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思

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一项“国策”，在我看来不折不扣就是一个恶政，堪比朱镕基的“下岗再就业”工程。那些高呼代表人民利益，高呼人性和道德的主流们，到了每年一定时候就会神经质那样畅谈计划生育让我们民族少生了多少多少人。的确，这些言辞都暴露了这些人的本性，那就是“人”仅仅是个数字而已，当然了他们会自觉的把自身排除在这个数字之外，因为他们是精英，而精英具有超出凡人的天赋禀性，也即“超人”，因此是万万不可以用一个“数字”或者什么“增长率”来表达的。是啊，大家只听说过煤矿或者石油增产了多少，什么时候听说过奢侈品增产？相反，奢侈品都是要限量珍藏版的，而主流精英们正是自认为自己就是限量版，而对于无穷数量的群众中的无穷智慧他们本能就是恐惧，进而提出丧尽天良的计划生育政策。

让我从马寅初这个人谈起。这个人应该是没有什么野心或者恶意，然而却跟一个幼稚的少年，总以为自己可以对任何社会问题都有高明的见解，而且一旦认定就会喋喋不休的说，貌似别人从来没有想过他自认为自己已经想的很明白的问题。这样是相当招人烦的，同时也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与当今官学商铁三角中的学区别开来）让人感到哭笑不得的地方，这些人脑子不傻，总能看到某些问题，但是由于思维的执拗，却不愿意进行更全面的分析，真的跟小孩一样，一旦有什么新论点就迫不及待的嚷嚷，当被大人斥骂后，嚷嚷的更厉害，更来劲。大家想想看，难道全社会包括领导层和普通群众就没人意识到需要控制过快增长的人口吗？马老并非什么先知先觉，他的幼稚在于搬出了臭名昭著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此人认为只有通过战争和饥荒来抑制人口增长。其实包括禽兽也知道控制自身种群的重要性，新西兰的某种老鼠当预感到饥荒即将来临居然会成群结队去跳海自杀以自我调节种群数量。可见根本的分歧压根就不在于是否需要计划生育，而在于如何计划生育。而我们的天真的马先生却一直认定没有什么别的人明白计划生育的重要性，像《大话西游》的唐僧一样毫无新意的重复着老话，还可笑的认为自己是大无畏的为真理而斗争的斗士。用控制论的观点看，马先生只能是看到了一个人口这个变量，而且认为只要通过调控这个变量就可以达到社会的最优控制。作为前朝的知识精英居然只有如此狭隘的眼界，难怪民国气数不长啊。请问马先生，难道降低人口数量就是你的目的？而不是为人类谋取福祉的手段？

劳动者有尊严的劳动和生存，是社会主义时代首要关心的问题，一切别的问题都应该从这个中心命题得到衍生。这个理念并不意味着机械的分段论，即所谓务必先解决了这个中心命题，然后才能考虑解决下一步的问题。而是说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就要围绕着解决中心命题，即让劳动者获得有尊严的劳动和生存是一切工作的目的，而且也只有这个目的。　马　先生的反动性在于从来没有考虑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心命题，即没有站在创建让劳动者获得尊严的民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高度上去考虑计划生育问题，而是片面的关注人口这个“数字”，跟当今主流经济学家关注所谓“货币供给”而不是关注经济运行机制一样不可避免的沦为幼稚的代名词。不知道这位仁兄有没有提出过哪怕能自圆其说的控制人口方案？我很想知道马寅初对于一个高度缺乏资本，也无法具有对外扩张机遇和野心，同时又百废待兴的国度如何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有什么高明见解。同样很想知道如果劳动力替代资本投入完成积累成为唯一可能的选择后，马老又是怎么看的，也许他又会站在道德的高度去声称义务劳动的违反人性吧。我更想知道马老对于计划生育的具体手段又作了什么调研？比方说避孕套的生产，他了解多少？也许他认为用猪大肠打个结就能做个避孕套，一如千年前的罗马帝国（没准他真的这样认为，知识分子嘛，知识当然渊博）。然而现代避孕套用的是橡胶，而橡胶当年作为军用物资的稀缺不知马老又能理解多少？如果都不了解，而是一味唠唠叨叨，我只能说这是一只可恶的苍蝇。

接下来再谈谈宋健。这是一个苦孩子出身，从抗战就在党的庇护下获得接受教育乃至高等教育的机会，进而成为“精英”。很可惜，这位“精英”同样埋头于用数学来诠释人口论，而且为了那点可怜的虚荣性（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有点），把刚取得的很不成熟的成果迫不及待的公诸于世。同样是数学研究的高斯，在他死后人们能够从抽屉中找到不少伟大的数学发现。两相比较，　宋　先生未免太浮躁了吧。人口控制的确是一门科学，引入数学工具也是很自然的。　宋　先生在具体的科学工作上的确做出了某些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得出一个称为“平均妇女生育率极限”的结论，即某个时间横截面上如果超出这个极限，人口将无穷增加下去。在这个结论上，　宋　先生无愧于一个科学家，他得出80年代初的极限应该为2.16，而在前人民政权的计划生育政策下实际的平均妇女生育率已经往这个极限靠拢。然而，　宋　先生却进一步认为光往这个指标靠拢还不行，矫枉务必过正，提出只生一个好。此时，他完成了从科学家到政客的转型。从此以后，多少悲喜剧在多少个家庭上演着。知识分子在新的时代竟有如此大的无冕之权，让人吃惊，但是几十年后同样也是几个知识分子从书斋里炮制出新的假日改革方案让全国劳动者俯首称臣。这是偶然吗？当然不是，这只是官学商联盟不断强化的标志，是少数人行使对多数人独裁权力的现实体现。

上面那两位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本身并不是坏人，跟时下的主动加入铁三角统治集团的知识分子不同，他们都具有某种爱钻研的傻气，在正常的体制下，他们的研究成果或者某些局部意义上的真知灼见会成为我国文明史上的有益补充。然而，正是这个从80年代起不断强化的铁三角联盟的独裁统治体制，把这两位知识分子的“恶”放大为全社会的大恶。面对复杂的社会系统，面对繁多的社会控制变量，他们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痴迷于分析的而不是综合的研究方法，陶醉于精英集团的赞誉，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可见他们早就堕落了。他们说我国的资源不足以应付哪怕是平均生育率为2的人口，然而他们却没有分析到底是官僚资本主义还是人口导致资源奇缺，“人”在他们眼里只是数字，而不是具有创造力的生物。他们及其继承者们看到人口多，只会机械想到就业压力增大，而不是去想如何不断完善人民群众为主人的社会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群众会焕发出无穷的动力创造出远远超于这些知识分子想象的新的生存模式来。他们只想到务必要尽快把人口这个变量降下来，而不惜粉碎前人民政权的以说服教育和发展生产提高群众知识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为主的正确计划生育政策，代以残酷迫害，以群众为敌的反动政策。

对当今计划生育的看法，决定一个人是否真正的具有起码的民主主义思想。退一步用资产阶级民主的角度分析前人民民主政权领袖的作为也能看到他是深入民心的，而不是知识分子所攻击的那样。不信就看看吧：不让刚从战乱中获得安宁的群众多生孩子，这是违背民心的，是会丢选票的；不采用劳动力替代资本，经济无从发展，这是同样丢选票的；采用残酷迫害的手段推行计划生育同样丢选票的。可见这些所谓真理的拥有者在民主体制下同样遭到淘汰，他们并非独裁的受害者，相反正是独裁的实施者。

计划生育的推行只能通过提高教育和提高社会保障来保证，这是一个自愿自觉的过程。这个过程也许人口会比当下强制推行要多。可是，有谁能说在公平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中，多这么些人口资源就承受不了啦？恰恰在这个独裁的不民主的体制下，我国沦为了半殖民地，我们的资源大部分不由本国国民享用，同时内需部分又存在极大的分配不公，这才是资源不堪重负的真正原因。然而，作为精英统治集团的走狗的上述两位知识分子是永远认识不到的，因为屁股决定了脑袋，阶级地位决定了阶级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