更是如此。把至少是一部分劳动力留在农村，直至发展的加速一一体系的改造二二有可能从根木上解决这一严重问题时为止，这从社会角度看是一个有效的办法。

第六节   剩余的无痛消失
    现在我们再把注意力集中到剩余问题上，我们的理论阐述是围绕它来进行的。的确，对剩余的占有不是一种外围现象，而是资本主义的普遍现象;不过，这方面也表现出外围的特性。由于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在这里花一点时间是值得的。
    我们基本上把这一结构性现象解释为，在生产率更高的新技术层次出现之后，仍停留在生产率较低的技术层次中的劳动力的倒退性竞争。
    应该好好考虑一下后果。由于剩余使资本积累成为可能，技术深深地渗入中心国家，在吸收生产率较低的下层劳动力的同时，体系中阻碍劳动力随着生产率增长而相应改善其报酬的倒退性竞争也逐渐自发地减弱。
    因此，随着技术的不同质性逐渐减小，剩余就趋于减少以至最终消失。这就意味着一种发展程度。在这个程度上，所有的劳动力都在高级的技术层次中就业，采用的是在一定时期内出现的最先进的技术。在这种情况下剩余可能已消失，因为除了国家服务的急剧增加对剩余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外，体系中生产率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已被取消。
    不过，还存在另一个重要源泉:由不断的革新引起的生产率增长。
当体系接近于它的同质性时，剩余的无痛消失就会到来。新  P208  古典派经济学家们可能会为那种理想阶段的幻想得到实现而庆幸。这种阶段指的是，企业主之间的竞争将使生产率不断增长的成果通过增加报酬而迅速消失。此外，他们还会指出市场不受限制地发挥作用的有利后果，工会和政治权力已无必要。不过，这种幻想可能是县花一现的，因为剩余的无痛消失将会提出一个严重的积累问题。实际上，体系内没有任何东西能自发地导致劳动力以自己的积累来补偿上层已不能继续提供的积累。
这段题外话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剩余的结构性质及其实质上的动力性质。简而言之，这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历史范畴。
当然，外围由于其结构的巨大异质性和积累潜力的浪费，离这种局面还相当遥远」这种浪费极大地阻碍着对下层相中层劳动力的吸收;他们象无合法地位不样附生在体系上。这是外围特性的另一个构成因素。
如我们在另一地方阐述过的那样，在外围，国家和劳动力对剩余的双重压力将在那种遥远的无痛消失现象到来之前早就把体系引向一个危机阶段。因为这种双重压力使体系的主要动力受到破坏;从而损害积累以及上层的特权消费时，体系就会通过物价上涨作出反应，必然引起螺旋式通货膨胀。螺旋式通货膨胀当然不会带来一种新的积累制度。我不是说中心国家就可以避免这种倾向，只不过在那里这种倾向往往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发生的。

第七节  人口增长的特性
当保护和延长人类寿命的技术成就导致中心国家死亡率下降时，中心国家社会结构的变动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心理效果也有利于出生率的下降。与此同时，同样的技术在外围迅速扩散遇到的  P209  是一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中，高出生率、特别是下层的高出生率成为主要倾向。这就造成了最近四十年中人口异乎寻常的增长。
    这一现象是外围特性的又-，种表现。它往往大大加剧了资木积累不足的问题。这种不足既表现在对劳动力的吸收方面，也反映在劳动力达到生产年龄之前需要进行的投资方面。
第八节  贫困与生产结构前面提出的关于农业问题的考虑。有助于我们理解发展的总体关系中的贫困问题。这是外围特性的另一个方面。农村的贫困以引人注目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被排挤到城市去的社会集团中的贫困现象也是如此。
    在这个贫困问题面前。我们正目睹围绕一项诱人的方案而出现的某种骚动。这一次，方案不是产生于我们这些不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的无实质内容的空泛议论，而是产生于某些北方国家。
我这个判断也许不对。现在，他们从那儿以使徒般的热心建议我们向贫困开战并满足集体的基本需要。他们发现发展中世界的贫困竟如此迟钝;竟向我们论证这一可憎的社会现象也存在于我们这些国家!
很显然，他们对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全然无知。我真不知道。是对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无所知好，还是象人们经常做的那样。把它从未说过的话或从未提过的主张归咎于它好。在中心国家，人们不了解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文章和著作，或者只是从第二手或第三手材料获得了解，而这些第二手或第三手材料不总是因受到启发而产生，倒往往是蔑视我们的思维方式的。从很早以前开始。  P210 
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就一直在指出贫困的持续性，以及提高积累速度的不容回避的必要性，以便用越来越高的生产率和更高的收入解决下层的就业问题。换言之，一直主张实行动态的收入分配，正如我们在其他场合阐述的那样。
    然而，问题在于，那些主张根除贫困的人们通常只是提出自己的方案，而不明确地阐述实施方式。是简单的、直接的再分配吗?不触动体系就能解决社会公正的问题吗?应该明白，社会公正只有在经过长期努力已取得巨大的资本积累能力、而贫困的范围又比较小的国家才可能实现。可是，在外围国家情况是显然不同的不应回避尽可能快地提高积累速度的必要性。但我们己经知道，超出一定的限度，这样做就会同特权消费社会的动力发生矛盾。
    相反，如果指的是一种动态的再分配，如果承认改造体系的必要性，那就应该这么说，而且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但是，似乎指的不是这个。
    不管怎样，主张这种方案的人的聪明才智主要是用来谈论为消除贫困有哪些需要应当得到满足。显然，欣快症已沿着这条慷慨的道路走得很远了，直至列出一个人类基木需要的长长的清单，而不仅仅是与消除贫困有关的需要。
    然而，我承认，有些人由于对实际情况有所了解，已承认改变生产结构的必要性。不过，也没有超出这一点。他们大概想象着这些改变将以某种方式突然出现，特别是如果国家对生产结构承担责任就更是如此。
    不过，我为没能在这里就基本需要写出有说服力的一章而表示歉意。写这章书的那点聪明才智我还是有的;不过，也许因为我的聪明才智有限，我更乐意把它用来批评这个体系并探讨改造它  P211  的可能性。
    请原谅我的某种疑心。有时候我想，那些从中心给外围提供 这类方案的人中，有些人这样做是为了避开国际经济新秩序问题。
    为什么要听外围所有那些扰乱人心的废话而不去直接地反对贫困呢?为此而提供一些资金不是更加容易吗?
    然而，认为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想的那就不对了。有的人真心 诚意地相信这种解决贫困问题的办法。另一些人也没有陷入幻 想，认为只有利用外围的营养不良、疾病相愚昧的形象，才能唤醒 中心国家已经麻木的道德意识。
    请设想一下，光用这种仁慈的魔术，而无须积累更多的资本以便用越来越高的生产率吸收下层劳动力，怎么可以根除贫困。在最好的情况下，可能会暂时纠正体系的排斥趋势，但纠正不了它的冲突趋势。相反，这后一种趋势还可能加剧。
的确，存在一些手中握有另一种魔术的幸运国家，即拥有从可枯竭的自然资源中得来的大量资金。如果不是将这些资金挥霍在特权消费社会之中，而是最大限度地用于积累，就有可能有效地解决贫困问题。剩余中就会有更大的比例可以用来缓解处境不利的社会阶层紧迫的消费压力。然而，正如人们已经看到和证实的弧样，不论是资金短缺还是资金充裕，都往往会搅乱发展的合理性。
要经常记住体系的排斥趋势和冲突趋势之间极为重要的区别。因为体系的危机主要不是来自缺少或没有再分配权力的下层的压力，而是来自已逐步取得越来越大的分享剩余的能力的中层。
显然，如果下层也取得再分配权力，螺旋式通货膨胀的强度就会加大，其后果也将更为严重。
因此，有两个弊端需要解决。这两个弊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容许随意分开。然而，一些人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贫困上，另一  P212  些人则把全部注意力放在螺旋式通货膨胀上;一切都取决于看问题所使用的镜片。这两种人通常都不深入到这些弊端的根源中去。我觉得，如果他们能深入进去，他们就不可能回避必须改造体系这个不可否认的结论。

第九节  特性与改造
    根据我们刚刚作过的简要阐述，探索外围发展新途径的这种 努力是无可非议的。
    我们已经果断地脱离了新古典主义的教导;我们也没有在与 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找到我们这种改造的钥匙。在新古典主义看 来，积累问题可以在市场作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自发地得到解决。而在马克思看来，积累是资本主义发展自发的和自动的结果。可见外围并没有进入他们的知识视野。
然而。由国家有意识地进行积累已经成为正统社会主义实践中最令人关心的问题。这是一种主要以生产资料社会化并由国家经营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这有它的实在性，它符合于建立一个与现实的客观条件相协调的社会主义的主张，而这个现实习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时所设想的现实是不一样的。不过，它赖以建立的政治基础与我们在世界的这一地区所想望的却大不相同。
在外围改造中实在性也是绝对必要的。证因为这样，我们强调现行资本主义的特性。
    无论如何。必须再次防备另一种模仿性幻想。他人的经验有许多可取之处，可以利用它来实现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综合。这一综合可能是外围对其改造的特性作出的回答。
P213
第四章  资本主义在其主要动
力中心的危机
第一节  初步看法
    资本主义当前的危机是很复杂的，比30年代的大萧条更加难以解决。
    我认为，这是由资本主义的活力本身引起的一场危机。资本主义已经越出常规，溢出了自已的渠道，尚未找到如何恢复其正常发展的途径。
    我力图理解这些现象。因为它们除了对中心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外，对外围也有强烈影响。我的解释是从外围出发的，是远距离的观察，可能会出现差错，但我希望不致于超过那些从中心国家无准备地对外围发表见解的人常犯的错误。
在近期的混乱出现以前，在美国生产率已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总产值也达到巨大的规模，其影响遍及世界。然而，这一事实包含着一一种虚假的因素。因为这种生产率的实现，部分地是由于对可耗尽的自然资源采用了掠夺性技术;此外，这些技术还造成了环境的 严重恶化。生物圈的自然资本一直在被消耗着。                 
越来越高的消费、私人投资和国家开支的要求与产值增长相伴随，而在产值的分配中又没有一种协调各方面要求的准则，结果，这些要求超过了产值的增长;超过部分用其他国家的产值来弥补。这一点是通过货币符号来实现的。这些货币符号把国内的通货膨胀扩散到国际上。在这方面还要加上石油涨价的后果。
纠正发展动力中的这一虚假因素需要大量投资。尽管这些投  P214  资在生态和社会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不会导致生产率的新增长。因此，平均生产率将会下降。   
这种下降与原来因体系的机体演变以及某些投资所引起的下重合到一起。这里所说的某些投资(因其性质和数量)连同其他一些因素也一直在压低生产率。
    体系面临着这样一种现实:不断繁荣的幻想己经消失，美元无限威力的幻梦也己破灭。
    体系具有巨大的生命力，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必须有一过渡时期(眼下还看不到尽头)，以便进行一些大的调整来克服混乱。
必须重新确定技术的发展方向和资本积累的方间。但是，在生产率下降的情况下，积累资本给资本主义的发展提出一个新的、困难的问题。如果同时还得消除通货膨胀，这个问题就更加严重。
    对一个习惯于不断发展的国家来说，降低消费速度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看来人们尚来明确地意识到由现实强加的这一要求。
    问题还不仅仅如此。我~直在怀疑，现行的积累和分配机制是否适合于解决那些问题。既然在那些问题中已经表现出体系演变中的某些混乱，就更加重了我的怀疑。
现在我们来阐述一下刚才如此扼要地提出的看法。

第二节   以损害生物圈为代价的高生产率
    对于中心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现在有可能比以前看得更清  P215  楚。到不久前为止的最近几十年的巨大发展，不只是令人瞩目的技术进步的结果，而且也是对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资源不合理开发的结果。
    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中心国家、特别是美国在世界经济的外围所拥有的统治权力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石油出口国缺乏力量来抵消那种霸权的后果，虽然很久以前它们就已明确认识到这种可枯竭的资源正在被挥霍。任何制止这种过度开发的努力都会遭到强烈反对。只有当国际局势使它们有可能获得力量并对付中心国家的权势时，它们才能协调地限制生产的增长。
    略加考虑就可看到，由于新技术的采用和石油企业的利润刺激造成的能源开发的不合理性已扩散到整个体系。石油的低成本对技术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把技术研究引向了极端滥用这种可枯竭的财富及其他自然资源的形式。所有这一切是由技术的不断增长的生产率成果因先进资本主义的向心性而造成的不平等分配刺激起来的。
     但是，问题还不仅仅如此。直到最近，技术研究并没有注意技术对环境的不利后果。技术的矛盾现象就在于:它使生产率不断增长而对人类福利作出巨大贡献，与此同时，它又对生物圈带来严重后果。
     哲学家私人文学家们很早以来就一直关注技术的社会心理后果，而经济学家们通常不愿意将技术的矛盾现象列入对发展现象的解释中去。他们把它看作是外源因素，如同现实中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一样。他们关心的是其理论特有的纯洁性，因此，反对把上述因素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列入到发展的动力中去。  P216 

第三节   与产值增长不相容的要求
    我们说过，在资本主义的主要动力中心，尽管产值迅速增长，但仍不能满足为取得更多的产值份额而相互竞争着的各种要求。
这指的是不断增长的本国和外国投资规模，对私人消费的巨大刺激和国家服务的明显扩大，其中包括社会服务和军事开支。  
    国家开支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膨胀性的。由于可以理解的政治原因，国家总是拒绝增加税收，只好求助于货币扩张来弥补财政赤字。然而，如果这样做的话，其后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货膨胀性的。实际上，如果税收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落到劳动力头上，劳动力就会通过增加报酬求得补偿而损害经济剩余，还会引起物价上涨。无论怎样，如果税收直接向剩余征取，其后果将会损害资本积累。"
用膨胀通货的办法筹资填补赤字引起了物价上涨;继而调整报酬又大大加剧了原来已在缓慢发展着的螺旋式通货膨胀。此外，又加上由能源危机和环境保护引起的新的通货膨胀推动力。
不过，由于需求的膨胀性增长中的一部分可以通过增加进口 来满足，上述种种压力便得以缓解。如同已经说过的那样，这是依 靠其他国家的总产值来解决问题。这一情况因石油进口增加及其 大量提价而加剧。与通货膨胀相伴生的收入递减分配对这一情况 的严重程度产生了重大影响。实际上，因通货膨胀受益的社会集 团的需求所偏好的那些产品进口急剧增加，主要是损害了再分配 和自卫能力弱小的社会集团的消费。
    这种超过出口和其他外来资金的进口增长是美国国际收支长 期逆差的最重要因素。除此之外，还加上跨国公司在不能用自己  P217  在国外的利润加以弥补的情况下在国外进行投资。
    换一种方式来表述就是:国家开支的扩大不是以牺牲消费受损害的社会集团的消费除外    来弥补，而是重叠在消费和私人投资之上。由此引起的需求超过国内生产的部分则向外溢
出，用进口来满足。

第四节  生产率约有机下降
    为了理解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深入阶段发生的生产率下降现象，应该考虑引起生产率增长的两个事实:一方面是不断被体系所吸收的技术革新，另一方面，由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问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所引起的生产率增长。
    随着在实物和人才培养方面资本积累的增长，以低生产率就业的劳动力的比例不断下降。换言之，存在着一种技术和生产率同质化的趋势;它对收入具有重要影响。
    那么，随着这种趋势的出现，如果不通过不断的技术革新来提高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体系的平均生产率将会下降。必须提高生产率速度以弥补技术同质化的影响。
不过，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正如在别的地方解释过的那样，出两生产资本积累引起的生产率增长，刺激着商品和服务通过非再生产资本积累而不断多样化。这指的是这样一类技术，它们虽然不提高生产率，但可以改善产品的效益和性能，以适应新的需要或社会等级的考虑以及奢侈性消费。
这类技术以及相应的积累，无疑是同提高生产率的技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但随着这种情况的出现，非再生产资本的比例就逐渐增加，再生产资本的比例相应下降。这是体系的生物演化  P218  的一种必然结果:通过不断增加同样的商品和服务的拥有量来提高生产率是没有意义的。但是，这显然会降低生产率速度。
    因此，平均生产率速度既由于技术同质化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而下降，也由于如此转移的劳动力比例日益增多、并随着相应的资本积累转向满足对商品与服务多样化日趋强烈的需求倾向而下降。
    经常有人认为，平均生产率下降是由于同商品相比高级服务的比例不断上升的缘故。这一看法是正确的，但还不足以解释这种现象。因为正如刚刚看到的那样，同提高生产率的资本相比，用于日益先进的产品多样化的资本比例也在上升。
    前面说过，多样化是体系的生产率不断增长的结果;但是，生产率成果的分配也具有重大影响。因此，从分配中得益的社会阶层比受损害的社会阶层更强烈地倾向于增加对多样化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而后者的需求却集中在不太多样化的产品上。这一现象由于通货膨胀的倒退作用而加重，并加剧了体系的平均生产率下降。
最后，对这一切还应补充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用于生产军备的资本积累。显然，这种积累也引起平均生产率的下降，尽管不应忘记，军备技术的革新对体系的其他革新产生了重要影响。
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方面谈得较多(虽然是以比较概略的形式)，是因为它对于理解生产率下降对经济剩余——体系的关键动力所在——的影响有重大意义，同时对于了解危机一二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的主要中心——所要求的重大调整的复杂性有着重大意义。  P219 

第五节  剩余和生产率下降
    在考察外围资本主义的时候，我们曾赋予剩余的结构性现象以极大的重要性。这种现象也出现于中心国家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之中。不过，在中心国家，前面指出的那种同质化趋势，在不能用连续不断的革新增加生产率速度的情况下，逐渐地减少着剩余。
这种趋势越是强烈，在低技术中就业的劳动力此例就越是减少，劳动力改善其报酬的自发能力就越是加强。
    与此同时，他们的工会和政治权力也逐步发展，从而使他们对剩余的压力日益加大。同样，国家服务的迅速发展也直接或间接地对剩余施加压力。因此，剩余受制于两种对立的运动。一方面是生产率的新的增长，另一方面是国家和劳动力的上述双重压力。在体系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调节这种双重压力。
    有鉴于此，体系的演进就会达到一个由这种双重压力削弱剩余的动力作用的阶段。因为这种双重压力是在损害资木积累的条件下实现的。或迟或早，企业会提高价格，以恢复剩余的增长，或者说，恢复其利润的增长，如果允许我对一种复杂的现象作如此简要的介绍时把利润与剩余等同看待的话。
    如同在中心国家已经发生的那样，当劳动力拥有强大的工会和政治权力时，价格增长之后紧接着会出现报酬的增长。这就是螺旋式通货膨胀的含义。
我倾向于认为，在财政赤字达到巨大规模之前，在美国缓慢发展着的螺旋式通货膨胀就是由这些现象造成的。
在谈及上面的问题时，我们宁愿放弃论证的严谨性，而不愿使论证简单化。  P220

第六节  危机的要求，积累与分配制度
一切都表明，主要中心国家以及其他中心国家平均生产率和产值的增长速度将继续明显地低于高速增长的年代。在实行了体系所要求的重大调整之后，将会有一个过渡时期，对其持续时间的长短尚不能贸然发表意见。然而，可能会发生重大的技术革新或最近的技术革新得到充分利用。这将重新提高生产率速度而不再包含我一开始指出的那些虚假因素。
    不过，逐渐消除这些虚假因素将需要大量的投资。因为一种新型的能源积累和环境保护所占的比例同再生产积累相比将会上升。虽攀这是一种极其重要的积累，但它不会立即增加体系的平均生产率;相反，它将加剧平均生产率速度釉总产值增长速度的下降。
    让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些事实的影响。产值增长速度的下降将不可避免地迫使消费速度相应下降。如果不是降低消费速度而是压缩积累速度，将会使以后的产值下降更为剧烈。
这种对消费的不利影响提出了一个社会和政治难题。这些调整将影响哪些社会集团?体系拥有哪些机制来进行调整。
首先请记住，那些与生物圈有关的投资意味着单位产品成本的提高;企业必定会把它转移到价格上。在石油问题上，因进口提价而价格立即上涨。类似的提价将从各种新能源更高得多的成本中逐步反映出来。
    鉴于劳动力拥有的权力，报酬的增长势在必行。随之而来的是企业力图通过再度提价来保护其剩余。有什么办法能避免这种情况呢?  P221 
螺旋式通货膨胀实际上是权力对抗的结果。货币政策只能缓和这种对抗，如果货币紧缩对就业产生的不利后果削弱了劳动力的工会和政治权力、以及市场作用导致工资下降的话。美国的情况看来不是这样，在那里尽管存在着失业，劳动力的工会和政治权力仍然力图用增加报酬来抵消物价的上涨。不仅如此，如果除石油的影响外，还有其他导致物价上涨的因素起作用，其中包括失业补贴及其他财政开支的通货膨胀后果，报酬势必趋于增加。这是新的滞胀现象，是权力关系中发生的变化的明显征兆。
如果劳动力不用增加报酬来补偿物价上涨的话，这个问题有可能暂时得到解决。那些主张某种社会协议的人所建议的就是这个。然而，应该考虑一下这意味着什么。这样牺牲收入和随之而来的压缩消费为的是使受益的社会阶层得以继续增加自弓的消费和积累。难道可以认为这是一种持久的解决办法吗?
当然，如果劳动力用自己的积累来补偿这些不利后果，积累过程将会继续下去;知果国家能起这种补偿作用的话，情形也会如此。但是，体系显然不是这样运转的。

    从这些解释中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值得加以强调的结论。在上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力居于主导地位、不存在较有分量的抵消力这样一种社会结构中，剩余的获取和留存机制从合理性方面来说是适应于体系的动力要求。但是，当着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动，劳动力的工会和政治权力得到发展和巩固，国家的服务大大扩展的时候，上述机制就不再是合理的了。
此外，这些机制看来并不具备条件来使得企业通过压缩剩余将更高的生产成本加以吸收，因为根据我们在另一地方讲过的，体系的动力关键正存在于剩余之中。的确，由于主要是在上层的、掌握这个关键的人们的政治权力，剩余就成了一个非常敏感、也非常  P222 
重要的关键。
我不可能用数量来表示这——复杂问题的规模。也许同美国个人的高消费水平相比不会不成比例；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消费社会已经扩展到整个社会结构。尽管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已经获得了明显的推动力。然而，这种推动力将不可能保持下去，至少在一个非常困难的过渡时期是这样。
困难不只是由正在起作用的外部因素造成的，因为由那种于消费社会造成的安乐和国家开支的巨大规模之所以能够实现，不仅仅是由于生产率迅速提高(后来已明显下降)，而且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也是依靠了其他国家的生产。这同现在正在消散的巨大幻想之——美元的实力——是联系在一起的。现在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第七节  关于美元实力的思考
    资本主义主要动力中心的危机也是美国金融活动达到顶点后的一场危机。其引人注目的表现是美元价值的下跌。美元作国际货币使用对美国既意味着一种巨大的好处，也意味着一种重大的责任。
这是主宰权的巨大好处，也就是说，根据布雷顿森林体制从创造自己的货币符号以满足世界贸易的发展中产生的特权。
这种巨大的好处也包含着一种明确的责任，即除了着眼于国内之外，还得以明确的国际观念来调节这些货币符号的创造。
在主要由财政赤字引起的通货膨胀发生之前，这种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效地履行。但是，财政赤字终于打乱了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石油涨价的影响又火上加油。如前面已说到的，主宰  P223  权则变为世界产值的一部分向美国转移。
    人们早就注意到把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使用的严重后果。耶鲁大学著名教授罗伯特·特里芬曾以令人钦佩的坚定态度提出了警告。
    当时，美元具有无限实力的幻想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或许这种幻想对采用国内扩张来弥补越南战争的巨大开支起了促进作用。这些开支同约翰逊总统的"大社会”的大量社会开支交织在一起。这场明显地不得人心的战争使利用贷款或税收提供资金变得困难。为什么要打仗?的确，如果不使战争的全部开支都落到国内消费上，创造美元可以无偿地获得世界其他地区的一部分产值。
    因此，在美国以外美元严重泛滥。于是，人们开始谈论大量国际流动资金。实际上这是一种不会减轻这一一现象严重后果的委婉言词。
    但是，问题还不止如此。因为这样流动的美元在欧洲美元市场上引起了通货膨胀的后果。实际上，处于顺差地位的国家的美元存款被用来专门向其他国家放贷，结果在原有存款之外又增加了新存款。这种情况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这些交易好象同一个国家内部在中央银行创造的货币增加之后发生的情况相类似。但是，有一个重大的区别。因为各国中央银行拥有调节初创货币增殖作用的手段，而在欧洲美元市场却不存在这样的调节机制。
于是，出现了一种地地道道的货币脱轨。它除了造成上面提  P224  到的后果外，还使各国国内的货币政策失效。
    然而，应该承认，在欧洲美元市场上并非一切都是消极的;欧洲美元在对付由石油突然涨价引起的外部不平衡方面起了有益的作用。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应付如此非同寻常的大规模需要没有准备，受影响的国家可以在欧洲美元市场上获得资助。这些国家因而可以避免对维持各自经济活动的其他基本产品的进口实行限制。
    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利用了这方面的便利条件。这些国家的军事开支占了总产值的一个相当大的比例。在苏联，这、-比例估计为12%至13%，或者说接近于美国这一比例的两倍。这显然同增加居民消费的极其普遍的愿望和必要的投资是不相容的。因此，这些国家便求助于欧洲美元市场。
不可思议的是，主要由美国的军事开支引起的通货膨胀，却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社会主义世界的资金供应。
无论怎样，美国还是继续向世界抛出美元，以对付因石油涨价引起的外部不平衡的加剧。这种偏好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要是求助于欧洲美元市场，它就必须象其他债务国那样支付贷款利息。
从另一角度来看，美国坚持要顺差国家增加从美国的进口，以利于纠正美国的逆差。要使这种情况付诸实现，顺差国家就得在其货币储备增加的基础上扩张信贷，这可能加重外来的通货膨胀的后果。因此，宁愿实行一项谨慎的货币政策，这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不是这样做的话，拥有顺差的国家就可能将以前从美国流出的美元还回美国。然而，证如这些美元流出时将通货膨胀压力向外扩散而减轻国内通货膨胀压力一样，当这些美元现在变为进口需求时，就可能进一步加剧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由此可以证实一个非常古老的真理:除了避免通货膨胀之外，没有别的办法纠正  P225  由财政赤字引起的通货膨胀后果。
     刚才谈到，顺差国家选择了货币紧缩政策。美国为抑制通货膨胀也必须采取这种政策。在两种情况下都会牺牲本来可以取得的产值增长。这就是用膨胀通货的办法弥补财政赤字而产生的适得其反的动态后果:加剧了对正在缩小的产值的影响程度!
不管怎样，美国通货膨胀的加剧不仅日益加大了国内的螺旋试通货膨胀，而且在外部引起了石油的螺旋式膨胀，这是肯定无疑的。当然，在石油价格的最初上涨中，原来已在发展的通货膨胀施加了影响。而油价的上涨又不断加剧了这种通货膨胀以及美元国际价值的恶化。这样一来，油价重新受到损害，石油输出国拥有的大量美元的价值也受到损害。这种情况导致石油输出国再度提高油价，这是人所共知的。这就证明，如同劳动力对通货膨胀的不利后果谋求补偿的能力推动了国内的螺旋式通货膨胀一样，产油国获得的权力也使它们能够得到补偿，推动了国际的螺旋式通货膨胀。

第五章  中心的危机对外围的影响
第一节  外围与中心的联系
    在谈及本章的主要内容之前，有必要重提一下外围发展的内部现象及与中心国家的关系之间相互联系的某些方面。
    我们一直坚持认为，模仿先进的消费方式对资木积累、因而也对吸收劳动力产生着不利的影响。要有效地发挥这种吸收作用并纠正体系的排斥趋势，必须有更大强度的积累。因此，特权消费社会对发展构成了一种巨大的内部制约。 P226 
    除这种内部制约之外，还有外部的制约，它归根到底是从资本主义的向心性产生出来的。实际上，由于这种向心性在生产结构方面带来的延误，外围在适应发展过程中发生的需求变化方面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实际上，需求不断地趋于多样化。而外围的经济和技术劣势给这些变化设置了一个严重障碍。因为外围必须从中心国家进口有关产品或生产资料。随着这种情况的发生，在中心国家又出现了加强多样化的新的技术进步。这是一个具有巨大活力的过程。
    然而，这不是唯一的障碍。还存在着因没有或缺少自然资源而强加的限制。最典型的例子是食品和能源。
    因此，外围国家为了满足这些不同的需求，必须增加向中心国家的出口。由于一般说来，面向中心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除了某些例外——都趋于缓慢增长，外围必须发展自己的工业品出口。
    这是我们在前几章中阐述的论点。我们也解释了先进资本主义的向心性如何不欢迎外围的工业品出口，就像以前不赞成工业化一样。
工业化赖以获得推动力的外部条件迫使实行替代进口。替代进口尽管有其缺陷，但它所取得的总产值增长速度比主要来自初级产品出口的进口能力的增长速度要高得多。
但是，替代政策不可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它只是发展的一个阶段，是在比较简单的产品方面获得工业能力;而一旦涉及技术更加复杂的产品，困难和成本就会增加。
    当中心国家漫长的繁荣年代——结束于70年代前半朔到来时，拉丁美洲简易替代的可能性已形将耗尽。当时初级产品出口及其价格增长，一项及时的促进制成品出口的政策也获得了  P227  非常有利的结果。
这种出口能力的显现及其带来的种种积极效果，使人们忽视 了交换问题的真实性质。因为人们忘记了外部不平衡的固有趋 势，否认替代进口的适宜性，一味地强调出口制成品，以利用想象中的中心国家的广泛接受能力。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市场规律的左右和跨国公司的推动下发生的。
    中心国家当前的危机迫使人们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在石油提价之前就可以看出，中心国家并不准备向拉丁美洲外围所要输出的制成品果断地打开大门，以便拉丁美洲保持己达到的增长速度。至于提高增长速度和进一步促进对劳动力的吸收就更谈不上了。
    这种考虑促使我们再度强调外围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和它对特权消费社会带有的刺激。一方面，特权消费社会的发展使得由体系的生产率不断增长所形成的资本积累潜力不能充分利用。另一方面，倾向于增加必要的进口以实现越来越先进的产品的替代，而这些先进产品又远远不如那些适应中心国家新的多样化形式的产品。由于出口不能相应地增长，外部不平衡的趋势便再度出现，特别是由于跨国公司对收入的榨取而使这种趋势更形加剧。
这就是对那些在工业化进程中行进得较快的国家研发生的情况的概略描述。

第二节  外部瓶颈趋势
    这些现象是发展所固有的呢，还是仅仅是特权消费社会后果的表现呢?
这个问题的提出具有重大意义。毫无疑问，分配的巨大差异加强了受益阶层需求多样化的倾向。但这并不是说，收入的动态  P228  再分配就必然会削弱外部不平衡的趋势。对现在受益的那些阶层来说，对进口品的需求速度无疑将下降。但是，当就业和收入增加时，对进口品的需求，或在国内生产这些产品所需的原材料的需求将会增加，以满足广大劳动群众的需要，其中特别是食品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属于基本需要的其他产品。当这种需求必须用进口来满足的时候，上层消费的压缩将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通过再分配来补偿。
    这是一个尚未充分探索的问题。特别是对食品和其他基本产品需求最初的急剧增长不会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因为这类产品的购买超过一定限度以后就会出现新的需要，这些需要越是多样化。生产率和收入就越增长。
    还应记住，尽管多样化趋势减弱，技术不太先进的产品需求增加，但仍然需要进口为加速发展所要求的资本货物和其他生产资料。
    在能源进口方面我们不可能说出什么结论性的观点。受益的社会阶层对能源的浪费是很明显的。但是，我们不可能说出用直接措施和收入再分配措施消除这一因素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补偿电更高的增长速度所引起的能源消耗的增长。
    我倾向于认为，发展速度越是提高，外部不平衡的趋势将继续下去。不过，我也准备接受相反的证据。不仅如此，我还会为此而感到高兴，因为这将减少我们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因此，继续增加工业品和农工产品出口的必要性是不容回避的。毋庸置疑，中心国家当前的危机是一个巨大的障碍，但也有助于消除对贸易开放主义的信仰。然而，在危机以前，对开放趋势继续下去抱有希望也不无道理。
    事实上，已经出现了一个值得一提的重要事实。在世界性大  P229  萧条期间，美国曾剧烈降低其进口系数，从而加剧了早已开始的一种倾向。但在于七十年代前期结束的繁荣时期，进口系数又逐渐上升，以至达到对美国来说是非常之高的数字。然而，值得怀疑的是，这是一种对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对外围有利的结构性现象呢，还是通货膨胀的后果?这是一
种通货膨胀，最初是温和的，后来其强度就达到令人担忧的程度。

第三节   中心国家的开放主义
    我已经说过，通货膨胀可能使得需求超过总产值，超过部分用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来满足;假如美元不起国际货币的作用，这 种奇特的现象也许就不会发生。
    不管怎样，哪果通货膨胀继续下去并向世界其他地区扩散，其后果将是很不利的，将会抵消这类开放主义令人鼓舞的影响。
    因而，很难想象一种开放主义倾向会在一个必须经历的无限期的过渡时期中占居优势，而这个过渡时期将一直延续到先进资本主义的危机被克服为止。事实上，开放主义似乎同总产值增长速度的剧烈减弱并不相容。我在另一部分中曾试图说明在美国导致资本积累削弱的一些因素。即便用牺牲消费的办法得以抵消这些因素，积累的很大一部分也必须用于能源和环境保护。这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但无助于生产率的增长。而新的技术进步不知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引起生产率的补偿性增长。
总产值增长速度的减弱及其随货币政策的变化而波动，向外围的非石油出口国提出了一个严重问题。这些国家在国际收支中一般都存在相当大的逆差，这是石油价格上涨和来自中心国家的进口价格上涨相结合的结果。尽管发展速度明显下降，但还是发  P230  生了这种逆差。如果不是在欧洲美元市场上获取资金，下降幅度还会更大。
    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为保持出口、主要是制成品出口业已达到的增长速度而正在进行的紧张努力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如此，这些出口同所面临的外部不平衡的规模相比是远远不够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指望得到中心国家的合作呢？中心国家失业在增长，不愿意接受来自外围更多的进口是显而易见的。只要过去的增长势头没有得到恢复，至少是部分地恢复，就难以相信这种情况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无论怎样，应当从动态的前景来看待这个问题。大大地减少目前的不平衡是很重要的，然而还是不够的，因为还必须提高发展速度;现在的发展速度普遍不足以吸收增加的劳动力。我说的是劳动力的增长，而不是下层收入低微的劳动力;下层的失业通常是严重的。
结论是无可回避的。虽然消除目前的外部不平衡是很重要的，但这决不能成为一项发展政策的主要目标。甚至也不能成为一个阶段的主要目标。那么，应该怎样推动发展呢?如果中心国家的前景不利于同外围的贸易，为什么还要继续浪费相互贸易的巨大潜力呢?在我们外围国家之间的贸易才略有一点自由化的情况下，老是强调同中心国家的贸易自由化难道合乎情理吗?

第四节  外围内部的相互交换
    我想再次强调我对通过相互交换实现合理的产业分工所赋予的决定性意义。我坚持认为，我们不能企图把发展所要求的全部制成品出口都销往中心国家。我想简要地阐述一下我的理由。  P231 
    仔细看看就知道，中心国家的大量工业交换不是以工业部门 的专业化为基础，而是在技术进步的强大影响下以工业部门的产品专业化为基础。换一种方式说，工业化进程是以工业一体化为-特点的，这就是说，是极广泛的部门的结合，连农业生产也没有排除在外。在我看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心国家准备从它们的生产体系中拆除某些部分，以便让外围能够增加出口。出路不在于此，而在于产品的专业化。
    外围国家随着在工业化方面取得进展，也谋求两部的一体化。继直接消费品工业之后出现了耐用消费品工业，后来又出现了第一批中间产品和资本货工业。而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市场的扩大和成本的相应下降，产品的专业化必然成为交换的目标。
    假如中心国家放弃一些重要的工业部门而从外围进口，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越是以这种方式扩大出口以便进口先进工业部门的产品，我们就越不可能接近内部一体化的目标。
    因此，我重中我的信念，在我们同中心国家的关系中，随着巨大的技术差距逐渐缩少，我们应该把着重点放在日益先进的产品的专业化上。
    在这方面，相互贸易的可能性、或者说共同替代进口的可能性是巨大的，特别是在地区范围内以及在外围的世界范围内是如此。相互贸易是用来鼓励而不是瓦解内部的一体化。
不幸的是，拉丁美洲各国政府总的来说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不赞成大力推动相互贸易。不仅如此，在某些情况下还出现了后退，尽管也确实没有得到中心国家的支持。中心国家的态度一直是让  P232  人无所适从的。当我回顾我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工作的那个期间时，我就不得不提到中心国家的消极态度j它们既没有真证实现它们同外围贸易的自由化，也没有表现出支持外围内部相互贸易措施的兴趣。它们受眼前利益所驱使，认为这将对它们的出口产生不利影响。这种消极态度与最初对替代进口所表示的态度是一样的。
我之所以谈到这一点，不是为了指责，而是为了强调这些态度的根本转变在今后几年中以及对未来可能具有的意义。

第五节  一项应急计划
    如果说中心国家由于面临危机而不能以人们历来指望的广度进行合作，以解决外围发展所遇到的严重困难，那么这决不意味着它们不能积极参与一项具有巨大活力意义的应急计划。从有可能缓和双方危机的角度来说，它是应急计划;但同时也可以成为在国际合作方面一项长期政策的开端。
    石油的过剩资金将可以在这一计划中起重要的作用。很清楚，拥有这些资金的国家关心的是保持资金的实际价值，因此想方设法把流动资金投放到欧洲美元市场或在发达国家投资，或者进行诸如购置不动产等其他投资。不动产的价值是随着通货膨胀而上升的。仍然没有能够把这些资金越来越多地引导到外围发展的活动中来。尽管存在着巨大的可能性，但变为现实的部分却比较小。利用这些可能性需要产油国、发达国家相外围国家的一致行动。这指的是把资金投入到外围国家的发展计划中去，这些资金最终还将用于从中心国家进口资本货和其他生产资料。对中心国家来说，这是一种资金的三角回流，使它们能够用出口的增长来支付越  P233  来越大的一部分石油进口。
    怎样回答产油国对其投资安全所存在的合乎情理的关心呢? 世界银行试图吸引这些资金，但有一些限制，其中一条规定了资本与贷款数量之间的一定比例。投票制度也构成了一种障碍。不过，如果主要中心国家的政府决定支持一项富有活力的投资政策的话，这些障碍不是不可逾越的。
    勃兰特报告也考虑了这个问题，并建议成立一个新的世界金融组织，提供资金的产油国将在该组织中占有适当的分量。这不是同现存的机构竞争，而是向这些机构供应资金。
    另一方面，必须保护这些投资，使之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这一点很难公正地解决，但不是不能解决。因为发展中国家不仅在石油方面，而且在来自中心国家的进口方面必须支付更高的价格，而它们自己的出口价格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调整，特别是在需求遭受危机影响的时候。                           
    哪些是优先的投资领域呢?大家都同意以能源和"食品为优先。在其他也应成为高度优先的项目上意见就不一致。我指的是有助于非石油出口国的外围国家通过相互交换纠正外部不平衡的那些投资。在这方面很少获得进展。我在另一地方说过，中心国家的繁荣不曾给这种政策以鼓励。而现在，危机同样也不利于这种政策。这既是因为存在着寻求近期解决办法这样一种很可以理解的偏向，也因为需要动员大量的资金。
    像上面提到的这样一个三方合作计划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对于形成一批把技术、资金、市场以及企业和政府的主动性结合在一起的多由公司将是一种巨大的机会。
    然而，这一切都需要时间。而与此同时，受石油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变得难以维持。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己向  P234  美洲国家提供了优惠条件。应该尽快地将这类措施扩展到情况更严重的国家，直至它们能够充分地增加自己的出口为止。总之，所有发展中国家进口石油的比例只占15%左右。
由于显而易见的理由，我把着重点放在石油资金上。但是。中心国家也必须用它们自已的资金在那些新的多国公司里作出贡献。这样做对它们有利。同样，非石油出口国的外围国家也应该这样做。我指的当然是拉丁美洲外围，它是本书讨论的主要范围，它们必须彻底地运用自己的积累潜力。在本书的末尾，在有关体系改造必须寻求的各种基本目标中，我将谈到这一目标。不过，这些思想要付诸实行还将需要时日，而采取诸如征收开支累进税等措施可能对积累将是一个强有力的鼓励。

与中心国家脱钩
    我在书中对中心国家的一再提及，促使我简要地评论一下与中心国家脱钩的论点。如果这一论点指的是事实，即指的是中心国家在其同外围的关索中的消极态度造成的令人遗憾的后果，那我会完全赞同。但是，如果从证明这些事实而转向宣扬同中心国家脱钩来促进外围的发展，那我将不会赞成。
我们应以某种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资本主义的向心性将外围排斥于工业化之外，这并不意味着向中心国家出口就不具有重大的活力意义。在出口量很大的情况下，出口便成为对尔后的工业化进程很有利的一个起点。正因为有这些出口，才能进口工业化所必需的物资。
    问题就在于，进口能力未能扩大，是由于中心国家拒绝给来自外自的进口提供便利，由于一部分进口能力被特权消费社会浪费了，以及中国家对收入的榨取。这种榨取往往大大超出了中心  P235  国家对我们这些国家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外围必须加倍努力来扩大进口能力，而不是同中心国家脱钩。
这种进口能力的扩大无论是中心国家还是外围国家都是至为关心的。不过，在任何情况下外围国家都必须合理地利用它们所能获得的进口能力。这种能力越是扩大，双方的生产率速度和发展速度就越能提高。相互贸易的目标也会更好地实现。
    换句话说，我不认为脱钩是合适的，也不认为这样做是可行的，而是认为，必须更好地利用这种联系，并作出努力以逐步克服依附关系。
    谈到依附关系，人们也经常谈论技术上脱钩的问题。如果把它理解为不要中心国家的技术并创造自己的技术，这将是一种新的幻想。外围拥有无可比拟的特权(必须坦率地承认这一点)，可以获得中心国家经历了很长时间才得到的技术。问题在于利用好这些技术，使之适应于外围的条件，并把它作为自己进行革新的起点。同时，也在于改善获取技术的条件。除此之外，还在于合理地使用再生产技术所带来的资本积累潜力。
    最后，如果把脱钩理解为打破双方的意识形态依附，并寻找可靠的发展形式，那我将是再赞同不过的。

第五部分   经济自由主
义的新古典理论
第一章   新古典理论和国内发展
第一节  新古典派的失望
    我在这木书中试图探索解释外围资本主义的新路子。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不遵循新古典派的教诲去考察这一现象呢?如果不考虑根本性的改造，解决办法不就是坚定地遵循这些教诲、让市场力量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发挥作用，以实现生产资源更有效地配置和产值的合理分配吗?
正如我一再表明的那样，我原是一个信念很深的新古典主义者。我过去相信、现在仍然相信合理竞争的好处，相信市场的技术效益，也相信市场的巨大政治意义。但是，外围资本主义与这一切是格格不入的。对现实的观察使我相信，这些理论不可能使我说明、更不可能解决从外围资本主义运转中产生出来的这些重大问题。
我曾进行了很大的努力来摆脱这些理论，并通过独立思考来解释外围发展的种种现象;当我试图这样做的时候，我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并且现在继续遇到阻力。
    新古典派力图把古典派先驱者们的思想精髓系统化并赋予逻辑的连贯性。因而提出了他们关于经济均衡和参与经济活动的各种因素相互依存的伟大理论观点。
    证如我有时候回想到的，在我年轻的时代，我曾被这些理论的精确性和数学的高雅所吸引。也被它的说服力所吸引。这些理论  P237  的确证明经济力量在没有任何干扰情况下的自由作用能导致更好地利用生产要素，而对整个集体带来好处。不论是在国际范围内还是在国内发展中都是如此。
    此外，在这些理论中还有一种潜在的道德因素，它无疑增加了这些理论在知识界的声望。
    可是，在其追求严谨性的过程中，在其信徒们对往日被他们称为咬文嚼字的经济学家们所表示的傲慢态度中，这些理论终于从自己的论证中排除了社会和政治现实、文化现实以及不同社会的历史发展等重要因素。
    在他们为学说的纯洁所作的顽强努力中，他们使自己的论证堕入了离开时间和空间以外的真空。如果说，当这些论证提出时好象代表了重要的科学进步，而从资本主义演进的角度来看，这些论证却包含着一种确定无疑的科学谬误，特别是在试图解释外围的现象时更是如此。
然而，不管怎样，这些理论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因素。
受中心国家某些学派教导的一批拉美经济学家迷恋于新古典主义，并力图用这些理论教诲来解释外围发展的实践，这并不使我感到意外。我也理解他们对国家干预的抨击。这类干预不仅没有纠正体系的缺陷。反而常常使这些缺陷变得更加具有扰乱性，并常常导致产生官僚主义恶习。
    如果新古典派经济学家们只限于在太空世界竖立起他们的建筑，而不企图把它当成现实，那么这将是一种值得尊重的智力消遣，有时甚至因为他们位于大洋彼岸的某些杰出的理论阐述者的精湛技巧而值得赞美。但是，如果在这些外围国家中力图抛开我前面说过的社会结构、外围发展的历史性延误、剩余以及外围资本主义的各种特点来解释发展问题，那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因为  P238  在这种情况下，结果会明确地和令人信服地表附，经济的自发作用不会导致平衡。         
    新古典理论的智力生存能力很强，特别是当其逻辑严谨性通过瓦尔拉和帕累托采用的方程体系来表现时更是如此。瓦尔拉和帕累托成为新古典理论进一步演进的起点。现在，当那些健壮的新芽在某些拉美国家出现的时候，有必要记住这一点。
    我确实为我们不能利用那些学说而感到惋惜。让经济力量自发地导致体系的效益和公正，而无须煞费苦心、多方努力去对经济力量施加影响，也许是再好不过的。不仅如此，坦率地说，如果这样做能使我们最终排除发展面临的障碍，我还准备暂时地为某些集体的牺牲进行辩护。
但是，实际并非如此，所以我感到有智力上的必要和道义上的责任来陈述导致我抛弃正统学派的理由。不过，我始终愿意对话，并热切地寻求对话。如果从对话中出现值得我改弦更张的理由，我会毫不犹豫地承认自己偏离了方向，停止争论并修正错误。   
长期以来，使我和新古典理论发生矛盾的那些理由都与收入分配、资本积累以及市场在国内发展和国际交换中的作用有关。虽然我估计(而且是有根据的)，那些理论也远远解释不了中心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现象，但我将只限于谈论外围的问题。这首先是因为我觉得对外围更熟悉，或许还为了不致于在两条战线上同时战斗，当然，这种风险也许是难以避免的。
    现在我们根据外围发展的现实来对新古典理论进行批判性的考察。我准备从总体上考察，这会使我对本书前面说过的内容有所重复。  P239 

第二节  体系及其一般均衡
    首先需要回顾一下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在一个绝对竞争的制度下，放任经济体系自由地和自发地发挥作用;经济体系就会走向一种一般均衡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每种生产要素的报酬由该要素的边际产值所决定，产品的价格由产品的边际效用所决定。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边际产值代表某种要素每增加一个单位时所获得的产值追加量。
    这就意味着，不论生产率如何，专业水平相同的劳动力将获得同样的报酬。要使这情形付诸实现，竞争是至关重要的，既包括雇用劳动力的企业主之间的竞争，也包括渴望找到工作的劳动力成员之间的竞争。竞争是如何在体系走向均衡的运动中起作用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根据新古典主义的论证方法来考察一下动态现象。
    正如在另一地方阐述的那样，由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积累。生产率越来越高的新的技术层次不断出现，从而产生对劳动力的相应需求。劳动力供给来源于在先前的技术层次中就业的劳动力以及达到经济活动年龄后寻找工作的劳动力。
    也有人认为，在外围资本主义中，当劳动力需求由于资本积累不足而相对有限时，劳动力供给相对充足。这不仅是由于在生产率低的技术层次中就业的劳动力比重很大，而且也由于劳动力的增长速度过快。当然，就技术扩散和发展向前迈进所要求的专业程度越来越高的劳动力而言，供给是不充足的
因此，即便新的技术层次的平均生产率与在较低的技术层次就业、缺少熟练技术或没有任何专门技术的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  P240  之间差异再大，报酬的增长也是很有限的。换一种方式说，在低技术层次就业的劳动力边际生产率越低，对专业水平相同、但被高技术层次吸收的劳动力来说，就越难以根据其平均生产率的增加而相应提高其边际生产率和报酬。其原因就在于留在生产率低的技术层次中的劳动力的倒退性竞争以及劳动力的自然增长。
显而易见，随着劳动力需求对专业水平要求越高，供给就越受限制，这种倒退性竞争就逐渐减弱。这样，随着平均生产率增加，劳动力提高其边际生产率的能力就增强。
没有转移给劳动力的生产率增长部分，暂时以利润形式留在企业内。顺便请记住，在新古典主义论证中利润的暂时性与我们论证巾剩余的持续性是有区别的。因此，利润的刺激促使已经获得利润的企业增加生产，同时也推动其他企业起而仿效，采用这类新的技术层次。企业之间的这种竞争必然变成劳动力总需求的增长;在劳动力供给相对充足并妨碍报酬的相应增长时，生产的增长将意味着价格下降，直至边际产值与报酬在均衡位置上相等。于是，利润将消失，而只剩下企业主的报酬。
    这是新古典理论中一个最重要的结论，因为这表明，不论是通 过报酬增长——根据各自按其专业水平在生产中的贡献——还是在报酬未增长情况下通过价格下降，更高的生产率就被转移了，从而把发展的成果扩散到整个集体。
这就可以理解在另一地方说过的话，即在新古典理论中存在一种潜在的公证意识，地租这一特殊现象除外。不管怎样，在地租问题上也可以通过税收实现公正而不扰乱体系的平衡。             
利润的暂时性概念是那种道德观的基本方面，它同企业主工作报酬的概念是有区别的。
  P241 
    在一种竞争制度下，报酬也受到边际生产率原则的制约。根据前面讲过的，当在均衡状态下利润业已消失时，企业主的报酬还存在。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新古典主义者把企业主的职能同生产资料所有权作了明确的、毫不含糊的区别，而不管它们之间在实际上是否有联系。从概念的角度来看，这种区分是很重要的，因为在一般均衡状态下，资本所有者没有利润，只有资本利息。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谈。
这一论证是正确的，但没有涉及剩余现象和权力关系现象。转移，其余部分则逐渐加大总剩余。

第三节  新古典理论和剩余
关于剩余的结构性现象在另一场合已详细分析过，看来不必再谈。回顾一下与新古典派的论证根本不同的几个要点倒似乎是必要的。
    首先，更高的生产率的成果在未同劳动力报酬转移的情况下没有转化成价格的下降。而是以剩余形式留在生产资料所有者手中。
    在外围发展中，尽管生产率不断增长，却没有出现价格下降的趋势。剩余留在产业主手中，并趋于长期为他们所有。这是因为，出于生产过程本身的动力，为增加未来生产所必需的就业增长造成了现时收入的增长，从中又产生出能够吸收生产率增长的需求增长。如不这样。就会象新古典派经济学家们设想的那样，企业之间的竞争将使价格下降。
     伴随生产率增长而出现的需求不断增长，逐渐在体系内汇集在一起并不停地周转。这种增长不会消失。只有一部分向劳动力  P242  转移，其余部分则逐渐加大总剩余。
    从这里可以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剩余的概念同利润的概念是相似的，因为二者都产生于生产率的增长，但是，利润——按新古典派的论证——是趋于消失的，而总剩余则是留存的。
总剩余受制于两种相反的运动。一方面，它因生产率新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它又因劳动力的分享能力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得到改善、以及国家的分享增加而减少。如果分享取得活力并引起剩余减少，体系就会通过价格上涨作出反应，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这些后果迟早会酿成危机。

第四节  动态平衡的可能性
    即便无限制地实现了自由竞争，体系还是趋向于危机，而不是趋同于新古典理论设想的动态平衡。这一点应该加以强调，因为新古典派经济学家们惯于把体系的重大缺陷归咎于阻碍或取消了竞争——企业主之间的竞争和劳动力之间的竞争，也归咎于国家横加干预。
    这种危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剩余的积累潜力因特权消费社会的挥霍和外国的榨取而被浪费了。如果在一种俭朴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剩余用于积累，那么，实现某种动态平衡的可能性也许是存在的。
    让我们简要地解释一下这个问题。由于最大强度的积累，体系排斥下层的趋势将会逐渐减弱。因此，下层所处的边际产值低的技术层次将逐渐被淘汰，由高一档的技术层次取而代之。这个过程如此连续下去，技术层次之间的差别将会逐渐缩小，因而生产率的差异也将逐渐缩小。随着这种情况的发生，劳动力增加其报  P243  酬的能力就会逐步加强。
    这样就可以设想，在某一时期所有劳动力都以高生产率在高技术层次中就业。于是，可能就达到了技术的某种同质性。这是在经过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之后，由于资本积累的原因所致。只是达到某种同质性，但不是过程的中止，因为新的技术层次将不断超越旧的，将需要不断地增加资本积累以吸收在先前的技术层次中就业的劳动力以及新增加的劳动力，也就是使体系不再返回到社会异质性中去。
     当边际生产率和报酬以上述形式提高的时候，剩余就趋于消失，将在不受限制的竞争作用下逐渐自我消耗。既然外围的新古典派经济学家们往往并不表现出对动态的关注，也不关心这些令人烦恼的异质性现象，我可以毫不费力地认为，他们头脑中大概连类似的想象也没有。因此，他们相信，如果让体系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自由运转，就会使外围发展的根本问题得到解决。他们 越是认为体系将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接近于前面略已述及的那种分
配道德，他们的上述信念就越强。可是，所有这一切都远远脱离了外围的现实。这不仅仅是因为特权消费社会的资本主义不是简朴的，而且还因为，如前所述，这就要求剩余不断增长;如果这一要求 不能实现，就会发生社会性通货膨胀。

第五节  分配和权力关系
在剩余的占有中，可以找到外围资本主义巨大·的分配不平等的恨源。现在我们继续批评新古典派的分配观。
我们在前面说过，技术的渗入对专业水平要求越高，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差距就越缩小，劳动力分享技术进步成果的能力就会  P244  加强。
    但是，如果仔细琢磨一下，在这一现象中并非一切都是自发的，因为社会权力对专业水平的培养具有重大影响，它可以使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处于优越地位的人真正获得培养机会;此外，政治权力在这方面也有重要影响。
    的确，在培养机会均等的情况下，还会因各人的能力和活力不同而呈现出巨大差别，因而在各人的社会可动性的能力方面也出现巨大的差异。
    不管怎样，在报酬中存在着一种特权因素。此外，报酬的刺激无疑对争取得到培养是一种强有力的鼓舞，因此，在新古典主义把报酬说成是个人对生产过程的贡献的论证中也有某种道德含义。归根到底，市场辨别个人的功绩;但在实现争取得到培养的实际可能性方面存在一种社会特权因素。
    至于报酬，根据市场规律，劳动力分享更高的生产率的成果的能力是弱小的，除了运用自己的工会和政治权力外，没有别的办法改善自己的报酬。这样做会导致武断，那毫无疑问;然而，剩余也是武断的。
    的确，劳动力的这种再分配权力意味着他们的报酬可以高于边际生产率，尽管不是高于平均生产率，除非超过了前面说过的剩余动力中的限度。然而，剩余也是超过边际生产率的，而且超过的程度很高。
    人们往往把体系的各种弊端的责任至少是部分地归咎于工会的干预，说它破坏了市场规律，损害了体系的平衡。工会权力归根到底是资本主义集中和占有剩余的对立物。我不想贬低中心国家的新古典主义者——他们当中有些非常杰出的人物——的智力价值，把厌恶工会权力的简单化态度归咎于他们。但是，这种简单化  P245  经常在外围的某些新古典主义者身上表现出来。他们不加思索地认定，失业是工会的或政治的武断干涉的结果。这种干涉妨碍着工资向其自然的平衡水平下降。
总之，技术进步的成果不是象新古典理论设想的那样按照边际生产率来分配的，而主要是根据不同社会集团的权力来分配的。由于权力关系的作用不服从任何调节原则，它远远不是导致体系的动态平衡，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导致体系的危机。这实质上是一场分配危机。

第六节   资本积累和利率
    我们一直认为，剩余因其不断增长而成为资本积累的主要源泉。因此，这种结构性现象搅乱了新古典主义在积累问题上的抽象概念是可以理解的。根据这些抽象概念，利润是一种暂时现象，生产率增长的成果趋于扩散，所以应该想象出一种机制，能够在整个集体中收集积累所需要的储蓄。这就是利率机制。利率运动将以引进生产率日益增长的新技术所需要的幅度鼓励储蓄;由于新技术的成果将在所有的人中扩散，所有的人只要愿意推迟当前的消费就都有条件参加到积累过程中去。
    在均衡状态下，利率是由资本的一个边际单位对产值的贡献以及对这种状态下的利率作出反应的储蓄的边际供给之间取得一致来决定的。
    从新古典理论似乎可以推论出，在资本所有权上不存在任何特权，因为技术进步的成果既然发生了扩散，利息便是对那些放弃当前消费而积累资本的人们提供的报酬。
    对利率的作用已经讨论了很多，似乎没有必要停留在这个问  P246  题上，因为企业的资木积累大部分不是以这种形式实现的。
积累主要来自剩余，不论是以直接的形式还是间接的形式。在资本主义中，劳动力如果储蓄，那不是为了在企业内积累，而主要是积累不同形式的消费资本。
因此，企业内剩余的积累不是由于利率的刺激而实现的。它的刺激力更大，是由可望从引进新的技术层次中产生的剩余本身决定的。而这一刺激，如果没有一种鼓励模仿中心国家消费的相反刺激的话，将会对积累产生重大的动态效果。
    从另一种观点来看，如果剩余和它所代表的分配严重不平等是消费社会发展的原因，这并不意味着一种公正的收入再分配会通过利率的作用而解决积累问题。我认为，消费倾向在整个社会结构中都是很强烈的;如果说，这种倾向在上层是受着模仿中心国家的强烈影响，那么在社会结构的另一极，即在下层，因收入增加而不断增长的消费倾向主要是由于低消费社会的剥夺所引起的。
    那些因此而认为收入再分配将对积累产生不利后果的人不是没有道理的。这种看法导致他们颂扬占有剩余的人们的社会作用。从集体利益的观点来看，所有这一切正好符合一种以这一现象的不合理性为基础的体系。因此，问题在于如何以另一种形式 获得剩余，以便进行公正的分配并同时提高积累速度。不过，我们不要提前来谈，因为在涉及这个问题之前还有许多问题粟讨论。
    新古典主义者顽固坚持的、利率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有效地 指导选择技术。顺便说一下，尽管我认为技术的选择是有限的，但 这并不影响上述论点。
在新古典主义者看来，在选择技术的时候，由于存在对利率的操纵，以及在决定报酬方面阻碍或取消竞争，经常出现一种严重的畸形现象。这神论点认为，货币当局为扩张目的所驱使，经常确定  P247  一种比相应于市场规律的利率更低的利率，这就鼓励那些过分强调节省劳动力的投资形式，从而使用高于市场所要求的资本。不管对利率有无操纵，剩余被遗忘了。另一方面，劳动力的工会权力逐步使他们的报酬增加超过他们的边际产值。因此，市场规律就遭到破坏，这就不可能选择符合于严格的经济合理性观点的技术。如果不产生剩余的结构性现象，如果分配果真如新古典派经济学家们想像的那样，如果积累是由利率决定，那么这种论证可能是有效的。然而，体系显然不是这样运转的。

第七节  市场的调节作用
    这一点最后把我们引向了新古典理论的市场观。正如我在另一地方断定的那样，市场不仅缺乏社会视野即公证，而且也缺乏时间视野。
    把经济的最高调节作用归于市场，是常规理论的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市场远远不能发挥这种作用。这并不是说，市场缺少上述理论赋予它的价值，即联系生产者和消费者。消费者往往受引起混乱的集体骚动现象所左右，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存在着人们力图加以利用的分配特权所引起的。不管怎样，消费者的最终决定对企业的行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这是一些很为人熟知的理由，说明市场作为技术手段以及因它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其存在是无可非议的。如果取消了市场。关于应当生产什么和消费什么的决策就只能由处在计划机构最高层的人们来作出。这将带来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
但是，不应把市场同从后面推动它的种种因素混淆起来，也不应要求市场提供它所不能提供的东西。市场不能改变社会结构，  P248  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收入分配的权力关系正是从社会结构中产生出来的;市场也不能决定积累的必要速度。但是，如果这样那样的一些重大缺陷能公证地、有预见性地得到纠正，市场就会变为一种配置生产资源的有效机制。

第二章
新古典理论在国际范围的意义
第一节  总的考虑
    要理解新古典主义在国际领域的论证，始终要记住在自由竞争制度下价格平衡机制的意义。因此，我们应切记与技术进步的成果分配相关的这一基本假定。这神分配或者是通过增加报酬，或者是通过降低价格来进行。由于低技术层次的劳动力的倒退性竞争，他们的报酬不会与生产率相应增长，这是无关紧要的。因为随着报酬不增加，企业间的竞争将使价格下降，直至余下的成果转移给整个集体。
    把这一论证转用到中心——外围关系上，我们将会看到，由严重的结构性差异造成的生产率的巨大差别的后果也是通过价格机制来解决的。如果听凭市场规律起作用的话，外围的外部瓶颈现象也会自然消失。实际上，如果说外围较低的生产率阻碍了它们的工业品出口在中心的竞争，这是因为工资高于生产率的缘故。因此，如果让工资降到平衡位置，原来没有竞争力的工业会变得具有竞争力。不过，事情还不止于此。因为工资下降也会在原来已经具有竞争力的出口活动中引起价格下降。根据新古典主义的论证，这就是货币贬值作为平衡手段的效力。
    如果这种论证走得更远，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上述出口活  P249  动中价格的下降将把其好处扩散到整个国际社会。然而，要使这种论证正确，就必须证明，价格机制也会导致中心国家生产率不断增长的成果扩散到整个国际社会，而没有转化成报酬的相应增长。但是，情形并非如此。
    不管怎样，外围能够在其工业品出口方面变得具有竞争能力，还不足以纠正瓶颈趋势，因为还需要中心国家间这种竞争打开大门。但是，情况并不是这样。企业权力与劳动力的权力联合起来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外围可以求助于人所共知的市场规律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一事实，并不一定就能使中心国家也这样做。
    人们大概记得，中心国家对进口外围那些已经或能够获得竞争力的制成品设置了巨大的障碍。这些制成品通常都是需求增长相对缓慢、并往往被排斥在贸易自由化政策之外的产品。
    相反，贸易自由化政策被运用于技术先进的、不断体现出技术革新的工业品。在这些产品方面，中心国家的对外贸易急剧地增长，而尽管存在着自由化，外围的参与却比较少。跨国公司更喜欢在中心国家本身投资、以取得相应用上述技术革新。虽然在那些以各种便利条件吸引它们的外围国家投资也是事实，但这些投资通常是为了生产在中心国家因技术革新的进步而行将被其他更先进的产品所取代的那些产品。由于同样的原因，跨国公司没有兴趣向中心国家出口这些产品，因为它们更需要通过向外围出口来为那些新产品扩大市场。
因此可以理解，尽管外围通过贬值或补贴降低了出口品的价格，但从与中心国家的关系来看，其积极效果将是很有限的。
除此之外，企业主和劳动者反对跨国公司进口这些产品是众所周知的，这肯定是跨国公司不在这方面显示其特有的神通的附  P250  加理由。
  我们在这里再次看到了结构性差异的后果。跨国公司没有兴趣在最能显示技术革新动力的产品方面实行生产国际化，外围也不具备技术和经济条件这样做。而当外围在技术不太先进的产品获得这些条件时，中心国家又阻止这些产品的进口。
我正在力图以尽量客观的态度解释这些事实。然而，我认为，尽管如此，中心国家本来可以开始一项工业转移政策，逐渐向外围已经达到令人满意的技术条件的那些产品开放市场。在1973年危机以前的长期繁荣年代里本来是可以指望实行一项类似的政策的，但是，没有这样做。
相反，常见的情形是，它们还在继续批评外围的进口替代概念，并坚持强调跨国公司在外围生产国际化方面的重要作用。
我强调这些事实时怀着深深的忧虑，因为这些事实表明，中心国家——除了很少数例外——继续以一种眼前的、狭隘的利益观看待外围的重大问题。没有表现出一种长远眼光，一种意识到其全球责任的、既大胆又现实主义的观念。它们只是在外围的危机期间才受到震惊!
所有这一切是非常严重的，尽管现在由于它们自己的问题复杂化而比几年前更容易解释了。但是，与此相反，在外围，新古典主义教条把对这种现实的阐述弄得混乱不堪，如此损害外围的根本利益，倒是不那么容易理解的。它厌恶进口替代，好象要出口制成品只要有这种企图就足够了，好象工业中心正在热切地等待接受这些制成品似的。
说是在某些情况下保护过分了，说是犯了许多错误，这都毫无疑问。但是，应该区别保护的不合理性和进口替代的合理性。替代实际上是中心国家的危机所强加的。我非常担心，同过去发生  P251  的情况相反，当外围现在拥有巨大的工业出口潜力时，外围目前遇到的困难会再度强制实行新的替代。应当坚持不懈地说服中心国家。但是，我们也必须说服我们自己，在外围国家之间相互贸易的新形式下使用这一潜力，会找到解决外部瓶颈问题的根本办法。
    经济理论通常有两种不同的动机。一方面，坚持科学地解释现实中出现的各种现象;另一方面，寻找并拥护某些符合特定的经济或政治利益的原则。这些动机通常是盘根错节地结合在一起，要区分它们并不总是容易的事。因此，古典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在某些假定中具有科学意义，但是，它也曾用来提出那种符合中心及外围统治集团利益的过时的国际分工模式。这种理论长期被用来以市场规律的名义反对外围有意识的工业化。
我们已经提到人们是怎样利用市场规律来为新的中心一外围关系中的、特别是环绕跨国公司周围的现存利益网辩护的。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不在初级产品问题上对市场规律作一个简短的评论。
从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最初的文章开始，我们一直尽力解释这些产品在留存其生产率增长成果方面的弱点。这不是一种必然要影响这些产品的自然规律。不是一种在其未来发展中固有的规律，而是外围的社会结构及其同中心国家社会结构的关系所引起的。我们可以扼要地回顾一下。初级产品一般都是以需求收入弹性低为特点，因此，当其生产率增长和供应增长超过一定限度时，价格就趋于下降。如果劳动力的报酬可以使自身吸收生产率的增长(如同土地所有者在土地相对不足时吸收生产率增长一样)，就不会出现价格下降的情况，但不要忘记在这方面可以起作用的其他因素。然而，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因为处于低技术层次的劳动力比例很大，他们的倒退性竞争阻碍着报酬相应于生产率增长而增长。这样，初级产品同国内其他产品的比价就趋于恶化。如  P252  果这些初级产品是可出口产品，在国际范围内比价也会趋于恶化。当没有这样或那样的干预时，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必然会发生这种情况。
    当涉及到外围特别感兴趣的产品时，中心国家一般来说都是反对这些干预的，尽管这种态度在最近一个时期不是那么坚决了。但是，一旦影响到它们自已的产品时，它们会毫不犹豫地破坏市场规律。
    我们已经看到，在某些情况下它们故意限制生产，以改善某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它们又采取各种形式的操纵或补偿手段来维护国内价格。
    仔细观察一下就知道，中心国家是在价格下降不影响它们自己的生产时才乞灵于市场规律。这时它们会乐于接受其生产率正在增长的某些产品比价恶化。不仅如此，为了实现这一点，它们还劝导引进新技术，还劝导实行贬值作为实现外部平衡的手段。面对这一措施的结果，它们只是想从本来不需要任何贬值的出口产品的减价中获得好处，而与此同时它们又抵制进口那些因贬值而变得具有竞争力的产品。
    中心国家懂得维护自己的利益。只要还不存在一种世界性的发展政策，就不好去谴责它们的这种态度。但是，在一种情况下求 助于市场规律，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又把市场规律抛到一边，终究是 一种无法掩盖的矛盾。然而，只要在外围继续有人相信市场规律 的调节效力，这种矛盾在实践中对中心国家就仍然是有利的。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拥护市场规律同外围发展的利益往往并不相容。
     根据以上所说的情况，有必要更仔细地研究一下上面提出的问题。我们光从持续的外部不平衡趋势开始。  P253 

第二节  外部瓶颈趋势和自发纠正
    我们都知道，发展带来的总收入增长逐步改变需求的构成，对中心国家不断多样化的工业产品有利。这就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选择，通过增加初级产品出口、从而有可能实行进口来获得这些产品呢，还是在国内生产这些产品。
    在新古典理论看来，问题非常简单:交给市场规律去解决。由于发展延误的原因，国内生产同中心国家相比确实处于劣势地位。于是，就让市场规律去压低工资直至达到生产的经济合理性。工资下降也将刺激出口的扩大，这样，市场将自发地决定需求增长将在多大程度上要用增加进口来满足，在多大程度上要通过自发的工业化、用增加国内生产来满足。
    从发展的实践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似可用下述简练语言提出。怎样实现工业化?听凭市场力量用降低工资的办法来补偿中心与外围之间工业品的成本差别呢?还是借助于保护来达到这个目的。当然，保护同国际贸易的常规理论是矛盾的，不过，这不是因为这些理论缺乏逻辑的严谨性，而是因为它们无视中心一外围体系中结构性差异的后果。
既已下了这些断语，就不能不从理论方面考察一下这些差异的后果。让我们首先从外围整体同中心国家的关系来进行考察。
应该从需求的不同收入弹性这一众所周知的现象开始。我们继续认为，这种弹性具有重要意义。跟不断多样化的工业品的弹性相比，初级产品通常收入弹性较低是外围先天不足的因素之一。
实际上，初级产品出口增加如果超过与中心国家收入增长相适应的限度，价格就会趋于下降。而这一下降会在出口总值中全  P254  部或部分地抵消出口数量的增长，或者更糟，导致出口总值减少。

第三节  贬值和保护
这种想法实际上是从赞成保护的推论中产生出来的。虽然保护确实意味着以更高的成木生产那种可以通过在国外购买而以更低的成本获得的产品，但并不比鼓励初级产品出口超过某种限度所要付出的代价高，因为出口超过某种限度会引起价格下降，所造成的损失可能比由于成本差别造成的损失还要大。
所有这些都取决于弹性比率。一方面，是出口超过中心国家收入增长所确定的限度时需求的价格弹性;另一方面，是替代性生产供给的成木弹性。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来看一些具体例子。
假定能增加出口或能增加进口品的替代性生产的生产资源有所增加。①还假定这种替代性生产的成本比进口品价格高40%。为了抵消这一高出的成本，便求助于必要程度的货而贬值，使替代成为可能并同时刺激出口。
常规理论的文持者们往往认为，贬值②是市场规律用来实现其意图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其实不是产生于市场的自发作用，而是产生于经济政策负责人有意识的决定。不过，我们不要在这些细小问题上纠缠。而应该注意，贬值引起实际工资下降，而避免实际工资重新增长是实现所追求的效益的条件。
外国货币升值40%，除了刺激替代活动外，还将导致出口产品  P255  国内价格的提高，从而鼓励增加可出口的初级产品生产。
    但是，如果初级产品出口的弹性是这样的，即数量每增长1%价格下降引起的亏损为0·4%，那么，出口值也将减少40%。因此，从整体的合理性观点来看，生产资源的增长用于出口还是用于替代活动，或两者兼顾，都是没有差别的。不过，这可能是一种偶然的巧合。
实际上，价格下降的趋势住往比例子中出现的情况更为明显。超过上述限度的出口数量每增长1%，价格就会以同样的或更大的比例下降，以至于数量增长的效果就会丢失或者遭受史大的亏损。凡是在价格下降比造成上述40%亏损的降价更严重的情况下，这种情形都会发生。
这一论证可以归纳为，只要替代生产的成本弹性低于出口的价格弹性，替代将是可行的。     当然，在贬值中不存在任何选择原则。所有的出口都由于贬值而受到鼓励，不论弹性差别如何，国内价格都相应地上涨。因此，如果出口的价格弹性高于替代的成本弹性，出口值的损失可能比替代生产引起的亏损还要大。
    顺便提请注意，损失或亏损都不是净数，而是献出口生产的增长或替代生产的增长而言。    严格说来，这是外围为了以高于其出口产值速度增加总产值和以这种方式逐渐吸收出口活动未能雇用的劳动力所必须遭受的，损失或亏损。由此而出现的工业品增长可以满足与发展相伴生的日益增长的工业品需求。外围获得的实际好处在于同工业化引起的总产值增长相比，把这种损失或亏损减少到最低限度。
     由此就决定了只是在弥补成本差别需要的程度上所实行的保护的好处。而不一定会必然伴随着出口的下降。但是，新古典派  P256  经济学家们不愿意承认市场规律的缺陷，为了避免贬值对出口的消极影响，他们往往主张征税，以吸收冒亏损风险的初级产品出口的价格增长。由此而出现一种令人吃惊的不严肃性。他们经常反对保护，因为保护干扰市场规律，而同时又主张征税，这是破坏市场规律的另一种形式!
    如果我们顺着新古典派论证的思路，就会发现另一种非常诱人的景象。贬值除了其外部效果外，还会增加投入国内市场的全部生产中的剩余。根据新古典派的那些论证，这是不必担忧的，因为竞争的作用将使价格下降。然而，在贬值可能已用进口抵消了成木差别的那些产品中，降价不会发生。这就意味着，效果最终与保护的效果——保护的效果等于贬值的效果时——是完全一伴的。那么，打乱成本和价格的整个国内体系又有何必要?
    然而，实际现象并不象那些推论所说的那样，因为剩余——由 贬值初价格上涨而增加——不是向集体转移，而是留在生产资料所有者和逐渐获得工会与政治权力的阶层手中。
    不管怎样，当出口价格下降时剩余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剩余向国外转移，根据各自需求的收入弹性，或增加使用上述初级产品 的企业所占的剩余比例，或降低价格。第四节  外围情况的多样性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从整体上对外围作了考察，以说明它们在同中心国家贸易关系方面结构性差异的不利后果。但是，外围所包括的不同国家的情况必然是很不一样的。在出口方面，有的国家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很大的分量，而另一些国家的影响则无足轻重。前一类国家面临恶化的风险很大，而后一类国家则不然，它  P257  们有可能以较快的速度增加出口而不损害其价格。当然，它们不可能避免前一类国家发生的恶化所带来的不利后果。此外，介乎这类突出情况之间的，还存在各种各样的中间情况。
    然而，这些差别并不意味着，在上述情况之下，工业化已不再是外围发展的必然要求。而是说，这些差别影响着工业化的广度和方式。
    因此，那些在世界市场上无足轻重的国家，扩大初级产品出口的可能性比其他国家更加广泛。可能性是广泛的，但不是无限的，因为即便技术进步再能增加生产率，但有限的自然资源会阻碍山口可能性的扩大。
    到一定时候，生产的扩大会遇到成本不断增长的障碍。越来越高的成本会削弱出口的经济合理性而不利于工业化。
    不过，也还有一种赞成工业化的强有力的理由。实际上，出口活动通常吸收劳动力的比例较小，特别是在技术进步扩散的情况下。即使不出现任何恶化的趋势，也必须实行工业化，以便通过生产率越来越高的新技术层次的重叠，逐渐吸收生产率低得多的技术层次中的劳动力，从而增加经济的总产值。
    为了使上述情况能在经济合理性的条件下付诸实现，最要紧的是加快资本积累速度，以便不减少扩大出口活动的资金，同时出口活动又能够在成本不是越来越高或亏损不超过替代工业化成本的情况下继续发展。
到现在为止，关于技术进步渗入出口活动的问题我们还不曾谈到。由技术进步渗入引起的生产率增长会加剧恶化的趋势;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这种情况是由市场规律支配下在低技术层次中就业的大部分劳动力的倒退性竞争引起的。为使生产国能够保留生产率增长的成果，必纠消除这种倒退性竞争，而这只能在一个  P258  较长的时期之后才能实现，即通过进一步加速资本积累，以便在工业和其他有吸收能力的活动中使用这部分劳动力。但是，在这种情况尚未充分发生的时候，按照市场规律，只要需求增长还不足以吸收生产的增长出口活动中技术进步的成果将趋于向国外转移。而与此同时，工业保护可以抵消这种趋势。
    这种恶化论点的最重要的结论就在于，工业化的必要性是不容回避的。这是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在其活动的最初年代就已经阐明了的。工业化将逐步以越来越高的生产率吸收下层的劳动力并提高他们的收入。同时逐步纠正外围的结构性弱点。而随着这一目标的实现，外围就能抵御市场规律统治下的恶化趋势。
    跟世界需求的增长相比，土地不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某些情况下也有利于抵消经济自发作用下价格相对恶化的趋势。这指的是某些时候一些温带产品所遇到的情况;热带产品不是这样，稍后一点我们将要谈到热带产品。
因此，当与需求相比土地相对不足时，生产率的增长会导致提高地租，而不是通过比价恶化发生转移。
也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更高的生产率的一部分在运输和商业活动中被打部或外部吸收掉，尤其是在工会权力也在这些活动 中起作用的时候更是如此，这同工会在生产活动中力量弱小的情 况形成对照。
    然而，也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而且这种情况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技术进步是那样的迅速，以至于土地尽管不足，但仍然重新出现比价恶化的趋势。
    热带农产品的情况值得特别提及。从热带农产品大规模出口活动的初期起，充足的劳动力以及大量可利用的土地曾使得收入比例恶化。即便这种比例还没有恶化，但它终究提出一个严重的问  P259  题，因为这些因素阻碍着比价的改善。鉴于起点是不稳定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资本积累加快和体系的吸收能力加强，生产国的劳动力收入随之提高时，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
    我们就外围在国际贸易中的先天不足问题所提出的看法，能使人们在相反的意义上理解中心国家的优势。需求弹性对中心国家是有利的;技术革新和工业品的多样化能使中心国家发展它们的贸易，而不会遇到象外围那样因结构性延误而遇到的种种严重困难。这些中心国家之间可能出现的弹性差别可以在较短的时间里得到纠正，因为它们拥有相近的技术密度相积累能力。
    这就说明为什么关于国际贸易的常规理论再度发生影响，导致中心国家对其相互贸易实行自由化。
然而，应当正确理解我们的观察的真正含义。不是说关于国际贸易的常规理论只适用于中心国家，而不适用于外围。这些理论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不过，这些理论运用于中心一外围关系时，要求纠正外围的结构性弱点的后果，以便创造条件使交换能够在这些理论所主张的互利情况下发展。

第五节  中心的意识形态霸权
在结束这些思考之前不能不回顾一下，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关于恶化的最初论点在当时曾有一种明确的论战意义。工业化不容回避的必要性就是以这一论点为基础的。当时，过时的国际分工体制依然有效，不止一位美国的著名教授——为了不提及政府——指责我们理论上贫困。
在市场规律统治下，外围出口活动中引进的技术进步成果趋向于全部或部分地同中心国家转移。这实质上是一个结构性问  P260  题。除了合理的工业化之外，没有其他更具有经济合理性的解决办法;但不是自发的工业化，而是在保护政策支持下的有意识的工业化。否则，恶化趋势可能加剧。
在中心国家越是继续宣扬以出口活动的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另一种外围发展形式，就更有必要维护这一论点。中心国家的这种主张不过是那种过时的国际分工体制的翻版。
确实，谁也不能否认将技术进步用到出口活动中去的意义。但是，当时我们就怀着某种痛苦心情自问。如果没有并行的、至少是可以减少出口活动中校术进步成果向国外转移的措施，这将对谁有利。
然而，现在所说的不是中心国家的一种已被事态所战胜的立场。而是今天仍在继续寻找中心与外围新的利益结合方式，来开发外围的自然资源，以便中心国家以低价取得初级产品。
说实在的，在中心国家，人们几乎总是从他们自已利益的观点来看待这些问题，这是自然的;然而这是眼前的利益，而不是从长远观点考虑的利益。因为我们已经说过，市场规律缺乏时间视野，也缺乏社会视野。的确，在学术界一些根深蒂固的信念往往长期存在;但同样不容置疑的是，某些理论的声誉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符合统治者利益这一事实为基础的。                     
    中心国家曾不得不正视它们自己的恶化问题;也曾不得不抵  P261  制市场规律的自发作用。但是，当它们这样做的时候，也许不曾意识到是在破坏市场规律。强国在其所宣布的某些经济原则面前也往往没有这种意识。在上述原则于它们不利时，它们往往创造其他新的原则!
    在另一个地方我也说过，中心国家的某些经济学家主张在外 围实行贬值。这不是为了纠正通货膨胀的后果，而是为了在不损 害市场规律的情况下实现工业化。这种主张除了在表面上尊重正统派之外，对中心国家来说还具有降低其初级产品进口价格的作用。
    从中心国家的角度来看，这一切都是很容易理解的。主张通过跨国公司的作用来实现生产国际化的论点也是如此。需求倒是迅速国际化，而生产却远远不是这样。
    不管怎样，外围还没有学会摆脱中心国家某些意识形态的诱惑，中心的智力辐射仍然是强大的。既有自发的辐射，也有故意的扩散行动。这种或那种情况的反映，在新古典理论中都可以看出来。
我相信，上述观点至少有助于对新古典理论在外围的有效性提出某些疑问。也许这是在一条漫长而艰苦的道路上迈出头几步的一种形式。这条道路就是探求发展的真实性的道路。

第三章
自由主义的矛盾
第一节
自由主义的概念
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产生于同一个哲学渊源，它们反映了数百年来人类的感情和愿望。这些感情和愿望在历史上不  P262  断表现出来，经历了巨大的困难、前进和倒退之后才为自身打开道路。这一过程及与此不可分离的争取人权的斗争是非常曲折的，有时是很残酷的。虽然民主制度在中心国家还必须有大的发展，但已经获得的进展具有重大的人道意义，以至于可以认为是决定性的或不可逆转的，尽管随时有倒退的可能。
    在我们这些国家的宪制组织中产生了如此重大影响的政治自由主义思想，是中心国家对拉丁美洲外围的发展的另一个宝贵贡献。                                                      
    政治自由主义在其历史性的斗争中反对权力集中、滥用权力和独断专行，维护个人的自由，尊重和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
    经济自由主义的本质也是个人自由。这种自由，根据其理论家们的看法，在个人利益的支配下，可以实现与集体利益相关的明确目标:生产效率和分配公证，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通过无数企业之间的竞争作用实现经济权力的分散。
    在其最初的概念中，自由主义的两个流派之间哲学上的相互关系实际上是完美无缺的。
    由此就形成经济自由观念的根本性意义及其政治含义。国家对调节生产和收入分配无需干预。因为自由的首创精神与竞争趋同于不断地获得从集体观点来看是最适当的解决办法。
    国家不承担经济生活中的任何责任(似乎不是避免限制或消
除竞争)，这样，脱离经济活动的国家可以致力于充分履行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赋予它的基本职能。
    但是，在拉丁美洲外围，政治自由主义的经历及其民主性的演进也是极为漫长和曲折的。自由主义思想在这里也曾不得不克服非常强大的障碍，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面临着巨大的和令人痛苦的周折。在整个过程中有过幻想和现实主义，但也存在着经常的和  P263  朋显的不成熟的表现。既有无政府状态和民众的骚动，也有镇压性的专制主义；在争夺政权的斗争中宏伟的计划同从政权中获取好处的企图结合在一起;这种斗争或者表现为竞选，或者表现为使用武力，而使用武力的既有掌握武力的人，也有利用这些掌握武力的人来实现自己的抱负或满足自己利益与野心的人。
    在这种历史背景中存在一些重要因素，一直影响到今天。我必须强调这一点。因为我想在这里证明一些新的结构性现象的出现，而这些现象过去是没有的。我不相信在比较新近的时期以前，民主的进展与外围资本主义在社会结构变动过程中特有的积累和分配形式之间的那种矛盾己能清晰地察觉出来。
    有历史背景中可以看到的因素，有些很可能己经淡化，而另一些则被一些重大事件的表象所掩盖。但是，那些结构性变动具有左右一切的作用；在体系的危机中那些变动最终使民主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互不相容。
    不可否认，民主自由主义在外围还有许多路程要走。不过，这指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宪法文本，而是包含更多的内容。民主自由主义的充分实行要求体制改革，对群众相领导者进行教育，还要求有新的态度。但是，如果在进行这些改革时还是拒不承认外围发展的巨大缺陷相矛盾，就有陷入新的幻想的危险，甚至是巨大的危险。只要继续戴着经济自由主义的有色眼镜看待体系，我们就很难会承认这些缺陷和矛盾，因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原始概念——在
新古典理论的复兴中得到了更新——本质上已被篡改，反映不了外围的现实。此外，我也不认为它从来就没有反映过外围的现实，可以认为在另一些结构阶段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现实的。 P264 

第二节  经济自由主义的篡改
    经济自由主义在三个主要问题上歪曲事实，在这里有必要哪怕是很简单地提一下。我指的是权力集中及其严重后果，市场的调节作用和社会可动性。
    经济权力集中既不是一种有意的安排，也不是由体系的运转本身所造成。它是中心国家的技术渗入外围社会结构的结果。
由此而产生出剩余以及分配的巨大不平等。这些东西在结构变动的条件下剥夺了人们赋予市场的、造福于整个集体的调节作用。市场既呆调节资木积累，也不调节收入分配;这些严重柄缺陷使外围资本主义具有排斥性特点，而当着在经济权力的对立面组织起劳动力的工会和政治权力时，还具有冲突性的特点。排斥性主要是排斥处于发展之外的低收入阶层。经济自由在那里就是变穷的自由。政治自由只不过是没有有效辨别手段情况下作出决定的自由。只要还有一些社会阶层沉沦于愚昧和贫困之中，思想和言论自由以及其他基本权利的有效性就仍然只是咬文嚼字的因袭主义，机会均等和社会可动性这些至关重要的概念也只是一种幻想
甚自由主义的观念中，社会可动性把最有能力和最有效率的人推上体系的顶端。这无疑是经常发生的情况;但是，大批的人被排斥在外;因为经济和社会权力总是有利手一部分人而损害另一部分人。不存在这样的机会均等。那些越过障碍初阶层的人进入到体系之内，他们眼睛同上，注视着特权消费社会给他们提供的好 处，而不是眼睛向下，看着自己出身的阶层。    
    在这一切之中  应该把基本的人权和由于社会结构原因其有  P265  效性被损害或歪曲的方式加以区分。这与至关重要的自由问题是能分割的。人的自由就在做他认为最有益而又不影响他人自由的事。这是人的价值的一个无可估量的古老原则。在谈人的价值时，我是在确定其真正的意义，自决的意义。自由地决定自己的行为而不必屈从于上一级或最高当局的意志。
    这就是经济自由主义巨大的智力和道德悲剧所在，没有注意到个人的经济自由不可能按其理论家们设想的那样运行。
这些理论最严重的——无疑也是最重大的——错误之一，在于抽象地承认经济自由的作用，而不去涉及经济自由发挥作用的具体体系。需要进行改造，通过改造经济自由的作用可以获得一种完全不同的含义，即与原来在理论上所设想的相接近的含义。

第三节   中心和外围的民主自由主义
    从经验来看，在中心国家，民主化进程逐渐变成体制釉法律变革，力图纠正无可否认的缺陷。但是，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缺陷也许在于权力关系作用的直接和间接后果。毋容置疑，代议制民主的机制运转完全正常，人权确实得到尊重。但是，资本的集中。各种巨大的、复杂的利益对形成公众意识的重大影啊，也是不能否认的。这种影响是通过上述利益对报刊和其他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越来越大、对政党提供资助以及同政界领导人的密切联系而施
加的。
在外围，资本集中和土地集中重叠在一起，给予上层一种巨大的政治权力。据我们所知，这是同社会结构及其轰动密切联系的一种现象。在外向增长阶段，政治较量是在上层的不同集团中展开的，刚出现的中产阶级有某种参与，并与对立的派别不时地求助  P266  于被遗忘的群众结合在一起。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那些结构变动日益趋向于和下层、特别是中层分享政治权力。上层将尽一切可能遏制、操纵和影响中层的政治权力，并将其领导人吸收为本阶层的成员。然而，中层的扩大并日益集中于城市，以及大众社会传播媒介的发展，最终将为民主的进展开辟广阔的渠道。
    这是一条用来表达受损害阶层的感情、愿望和利益的渠道。这一切推动着这些阶层的政治活力以及他们自由地选举自己的代表和当选的愿望。于是，随着与这一过程相伴生的劳动力的工会和政治权力的发展，这种推动力便很快获得了再分配的合义。结果，主要由于结构的变动，中心国家辐射出来的民主自由主义的休制获得了一种新的含义，在一种新的社会视野中扩展开来。
    在这一方面也和在其他万面一样，外围资本主义获得了中心国家的某些特点，尽管存在着重大的结构性差别。
    这种情况主要表现在分配冲突中，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政治进程中引起日益尖锐的问题。不仅如此，鉴于外围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和可分配物质的明显劣势，分配冲突要更加剧烈得多。于是，上述趋势正在引起的社会性通货膨胀现象在这些地区就表现得特别强烈。
    这就提出代议制民主还未能解决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些把中层的分配冲突以及下层的社会和政治骚动的根源归咎于民主作用的人们的确犯了一个令人遗憾的错误。根源在于体 系的严重缺陷。我认为，确切地说，是代议制民主的作用暴露了那 些缺陷，而又未能解决那些缺陷，也没有表明它有能力来解决积累问题。不过，不管怎样，我们应该及时避免作这样的推论，即认为 这是由于民主进程的缺点所致，尽管它确实存在缺点。
    如果超过这个限度，企业将极力提高价格以取得补偿，螺旋式  P267  通货膨胀会因此而开始，或者是在已往的通货膨胀形式已在发展的情况下，螺旋式通货膨胀加剧。我们从经验中己熟知这一切，正如我们也知道的，超过上述限度，剩余就不会承担什么义务，这不是因为缺少足够的余地这样做，而是因为上层不准备让特权消费社会逐渐崩溃。在这样的情况下，货币的活动规则变得不适用，因为不幸的是，货币当局即便极力想抑制螺旋式通货膨胀的某些最尖锐的表现形式，也还得屈从于这种通货膨胀及其所造成的各种日益严重的混乱。
    使用武力的情况或迟或早会发生。如果分配冲突因拥有来自开发自然资源的大量资金而得到缓和，或许会发生得更晚一些。就使用武力而言只存在两种主要选择;取消群众和工会的政治权力以遏制和暂时地消除螺旋式通货膨胀，或者把生产资料集中在国家手中以便由领导层来决定新的体系和剩余的用途。  P268 

第六部分   探求一种改造理论
第一章  新古典派与正统社会主义
在这本书中我力求客观地考察外围资本主义的运转问题。这一考察使我相信，体系在其发展的深入阶段由于自身的动力而走向一场危机。此外我还深信，如果保持现行的占有制度相再分配制度，这一危机将不可能得到解决。因此，对体系的改造势在必行。
这些思想己经并将继续引起争论。这些思想原来的表现形式巳引起争论;争论对我来说是很有价值的。我希望这种论战继续下去。
    新古典派经济学家们将继续对我进行反驳。然而，我和他们之间也有一个一致的领域，即承认市场的价值。我毫不犹豫地断言，市场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但是，证如我坚持指出的，从集体的观点来看，市场不是经济的最高调节者，因为它既不解决积累问题，也不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市场运转的好坏取决于它赖以依靠的社会结构以及从这种变化不定的结构中产生的权力关系的作用。体系的根本缺陷就在这里。体系
的这些缺陷必须通过市场以外的集体决策来纠正，而个人的生产和消费决策则必须在市场范围内来实现。
    那些由社会公证初民主信念的伟大思想所支配、以为一种坚决而明确的政治行动将能逐渐纠正巨大的分配差别的人，也不会同意我的观点。难道不是已经获得了非常积极的成果吗?我们不  P269  会否认这一点，不过，有一个限度，超出这个限度，再要前进就会把体系推向危机。
    有些政治运动以极大的兴趣追随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某些流派，以为从中找到了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办法。
    的确，在某些欧洲国家，将发展成果扩散给极广泛的居民阶层这种乌托邦已经实现。主要的巴不是积累——经过一个漫长过程之后这个问题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问题而是继续发展并逐步实现新的管理形式和社会参与形式。
    在外围，我们需要同时解决积累和分配问题。我们不能象在那些国家一样乞灵于所谓的社会市场经济，因为在拉丁美洲外围，市场后面的社会结构同已经获得高度发展的那些国家的社会结构是根本不同的。
    最后，正统社会主义者将继续反对我的论证。在实行根本改造的必要性方面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关于这种改造的性质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因此，在我面前还有种种巨大障碍。我认为，在谈及这一部分内容之前有必要先廓清道路。我在这样做的时候，将不免有某些冗繁之处，但愿能得到谅解。
    这本书的也许是最重要的结论就在于，体系的动力实质上取决于不平等。因为剩余是以不平等为基础的。而体系的动力要求剩余不断增长，以便增加积累。但与此同时，剩余又推动着特权消费社会的发展。如果违反这一要求，危机就不可避免地到来。
    人们不止一次地反驳我这个论点。不是体系本身的缺陷，而是体系缺乏俭朴精神。那么，如果资本主义是俭朴的，国家也是俭朴的，而且也没有如此大量的收入被外部所榨取，又将如何呢?毫无疑问，剩余将彻底地用于再生产资本积累。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P270  全部劳动力将向高级技术层次转移。将不再存在倒退性的竞争，报酬将与各人对生产过程的贡献相一致。于是，我们将会达到剩余的无痛消失，就象新古典理论设想的当体系达到均衡状态时企业利润所发生的情况一样。这将使之有必要找到资木积累的其他形式。集体性的重要决策迟早都是无法摆脱的。然而，对俭朴精神的这类假设同拉丁美洲外围的实际相去甚远。正因为如此，才必须通过集体决策来获得通过市场力量的作用所不能获得的东西。不过，我们不必提前来谈下面要谈的问题。
    当年，新古典理论曾代表一种巨大的科学进步。这种理论由于运用数学而使古典主义的推论具有极大的精确性。但是，在纯化学说的努力中却忘记了现实中极为重要的部分: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
    最初提出那些理论是在一个多世纪以前。而在这段时间里事态继续发展，不断变化。今天的资本主义同那时的资本主义是很不相同的。这些理论不去寻求对这种变化的现实作出解释，仅仅深化了局部现象的运动，把对发展的总体现象的解释撇到了后头。此外，正如我们在书中多次断言的那样，这种理论只顾虚伪地追求普遍意义，而没有深入到外围的实际中去。
    马克思的理论也没有考虑外围的问题。外围没有进入这位伟大的资本主义批评家的智力视野之中。也许因为他猜想中心的资本主义发展会在外围重演。
    马克思的批判性考察只限于中心国家的、主要是英国这个中心的先进资本主义，并概略地描述了它的演变规律。马克思认为，当资本主义制度由于巨大的资本积累而达到充分成熟时，社会主义将是这一演变的必然结果。
    列宁所面临的问题是不同的:怎样在一个发展中的、工业化不  P271  充分的、大量劳动力很勉强地在农业中维持生存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因此，他必须找到自已的道路，强制积累的道路。
    但是，马克思主义为列宁以及世界上的整个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一个具有巨大政治影响的概念:资本主义通过占有剩余价值进行掠夺的理论。新古典派企图用他们的论证摧毁这个概念。而没有察觉到它所包含的革命酵素，或者也许是因为他们完全领会了这一点。掠夺群众的概念实际上是以大卫·李嘉图在19世纪初提出的价值理论为基础的。新古典以在我看来是不可否认的论据表现了其理论上的轻浮。上述概念与意识形态和政治争论中一种概念的破坏性含义很少相干。它己经成为一种信条，而作为信条，它大大推动了争取人的权益的斗争。
    从另一种观点来看，马克思曾经主张生产资料转归集体所有，以避免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并摧毁掠夺阶级的权力。列宁又把这一主张看成是利用剩余价值进行强制性资本积累的最有效的手段、这样就出现了社会主义的国家过分膨胀。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最初观念与此毫无关系。因为资本主义的国家是一个阶级的统治权的体现，消灭这个阶级必然导致国家的逐步消亡。
实际上，革命前对社会主义的讨论，主要是涉及如何取得政权，而不是掌权后为建立新的社会所要做的事情。生产力将怎样起作用呢?我当然不相信人们会向往新古典派主张的与经济相脱离的国家，但也不相信会接受那种令人窒息的国家臃肿症。

第二章   国家经营的政治含义
没有必要在性质的推测上花费精力。因为除了考察具体事实  P272  以外，简单的推理就能使我们对国家经营已转归它所有的生产资料的政治含义得出某些结论。在我看来，这种做法的政治后果和经济后果同等重要，或者更为重要。实际上，国家经营不可分离地与一种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而这种政治制度与过去和现在指导拉丁美洲争取建立充分行使人权的代议制和参与制民主的伟大斗争的价值观有着本质的区别。
   我处在一种有利的地位来直言不讳地表达我对这些后果的看法，因为我在我的文章中非但没有表现出对外围资本主义的赞颂，而且还从经济的、以及社会和政治的角度对它进行了批评。因此，在我反对生产资料社会化的时候，不要理解为我这样做是为了颂扬外围资本主义的功德，更不是为了维护其社会不公正性。
    无论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还是我所主张的改造，都是反对私人占有剩余。两者本来都把剩余的社会使用作为共同的出发点，但随后要走的道路是很不相同的。
    国家经营其所掌握的全部生产资料会给处在国家最高领导层的人们一种无可争辩的权。而不管这些人进入最高领导层的方式如何。指挥系统就以那里为发端。而劳动力，或者更确切地说，全体居民的生活过程，他们的收入，他们的社会可动性，功绩的分辨，最终都取决于上级的决定。而在这当中，不仅有着能力和活力的结合，而且还有对体系的战士般的忠诚。
    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是这种忠诚以及体系的稳定性的基本因素。这不是一种以自决地和自发地表达思想为前提的意识形态。
    它是从那些掌握政权并需要想方设法巩固政权的人那里产生出来的。因为不能容许可能危及意识形态一致性、党的纪律和体系内聚力的根本分歧。
    如果行使言论自由超出某种限度，或者如果文学艺术的创作  P273  活动和智力活动越出了由上面确定的轨道，内聚力就可能受到损害。这是体系固有的并由它强加的内聚力，它不允许有另一种权威的表现形式。
    所以应该明白，教会的精神权威被认为同国家的无上权威和无所不知不相容。所有其他权都必须服从于国家。
    连最高领导层的人也不能脱离这种在学说和实践方面的内聚力的要求。因为假如一些人在重要问题上持不同意见，就会招致其他人的冷遇。这是非常严重的，因为那些在内部斗争中失去等级地位的人，没有在私人活动领域内作出自己的努力的选择。私人活动领域实际是不存在的。
    因此，领导人任职无限期地延长，不管延长多久，这已成为强制性一致的重要因素。体系的稳定和老人统治!
    此外，等级森严的一系列决策和监督环节使之有可能把任何重要的不一致的苗头窒息在萌发状态之中。体系有其自身的内部逻辑，需要一种特别的勇气才能摆脱其铁的要求。
    现在让我们略谈一下学说的修改问题。在马克思的科学理论中，学说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而上层建筑受体系的基础结构的决定性制约。随着生产力发展而在结构方面发生的变革推动上层建筑的变化。没有永久价值的意识形态。
    因此，我不知道在先进的欧洲资本主义结构中不断发生的变革是否和在这些变革中正在出现的新的思潮无关;人们有时候赋予这些思潮一种暂时的、过渡性的价值，而不是一种永恒的意义。不管怎样。必须在一个更广泛的理论范围内来看待这些思潮。
    在这些新的思潮中明确地接受政治多元论，与直到当时为止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专政概念或以无产阶级名义专政的概念(如何叫法无关紧要)完全相反。多元体制是民主自由主义的基本  P274  条件。我不明白，多元体制怎么能同一个集中了所有生产资料并负责经营这些资料的拥有无上权力的国家调和起来。如果真的追求一种民主的改造，这些新的思潮就不能回避对这个问题的直率的讨论。
    国家享有并经营它掌握的生产资料同市场性质的变化相联系，因为必须生产什么和消费什么最终都取决于中央当局。这样，市场不但失去其政治意义，也失去其经济意义。在这一点上，我并不想把外围资本主义和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的政治影响理想化;然而，尽管发展过程必然导致权力集中的趋势，但个人自由的余地还是相当大的。没有个人自由，劳动力的工会和政治权力不可能在民主化的进展中得到发展。只有当这种权力打乱剩余的动力时，才会诉诸武力来消除这种权力。
    正如我在另一地方坚持认为的那样，体系的巨大缺陷既不在于市场本身，也不在于作为市场基础的经济自由。这些缺陷产生于社会结构相权力关系;这二者通过分配上的专横和对资本积累潜力的巨大浪费而损害体系的社会效益。
    在一个以生产资料国家所有为基础的高度集权的制度下，确实也把企业和个人的经济自由视为经济效益的基本因素。但是，如果这种自由真正付诸实现，那些行使统治权的人们就将失去一种强制性内聚力的因素，而这种因素是保证体系的稳定和权力的连续性所必需的。
    此外，如果存在着真正的经济自由相企业领导人发挥首创精神的自由，如果这些领导人是从企业内部而不是从集中了政权的那些人中产生，怎么可能不让他们追求言论自由和参与政治决策呢?从而在何种程度上有可能使政治自由同经济自由分离呢?对那些获得了经济自由、并对体系或体系的运转形式表示异议的人  P275  们来说，体系的逻辑不会要求压制他们的政治自由吗?经济自由能够离开这些后果而孤立存在吗?
    这些疑问说明，为什么在己经建立某种自治形式的社会主义国家，企业领导人还需要官方的认可。
    对我来说，这一切都具有一种确定的含义。我之所以这样断言，是因为我遵循一种不可放弃的价值判断。一种新的体系必须同在民主自由主义的坎坷历程中逐步提炼出来的某些原则约有效性不相抵触。这是我们从西方文明中接受的一份遗产，其全部意义只有在这些原则受到破坏或不复存在的时候人们才会更深刻地感受和理解。
    经过本书所做的全部论证之后，新古典派的解决办法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已无须多说。
    那么，该怎么办呢?面对体系的危机，该同政治家们奉献些什么呢?当在上层中有些人除了使用暴力之外看不到消除危机和恢复体系正常运转的其他办法时，应向他们建议些什么呢?
    我们这些致力于发展问题、很早以来就一直批评外围资本主义而又尚未提出一个明确的改造途径的人，负有很大的责任。
    谈到经济学家，那些虽然具有社会公正观念、但和通过使用武力而出现的新的政治当事人共事的人们，其处境实在是悲惨的。他们只能将就地采取货币正统派那些过时的规则，因为他们拿不出别的办法来。
    我所说的经济学家是具有社会观念的。因为还有这样一些经济学家，他们在新古典派春风得意的时候，坚信必须牺牲劳动力的利益。因为劳动力不懂得尊重市场规律。必须直截了当地取消劳动力的再分配权力来恢复市场规律的自由作用。这种主张包含着某种惩罚性的自鸣得意:只不过上层获取和增加剩余的权力也一  P276  并得到恢复。
    我不想在这里遗忘某些谨慎地脱离这个如此引起混乱的舞台的经济学家。一些人期待着有朝一日恢复法制，或许能使他们提出与自已的思想相吻合的再分配措施，或者也许是一项不受教条约束的货而与财政政策。这样。他们面临的只能是一个新的政治周期和二种新的失望的交替。
    另一些人则等待时机来改造体系。只不过他们主张的改造并不是我在本书中想要提出的那种改造。
    我主张的改造是怎么回事呢?我认为，必须实现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一种综合，以确保发展的活力、分配的公正、逐步的民主化以及它所固有的各种价值。
    社会主义是指资本积累速度和收入分配应当成为集体决策的目标，以纠正结构性差异。自由主义是指生产和消费的个人决策，但涉及诸如生态保护等重要问题，也必须通过集体决策来决定。    如果从根本上解决了积累和分配公证的问题，市场范围内的经济自由不仅同政治自由不相矛盾，而且也是其正确发展的基本条件。
政治自由主义相经济自由主义原是从同一个哲学观念中产生的。然而，巨大的结构性障碍造成了它们的分离。但这决不会是最终的分离。在体系的改造中两者必定重新汇合到一起。

改造和权力结构
    对积累初分配实行集体决策就要求剩余社会使用。为了实现这个宗旨，不论是把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经营权转交给国家，还是采用我们在书中将要提出的选择，都会遇到强有力的、激烈的反抗。现在是谁占有剩余，谁就决定怎样使用剩余。从私人决策转向集  P277  体决策意味着一种根本性的转变。能够想象通过一种私人也参加的政治协议来实现这种转变吗?
    这是在我发表议论时人们一再向我提出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实际上意味着体系改造的起点。而这一改造不可避免地要求在政权结构方面进行变革，这与伴随社会结构变动所发生的变革是不同的。但是，这后一类变革已经遇到了一种障碍，使之不能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
    实际上，应当记住，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动，劳动力的工会和政治权力也得到发展。这种权力是与上层的权力相对立的。然而，上层的经济权力却不断加强。当再分配权力对增加剩余的那种动力要求构成威胁时，体系就会在社会和政治方面以倒退的形式作出反应。这是一种天定命运吗?还是因为还不善于找到正确的道路?这些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们力图作出回答。
    我们刚刚说过，政权结构不断发生变化。在这些变革过程中，支持社会公正、"但意识形态不同的政治运动主要是在再分配措施上取得了一致;然而，当体系发生危机的时候，意识形态的差别便强烈地表现出来。正统社会主义基于其把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经营权转交给国家的理论立场，很懂得应该做些什么。相反，民主思想的政治运动尽管远远不会赞同这种立场，但不能明确地、有区别地确定自己的立场。人们的确经常谈论一种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但是，这种笼统的说法不足以把克服危机的种种办法归结起来。
本书打算提出另一种改造的选择。不过，这种选择还不足以解决我们的问题。因为在假定可以就一选择取得某种多数赞同的情况下，是否能够在民主进程中足以制服上层的巨大权力? 戈尔地雅斯难结就在这里。在这个进程之内有可能解开它吗?  P278 
有些人认为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我倾向于认为，这种立场更多地是受到通过暴力实行变革、而不是通过民主进程提供的可能性进行变革的思想所影响。我不打算来讨论夺取政权的各种思想，因为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这会使我偏离我所追寻的目标。我认为，现实的客观条件比意识形态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对所走的道路有着特别的影响。
     刚才我们谈到，有些人认为，要改变政权结构暴力是不可避免
的。他们主张以公民的暴力来反对国家的暴力。认为国家拥有的军事力量必然阻碍民主的多数派战胜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的权力。他们对于国家使用暴力以消除体系的危机就是这样来解释的。
我认为，这是对现实极端简单化的解释。根据我在前面的说明，成为民主的多数意味着政权结构的一个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与社会结构的变动是不可分的。但是，占有以及再分配制度使民主力量偏离了自已的道路。不是向体系的缺陷的产生根源——对剩余的占有——开战，而是把目标集中在再分配上。他们用这种办法取得一部分剩余来增加劳动力的消费和国家的开支，但不是以牺性占有大部分剩余的人们的特权消费为条件，而是以损害资本积累为代价。或者说，再分配权力最终打乱了体系的动力，从而带来各种严重后果。的确，在这样的条件下，除了使用国家的力量采取消再分配权力，没有别的出路。除开正统社会主义的出路。即把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经营权转交给国家，不具备其他的出路。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我们这些国家的军事权力往往并不掌握在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阶层出身的人手中。他们的多次军事干预不是力图直接维护这些集团——即便后来他们被这些集团所裹挟——的利益，而是恢复体系的动力和被打乱的社会秩序。  P279 
    假如存在另一种选择，假如民主的多数主张改造体系，那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军事权力会进行干预来反对这样做吗?鉴于扩大并确认社会不公证的经济自由主义非常不幸的经历，军事权力今后是否还准备进行这种干涉?我有时想，军事权力可能更倾向于维护法制秩序而抵制处于困境的统治集团利益的压力。
    如果不是这样，如果进行干预来避开体系的改造，那将为民众暴力的思想创造适宜的条件，导致无法预料的后果。
    这是我们的基本问题。有必要提出一种新的选择，或者是民主化义无反顾地前进，或者是民主化在原来已被取缔的地方重新恢复。这不仅是一种由环境促成的、别无他法的出路，而且，缺乏一种新的选择，会使那些尽管具有深刻的民主信念、但可能会被一种严重错觉所引诱的人们犹豫、倒退。这种错觉就是，以为把生产资料及其经营权转交给国家同民主的多元体制是并行不悖的。
另一方面，在社会问题上教会的严重不安是显而易见的。神学家和信徒们的痛苦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内心深受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景象的伤害，似乎准备和某些意识形态达成一定的妥协。而这些意识形态的哲学渊源看来是私教会的精神权力势不两立的。他们不必因为这些痛苦而失去理智。我希望他们能研究一下这本书中所阐述的思想。我在写下这些思想的时候，约翰·保罗二世的一句话给我以强烈的印象:"向全部私有财产征收一种社会抵押"。这会不会是指剩余的社会使用这种抵押呢?
此外，为什么不应当向军事权力也提出这种新的前景呢?我们一再谈到使用武力来树立丁种失去了坚实性的经济自由主义，而又没有改变体系的基础。即便他们不必担心政治代价(有些人可能认为这种代价虽然是不能接受的，但毕竟是暂时的和不可避免的)，但是，那种自由主义的社会后果显然最终会使他们中的许多  P280  感到茫然。这些后果即便不再加剧，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延长。
    那些使用过军事权力的人们，可能逐渐获得了一种他们过去所没有的经验。我倾向于认为，他们证在形成与专家政治的教务主义不同的、自己独立的判断力。人们曾经用遏制通货膨胀的许诺引诱他们。如果说通货膨胀得到缓和，那是以牺牲广泛的计会集团的就业为代价的。而当就业能够保持的时候，螺旋形通货膨胀仍然继续，货币主义并没能控制住它。不管怎样，他们从这一经验中将会看到，除了政治代价之外，还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不应遗忘镇压所造成的令人恐怖的人道代价。
    因此，毫不奇怪，在经过一个阶段的得意——估于得到国外的、并非总是无私的赞美而受到振奋——之后，对这种类型的发展的严重后果感到茫然失措的情绪就逐渐蔓延开来。
    事态就这样推动着人们越来越想望通过某些体制调整恢复到正常状态。但是，必须触及到问题的本质。正常状态当然要求恢复劳动力的再分配权力。那么，怎样避免一个新的政治周期的发展呢?怎样控制新的螺旋式通货膨胀，或者避免原来未能根除的螺旋式通货膨胀加剧而引起的冲突趋势呢?又怎样消除体系的排斥趋势呢?在一种独裁制度下，体系的排斥趋势非但没有缓和，往往更形加剧。
    从那种失败的经历中吸取教训之后，武装力量也许会有兴趣考虑其他的选择，如这里所提供的选择。
    不过，不想把这些选择强加于人，只是想让人们理解那些主张实行这类选择的民主运动的含义。
如果没有其他的选择，谁也不能担保事态的发展过程不会促使民主力量(也包括武装力量)去战胜生产资料社会化选择的某些  P281  理论阻力。迄今为止，这方面的阻力看来还是很强大的。

第三章   改造的轮廓
第一节  综合的含义
     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关于综合社会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某 些基本要素的初步含义。社会主义，是指剩余不再根据个人决策 来使用，而是根据集体决策用于提高资本积累速度和逐步纠正收 入分配中的结构性差别。经济自由主义，是指如此再分配的收入可 以按照个人的决策自由地在市场上使用，同时，企业可以根据自已的判断和某些刺激决定如何更好地满足开销其收入的人们的需求，以它们认为最合适的方式分配其拥有的资本。
     剩余的社会使用并不意味着将剩余转到国家手中，而是根据一项技术上协调的、并以民主方式通过的计划，将剩余合理地用于积累、消费和国家的开支。
    这个计划的首要目标是提高在实物和人才培养方面的资本积累速度，以便用越来越高的生产率大量增加就业，并以这种形式实现收入的动态再分配。
    随着企业——大部分剩余从企业产生——中积累的增加，资本集中的趋势应通过薪资本的社会性扩散加以抵消。
    随着再分配的实施，这种新资本中应有越来越大的比例属于劳动力。
    资本社会构成的这种变化将逐步为现有的大企业或将来的大企业实行自治开辟道路。
小企业将由其业主进行积累;中等企业也一样，不过，根据企  P282  业的经济规模，劳动力的参与逐渐增加。
    公共企业在符合发展要求的情况下也应该吸收自治的因素。
    无论是在企业向自治过渡的阶段还是在以后的运行中，对企业主、领导人、技术人员以及全体劳动力的生产率实行刺激是至关重要的。
    在现行制度下，市场是经济效益的首要因素，但不是社会效益的首要因素。社会效益只有在市场之外、即通过从整体上调节占有和分配才能获得。
    在这种情况下，剩余的社会使用将可以同时提高积累速度和劳动力的消费速度而损害特权消费。
这样就会在需求构成和生产结构方面开始发生一个相当重要的变化。于是，市场将成为一种适应体系的社会效益的适当机制。

第二节  积累速度、就业和分配
    在这里我们无需再来说明之所以要在资本积累方面作出巨大努力的主要理由。没有这种努力，不可能消除体系的排斥趋势和国家对劳动力的虚假吸收。后者是造成国家机构过分膨胀的主要因素之一。
    有些国家在以越来越高的生产率吸收下层劳动力方面比另一些国家进展得快，在人口增长率更低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但是，虚假吸收的现象在这类情况下也还存在。这种现象可能对减少下层起了作用。
    不管是不是这样，反正在资本增加而吸收加快的情况下，将会有更多的职务升迁机会。
大家可能还记得，在本书的另一部分，我们对逐步纠正收入分  P283  配中的结构性差别与取决于个人能力和活力以及社会可动性的功能性差别作了明确的区分。
    这种可动性也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制约。要消除这些因素，一部分积累必须用于人才培养。对于人才培养。不仅应理解为普通教育和技术教育，而且也应包括促进福利事业的其他社会性投资。
     一项发展计划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是保证实物资木积累与人才培养之间的适当比例。如果人才培养落后。社会权力就将继续在收入的功能差别中占居优势。而如果加速人才培养，可能会因为发展速度不足而出现专门人才过剩。这同其他情况一样，证明了一项发展政策的不同因素之间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
    所有这些都同我们所说的收入的动态分配有关。这种分配是通过劳动力向生产率更高的就业岗位转移而取得的。但是，要在收入层次向上移动所需要的漫长过渡期中获得社会效益这还是不够的。由此就产生直接分配的必要性。这是又一个很困难的、棘手的问题。因为要是超过一定的限度，用于这一目的的那部分剩余将要靠损害资本积累和动态分配来取得。而离开动态分配，改造的社会效益即便不受到损害，也会推迟实现。
    还应提一下发展的外部条件的重要性。外部瓶颈现象的加重可能抑制再生产资本的积累速度，因而也会抑制动态再分配。于是，再分配的重点将会落在收入的直接再分配上。
第三节  企业的积累和资本的社会扩散
    更大的资本积累大部分应在产生剩余的那些企业中实现。这将是对企业发展的一种刺激。我们上面提到的职务升迁机会也会随之扩大。  P284 
    大部分积累将在企业内部进行，因为另一部分积累，证如已经说过的那样，将必须用于国家的促进性项目，或是用于现有的企业，或是用于支持建立新企业以及中、小企业的发展。
     由于部分剩余用于自身的积累，新形成的企业可能也就是从现有企业中分离出来的。基于发展的自身要求而出现这种情况是可取的。不过，这样建立的新企业在自治体制下——自治问题后面再谈——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必须脱离母公司。否则，企业联合的倾同就会获得更大的推动力，而这并不是技术和规模经济所要求的。
    在外围资本主义中，这种导致大联合类型的集中，往往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依靠剩余不断增加资本积累的结果。如果这里所主张的更大的资本积累就是在这些人手中进行的话，集中就会获得更强大的推动力。
    除了资本的社会扩散或由国家进行积累外，不存在抵消这一现象的其他形式。在国家积累和国家自己经营这二者之间只有短短的一步距离。我们在前面已将这个问题澄清，无须重复。
    资本的扩散可以通过在企业靠剩余而进行的新的积累中让劳动力不断增加其参与比重来实现。
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考虑企业的规模。在小企业中，基于社会的和其他实践上的原因，更多的积累必然是由其企业主来实现。但在中等企业中，按企业规模等级的不同以及或许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增加的积累中会有越来越多的部分由劳动力来实现;在规模等级低的中型企业里，新积累中只有一小部分将以这种方式实现。
等级最高的部分当然是大企业。在大企业内，新资本中属于劳动力的比例将不断增长，以致超过原来控制生产资料的那些人所拥有的资本比例。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每个企业的资本中劳动力占有的比例将占多数。  P285 
    仔细考虑一下就知道，由劳动力进行的积累可以看作是再分配的组成部分，因为用于再分配的剩余中的一部分必然会由劳动力强制性地积累起来。
    哪些劳动力?每个企业的劳动力还是全部企业的劳动力?前一种情况将是对每个企业生产率增长的一种重大刺激。而第二种情况，由于资本的扩散普遍化，会含有一种更强有力的公平因素。这些方面虽然重要，但现在还不宜多谈。不然会把我们引向一场尚不成熟的争论。解决的办法之一可能是将上述二者结合起来。
    不管怎样，无论每个企业新资本的积累是属于本企业的人员还是属于其他企业的人员，从所有企业的人员都参与每个企业的资本来计算，跟现在拥有资本的人相比将占多数。
    如果回忆一下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含义说过的话，那么对中、小企业区别对待就不足为奇。最重要的是把由这些生产资料产生的剩余作社会性分配，同时避免剩余的集中，以防止新的资本集中过程。这不仅是由于经济和社会的理由，而且也出于政治的考虑。
    相反，从体系的动力以及用来推动体系的各种刺激的角度来看，这些中、小企业的资本尽可能地积累在其业主手中是合适的。然而，应当记住;从一定的时候起。中型企业的剩余将开始分配给劳动力。这种情况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导致自治。
这一点具有重大意义。自治涉及到大型企业。大企业的技术和经济复杂性要求在选举领导机构成员时具有强烈的责任心，而领导机构则应任命担任行政职务的人员。做法有多种多样。其中的一种——也许是最可取的    是形成影响力相似的三个等级:领导人和技术人员的高级人员等级;中级职员和熟练工人等级;低级职员和非熟练工人等级。这三个等级的代表组成每个自治企业第六部分探求一种改造理论  P286  的领导委员会。在国家为企业的扩展或革新提供了资金的情况下，还应加上国家的代表。
    这些代表将与现有的业主的代表一起按其共同的参与比例参与资本。资本的社会构成将按前面已经说明的方式逐步发生变化直至占有多数。
    至于国家所有制企业，其存在的理由是为人熟知的。这类企业主要涉及因其性质所决定而要回避市场竞争的那些活动领域，也涉及因其规模和技术复杂程度而宜于先由国家推动相经营的活动领域，还涉及抵御外国企业渗入本国保留的决策领域的意图。
    但是，我们也知道，由于在其经营中的政治利益，公共企业的结局并不总是积极的。因此，有必要与职工参与管理，把职工的管理同国家代表的管理结合起来。在这些企业的资本参与中，没有理由把劳动力排除在外。
    外国企业在积累方面提出一个特殊的问题。因为同本国企业的情况相反，部分剩余的使用是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进行的。这个事实以及其它一些考虑都要求建立一种专门的制度。在这些考虑中必须注意到，剩余的社会使用在需求方面引起的变化，将迫使在这些企业的运行上作某些调整，以利于这些企业向本国人手中转移。
在这方面，无论是在涉及建立新的外国企业的问题上，还是在管理企业的经济、技术能力已在自治制度下形成时产权向本国人手中转移的问题上，国家都必须根据严格的选择标准行事。

第四节  经济刺激
没有经济刺激也能有效地运转的经济体系是不存在的，这当  P287  然不排除不同性质的其他刺激。即便由于意识形态的信念而抛开了经济刺激，最终还得采用这种刺激。
    现行体系的维护者们可能会说，占有剩余是驱使企业增加生产和降低成本的动力。在这种说法中确实混淆了对成本下降起作用的各种因素。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些因素。
    一方面是技术革新，能降低单位产品的就业量而提高生产率。这些革新具体体现为资本货物。它们不是从可以获得这些产品的经济权力中产生的结果，而是科学技术演进的结果。
    另一方面是企业家活动的效率，以及从高级行政人员到非熟练工人等企业组成人员的工作效率。这一切都与挑选最合适的资本货物、生产的组织、个人的努力相关，总之，与满足市场和刺激需求的才能相关。正是在这方面体现出个人的能力和活力以及承担  P288  风险的才能。   
    新古典派对上述两点从概念上作了正确的区分。他们的论证的失误就在于坚持认为，在自由竞争体制下因成本下降而获得的利润将趋于消失，将仅仅剩下企业家和劳动力按照各自对生产过程的贡献而获得的报酬。这纯粹是脱离实际的形而上学利润不会趋于消失，而是原有的利润不断补充新利润而形成剩余。剩余的增长是体系最根本的动力要求。我们对此是了解的，而强调这一点对于理解经济刺激是必要的。正如我们在其他地方说过的，把关于个别企业的论证错误地扩大到了所有的企业。
    但是，在实践中怎样把剩余与各人对生产过程的贡献的相应报酬区别开呢?如果按照新古典派的观点，体系的那种虚幻的平衡同实际全然无关的话，那该怎么办呢?
    只有一种从实用主义的考虑中产生的以经验为根据的解决办法。哪些是在生产动力中促进生产率所必需的刺激呢?
    我们首先研究一下企业主的情况。在拉丁美洲外围，虽然表现出生产资料所有权同经营权相分离的趋势，但可以说，在大部分企业中这两种职能汇合在同一些人身上。
    这通常是一些已经取得丰富经验的企业家，不让他们参与是不明智的。如果在支付了劳动力的报酬之后，把除了企业家活动的直接报酬以外的所有东西都从他们手里拿走，他们还会继续领导企业吗?
    这是围绕我以前的文章已经引起激烈争论的一个问题。人们反驳我说，如果不顾企业主在其企业存在过程中已经积累的全部资本，不让他们占有从这些资本中产生的剩余，而仅仅取得企业家的工作报酬，将不会有很多企业主愿意继续从事自已的活动。我认为，这种反对意见是很有道理的，我承认在我以前的解释中说得  P289  还不够明确。
    确实不是这样。外围资本主义的巨大缺陷主要来自于体系本身，而不是来自于在体系内活动的人们。没有理由让他们为体系承担责任，也没有理由要他们对不善于改造体系负责任。其他人必须来做这件事。这是一项集体决策而不是个人决策。
    此外，还有一种与社会可动性有关的非常重要的考虑。在我看来，推动小型企业的企业主向中型企业主转移、中型企业主向大企业主转移，是至关重要的。而鼓励增加其资本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在小型企业中，全部的资本增长都是由其现在的企业主来实现的。但是，随着拥有资本的规模上升并变为中型企业，新增资本中将有较小的一部分由劳动力提供。而随着企业的规模不断上升，劳动力拥有的资本比例也将不断提高，直至在大型企业中达到高比例的资本参与。
    我在另一个地方说过，我关心的并不是所有权本身，而是所有权集中的趋势。最重要的是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增加资本，以超越现在这种积累速度普遍不够的状况。因为在消费欲望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在拥有资本的规模各不相同的所有企业中增加资本都必须是强制性的。
    那么，怎样防止资本的集中呢?对这个问题我们在前面已有所述及。
    现在有必要再谈一下。为了抵消高级阶段中的集中趋势，属于现在的业主的资本比例必须迅速下降，而属于劳动力的资本比例必须提高。这是一个微妙的问题，因为相互对立的利益是很明显的。如果前者占的比例下降速度非常缓馒，集中的趋势仍将继续下去，向自治过渡的时间就将延长。假如正好相反，前者占的比  P290  例加速下降，这个过渡期就将大大缩短。如栗说这将会更快地导致自治，那么企业家们又将采用什么刺激来继续增加生产率和利润呢?
不能无视某些很合乎人情的反应。对这个过渡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解决办法。例如，可以为自治规定两个条件。第一，在资本所有权中已占多数。第二，作为业主的企业家退出来。
请注意，在这个问题上，我并不是在对剩余的社会使用方式提出最后建议，而是在探索解决问题的公式。我把这些公式再度提请人们批评。
    然而，我应该承认，虽然我对大企业的业他们继续行使其职能感到关切，但在我看来，有可能取代他们的职能的执行者的出现是很重要的。我更为关心的是中型企业的业主们。这些中型企业在其成长过程中将成为大型企业。这种情况显然具有巨大的动力意义。应该鼓励这个进程，但又不能牺牲在资本积累速度方面必要的提高。
    我认为，关于鼓励企业的可动性和扩展的必要性是没有争议的。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两点是需要考虑时的    第一点与积累有关。虽然积累将是强制性的，并且不会伴随着以现行体制下的那种形式占有剩余，但无论是对现在的业主还是对行将获得资本的劳动力来说，以资本利思形式给予某种补偿还是可以考虑的。
顺便说一下，利息将不再具有在市场竞备中所赋予它的那种作用。积累将不再受利率的影响(我认为这种影响是很有限的，而是受有关剩余的社会使用的决策所影响。  
业主们因资本利息获得的收入应该是自由支配的，不论是用于消费还是用于投资。这里需要提出一种适合的劝告。大的产业  P291  主有可能因利息而获得大量收入。怎样防止他们搞特权消费呢?这就必须强行征收累进税。在此情况下，认为这种税收妨碍积累的论点已经不能再用了，因为必要的积累将通过剩余的社会使用来实现。
     无论如何，国家以这种形式获取的资金将根据对计划所确定的总剩余的估计来计算，以实现其目标的合理性。
     最后，应该提及另一种刺激形式。这种形式不应当只限于企业主，而且也应包括所有的劳动力。我指的是企业利润同资本相比超过一定比例时对利润的适当参与。
     在这方面如同在确定资本利息时一样，必须将刺激的需要同积累的需要谨慎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只能实行一种特别的实用主义。
    除了对职工的这种刺激外，还有另一种至少是同样重要的刺激。我指的是前面已经提到的职务晋升问题。企业越是因积累增加和劳动力得到更好的培训而壮大，这种可能性就越大。职务晋升符合于按照各人对生产过程的贡献而实行的分配公正原则的另一个方面。这将成为对产生于资本货的成果按照企业内外的集体努力来分配的原则的补充。
    上面我们已经讲过对来自资本利息的收入征收累进税的问题。这种税收也应包括所有的报酬和参与，只不过着眼于提高生产率而税率较低罢了。
我认为，强调让企业主继续履行其职责的必要性并不过分。特别是对大企业而言，当业主可以继续积累的剩余比例加速下降时更是如此。这就是我提到的各种不同的刺激的作用。然而，不应排除这些企业主强烈反抗、甚至拒绝继续留在企业中的可能性。这可能不是理智的、而是感情冲动的反应。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P292  在改造前必须采取的劝导行动中主要应该是批评体系的缺陷，而不是追究人们的责任。
    我承认，情况可能导致在改造的开始阶段就实行自治。但是，这不是由于改造的要求，而是由于上层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人们的扰乱性反抗造成的。然而，我偏向于进程的渐进性，以尽可能减少过渡的困难。
    还会有业主们仍能发挥积极的或直接的作用、或通过受他们器重的人参加管理等情况。要划出分界线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本身就足以让剩余的社会使用的动力去解决问题。
所有权或者是由自己亲自积累起资产的人掌握，或者是由通过继承而获得所有权并利用剩余继续进行积累的人掌握。
因此，所有权不一定同企业家的能力相一致。在企业家的能力中，经验以及技术与管理的 专业培养的结果是结合在一起的。
当企业主就是创立和壮大企业的那些人、他们除了个人劳动报酬外还占有剩余的时候，所有权和能力就结合在一起。个人的报酬通常是对经营有方的刺激。不过，剩余也鼓励经营。
但是，当企业主退出或消失时，使经营权不再从属于资本家的时刻就到来了。与此同时，可以逐步实行共同管理的尝试。
既能利用全部积累潜力，又具有业已形成的企业家能力，是一种明显的优势。的确，集中还在继续，但延续的时间是有限的。这是一种谨慎过度的代价。只要作为业主的企业家与新的体系合作，这一代价是可以接受的。在他们的动机和新体系所追求的目标之间存在着一致性。
不管怎样，从一开始就需要得到处于指挥岗位的高级人员的合作。在作为业主的企业家背弃的情况下，只有求助于他们。不要重犯某些国家在生产资料转为国家所有时犯的那种错误。对这  P293  些职员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打击、他们辞职或被强迫淘汰，造成了 巨大的、绝对不必要的损失。
    希望对我这种有点令人厌烦、但很有意义的阐述给以谅解。我确实受到在讨论我以前的文章时出现的两种对立意见的影响。一些人建议我只谈改造的一般原则，另一些人则认为有必要谈得更明确一些，并具体阐述一下实施这些原则的形式。我是力求在这两种观点之间取得某种平衡。
    我希望所有这些最终都是简单明了的。但是，即使这样，也应该承认，由于各种眼前利益的作用，同时实现公正的和动态的再分配是困难的。我说的是眼前利益，因为从长远来看，各种利益的汇合是毋庸置疑的。这种汇合只能在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之后才能实现。但是，正是这种过渡值得研究。不存在新古典派、也包括凯恩斯派经济学家们所说的从体系的一种均衡状态转向另一种状态、而又察觉不到这两种状态之间发生的变化的那种应急手段。第五节  改造中的市场
    我们在另一地方强调了市场的重要性，但是，我们还没有说明，除了对剩余作出规划外，是否必须干预市场，以利于实现改造的目标。现在我们来谈这个问题。

    我们在另一地方说过，收入分配和需求的变化将引起生产结构的相应变化。在讨论我以前的文章时，出现过是否需要国家直接对生产结构进行干预的问题。假如是这样的话，赞成生产资料社会化的立场将获得加强。我对此当然不会接受。
我的意见是:我认为，压缩上层的收入，通过增加就业和向处境不利的阶层直接转移而
P294  进行再分配，将在生产结构方面引起非常重要的变化。一般来说，不需要国家对应该生产和消费什么作出决策。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它关系到个人的经济自由，而经济自由是个人自由的构成因素。这跟人的其他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可放弃的人权。企业有满足市场要求的自由，个人有按照自己意愿、不受国家限制消费的自由。
    但是，难道企业的经济刺激不会象现在这样促使企业不断地多样化、不断唤起新的需求吗?大众传播媒介难道不会在这方面推波助澜而损害资本积累吗?
    如果说这一切都发生在现行体系中，这首先是由于存在着分配特权，尤其是上层的分配特权。而这正是现在力图要解决的问题。
    然而，人们反驳我说，再分配必然要导致的中、下层收入的改善，将使消费社会的范围逐渐向下扩展。而大众传播媒介在这扩面将具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完全正确。可是，我不是在反对消费本身，而是反对同广大社会群众的低消费形成对照的特权集团的消费。这种特权消费阻碍着其他社会阶层消费的改善。
    很难否认我在另一部分中阐述的观点。商品和服务的多样化在大众传播媒介的帮助下经常导致某些消费形式。那些有机会使自己的兴致变得高雅的人们即便不认为这些形式是荒唐的，也认为是轻率的。但是，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呢?国家必须控制消费多样化的某些形式并控制大众传播媒介来加以避免吗?谁将从上面决定哪些是不应消费的东西呢?
我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坚持自己的意见，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所主张达到的社会的形象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因而有人曾对我说，不一定非得由处在体系最高层的人们来  P295  作出决策。为什么不通过民主的决策规定消费制度呢?
    对此作出回答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它的含义无需夸大。民主同人的固有价值是不可分开的。这些价值中的一种就认为，多数人不能把他们的思维方式、宗教信仰以及生活方式强加于少数人。根据一种古老的原则，在少数人的自由不损害他人自由的情况下，多数人不能剥夺少数人的自由。不能剥夺他们的消费自由。
    那么，如何对付大众传播媒介的扰乱性影响呢?在这方面如同在社会共存的其他一些很重要的方面一样，这些媒介的作用不论是好是坏，都具有极其强大的劝导力。在自由的基本概念之内，似乎除了利用这些媒介提供信息、进行教育和劝导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抵制和消除其消极影响。这个问题虽然没有超出我关注的范围，但超出了我的能力。
    无论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必须再次强调经济自由是个人自由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里我们找到了一种评判准则，其适用范围需要加以确定。当在行使这种经济自由的过程中消费欲望达到过度膨胀的时候，以损害人的其他价值来了结是不可取的。必须通过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国家来压制这种倾向吗?解决办法只能从个人的、以及个人与社会共存的那些基本权利中产生。说服而不是强制。这种说服同推进消费社会的那些强大利益集团所实行的说服具有很不相同的特点。
    从学校直到大众信息和社会传播媒介进行说服，并提倡创造性的参与。
    为什么不利用这些手段来提倡和宣传正在被高消费扼制的人的价值呢?为什么不可以出现新的动机，去遏制经济利益向体系的效益所要求的范围以外渗透呢?
    这里所说的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人的价值。此时此刻我们或  P296  许还不善于阐明这些价值。在拉丁美洲辽阔的土地上，会有人比我们更好地阐明这些价值。不过，改造应当为这些价值的形成并见诸成效创造适宜的条件。也应当为恢复在市场作用下丧失的某些道德原则创造适宜的条件。
    这些原则与社会凝聚力息息相关。没有这种凝聚力，一个新的体系将面临一种分崩离析的不稳定状态。而这些原则不可能由国家的强制力来推行。
    最后，我想提一下在最近时期引起极大兴趣的一个问题:基本需要问题。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收入再分配问题。这些需要之所以未能得到满足，是因为收入和需求不足。然而，经常有人提出异议，说在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集团收入得到改善的时候，收入被用到了不该用的地方，从而损害了那些基本需要。人们还借助于电视上的形象采证实这种断言。但是，电视机同时也为那些勉强维持生存的人们打开了新的生活视野。没有收入再分配，这样做可能会适得其反。重要的是把收入用在好的方面而不是坏的方面。
    除了我刚才说的以外，我丝毫也不否认，国家可以在基本需要这个问题上采取一种非常积极的行动，特别是采取收入分配的补充措施，如更好地利用土地来生产粮食，采用鼓励办法改变生产方向，特别是国家通过教育的途径来文持拟要达到的目标。
不管怎样，如果国家必须对这类情况进行千预，如同某些产品的消费超过许可范围而必须进行干预一样，这不能成为赞成由国家进行生产的理由。只要通过税收、补贴或修改价格体系，或者象在卫生保健和保护生物圈——不论是指合理使用可枯竭的自然资源还是保护环境——方面那样，规定某些措施就够了。
当然，基于在第五部分己经指出的理由，我们不可能排除国家  P297  同样通过税收或补贴对外贸进行干预。
    生产技术的选择是市场规律作用不能导致资源最佳配置的又一例证。我们在另一个地方说过，产生于中心国家的技术体现了一种巨大的矛盾:对丰富的劳动力节约使用，而对贫乏的资本则要求密集使用。
    这种不正确的技术选择及相应的资本浪费，主要是由相对价格不真实造成的。人们对于如何接近于更好地反映现实的价格议论不少。人们也谈到对资本货征税或对使用劳动力提供补贴，以便同这些生产要素的拥有情况更好地一致起来。这些想法和其他一些想法都没有被采纳。我觉得，这是由于在替代性技术方面没有获得充分的进展。因为替代性技术不在中心国家的近期兴趣之内。
    实际上，从我们提醒注意这类现象以来的几乎30年中，除了很局部、很有限的范围外，似乎还没有出现替代性技术。
    还有另一种由相对价格不真实刺激起来的资本浪费形式。在象我们这样一些资本短缺的国家，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在工厂可以实行两班制或三班制工作的情况下，通常只实行一斑制工作。不过，这不仅仅是由于相对价格不真实，而且也由于存在着妨碍更好地利用资本的其他障碍。由于在这些情况中难以(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求助于特殊价格，人们只好就有可能促进资本利用的各种措施发表议论。
最后，人们在另一些批评中强调，随着比原有技术层次生产率更高的新技术层次的采用，价格下降导致受损害的企业拍卖，从而造成资本损失。这是经常被人们提出的一种理由。但是，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算是外围资本主义的一种现象呢?
我倾向于认为，普遍现象是另一种性质的。因为如我们己经  P298  断定的，价格并不趋向于随生产率增加而下降。我不认为价格竞争在类似情况下会成为一种经常的事实。在发展的动力中，新的投资确切地说是以利用多样化的需求增长为目标，而不是将成本更高的企业从市场上粗暴地排除出去。这可以使自身获得利润，而不是通过降价扩散这些利润。获取市场的手段不是降价，而是供应新的更好的产品。
不过，我没有排除出现相反证据的可能性。不管怎样，我怀疑是否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求助于价格体系或其他适当的干预形式，或者导致由国家经营生产资料。
    然而，即便我接受这后一种假设，也许还得讨论，是不是那种干预必须通过体系的最高指挥部发出的指示来进行，或者是否也要求助于价格体系和市场作用，以节制体系不断增长的官僚化。这种官僚化是在所有地方都令人担心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
    现在请允许我讲一点简短的题外话。一提到运用价格体系达到上述目的的可能性，就有从中发现某种新古典主义恶习的风险这是断然不会的。
    新古典主义理论完全把价格体系据为己有，似乎这是他们专有的苦心钻研之作。的确，价格体系是他们关于体系的均衡趋势如果没有人为干预加以干扰的话——的论证的精髓。但是，价格体系在资本主义以前的许多世纪就己存在。不论是教皇的著名圣谕，还是中世纪托马斯主义的劝诫，都不可能以别的方式加以解释。然而，新古典主义者却把它教条式地变成了经济的最高调节者。
    为使价格体系发挥这种调节作用，新古典主义者自然也接受某些干预，以便纠正所渭的市场的不完善之处。为此，他们建议征  P299  税，如同在我们提到过的技术偏离方同的情况下一样。
    然而，沿着这条道路可能会走得很远，就象主张用价格体系来保护环境一样。能够说环境一直在遭受的严重破坏是由于市场不完善的缘故吗?说这是市场规律无限制的作用的恶劣后果不是更正确吗?
    也有一些新古典派经济学家完全承认，市场规律解决不了中心国家严重的收入分配问题。如果他们更仔细地看一看外围的情况，就能够证实，市场规律在这里也解决不了资本积累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既然如此，赋予市场规律以经济最高调节者的作用又从何谈起呢?
新古典派理论无视社会结构及其变动，也不了解与此相伴生的权力关系及其在收入分配方面的巨大影响。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抨击特权消费社会呢?

第六节  剩余的社会使用和发展程度
    从到目前为止我所讲过的一切中，人们可能会觉得，我的论证只是涉及那些发展达到某种先进程度的国家。在这些国家，民主化进程已同占有相再分配制度势不两立。
    然而并非如此·我的确是把侧重点放在这类国家。这既是由于这类国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也是为了说明发展程度较低的其他国家(如不及时利用较先进的国家的经验)将要面临的前景。
    确实存在很明显的差别。在刚刚开始工业化的国家中，从事农业和其他生产率很低的活动的劳动力占的比例很高。人口增长率往往也是很高的。因此，吸收劳动力问题相对来说就呈现出很人的规模。如果在刚刚开始的工业中剩余很少，怎么来对付这个  P300  问题呢?
    这就追不得已地要求助于农业和其他初级生产活动中实际的或潜在的剩余。在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这种情况确实也同样存在，不过，在这些国家的工业和其他技术先进的活动中也存在剩余。
    在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在土地占有方面存在着前面提到的那样两种情况。即技术上得到很好开发的地产和技术上未得到很好开发的地产。在前一类地产中必须取得剩余以作社会使用。而在后一类地产中，应该首先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改善经营来创造剩余。在上述两种情况下，获得的剩余都得有一部分用于农业和用于推动势在必行的工业化。
    对非再生自然资源来说情况也大体如此。在这个领域，剩余的很大一部分住住被转移到中心国家。
    这都是些不容易解决的问题。但是，如果一个国家要有活力地在分配公正的情况下发展，就必须找到解决办法。
    无论如何，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的经验表明，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有意识地对积累相分配施加影响，就会走上一条必然引起如此令人担忧的排斥性和冲突性现象的道路。
    实际上，民主化进程或迟或早将开始获得推动力，或者在民主化进程遇到暂时挫折的地方又重新恢复。不论是一场自发的还是剧烈的运动，都应及时地防止这一进程主要以眼前的分配形式为目标、而忘记具有决定意义的动态要求这种风险。
    我们由此而发现，所有的国家——不论其发展程度如何所面临的一个共同的基本问题就是积累问题，主要是再生产资本的积累，为的是使动态的收入再分配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如果以社会公证为宗旨的运动不正视这一问题，民主化就会  P301  面临非常严峻的考验。
    发展程度上的差别主要是涉及那些将要实行积累的人们和所要追求的目标。当然，作为刚开始的工业化，积累必然是在中、小型企业中由其企业主来进行。正是这些企业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向更先进的技术形式和更大的生产规模演进。
不管怎样，在我看来，防止特权消费社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洛德·卡尔多所主张的消费税也许是推动资木积累的最好途径。这可能是一条以后能导致剩余的社会使用的途径。

第四章   对剩余的规划
第一节  计划的性质
    对体系的改造将要求在其体制性机制方面进行重大变革。这是为达到由市场运转不能达到的目的而实行的一种高级干预，与国家经常进行的为数众多的干预是很不相同的。在那些干预中有许多是由于国家未能掌握决定剩余使用方式的最高手段而引起的。
    为了符合集体的合理性——体系目前还不具备这种合理性——的要求，国家只好决定怎样在积累、消费和国家服务之间来分配剩余。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些不同目的之间的不相容性在体系的深入发展阶段日益加剧，并导致体系的危机。
    使这些不同的目的并行不悖是势在必行的。但是，国家应根据哪些准则行事呢?应该提出在多大幅度上提高积累速度而不是增加消费呢?
改造的成就主要取决于这一点。因为增加积累是实现收入的  P302  动态分配的基木前提。这种动态分配是用越来越高的生产率加紧吸收劳动力来实现的。为此，必须加速吸收下层的劳动力、在体系中虚假就业的劳动力以及因人口增长而增加的劳动力。
    吸收劳动力这项任务的规模有多大呢?积累速度应该提高到什么程度才能在一定时期内实现这一目标呢?
    这是几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越是力图提高积累速度，能够用于立即改善广大处境不利的社会集团的私人消费与社会消费的资金就越少。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牵涉到国家为增加其服务而必须掌握的剩余的数量。
    剩余的社会使用要求压缩优裕阶层的消费以实现我们刚才提到的目标;为此目的，也许必须提取剩余以及优裕阶层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这个问题是很棘手的，因为一方面必须考虑积累和分配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哥前担负企业领导和行政职责的人们、以及在向自治企业发展的过程中行将取代他们的那些人所需要的刺激。
最后，一旦确定了新的积累速度，又怎样随着剩余的再分配而在上层与社会结构的其他部分之间分摊积累的责任呢?
只要对刚才提出的问题以及因限于篇幅而没有涉及的其他问题略加思考，就足以看出国家将要承担的复杂任务。这些任务必将在紧密关联的两个领域——技术领域和政治领域——同时展开。
    在技术方面，应当对剩余的社会使用的不同方面拟定数量检测，并提出不同的变通办法来适应改造的目标，这一任务的执行结果应转交给政治领域，必须在那里作出相应的决策。
    我着重强调政治领域，因为技术领域的任务固然很重要，但必须摆脱一种独断专行的技术官僚的诱惑。根本性的决策是政治性  P303  的而不是技术性的。然而，要作出决策，不可能排除极为重要的技术设计工作，担负政治责任的人们也不能置检测的独立性和承担技术职责的人提出的变通办法建议于不顾。
    剩余的社会使用计划应从两个领域任务的结合中产生;这样一来，计划就将获得一种它现在所不具备的意义，因为剩余的私人占有必熬导致混乱，阻碍着计划以有意识的、合理的形式对发展的诸种要素施加影响。
    这里只要提出这一思想就足够了，不必细谈。只是需要强调一下，计划必须延续一些年，以便在实现其目标方面获得必要的稳定性。稳定而不是僵硬，因为除了可能迫使改变计划实施的某些突发事件之外，要使从不同社会集团中产生出来的权力关系凝固起来是不可能的，而社会结构方面不断发生的变化就体现在这些关系之中。要引导这些关系，但不是冻结这些关系。
    在这些初步构想中，我们也不打算深入讨论国家为履行在剩余的社会使用方面的职责而必须利用的制度机制。这里只是提一下与我们刚刚提及的计划任务、与不同社会集团的协商性参与、与作出相应的政治决定、以及与计划实施的监督有关的机制。
    从另一种观点来看，国家在确定剩余的社会使用模式时，必须把自身同财政制度联系起来，并对这种制度作必要的修改，使不同的目标并行不悖。
    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很重要的一部分积累将在同一些企业中进行，而另一部分积累将在其他企业或在新的企业中进行。这里，国家将履行具有重大活力意义的促进职能，为此需要有一种机制来引导资金和技术，并推动技术研究。
对这些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要说的话也许很多，不过，这 大概会超出本书只限于涉及初步改造方案这个范围。绸六部分探求一种改造理论  P304  从另一些观点来看，也还存在着我不可能涉及的广泛的讨论领域，这既是为了不使我的解释复杂化，也是因为这是一些超出我的能力范围的问题。我这里特别是指剩余的法律制度，也就是指应该指导剩余的社会使用的基本原则、有关这些原则的法律规定、计划的政治管理及可能的修改。对于应将一部分剩余积累起来的企业来说，也有必要制定法律制度并确定国家对它们所负的责任。
最后要提醒一下，根据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文章，计划是势在必行，以便国家有预见地决定对脱离市场运行的生产结构实行某些重大变革，即便这些生产结构再能解决积累和分配问题也在所不惜。国家的预见不能忽略生态方面的考虑。
我认为，虽说时过境迁，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这些文章的基本有效性依然保持着。不过，这些文章还缺乏某种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决定性的东西。虽然计划的最基本的理由之一是提高积累速度，但我们没有深入研究在社会结构中出现的种种障碍。我们过去不承认计划必须以某种根本的东西为基础，即必须对剩余的社会使用作出规划。

第二节  计划的偏斜
    必须把导致体系的改造的尖锐事态和体系今后的运行加以区别。
    在体系改造的开始阶段，所有社会集团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受到损害的情况以及改造运动的政治活力，可以有助于多数人就剩余的社会分配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但是，一旦取得了这种一致，特权阶层的权力被制服，在社会结构的其余部分又会重新出现权力差别，从而打乱已经建立的制度。我们不能忽视这一危险。这  P305  的确不是一种遥远的危险。
    首先，存在一个任何体系都避免不了的问题:偏好于近期消费而不偏好于积累。在外围资本主义中，这一问题由于容许上层以及外国企业占有剩余而得到解决。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种解决办法是不可靠的，从社会角度看代价是高昂的，因为相当大一部分积累潜力被浪费了。
    我们承认，新体系可以通过确定在一些年内实现某些积累目标的步骤来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主张近期再分配而不主张动态再分配的压力会消失。动态再分配必然还需要时间。
    存在着利益不同的社会集团这一事实使得实现积累的目标变得更加困难。我们在另一地方已经看到，在中层中获得政治和工会权力的人们怎样利用它来首先改善自己的境况，而不是关心下层的处境。然而，这一积累目标最重要的理由之一是以越来越高的生产率吸收这些阶层。而另一个理由是抵制虚假吸收劳动力的趋势。
因此，可以理解，叫中层中已经获得工作的人们，不论是在企业还是在国家机构中任职，便利用其全部的政治影响来使剩余的一部分用于近期再分配，而不是用于上述目标所要求的提高积累速度。
假如获得政治权力的下层也表现出偏好于近期消费，而不是偏好于因资本积累而增加的、但来得较晚的消费，情形就会更加严重。①这可能是计划目标的一种严重的偏斜。  P306 
    我们不需要费很大力气就能想像到其他一些偏斜。例如，那些具有越来越高的——不管是企业需要的还是国家需要的——专业技术水平的人，力图改变其报酬的职能而牺牲对其他人的再分配。或者，官僚权力机构使得国家的臃肿症超出一定限度而损害计划的其他项目。
    对我来说，遗漏掉这些可能的偏斜或者寻我似是而非的理由来消释疑团，在学术上都会是不诚实的。这些都是必然要应付的 实际危险。
    新的体系要担负起引导权力关系的责任，以便在剩余的占有和再分配方面获得集体的合理性。但是，新体系没有能力消除这些关系，怎样防止计划确定的动态平衡因某些社会集团对政治当局或当局的愿望施加的压力而崩溃呢?
    我不认为有可能避免这种情况，但可以预先采取措施来缓解这种危险，尽管不能完全消除它。这类措施同宪法规定的、为保持分权制并使之正确运行的措施是相类似的。这是一些政治活动规则。如果遭到破坏，就必须根据以往经验的启示进行修改来恢复这些规则。
    因此，在剩余的社会使用方面，建立征税制度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政府要修改与剩余的社会使用有关的计划的基本规定，就得实行这个征税制度。
    当然，计划的技术当局不可能超越于政府当局之上，但是，技术当局负有非常重要的责任。面对一项修改建议，计划的技术当局应该非常明白而确切地提出，计划的修改将对积累、国家开文和消费等方面的目标产生的影响，以及将在剩余的社会使用方面造成的后果。因此，应该理解，给技术当局以巨大的独立性很有必要。关于这一点有各种不同的选择，还必须提出一些使之能够作  P307  出相应政治决策的分析依据。例如，如果想要增加用于再分配的剩余份额，那么，这对资本积累速度和吸收劳动力的速度将有什么影响?如果不想损害积累，又怎样调整其他一些因素来应付再分配的增加?                             
这些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都关系到新体系的合理性。合理性涉及到整体及其各组成部分。修改其中一部分而不改变其他部分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根本原则。政府当局将作出它认为合适的决策，但不管怎样，都应该在充分了解其后果的情况下作出选择。技术当局尽管其作用相当重要，也不可能走得更远。
应该对照现行体系考虑一下。首先，在现行体系中，没有任何东西能根据集体利益的某些目标来调节积累和再先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在权力关系的深入较量中避免通货膨胀的结局。
    从另一种角度来看，要维护计划的稳定性，即便政府当局把握了一切必要因素，从而明了它所做的事情。也许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另一个要求，就如同宪法在对待一些重大问题上所确定的要求一样，要让议员团中的绝大多数都明白。
然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一种体系——不论是什么样的体系——摆脱狂热的民众主义或具有神授能力的光明会教义。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体系摆脱某些人的不负责任或自负。这些人自认为拥有的知识胜过别人经过艰苦努力才获得的知识。因此，这就孕育着新体系的危机，孕育着通货膨胀的前景及其全部后果。
是否有必要使用武力来防止危机?使用武力是为了加强新的活动规则吗?还是符合复辟旧体系的意图?
    一旦对我阐述的思想进行讨论，这些问题就会出现。而且还会有其他许多问题。体系的改造不是用一种可以一成不变地运用的公式来实现的。它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一旦展开，将会遇到  P308  巨大的障碍。最要紧的是不迷失方向，不迷失所追求的重大目标。
    我不止一次地想过，能不能用一种比剩余的社会使用更简单的观念来指导改造。我因此而想到，征收开支税能否成为提高积累速度的一种适当手段。我在谈及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时曾提到这一点。可是，在结构性变动深化的情况下。如何引导再分配的权力呢?怎样调节这种权力的行使呢?对国家过快增长的趋势怎么办呢?
对这些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虽然考虑再三，除了我这里提出来供讨论的解决办法之外，我还没有我到别的解决办法。
不应当抱有幻想。技术的演进必然为人类福利带来巨大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对于地球的一个有限部分来说己经开始成为现实。但是，也必然要带来一些严重的问题。技术的矛盾现象问题是到处都存在的。此外，对外围来说。这种技术迟迟才渗入到一种跟产生这种技术的中心国家的社会结构很不相同的社会结构中来。也还存在着剩余的问题以及剩余在中心和外围的动力问题。
  这些问题从木质上讲是合理性问题。这种合理性不可避免地要求作出有意识的、持续不断的集体努力。
    很遗憾，没有办法回避作出这种努力。靠市场力量的自由作用是解决不了那些问题的。
    这种集体努力可能碰到失误或半途而废，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有什么别的办法能避免这些呢?
    有时候人们在想，在巩固新体系所需要的时期内，是否有必要实行暂时的独裁制度。我不能把它作为一种方式来推荐，尽管不能否认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这种情况可能发生。不管怎样，应该把它同结构性的独裁制度区别开来。实际上，这种独裁观是以相信人民群众没有能力辨别和决定与其利益和愿望相适合的东西为  P309  基础。因此，不是由人民群众、而是从上面作出决定就势在必行。这是文明专制的不幸的新的翻版:一个公正的、杰出的、凌驾于紧张状态和冲突之上的最高当局。这一观念比过去时代的观念更加严重得多。因为不只是以某些人暂时的专断为基础，而是建立在生产资料集中于位居国家最高层的人们手中并由他们经营的基础之上。这是一种植根于体系的结构本身的独裁制度。
    可是，这种集中就足以保证合理地使用剩余吗?不同的社会集团之间的紧张状态和互相矛盾的愿望会因此而消失吗?利益集团的压力又怎么样呢?国家臃肿症又怎么样呢?这一结构性独裁制度的政治代价又怎么样呢?
技术将合理性强加于人。而合理性只有在日益广泛的集体一致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这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它要求进行不断的调整。然而没有别的路!  P310 

最后的考虑  资本主义的危机、
道德和合理性
第一节   常规理论的危机
    这本书中包含的思想要求我作出加倍的努力。首先，要逐步抛弃我原来学过的、并在多年之前也作为大学的青年教授讲授过的大部分理论。这种努力绝非易事。其次，要努力填补留下的巨大理论空白，并着手进行建设，以取代我自已所破坏的东西。
    我曾长期致力于这项工作，因为我所承担的实际职责不允许我不间断地从事某项任务。不过，对我来说，这些职责本身成为一个多方面经验的丰富源泉。
    曾不得不在非常陌生的土地上探索，而又没有一个正确的指南。"跋涉者的面前并没有路，路是走出来的"。
    情形就是这样。我不停地走着，并力图深入到外围资本主义的动力中去。我认为已经看到了路，因此才写下了这些篇章。
    此外，至少可以说，我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常规理论的实际价值，即便从发达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也是如此。不过，我不想去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对我来说外围已经够了。但是，我要强烈抨击那种如此广为传播的信念，即认为常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解释我们自身的现象的关键，提供了解决模仿性资本主义的问题的办法。我不认可它的这种冒称具有普遍性的妄想。
    中心的理论思想经历了连续不断的危机，由此而出现种种革新运动。在经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剥削以及颂扬这种制度的功德  P311  的古典理论进行的尖锐而深刻的批判之后，曾出现过一种强烈的反响，即新古典理论的反响。新古典理论的巨大功绩是使古典理论的论证准确而牢靠。此后，新古典主义的统治一直延续到世界大萧条。那次大萧条在令人痛苦的严重事态面前引起了一次巨大的理论上的震动。难道这些事态不正是马克思所预见的资本主义最后危机的明显证据吗?新古典派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平衡的观点到哪里去了?凯恩斯用他的通论出来救驾，他认为，失灵的不是制度本身，而是有效需求不足，阻碍了制度的运行。资本主义又发展起来，而且这一回是生气勃勃。由此而得到更新的新古典理论再度在学术界占了上风。接着是漫长的兴旺年代。在这些年代中资本主义终于越出常规，直至引起一场比30年代更深刻、更复杂的危机，制度的危机，意识形态的危机。可是，革新运动却栅栅来迟。思想落在事态发展的后面。
在中心发生这一切的同时，在它的经济学家们的庄严建筑发生裂缝的同时，新古典理论却在拉丁美洲外围以无可怀疑的热情四处泛滥。这是智力依附的新的体现。这是一种不合时宜的依附，因为它的出现恰恰是在中心的经济学家们由某种科学的怀疑论的驱使而与现实达成一一种体面的妥协的时候。人们追求的已不是证明新古典理论能否兑现，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去解释能迷惑人的一般均衡观点。这种观点也许被当成一种示范标准更好，用它来向事实提出疑问，并发现事实背离理论的原由。
不过，地球上的这一地区的新古典派经济学家们坚定的理论信念不允许有学说上的怀疑。他们不论对于思想还是实践都有一种坚定的信心，他们所指望的是，只要让市场规律自由地发挥作用，迟早总会达到制度的平衡。
凡是读过这本书并耐心地把它读完的人将会相信我的立场。  P312  那个示范标准是不可以接受的。问题不在于质问现实何以偏离了理论，而是理论为什么偏离了现实。

第二节  常规理论与社会结构
    问题就在这里。常规理论没有反映现实。因为它企图把现实禁铟在一种经济理论的狭小框框之内，而不顾及与经济因素紧密相连的其他因素。除非只是作一种初步的分析，否则是不允许将它们割裂开来的。所有这些因素都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这个社会结构是不断变动的。中心的技术，或者更确切地说，向外围扩散和渗入的各种技术，对这些变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我之所以强调社会结构，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我十分重视技术的演进，技术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紧密关系，以及与技术扩散相伴生的变动。这是常规理论所没有涉及的一些现象。技术引起的日益严重的矛盾现象也是常规理论所没有涉及的。
    从所有这些现象中产生出当前的种种矛盾。为了不背离我坚持自己的领域这一宗旨，我只限于论及在外围发展中、以及外围与中心的关系中出现的矛盾。
    我们很清楚，由于资本主义的向心性，工业化很晚才来到外围。这种晚近性是外围的经济技术劣势的原因所在，因此，外围的生产率也低，并总是落在中心的后面。然而，外围却越来越多地采用中，灰先进的消费形式。这个巨大的矛盾趋向于把大量的居民排斥于发展之外。这种现象还由于技术对外围社会结构的另一种影响、即人口的急剧增长而加剧。
    可见，常规理论没有说明资本主义的向心性，没有说明外围在  P313  工业化方面的晚近性，也没有说明这种晚近性的混乱后果。
    晚近性与特权消费社会并存。特权消费社会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重要的地位，是由于外围技术进步的成果大部分被上层以剩余的形式所占有。剩余是在一种混乱的社会结构中出现的现象，并且是巨大的社会不平等的明显后果。超出某种临界限度，这种不平等便不可能在不严重危及体系的动力的情况下得到纠正。常规理论不知剩余为何物。它不承认剩余，因为它的论证坚持认为，由于市场规律的作用，生产率成果通过物价下跌——在不转化为收入增加的情况下——必然作社会性的扩散。
    我们熟悉跨国公司在促进外围按照中心的模式发展万面所起的作用。它们是技术和星球权力的产物。它们利用越来越有效的社会传播技术不断地宣扬特权消费社会。它们是消费国际化、商品和服务空前多样化的极为有效的代理人，但它们却很少促进外围的生产国际化。它们未能解决发展所固有的越来越高的交换要求与发达资本主义的向心性之间的巨大矛盾;倒是由于榨取外围的收入而从长远来看会使这种矛盾加剧。
    中心一外围关系中的这种巨大的矛盾，意味着对外阐发展的一种强有力的制约，它加剧了占有剩余与特权消费社会之间那种内部矛盾的后果，给资本积累造成损害。不但体系的排斥性趋势由此而加剧，而且那些冲突性趋势也随之而来了结果把外围资本主义引向危机。          
    不要以为这种危机会动摇外围那些追随新古典派论据的人们的信念。相反，这是他们的理论正确的证据。因为根据他们的看法，危机是市场规律遭到破坏的一种令人遗憾的后果，而这种破坏主要是由劳动力的再分配权力造成的。他们也不问问人们想要再分配什么。人们想要再分配的恰恰是这类理论所不懂的剩余。不  P314  管怎样，货币正统派固守此地，要把事物拉回他们的轨道。一切只是坚定不移的问题并让时间流失!
    应当用某些采用工统派政策的中心国家的图景来安慰一下这些外围的经济学家。在那些地方，除了用大量浪费生产要素的办法之外，并没有找到别的反通货膨胀方式，从而引起剧烈的经济萎缩，无情地牺牲就业。数十年理论加工的漫长岁月似乎就以此为终结。多么惨淡的科学！好象约翰·拉斯金又在说:多么沉闷的科学！
    显然，某些理论家不愿意进入体系的深处，那里正是占有剩余的机制进行活动的地方。
    外围未能避开这些理论与实践的偏离。面对着严重的外部脆弱现象，人们从中心不无冷静地劝告我们也压缩经济，即便引起失业也在所不惜，以便恢复国际收支平衡。如今，国际最高货币当局对我们说，必须承认，不平衡也应归因于结构性因素①这是在世界银行决定提供资金用于克服这些结构性因素之后不久的事。麦克纳马拉先生相德拉罗西埃先生真是一语道破天机。很久以前，当拉丁  P315  美洲经济委员会开始建议进行结构变革以减轻外部的脆弱性时，他们却没有坚持这种杰出的立场，真是极大的遗憾!可是，当时的建议被认为是对市场规律的调节作用进行有害的干预!
既然有那些不幸的事态以及技术引起的矛盾现象的后果，那么要问，为什么还继续宣扬市场规律的自由作用?我坚持认为，市场具有重大的经济与政治意义，但它不是经济的最高调节者。在其他科学领域进步是巨大的。然而，常规理论虽自称要对发展作出解释，但两个世纪以来它一直处于支配地位，面对资本主义连续不断的危机它却依然如故。

第三节  经济理论与利益
    经济学家们怎么了?是因为在他们的队伍中缺少一些象推进其他科学活动那样的才思敏捷的人吗?为什么一些才华出众的经济学家在理论探索方面迷失方向而使他们不可原谅地远离现实呢?数学在经济学中所起的作用的确是很突出的。人们在这个方面作出了显著的贡献。但是，数学的应用，即便再严密和精确，也不可能纠正在解释发展时把社会结构排除在外这个根本性的失误。经济理论家们这种追求学说的纯洁性的渴望把他们引入了一个死胡同。
不过，把常规理论的固步自封仅仅归咎于智力上的迟钝或偏离方向可能是一和极大的愚蠢。中心一直延续到70年代中期的漫长繁荣年代，对于从理论上进行更新的努力当然不是有利的。由于技术革新、企业家的积极性以及巨大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发展当时显得生气勃勃。中心的生活水平以从前无法想象的形式得到提高。但是，所有这一切迎来一次新的危机、一次结构性危  P316  机的悲惨结局。在这次危机中，除其他因素之外，技术引起的矛盾规象具有重大的意义。    
面对着对可耗尽的能源资源不负责任的开发。还能继续侈谈所谓通过市场规律的作用有效地配置生产资源吗，我不想否定经济刺激的活力作用，但能说它正确地引导了技术研究吗?不但忽视了新的能源形式的开发和已有的能源形式的合理发展，而且使研究工作偏向于对能源资源及其他有限的自然资源的滥用，更谈不上抛开经济上是否合算的考虑而用人造的资源代替某些自然资源。这场危机的必要性不但在于能把这些问题尖锐地提出来，而且也在于使人们承认不懂得保存生物圈的天然资本的严重后果。
   我看得很清楚，强大的经济利益的影响力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妨碍对发展理论进行科学更新的一个很大的障碍。
    过去充当这样一种障碍，建议外围服从于那种过时的国际分工体制。工业化既不符合中心的统治集团的利益，也不符合外围的利益。工业化会妨碍市场规律健康地发挥作用。
    当工业化因中心的兴衰变动而强行开始之后，替代进口又受到强烈的谴责，直至跨国公司因替代政策的恩惠而在内部市场上受益为止。中心于是收起往日那些理论上的反对意见，无保留地宣扬跨国公司在外围现代化中的有益作用。必须让跨国公司进入所有的经济领域!
    现代化是由跨国公司非凡的技术能力推动的。如果跨国企业是以充分的效率转让技术，那为什么耍在所有的国际场合了无例外地就技术转让谈论不休呢?
    如果跨国公司是获取资金的最好的手段，那为什么要宣扬由中心的各国政府大规模地转移资金呢?
    因此。必须让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所有领域大显身手。其用意  P317  无非是:世界的发展是一个过于严肃的问题，不能光把它留给它的执行人去处理!
    在我作为国际组织官员的漫长活动中，先是在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后是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我不仅目睹了所有这一切，而且比这还要多得多。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初期的活动适逢中心的那些繁荣年代。跨国公司对生产国内化可能给予决定性推动。那么，在这种巨大的活力作用由跨国公司来承担的情况下，主张实行一种有利于外围工业品出口的政策有何意义呢?    总之，继初期满怀热情的希望之后便是一种巨大的失望。虽然作了顽强的努力，但成效甚微。不过，提出过一些坚定的劝告，例如，要把自己家里整顿好。在当时其他地方一片混乱的情况下，这是个有点收缩意味的劝告。
    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期间，人们不只一次地对我说，必须动员自己的资金，而不是要求国际金融合作。可是，在大的中心越来越与之相结合的特权消费社会中这难道不会落空吗?态度不一致的情形过去是、现在依然是非常严重的。那些拒绝和外围进行金融合作的社会主义国家确实不能逃避这一点。它们的理由是，殖民主义的责任不在它们。
    尽管如此，尽管有巨大的内部和外部障碍阻碍着发展和社会平等，还是应当继续努力。首先是努力理解各种实际现象，用科学的客观态度解释这些现象。不过，光理解是不够的。正如吴丹所说，蜘蛛和落在蜘蛛网上的苍蝇都很理解它们的处境!那么，怎么办呢?  P318

第四节  改造与说服
在谈到理解的时候，我巴得出结论:必须改造这个体系。对那些在外围身居高位的新古典派经济学家来说，其主张就不一样，必须取消再分配权力!我们很清楚这个取消意味着什么。这就是恢复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的权力，重新建立剩余以及剩余的动力要求。换言之。就是巩固社会的不平等。
所有这些都是以自由主义作招牌的。这是一种假自由主义，远远没有兑现人们期待于它的东西，即让体系恢复正常运转。这个宗旨没有实现。然而，却不得不付出巨大的政治和社会代价。
重建的任务将是极为艰巨的。不是重建原先有过的东西，因为它的那些缺陷是带根本性的。要的不是重建，而是改造。
改造需要一种理论。我为那些关心发展而又既不赞同常规理论、又不赞同社会主义正统的人们提供了这种理论的初步轮廓。在让政界接受以前将有一项长期而艰巨的说服任务。与此间时，如果某一天恢复到制度的正常状态，我们将必须懂得该做些什么。这一点使我深感忧虑，因为认为不能再回到再分配冲突并把广大群众排斥在外的人还为数不多。
    我们不能老说路是走出来的。我们已经走得够多了，现在我们必须提供一条路。一条多数人认为可走的路，或者是可以防止危机，或者是可以摆脱一种独裁制度。这种独裁制度或许屈曲于人们不懂得、或没有能够改造体系才出现的。
    总之，如果不是这样。就必须准备迎接一场新的危机。而如果别的人有更好的方案，那也请他们拿出来进行争论。
    不管怎样，必须让那些一直在徒劳地追求发展的平等、追求民  P319  主进程的发展与巩固的政界人士接受。也要让军界人士接受，既包括今天的军人，也包括今后出现的一代又一代的新军人。
过去我们犯了严重的错误;就是没有让他们理解我们的忧虑，也不力图去理解他们的忧虑。必须学会共同地去思考有关发展的各种重大问题。因为还不能说，在经过不幸的经历的创伤之后，人们就不会再受一种结构性专制主义——已不再是暂时的和过渡性的——的诱惑了。这种专制主义是建立在以其经济与政治权力无可争议地集中的、一种有无限权力的国家观念之上。

第五节  中心与改造
    对于象在这本书中所主张的这样一种如此带根本性的变革，中心、特别是美国会采取何种态度呢?根据以往的经验，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将至少是采取否定态度。
    美国不是以理解外围发展的重大问题为特征的。美国对外围的社会不平等了如指掌，但不肯承认模仿性资本主义就建立在这些社会不平等的基础上;美国是以助长这种资本主义为目的来玩它的牌。
    美国鼓励按中心的模式发展的意图。它把跨国公司视为有助于纠正上述社会不平等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当然，它也得到外围某些统治集团的赞同。
中心越来越了解由技术的矛盾现象所引起的种种重大问题，但是，当技术渗入外围的社会结构时，却始终闭眼不看技术的后果。它们当然对技术为人的福利提供的巨大潜力赞扬备至，但似乎并不理解技术的后果给我提出的新的、错综复杂的问题。
在中心、尤其是在美国，存在着一张巨大的经济与金融利益  P320  最后的考虑资本主义的危机、道德和合理性网，它在与外围的关系万面具有重大影响。体系的危机使这些利益以及文撑这些利益的理论受到怀疑。而当这些利益受到了损害，有人就起来反对外围国家，直至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军事权力。
    那么，怎么办呢?由我来谈论怎样做从长远来说在政治、战略以及经济方面对美国更合适，那可能是徒劳无益的自负。不过，例如美国认为外围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稳定于美国的民族利益有利，那么，它现在正在做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它现在所不愿意做的，正好是事与愿违。不过还不限于此。什么样的稳定?是在改造之前还是在改造之后?
    如果在事态发展的起伏过程中这种长远观点得以在中心占上风，那就有可能和在外围主张必须对体系进行改造的人们取得充分的一致。                                                 
因此，改造将必然要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内部强大的抵制力量会竭尽全力以求找到各种可能的外部支持形式。
外部障碍的严重性也不能否认。尽管如此，如果支持改造的运动终于获得强有力的推动力，那么，在这类障碍面前退却将是一个后果无法估量的错误。
    事情的成败的确意义重大。如不着手进行改造，事态的发展将继续危险地偏离万向。有可能出现与我们所想望的完全不同的道路。这样的道路之一就是正统的社会主义。我已经对此表示过深切的忧虑。不能否认工统社会主义在其他地方、在不同的情况下的历史性贡献，但是，善意地说，那将是一种巨大的政治倒退，经济效率也很值得讨论。此外，毫无疑问，一场这种性质的试验将把我们推入超级大国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
    离这种斗争越远越好。但是，将必须克服另个顽固的障碍:意 识形态依附。  P321 
    资本主义的思想家们将顽固地反对剩余的社会使用。正统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们将反对企业的积极性和消费者的自由。改造理论的要点将成为无情批判的对象。将必须具有巨大的自信力以压倒这种批判。耐心等待！
    然而，没有任何东西是决定性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曾在美国表现出一种显著的生存力。它之所以不受某些变革酵素的影响，主要是由于经历了长年持续而引人注目的发展。不过也已经不行了。
    发达的社会主义看来也没有成为过去所期望的那样。事态的演变有时导致一种预见不到的转折。
我们就让一些人和另一些人都去寻找我们发展的真实性吧!
在考虑这一点时，我怀着可以理解的痛苦心情问自己，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向心性和外围资本主义的排斥性之中是否就没有某种体系的内部逻辑。技术现在是被局限在人类的一个较小的部分之中。如果技术扩展到整个世界，从而大量使用可耗尽的资源，将会怎么样呢?技术的矛盾现象又将引起什么情况呢?中心考虑过除控制人口以外的别的解决办法吗?因为必须承认，在中心对外围的要求所持的否定态度中，只知道把建议限制生育作为根本的、决定性的措施，以至美国的一位杰出人士竟然公开地说，在这方面花上一美元就等于一千美元的投资。中心不愿意承认，人口措施不可能成为一种发展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理由把它作为这样一种组成部分。方案另有，而且很简单。让经济规律自由发挥作用而严格控制生物规律。
我们要坦率地说，改造体系的职责在于我们。但是，完成这种职责本来就是极其艰巨的，如果中心逃避它们自身的，合作的职责，就将更加艰巨得多。如果中心能从一种有远见的、长期勇气的  P322  观点出发而战胜统治集团的利益，就会看到这是一种与它们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相关的职责。
因此，必须分担职责。而这些职责主要是落在强有力者的肩上。这里所说的强有力者指的是中心，也包括外围那些享受消费社会特权的人们。不允许回避我们自己的职责。我说这个话是毫无保留的，因为我越是深入地了解这些问题，就越是不赞同某些态度;持这些态度的人们企图替我们开脱责任，把外围所有的不幸全都归罪于中心。 

第六节  特权、道德准则和预见
    在一种巨大的希望面前职责趋于一致。在这个地球上有史以来第一次技术的惊人发展向我们提供了人类福利以及尊严的巨大可能性，其中也包含着危险的后果。在拉丁美洲外围，当我们企图按照中心甲模式发展自己的时候，我们曾以为正接近于实现一种乌托邦。然而，今天正在发生的情况却使我们在现存的体系中无可挽回地远离这种可能性。此外，中心的资本主义已经越出常轨，又还没有找到新的路径。在外围，由其社会结构以及与中心结合的形式而产生的特权，后果越来越明显。
    特权是各种时代的特征。在人类生存的漫长经历中，少数人的优裕生活总是建立在多数人疲惫不堪的劳动以及对他们的社会性支配的基础上，而一种发展非常缓慢的初级技术并没有减轻他们的痛苦。
    的确，基于那样的条件，不可能指望在收入再分配方面有令人满意的结果。贫困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要问，西万文明是否是在没有不平等的情况下繁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有其他  P323  许多人，不是都捍卫奴隶制吗?如果没有不平等，通过人类智慧的那些光彩照人、而又昙花一现的事件表现出来的艺术、文学、哲学相科学的繁荣能够出现吗?
    不管怎样，特权的含义己经发生深刻变化，因为它现在成为实现人类福利这种乌托邦的一个巨大障碍，也阻碍着所有的人去获得文化，阻碍着创造才能的发挥。这种才能因处境不利的人们受到社会排斥而丧失。
    资本主义的危机。技术的矛盾现象。中心的消极态度。中心与外围特权消费社会的结合。跨国公司。依附。
    这就是发达资本主义的对立面!不过，并非一切都是如此。没有在经济自由与个人积极性的口号下资本主义扩张所提倡的经济刺激。也许不会有技术的这种惊人的发展。从产业革命中涌现出的伟大的经济学家们曾经看到了这一点。但是，继他们之后的经济学家们最终把经济力量的最高调节者的作用归于资木主义扩张。
在体系的危机面前，有必要从资本主义长达数百年的、如今悲剧性地表现为这场危机的经历中，分清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
这场危机光靠市场规律的作用将是无法克服的。必须实行集体决策。这不是要抛开经济刺激和个人积极性。也不是要用那些处在无所不知的官僚的最高层的人们的无限权力来取代这些，而是要根据这些决策来确定作为经济活动赖以开展的基础的结构条件与运行条件。必须以这种方式使得物质刺激与重大的经济、社会初政治目标完全相容。还要使这些目标与市场相容，因为在市场的背后还会有其他的结构，还会有这些目标运转的其他基本条件。
    那么，什么样的目标?主要是指根据道德准则提出的目标。  P324 
    对市场规律的调节能力长达两个世纪的信奉使发展的道路被 扼杀。人们忘记了亚当·斯密在发表他那部不朽著作之前曾写过关于道德情感的理论。我以为，他在这部书中论及人类行为的时候，不曾离开过道德方面的考虑。实际上，在他的论证中包含着一种潜在的道德观，在继他之后的新古典派学说中也是如此。这一切都失败了，因为经济刺激，即便其活力作用再大，也解决不了与技术相伴生的种种巨大矛盾。解决不了技术的矛盾现象所引起 的问题。
    是否必须放弃个人利益以便道德准则畅行无阻?是否必须实现抱有与资本主义特有的动机大不相同的动机的"新人"的乌托邦
    不是这样。任何体系的动力都要求个人因经济刺激而活动。又不排斥其他的刺激。但是，必须在提高生产率的刺激与某些社会集团因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而拥有搜取大部分生产率成果的权力这两者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
    我们很了解经济刺激的作用所在。这是通过对生产资料的有效使用来刺激生产率的提高。企业家的报酬以及根据个人能力、活力和冒险精神不同而在报酬方面体现的差别就是与此相适应的。这是我们的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则涉及生产资料本身。由科学进步引起的技术革新落实在资本货物中。这些革新并不是拥有这类资料的人努力的结果。然而，他们除了占有这种努力的报酬之外，还占有这种成果。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他们只把这种成果的一部分转移给那些专业水平能适应技术越来越高的要求的劳动力。于是，一大部分就留在生产资科所有者的手里。这就是剩余。      
    如果说企业家任务的报酬是对个人的贡献和生产过程的回  P325  报，因而是符合分配的道德准则的，那么，对剩余的私人占有则是一种与分配道德不相干的结构性特权。在那些具有技术所要求的专业水平的人身上也存在某种结构性特权的成分。社会结构的异质性不会给所有的人提供同样的受教育的机会。
我在别的场合曾坚持认为，不可能科学地确定剩余该属于谁。
既然剩余是技术进步的成果的一部分，它由于外围社会结构的巨大异质性而未能转移给劳动力，人们可能认为剩余属于劳动力。属于什么样的劳动力?属于那些经过资木积累而以更高的生产率被雇用的劳动力吗?我们权且认可这种说法。假如剩余在权力关系的作用中被转移给这部分劳动力，却不会因此而使积累问题得到解决，反而会加剧和强化体系的排斥趋势，给下层造成严重损害。
    拉丁美洲的某个社会学家在谈及这些未被体系吸收、从而也不能形成剩余的阶层时断言，体系对他们进行延伸剥削。在这神情况下，如果剩余被分配给以越来越高的生产率雇用的劳动力，岂不是这些劳动力也对留在下层的人们起着延伸剥削的作用?
    如果指的是一种自然资源，由于技术的进步，它的开发用较少的劳动力即可实现，那么，由此而获得的剩余就属于这部分劳动力吗?
那些作出使生产率提高的革新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是如何登上舞台的嘱?剩余只属于今天参与进程的人们呢还是也属于昨天参与进程的人们?如果我们认可这后广种准则，我们不是会碰到一种与下述情形相类似的情况吗?这指的是过去那些在贫困中生活和死去的伟大的艺术家，当他们的作品今天价值连城的时候，还得回过头来为他们伸张正义。
没有科学的解决办法。解决办法主要是道德方面的:把剩余  P326  积累起来以便为所有的人提供发展的好处。剩余属于整个集体，必须用来为集体谋利益，以便纠正在技术革新成果的分配中的结构性差别，而不管这些差别是来自经济权力还是来自社会权力。
    外围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们可能会认为，对剩余的不平等占有行将自我纠正。因为由剩余所体现的资本积累潜力如果被彻底利用;劳动力的结构性虚弱地位就会逐步减轻，从而可以分享技术进步的成果。
这也许是一种延期的道德。不过，在外围资本主义中这种情况不会发生，特权消费社会不允许它发生。即便外围资木主义是简朴的，分配也会遇到一种临界限度。移动这个临界限度而不引起体系的混乱是不可能的。这是对分配平等的一个临界限度，尽管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分配。
我始终批评某些通过新古典理论的有色眼镜来看待发展的经济学家。新古典理论的缺点就在于不符合实际。从道德方面讲它是正确的。如我们在前面说过的，在这种理论中有一种潜在的道德观。但是，它远远没有实现。因为社会结构阻止他们去实现。如果真的存在着他们所设想的那种平衡趋势并达到了平衡，那么，每个人的收入就会与他对生产的贡献相一致，企业的利润就会被消灭，而不是形成并增加剩余。
体系的改造就以具体地达到这种潜在道德的目标为宗旨，那仍然不失是一种谬论。将要取得的是在市场规律单一作用下所不能得到的东西。

第七节  道德与合理性
这样相那样的道德目标都要求一种巨大的合理性。纠正收入  P327  分配中的重大缩构性差别，要求某种比直接的再分配措施更重要得多的东西。要求提高资本积累速度。因为这些差别反映出技术和生产率的巨大混杂性。只有更高的积累溢度才有可能使资本积累以不断提高的生产率吸收劳动力的这种作用得到充分发挥。这是一种富有活力的收入再分配的基本条件。因而在进行再分配的同时必须积累得更多。"而这一点又必须通过减少特权消费、减少外部对收入的榨取·减少国家的过分膨胀来实现。所有这些意味着一种很难得到的合理性，但如果要达到所追求的道德目标，它又是不可或缺的。
    保护生物圈同样要求一种巨大的合理性。增加生产率必须是实在的。为达此目的，必须有更大的资本积累。
    外围资本主义在道德方面与生态方面的重大失误早已感觉到了。但是，非得要经过体系的危机才能逐渐对这些失误形成一种集体的认识。因为危机暴露出体系的排斥性与冲突性，也暴露出体系的社会不平等和缺乏道德。由于外围资本主义的特殊性，这个问题要比在中心尖锐得多。
    市场不可能纠正这些重大失误，不可能超越存在于它背后的结构及由此而产生的权力关系。市场缺乏社会视野，也缺乏时间视野。市场预见不到近距离以外的东西。
    预见是道德要求的一部分并强化这些要求。从正在发生的情况看，并不是非得要对事态发展有一种警世的眼光才能发现:体系在其演变中正日益走向一场严重的危机，或者也可以说，在走向在拉丁美洲外围引起混乱的、一连串的危机，因为今天的群众已不象过去那样处于被动状态。"通过使用暴力始终控制他们将是办不到的。必须预见未来，哪怕是不太遥远的未来。
     经过漫长而曲折的历史经验，人们终于也领会到政治合理性最后的考虑资本主义的危机、道德和仑理性  P328  的必要，并建立一种保障个人基本权利的法律制度，保障个人的基本自由，除了尊重他人自由之外，别无其他限制。
    鉴于这种历史经验，这些权利的有效性与稳固性要求避免政治权力的集中。
    但是，由此可以看到，在外围资本主义中由于剩余的不断积累，经济权力的集中是与实现这个伟大的道德目标相抵触的。民主化进程及其固有的人的价值观终将和这种经济权力迎头相撞。这个进程与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和经营也是不相容的。
    因此，体系的改造必须确保自由的道德目标和平等的道德目标相汇合。即便需要克服的障碍非常强大，但这种汇合还是可能的。这种深深的信念正是这些篇章赖以支撑的基础。
    道德和预见也关系到中心及其与外围的关系。不用说，中心在其霸权以及一些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的政治影响力推动下，只顾谋取眼前的经济、政治与外交利益，而根木缺乏一种长远的眼光，缺乏一种预见未来并遏制自己的权力的意识。这种预见意识终究要从道德方面的考虑中萌发出来。
    对生物圈缺乏预见，后果是悲剧性的。这场危机会教育人们具有这种预见吗?
    中心会学会遏制自已的霸权吗?它们会彻底明白为了不致无可挽回地损害它们自己的利益而必须这样做吗?
    在行使这种权力方面缺乏遏制，以及一种不可思议的抉乏预见，已经导致国际货币的混乱。
在与外围的关系方面，类似的态度也占着上风。
需要等到一连串的危机到来再来改变这些态度吗?中心能够超然于外围正在孕育的社会风暴之外吗?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巨大的、令人痛苦的未解之迷，并且具有深  P329  刻的世界意义。这些问题在领导人中引起困惑和混乱。似乎已经丧失了引导相左右事态潮流的才能，而这种才能历来都是重大的历史性变动所需要的。在外围，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来完成改造任务。这些篇章的最后的意义就在这方面。如果能够引起一场深入的讨论，如果能使人们加深对各种事实的含义的理解，并探讨我们应当如何对这些事实采取行动，以便实现发展的伟大目标，那么，这些篇章也就达到了它本来的目的。
     说句多余的话，可不要把这仅仅看成是我们的事情。在致力于澄清和说服中，也必须把中心包恬进去，把那些正在热切地为今日世界的问题寻求答案的人们包括进去。今日的世界已和昨日的世界大不一样，不仅因为它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而且因为它展示出巨大的危险。不论是这些人还是那些人，我们都应当立即去面对这些可能性和危险，而不要让往日的形象把我们拦住。在往日的形象中，必须承认经过一种长期而艰难的演变才获得的东西。那的确是无法估量的。但是，也必须坚决地承认它的重大失误。这些失误的结局便是体系的危机。这也是一种精神价值的危机，因为经济刺激连同它的巨大活力意义一起进入了它不应当进入的地方。这些精神价值包含着发展的道德准则，又远远不只如此。这是一些具有深远影响的价值。一个体系即便其合理性再大，离开了这些价值，就不会有社会的内聚力。
    我们外围的人们在论述改造这样一种人类谋求发展的伟大事业时可不能抛弃这些价值。我们这些己经不可能在行动上从事改造的人，至少可以从弄清思想方面来论述它。 P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