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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M•肯尼迪：海权诸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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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我之见，本书在开篇之初，首先应当对全书常用的某些关键术语——尤其是那个时隐时现、令人血脉喷张的词儿“海权”（Sea Power）——进行一番省察。这类探究当然不无风险，日后也难免被继续修正，但究为明智之举。自打马汉上校在19世纪末写出他那些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以来，“海权”一词在海军官兵、政治家、战略家和历史学家口中已经变得耳熟能详：即便如此，要以寥寥数语准确界定“海权”的内涵依旧是件难事。有些学者做过这类尝试，但在下完定义之后，他们又不得不承认这个话题委实复杂，赶忙补上一连串的限定语和追加评论。值得注意的是，甚至马汉本人在研究开始之初也没有力图去界定什么是“海权”，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历史范例和评论，马汉试图以此来揭示海权的性质，避免它继续处于“含混不清、空洞无物”的状态（《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1890年版序，下文出现该书处均简写为《海权论》——译者注）。
不过，在马汉的著作出版若干年后，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里奇蒙德爵士曾试图对“海权”的内涵进行描述，他的言说将成为我们参考的第一个工作定义。里奇蒙德是这样写的：“海权是一国实力的表现形式。拥有海权者有能力穿越本国版图之内或本国与盟国之间的大海大洋，将己方的军队和商业力量投送出去；在战时，这种投送可以直抵它需要介入的敌方领土；同时，拥有海权者还能阻止其对手掌握类似的能力。”（《国务家与海权》。关于里奇蒙德其人及其著作，可参阅“诸神的黄昏：现实主义者赫伯特•里奇蒙德”，《现代舰船》2010年10B、2011年7B、8B——译者注）
对历史研究者来说，这番定义包含的军事内涵很容易理解：远至布匿战争时代罗马对地中海的控制，近到1939-45年战争中盟国的海上优势（这种优势使得盟国可以在诺曼底和冲绳岛这样相隔万里的地区进行成功的两栖作战），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这类例子——一个或一群国家只要拥有了此种跨海投送军事力量的能力，便可以从中获益匪浅。显而易见，那些掌握了海权的国家享有免遭跨海进犯的安全，拥有直抵敌方海岸的机动性和能力，同时还可自由地进行外海航行和海上贸易。这种优势地位被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这类海军战略家定义为“制海权”（Command of the Sea，按字面意思则为“对海洋的控制”——译者注）。
制海权，或曰对海洋的控制，从来也不意味着对各大洋水域的完全占有：这种占有在物质上没有可能，在战略上没有必要。因为海洋与陆地不同，它本身对人类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人们既不能在海上居住，又不能在海上耕种，还不能在海上盖房，并且也不能买卖它。实事求是地说，海洋只是人类从一片陆地去往另一片陆地所经过的中介物：或者，按马汉的经典表述，它就像“一片广阔的公有地，人们可以在其上自由穿行，不过总有一些线路是人们会经常使用的，它们的存在显示：某些支配性原因使人们倾向于选择特定的航线而不是其他”（《海权论》第一章）。如果一个国家可以从总体上保护其舰船沿这些“经常使用的线路”往返交通的自由，并使其敌国无法分享此特权，则它就拥有了制海权：该国的贸易将因此而繁盛，该国的海外联系亦可维系，该国的军队更可自由前往其所期望的目的地。
人们一旦意识到海洋最适于充当军队投送和商品交换的中介，他们便转而致力于建造一种武器，凭借它来获取和维持制海权，这种武器便是军舰。在装备了一批武备强劲、操纵灵活、足以逐退当面之敌的舰艇之后，人们便拥有了控制海洋的手段。正因为如此，自上古时代起，关于海上作战的种种记录便没有中止过，水兵们摧毁敌人的舰队、或至少迫使其龟缩于港内，以便努力确保本方享有海上支配地位带来的优势。这样一来，海军至上主义者的传统里就多了这么一道基本信条——海权的核心在于作战舰队（日后称为战列舰队Battle-fleet）。另一方面，小规模袭扰行动、或是对商船的零星打击只能取得短暂和局部的优势，一旦敌方战列舰队抵达战场，这种优势就将荡然无存。马汉曾经指出，巡航战（guerre de course，原指商船捕获行动，可理解为商业袭击战或破交战——译者注）无法动摇“拥有占压倒性地位的海上力量所具备的优势，有了这种力量，就可以将敌人的旗帜逐出大海，或者只允许其作为逃亡者出现；还可以借助对这片大公有地的控制，锁闭前往敌方海岸或自敌方海岸出发的一切商业航线”（《海权论》第二章）。
以上文字大概要算马汉曾经做出的最近于定义海权的尝试了，其中的关注点则与里奇蒙德不尽相同。如果说里奇蒙德的定义侧重于一国跨海投送部队的能力，那么马汉就把这种能力和该国控制海上贸易以及商业航线的能力置于了同等重要的位置，甚至更加侧重后者。两种定义间的差别可以依据海权发展的不同阶段自然地加以解释，这种发展既不免为技术、经济及政治方面的进步所左右，自当反映其带来的总体性优势。在第一阶段，越海航行（不论远近）仍是一件新鲜事物，将军队自某一战区船运往另一战区便是海权的基本目标与定义：里奇蒙德、波特和尼米兹（见其合著的《海权：一部海军史》一书）直到20世纪中叶依然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海权”一词，这表明上述基本内涵永远不会消失。尽管如此，到17世纪前后，西方文明的发展已经催生了海权的某些更为复杂的组成及目标：鉴于海上贸易已经四通八达、繁盛一时，人们意识到对其进行促进和保护于国家福祉具有极大的重要性；造船、驾驶、导航和制炮方面的技术进步催生出了战列线军舰（Ship of the Line，此处指风帆战列舰——译者注）——它们是现代战列舰的鼻祖；海外探险以及一系列通商口岸、殖民地在美洲和亚洲的建立则表明，欧洲财富中越来越大的部分现在集中到了海上；而以上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带来了一个结果，那就是各民族国家都建立并维持了自己的常备海军。“海军至上主义者”（Navalist）在海权深远影响方面的偏好
以此观之，第一阶段的侧重点在于短期的或曰战术性的目标，即跨水域运输部队；之后乃转向长期的或曰大战略性质的目标，即在海上树立永久性的国家力量，其中既包含通常贸易，又包含常备舰队。这一变化可以解释为什么读者在关于海权问题的诸多专著中可能碰到形形色色的关于海权的定义。实际上，在19世纪末期，曾有一批属于所谓“蓝水学派”（Blue Water，也即极端海权至上主义者）的学者极为强调应当利用战列舰队对敌国的商业和战争潜力实施打击，以便建立制海权，他们把运输军队前往海外战区的意义置于极其次要的位置；他们认定，长期封锁造成的缓慢但严酷的压力往往足以令对手屈膝臣服。与这类观点直接相连的还包括厌恶大陆战争的倾向，蓝水学派坚持认为，英国在从事大陆战争时通常要比海战消耗更多的人命和金钱，战术行动的自由也更受拘束，因而大陆战争在一定意义上是“非自然”的。博林布鲁克在其著作《爱国君王论》（1749）中的断语可以说最好地概括了这批片面论者的看法，他是这样写的：“我们和其他两栖动物一样，偶尔也必须登岸：但‘水’才是更适合我们的环境，在水中……我们方能获得最大的安全，因之方能发挥出最大的力量。”
下文我们将会看到，上述观点的实质不过是摆出一副言过其实的姿态，而完全无视人类在对陆权和海权进行综合运用时，其间复杂关系的诸多基本面貌；不过它也阐明了一种困难，即单纯依据海外军力投送这一点来建构海权的定义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尤里乌斯•恺撒或诺曼人大概还能接受这种简单的一元论，但在文艺复兴之后的时代，海权始终被看作是一种更加复杂、影响也更深远的力量，它不仅涉及战时入侵的成败，更与贸易、殖民地、经济政策及国家财富紧密相连。当哈利法克斯在1694年写下“留神你的‘护城河’。一个英国人政治信仰的第一条必须是信仰海洋”时，他无疑在明示，历史已然进至这样一个阶段：海权已然成为国家哲学之最重要部分。如此一来，一般探索海权问题者皆不愿贸然给“海权”概念下一个简省精悍、又足以满足各方面要求的定义，也就不足为奇了。马汉笔下的海权众要素
不仅如此，数百年来，借助一支强大的主力舰队控制海上交通固然已被视作海上力量的有形象征与基本事实，但人们同样还认识到：舰队的持存与作战效用本身也为海权的许多其他“要素”所左右。正如海军史家波特（E. B. Potter，1941-77年在安纳波利斯官校讲授海军史）在《海权：一部海军史》注意到的那样：“海权的构成要素绝不仅仅局限于作战舰艇、舰载武器和训练有素的水兵，它还包括岸基设施、位置优良的基地、商业航运以及有利的国际盟约。一个国家行使海权的能力同样也基于其人口风习及数量、政体特性、经济健康、工业效率、国内交通发展、港埠数量与质量、海岸线范围，以及该国本土、基地和殖民地之于其海上交通线的位置。”
波特列出的是一份很长的清单，笔者在此不可能对所有这些要素进行全面的分析；但值得注意的是，波特的这一描述、以及我们在关于海权的各类著作中可能接触到的所有其他变种罗列，实际上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马汉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中做出的结论。严格说来，即使是马汉本人的研究也算不上新颖，但他以极为精彩的方式将此前诸多零散的观念整合成了一套逻辑清楚的哲学，同时还教育众人，尽管海军战术与历史环境常变常新，但某些基础性的战略思考和原则“属于万物秩序中不可更易或恒常的那部分”（《海权论》第一章）；这些成果为马汉赢得了世界性声望。据此，如果一个国家注意到了这些“不可更易或恒常”的教益并掌握了其中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该国就拥有了一个有利位置，可以成功配置其海上力量。以此观之，马汉显然力图在海权问题上进行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曾经对陆权进行过的那种研究，他的著作也反映了19世纪所盛行的竭力发现社会生活“法则”的倾向；在后来实证主义不那么流行的年代，这种倾向已经被否定了。尽管如此，在这个问题上，大致罗列一下马汉的观点依然是有必要的。
马汉列出的在历史上曾经影响过海权的六大主要条件如下：（1）地理位置；（2）自然构造；（3）领土范围；（4）人口数量；（5）民族特点；（6）政府的性质和政策（《海权论》第一章）。
头三项条件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地理性的，因而可以放在一起讨论。马汉对历史的解读使他认识到，同那些被迫时刻准备好和陆上邻国交手的国家相比，一个无须在陆上自保或扩张的国家可以更加从容地集中精力发展其海权；位置良好、与重要大洋航线相连的地理形势则可提供进一步的重大优势，良港和海岸线也具有相同的功效，但后两者务必不至于给一国的防御带来过重负担，也不能被分割（例如法国的海岸线）；此外，贫瘠的土壤和恶劣的气候往往会刺激一国国民从事海外开拓，而那些自然条件优越国家的居民则很少效仿这类做法。
另外三项条件也可以联系在一起探讨，因为就马汉的意见来说，他认为三者是根源相通的。他所说的“人口数量”并非指全部国民的总数，而是特指“从事海洋职业”的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至于“从事海洋职业”的人，则既包括海上商业从业者、又包括随时可加入海军的人。与此相类似，所谓“民族特点”，就是指一个民族利用海洋提供的一切收益——诸如利润丰厚的贸易、稳定的职业、海外殖民地——的总体倾向。在这方面，马汉为一国海权的成功发展开出了药方，那就是建立一个由富于冒险精神，随时准备好、并且也有能力对海上实力作出长期与充分投资，以便在本国及外洋海域保障自身权益的商人和店主阶层的国家。在这当中，政府也须扮演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和平时期，它应助长该国在海军和商业方面的潜力；在战争时期，它应娴熟地利用其海上力量，如此，胜利的前景——以及随之带来的一国世界地位的提升——才会有保障。对马汉教诲的普遍适用性仍有保留意见
尽管马汉的分析多少带点儿令人怀疑的决定论色彩——这在他那段述及“民族特点”、带有准种族主义色彩的文字中表露的最为明显——他的著作中许多其他部分还是可以被我们不假思索地加以采纳的；事实上，马汉对“海权诸要素”之探讨的相当一部分内容似乎出自熟悉的老生常谈，它所包含的乃是海军战略的通行准则，因此才得广泛流传，至于应归功于马汉一人的独到见解则是很少的。然而，尽管马汉以为他总结的这些基本原则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并且他本人声名鹊起也是因为读者们认定他从过往历史中汲取的教益在当下和未来依旧有效，在本书开篇之初就对马氏的整个哲学做一个基本评价依然很有必要；马汉的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归纳性的，也就是说，作者对他所认为的“在当下和未来依旧有效”的某个特定历史阶段以及一系列环境进行了检视，从中得出若干结论。除去简单提及古典时期的海上斗争外，马汉把他的主要研究集中到了1660～1815年发生在四五个西欧国家之间的一系列战役身上，而他的结论也正是从这些战例得出的。不仅如此，马汉和其他所有历史学家一样，既不能使自己摆脱所处时代流俗偏见的影响，也无法自外于身为现役海军军官的背景：他的脑海里自始至终都有一种无法摆脱的动机，那就是颂扬和彰显英国昔年海军政策的睿智，并鼓励美国模仿英国的成例。
换言之，尽管马汉及其徒子徒孙将他的著作中若干涉及海权及海军作用的基本假设视作理所当然，我们今天的读者却没有必要这么做；此外，即使我们认可他对书中检视的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分析基本正确，我们也毋须认为，同样的事情一定会在巨大的技术、政治和人口变化正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发展着的当代世界中发生。
马汉和海军至上主义者们视为公理的第一大信条是：海权在“影响”世界事务方面比陆权更有优势。当然，马汉本人还算稍有节制，并未像他的某些极端派门徒那样走火入魔；例如，他曾坦言忽视除海军力量外的其他因素是错误的，并且坚持宣称，之所以他本人会简单地把研究至于单一的海权视角下，完全是因为他感到海权的重要性“即使没有被全然无视，也是大大地低估了”（《海权论》第二章）。不过倘使我们注意到了以下几段文字，则另一事实就不足为奇了：在马汉的教诲下，整整一个战略思想学派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海洋在文明进步中扮演了最主要角色”的观点，他的著作很大程度上必须对此负责。这些章节是这样写的：“尽管海上有各种常见和不常见的危险，但无论是旅行还是运输，经海路总是比经陆路来得方便、便宜。”（《海权论》第一章）“有谁能否认，这个只有狭小陆地、资源贫乏的政府所据有的力量是直接来自海洋呢？”（《海权论》第一章，此处是说七年战争时期的英国——译者注）“合理的使用和控制海洋仅仅是财富赖以积聚的交换链条上的一环；不过也是核心的一环，谁控制了海洋，就可以迫使其他国家为该国的利益纳贡，且历史似乎已经证明，绝大多数控制海洋的国家都因此致富了。”（《海权论》第五章）
但倘若继续回顾，则我们很难理解马汉著作中暗示的海权的优越性怎样才能被任何更广大的历史研究所证实；只须举一些最明显的例子就可以看到，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阿兹特克人、古代中国人、祖鲁人、匈奴人、奥斯曼帝国或神圣罗马帝国基本上都不是从海上汲取其力量的，从这些民族的角度看，忽视海洋完全没有大惊小怪的必要。由于陆地和海洋两种要素在自然性质上完全不同，迄今为止绝大多数人类活动都集中在陆地上：大部分人生活在干燥的陆地而不是颠簸的舰船甲板上，这一简单的事实意味着在整个文明的发展过程中，陆地一直比海洋更为重要。马汉选取考察的仅仅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基本上是从16世纪到17世纪初期，以及几个特定的国家——西班牙、荷兰、法国、尤其是英国——这几个国家恰好是在这段时间发展了其殖民与海上帝国。这一现象将将发生在这一时间段、集中于这一地区，乃是因为一系列值得我们进一步审视的环境集中影响而造成的。换言之，虽则对海权是否如马汉及其追随者所坚称的那样“在历次战争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这一问题的探讨可以留待本书的适当章节来进行，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还是牢牢记住以下基本事实：马汉及其门徒所述及的乃是一个海上商业与冲突在世界事务中占据过于重大角色的时代。因此，我们最好在一开始就审慎地注意到这种时间和地理上的专属性，并且据此对马汉许多假设的普遍适用性——尤其海军至上主义战略学派常有的对陆权作用的贬抑——表示怀疑。
对马汉反复强调的商业、殖民地和海运的重要性，我们也应持有类似的保留意见。下文所引这段文字就是一个典范：“生产，是交换产品所必需的；海运，是交换赖以进行的手段；殖民地，是便利和扩大海运活动的场所，并能通过不断增加安全的据点来促进海运。正是在这三种活动中，我们将会找到决定濒海国家的历史和政策的关键。”（《海权论》第一章）
这段文字再次显示，马汉所阐述的基本原则乃是从一组特定环境中得出的，而这些适用于1550～1815年期间欧洲几个特定国家的原则，并不必然适用于那些在其它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例如，殖民贸易就不总是那么利润丰厚或具有重要性。同样，马汉所说的两个海权的基本要素——人口和领土范围，也不应单以可用的水手人数及海岸线的长度来衡量，甚至主要据此来衡量也可能有问题：因为这两个要素中的任意一项都可以都可以在更广大的地理政治层面有力加强一国的实力，今日的苏联就是一个明证。第三，尽管马汉确实提到了“生产”，但他对这一核心经济要素并没有给予真正的关注，相反，他把注意力最大程度地集中在了贸易、商船尤其是海运上，以至于将这三者看作是海军力量的唯一有效基础。而那些拥有强大海军但没有庞大商船队的国家，以及那些拥有庞大商船队却没有强大海军的国家，却被他统统忽略了。如果我们要在经济领域里寻找海权的普遍要素，那么一位现代批评者提出的一种不合常规但更为宽泛的解释似乎更合时宜：“比起单纯因‘海运’这种运输方式而创造的不稳定的财富，‘海权’可能另有一个更加可靠的经济基础；那便是国家经济生活的活力（Vitality）。倘若我们能仔细考察各个海洋国家的兴衰，自当得出一条明白的教益：统治性的海上权力并不总与自身拥有最大商船队的国家相伴，而是为那些可以凭均衡的经济增长支撑其海上事业繁荣的国家所掌握。”（J•J•克拉克：“商船与海军：马汉假设的一点注释”，RUSI院刊1967年5月号）
以上所有这些评论都在暗示，读者们绝不应当把马汉在其海权著作中的论述当作福音书，毫无保留地就加以接受。正如雷诺兹教授曾提醒我们的那样，“马汉乃是、并且应当被看作一位重要但有朽的历史人物，他的思想不免为人类活动惯有的局限性所桎梏。”（C•G•雷诺兹：“20世纪的海权”，RUSI院刊1966年5月号）即便如此，任何对英国海军史的回顾都应以马汉作为开端的做法依旧是很合理的，因为他对这一主题的贡献独一无二，他的影响影响也举世无双；本书将会在多处对他的结论提出质疑，但这一做法本身绝不应当被看成是对马汉的贬低，相反，它依旧反映了马汉的重要性。马汉是、并将永远是任何有关“海权”问题的著作的参照点和出发点。“海上统治权”这一术语的定义
在简要探讨了“海权”这一关键概念，并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对有关“海权”的各种用法的修正意见之后，我们还需要解释一下本书标题中的“海上统治权”（Naval Mastery）这一短语。海权在实践中似乎缺乏量化标准：几乎任何国家都可以声称自己拥有或曾经拥有过一定数量的海权。海权也可以存在于几乎每一个层面上：无论是一个古典时期的地中海国家，还是一个中国海盗首领，抑或是一个曾经在某一时期掌握过本地海域制海权的拉美国家。不过，我们在此处使用的“海上统治权”这一术语意味着某种更为强大、更具排他性且范围更广的东西；它意味着一国将它的海上力量发展到了超越任何一个对手的状态，该国的海上优势应当或能够在本土水域之外加以运用，其结果将使那些实力较弱的国家在至少取得该国的许可之前，很难进行海上作战或贸易。当然，这种情形并不一定意味着该国的海上力量需要超过一切其他国家海军的总和，也不意味着该国不能暂时丧失本土水域的制海权；但掌握海上统治权的国家一定要拥有一支总体上占优的海上力量，以便一旦在某一海外地区遭遇小规模挫败，立即派出一支足以抵消敌方威胁的有力舰队、从而使局势一举逆转。一般来说，海上控制权同样也意味着拥有它的国家往往可以顺利获得众多舰队基地、一支庞大的商船队、可观的国家财富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象征着一种在全球层面而非单单区域水平的影响力。以上这些定义揭示了一种海上霸权的尺度，在历史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曾经拥有这种霸权，这使得它们与那些较弱的对手们截然不同。英国在1815年这个重要年份前后的一段时期内曾经拥有过某种海上统治权；但通向这一支配权的成长阶段以及随后的衰落阶段在英国历史上占据了远为广大的份额。即使是到了今天，尽管英国已经交出了海上统治权，它依然拥有一定数量的海权。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有必要将对英国海权兴衰的考察范围扩展到长达400余年的历史时期。我们将集中检视英国占据优势的那段时间，以探究英国海上统治权是为何兴起、又如何衰落，并尽可能多地学习关于这一问题的一切。 © 版权声明：本译作版权属于译者刘怡，并受法律保护。除非作品正文中另有声明，没有作者本人的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转载或使用整体或任何部分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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