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天予：文化与社会转型

文化与社会转型

曹天予

   当代中国急剧的社会变动，特别是近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为探讨文化与社会转型间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资料。可是，没有一个恰当的理论框架（对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的一般理解），对这些资料的含义（包括转型的性质和动力，特别是实现转型的机制和未来走向），就难以有确切的把握。为了促进理论建构，这里根据当代中国经验，提出一个初步框架，以供讨论。不过，在勾勒这一框架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国经验的基本事实。

               I． 经验事实

   对于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动，可以作不同的概括。不少人把它概括成指令经济到市场经济、封闭到开放、空想到务实、专制到民主、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也有人把它概括成理想主义到享乐主义、集体本位到个人本位、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蜕变。不管怎么概括，一致公认的事实是，三十年来大变动的起点是对文化革命的彻底否定。

   文革虽然十分复杂，但其基本主题却是明确无误：反修防修，或者说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它的主要打击对象是党内走资派，兼扫一切封资修思想文化风俗习惯。它的主要形式是“造反”或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就其积极方面而言，对苏共全民国家全民党修正主义理论的批判，为正视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着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正视党内特权阶层使之演变为新型的压迫剥削社会的可能性，提供了理论基础；而“造反有理”则为群众参与政治打开了巨大的空间，使之成为遏制党内权力精英蜕化为新的压迫剥削集团的重要机制。就其消极方面而言，由于错误估计形势、夸大敌情，在掌握政权的情况下，对大量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政策分歧和社会上的思想意识问题，不是在尊重人权民权的基础上，按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程序，通过协商讨论来解决，而是持续地大范围地动用群众暴力和国家暴力，用对敌斗争的方式来处理，以致伤人太多，使一个本来合理的富有洞见的政治纲领，失去了群众的支持、失去了合法性。

   文革动乱的深层根子是1949年革命胜利后政权的两面性。一方面，它全力以赴地为实现心目中的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而奋斗。另一方面，不受民主机制制约的精英党对权力的垄断和对社会的全面控制，造成了一个庞大的、高踞于社会之上的行政官僚集团，使得党群（干群）关系的社会主义性质（平等的同志关系），缺乏制度上的保证；在实际生活中，干群关系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干部的个人素质，因而包含了各种可能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其中最具爆炸性的甚至含有剥削和压迫的内容。文革中“特权阶层”“走资派”概念的提出，揭开了社会矛盾的盖子；而“造反有理”的鼓动，更使原来被压制的各种矛盾和冲突，迅速地以对抗性的形式爆发出来，激起了巨大的社会震荡，出现了可怕的动乱。动乱的一方是权力精英中的“走资派”。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和特权，他们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目标，残酷地镇压造反派。另一方是以毛泽东为后盾起来造反的干部和群众。其中最为狂暴的是那些长期受压的人员，文革给了他们一次难得的抗争机会，而造反失败的可怕前景，又逼得他们不得不走极端。

   文革动乱，作为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最极端形式，其对社会秩序的严重破坏和对社会各阶层的全面伤害，使得“政治运动”这一维持原有权力体制最为有效的社会控制机制，失去了人心，丧失了政治合法性，彻底垮了台。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得到全民拥护，说明人心思变，要从政治运动中摆脱出来，重组社会生活。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但到底怎么变、变化的社会内容应当是什么，却主要取决于政治动员和领导权形成过程中的政治较量和话语斗争，不存在宿命的必然。

   决定性的转折发生在1978年。由邓小平（通过其在党内的实力地位）主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受到文革冲击的大批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全力支持下，对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特别是“阶级斗争为纲”和文革，进行了彻底的批判；马克思主义被归结为生产力论；为了发展生产力，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模式要改革；而改革的目标是实现以美国为样板的现代化[1]。通过思想解放运动，邓派在意识形态上用发展经济的现代化纲领击败了毛派的反修防修纲领，并随即据此在政治上取得了绝对的控制权。没有邓派以现代化为旗帜的主导，文革后中国社会的变迁，其轨迹和社会内容，势必会有相当的不同。

   以（基于生产力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包装的现代化纲领，其社会内容是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在中国重新引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此相应的制度文化。但在政治动员上，邓派却成功地把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的改革开放说成是全民利益的代表（“把饼做大，人人得益”），并据此以“改革传统体制、对外开放”划线，重新定义政治身份和社会身份。文革期间的“走资派/造反派”的敌我分界被“保守派/改革派”所取代。这样，对于邓派改革的任何抵制和反抗，不但在政治上不可能，在道义上也失去了合法性。正是在邓氏“改革-现代化”话语霸权的动员、组织和推动下，中国社会从七十年代末期起，进入了一个新的大变动时期。

   文化上，这一变动首先表现为，主流文化用西方自由主义的语言（个人自由、人权、法制、民主等）对毛时代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彻底否定乃至丑化（“匮乏”、“畸形”、“丑陋”、“人性扭曲”，等等）。同时，伴随着社会转型和西方消费文化的引入，文化逐步市场化商品化，阶级国家革命理想等内容在流行文化中大体消失，占主导地位的是与消费经济相适应的娱乐文化。

   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特别是强势跨国资本的存在，被改革派拖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国社会，得到的是“依附性”而不是欧美式的现代化：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在GDP迅速增长的同时，劳动者被跨国资本残酷剥削、自然资源被掠夺、生态环境被污染破坏、社会两极分化恶性发展、社会不公达到难以容忍的地步。因对房改、医改、教改、国企改革、征地开发、污染转移、劳工条件等领域的不满而引起的各种新的社会要求，正在迅速涌现；各种社会力量，特别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即新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正在进行新的集结；当年不容置疑的“改革”，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反思改革”）；新的敌我分界正在形成。近年来社会底层以及某些网站对毛泽东兴趣的复活，表明了新的社会整合和政治表达（重新划分敌我）的客观要求已经出现。至于这种要求能否（和最终将以何种形式）获得成功，只有未来的发展才能告诉我们。

            II．一个初步的理论框架

社会生活是在（由规则调节的）制度机构和文化规范制约下个人活动的总和。这种制约，既表现为法令条例规则和舆论习俗规范等外在的约束，也表现为理想信念价值期望等内在的驱动。由于对外在约束的理解，和内在驱动一样，牵涉到活动个人对其意义的把握，任何一种特定的社会生活，都由一个与之相应的意义结构所界定；或者说，它是由活动个人按照特定的意义结构创造出来的。
   文化表现为特定的行为模式（典型人格）或者社会（主体间）的理想和价值。它并不是个体意识的简单总和，也不只是社会中大多数人的特征，更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存在。从根本上说，文化，作为人类意识回应现实预期未来的总和，是一种意义的共同体，一种超越主观与客观的客体化了的主观性。如果把文化等同于与自然相对的人性，那它就是普遍、绝对和等级制的。但由于任何文化都起源于特定的生活条件，它在本性上就体现着一种特殊性。但是，作为意义共同体，文化的根子在实践。作为以同化自然、结构环境、组织社会为目的的社会活动，实践只有在内在的意义和价值激发下才有可能；任何外部因素或外部制约，只有在内在化获得意义之后，才能影响实践。

“意义”是一个具有宽广外延的范畴。它涉及所有使生命可以理解与值得拥有的意图、价值、规范和期望（它们或许是理性的，但并不尽然）。对于意义的理解，当然要受到现存意义结构或文化资源的制约。这是文化连续性的基础。

然而，文化的主要内容，是通过特定的意义结构，把握当前的情况、形成对未来的期望。因此，除了表达功能以外，文化还有建构调节社会生活的内在功能：或者是为现状辩护，并通过反馈机制维持现存社会秩序；或者是对以往承诺未能兑现不满，并进而发展成对现状的内部批判[2]。这种批判，是与立足于特定传统的现状决裂的必要准备，也是通过改革或革命试图重组社会秩序、创造新意义新文化新生活的第一步。

文化的固有社会功能意味着，就其本性而言，文化具有多元性。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社会地位不同的群体，对于现状有不同的把握，对于未来有不同的构想[3], 以及由不同的文化构想所指导的实践间的冲突，是常规而不是例外。也就是说，文化在本性上为社会生活提供了多种可能性。话语斗争极其重要，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社会转型，指的是确定人群关系的（由伦理规范风俗习惯界定的）社会秩序和（经济政治法律等强制性）社会结构的根本转变。如果社会秩序和结构，通过规则及其意义的中介，源自文化和实践，那么，决定意义、制约行动、并构成实践基础的对规则的解读，对于理解社会转型，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任何规则，由于其源自结果开放的人类实践，都是一个开放结构，可以对之作不同的解读。实际上，在由规则支配的人类活动中，规则总是一而再地被解读再解读。自主个人对规则的解读，是一种反思性的自我引导，实际上是对规则（及由之建构的社会结构）的不断重构。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不断重新解读的过程。西方近代史，也可以看作是对自由主义不断解读的过程。

对规则的解读与重构，离不开现存的规则及其通用的解读，即所谓的思想资源。这就是历史主义：在每个特定的时刻，都有明确表述的规则作为解读的起点，尽管它们是可变的。而人类社会历史的非确定性特征，则植根于自主个人面对现实时期望结构的开放性。正是这种由期望结构驱动的实践创造了历史，促进了社会进步。不存在过去决定未来的决定论，也没有过去和现在只是为未来准备的目的论和宿命论。相反，应该注意的是人类历史的时间结构，其中，过去制约着现在，未来的多种可能性来源于现在。

   在讨论社会类型时，人们往往专注于建构社会主导结构的决定性的社会力量（精英党或市场力量），而把文化仅仅看作是表达性的伴随现象。在观察社会转型时，人们往往专注于推动社会变革的社会力量（工农，知识分子，官僚集团，或者财富阶层）。可是实际上，任何社会力量，没有文化提供的意义结构做中介，就不可能把自己动员和组织起来，不可能使自己的期望、理想和纲领得到确切的表述，因而也就不可能发挥创造时代、转变社会的历史功能。

   任何社会转型，没有大多数人（人民）的参与，不可能成功。可是人民中不同人群的要求和期望，不可能相同。民主革命时的农民要土地，党要执政，资本家要发财。文革时的造反派，文革后的改革派，或当前的自由派、反思派内部，都有不同的要求和期望。没有一种文化上的整合和表述，把种种异质的要求和期望，纳入一种表面上同质的纲领（如社会主义或现代化），形成一种霸权话语，就不可能动员群众，形成大多数，实现社会转型。这里，文化表述，实际上是取得社会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的前提。缺少这个前提，转型不可能实现；要理解转型，就必须专注于话语霸权的形成和演变。

          III．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话语霸权

   主导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话语霸权的形成，始于党内邓派对文革、大跃进等一系列历史事件的特定解读和重新建构，从而否定了党内官僚集团的存在和以此为主要对象的阶级斗争，否定了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

对外开放以后，在国际霸权话语（基于人性自私和个人本位的伦理-政治领域中的保守派自由主义，经济领域中的新自由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别无选择]，文化领域中的享乐主义）的支持下，通过对“国企低效”、“计划等于瞎指挥”等现象的垄断解读，通过对人权、理性、效率、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发展主义、消费主义等概念的反复灌输，对集体主义、阶级斗争、阶级解放、文革、计划、国有国营、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等概念的禁用、压制、批判和误导（通过加上“有中国特色的”修饰语），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全方位地把社会主义作为乌托邦一笔勾销，把现代化定为人人得利、实现人性的唯一值得追求的目标，从而建立起了一个以“现代化”为核心的、取代毛泽东“继续革命”的新的霸权话语。在这个霸权话语的引导下，中国被迅速地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实现了社会转型。  （2008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