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巴迪欧：巴黎公社：政治的政治性宣言

长期以来，那些宣称代表工人和人民的政党、政治组织、工会和政治派别基本上都忠诚于巴黎公社。他们都紧随着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的结论：“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为人所称颂。”

他们总是定期参观巴黎公社墙（Mur des fédérés），那是一座可以让我们记起1871年5月被射杀的两千多名社员的纪念物。马克思再一次说道：“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

工人阶级有一个心坎吗?在今天，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们很少记得他们，对他们也没什么好印象。近来，巴黎公社已经从法国历史进程中被扫地出门，不过，以前在历史中也仅仅就是占了一个位置。如今，凡尔赛派（Versaillais）[1]的嫡系后裔占据了上风（tiennent le haut du pavé），对于他们来说，那些共产主义不过是罪恶的乌托邦，不过是工人们腐朽不堪的马克思主义的创造，不过是革命的血腥的狂欢，不过是非代议制政治的暴虐的亵渎。

不过，和以往一样，这个问题并不是记忆的问题，而是真理的问题。在今天，我们应该如何提炼出巴黎公社的政治性真理？在不忽略那些文献和事实性根据的基础上，这里的问题在于，更多的是通过哲学的方式，我们要去重构在我们的历史中无法回避的庄严时刻。

当然，当我说到“我们”的历史，这应该看作是解放政治学中的“我们”，这个“我们”的潜在的旗帜仍然是鲜红的，而不是在1871年春天那些刽子手们举的三色旗。

参照点一——事实

我们首先从选择几个带日期的例子开始。这将构成第一部分，其后，我将按照新的范畴（情势，显现，位，独特性、事件、非存在的方面……）来排列这些数据。

18世纪中叶，在法国，拿破仑三世在位。他为了那些唯利是图的商人们和独裁者们列举了一份关于瓜分1848年二月革命成果的清单。这件事件就在1848年6月路易-菲利普·波拿巴复辟后不久就加以实施了，那时，共和派中的小资产阶级对卡芬雅克（Cavaignac）[2]的军队屠戮工人表示欣慰和支持。这就像1919年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中的小资产阶级通过对罗莎·卢森堡领导的斯巴达克派的屠杀迎来了未来的纳粹式假设的可能。

在1870年7月19日，法国政府由于过于自信，和受害于俾斯麦迂回战略，决定对普鲁士宣战。9月2日，惨剧在色当[3]发生了，连皇帝都被活捉了。国难当头让巴黎人民在“法国国民自卫军”（garde nationale）的名义下部分武装起来，而其中主要都是由工人组成的。但其内部情况事实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9月4日，帝国在人民举行一场大示威游行，并占领了巴黎市政厅（L’Hôtel-de-Ville）之后被推翻。就像1830年和1848年的情形一样，权力立刻被幕后的一些“共和派”政治家们所垄断，例如茹尔·法夫尔（Jules Favres）、西蒙（Simon）和费里（Ferry）（就像亨利·居伊曼（Henri Guillman）所谓的“茹尔的共和国”），埃米尔·比卡（Emile Picard）和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所有这些人都想着一个事情：同俾斯麦谈判，其目的是要更好地对付人民的政治起义。由于他们不得不改变现状，他们马上就宣布成立了一个共和国（这是为了哄骗巴黎人民的决定），这个共和国甚至没有明确提出任何宪政的内容，为了欺骗那些爱国者，他们宣布成立“国防政府”（gouvernement de la défense nationale）。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继续抵抗着包围着巴黎城的普鲁士军队。

10月份，这是一个晦暗的时刻，巴赞元帅（Bazainne）和他的法国军队主力一起在梅兹（Metz）投降了。在亨利·居伊曼的那本著名的描述1870年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缘起的书中叙述了其中最细微的细节，所有的政府的伎俩都会导致巴黎的投降以及1871年1月28日的停战。绝大多数巴黎人民都毫无怀疑地认为这个政府实际上就是一个“叛徒政府”（défection nationale）。

但这也是一个捍卫资产阶级对抗人民运动的政府。他们现在的问题是找到一个方式来解除国民自卫军的武装。至少有三条理由让那些掌权的政治家们认为情势对他们有利。第一，他们以最快速度进行了一次由农村和外省反对派主导的议会选举，事实上，这是由极右派、正统派（légitimiste）和社会上的报复派组成的“无双”议院（Chambre 《introuvable》）[4]。反对革命绝不会击败选举：在戴高乐同样的言行下，蓬皮杜（Pompidou）及其官方左翼盟友在1968年6月复活了。其次，最核心和最著名的革命领导人，布朗基（Blanqui）还在监狱里。最后，停战协议让巴黎仍然在北面和东面被普鲁士军队包围着。

在3月18日清晨，军方的一个支队试图掌控由国民自卫队控制的几门大炮，这个举动让他们同从工人聚居区中自发云集而来的大量的巴黎人民产生了冲突，尤其是许多妇女加入其中。军方撤退了，政府逃到了凡尔赛。

3月19日，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其工人领导人是先前由自卫军统一选举出来的）做出了一个政治性的宣言。这是一重要文献，我还会在后面详细来谈论这个文献。

3月26日，新的巴黎当局组织选举了由90名成员组成的公社。

4月3日，公社进行了第一次军事行动，这次行动主要是针对在普鲁士军队的授意下原政府军的反扑。这次行动却失败了。军方屠杀了俘虏，其中包括两名公社的高级成员，弗卢龙（Flourens）和杜瓦尔（Duval）。有人已经开始预感到，残酷的镇压即将到来。

4月9日，公社最优秀的军事领导人，波兰的共和派丹布洛夫斯基（Dombrowski）获得了几场胜利，尤其他们收复了阿斯涅尔（Asnières）

4月16日，公社以绝对光明正大方式，并在最平静中举行了一次候补选举。

在5月9日到14日间，军事状况持续显著恶化，在西南方的郊区，伊西（Issy）堡垒和旺沃（Vanves）堡垒相继沦陷。

在整个过程中（从3月底到5月中旬），巴黎人民以创造性和和平的方式追求自己的生活。所有的涉及工作、教育、妇女和艺术的社会尺度都由协商来决定。这反应了以这些事情为绝对优先的观念，譬如在5月18日——政府军大规模进驻巴黎是5月21日——在一所小学里，几个阶级的代表举行了一次选举。

事实上，在那一刻，那是一个和平的巴黎，尤其是政治化了的巴黎。纯粹由当时情景中的亲历者的描述很少：非军方的知识分子一般支持凡尔赛派，他们中许多人（如福楼拜（Floubert）、龚古尔（Goncourt）、小仲马（Duma fils）、勒龚特•德•里尔（Leconte de Lisle）、乔治·桑（Georges Sand）……）对此做了奠基性的评述。没有几个知识分子比兰波（Rimbaud）和魏尔伦（Verlaine）更令人景仰，他们宣布站在公社一边。至于雨果，根本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出于本能地并以高傲的论调反对镇压。

有一部关于巴黎公社的历史绝对很特别。关于其作者是否是维利耶·德利尔·阿丹（Villiers de l’Isle Adam）充满争议，并最后得到肯定。不管怎样，这部作品让我们看到了公社缔造了和平和政治鲜活相结合的巴黎街头：



有人进来，有人离开，有人四处穿梭，有人聚集在一起。巴黎儿童的嬉笑会打断政治讨论。去靠组织近些吧，去聆听吧。所有的人民都享受这这个意义深远的大事。我们第一次听到工人们彼此交流自己对事物的看法，迄今为止，只有哲学家这样做过。那里没有监工的立足之地，没有警察在大街上设置路障阻止行人来来去去。安全保障是无懈可击的。

先前，就是这帮人走出去沉溺于他们的栅栏舞会（bals de barière），资产阶级就避而远之，并平静地说道：“如果这些人都自由了，我们会怎么样？他们会怎么样？他们自由并不再跳舞，他们自由并努力工作，他们自由并拼命战斗。

当一个人的良好的信仰已经成为过去，在今天看来，他认为一个新的世界即将诞生，即使最大的怀疑家也会对之表示惊奇。”



在5月21日到28日之间，凡尔赛的军队一个堡垒一个堡垒地接管了巴黎，最后的战斗发生在西北区（arrondissements du Nord-Est）的战斗堡垒里：第十一堡、第十九堡，第二十堡……没有什么阻止他们之间的屠杀，即便在“血腥的星期”之后屠杀也没有停止。至少两万人丧生于飞啸的子弹之下。五万人被关进了监牢。



参照点二——经典解释

就在这时，马克思对巴黎公社做出了评价，这个评价完全处于他对国家问题的思考之中。于他而言，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掌握了领导地位，第一次接管了行政乃至整个社会的伟大事件。从巴黎公社的经验和教训中，他得出结论：国家机器不能“接管”或“占领”，而是要摧毁。

我们逐渐注意到，马克思分析的主要问题或许在于他对1871年3月到5月间的权力问题的看法，而权力是那个时期的秩序。无论什么样的尖锐的批评都达成了共识：公社被认为缺乏决策能力。如果公社立即进攻凡尔赛，如果他们接管了法兰西银行的黄金……在我看来，所有这些“如果”都没有实际意义。说真的，公社不会去回应这些如果，甚至也不可能会那样去想。

马克思的评价实际上有歧义。一方面，他对所有可以导致消解国家，更准确地说，消解民族国家的东西都抱有好感。在这个方面他写道：公社摒弃了职业军队，而喜欢直接由人民武装起来的军队；所有的措施在选举中，而人民公仆是可以撤换的；这样做的结果是决策和执行的权力被分化了；它的国际主义（公社的金融代表是德国人，军事领导人是波兰人，等等）。但另一方面，他谴责了公社的无能，这实际上是在国家上的无能（incapacités étatique）：他们羸弱的军队缺乏中心；他们不能界定的金融的归属，还有其关于民族的问题上的缺陷，同其他城市的联系，关于公社谈没谈到同普鲁士的战争，或者来号召外省的民众。

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二十年后，恩格斯在1891年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的新版撰写序言的时候，他也以类似的方式归纳了公社的矛盾。他指出，事实上，在1871年的运动中，实际上有两种主要的政治力量，即普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他们各自的意识形态的需求走向了明显的对立。布朗基主义是高度集中和武装密谋的支持者，一小部分决定性的任务接管了政权，建立起对工人阶级有利的政权。不过，他们主张社员的自由联合以及摧毁国家官僚机构。普鲁东主义不喜欢所有的集体联合的生产方式，他们捍卫的是小型的自给自足的产业。不过他们最终都支持了大规模的工人的联合的形式，其目的是在于掌控大工业。在逻辑上，恩格斯从中得出结论，公社的弱点在于其意识形态的形式不太适合做出国家决策。此外，其两派对立的结果是布朗基主义和普鲁东主义走向了终结，让位于单纯的“马克思主义”。

但是1871年乃至其后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潮流何以更适合于那种情形呢？又是在何种意义上，将他们领导权赋予公社呢？

最终，马克思含混的评价，在后来的一个世纪里，一方面被社会民主党的条文，另一方面被列宁的激进化立场所弘扬。

“社会民主”党，即“工人阶级”政党，或者说“无产阶级”政党，或者再后来的“共产主义”政党，最终在同国家的关系中保持自由，与此同时，在权力的作用下变得井井有序。

这是一个纯粹政治性的功能，它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断裂由主观的拥护来建构的，同时它又外在于国家。在与统治关系中，它是自由的：它担负着革命的任务，也承担着摧毁资产阶级国家的使命。

不过政党也是一个高度集中和有纪律的组织者，其能力完全是在于接管国家权力。它担负着建立新国家的任务，也承载着无产阶级专政的使命。

于是，我们可以说，政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巴黎公社含混评价，赋予了它一个实体（corps），它逐渐成为了非国家（non étatique）和反国家（anti-étatique）之间，解放政治的特质和新政治的胜利和持续的国家性特质之间的根本紧张关系的一个政治性位点（le lieu politique）。此外，这与胜利是由起义获得还是选举获得的没有一点关系：这两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

这就是为什么政党会导致（尤其自斯大林之后）党-国（parti-État）的形象。党-国拥有可以解决巴黎公社所不能解决问题的能力：监管和军事防卫的集中化；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彻底摧毁；号召并让农民臣服于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一个强有力的国际的创立，等等。

那么就丝毫不奇怪，如同在列宁传记中记载的那样，列宁在布尔什维克政权达到并超越了巴黎公社全部命运并走向终结的72天之后，在雪地里翩翩起舞。

不过，尽管其提供了一种国家式的方式解决了巴黎公社所不能解决问题的方案，我们还需要质问，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是否党-国没有镇压一些政治性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巴黎公社清晰可见。

无论如何，很明显的是，通过党-国反过来思考下，将巴黎公社简化为两个参量：一是工人的社会决策；二是英雄史诗般的但有缺陷的权力实施。

其后果是，巴黎公社倾空了所有恰当的政治意义。那当然是一种纪念、一种庆祝和一种宣言，不过这仅仅只是作为同国家权力的社会本质绞合在一起的时候才是纯粹的。但如果巴黎公社仅此而已的话，那么它在政治上就已经过时了。其之所以过时了正是由于席尔万·拉撒路（Sylvain Lazarus）所谓的斯大林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党是的政治的唯一位置。

这就是为什么对它的纪念同时也阻止了其复活。

在这一点上，有一则关于布莱希特的趣闻。在战争之后，布莱希特在经过缜密思考之后回到了“社会主义”的德国，在那里，苏联军队制定了法律。1948年，他出发返回德国，但他得到了来自于远方的情报，选择在瑞士滞留。在滞留瑞士期间，在他那时的爱侣露特·贝劳（Ruth Berlau）的帮助下，完成了一部历史剧，叫做《公社岁月》（Les jours de la Commune）。这是一部力作，在这部剧作中，历史形象与平民英雄结合在一起。这部巨作，更像是抒情剧和幽默剧，而不像一部史诗剧。在我看来，尽管这部戏剧上演很少，但这真的是一部相当不错的戏剧。到达德国后，布莱希特向当局申请上演《公社岁月》。不过，那一年，即1949年，当局宣布其中的表达不合时宜！当时，东德正处于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没有必要回到巴黎公社时期，那个无产阶级意识十分艰难并已化作历史烟尘的时代。总之，布莱希特没有运气获得一张好牌。他不能理解，既然斯大林是将列宁主义的——成为党的偶像——描绘成“革命胜利时代的马克思主义”（le marxsime de l’époque des revolutions victorieuses），回到保卫革命的时代毫无意义。

这样说来，布莱希特是怎样解释公社的？为了更好地判断，我们在这里读一下这个剧作最后那三届名为“社员的决心”的歌曲：



要知道我们不会说服你付给我们让我们活下去的薪酬

我们会从你们手中夺得工厂来解决这一切

要知道你们的所失的就是我们的所得



要知道我们不会依赖于我们老板所做出的许诺

我们从自由之中，已经为我们自己赢得了好的生活

我们的未来只有我们自己来决断



要知道炮声轰鸣是我们唯一用来回答你的语言

我们向你证实了我们吸取了教训

在未来我们将会将枪口对准你们



很明显， 这里的一般性框架延续了经典解释。巴黎公社是一种社会和权力的结合，也是物质富足同炮火的结合。



参照点三——在中国的新生

在文革中，尤其是在1966年到1972年间，巴黎公社在中国复活了，中国的毛主义经常提及巴黎公社，这仿佛是在一个既定的严格的党-国的等级制之中，试图寻找不同于1917年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的新的支点。这样，在1966年的十六条（这个文本很有可能出自于毛泽东自己的手笔）中，提出了对巴黎公社的缅怀和景仰，尤其是从群众运动中涌现的新组织中选举和召唤领袖。1967年1月，上海革命工人和学生颠覆了上海市政，一个被命名为“上海公社”的新组织接管了权力，指出一些毛主义分子试图从政治上将权力和国家问题链接起来，而不是用斯大林主义的党的形式。

不过，这些企图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可以从事实上看到，当权力被“掌控”后，权力不得不安置在新的省市的新组织中，“公社”很快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更模糊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我们从1971年中国对巴黎公社的百年纪念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这次纪念不纯粹是一个纪念活动，在这次纪念中包含了复兴的要素，很明显，这种复兴包含在波澜壮阔的游行活动中。数百万人在中国大地上到处串联。不过渐渐地，革命的主题被封闭了，最终在这种情况下，官方出版了一个文本，这个文本我们中一些人在那时都曾读过，但我们中几乎没有人会记得并再去翻它（或许，对于中国人来说重读这些文本也很困难……）。这个文本引发争议的文本是：《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

这完全是矛盾的！

重要的是，其中包含了当时马克思为巴黎公社所写的一段文字：



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77页）。



这个选择确定了即便在1971年的中国，巴黎公社不仅仅是一个光辉的工人起义的历史时代，而且其原则的历史展现一定会再次复活。我们再说一个或许源于毛泽东的对马克思评述的回应：“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它的原则不会仅停留在今天的秩序中。”这里再次证明了文化大革命更多的是巴黎公社而不是十月革命一脉相承的。

巴黎公社的相关性更多的是在中共反对苏联领导的庆典的内容中清晰体现出来的。例如：



当时，当世界各地的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纪念伟大的巴黎公社一百周年的时候，苏修叛徒集团正付诸行动，滔滔不绝地谈论“忠于公社的原则”并将自己作为巴黎公社的先驱。他们一点都不害臊。这些苏修叛徒怎么能厚颜无耻地谈论巴黎公社？



正是在这个意识形态框架中，创造性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同叛变的斯大林主义对立，在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本身的文本中被指出来，而这是巴黎公社的继续：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声炮响，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

毛主席全面地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巩固无产阶级春秋中文社区[url]http://bbs.cqzg.cn[/url]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当代最重大的课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了伟大的新贡献，给我们开辟了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胜利航道。



其要旨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这里引出巴黎公社是要说明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一个简单的国家的原则，追求并向共产主义大步迈进必然要以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为基础。换句话说，1871年3月18日的巴黎工人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公社，这个原则需要在不断前进的革命经验中进行创造无产阶级国家的新形式——往往有些飘浮不定并难以预测。此外，早在毛泽东的著作中已经宣告了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后发现的形式”。

不过，政治和国家链接在一起的一般性概念还是没有什么变化。巴黎公社的革命性复兴早在先前的算计之中，尤其是其在党的守护者的形象支配之下。很明显，这出现在对公社缺点评述的段落中：



巴黎公社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工人运动中取得统治地位，还没有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历史的经验证明，有了大好的革命形势，有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还必须有无产阶级的坚强领导核心，即要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



尽管最后所说的当是毛泽东的党，这也很容易理解为斯大林的党。这就是为什么不管毛泽东有多么激进，多么富有战斗力，毛主义对于巴黎公社的看法最后仍然踯躅于党-国框架之下，这就是我所谓的“第一次计数”（premier bilan）。

在经典解释描述以及这个例外的结尾，我们可以说，在今天，巴黎公社在政治上的能见度依然不够清晰。至少，亦即我们所说的这个“今天”，指的是我们迎接这样的挑战，即我们需要在摒弃对国家的臣服，摒弃多党或一党的框架来思考政治。

于是，巴黎公社是一个政治后果，准确地说，它并不将自己局限在对这样一个框架的臣服之中。

我们在这里的方法会将经典解释的方法放在一边，并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处理事实和巴黎公社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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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凡尔赛派是指法国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胜利后在凡尔赛成立的以阿·梯也尔为首的反革命资产阶级政府的拥护者。凡尔赛派对公社战士实行极为残酷的镇压，是巴黎公社最凶狠的敌人。1871年后，凡尔赛派一词成了灭绝人性的反革命派的同义语。——译者注

[2] 路易-欧仁·卡芬雅克，法国将军，让·巴普蒂斯·卡芬雅克次子，艾兰诺-路易·戈德弗鲁瓦·卡芬雅克之弟。生于巴黎。卡芬雅克在1840年代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期间，他表现突出，1848年被任命为阿尔及利亚总督。在1848年革命中，他被选入法国的立法议会。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任命他为陆军部长。同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他进行残酷镇压，6月28日卡芬雅克被制宪议会批准为“法兰西共和国政府首脑”(最高行政官).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发动军事政变，卡芬雅克和其他反对派成员被逮捕，经过短暂监禁后被释放，与他刚结婚的妻子居住在Ourne(Sarthe)直到他去世。——译者注

[3] 色当战役发生于1870年9月1日普法战争时期。战斗的结果是普军俘虏了法皇拿破仑三世及其麾下的军队，虽然普军仍需要与新成立的法国政府作战，但此战实际上已经决定了在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及其盟军的胜利。——译者注

[4]无双议院指的是1815~1816年由极端反动分子组成的法国众议院，巴迪欧为“无双”加上引号表示，1870年战争形成的“国防政府”所举行的议会是另一个“无双”议院——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