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则新闻管窥制度改革的方向

哈尔滨破获杀人碎尸案 10名小姐被搅成肉馅--从一则新闻管窥传统马克思社会主义失败的原因兼谈西式民主和制度改革的方向　　

新闻链接：http://news.qq.com/a/20111213/001061.htm      哈尔滨破获杀人碎尸案 10名小姐被搅成肉馅　　

      杀人、分尸、绞成肉馅，貌似恐怖片的事情却在人间发生着，和国外国内都发生过的地窖性奴案、黑砖窑奴工案一样，这远非是孤立的第一次，也不是砖家们可以保证“后无来者”的事情。看到这个多日前发生的新闻时，我想到了美国文学家霍桑（Nathaniel Horthorne)。霍桑的作品以描写社会和人的心理阴暗面见长，印象深刻的是《好小伙布朗》、《教长的黑色面纱》，小说描写了普通人、正常人甚至是道貌岸然令人肃然起敬的宗教圣人藏匿在内心深处乃至见诸行动的邪恶心理。而霍桑揭示人性本恶的作品与西方的原罪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因为从亚当夏娃开始的人类就是堕落有原罪的，所以人类就是需要监管的罪犯，需要制度，需要法制，需要外在的管理与制衡。总之，人是不值得完全信任的，在这个逻辑的机场上衍生出了制度万能的思想。无疑，制度的约束和制衡是必要的，但认为建立了制度就万事大吉的想法也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空想，今日迷信西方民主与普世价值的教徒们也是吃了此种迷药。对中国一百多年来影响巨大的马克思主义曾经认为的砸烂一种制度再建立一种新制度就自然而然地解决绝大部分问题的想法显然也陷入了制度万能论的泥沼。毛主席晚年提出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发动文化革命实际就是对制度万能论的实践性否定。历史的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教条层面的实践只是以另一种更曲折的方式让不同的国家再次陷入了历史周期律的轮回。 　　

      经典马克思主义与一切制度万能论一样，其实践的失败根源于漠视乃至否定了人固有而无法根绝的差异。不需要高深的哲学思辨就可以明白差异性是自然地根本法则。没有气压差就没有大气流动，没有空间差就没有高低大小胖瘦，没有时间差就没有了过去现在和将来，没有利差就没有了投资和资本流动，没有饱和饿的感官差异我们甚至不会有动力去吃饭，总之，没有差异就没有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也不会有运动变化和发展。马克思曾经理想化地把人的差异当做不平等的制度所造成的结果，认为只要建立公平的制度就能取消人的差异，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说过：哲学家和农夫的差别比家犬和猎犬的差别还小（原句忘了，大意如此）。事实上，包括制度在内的一切人造物都来源于人，不平等的制度固然在生活中放大了人固有的差异，但不平等的制度本身却恰恰是人类群体内部差异自然生长并固化的产物，只是这种“自然生长”到某一个阶段会表现出不自然的制度性的畸形。如果按照马克思的通过建立一套全新的制度就能取消人的差异的想法，那我们无法理解在对图书馆实行“共产”的同一学校的数千名大学生中为什么有的会堕入吃喝嫖赌有的会学有所成，为什么对阳光雨露实行“共产”的同类树木会有高低参差的巨大差异，为什么在同一个法制社会有人学佛向善也有人杀人分尸绞成肉馅。真正的原因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去创造一种似乎完全公正的制度，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地去营造一个平等甚至完全一样成长环境，个体成长的差别都是不同的甚至有霄壤之别，因为大自然总会通过时间把无数的偶然机缘积累成必然性的差异。彻底根绝或趋向于根绝差异性的努力无疑是与最强大的自然法则斗争，失败是必然的。而传统社会主义的实践所遭受到的挫折无疑凸显了这种历的悲壮，如果实践者把实践的挫折怪罪到具体的人的头上而拒绝反思任何理论性缺陷，这如同脚疼怪脚太大而不是因为鞋子太小一样。任何制度都不是万能的，制度是人创造的，这就决定了人是制度发挥作用的关键。凡是人造的人都可以有效使用，或实用主义地使用，或形同虚设，或弃之若敝屣，制度也一样。人创造出了制度，同样人也可以钻制度的空子，修改、对抗甚至推翻取消制度，其演化动力就是在于制度的划一性和个体的差异性博弈。差异性是自然演化和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础和动力，这在可以看到的很长时间内都将会是一条铁的规律。 　　

      否定制度万能论并不意味着否定公平正义的制度，而是否定对制度“万能”的狂热宗教信仰，无论是传统马克思主义还是当今被宣传美化为普世价值的西式民主制度都有其固有的缺陷。西式民主制度固然有其先进之处，在笔者看来，西式民主制度的成功，其精髓在于在宣扬个人主义来放纵个人差异和自由取向的同时，又通过高福利保障和民主制衡机制来限制这种逐渐扩大和趋于固化的差异性（经济领域的反垄断就是一例）。然而，在取得很大社会实践成功和强调程序民主这一口号的背后，资本寡头的垄断却在幕后崛起为一种独裁性的专制力量，这种资本力量的隐性扩张与独裁与程序民主日趋走向分裂并最终必然走向取消个人自由的凄惨境地，这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局，如果说阴谋论只是这种凄惨未来的预测的话，转基因和疫苗争论则已经是这一未来噩梦的现实投影。姑且抛开这一层不谈，单纯机械的移植也是致命的。和传统马克思主义实践遭受挫折一样，当今迷信西式民主和普世价值的人们将从另一个方向因为同样的原因碰的头破血流，印度、东南亚国家的多党民主实践和北非的动荡都表明了这点。 　　

    一个好的制度不在于立志于取消差异，也不在于放纵扩大甚至试图永久性地固化已经夸张性地扩大到了极端的差异，而在于坚定不移地限制差异扩张的幅度、范围和烈度，从而使人际互动保持良性，社会秩序保持和谐，经济发展保持动力，这大概是中国文化中中庸之道的精髓。中庸二字道出了根本的自然法则：过与不及都是不好的。当不加限制的差异分化扩大到大部分人无法忍受的程度，于是社会动荡，革命爆发，秩序更迭了，社会主义运动在全球风起云涌，但当新建立的秩序试图根本取消差异或将差异缩小到极小的时候很多人因为差异性的缩小而使得个体存在的实在感受到威胁，而人生存存在的个体意识、实在感和意义感很大程度上是有赖于个人差异性的感觉的，于是苏联解体后出现了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大反弹，个人主义借助资本主义的扩张在全球化的旗号下再一次历史性地反弹并日益走向另一个走向毁灭的危险极端，这就是我们经历过的历史。制度不是要消灭参天大树的存在，但却要消灭深深扎根于庄稼地贪婪地吸收着一切水分的树木；制度也不是机械地保护树苗的成长，而是全力促进树苗成长为参天大树的努力。和自然本身一样，这是一种精巧而又十分艰难的平衡。传统社会主义实践的挫折和西式民主所引领的噩梦方向迫使我们认真探索并努力实现这种精巧艰难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