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中国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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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颇多感触！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1841年），23岁的卡尔·马克思从著名的柏林大学哲学系毕业。

这场不义的战争，改变了古老的东方，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秩序。马克思认为这次战争带来的后果就是：“中国发生了起义；帝国国库完全空虚；俄国顺利地由北方进犯；鸦片贸易在南方达到巨大的规摸。马克思甚至预言“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

当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六年至十年）爆发的时候，已经35岁的卡尔·马克思正在着重研究政治经济学，在此前后，马克思开始研究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的世界历史和失败后的中国社会，是当时关心中国的不多的西方人。

人们记得雨果曾在《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位的信》中对英法联军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火烧圆明园的暴行进行了批判。却不大知道自1853年6月14日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59年12月3日的《对华贸易》,马克思、恩格斯先后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了九篇与第二次鸦片战争有关的的文章（马克思七篇、恩格斯二篇），其中四篇作为社论发表。

而从1851年8月到1862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500多篇文章，评述当时国际重大事件，抨击各国反动政府的内外政策，声援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特别是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

1857 年7月～1858 年5月，马克思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一次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继唯物史观这一伟大发现之后完成了第二个伟大发现。1858年初马克思开始在这个手稿的基础上写《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巨著出版的时候改名《资本论》----《资本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体系的创立----而在马克思学说形成过程中，苦难中国的现实，为其提供了必须的养分，虽然这种养分的提供是被动的。

提到鸦片贸易，就不能够不提到中国的茶。
  茶对于中国，不过是每天平静写意的生活过程，而对于1840年前后的西方，却具有崭新的历史意义，就如同今天中东的石油之与美国。中国控制了茶的贸易，也就等于控制了西方生活的质量。

当白银不断地从印度、英国和美国向中国输出的后果演变成为一种国家危机的时候，鸦片成为西方少得可怜的用来与中国交换的商品。
   中国法律许可鸦片作为药品输入，但当鸦片贸易成为暴利，一切都随之改变了-----茶向西方传递和平的信息，给了西方高质量的生活，鸦片却是为了打败茶而远渡重洋来到中国的----鸦片迅速统治了这个王朝，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腐败这个国家的官吏、枯竭这个国家的财政。当那段历史的阀门一经打开，它留给我们民族的后遗症，至今还时不时会表现出来。
    我喜欢喝茶，这是二十余年的习惯，也是每天的功课。今天，我一边品茗，一边沿着茶的路径，在艰难而神圣的阅读中，了解茶与鸦片的战争,也许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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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论载于1853年6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94号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是一篇分析鸦片战争前因后果的大作，也马克思第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

在1830年以前，中国人在对外贸易上经常是出超，白银不断地从印度、英国和美国向中国输出。可是从1833年，特别是1840年以来，由中国向印度输出的白银，几乎使天朝帝国的银源有枯竭的危险。因此皇帝下诏严禁鸦片贸易，结果引起了比他的诎书更有力的反抗。除了这些直接的经济后果之外，和私贩鸦片有关的行贿受贿完全腐蚀了中国南方各省的国家官吏。正如皇帝通常被尊为全中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认为对他们各自的管区维持着这种父权关系。可是，那些靠纵容私贩鸦片发了大财的官吏的贪污行为，却逐渐破坏着这一家长制权威──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存在这种情况的地方，主要正是首先起义的南方各省。所以几乎不言而喻，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统治权。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

短短的一段文字，就将中国曾经在世界的位置和未来发展的趋势作了深刻而清晰的定位，正象后来历史所证明的那样。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人如此从“对立统一的”甚至从哲学的角度来探讨世界对中国的改变以及中国对世界的影响。

事实是后来的材料证明：直到清英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二十年，即清嘉庆帝死而道光帝立的1820年，中国的总产出（GDP）仍占世界总份额的32.9%，居世界第一，领先西欧核心十二国（英法德意奥比荷瑞士瑞典挪威丹麦芬兰）的产出总和12%，更遥遥领先于美国（1.8%）日本（3.0%）。甚至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仍然是世界最富裕的国家。
   富裕的中国面对的是已经完成工业革命急剧向外扩张的超级大国英国。----引发英国的觊觎是比欧洲富裕的中国，而非日本，甚至东南亚国家是可以理解的。----英国正在开始对全球的征服，中国成为其必须迈过的一道槛。
   而鸦片贸易，正好提供了一个机会。我想，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没有鸦片贸易，中国失败的命运也即将到了----不平衡的贸易是超级大国英国不能够长期接受的，中国庞大的自给自足的市场，就是战争的借口。

另外一个不能够忽视的背景是，当时中国总的现实是国富民弱。贫富差距在不断拉大，达官贵戚可以毫无竭止的挥豁，而底层人民只能勉强维持温包。加之政府日趋腐败，已经失去人民的信任，内忧总是伴随着外患，当真正的打击来临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

说鸦片战争是因为中国“落后”而挨打，并不合乎历史实相-----因为早在1853年，马克思就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马克思告诉我们：几乎使天朝帝国的银源枯竭的鸦片贸易，是东印度公司（代表英国政府统治印度）追逐国家经济利益的政府行为。

英国东印度公司由于无法打开中国市场，决定强迫印度孟加拉农民种植罂粟，用鸦片走私方式扭转对华贸易逆差，结果造成中国白银外流，却危害了英国乃至西欧的对华商品贸易。（《鸦片贸易史》）
  这里有一个问题，即政府是干什么的？   
  其实在2000年前的中国先哲，早就探讨了这个问题。
  “四书”之一的《大学》（曾子作）结尾写道：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菑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译成现在文字就是：

生产财富也有正确的途径；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生产的人勤奋，消费的人节省。这样，财富便会经常充足。仁爱的人仗义疏财以修养自身的德行，不仁的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敛钱发财。没有在上位的人喜爱仁德，而在下位的人却不喜爱忠义的；没有喜爱忠义而做事却半途而废的；没有国库里的财物不是属于国君的。孟献子说：“养了四匹马拉车的士大夫之家，就不需再去养鸡养猪；祭祀用冰的卿大夫家，就不要再去养牛养羊；拥有一百辆兵车的诸侯之家，就不要去收养搜刮民财的家臣。与其有搜刮民财的家臣，不如有偷盗东西的家臣。”这意思是说，一个国家不应该以财货为利益，而应该以仁义为利益。做了国君却还一心想着聚敛财货，这必然是有小人在诱导，而那国君还以为这些小人是好人，让他们去处理国家大事，结果是天灾人祸一齐降临。这时虽有贤能的人，却也没有办法挽救了。所以，一个国家不应该以财货为利益，而应该以仁义为利益。

《大学》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一个人、一个团体，乃至一个国家，应该以什么为重。

 而马克思进一步论证了一个一心追逐经济利益的政府，是什么坏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西方殖民国家向中国贩卖鸦片，最早有葡萄牙和荷兰。他们以澳门为据点，向中国内地输入鸦片，不过数量不大。英国贩卖鸦片为时较晚，一七二七年英国运华鸦片约二百箱。一七五七年英国占领印度鸦片产地孟加拉，十年以后，运到中国来的鸦片增加到一千箱。一七七三年是英国对华鸦片贸易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年。英属印度政府，在这一年确立了鸦片政策，同时为了保证这一政策的充分实现，它给予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鸦片专卖权；一七九七年东印度公司又取得制造鸦片的特权；从此以后，英国对华鸦片贸易，就在这个垄断机构的操纵下，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了。
   第一任印度总督哈斯丁斯（W.Hastings）在一七七三年这样宣称：“鸦片不是生活必需品，而是一种有害的奢侈品。除仅仅为对外贸易的目的外，它是不被容许的。明智的政府应该严格限制鸦片的国内消耗。”这个声明里所指出的对外贸易，主要的也就是对华贸易。哈斯丁斯一方面认为鸦片有害，必须严格限制它的国内消耗；但另一方面为了对外贸易，他不仅对它不加禁止，反而积极鼓励外销。从哈斯丁斯起的历任印度总督在鸦片贸易上所遵循的，就是这个罪恶的原则。

鸦片贸易的暴利让人难以想想。以一八一三年为例，这一年印度上等鸦片“公班土”（Bengal opium），每箱成本费用是二百三十七卢比，它的拍卖价格，包括印度政府的鸦片税在内，每箱二千四百二十八卢比，两者差额为二千一百九十一卢比，超过原来成本九倍，东印度公司约得其中的三分之二。
   一八一七年，公班土这一年在印度每箱的拍卖价格为一千七百八十五卢比，在中国的卖价为二千六百十八卢比，两者差额为八百三十三卢比，折合银洋为四百余元，扣除少数运费及其他支出外，剩下部分就是烟贩每箱的实际利润。最大的英国鸦片贩子查顿（W.Jardine ）在私信上说，在最好的年头，鸦片的利润高达每箱一千银元。
   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资本家“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他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彼时的英国，不就是个披着国家外衣的资本家？
    可悲的是，虽然时代早已经更替，现在的一些国家仍然在拼命向资本家的角色转型！

由于鸦片输入的逐年增多，十九世纪初年起，中英贸易逐渐发生变化，中国从出超变为入超，英国由入超变为出超....而且引起中国大量的现银外流。鸦片输入激增，清政府感到有银源枯涸的危险，便一再下令严禁鸦片进口。一八二一年以后，外国烟贩在黄埔、澳门进行鸦片贸易感到不便，就移到伶仃洋去，在那里鸦片走私益发活跃。

东印度公司对华鸦片贸易以及英国烟贩在中国的走私活动，历来都是在英国政府的默许和包庇之下进行的。到一八三二年，由于中国一再禁止鸦片入口，英国政府为了确切明了对华鸦片贸易所给予印度政府的直接影响，就印度政府的财政情况作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英国政府认为鸦片税关系重大，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贸易必须继续。这样鸦片贸易由英国政府的默许变为公开的认可了。而英国烟贩的走私活动益发成为英国政府包庇的对象。

正因为英国政府在印度实行了鸦片垄断，中国才采取了禁止鸦片贸易的措施。天朝的立法者对违禁的臣民所施行的严厉惩罚以及中国海关所颁布的严格禁令，结果都毫不起作用。中国人的道义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国当局、海关人员和所有的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风，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愉偷带进这个帝国的。（鸦片贸易史）

以后的事情，凡学习过鸦片战争历史的都应该知道。
  马克思总结道：中国政府在1837年、1838年和1839年来取的非常揩施－－这些措施的最高潮是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和按照他的命令没收、销毁走私的鸦片－－提供了第一次英中战争的借口，这次战争带来的后果就是：中国发生了起义；帝国国库完全空虚；俄国顺利地由北方进犯；鸦片贸易在南方达到巨大的规摸。尽管英国在结束这场为保护鸦片贸易而打起的战争时所签订的条约禁止鸦片贸易，可是从1843年以来，鸦片贸易实际上却完全不受法律制裁。1856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总值约3500万美元，同年英印政府靠鸦片垄断获取了2500万美元的收入，正好是它财政总收入的1/6。

鸦片战争昭示了一个基本史实：全球首富清朝，在世界竞争中迅速沦为“东亚病夫”，成为欧美乃至后起的日本竞相瓜分的鱼肉，个中的历史原因，正由于当时经济繁荣下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落差所导致。

所有这些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的破坏性因素，到1840年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之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从此，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除旧有的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外，又加上了中华民族同殖民主义的矛盾。而后者，往往成为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上述这些重大的变化，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使其出现了鸦片战争前未曾有过的局面。
  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工业的破坏性影响、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更重更难负担，旧税之外又加新税。

尖锐的社会矛盾，导致了社会风潮迭起。鸦片战争后，农民的抗粮抗租斗争，不断出现，且有规模越来越大的趋势。1842年，湖北崇阳钟人杰聚众抗粮举事，最多时达万人。其后，浙江、湖南、福建、江苏、江西、河南、安徽、湖北、陕西、山东、广东等省，迭出大案。少数民族地区的反清斗争也此伏彼起，接连不断。仅据官书记载，1842－1850年十年间，全国大小武装起义及农民暴动事件，即达九十余起。这是社会动荡的产物，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动荡。
  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延续了十年之久的结果是更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革命。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推动了这次大爆发，马克思说。

中国之所以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很大一个原因是与印度不同的土地所有制度。马克思在《新的对华战争》中分析道。

可是，英国殖民者当年无法办到的事情，我们正在以某种形式进行。
  马克思最后对鸦片战争引起的中国革命给予了正面的判断:欧洲人民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决定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欧洲）在最惊人的繁荣当中，就已不难看出日益迫近的工业危机的明显征兆.....这样的情况下，既然英国的贸易已经经历了通常商业周期的大部分，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

有意思的是马克思曾经对中国有个这样的的预言。

马克思在（《国际述评（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１版第７卷第２６４－２６５页）写道：
　　最后，再谈一件由著名的德国传教士郭士立从中国带回来的有代表性的新鲜奇闻。这个国家的缓慢地但不断地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状况变得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所难以忍受。后来英国人来了，夺得在五个口岸自由通商的权利。成千上万的英美船只开往中国；这个国家很快就为英国和美国用机器生产的廉价工业品所充斥。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不再有税金收入，国家濒于破产，大批居民落得一贫如洗，这些居民起国家现在已经接近灭亡，已经面临一场大规模革命的威胁。但更糟糕的是，在造反的平民当中有人指出了一部分人贫穷和另一部分人富有的现象，要求重新分配财产，甚至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而且至今还在要求。当郭士立先生离开20年之后又回到文明人和欧洲人中间来的时候，他听到人们在谈论社会主义，于是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别人向他解释以后，他便惊叫起来：

“这么说来，我岂不到哪几也躲不开这个害人的学说了吗？这正是中国许多暴民近来所宣传的那一套啊！”当然，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之于黑格尔哲学一样。但是有一个事实毕竟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被英国资产者的印花布带到了一场必将对文明产生极其重要结果的社会变革的前夕。当我们的欧洲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在亚洲逃难，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的时候，他们说不定会看见上面写着：中华共和国　、自由、平等、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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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论载于1858年9月20日和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433和5438号的《鸦片贸易史》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马克思关于中国的重要作品。是《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补充。因此我不想过多的分析，只结合原文谈一些感想。

一：“鸦片贸易”比“'奴隶贸易”更可耻。

我们不想详述这种贸易的道德方面，关于这种贸易，连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都这样写道：
　　“不是吗，'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都要算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毁灭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的思想，也没有毁灭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出后，还杀害他们肉体；每时每刻都有新的牺牲者被献于永不知饱的摩洛赫之前，英国杀人者和中国自杀者竟相向摩洛赫的祭坛上供奉牺牲品。”

二：大清的官员对洋人之可怜、可悲，反证了他们对人民之凶恶。

中国人不能既购买商品又购买毒品；在目前条件下，扩大对华贸易也就是增加鸦片贸易；鸦片贸易是和发展合法贸易不兼容的。
     蒙哥马利．马丁说：
　　“我曾问过上海道台，促进我们对华贸易的最好办法是什么。"他当着女王陛下的领事巴富尔上尉的面立刻回答我说：'别再向我们运送那么多鸦片，我们就能够买你们的产品。”
     上海道台的表现，与我们熟悉的某些情景是何其相似。

于是马克思写道：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蹋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三：财富不合理的流动，必然带来贫富差距的拉大，对国家内部而言，会引发社会动荡，而对国家之间来讲，也许会带来战争。而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在于这个政权是否已经腐败。

正因为英国政府在印度实行了鸦片垄断，中国才采取了禁止鸦片贸易的措施。天朝的立法者对违禁的臣民所施行的严厉惩罚以及中国海关所颁布的严格禁令，结果都毫不起作用。中国人的道义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国当局、海关人员和所有的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风，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愉偷带进这个帝国的。
    鸦片贸易在1824年到1834年的10年当中，就由12639箱增加到21785箱。

  四：所谓自由贸易的性质就是垄断---这是文章的核心。这在马克思此后出版的巨著《资本论》被进一步论证明。

它（英国政府）严密地垄断了这种毒品的全部生产，借助大批官方侦探来监视一切：种植罂粟，把罂粟交到指定地点，按照中国吸食者的口味提炼和调制鸦片，把鸦片扛成便于偷愉运的货包，最后运往加尔各答，由政府拍卖，国家官吏把鸦片移交给投机商人，然后又转到走私商人手里，由他们运往中国。英国政府在每箱鸦片上所花的费用约250卢比，而在加尔各答拍卖场上的卖价是每箱1210－1600卢比，可是，这个政府并不满足于这种实际上的共谋行为，它直到现在还公然同那些千着毒害一个帝国的冒险营生的商人和船主们合伙经营，赔赚与共。

英国政府在印度的财政，实际上不仅要依靠对中国的鸦片贸易，而且还要依靠这种贸易的不合法性。如果中国政府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同时允许在中国种植罂粟，英印政府的国库会遭到严重灾难。英国政府公开宣传毒品的自由贸易，暗中却保持自己对毒品生产的垄断。任何时候只要我们细地研究一下英勇的自由贸易的性质，我们大都会发现：它的"自由"到底就是垄断。"                   
    最后一点感想，拿马克思1853年关于中国的文章来对照今日之中国，会不会对我们有所启示？会不会有另一种鸦片，正在觊觎着现今富裕的中国？
                                         16:34 2008-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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