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战略新思路研讨会”发言记录

仲大军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我的观点已在《中国应深刻反思重商主义》一文里向大家告明了，这里再补充几句。我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我们既定的发展战略有必要随时和及时修正和调整。中国今天的情景很象20年前的日本，不过当年的日本是在西方七国的压力下被迫使日元升值的，而我们今天是在这里自己讨论升值。所以，今天这个会议在某种意义上类似20多年前的“广场会议”。但遗憾的是金融界的人士今天由于各种事务和会议都没来。易纲昨天到外地出差去了，他还是赞同我文章中的观点的。谢平说今天上午行里开会，王宇和王松奇可能也因为这个会没来。不过谢平透露了一个信息，说朱老板认为外汇储备还不够。这和我文章里的内容并不矛盾，我也是想我们的外汇储备大约达到4000亿美元是个极限，但必须要认识到外汇储备的代价。原来说要来的财贸所的江小娟、外汇管理局资本司的陈炳才和证券协会的巴曙松今天都没来，炳才昨天来电话告知上司突然给他安排了个会。

今天的会议我想有两个主要问题需要讨论，一是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二是如何调动起内需，发展国内薄弱的部分。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让资源尽量留在国内，而不是将资源外流。但是，谈到人民币升值，很多人认为我的意见就是直接调整汇率。实际上人民币升值的形式很多，调整国内某些商品和劳动的价格就是人民币升值。汇率是与物价紧密联系的，在汇率不动的情况下，提高某些出口产品和劳动的价格就是汇率升值。譬如我国劳动力价格过低的问题，到底是市场造成的还是政治体制造成的？或是贸易政策和发展战略造成的？这是我提出的全部问题的核心。最近全球范围内工人和公务员罢工不断，这都是劳工维护自身利益的表现。但是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允许劳工行使这些权利，就很可能导致人为的和政治性的劳动力价格低廉和扭曲。目前在法国这样的国家是工会势力过强，而我们国家农工势力可能已经变得过弱了。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党和政府认真考虑。

其实我那篇文章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我国出口产品的真实价格问题，生态环境方面的成本还可以计算出来，最难计算的是制度成本、政策成本和政治成本，这一点特别体现在劳动力工资水平方面。现在大家都在说中国劳动力工资成本之所以低，是由于生产力整体发展水平造成的，是符合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对于这一说法我表示怀疑，因为劳动力成本是可以由于制度因素、文化因素和政治因素来影响的。当一个国家的政治倾向于劳工时，其劳工的待遇就高，如果倾向于资本或被某些利益集团所影响，那么这个国家的劳动力工资水平肯定会被压到最低。因此，我们在研究进出口和人民币汇率问题时，不上升到政治角度来审视是不行的。目前，我国劳动力成本是东南亚国家的1/7，台湾的1/30，日本和美国的1/40，在这种情况下，说我们的劳动力成本还没有提升的空间，那就是立场和感情的问题了，那就是一任我们的兄弟姊妹受苦受难，那就是将利润拱手让给外国资本。

我总感觉我们的发展有问题，这么多年来一大批人口的生活水平没有变化，每年平均8%的增长到底到哪去了？对外贸易方面要好好找问题。1996年至2000年，外商企业的亏损面平均达到60-65%，如此大面积的亏损大多是利用关联交易人为导致的虚亏实盈。最近几年外商企业帐面上大面积亏损，年亏损金额1200多亿元。按税法规定，以后的赢利可以弥补前年度的亏损。按此计算，中国每年要少征大小外商所得税300多亿元。苏州紫业纸业公司拥有员工1500多人，技术人员500多，其素质之高，在中国造纸行业中首屈一指。然而这家年产能达14万吨铜版纸的大型一级造纸企业在2001年亏损高达8270万元，加上以前的亏损，紫兴纸业的5.4亿的资本至2001年底已经亏损一空，还产生了所有者权益负债9603万元的巨大黑洞。中方合资企业五六年来不仅没赚钱，还欠了一屁股债。

我的基本思路是：我国重商主义的成本和代价极其巨大，不能仅仅看到现在的成就，还要考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我想明确指出的是，在一个存在着明显的二元结构的国家，不遗余力地实施外向型经济，可能使这个国家的社会发生更大的断裂。一部分人口和产业与国际接了轨，另一大部分人口可能仍然停留在传统里。特别是一部分人的富裕和发达是建立在另一部分人的贫穷和生态环境资源的破坏之上。我总感觉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存在着风险。

我毫不掩饰自己的经济观点来源于政治观点，我的政治观点就是使中国的老百姓能均衡地发展，不至于产生穷的穷，富的富，不至于以某些地区的牺牲来换取另一些地区的繁荣，特别是不能以杀鸡取卵式的方法发展。中国要尽快改变自己在国际上廉价劳动力、廉价产品的形象。20多年来，我国各种商品的价格已经翻了好几倍，但沿海地区打工仔的劳动工资没有多大变化。以人民的过度付出和资源生态为代价的国际竞争力不值得提倡。

中国今天发展的环境有个好条件，那就是可以充分借鉴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汲取他们犯错误的教训。80年代日本所犯的错误是过度地制造泡沫经济和过度地海外投资。日元升值后，当国内外资金在日本大量聚集起来后，日本将四五千亿美元的资金输出到海外，由于文化的差异和经营不善，这些投资后来都损失惨重。阿根廷是由于不能及时调整本币的升值，由于国内储蓄率太低而引发金融和经济危机。而我们却可以利用本币升值后的资金充裕来大力发展国内。问题是我们怎么调整国内的政策，调动出更多的内需来，更多地利用国际资源来加速国内的发展和建设。以目前这种主流思路是根本不可能实现这种转变的。因此，当前我国最重要的事情是高层和理论界统一思想，形成共识。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人来共同研究制定方案。我们要加大综合性的研究和战略的研究。从我的性格上讲并不喜欢走极端，我们都是孔孟的后代，求同、居中是中华文化的传统。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不要纠缠在左或者右的圈子里，我们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找出一条切实符合我国发展的道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是迎合某些部门和既得利益集团。当然，在这其中需要我们摆脱许多外部流行观点的影响，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左大培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我们目前的状况还不如重商主义，重商主义拿回的还是黄金这类硬通货，我们现在换回的是一堆纸。中国现在实际上是债权国。我们离富国强兵有多远？有两点值得注意：（1）让外资流入，事实是我们的资金往外流。由于地方政府将出口和赚取外汇当政绩，则资金就大量外流。外汇储备多，就意味着我们的资金往外流。因为我们缺少赚钱机会，使大量外汇在境外投资。（2）吸引外资能赚来技术吗？在购买技术和专利后，再让外资投入。目前并没有真正买来技术，因为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目的是保守技术，而不是外漏技术。所以，直接投资带不来技术，只能送走资金和资源。在直接投资情况下，在抢走市场后，依赖他们的技术，而停滞我们自己的技术进步。我的意见是：有钱就去买人家的技术。在没有技术的情况下，只要中国企业能生产的行业，就会开展残酷的竞争大战，而造成亏损经营，如中国的家电行业。家电的发展不是靠引进外资发展起来的。我们应该投资于飞机等高技术的产业，可是在这方面却要不出搞研究的钱来。

汤敏 [亚洲银行驻华首席经济学家]：

我想亚行是支持你[仲大军]的意见的，但是作为我个人还不同意人民币升值。目前各发展中国家都在增加外汇储备，有的国家在几年间增加了6到8倍。这里的确存在着风险。但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这样做，这里涉及到国际金融体系问题，规则不是发展中国家制定的。你只有在这种规则和体系中行事。不过，发展中国家的动荡对于发达国家也是一样的危机，因此我们需要寻求一种双赢的制度。但是，发达国家会不会改变这种金融体系呢？第二，通过人民币升值能否解决我国的出口问题？目前我国的出口目的主要在于解决就业问题，扩大出口有利于解决就业，而进口对于解决就业作用太小，有些机器不能替代就业，我们造不出来。第三是顺差问题，我想中国可能不能长期保持贸易顺差，入世之后两三年可能就要变为贸易平衡。外汇储备的增加主要是直接投资的进入，是资本帐户的顺差。在这种情况下升值可能就不是好办法，那样可吸引来更多的外资，等着你升值。日本当年拼命地挡也挡不住，你升值外币就进来。通过人民币升值减少顺差是不合适的。所以，升值不是好办法。

减少外汇的办法很多，不过国内现在的政策是在90年代初制定的，是在外汇储备只有100亿美元时制定的。我国对外汇储备的消化能力有限，所以造成了外汇的大量储备和外流。前几年美国的债券利率在4%以上，我国内投资的稳定收入利润率也不过5%。

左大培先生刚才讲的外资排挤人民币投资的问题，原因主要是我们的金融体系和投资机制等造成的。当前我们要花大力气来解决投资机制问题，先解决了外汇管制、外汇机制、投资体制和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出口和资金外流的问题。那时再考虑本币大规模升值，这样风险就会小得多。否则会造成外资大量涌入，游资已经使东南亚国家身受其害。中国今后要积极参与制定国际规则。

王建 [国家计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

升值不是我们要升的，是美国的压力。怎么看国际汇率的变化？我已经写文章说警惕全球金融风暴。列宁那个帝国主义的时候争的是市场，今天争的是资本。关于货币贬值问题：虚拟经济和资本市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现阶段的产物，现在的服务业是虚拟经济，目前世界每天的货币交易量是货物交易量的100倍以上。汇率的变动几乎与进出口没关系。今天资本主义的危机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就是危机不是贸易逆差造成的，是金融体制发生了变化。美国在家里印纸就拿到了各国的产品。美国一定要维持它霸权的地位。打伊拉克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害怕国际资本流往欧洲，欧洲的资产增长了，美国就一定要动武，现在流入欧洲的资金越来越多，这是美国最不能接受的。

目前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已经超过了日本，真正感到中国压力的是日本，美国怂恿日元贬值，美国不希望人民币升值，它害怕人民币升值夺了它的风头，终结它的货币霸权。全球资本流动带来了资金和货物，洋房和汽车，但走了后会产生严重后果。我们要欢迎它来，来了就走不了。要创造一种温室效应，花房可以吸收阳光的热量，但热量进来后散发不出去。吸引外资后，不开放资本市场可以减少外资出走。美国的两个泡沫已经破了一个股市，房地产今年也要出大问题，接着就是欧洲。当他们垮下来，我们就要升值。前提是不开放资本市场。

王小鲁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大军文中的两个东西值得重视，第一是环境经济成本很高，我赞同“国民经济成本高”的观点。但资源破坏和污染与出口关系不大，在出口产品中，资源产品的比例不大，关键是怎样控制污染的问题。在环境成本没体现出来的时候，简单地靠本币升值是否能解决问题？能否对某些出口产品不但不退税还要增收环境污染税？第二个问题是我国的外汇大量购买他国债券，巨额的外汇储备是否需要遏制和究竟如何办？靠出口升值是否可以解决问题？

还有些问题值得讨论，例如贸易顺差问题，是不是顺差就意味着输出了资源？我国目前的石油和粮食都是净进口。出口与其说是资源的输出不如说是劳动力的输出。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工资比是1/40，这种不公平的背景是中国发展水平低造成的，劳动力成本低的原因是中国整体的人均收入低，大量剩余劳动力和下岗人员，造成了劳动力成本的降低。最大的问题是农村劳动力，人均1亩多地，条件恶劣，改革20年来也不过是转移出1亿人，还有3亿人靠什么生活？如果不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农村的困境将更加严重。经济增长一定要考虑为低收入人口提供就业机会。中国需要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来解决这个问题。出口扮演了一个不可替代的角色，出口是一条途径。输出劳动力可以赚钱。

货币升值是一种双刃剑。在提高成本核算的同时会破坏出口，减少就业机会。币值低时，与发达国家算帐不合算，如果升值就会减少出口，鼓励进口。这就等于减少我们的国外市场，让给东南亚国家。眼下人民币升值可能有雪上加霜的效应。但要有中长期的考虑，我同意王建的观点，美国资本市场如何变，要观察。

刘福垣 [国家计委宏观研究院副院长]：

大军同志忧国忧民，我对国家命运有同感。但是，升值是没有必要的。我们现在的出口是“物离乡贱”。我在美国发现在国内卖1000元的商品在美国只卖300多元。中国货太便宜。原因是我们的出口没有经过全要素成本合算。这是一种“送礼”经济。因为我们开发区内的外商企业所使用的土地、各种费用全不计费，加上出口退税，就使出口货变得如此便宜。再加上各个地区经济结构同构，竞争激烈，出口价格就更低。浙江永康的小五金原先卖80美元一箱，后来8美元就出去了。有的地方卖衬衫论磅称，一公斤10美元，兄弟之间相互惨杀，国内市场是个无底洞，宁给外人不给家奴。[左大培插话：实际上最后贴的都是国家资金，造成国内资源白白外流。]

现在我国经济的外向度竟然达到45%。作为一个大国的外向度这么高，相当危险。现在有个问题要搞清楚：就业是靠外需还是靠内需？为什么内需没启动？是因为忽视教育和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当前压在内需上有三座大山：第一座是社会保障，第二座是教育，第三座是内部体制。说到底是卡在既得利益上，是因为当前的官僚体制及对税收和社会财富的认识观念上。今天这一批新形成的官僚买办带着浓厚的封建烙印，不懂得社会保障给社会带来的好处。 资产税是最好的税种，西方国家人家经过几百年的斗争，认识到社会保障的实际作用是保障资本安全，保障市场繁荣和稳定，保证资金的有效使用。因此，社会保障的解决是解决内需不足的关键。

我们现在是把资金过份地用在表面政绩上，而忽视长远的发展，到处是大广场，县一级的政府大楼盖得跟外国一样，一讲率先现代化，眼睛都瞪圆了，一讲社会保障气就瘪了，没钱，善财拿不出来。必须要有社会保障这个平衡器，为什么人家说马克思伟大，这是因为只有把劳资关系的矛盾解决了才能发展和演变。[仲大军补充：劳资矛盾是任何国家任何社会的最基本矛盾，我国当前把这一矛盾放在次要的地位，把发展放在第一位，显然预示着社会隐含的冲突越来越大。]

社会主义不是挂着羊头卖狗肉，为什么现在有8万多亿元的存款？是因为社会没保障，这种存款是“亏销储蓄”，那就是牺牲家庭消费，靠增加储蓄来增加个人的社会保障。有一半的人是在压缩消费来存款，社会保障变成了家庭保障。与一些国家比起来中国最富，根本不缺资金，社保资金的不足是因为记错了帐号。把土地算上现在我们的家底至少还有几十万亿元，这笔国有资产是几十年间工人农民贡献出来的，是人民的资产，工人农民有这个钱，要让他们吃颗定心丸。可是现在，最败坏国有资产的是国有资产的管理者。我曾对外宾说中国不缺钱，缺的是资本，没把钱变成资本。

再是教育，教育也是最大的需求缺口。如果把社会保障、教育和就业体系这三座大山揭开，中国就有巨大的内需。问题是现在地方政府眼睛一致对外，我在宁波当了两年副市长，非常了解地方官的情况，一讲就是外资，许多是赔本赚吆喝。外国人来了点头哈腰，不管什么代价，合同签下来就行。现在整个全国的情形是优惠于外而倾轧于内，对外拱手相送资源而对内则得红眼病。

深圳的民工一天干15个小时一月才挣五六百块钱，但不给外资打工就没活干。为什么非要让外资来拉动经济？我们现在有多少人眼睛向内？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能力拉动内需？看看现在我国的环境条件多好，城市化加工业化，修不修路没有关系，重要的还是社会保障，要从战略上解决就业问题。

石小敏 [国家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

十六大之后，北京有人开战略研讨会了。我认为是到时候了。十五规划讲的是子战略，可总战略是什么？我希望研究要从实际出发，讨论不是光有理论就行，还要抓住实际演化的规律。现实经济中有大圈、中圈、小圈，还有层次，各种事物都处在自己的位置上。汤敏刚才讲的国际圈是最大的圈，弄不清这个大圈就很难弄清中圈和小圈。其次是中国自己的循环，这是中圈。一个政府配置资源的圈，花钱效率是最差的。现在我国是越来越差，窟窿越来越大。[李培林插话：地方银行的坏帐率更高，收回30-40%就不错了。]

建国50年来我们只有国民收入的概念，没有国民财富这个概念，只算收入不算财富。国家的资产由谁来花。如果讲财富，1958的教训是最惨重的。出口与污染的帐怎么算？我们缺少总循环的资源成本合算。我们的内循环不畅，内循环之所以不畅，与组织机制、各环节阻隔有关系，先走哪后走哪，要摸准各个环节，摸准环节还要搞清由谁来实现。如果要给高层提建议，就要把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和主要问题搞清楚，你要看不清楚就别瞎吵吵。

在大圈子后，还需要中圈子和小圈子。如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进城，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化对全国的贡献大于长江三角洲。亚洲金融危机被珠江三角洲挡在了外头。但现在珠三角又被长江三角洲压住了，估计5年起不来。在战略上，汇率切入口是对的。但在讨论时，要搞清各种圈层的关系。

蔡眆 [社科院人口所所长]：

我们现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出发点是利用我国的现有资源。这个资源主要是过剩的劳动力。出口造成污染也是存在的，但考虑一下资源不出去是什么状况？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是资源恶性循环。掠夺后便不能温饱。按我们自己的标准，我们最大的出口收益是换来就业。就是真的不能提高社会保障待遇，只要有就业就行。如果不出口，资源又用在哪里？在我国现阶段，资源的破坏往往是与落后相伴随的。如果用大量资源还换不回来收入的话，则是不合适的。

[左大培插话：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在增加就业和总需求上是等价的。就业是总需求决定的。经贸部天天在用政策促进出口，但这几百亿元是用在促进出口上好，还是用在进口替代上好？出口不拉动内需是浪费资源。19世纪美国和德国都是搞进口替代。而拉美是搞出口替代。拉美的失败在于过晚地搞进口替代。攻击进口替代就是一种XXX的谎言。]

我们刺激出口的政策有很多问题，譬如媚外的问题、地方长官搞政绩的问题，但不能因为有问题就否定这个政策。出口对增加就业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对就业贡献是其它行业所不能代替的。中国的钱没有花出去，而外资就在国内花出去了。不同的人花钱是不同的。外资对就业的贡献是很大的。国有经济对就业在近年没有贡献，但非国有经济的贡献是明显的。现在有些政策是扭曲的，但还是要看大成本，如何让8亿农民走出来。

李培林 [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 ：

我们社会学所的统计与国民经济的统计结果不大一样，他们乐观一点，上面总让我们拔得高一点，把情况说得好一点。我同意刘福垣院长的意见，但他把问题主要归结在社会保障上，我认为主要是消费和收入。消费不足造成价格指数不断下降，近年来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小。社会保障只是影响内需的一个方面，应该有四个方面：收入差距、就业、货币政策和社会保障。

（1）收入分配是第一影响内需的问题。如果从消费阶层来看，中层消费边际递减是最小的。中层人数最小。最穷的人没有消费能力。十六大增加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是好的。现在财富调查还没有数据。有人说我国基尼指数现在是0.45，我觉得还要高，因为一些隐性收入没调查。银行储蓄也查不清，因为实名制下一个人可以有多个帐户存款。不管如何，收入对消费是有很大影响的。因此，消费启动中，自我保障较为严重，阻碍了现实消费。

（2）就业的影响，[插话：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原因是没有钱。] 技术和就业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林毅夫和江小娟说，技术进步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但如何解决就业问题？十六大提的新型工业化是两头都顾，技术和劳动密集型都要有。

（3）社会保障目前遇到瓶颈，不可能再走下去了，技术问题很多，按现在的规定，我国净工资以外的人工成本比德国的还要高。养老、医疗、失业等要占到工资的80%。如果再继续加大，则会削弱竞争力。[插话：应该用一部分钱来放在社会保障上，但是放在了出口退税上。] 靠减持国有股来弥补社保资金不但钱没拿回来，还冲击了股市。国有企业资产的变现存在极大风险，缩水问题严重，尽管国有资产有十几万亿元，但在变现时就卖不出这个价钱。要解决国有资金闲置和浪费的问题。出卖土地后钱从哪儿来？[刘福垣插话：土地不拍卖，就收租。]

目前，中国农村和城市断裂成两大块，在消费市场中，仅从城市来看全国是不全面的，汽车洋房与农村农民没关系。要是看平均数的话，跟哪个地区都不适合，既不符合发达地区，也不符合落后地区。所以，人均GDP这个概念基本不能用。在市场断裂的情况下，很难有一个全管用的政策，一个政策不能解决全国的问题。

（4）货币政策，我还不大赞同货币升值，稳定的货币政策没有弹性。目前我国的问题是基础设施建设与扩大消费关系不大。我国的水库比美国田纳西的都多，因为水利部的建筑工程队要有活干，建起那么多高速公路有的半小时才过一辆汽车。闲置的基础设施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库存，而不是真正的产值。[高粱插话：有的是坏帐。] 目前我国存在着生产与消费的断裂，富裕与贫穷的断裂。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的确要松动一下了，特别是对民营经济。2002年民间资本投资的增长实际上是外资投入拉动的，并不是内部的民间资金。现在地方银行仍然不敢贷款，金融体系不健全，贷款信誉和借贷渠道不好，民营企业贷款要双向抵押。

温铁军 [《中国改革》杂志社总编辑]：

当前我国的现状是微观研究过剩、宏观研究不足，战略研究没有。今天这个战略研究的问题从民间研究所[指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提出来了，很有意义。从各个领域考虑宏观问题价值不大。应考虑热点问题。不能一味强调紧缩，如果研究不能瞄准热点，就没有价值。不必拘泥于某些理论争论，我们是为政策和决策服务的。现在有些说法，宏观好微观不好，税收好财政不好，城市好农村不好。为什么出现这些现象？战略研究必须把握规律性，对中国宏观战略的把握有几点，一是就业，在人口保持增长的条件下，想解决是不可能的。无论中国怎样加快城市化步伐，农村人口将长期维持在8亿人左右，一二十年都不会改变。农村人口的失业是不能完全解决的，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也是不可能的，农民收入的增加也是不可能的。因此，靠农村内部的调整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这是不可逆的矛盾，认清了这些国情，才能谈战略。

难道我们仅仅是劳动力过剩吗？实际上当前我国存在着两大过剩：劳动力过剩和资本过剩，目前我国官民加起来的外汇美元存款在4000亿以上。这种状况在逼着人民币升值。所以根本的问题是资金过剩。从1995年开始，我国劳动力成本降到世界最低水平，我国的社会保障不把农民统计在内，认为农民有地就不算失业，国家统计局就这样算的。但这样算不符合规律。

在全球资金都处在过剩的情况下，我们大量吸收高价格的外来投资是逆规律性的。王建刚才说美国要维持它的资本霸权，中国为什么也跟着做？主要是存在着既得利益集团。在中国，官僚垄断资本的存在是根本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所有的改革都难以实现。这是前提，对策的讨论不用说就明白了。

高粱 [国家体改委体改研究所研究员]：

大军提出的问题触动了我们的神经。敏感的汇率问题、战略问题和出口问题。今年的出口大数是这样的，进出口6200亿美元，顺差280亿美元，出口中80%是制造业。拉动作用：轻纺24%，电子40%。出口对资源有多大影响值得考虑。关于外汇问题：外汇平衡是四大目标之一 。发展开放型的外向经济是20年来的既定政策。据测算，我国出口100万美元的货物需要进口50万美元的设备。当今的进出口结构集中地反映了这种状况。出口是劳动力密集型，进口主要是设备，占固定资产总投资的60%。我对大家刚才讲的收入差距和农民问题是认同的。关于工业结构的调整，我对江主席提出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赞同的，要利用各种优势。[左大培插话：中国大学生就业难，就是因为不发展高科技。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为高层次就业提供了机会。低层次上的出口解决的是低层次的就业。进口高科技设备损害了我国的高层次就业。我们思路是中国要加大投资搞自己的技术研究。]

王勇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我谈的题目是：“摒弃低价出口战略：人民币升值之外的另一种思路”。人民币是否需要升值，是个复杂的问题。我认为，解决所谓“重商主义”出口政策的问题，除了考虑人民币升值的问题外，还有另外一个思路：即在保持人民币币值短期不变的情况下，提高中国出口的相对所得，改善环境和劳动者待遇。

第一，中国对外贸易连续上台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已经成为主要贸易国家。但是，目前应当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国际市场是否能够继续容纳中国不断增长的出口产品？相关的问题是，中国当前实行的低价出口战略能否长期持续下去？

为了实现出口的最大效益，使出口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需要，中国应当放弃这种低价出口战略。这里可以考虑通过国家和地方立法，提高出口产品的环境成本和劳动成本，使出口增长带动环境改善和劳动者待遇的改善。那么，这种通过增加环境和劳动成本的方式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减少中国产品对国际市场的过度冲击，涉及一个量化的问题：即增加多少成本合适，既要提高中国产品的出口价格，同时又不丧失中国出口的国际竞争力。这需要进行实证研究。另一方面，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通过立法和执法来保证提高出口产品价格的实施。没有统一的立法和执法，这种政策在地方保护主义面前很难推行。

第二，提高中国在贸易价值链条中利益的“相对所得”。贸易涉及到“绝对所得”和“相对所得”。贸易各方均能从贸易中获得利益，但是，贸易各方的“相对所得”是不同的。当前，中国加工贸易占中国出口总额的50%，说白一点，中国实际上充当了廉价劳动力的角色。加工贸易的好处是我们学习了技术，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是，我们处于贸易价值链条的低端，所得到的价值很少，大量的附加价值为国际投资者、营销者和贸易服务商取得。因此，中国的出口加工企业要不甘于仅仅充当接单加工的角色，而应该力争直接进入国际市场，直接进入其它国家的营销渠道，只有这样，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相对所得和取得的附加值才会增加，才能成为真正富强的国家。政府要创造有利于国际营销人才成长的环境，国家要加大在国际社会文化和国际营销的研究和教育的投入力度。政府的作用要体现在引导中国出口企业直接进入国际营销网络，而不是出台直接促进出口的优惠政策。

第三，保持国际市场的开放对于中国越来越重要，中国必须明确地站在自由贸易一边。当前由于虚拟经济制造的“泡沫”在消失，国际贸易体制面临着较大的保护主义压力。作为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的国家，中国必须明确地选择自由贸易的立场，利用WTO的机制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自身的利益。中国实际上在走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加大出口的路子，当时，要扩大出口，必须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日本当时的选择至少是在口头上坚持自由贸易的政策。 

杨帆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一直是名义汇率贬值，实际汇率升值。想通过汇率升值解决进出口平衡问题是否可以。中国只要存在着升值的预期，外资就会大量进入，并且继续压迫人民币升值。调节不能解决升值预期的问题。外资为何如此之多？因为它们在国外已没有了去处。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取消一切外资优惠政策，对外资没有必要再优惠了，应该与内资同样对待。我们国家的空间就这么大，外资进来就会侵吞你的产业，弄垮你的企业。现在国内和国外储蓄不平衡，要通过解决投资问题，达到储蓄和投资平衡。如果人民币升值不足，则外资在国内的收益就会继续投资，反之则外流。要取消外资优惠，或增加民营经济与外资的平等性。存贷差加大，容易导致资金外流；缩小差别可有利于资金在国内投资。

90年代，我国引进了大约5000亿美元的直接投资，但中国流出的资金是7000亿美元。其中2000亿美元是非法出逃的，另有5000亿美元是合法流出的，它包括3000亿的外汇储备，将近2000亿的企业和居民外汇存款。这种存款就是一种资金外流的表现。储蓄大于投资，就只能超前消费，沿海地区消费高，低级公路靠人修，高速公路靠机器修，增加不了就业。

90年代实行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但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后果是大多数人未被带动起来。沿海地区更富裕，差距更大，这样搞中国产业肯定要垮台。不关心农民问题，集聚效应使个别地点吸引大量投资，只顾少数人暴富，拉美型的发展，使全国大量企业垮台。钢材过剩是农民没钱消费。

要警惕这种分割发展导致的外部需求。个别超前消费使资金用在了豪华建设上，而忽视了大多数人的消费。高档需求不是针对中国大多数企业的，而是针对个别阶层和国外的消费结构。象远洋大厦这样的高级写字楼就一定要进口外国钢材。有些项目连油漆什么都要进口。

股市垮台将会使中国经济陷入危机。国外股票市场也是非常黑的。把出口退税的钱用来在主要战略行业上是应该的。应该投资多一点，争取能自己造飞机。否则，5年后企业倒闭、股票市场危机、银行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市场导向不会引导资金投资自己造飞机。主要问题不是产权问题，追求洋房汽车造成了腐败。

江时学 [社科院拉美研究所副所长]：

大军的文章有许多新意。我谈几点学习体会。一、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能扩大出口总不会是坏事。国际学术界在比较20世纪下半叶拉美和东亚的经济发展业绩时，倾向于同意这样一种观点：拉美的“失败”和东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与两地区出口能力有关。五六十年代，拉美国家曾在普雷维什的发展主义思想（又称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信奉“出口悲观主义”，因此没有为扩大工业制成品出口和减少初级产品出口而采取必要的措施。

二、且不论初级产品在我国的出口贸易中占有多大的比重，我们在强调出口的重要性时，确实应该重视可持续发展。我的老家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苏南。记得儿时常在水中游泳或钓鱼。那时许多人家没有自来水，因此淘米、洗菜都在河中。最近几年，家乡的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是，父老乡亲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水质清晰可见鱼儿的河流已一去不复返了。

我的老家曾从台湾引进一家在台湾岛上不允许生产的化工厂。干部们没有环保意识，认为这是台资，求之不得。上级考察干部政绩的指标之一是引进了多少外资，不是水中的汞含量或其他有毒成分的含量。其结果是，这家污染严重的厂虽有一些产值，但河流却被污染了。这些干部往往是从其他地方调来的，因此，干了几年，他远走高飞了，不会喝到这种已被污染的水。受害的是当地的子孙后代。

三、最近几年，国内学术界不时提到“拉美病”，而且希望中国不要犯这种病。诚然，“拉美病”的含义似乎尚无确切的“症状”，因为不同的学者可从不同的角度来加以诊断；然而，拉美的经济建设中有许多教训确实很值得我们借鉴。例如，拉美的收入分配非常不公，国有企业效率得不到提高，腐败十分严重，对外资的依赖很大，民族企业在外资的冲击下节节败退，等等。此外，拉美国家也面临着如何正确处理改革与稳定的关系这样一些重大的难题。90年代以来，拉美已爆发了多次金融危机或金融动荡。我们应该从中总结出一些教训。

四、大军在文章中提出的汇率问题当然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甚至是争论）的话题。我对此没有研究，因此无发言权。但从拉美的情况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看法：在全球化时代，由于与国际经济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实施一种恰如其分的汇率制度确实是很重要的。在过去几十年拉美国家实施过的各种汇率制度中，盯住汇率制颇为引人注目。盯住汇率制构成了拉美反通货膨胀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以汇率为基础的稳定化计划（实际上就是把汇率作为“名义锚”）一般有3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一般说来都比较成功，通货膨胀率明显下降。但在第二阶段，汇率高估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最后，汇率高估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经常项目的平衡面临巨大的压力。当政府认识到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为时已晚，因为一旦国际投资者预料到高估的实际汇率和庞大的经常项目赤字难以为继，他们就会迅速逃离，从而诱发金融危机。墨西哥的经历似乎证实了这一点。因此，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人对盯住汇率制大加鞭挞。1999年初巴西金融动荡爆发后，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曾说过：巴西雷亚尔计划的崩溃是敲在盯住汇率制这口棺材上的最后一根钉子。不知中国学者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是否同意他的看法。

五、2001年12月阿根廷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上一些分析人士预料中国可能会是爆发危机的下一个新兴市场国家。他们认为，中国与阿根廷有不少相似之处：例如，阿根廷在危机前奉行的是货币局汇率制度，中国的汇率制度是一种“准货币局”制度，同样比较僵硬，难以适应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又如，阿根廷的财政赤字长期得不到控制，中国的财政赤字也比较大。再如，阿根廷的外债负担十分沉重，中国的外债规模虽被控制在“警戒线”以内，但外债增长速度很快，令人担忧。此外，中国如同阿根廷一样，也面临着收入分配不公、国内企业效益差和出口贸易增长速度不太快等一系列问题。

由于以下几个原因，中国不会成为“亚洲的阿根廷”：（1）人民币虽然盯住美元，但它与货币局汇率制度下的阿根廷比索有着很大的不同。换言之，人民币是一种可在一定范围内上下浮动、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货币。（2）我国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来应对金融动荡。（3）虽然我国的财政赤字较大，但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也很大。（4）从国际公认的外债“警戒线”来看，我国的外债负担是可持续的。（5）与阿根廷不同的是，我国的经济长期保持较高的增长率。（6）阿根廷的“锅碗瓢盆力量”很强大（因示威者手持锅碗瓢盆而得名），民众对政府极度不信任。我国人民具有很强的爱国主义情感，能在国家面临困难时经受考验，作出牺牲。(7) 我国的资本项目未开放。当然，虽然中国不可能爆发象阿根廷危机这样的动荡，但作为一个经济转轨国家，中国应该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充分吸取阿根廷的教训，未雨绸缪，将危机的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

顾海兵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教授]：

我觉得中国没有战略，全面小康太软。下面谈几个观点，反对出口退税，追求进出口的意义是什么？讲全球化多，讲全国化少，譬如表现在一些服务部门讲外语方面，门槛设置太多，边贸特权是否正确？中国加入知识产权组织过早，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是什么？外汇如何管理？电子银行的管理；美钞能随便印刷吗？重商主义是什么？强调社会保障时，资金如何运用？不良资产与GDP的比值问题，很多问题是制度问题，如三农问题中，农民在高层缺少代表者。

杨继绳 [新华社原《经济参考报》高级记者]：

仲大军先生主张人民币升值，对这个意见我不敢苟同。理由如下：1，在当前情况下人民币升值，对弱势群体来说损失大于收益。2，目前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主要来自国外资金流入，一旦有升值预期，会来更多的资多流入，会使升值的压力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升值的趋势就会失控。3，人民币不升值有利于出口。有人担心出口多了会使环境压力加大，会加速资源枯竭。实际上，现在出口资源性商品比例越来越小了，我们的商品出口不是出口资源，主要是出口物化劳动。汇率是一把双刃剑，它的变动对所有人的利益都有影响。但是，汇率的变动对不同利益群体的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汇率的变动在一定的程度上会引起财富的再分配。有的群体会因此得到更多的利益，有的群体会造成更多的损失。当前中国有这样的群体，他们的利益对出口产品依赖性较强。人民币贬值对这样的群体收益大于损失，农民就是属于这样的群体，因为农产口出口对农民的利益影响很大。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工人，也属于这样的群体，出口产品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就增加。而这两个群体恰恰是当今中国的弱势群体。

廉价劳动力是中国在世界市场上最大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一方面源于中国剩余劳动的巨大供给，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国人对低工资的忍耐力。在周边地区货币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人民币币值相对抬高，中国弱势群体的的劳动力价格也就相应高估。在当今世界，产品可以在国际间流动，劳动力不能在国际间流动。但是，如果把劳动力物化在产品中出口，即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也就是变相向国外输出劳动力。人民币币值相对抬高以后，就阻断了中国通过变相手段向世界市场输出人口的通道，减少了中国低收入阶层的就业机会和工资上涨的可能。

和上述弱势群体相对应的还有另一些群体，他们的利益对进口产品的依赖性强。对这样的群体来说，人民币升值收益大于损失。买进口汽车的人，消费洋货的人，如果人民币升值，他们的洋消费就更便宜。人民币一升值，原来20万元才能买到的汽车15万元就能买到，他们当然会很高兴。人民币的升值增加了他们对进口产品的消费能力，刺激了他们对进口产品的消费胃口，从而进一步带动进口商品的增加。但是，这样一来，那些在中国工厂里生产同样产品的工人就会失业。这些工人不能享受这些进口商品，却为这些商品的大量进口付出代价。

人民币的升值还对那些主要依赖进口设备、进口原材料和大量使用国外债务的垄断企业有利，比如电信、航空、电力、铁路等垄断行业。人民币升值，他们进口设备的成本就会降低，他们偿还外债的负担就会减轻。而这样的群体恰恰是当今中国的强势群体。以上只是直观地作简要的分析。要准确地判断汇率变动对某群体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得做多因素的相关分析。

[记录整理者：姚永玲 仲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