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海兵：摸清底细比刺激经济更重要

顾海兵：摸清底细比刺激经济更重要 
 
  华夏时报

本报记者 商 灏

    “刺激经济？没有必要。”国内研究宏观经济的著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先生日前接受本报专访时这样说。顾海兵还对当前官方公开的有关宏观经济的统计数据提出质疑：为了对中国宏观经济做出正确判断，我们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指标？这是正确判断中国经济所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问题。顾海兵表示，判断宏观经济走势，最重要的，不是单纯关注增长速度是否下滑，而是关注增长质量。不能简单地从一两个指标的变化来看经济是否回落或下滑了，并据此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趋势怎样不好。这并非是说速度不重要，而是说应该把质量与速度两者结合起来看。顾海兵还认为，正确判断中国经济所必须解决的第二个问题，也是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如何统计出来的？失真的片面的统计数据将很难支撑学界研究，严重影响对国家经济真实情况的判断。而统计制度和方法上的滞后实在是中国经济体制的软肋。

“我坚持认为‘保增长’的提法有些草率”

    华夏时报：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业界有判断说,高速增长已在下行，甚至严重下滑。官方也非常担忧经济增速出现不断下滑的危险趋势，因而宏调政策正面临变数。您怎么看？
    顾海兵：为了对中国宏观经济做出正确判断，我们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指标？这是正确判断中国经济所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国内目前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一定的意见分歧，认识上同异并存。
　  　例如关于增长数量即增长速度，以及增长质量，一向是衡量经济增长的两大重要指标。实际上我们应更强调增长质量这个判断标准，但国内通常偏重于以经济增速来判断经济增长。发达国家则更倾向于将价格变动指数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质量指标。此外，尤其是失业率的高低，在发达国家最受重视。而通胀率和失业率更是其衡量宏观经济两个很重要的指标，西方有学者甚至认为这两个指标的相加之和就等于痛苦指数。
　　  而在国内，正确衡量经济增长还应看到已经付出的环境质量方面的巨大成本，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成本仍在不断增长。此外更要看到经济增长造成的地区差异、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并未带来高就业。目前城乡差异已经达到1比3以上，而收入分配已严重不均的状态仍在不断扩大。这些都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因素。
　　  我认为，判断宏观经济走势，最重要的，不是单纯关注增长速度是否下滑，而是关注增长质量。不能简单地从一两个指标的变化来看经济是否回落或下滑了，并据此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趋势怎样不好。这并非是说速度不重要，而是说应该把质量与速度两者结合起来看。
    华夏时报：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问题被很多学者解释为属于当今世界任何经济体都难以避免的经济发展的周期现象，并且世界经济的复杂因素影响到了中国经济。您是否也这样认为？
    顾海兵：是否一定属于10年周期现象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究竟是5年周期还是10年周期，学界对此判断不一。而关于周期的高峰低谷也是各有各的判断，很难确定。若按10年周期分析，则可认为中国经济在今年进入下行期，但我认为和世界经济没有太大关系。虽然外贸是中国经济的一部分，但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不大。当我们分析中国外贸出口加工业的内涵就会发现，所谓“三来一补”仅是让中国赚了一个加工费，其产业链的两端并不在中国国内。这种产业结构决定了外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严重。
    此外，我认为美元走势和石油价格走势对中国经济影响在于，外贸出口的不利趋势减缓，中国节约利用能源的压力增大，这些都是有利的影响。
    华夏时报：您是说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并不值得太担忧？为什么高层要强调“保增长”？
    顾海兵：现在经济出现回落是正常的。经济发展速度太快了就应该放缓，否则就会有麻烦。过去我们曾提出7上8下的观点，现在来看，这个增幅仍是比较合适的，只要最低不过5-6个点就可以。为什么经济增长就一定要有9个点10个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每年平均增长8-9个点。有人认为增长下行会产生很多问题，但我认为增长偏快才会带来很多问题。过去的高增长已经带来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而低增长未必不利于就业增长。低增长还能促使调整产业结构。但“保增长”一定会付出很多成本，靠投资拉动的增长一定会增加通胀，一定会提高物价。我坚持认为“保增长”的提法有些草率。
    华夏时报：8月份的经济增长指数不久就要公布了，曾有预测说，CPI将回落到6%，但若PPI两位数的增长继续，则CPI仍会反弹。但最新的预测说，CPI将回落到5%，而PPI也将回落到10%以内。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趋势判断？
    顾海兵：当前通胀率与去年同期相比，因为基数不一样，所以显得小了一些，但绝对价格水平还是高。如果增长继续提高，则通胀也将会继续提高。若继续加强投资，则通胀仍会继续上行。不过在这里，我想特别强调正确判断中国经济所必须解决的第二个问题，也是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如何统计出来的？这一点，连我自己都不很清楚。十几年前，我就对官方统计数据有质疑。统计是否透明？是否阳光操作？对物价指数的抽样调查，多少还有些可信度。但乡镇、县市、省区等地方上那些重要的统计数据为什么要层层经过地方长官的同意才能上报？这些长官凭什么判断数据的真实性？比如失业率，没有把城市里的常住人口全部登记在内，而只是登记了常住户口，这样，来自乡村的人口没有计算在内。城市里的劳动力和常住户口是一比一的对应关系吗？这样的失业率只是登记失业率，而并非调查失业率，如何真实反映实际就业程度？此外，还有一些诸如重要的库存指标、工商企业登记指标等等，都尚未公开，而这些指标对于分析宏观经济走势都十分重要。在统计方法上，普查和年报有差距，抽样调查不透明，全面调查不统一，是个计划经济的统计方法。
    失真的片面的统计数据将很难支撑学界研究，严重影响对国家经济真实情况的判断。而统计制度和方法上的滞后实在是中国经济体制的软肋。

“刺激经济？没有必要。”

    华夏时报：近来屡有官方刺激经济的计划将要出台的传闻，您认为现在是否到了需要刺激经济的时候？
    顾海兵：刺激经济？没有必要。所谓当前国家经济面临风险和不确定因素的说法很难成立。中国经济还处在爬坡阶段，还不成熟，谈不上下滑，发展却是大趋势。之所以有担忧甚至恐慌，是因为对国家经济的真实状况、真实底细没摸清楚。根源在于统计有问题，在于没有强调人大对于统计工作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既然决策者不知实情，如何作出正确的决策？
    华夏时报：您认为官方正在或可能采取的诸如资源价格机制进一步改革、企业减税、信贷放松、资本市场救市等政策举措对国家经济良性发展能有多少好的效果？
    顾海兵：一些所谓的调控政策都不过是纸上谈兵，做无米之炊，或者说是敲边鼓，没有真正对中国经济做深入思考，没有正视体制和政策层面的很多问题。如果政府深知它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如果各级政府每个月甚至每周都要向各级人大汇报工作，如果人大有能发挥监督作用的权威的各专家委员会听证政府工作，中国经济的问题恐怕要好解决许多。在持续30年的改革之后，这个问题尤其需要引起关注。
    华夏时报：您是说改革开放30年之后，这个经济市场化的深层次问题仍未得到切实解决？
    顾海兵：如果说改革开放30年有一个主轴的话，则这个主轴应该是经济的市场化。30年前的中国经济是非市场经济，即计划经济、指令经济、集权经济。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不再是计划经济，但如果说中国经济已经是市场经济，恐怕也不完全合适。不管对市场经济如何理解，比较客观的说法应该是中国经济仍处在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中，或者说是相当初级的市场经济。当然，对30年来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既可以从实证角度，也可以从规范角度观察，但我们更应从实证角度考量，即实际是什么就是什么，尽可能不把主观的价值判断放进去，不做对与不对、是否合适的分析，也就是说不是市场化程度越高越好，当然更不是市场化程度越低越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应不同的市场化程度，市场化程度大趋势是上升的，但其发展动态是则是波状的，有的时候还是回落的。
    对30年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观察可以有多种角度，如所有制结构、计划价格的比重等。但还应从30年来中国宪法的演变来分析。为什么？因为市场经济首先而且必须是法治经济。任何社会都需要秩序，市场经济更需要。
    华夏时报：从宪法和行政体制改革的角度看，您认为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远远不够，并影响到经济长期健康发展？
    顾海兵：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体制，有30年的计划经济（1949-1978）与十多年的双轨经济（1978-1992），正式提出市场经济仅16年（1992-2008），再考虑到我国庞大的政府机构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如主管部门管理、现金管理、专卖管理、人事及劳动管理、民兵管理、各种社会团体介入、国际收支管理、工商行政管理、技术监督管理、卫生防疫管理、计划生育管理、街道办事处介入、市容管理、交通管理、市政管理、计划管理等行政管理过于庞大，以及若干重要行业的行政性的垄断型国企等（据了解目前各级政府还有数百项到千项审批项目）。因此，对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判断低一些是合适的。
    华夏时报：您认为判断中国市场化程度应选择什么样的指标？
    顾海兵：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判断市场化程度时所选择的指标都存在这样的趋势：指标越来越多。笔者以为，过多过细的指标实际上是把社会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追求所谓的精确与精细。这种做法也许是有作用的，但至少从性能价格比看，是不经济的，也许更可能是舍本逐末、主次不分、层次不清。市场化程度测定要抓主要方面，关键应看劳动力、资金、土地等要素的市场化。要素（尤其是劳动力）的市场化与产出的市场化，是前者决定后者，而不是相反。要素的市场化程度也许有多种方法测定，但我们可以从充分市场化与现实市场化的比较中测定。在充分市场化条件下，要素的价格应该是均衡的、单一的。如果现实的要素价格不是单一的，有两种不同的价格（类似于双轨价格），则说明市场化程度是不充分的。显然，这两种不同的价格之间如果差异越大，则说明市场化程度越低；反之，如果市场化程度很高，则两种不同的价格之间的差异应该越小。由此，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两种不同的价格之间的差异或比值来测定市场化程度。
    这里的两种不同的价格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两个现实市场的两种现实价格，一种是一个市场的两种价格（管制价格与市场价格，或计划价格与影子价格）。比如，某要素在两个不同市场有两种价格，一个是10元（存在控制），一个是20元（没有控制，也许是地下的）。如果这两个价格背后的交易都是有相当经济规模的，则我们可以说该要素的市场化程度是50%（10/20）。这里所谓有相当经济规模是说，如果某种价格的交易（样本）很小，则其代表性不够；两种价格的交易规模越接近，则市场化程度测定越具有客观性。一般来说，每一种价格的交易份额应该不低于1/4或1/5。又比如，从农民手里收购土地，只有一级垄断市场，农民转让价格常常只是实际市场价格的1/3或1/5，这1/3或1/5就是市场化程度的测定值。
    由此，我们有理由说中国土地市场化程度不会超过30%。
    同时我们也可以说，从要素看，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应该低于50%。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之路将仍然是长期的、艰难的、波动的。这也是我们今天对当前官方公开的有关宏观经济的统计数据提出质疑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