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海啸，中国经济能否安然无恙？

金融海啸，中国经济能否安然无恙？

　　金融海啸来了，紧跟在后面的，是潮水般涌来的分析文章，这其中不乏独立思考的真知灼见，但也有许多人云亦云的老调重弹，老套的说辞，老套的思路，就连开出的方子，也是一成不变的“三板斧”：降息、减税、扩大公共投资。

　　“老套路”不是不可以，“三板斧”不是不能抡，可问题是：昨天还在推波助澜的主流经济理论，今天转过脸来，就有模有样地去指导如何应对金融危机，“嘴是两张皮，咋说咋有理”，难免让公众感到迷惘。鉴于此，我们试着在主流经济理论之外，换用新的视角，去探寻此次金融海啸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金融海啸的发生机制

　　探寻事物真谛，就是要透过纷繁芜杂的现象，去寻找事物的简单本质。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原因，十个经济学家能给出十一种说法，然而，事实胜于雄辩，只要看到美国国内股市暴跌、资产缩水、通货紧缩等诸多事实，不难做出判断：此次金融危机，不是货币危机，不是信用危机，不是汇率危机，不是债务危机，而是明明白白呈现为资本危机，因此，对危机简单而深刻的揭示，必须紧紧围绕一个基本概念：资本价值。

　　资本价值，和人们熟悉的商品价值不同，乃是一种倒易价值，它值多少钱，取决于它赚多少钱。因为资本所有者关心的，是资本增殖，在他看来，只要能够带来利润，就有价值，利润率越高，价值就越高，因而反过来，从这种颠倒的、倒立的视角出发，从预期利润倒推出来的所谓价值，就是资本价值，其数值等于未来N年的预期利润之和（N为社会平均回本年数）。

　　举个例子就清楚了。假定社会平均利润率为8%，则回本年数为9年，现在有一家小企业，净资产100万，前景很好，每年期末利润转增资本，一家大公司想买下这家企业，出多少价钱合适呢？答案是：要看这家小企业未来9年的预期净利润之和，或折算出来的每年预期净利润率，利润率8%，值100万；利润率10%，值136万；利润率20%，值416万；利润率30%，值960万……换句话说，预期净利润率越高，成交基准就会成倍往上翻，这也是拜“神奇”的复利所赐。

　　买卖企业是这样，买卖其他资本，如土地、股票、债券、金融衍生产品等，也是这样。所谓“虚拟经济”，指的就是这个以预期利润为核心倒易出来的价值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预期利润成为唯一的交易依据，就连预期利润瓜分权利，也是可以买卖的，例如美国的次贷债券。

　　经济繁荣时，预期利润上升，资本价值快速膨胀，资本交易价格一路飙升，资本的卖出方固然能够卖个好价钱，买入方也会因为自身利润预期将增长更多，从而使自身资本价值“更上一层楼”。但问题是，预期利润不可能无限增长，这种螺旋式上升过程，终有一天会碰到天花板，然后掉头向下，变成螺旋式下降。上例中，即使小企业预期利润率只是从30%降到20%，企业价值便从960万降为416万，买下该企业的大公司账面缩水544万！缩水之大，数倍于净资产，缩水之快，一日千里。无论资本买入方如何谨慎，买入价格如何压低，转手多少次，转嫁多少家，这种蹦极式的价值缩水，都有可能使资本所有者损失殆尽。因此，专门从事资本买卖的投资银行，就成为此次金融危机最大的倒霉蛋，

　　显然，资本市场狂热时，价格高于价值；资本市场低迷时，价格低于价值。这两种情况都会进一步加剧泡沫的产生和破灭。

　　价值规律，不管人们承认不承认、喜欢不喜欢，总是以其铁的必然性在背后起作用。价格回归价值，如果在向下回归过程中，价值本身也在下降，这种回归就是可怕的自由落体式，眨眼间千万亿纸上财富消逝得无影无踪。而资本价值，恰恰是会上下波动的，即随着预期利润波动而更大幅度地波动。

　　二、金融海啸的传播机制

　　现在，我们知道，资本价值的依据是预期利润。预期利润是现实利润的合理延伸，既来自于现实，又反作用于现实。如果现实利润的增长或实现，开始普遍呈现出黯淡前景，就会广泛导致预期利润下降，资本价值缩水，账面资产贬值。如果这种迹象是突然显现的，没有太多喘息、适应和调整的时间，资本价值缩水速度将会极快，所有者权益固然损失惨重，债权人权益也会失去保障，就有可能引发资本危机，进而牵扯出偿付危机、信用危机、银行危机等。

　　资本危机发生后，在社会经济循环中“滚雪球”，越滚越大，而后慢慢消融。

　　第一个循环，虚拟经济内部循环，预期利润和资本价值之间的互动，即：

　　预期利润下降→资本价值缩水→账面资产贬值→预期进一步悲观→预期利润进一步下降……直到悲无可悲，预期不再悲观为止。

　　第二个循环，虚拟经济—实体经济之间的循环，预期利润和现实利润之间的互动，即：

　　预期利润下降→账面资产贬值→消费紧缩→价格竞争更加激烈（通货紧缩）→现实利润下降→预期利润进一步下降……直至降无可降，利润不再下降为止。

　　第三个循环，实体经济内部循环，利润主导下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互动，即：

　　预期利润下降→成本节约→裁员降薪→消费紧缩→供大于求→生产萎缩→工资收入进一步减少→消费进一步紧缩……直至缩无可缩，消费不再紧缩为止。

　　虽然以上对三大经济循环的描绘很简陋，但从中也可以看出，资本危机正是透过这种恶性循环，向纵深蔓延，向全球扩散。那么，此次危机究竟是如何漂洋过海，从美国影响到中国的呢？

　　危机的传播同样需要介质和渠道，包括人、财、物等，美中之间的经济交往通道，就成为此次危机的传播渠道。

　　信息渠道，在危机中传递的既是信息，更是预期和信心。预期具有传染性，虽然预期决定于现实发展趋势，但毕竟带有一定的主观因素，国外的悲观情绪也可以感染国内，“于我心有戚戚焉”。

　　投资渠道，危机中双向流量都会骤减，包括对外投资和对华投资。仅就外商对华直接投资而言，由于全球投资总量大幅减少，即便中国成为投资“避风港”，也只会使对华投资所占比例小幅上升，绝对值还是下降的。

　　贸易渠道，透过进出口商品数量、价格上的“双降”传递危机的“寒气”。出口商品中添加涂抹的精神文化因素如品牌、形象等“水分”会被挤出去一部分，回归成本竞争来维持出口份额。

　　此外，还有一些影响相对较小的渠道，如旅游渠道等，不再赘述。

　　三、中国经济能否安然无恙？

　　经由上述渠道传播而来的危机冲击波，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何种影响呢？

　　危机的影响会因对策而变化，对策本身也会产生影响，所以，系统性思维，是把影响和对策这一对作用和反作用放到一块儿来整体考虑。

　　先来看虚拟经济，亦即以预期利润为依据的资本交易。由于国内和国际资本市场分隔，加之此前国内股市早已暴跌，“虱多不痒”，故而此次危机对国内股市冲击有限，反而将惠于国内经济刺激政策而逐步上扬；但国内房市情况则不同，房价高企，用于自住远高于商品价值，用于投资远高于资本价值，随着危机到来，一方面，房产的资本价值保持稳定甚至略有上升，具有抗跌保值功能（因为租价呈刚性而社会平均利润率下降）；但另一方面，房产的价格下行回归压力更大，两方面作用交织，房市成为金融海啸之下中国经济难以把握的隐忧。

　　再来看实体经济。危机传入国内经济体系之后，也是透过经济循环机制发挥负作用的，即把整个经济拽入一个消费紧缩、生产萎缩、投资减少、消费进一步紧缩的恶性循环。应对的措施，就是要从一个或几个环节入手，扭转循环方向，引导经济从螺旋式下降转向为螺旋式上升。现有措施能否起到这个作用呢？

　　治病讲究个对症下药，病因、病理等缺一不可。经济对策关乎千万人福祉，不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次危机是资本危机，是资本价格、资本价值回归正常水平的客观规律使然，所以，应对的关键，是要稳定资本价值，具体来说，一要稳定甚至提升预期利润，二要为预期利润实现创造条件。将主流经济理论的“三板斧”与之对照，不难看出：降息提升了预期利润，减税提升了预期利润，扩大公共投资则为预期利润的实现创造了机会和条件。这就是说，主流经济理论懵懵懂懂开出的药方，的确也是对症的，也能治病，甚至可以治好病，正如现在的某些大夫，不管什么地方发炎，无论什么细菌感染，统统都是开广谱抗生素，多数情况下确实也能见效，再加上病人自身的免疫力和自愈力，不往深里探究，照样药到病除，只是这种半知半解的诊疗方式，委实让人心里不踏实。

　　事实上，任何有助于广泛地提升预期利润，特别是预期利润率的政策措施，都是对症的，只是适用的前提不同，针对的情况不同，对未来的长远影响不同。具体到当前，就会发现，传统的政策手段，只会让已经失衡的中国经济更加失衡，即：资本过度分配，劳动分配不足，利润与工资之比严重倾斜，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失调，如投资与消费失调，出口与国内消费失调，政府与居民收入失调。所以，当前的政策困难，不在于如何化解危机，而在于如何既化解危机，又避免分配结构更加扭曲，或者说既要预期利润增长，又要居民收入更快增长。为了在矛盾中寻求解决之道，我们还得严密考察影响预期利润的基本因素。

　　（1）企业预期利润＝预期收入－成本－费用（含利息）－税金

　　危机中，企业削减成本费用，包括裁员降薪，但这样只会让经济愈加萧条，为了打破这个怪圈，就要鼓励企业“多做加法、少做减法”，帮助企业增加预期收入，特别是持续稳定的未来收益。至于降息和减税，很明显，作用效果直接但作用空间有限。政策的重心，只能是想方设法增加企业预期收入。如何增加呢？

　　（2）企业预期收入＝国内销售收入＋出口销售收入＋补贴收入＋投资收益

　　危机中，扩大出口非常困难；政府向企业提供补贴，除了防止企业大量倒闭之外，多数将转化为利润，不利于化解分配失衡问题；至于投资收益，股息利息所得有限，只能寄希望于资本市场的全面上涨，但在危机中，唯有政府托市才有如此可能。除此以外，政策的重心，只能是想方设法提高企业的预期销售收入，也即提高国民的预期消费支出。如何提高呢？

　　（3）预期消费支出＝居民消费＋政府消费＋民间投资＋政府投资

　　危机中，预期利润下降，民间投资萎靡，增加政府消费又于情不合，所以，政府投资往往受到青睐，成为弥补民间投资不足的有效途径，然而扩大政府投资确实能够维持消费支出的总规模，却也容易使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等发生扭曲，影响经济的健康协调发展，当然，如果投资是用于提升社会再生产公共条件（如基础科研）和降低社会交易公共成本（如交通通讯），则又另当别论。除此以外，政策的重心，只能是想方设法扩大居民消费，如何扩大呢？

　　（4）居民消费＝工资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储蓄

　　要让居民扩大消费，无非两个办法，或增加收入，或减少储蓄。

　　以上各项收入中，工资收入是劳动力商品等价交换所得，不可能有较快增长；经营性收入在危机中将有所下降；财产性收入主要是投资收益，同样只能寄希望于资本市场全面上涨，因而连同转移性收入一起，都严重依赖于政府的政策措施。也就是说，危机中的居民收入增长，只可能来源于政府。

　　那么，如果政府通过资本市场或财政转移提高了居民收入，能不能带动消费同步增长呢？不能，除非“百姓消费、政府买单”，譬如发放消费券，当老百姓被迫为未来储蓄的时候，收入增加很难转化为消费，所以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取决于“生老病死”的保障，即医疗、教育、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的完善。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面对资本危机，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真正对象，并不是主流经济理论认为的利率、税率等，而是预期利润；根据国内经济受影响的程度，政府可以分别采取降息、减税、干预资本市场、扩大公共投资、向部分企业提供帮扶等政策措施。此外，短期强力措施是持续发放小额消费券（一次性反而作用有限），长期根本措施是增加居民转移性收入和完善社会保障体制。

　　真正考验中国经济的，并不是此次金融危机，而是在危机之后，即如何逐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从出口驱动转向内需驱动，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而要实现增长方式转型，首先就得实现分配方式转型，能做到这一点的，也只有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戴天宇 林功实 张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