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社会主义

暨《每月评论》文章选集

目录

中国与社会主义... 1

《中国与社会主义》出版前言  美国《每月评论》2004年78月号合刊    1

中国与社会主义——市场改革与阶级斗争... 4

前言... 4

绪论：中国与社会主义... 4

第1章 中国如何发展至典范的地位... 6

第2章　中国的经济转轨... 12

第3章  中国转轨的国内矛盾... 31

第4章  中国转轨的国际矛盾... 31

第5章  结论... 31

该书书评... 31

1台湾《批判与再造》书评... 32

2祝东力 经济转轨的前景——《中国与社会主义》读后... 46

3每月评论：重新解读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 48

《每月评论》文章选集... 66

戳穿国民生产毛额的魔障... 66

资本主义发展新趋势与当前世界经济危机... 67

《每月评论》对大跃进时期死亡率的讨论 英文原文... 70

福斯特：资本主义普遍性中的矛盾... 88

福斯特论理性资本主义的终结资本主义... 91

每月评论：劳动后备军现况... 94

每月评论：从统计数字看当前美国工人阶级状况... 102

每月评论：朝向社会主义前进... 106

每月评论:中国工人阶级状况... 132

从欧洲的边界到“边界的”欧洲：改变中的欧洲边界制度... 143

对中国可能出现的危机的再思考... 149

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资本积累体系的危机... 152

西方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未来的新看法... 157

资本主义的金融化... 162

美国债务膨胀、经济泡沫与新帝国主义... 167

全球资本主义的劳工、国家与阶级斗争... 171

美国债务膨胀、经济泡沫与新帝国主义... 176

中国与社会主义

《中国与社会主义》是前几年在美国著名激进左翼政治经济学杂志《每月评论》上发表的全面批判中国“市场社会主义”的系列文章，在国际左翼引起了较大反响。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对中国当代社会进行了尖锐批判，观点鲜明、论据翔实，很值得参考。《每月评论》老一代主编保罗.斯威其当年曾强烈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盛赞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对这一革命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中国与社会主义》出版前言  美国《每月评论》2004年78月号合刊

Harry Magdoff & John Bellamy Foster

郑国栋译

当今并不乏论述毛泽东过世后中国市场改革的书籍。然而，这本由马丁．哈特－兰兹博格〈Martin Hart-Landsberg〉与保罗．柏克特〈Paul Burkett〉所撰写的研究有其独特之处，这本书扎实地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一个主要的后革命社会（post-revolutionary society），是怎么从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经济的。此外，目前中国的转型说明了何以资本主义依其本质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会产生贫困、不平等和生态的破坏。

建成社会主义须经过漫长艰辛的历程

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夕之间创造出来。要建立社会主义的政治、人与经济的基础需要长期的过渡阶段。如果我们要从过去的经验受教，就得对后革命社会的成败得失加以冷静严格的批判分析。阶级权力的转移可造成真正的差异，这点现在应该是很明确了。这在建立一个新社会体系的早期阶段已显示出来：消除饥饿、创造充分就业、提高识字率、实施全民教育与全民健康医疗，并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支配。这些朝向社会主义的步骤行之不易。更有甚者，暗藏的陷阱可能会妨碍乃至改变更进步、更往前进的彻底变革的方向。

过渡到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必须走过一条漫长崎岖、布满陷阱与矛盾的道路。要完成下列任务需要时间：

（a）把现有的生产力转化成由工人与农民控管的企业，

（b）为满足所有人口的基本需求而创造新的生产力，

（c）建立适应于协调合作的社会的法律—政治—文化的上层建筑。这些都没什么快捷方式可抄。也没有办法设计出适用于每个国家并预见历史进程中每个曲折变化的万用妙方。必须给尝试错误的过程留下余地，意即让群众知情并参与其事，包括赋予群众权力以罢免行政官员，纠正错误。

社会主义的远景包含一个没有等级差别的平等社会，这个社会力求改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优先考虑最贫穷、最受岐视与无权力者的利益。因此，中国在革命后的约30年中，主要的趋势就是倾注资源，努力达到平等，并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特别是那些被压迫者的需求。到了1970年代末（大约涵盖了革命党掌权后的前三十年），中国已成了高度平等的社会，就收入分配与满足基本需求而论，可说是全球最平等的社会。然而，此后从事实到理论都发生了令人震惊的转向。党政领导人鼓励经由国内与国外投资大肆发展私有产业，宣称要转向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主导的意识形态来了个U字型的大转弯。据称，市场社会主义会让物质的生产快速增长，增长的财富必然会向下涓涓滴漏，惠及社会的所有部门。

中国走向资本主义道路造成巨大的社会不平等

中国的新路线确实造成生产与国民总收入极度的快速增加。然而，创造出来的财富并未惠及多少人。结果，出现了一个非常富有的上等阶层与一个生活舒适的中等阶级，至于其它人则是：贫困、生活无保障、失业以及教育和医疗机会下降，官方终于承认转向的后果，中国财政部的政治部门去年发表了针对这一问题的报告。2003年6月19日的《人民日报》网站登载了一篇内含这个报告主要内容的文章。文章一开头就承认这份政府报告揭示了：

（1）「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断扩大，贫富悬殊恶化」；

（2）「积聚起来的财富越来越集中，家庭财富的差距越来越大。」

从中国的经验明显可见，即使在工商业国有化后，依然存在阶级斗争的基础。在革命的变革之后，旧社会的意识形态并没有烟消云散，旧思想仍盘旋不去，与社会主义道路扞格不合。而官僚精英集团潜在与实际的顽抗，尊卑等级制度的延续，创建人民民主制度的复杂因素等等，也都造成紧张对立的关系。官僚精英与其它的特权群体坚持一种与社会主义道路对抗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为他们有违人民群众需求的特权合理化。精英集团的成员念兹在兹者是把他们的优势地位传给子女，这是阶级社会的常态。阶级利益的冲突一代接一代。这样一来，阶级斗争的形式虽与过去有所不同，却持续不断。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共产党内甚至有些身居高位者心里也想走「资本主义道路」。

意识形态的斗争与经济增长的速度、方向的争论连系在一起，不幸的是，增长本身成了「走资派」供奉膜拜的神祗，然而至关紧要的问题却是：什么样的增长？增长的目的是为了谁？为谁的利益而增长？增长该用来满足知识分子、经理、企业主与官僚政治群体的欲望吗？或者，增长的方向应该朝向改善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

在这儿我们无法充分讨论这些问题。但有些方面应先提及。经济增长可能迫切需要用来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房、建立医疗中心、供应每个人一日三餐、在贫民窟建设排水道与自来水。然而，增长过快可能对人与环境有害。这些都是区别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在资本主义下，为少数人的利润所驱动，在全世界范围产生资本的积累，而全世界大多数的民众则陷入悲苦之境。如哈特－兰兹博格与布克特所揭示的，中国的情况证明了这样的事实：为不断增加利润的增长或仅仅为了增长而增长，必定导致全然的社会不平等。

批判「市场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左翼圈子里流行一种看法，相信「市场社会主义」是取代资本主义适当且有效的方法，哈特—兰兹博格与布克特的著作大无畏地对抗这种信念，也具有重要意义。据称，经济计划已证明失败，根本行不通。这个问题给看成了找出正确的机制（计划或市场）的技术问题，而不是阶级或满足人最迫切需求的问题。技术专家被以为有了解答，在上述的问题上，即是依赖市场的魔力。但瞧瞧中国成功的故事！理论家们对市场社会主义的热衷与今天中国市场所激起的兴奋之情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囿于传统观念的学者与满怀贪欲、只见到中国创造出的巨大财富而见猎心喜的公司总裁，都无视于人民大众的真正处境。总裁们为大发其财的机会而心驰神迷：中国一方面既有超乎寻常的大批低工资的产业后备军，另一方面还有多得数不清的数以千百万计的具有潜力的消费者。左派与右派都迷醉于中国仍在持续的异常经济增长率。没有人考虑到这种扭曲的经济增长体制持续付出的巨大的人的代价。

这个论题可以简化的方式来处理。一个国家的经济有两部分：消费与投资。花在投资上的较多，可用于消费的就会较少。经济增长有赖投资的增君，得益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但增加投资，特别是极其快速的增加投资，会减缓民众消费的增长。虽然整体的消费可能增加，但如权力与财富的差距很大，富人的消费不免要牺牲穷人。一部分人的花费能比其它人多得多，投资与生产就会集中于为富人享用的奢侈品与设施。上面提到的中国政府报告（摘要于《人民日报》网站）承认阶级的差距与不寻常的快速增长俱增：「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断扩大，贫富悬殊恶化。」

中国超高速增长的负面效果并不止于收入财富日益两极分化与民众消费的增长（就算低层民众也有增长的话）日益减缓。中国转向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亦步亦趋地跟随资本主义全球化所规定的路径。根据2004年5月4日的《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中国已准备加入最大的国外投资联盟」。2004年5月26日《人民日报》网站报导，副总理吴仪「在由商务部赞助的中国企业〈走向全球〉的论坛上，发表一篇书面讲话说，这个战略不仅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也有利于全世界的繁荣。」再者，同一报导说，中国正扶助它的跨国公司：「高级官员说，中国将进一步促进「走向全球」的战略，培植更多跨国企业。」2003年政府核准的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超过20亿美元，预计还会快速增加。

中国生态的大灾难

崇拜快速增长的偶像造成的另一后果就是生态的大灾难。如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潘岳所说：「如果我们继续走传统工业文明的路子，就没有可持续发展的机会……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已到了所能承受的极限。」（《纽约时报》，2005年5月24日）由于没有或者未适当处理工业与人的废弃物，长江的堤坝已成了污物与有毒物的渊薮。根据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兼高级研究员伊莉萨白．伊卡诺密（Elizabeth Econmy）的研究：

「中国对水、土地与能源等所有各种自然资源的需求急遽增加。森林资源已然耗尽，引发了接踵而来的一系列破坏性冲击，如：沙漠化、洪水泛滥与物种灭亡。同时，水与空气污染的程度猛然大增。……流经中国城市地区的河流的水有75%以上已不适于饮用或捕鱼。六千万人用水有困难，几乎三倍于此的人每天饮用遭污染的水。中国有四分之一的土地沙漠化，迫使每年数以万计的人民迁移……」

（www.fas.harvard.deu/ffiasiactr/haq/20030I/030Ia00I.htm）

全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十个城市，中国有其七，大约300个城市的悬浮微粒总量未达「世界卫生组织」所订下的可接受标准。

总结我们的论点：一旦一个革命后的国家开始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路子，尤其在力图达到很快的经济增长时，就会一步接一步直到最终重现所有资本主义体制有害与破坏性的特点。中国今天令人注目的并不是它显示了一个大有希望的「市场社会主义」新世界，而是它抹除过去人人平等的成就、制造巨大的不平等，对人与环境的破坏速度之快。在我们看来，哈特—兰兹伯格与布克特的这本书破除了这个不实的虚构，即：中国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行一些最无节制的资本主义做法之际，依然幸存，故本书值得仔细研读。如果经由市场通向社会主义意指把最迫切的人类需求与人类平等的承诺丢置一旁，那么这就是条走不通的死路。

中国与社会主义——市场改革与阶级斗争

前言

中国的经济经验至今依然对困难重重的社会主义建设有足多可供借鉴之处。然而，当前的经验大体上是反面教材。不幸的是，中国政府的「市场改革」规划本说是要为社会主义恢复生机活力，却使国家坠向越来越资本主义化、也越来越受外国支配的道路，对国内与国际都造成了庞大的社会成本。更加不幸的是，许多进步份子（包括许多仍支持社会主义的人）依旧为中国的经济政策辩护，并鼓励其它国家采纳类似的政策。
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反映了大多数人对资本主义的动力和社会主义严重的认识不清，如果我们要在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上有长足的进展，就必须厘清这种混乱的思想。我们诚挚地希望这份对中国「市场社会主义」经验的研究能对此做出虽小但有意义的贡献。
许多人士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经验，包括中国在意识形态和经济上对当前世界的重要性。我们特别要感谢Mike Lebowitz, Barbara Foley, Leo Panitch, Sam Ginden, Patrick Bond, 李明骐, Andong Zhu, David Kotz, Victor Wallis, Susan Williams, Stephen Frost, and Tim ringle. 我们尤其要感谢Kor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的编委们刊登了我们先前的一篇文章，其中包括了这本书的一些主要观点的早期版本。谢谢Aimin Chen提供了我们《中国统计年报》的资料，以及Andrew Nash和每月评论出版社的全体工作人员提供的协助与鼓励。我们也感谢我们的家人──Sylvia Hart-Landsberg, Leah Hart Landsberg, Rose Hart-Landsberg 以及Suzanne Carter, Patrick Burkett和Molly Burkett。最后，我们要对中国的劳动人民谨申谢忱，不仅是由于他们过去为改造社会所付出的心血，也由于他们持续不懈地反对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资本主义，为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

绪论：中国与社会主义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建立之后的三十年中，中国与社会主义这两个词看来彷佛会永远相连，成为一个鼓舞人心的统一体。中国在1840-42年与英国的鸦片战争中被迫蒙受战败的耻辱，从此承受着不断扩张的租借条约港体制的祸害。中国人民不只为帝王及之后的一连串军阀暴政统治所苦，更遭到把中国瓜分为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荼毒蹂躏。渐渐地，从1920年代开始，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组织蜂起的广大人民抵抗外国的宰制与剥削，并对抗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最终在1949年取得胜利，党宣示它不仅要终止人民的苦难，更要建设社会主义，让人民当家作主。

无庸置疑，中国革命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壮举，革命后的数十年中，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达成了不少重大的成就。然而，我们认为，这不应该让我们忽略三个重要的事实：第一，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中国人民还远未实现社会主义的希望；第二，从1978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始进行以市场为基础的改革，改革据称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事实上却导向相反的方向，使得中国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最后，世界各地的许多进步人士仍支持中国的改革，并从中国的发展中汲取教益，对中国出口导向的快速经济增长，他们有的认为这证实了市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有的则认为，不管是什么性质的国家，国家政权积极指导经济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获致成功的发展。

虽然我们过去也曾深受中国革命的鼓舞，但好一阵子以来，我们一直都认为，进步人士这样继续支持中国与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严重误解了中国的改革经验，更重要的是，这会大大妨碍真正推进中国与其它地区的社会主义所必要的理论与实际的认识的发展。
如我们在本书中所要论证的，我们认为，中国的市场改革并不通往社会主义的复兴，而是通往彻底的资本主义复辟，包括日益严重的外国经济控制。重要的是，这个后果并不仅仅根源于单纯的贪婪和阶级利益。只要一往市场改革的道路启程，改革过程中一个接一个的每个步骤主要是由改革本身所造成的紧张与矛盾驱动。中央计划的削弱导致更加依赖市场与利润刺激，这又接着鼓励给予私有企业优于国有企业的各种特权特惠，也日益给予外国企业与市场高于本国企业的优惠。正确理解中国改革过程的动力可支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市场社会主义无法稳定成形。然而，由于许多进步人士大多仍然认为中国在某种意义上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往往未能具有这个洞见。这种状况无可避免地导致对社会主义的意义认识不清，从而强化了反社会主义者的意识型态观点。

另外许多进步的学者与运动者认为，讨论社会主义的意义与世界各地人民所面对的发展难题毫无关连。他们从中国的持续高速出口增长的纪录总结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的典范，其经济增长的战略可以也应该让其它国家效法。我们认为，并在本书中论证，这种对中国的礼赞是一个严重错误，不仅反映了对中国经验的误解，也反映了对作为国际体系的资本主义的动力与矛盾的误解。事实上，检视中国的经济转型对该地区的其它经济体的影响，就可以明白，中国的经济增长强化了竞争压力与危机趋势，危害了该地区各地的工人，包括中国的工人。

要不是我们在2003年5月到古巴参加一个国际马克思主义研讨会（注一），我们对左派与进步人士的不同意见或许永远不会形成一本书。在古巴时，我们希望能够学习到古巴如何因应它所面对的经济困难，以及该国政府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与坚持如何形成其因应之道。我们一再听说，许多古巴经济学家将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增长战略视为一个可以为古巴采用的诱人典范。

我们曾经希望这不是事实。但是，在研讨会上，论及古巴面临的难题时，几位古巴经济学家公开支持中国以外国直接投资（FDI）为基础的出口导向的快速增长经验，视之为古巴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维系其社会主义规画的唯一希望。虽然这几位经济学家不过是在重复我们从其它国家的进步人士口中听过的论点，但是，这些说法出现在一个讨论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的重要性的会议上，而且这些经济学家在彼时彼地发此言论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听来格外令人难受。菲德尔.卡斯特罗（古巴总统）也在会议上，而古巴政府已经坚决拒绝了市场社会主义。

我们当然不是首批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批判中国发展的社会科学家。不过，我们清楚了解到中国对决定关于社会主义与发展的辩论正日益重要。而且，我们认为，对于中国改革后经验的认识不清，标示了更深层次的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理论与政治的淆惑不明，严重伤害我们争取将世界从异化、压迫与剥削解放出来的集体事业。因而，我们冒昧提出我们对中国与社会主义的研究成果，我们的批判集中在中国市场改革过程的经济动力、社会后果与政治影响。虽然我们的作品聚焦在中国问题上，我们的希望和意图是让我们在此提出并探索的课题对中国以外的国家中关心社会发展与斗争的人们也具有重要性。

第1章 中国如何发展至典范的地位

中国改革后的快速经济增长使许多进步人士认为，中国的经验证明在既存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里另有可行的经济增长之道，中国堪为一个发展典范。有意思的是，虽然这些进步人士大部分大都不愿意承认，但许多主流的经济学家也同样认为中国是个发展典范。

中国增长的经验之所以获得赞颂的基本事实是广为人知的：高速的经济扩张、快速上升的外销、以及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表一与表二提供了这些趋势的一些指标。根据官方资料，中国不但在1985至1995年的大部分期间享有两位数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成长率，同时在1997-98的东亚危机当中和之后也维持超过7％的年增长率。出口在扩张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从它高度的增长率和它对GDP之比日益增加显然可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资料显示，2000年，中国出口占全球6.1％，紧追在美国、德国和日本之后，位居全球第四大出口国。在1985至2000年期间中国的出口增长居全球之冠，比第二位的美国高出两倍多。（注一）

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中国的净值也暴增，从1985年的10亿美金到2002年超过500亿，占此时期全国资本投入的一个重要部分。「即使在2001及2002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流量分别降低约1/2和1/3时，流入中国的投资仍然持续扩大。」数量多到去年中国成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首要目的国。」（注二）

然而，这些只是表面看到的事实。这些事实并不能说明为何从左派到右派的发展经济学家都据此而共同称许中国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本书的以下几章将着力于批判对中国经验的这种观点，但重要的是，我们先须探讨产生这种观点的变迁中的全球历史脉络。这样才能够帮助我们厘清许多理论和政治上的混淆，并搞清楚我们推进社会主义事业所必须克服的难题。

中国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典范

1989年后苏联解体，前苏维埃共和国和东欧的前苏维埃卫星国又采纳了新自由主义政策，起初令新自由主义圈子弥漫洋洋自得的胜利氛围。这些前「社会主义」政府在国际货币基金（IMF）和世界银行的建议与支持下，快速终止计划经济、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并开放进口市场和外国投资，似乎验证了新自由主义「历史终结」的想法。不幸的是，这些「休克疗法」造成了重大的经济崩溃（特别是在俄罗斯），时至今日东欧的工人还深受其害。这些挫败对主流的经济发展思想产生了两个作用。
第一、它们激起了关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适当步调、次序和制度要件的辩论。（注三）保守的新自由主义者，例如 Jeffrey Sachs，将休克疗法的灾难后果怪罪于政府的腐败和对改革的决心不够。而新自由主义者的左翼，譬如Joseph Stiglitz，则质疑立即全盘自由化和私有化是不智的。后者推荐一个较为审慎的改革计划，主张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和信心应优先于贸然的贸易自由化和短期的资本流入。
然而，尽管有这些不同，这两派新自由主义者同样忠于竞争的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这些终极目标。因此，两者都视出口竞争和吸引FDI为成功发展的关键。就这点来说，主流派在发生休克疗法的灾难之后，对经济发展问题的辩论实际上厘清了新自由主义共识的核心要素。
第二、在新自由资本主义之外「别无出路」（TINA）的思维持续当道下，后苏维埃国家转向自由经济的失利促使新自由主义者去寻找新的成功故事，以树立可让其它国家效法的榜样。从过去他们想利用南韩作为自由市场的样板国家（尽管南韩的贸易与FDI显然并不是采取渐进或他种自由市场的政策），可以明显看出这种策略是出于投机心态。问题是当时没有其它显着的资本主义发展成功的案例可用（注四）。因此，在1990年代早期，当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主要靠外国直接投资和制造业出口而获致快速的经济成长时，南韩马上失去样板国家的地位，由这些新兴的跨国资本的输出平台取而代之。之后，东亚危机发生了，于是又需要寻找新的样板国家。拿中国作为典范既反映了新自由主义的保守派及其左翼在策略上的歧见，也反映了两者的根本共识。（注五）
保守派新自由主义者对东亚债务危机的反应完全是一副投机嘴脸。他们唾弃这些陷于危机的国家──就在几周甚或数日前还被赞许为自由市场的成功故事──认为他们是腐败透顶的「戚友特权的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t）体制，亟需改造成全盘的自由市场。国际货币基金会（IMF）和深陷危机的政府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在萧条并债务累累的经济体中实施了贬值、金融财政紧缩和引起混乱的私有化计划。一直要到类似后苏维埃休克疗法的灾难俨然成形时，他们才稍稍收手（而大部分有厚利可图的东亚企业却被外国投资者给收购了）。
同时，为了保卫他们政策的利益，新自由主义的保守派将注意力转移至墨西哥。在1990年初期，他们曾建议墨西哥向东亚学习，墨国稍早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失败也被他们怪罪于腐败和戚友特权成风。然而，墨西哥在1996和2000年期间还是维持了经济的正成长。更重要的是，墨西哥是透过开放外国直接投资和贸易、压制工人的工资要求并一将国有企业与银行私有化，把经济改造为制造业的出口平台，才有持续的经济增长。这样，墨西哥变成了新的样板国家，而且，比东亚更被看好。
可是墨西哥乍得的声誉不过是昙花一现。在2001年墨国陷入了衰退，很大程度是因为新自由主义政策使它大为依赖出口到今日已陷入衰退的美国。然而，即使美国开始了微弱的复苏，墨西哥却继续停滞，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外出口制造商开始移往工资低得多的中国生产（注六）。保守派自由主义者最先的反应是谴责墨西哥腐败，对成本效益和自由市场的改革也不够尽心。然后，他们开始引用中国可观的经济记录做为新自由主义（尤其是「毫不动摇的坚持改革」）的威力的证明（注七）。世界银行表示，如果中国成功而墨西哥失败，那是因为前者更有效地「从一个不友善的投资环境自我转型」、更坚决地「在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方面拥抱全球化
。」（注八）
新自由主义的左翼对东亚危机有不同的反应：他们怪罪于过早放宽国内金融和（尤其是）短期的境外资本流动的管制。Joseph
Stiglitz和其它人也批评IMF和东亚政府所实施的紧缩的宏观政策（尤其是高利率）、汇率调降，以及躁进的私有化和放松管制。他们认为这些只会加深这个地区的衰退，使得国内和区域的金融体系更为不稳定，进一步削弱企业的信心。
新自由主义的左翼批评这些对策是正确的，即使他们对危机本身的原因的分析极为肤浅──他们忽略了许多关键因素，诸如竞相争取FDI、以外商为基础的出口生产大量增加进口、区域和全球的生产过剩，还有与这些及其它的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的矛盾有关的资本市场自由化（注九）。不过，对我们目前的课题来说，左翼新自由主义者对危机的分析的重要之处是，它也导向对于中国的正面描绘。而这种描绘与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教义并无根本的歧异，此即「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极有可能使穷人受益」。（注十）

Stiglitz因此提出中国政权对资本的管制及扩张的宏观政策来解释中国得以免除东亚危机的最坏影响。（注十一）以此为根据，他推而广之把中国描绘为「一个成功整合进全球市场的典范-但却是用不遵照华盛顿共识的陈腐见解的方式达成的。」（注十二）根据这个分析，「中国采取私有化和减少贸易障碍…不过是以防止社会结构在这过程中裂解的渐进方式实行的。在几乎不受IMF的指导下，中国达到高增长率同时减少了贫穷。」（注十三）不同于俄罗斯休克疗法的经验，Stiglitz说：
「中国将创造竞争力、新企业和工作等置于私有化和改造既有企业之前。中国了解宏观稳定的重要性，从来没有混淆目的和手段，也没有过度对抗通货膨胀。它了解到如果要维持社会稳定，必须防止大规模的失业，创造工作机会必须与企业改造同时并进。中国的自由化是渐进的，并且确保将被置换的资源重新配置到更有效的用途上，不任其荒废闲置。」（注十四）
事实上，Stiglitz「1998年在北京的谈话，称中国是目前为止，低收入国家迈向市场经济最为成功的。」（注十五）
这样把中国经济描述成顺利而低成本的市场化是片面的理想化的说法。然而，它可以让Stiglitz和其它的左翼新自由主义者振振有词地主张在短、中期实行不完全受制于市场的自主政策，却仍然矢言忠于把市场、自由贸易和FDI（简言之，进入全球资本主义的分工）作为经济发展的唯一可行之道的信念。Nicholas Lardy对新自由主义共有的这种核心观点在中国的应用作了有用的概括：
「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持续强劲看好。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前二十多年经改的积累结果。最重要的是，价格自由化逐渐进展至今，几乎所有商品都已经由市场来制订价格。同样重要的是，改革大大加剧了竞争，不但是制造业，而且在建筑业，以及服务部门的许多部分的竞争都加强了。价格普遍由市场决定和竞争性的市场改善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外贸部门在加强国内市场竞争的作用特别重要，但往往被低估了。」（注十六）
这就是中国作为（至少到目前为止）首屈一指的新自由主义样板国家的形象。
中国作为进步的典范
由于号称社会主义经济体的前苏联和东欧解体，使得许多左派处于招架无力的守势。自然地，左派经济学家开始对中国感到兴趣，虽然其原因（至少就表面来看）与新自由主义是径相对立的。俄罗斯式的「休克疗法」在意识形态和结构上都有急遽的转型，中国与之迥然不同，政府依旧宣称尽心建设社会主义。此外，中国较为渐进的改革政策也造就了快速而且持续的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改革采取中央放权和市场导向的特色更加吸引了许多左派，特别是在学术圈里面。主流经济学家一直认为中央计划和国有制是没效率的，东欧政府放弃社会主义而拥抱资本主义似乎又证明了这个观点的正确性。对许多左派来说，中国的改革规划一开始似乎在资本主义和中央集权的国家社会主义之间提供了「第三条路」。国家虽然继续维持它在国有企业里的核心角色，却减少经济的中央计划，强化地方政府的权力，创造了新型态的企业组织（包括了小私有企业以及集体的乡镇企业），并且提倡根据利润与生产力分发工资、加强市场关系以刺激所有企业（包括仍占主导地位的国有部门）的效率。这些「市场社会主义」政策似乎得以免于一般对中央计划的批评，同时在日趋由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学术界里，这些政策也比较容易用主流的市场分析的论述来辩解。
在1990年初期，许多进步人士和左派学者在他们的著作里，即使对未来抱持谨慎态度，大部分基于中国强劲的经济表现已经显示其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可行性甚至优越性的坚定信念，。譬如M. J. Gordon就说：
「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经验显示了可称之具有『市场社会主义』特色的政策提供了一个可行和成功的出路……虽然这些改革可能不是在他处该被完全照搬的模式，它们说明了一条中间道路是可行的。」（注十七）
同样地，Victor Lippit也以中国经验来质疑「冷战已经结束而资本主义大获全胜」的想法：
「中国的经济成功迫使我们更仔细地思量广为流传的社会主义终结论。中国的公共政策是为了建立一个市场社会主义的体制，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和私有企业在其间可以并存。如果这种混合的生产方式可以维持下来，如果对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的人民／民主控制可以建立起来，那么很有可能目前就是社会主义转型的时期。如果相反地，资本主义企业凌驾国有和集体企业，资本主义转型就排上了日程。重点是，鹿死谁手，尚未得知。既然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性还在，考虑中国的案例可以在思考所谓资本主义已然胜利之说时，提供一个全新的观点。」（注十八）
总之，中国市场社会主义改革的表面成功不但给了许多左派新的希望，认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不是真正的历史终点，它在重新诠释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时，也提供了正面的参照点。（注十九）
从分析和意识形态上，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产生共鸣的，不仅是学术圈，在一些仅存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中，对中国模式的兴趣也很浓厚，特别是越南和古巴。毕竟，苏维埃体制崩溃之后，古巴遭受了严重的经济震撼。它亟需能够创造外汇收入来弥补在市场和国外援助上的损失的新策略。
古巴政府以及古巴经济学家们很自然地心仪中国的持续经济成长，更惊讶于中国日益成功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并制造工业品外销。在初步研究之后，菲德尔?卡斯特罗在1995年访问了中国与越南，古巴政府并制订了一个深受中国经验影响的古巴经济重整计划草案。（注二十）虽然古巴政府后来宣布不会追随中国和越南走上市场社会主义，古巴经济学家们继续仰慕中国得以「整合进全球制造业生产和贸易的网络」，一位古巴经济学家称这样的整合为「今日发展的必由之路」。（注二十一）
事实上，许多古巴经济学家依然持续呼吁采取一整套政府政策来帮助古巴吸引与全球生产网络相连结的更复杂的制造加工业，以作为观光和其它当前的外汇来源的补充。（注二十二）虽然这些经济学家坚决否认，但是这个论点明显地是要求古巴采纳一个外销导向、外国驱动的增长策略。这个策略将要求增强市场力量、创造一个混合型经济、以及放松国有企业的中央管制──这些显然都受到中国模式的强烈影响。
中国的改革过程以削弱社会主义为代价而强化了市场力量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古巴政府不愿表态正式承认中国是个典范是可理解的。（注二十三）更广泛地来看，在整个1990年代，当改革的后果愈来愈明显时，认为中国正在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左翼人士减少了。但是，这个趋势并没有严重动摇较广泛的进步圈子，他们仍然视中国为经济发展政策的正面模式。
视中国为典范的想法在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证据已然确凿之下，仍能不为所动，是中国外销与增长的成功及左翼的几个历史─知识倾向相结合的结果。在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曾分析先前资本主义勃发之际窜升的新兴国家与区域中心，但一些依旧公开主张社会主义的人士，即使承认中国已经偏离社会主义，也鲜少分析中国的转型对于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不均衡发展与更叠有何影响。（注二十四）
这种大规模、结构性的战略─历史性论述在1989年之后发展出来的「历史的终结」气氛之中已经不流行了，尤其是在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院化相联系的后现代思潮兴起的影响下。因而，许多社会主义者认为，我们在发展理论与政策分析上，所能望者最多不过是反对新自由主义、主张政治民主的防卫性斗争，而不是对资本主义的正面攻击。这种观点固然不必然导致对中国模式的全面支持，却易流于不对中国的发展战略提出整体批评，也不设想非资本主义的出路。
同时，另外许多进步人士已经对（苏联崩溃之前与之后）的官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彻底失望与疏离。这个群体非常自觉地希望从东亚找到一种社会经济模型以用来对抗新自由主义并另寻出路。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早期，日本是最受青睐的典范。进步人士拿日本的国家强力干预、号称和谐的职场社会关系、充分就业、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以及优越的外销成绩当做证据，来主张日本的体制比新自由主义的美国式资本主义对工人更友善，而且更有效率。在这种「进步性竞争」的观点中，日本经验显示，为了人道和经济的理由，一个关注社会的国家与大公司体制的资本主义是可以而且应该追求的。（注二十五）
然而，到了1990年代中，日本经济显然进入了长期的停滞。进步性竞争的拥护者逐渐转移目光到南韩，并偶而关注一些新兴东南亚外销平台，尤其是泰国和马来西亚。之后，1997-98年的危机来临，这些国家陷入了困局。对这种进步观点造成更大挫伤的或许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对本国危机的对策是，大体接受新自由主义对危机的解释，并采纳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
许多进步派被迫寻找另类模型，他们既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工具，也没有阶级政治的观点（必须要有这种观点才会从工人-社区对抗全球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立场出发去寻找替代模式），这些进步派自然被吸引到中国模式。中国日益遵循类似当年东亚成功故事中的增长模式，但是，与那些国家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中国拒搞鲁莽灭裂的自由化，因而安然渡过了区域性危机，只经历了些微的动荡。
事实上，这些进步派用来合理化他们仰慕中国体制的论点和新自由主义左翼非常类似，这也说明了为什么Joseph Stiglitz的著作在左派中日益受欢迎。和Stiglitz一样，这些进步派把中国的持续经济成功归功于它在贸易与财政金融上较有控制的自由化。同时，与Stiglitz一样，他们称许中国依赖外国直接投资，而非（中国政府依旧严密管制的）不稳定的短期资本流入。他们也都同意，要不是中国实行了抵制货币贬值的关键决策，东亚危机会更糟糕得多。
就这样，进步派试图利用左翼新自由主义者的分析来重申一些他们早期对抗新自由主义的进步性竞争论点。中国快速地增长，而且至少在口头上还承诺坚守一个社会化的（国有和集体）经济部门与计划。但是，中国也已经放弃了中央管制并增强了市场的力量，甚至成为全球顶尖的外销国并吸引了大量的生产性外国直接投资。
一大批的进步／左翼力量因此转而为中国经验背书，不太在意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一些学者甚至把他们对中国现行的经济活力的赞赏延伸到遍布整个「大中华经济圈」的华侨商业网络。（注二十六）中国革命遗产的意义大多被贬低，只着眼在它创造出强有力的国家机器与其它条件，使中国的经济蒸蒸日上，富有竞争力的作用，而不注重它赋予劳动人民与社区权力的潜能。中国过去在财富和收入分配以及大众生活水平等领域的成就会被提到，多半是用来松散地连接到中国如何能成功地进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例如，Walden Bello写道：
「中国的经济活力与一件我们在南半球的人民往往忽视的事情是分不开的：1940年代末和50年代早期的一场社会革命消灭了土地与收入最不平等的分配，1970年代晚期市场改革被引进农业部门时，这场革命就为中国做好了经济起飞的准备。……同样，中国也强调坚决从外国投资者手中夺回国家经济控制权的解放运动，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所作的关键性贡献。中国是一个强国，从革命中产生，并在数十年的热战与冷战中淬练成钢。……中国与大多数南方国家极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同外国资本之间的关系。北京面对外国投资者时非常强硬，而且在他与国际企业界的关系中占上风。然而，外国投资者仍然争相涌进中国，无视各种管制。……尊重是中国政府从外国投资者得到的待遇，也是我们的政府无法得到的。在国家经济利益的问题上，中国与我们这些国家的差别在于一个成功的革命民族主义斗争已经建构成为一个明智的政府。」（注二十七）
以这种方式，进步性竞争思想把社会主义与革命从人类发展与解放的工具转化为资本主义发展与竞争力的前提。拥抱这种观点的人士往往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外国投资者之所以会尊重中国政府、愿意忍受对FDI的种种限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政府愿意提供大量便宜又高生产力的劳动力。换句话说，强调中国革命后的成就同其当前的资本主义成功之间的表面联系，转移了注意力，使人看不到这种成功的前提：一个愈来愈无保障的劳动队伍，其自我组织的努力不断被全球最威权的国家政权之一所压制。
在中国问题上的思想混乱
进步派和新自由主义者共同拥抱中国显示了后冷战时代存在的分析与意识形态上的混乱。不幸的是，在响应资本主义的矛盾之际，一忽儿吹捧这个样板国家，一忽儿又吹捧另一个样板国家，对左派的伤害往往远大于主流的分析家和决策者。一般的理由是，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力量握有权势，可以主导对事件的诠释，从而控制意识形态的冲突。
更具体的原因是，一个又一个地追寻国家典范易于使人误以为根据个别国家的资本主义增长经验可以建立起进步的政策纲领。正如马克思、列宁与托洛斯基所认知的，问题在于如果不从更广阔的区域与全球层次考察资本主义的动态变化与矛盾，就无法理解个别国家的成功故事。在资本主义的不均衡发展与危机之下，国家典范式的思维很快就导致一个接一个无休止地追寻成功的故事，而这些故事一个比一个更成问题。最终结果是，我们完全丧失了另类的视野、失去了理论的清晰度，也无法得到基层民众的政治共鸣。
我们之前对中国上升到典范地位的描绘主要集中在新自由主义和进步人士圈子内的大略倾向。实际上，不管在左翼或右翼当然都不存在对中国问题完全一致的共识。然而，聚讼纷纭对进步派的损害往往比对新自由主义者还大。
新自由主义者常常对某个国家在自由市场改革上的进展程度有着不同意见（对一些人来说，再怎么解除管制和私有化都嫌不够彻底），但万一他们当前的样板国家陷入始料未及的危机，他们的分歧就会极便于新自由主义见风转舵。虽然他们现在奉中国为典范，但也不难找到一些新自由主义者的警告：如果改革过程未竟全功，贪污腐败不根除，未来可能会有挫败。同时，新自由主义者现在用中国的改革经验来批评古巴不将其经济更彻底地市场化。（注二十八）如果中国的状况恶化了，他们总是能找到另一个自由市场的成功故事以利于与古巴和其它「落后」国家对比。
然而，对有志于推动彻底变革，建立一个以工人─社区为中心的经济体制的人们来说，分析上的歧见往往涉及集体价值观、远景和策略的不同认知，这些不付出巨大的政治代价是不可能轻易扭转的。毕竟，对进步人士来说，不可或缺的是用清晰而一致的价值观、远景和策略巩固起来的运动。但是，维护现状者却恰恰相反。对护卫现状者来说，群众在政治上涣散是一个正面价值，而成功的典范很快速地一个换过一个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只会更促使民众中心无主、涣散无力。
总结来说，我们不仅不同意那些把中国视为发展典范（不管是不是社会主义）的进步人士，我们还认为他们推导出这个立场的过程凸显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进步圈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拒绝。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既是理解资本主义，也是建设足以超越资本主义的运动的最有效的框架。因此，本书对中国的探讨远不只是关于一个国家的经验的学术辩论，而是为了发展可以帮助我们改造世界的清晰理论和战略观点。

第2章　中国的经济转轨

■Martin hart—Landsberg & paul Burkett/译■方闻

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们于1978年宣布他们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方案时，他们辩称，有必要克服该国日超严重的经济停滞和浪费问题，而这些问题是由毛泽东时代过度集中的国家计划和生产体系所导致的。中国1980年代的高速增长和工业转变使得许多左翼人士——既有中国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深受鼓舞，他们将市场社会主义视为实现持久增长、商品和服务平等分配，以及经济决策中的新型民主参与的有吸引力的工具。
然而，尽管左翼的很多人心存各种希望，我们的意见仍然是，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并未将该国导向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而是导向了一种日渐等级化和残忍的资本主义形态。在这一章里，我们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被看作可以促进社会主义更新的改革进程，是怎样和为什么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
对此问题最容易的回答是，改革进程受到了那些害怕失去其特权的党的精英分子的劫持。面对人民的各种变革要求，他们试图寻找一种改革方式，以使自己能够实现对国家财富的更为牢固的控制，并且引领自己通过试验和过失拥抱“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虽然，党的精英分子确实从正在继续的资本主义复辟进程中获得了益处，对此已经很少存在疑义了，我们还是认为，导致这个结果的不仅是单纯的贪婪。正如我们在下文中所讨论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也是改革进程自身产生的结构性矛盾的结果。仅管每个国家的经验都由特定的历史因素所塑造，并且因此而具有独特性，我们仍然相信，对中国经验的这种理解为各处的社会主义者都提供了重要的教训。更明确地说，我们相信，中国的经验为否认市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赋予工人权力的、稳定而进步的形式之可行性的意见提供了强有力的论据。

后毛泽东时代经济改革的历史背景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奉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战略，强调重工业、集中的经济计划、生产手段的国有以及党对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控制。中国革命和由此产生的国家政策在以下方面取得了成功：结束了外国对中国的控制和农村地区的封建关系，实现了充分就业和基本的社会安全，并为劳动人民带来了普遍平等。
然而，为取得这些广泛而重要的成就，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与“大跃进”（1958-1961年）和“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相伴的动荡，导致了巨大的不稳定和人员死亡。由于党拒绝实行工业民主。包括反对工人在企业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城市工人的受挫感也不断增加。唯一合法的工会联合会，中华全国总工会，被证明是毫无帮助的。（注一）他在党的严厉控制下运作，主要职责是提倡生产和劳动纪律。（注二）在（1949-1952）、1956-1957年和1966-1967年间，发生了为获得更高的工资、更多的自行组织和自主的工人罢工。（注三）对于这些有组织的尝试，以及作为这些运动基础的和由其产生的政治倾向，杰基·希恩（Jackid Sheehan）作出了一些判断：
到了1957年春未，百花齐放运动和由前一年积聚起来的工业中的不稳定浪潮达到了高峰，党的权威面临的不仅是个别人的不满，而是一部分劳动者有组织的群体性反抗。自治的工会被组织起来，通常名为“冤情申诉会”（译注一），而且，尽管这样的团体许多都局限于某一单个企业之内，但是，也存在企业和地区之间对于行动的某些联络和协调……工人们自己知道，既然所有的事情，从工资的等级到学徒的期限，都在所有行业和地区实行统一的标准，那么，他们所经受的困难一般而言都是国家在个人和管理方面的决策的直接后果，因此，“他们的大量暴怒都指向了在工厂、政府、党和工会工作的干部。”（注四）
人民对于经济、政治和社会趋势的日益增长的不满，最终导致了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的发生。在前一天，一个纪念亡者的传统节日（译注二），多达50万名中国人在天安门广场放置了花圈和诗歌，以怀念周恩来（他于当年1月去世）。因为周恩来曾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受到红卫兵的批评（部分是因为他保护了一些受后者迫害的人），中国政府将这一行动理解为对其政策的批评，它“一夜之间拿走了广场的花圈，这导致了4月5日之后一天里激烈而广泛的骚动，工人控制并在各处的工作场所组织了由此产生的运动。由于工人们道出了对于广泛存在的徇私、伪善和不平等的不同意见，政府的镇压是相当残酷的。”（注五）
因而，尽管革命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就，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于1976年9月去世时仍远未享受到生活水平稳定而可靠的提高，或者对其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民主控制。所以。毛泽东的逝世为中国人民提供了一个重估以往的努力、作出新的尝试和促进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机会。
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泽东批评为“走资派”的邓小平，被证明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战略家。他能够充分利用刚刚开始的后毛泽东时期的不确定因素，在提倡“团结和稳定”的基础上，迅速恢复了自己的声望。（注六）1978未，他继任毛泽东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在公开宣布坚持社会主义的承诺的同时，邓小平追求的是创造他和其盟友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他们的观点是，主要因为毛泽东的政策过于空想化，而不能保持对客观形势的科学了解，他已经使国家处于一种悲惨的经济状况之中。他们辩称，党最紧迫的任务是帮助增强国家的生产力，这就要求引入市场力量。只有市场力量能够克服中国现存的停滞状况，并确保推动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进程所需的经济进步。（注七）
事实上，1970年代末的中国的经济，尤其是在工业方面，远非处于灾难状态。例如，从1952年到毛泽东时代结束，工业产量以年均11.2%的速度增长。尽管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1976年）期间存在对生产的破坏，工业生产仍然在以年均超过10%的速度发展。（注八）而且，这些进展是在很少外援的情况下取得的。实际上，除了1950年代期间苏联的援助外，中国面临的是一个不利的经济环境。结果，中国是第三世界中为数很少的在进入1980年代时没有外债的国家之一。
总体而言，农业的发展远没有这么成功。例如，食品生产仅能勉强适应人口的增长。正如莫里斯·迈斯纳（Maurricc Meisner）所言：
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整二十年，农村的生活水平实际上陷于停滞，在一个低得可怜的基础上，每年增长不足1%。后1952年至1975年，尽管工业总产值增长了十倍，农业产量只增加了两倍。即使那些进展也是在巨幅增加农业劳动力规模情况下取得的（注九）
造成这一可怜记录的原因包括：对农业投资不足，为了资助重工业而保持对农产品不利的交易条件。以及在人民公社制度下普遍存在的农业管理的专权和缺乏灵活性。（注十）与此同时，通过人民公社制度，中国的农民在公共卫生、住房、教育、和社会安全方面确实享受到了富有意义的进步。此外，“1949年之前存在的财富的严重两极分化消失了。”（注十一）即便就生产本身而言，中国的农业部门也仍然比许多别的第三世界国家做得好。正如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所指出的，“1977年，中国以（与印度相比）少14%的可耕地，生产了人均多30%至40%的食品，并且在多出50%的人口中实现了公平得多分配。”（注十二）
尽管如此，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中国的经济面临着严重的、日益增长的问题，这些问题只能通过采取新的国家政策来加以克服。在经济发展更为复杂化的同时，经济计划变得过分集中，不能有效而迅速地对人民的各种需求作出反应。某些商品生产过剩，而另一些则供不应求，运输和分配缺乏效率，还存在产品质量差的难题。
在工业生产的组织方面也存在各种问题，生产率在下降，只是通过不断扩大资本投入和增加工业劳动力才维持了产量的增长。工厂在为其提供终身职业的条件下雇用工人，这意味着，在许多情况下，工人被雇来从事的活动毫无效益，工资在全国范围内确定，而且基本冻结在1956年的水平。此外，工人很少得到机会或鼓励，以对生产条件进行控制并根据需要对其加以改造。
经济也由于投资不平衡而受到损害，以牺牲轻工业和农业为代价，过多的资金被投入到重工业中。农民深受这一战略之苦：他们被迫把自己的产品以低价卖给国家。工业工人则苦于消费品的缺乏。
“文化大革命”是重振制度的一次尝试，但也产生了消极的后果，这些后果不仅是对生产、投资和技术进步的破坏。它并未通过加强劳动人民的集体组织而赋予他们权力，而是通过上层精心组织的、持续不断的运动使他们变得筋疲力尽，降低了社会和道德诉求对他们的吸引力。而且，随之而来的是重新强调党对生产和社会各个层面的等级森严的控制。（注十三）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会基本上暂时停止了活动。当其于1970年代末恢复活动时，它们被改组以确保党对其活动的更大控制。（注十四）
简而言之，制度在磨损，而且，工人与农民的不满在增长。迫切需要在中国过去成就的激励下进行建设，同时赋予工人和农民权力，以创造新的决策和计划结构。别的且不论，这意味着，在经济和政府决策方面实行调整和分权，以增加有关的生产者对其劳动条件和产品的直接控制。遗憾的是，这并非毛泽东之后的政府回应人民对于变革的要求的方式。

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进程

邓小平领导下的党认为，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需要提高国家的生产力，而不是进一步试验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且，按照邓小平的观点，对市场的更多运用是提高生产力的最佳方法。市场将有助于克服过去的集中决策带来的问题，并且为更有效率地利用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资源留下充分的余地。预言的结果是，将出现更快的增长和技术进步，加上消费量和消费者福利的持续增加。
使中国经济市场化是党的决定。不存在试图通过加强市场力量以解决中国的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群众运动。正如罗伯特，韦尔（Robert Well）所言：
“市场”被政府的命令强加给中国人民，这在强行结束毛泽东领导下发展起来的农村人民公社制度方面表现得尤为显着，取而代之的是单个家庭的承包制度；在国有企业和所有其它主要的社会公共机构，包括学校在内，社会主义形式的群众公共福利均被同样迅速地强制撤消。（注十五）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尽管开始市场化可能曾经是党的决定，市场的规则很快就被证明是无法控制的。改革进程的每个阶段都会产生新的紧张和矛盾，而它们只有通过进一步扩大市场的力量才能得到解决，这导致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日益巩固。因此，情形并非如改革者所企图证明的那样，是“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事实已经是，市场社会主义“利用社会主义来建设资本主义”。（注十六）

改革进程：第一阶段（1978-1984年）

在1978年12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更多地运用市场力量，作为实现“向社会主义现代（建设）的历史性转变”的关键。党要求给予地区和省级计划机构更大的许可权，让国有企业经理拥有更多的组织生产的权力，并且鼓励包括合作企业和私营企业在内的更加多样化的生产方式。按照党的声明，经济活动的总体结构和方向仍将由集中的计划决定，但是，现在，新的增长将越来越多地通过这些新近得到加强的经济角色的活动来推动和组织。构成这一新的道路的基础并赋予其连贯性的核心因素是，对市场的创造性的和灵活的运用。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部门将受到新的追逐利润的自由的刺激，而且，市场力量将确保它们各自的决定既对人民的需要又对党制定计划的全部初衷迅速作出回应。
1979年初，改革首先在挑选出来的几个城市实施。国家推进市场社会主义的努力的核心是创建一个劳务市场。如果不能自由地分配“劳动力资源”，经理们将无法按照市场信号合理地调整生产，从而提高经济的总体效率和生产率。因为政府明白，这一政策损害了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成就，它由通过小规模的实验方案进行的劳务市场改革开始，按照这些方案，被挑选出来的企业的经理们得到授权，他们可以中止终身雇佣合同、惩罚工人，甚至关闭某些无效率的公司。
1983年，国家采取了一个重大步骤，它命令国有企业在合同的基础上雇佣新的工人，这意味着他们的受雇时间受到限定，而且没有正式的国有企业工人所享受的职业安全和福利。（注十七）“到1987年4月，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注册了751万名合同工，约占工业劳动力总人数的8%”而且，另外的600万名国有企业工人面临“将导致他们成为合同工的用工改革”。（注十八）合同劳动制度的一个明显的后果是，在产业工人阶级内部增加了不平等和分裂。
挑选出来的国有企业还得到允许，在完成计划指标之后，生产并以高于政府的定价出售商品。另外，规模较大的国有企业还被允许，保留它们的一部分利润用于投资和奖金发放。（注十九）
作为改革进程的一部分，私营部门也得到了新的鼓励。开始时，私营企业被限定雇用少于7个家庭成员和“学徒”。然而，那个限制很少得到执行；1987年它就被完全废除了。私营部门的劳动力总人数从1970年代末的24万增加到1981年的110万，和1984年的340万。（注二十）
同时，国家鼓励城市集体企业的发展，其中包括一些具有相当规模的生产轻工业消费品的企业、较小的生产传统手工艺品的工业企业，以及相对较大的零售和服务公司。尽管起初它们对国有部门存在依赖，城市集体企业是（以利润为导向的……而且，它们中的许多实际上是私营公司，为了获得商品供应、信誉和税收方面的便利而戴了一个伪装的“红帽子”）。（注二十一）集体企业的工人完全是工资劳动者，而非所在企业的主人。此外，他们享受不到国有企业工人的职业保护和利益，而且得到的报酬通常也比后者低。表3显示，截至1980年

表三：国营企业与城市集体企业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的份额

注：国内贸易包括批发业与零售业以及餐饮业。
来源：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2（Beijing：china Statistics Press，2002）.
代中期，在制造业和国内贸易业的总就业人数中，城市集体企业已经占了相当大的份额。
尽管采取了这些积极行动，在（改革进程的）这一阶段，国有企业仍然保持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国家计划仍然指导着大部分的经济活动。例如，直至198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依然雇用了近70%的城市工人。不过，正如表3所示，与1978年时拥有城市就业者78%的份额相比，这一数位还是表现出了显着的下降。国有企业就业者的相对减少在国内贸易部门尤为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改革进程刚开始的时候，国家就将吸引外国跨国公司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原因之一是，外国企业被认为是引进党所希望鼓励的，以资本主义为导向的市场原则，并使其合法化的最好工具。党不能指望立即将国有企业转变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公司。经理和工人们对市场化进程很少有经验，而且，预计他们中的许多人出于各种原因会反对该进程。另一方面，在组织和指导其经济活动方面，外国企业被认为理应得到、并且可以准予大量自由，因此，他们就能够为渴望进行的国内生产关系的调整提供样板和激励。
因而，1979年，邓小平在广东和福建省沿东南海岸为外国投资者指定了四个经济特区，开始实施他所谓的“开放”政策，他辩称，作为学习在市场经济中如何行事的“学校”，外国投资将有助于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并带来新的技术。这些特区被广泛宣传，但是在吸引许多投资方面起初并不是非常成功。为了试图鼓励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1983年，中国政府放宽了对合资企业中外资的限制性规定,并且允许外商独资企业存在.
城市改革进程的最初影响之一是价格上的上涨。国有企业开始将销售目标转向不受控制的市场，在那里他们可以索要更高的价格。私人生产商跟着这样做。按照官方的说法，价格1979年上涨了6%，1980年上涨了7%，实际的通货膨胀率要更高。通货膨胀使得国有企业工人的工资贬值，为了努力阻止工人反对改革，政府向国有企业追加了资金，以便他们可以提高工资。这种额外的开销使政府预算出现赤字，1981年，国家开始发行公债以筹集资金，这是1950年代初以来的第一次。（注二十二）
一些国有企业的关闭和政府强加于国有企业的新的劳动规定也导致了失业。政府应对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加强对私管和集体企业的支持，这部分地是因为它们的活动不依赖于政府的资金。
1981年，由于通货膨胀和工人对用工改革的抵制产生了对于社会和经济不稳定的担心，国家决定，暂时终止其城市改革的尝试。它减缓了经济活动的速度，并且对国有企业的活动，尤其是销售和定价，重新实行集中控制。
在城市改革实施后不久，国家开始努力改革农村经济，目标是，通过以市场为基础的改革增加农业生产。1979年春，政府将粮食征购价格提高了20%，并且为农民超出限额出售给国家的粮食提供50%的加价。他同时还提高了其它农产品的价格。（译注三）（注二十三）另外，它削减了国家对农村市场的管制，并提高了人民公社内部私人自留地规模的法定限度（注二十四）
1980年9月，政府采取了改革进程中的另一个重要步骤：它下令对农业生产实行非集体化。非集体化过程包括一系列阶段，在此过程中，以人民公社为基础的制度被以家庭为基础的家户生产制度所取代。到1981年，全部农户中有近98%按照这一新制度的逻辑行事，利用集体的土地生产农产品以供在市场上出售。虽然在理论上土地仍然属于公共财产，实际上，它已经变成了承包了其使用权的家庭的私产。（注二十五）1983年，政府公布了新的规定，从1984年起，允许土地承包者使用雇工进行生产，或者将土地出租给佃农。到1980年代末，土地承包者已经有了将其出租、售卖或传给自己的继承人的全部权利。
人民公社制度的终止，也带来了政治和经济权力向新的政府实体的转移。1982年12月通过的宪法将以前人民公社所拥有的政治和行政权力赋予了新成立的乡镇和村政府。人民公社的工业资产也归这些政府所有，并被改组为乡镇企业。
对进步人士，特别是中国之外的进步人士来说，中国改革战略的一个很大的吸引人之处是乡镇企业的崛起。左翼对国家社会主义（译注四）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对国有企业高度集中的控制和自上而下的管理所带来的缺乏民主和浪费。因为乡镇企业据说是由集体组织并以市场为导向的，他们被视为一个有希望的可供选择的组织形式。
乡镇企业的数量增加很快，从1987年的115万家增至1993年的2500万家。（注二十六）到1993年，乡镇企业已经雇用了超过1.23亿名工人，而在1978年时这一数位为2800万（见表4）。，这些企业从未作为赋予工人权力和促进社会主义的工具发挥作用。实际情况是，很少乡镇企业属于工人可以参与决策的集体经营；他们实际上是“带着伪装的私管企业”。（注二十七）在许多情况下，个别的政府领导人通过任命经理和指导收入分配对他们实行管理。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事实上是合资企业，外国资本通过对董事会的支配，在其中处于控制地位。他们可以而且确实会破产。通常，工人中许多是临时工，管理人员有权随意雇用和解雇他们。（注二十八）
此外，工人的收入一直很低。至于乡镇企业,（被透露不受许多旨在保护城市工人的权利和工作环境的规定的约束。在这样的工作场所，工会通常不存在或者处于瓦解状态，而且，它们的福利、权利、卫生和安全记录都非常差）。这并不令人感到到意外。（注二十九）研究结果已经显示，“通常、乡镇企业工人获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起薪，而必须通过加班和计件的定额奖金来挣得其余的部分。甚至连起薪都没有保障，因为最低工资是由当地的乡镇当局设定的，而乡镇当局的物质利益——既包括公共利益，也包括私人利益——与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密切相关。”（注三十）其实，乡镇企业的“竞争力和利润率”主要建立在“极其廉价的农村劳动力的大量供应”的基础上，由于人民公社制度的瓦解和单个农民家庭的贫困化，这些劳动力被解放出来。（注三十一）
就其对就业的贡献而言，19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在绝对和相对值上都达到了顶峰。自1996年以来，无论是乡镇企业工人的绝对数量，还是其在劳动力总量中所占的比重都在下降，尽管其仍然在农村的就业人口中占相当大的比例（见表4）。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趋势是强调私有化的好处的新的国家政策所导致的。乡镇企业衰落的一个后果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根据大部分报导，目前已远远超过1亿人）季节性地移民至城市地区以寻找工作。在那里，他们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廉价劳动力库，私营企业可以用其来惩罚城市的产业劳动者。（注三十二）
前文强调过的农业政策的改变，导致了农业产量在1978年至1984年间的大增长。按照达斯纳的说法，这“可能是中国农业史上经济方面最成功的时期”。（注三十三）农村的总产值，包括乡镇和村办企业创造的产值在内，以年均9%的速度增长，而与之相比，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十年里，这一数位为4%。结果，在1978-1984年期间，农村的人均
收入翻了一番。（注三十四）

表四：乡镇企业的就业人口数

来源：Ming Lu, jianyong Fan, shejian Liu and Yan “Yan,Employment Restructuring During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Monthly Labor Review 125, no.8.(August 2002);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china statist: cal Yearbook 2002(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2002)
尽管中国政府企图证明，他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政策是这些收获的根源所在，真正的功劳应当归于政府提供的更高的农产品价格，以及他将投资转向支持农业和以农村为基础的轻工业。（注三十五）实际上，农业的发展到1985年就停止了。人民公社制度的终结导致了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支持系统的衰败和瓦解。粮食产量下降，农民发现很难养活自己及其家庭，开始抛弃土地去农村或城市的工厂寻找工作。（注三十六）

改革进程：第二阶段（1984-1991年）

党在1982-1983年间冻结城市改革和加紧经济控制，这成功地稳定了城市经济。并且，受到早期农村生产和收入增长的激励，1984年，国家决定重新开始——实际上是加速——其城市改革的尝试。作出这一决策是基于，党认定，通货膨胀和失业应主要归咎于此前城市改革努力的有限性，而且，克服这两个问题的最佳方法是将改革推向前进。当局相信，如果给于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更多的经济自由，那么，他们将能为了降低成本和价格而更好地组织生产。同时，新的鼓励私管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发展的计划，将有助于使失业率保持在一个可以承受的限度之内。
尽管，在最初，党提出市场改革是为了提供一个增加中央计划和国有企业运行的效率和效能的机制，改革的第二阶段实际上包含了向更多地依赖市场力量和非国有部门生产的政策转变。因而，虽然1982年举行的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给予经济计划以「主要的」地位，而市场调节被给予「辅助的」地位（译注五），在1984年举行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党采用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从而提高了市场力量的地位。（注三十七）
更明确地说，新的改革措施包括了对国有企业的集中控制和支持的进一步消减。在过去，国有企业从国家那里接受其所需的全部资金，作为回报，它们将所有收入上交给国家。新的改革措施结束了这种关系。现在，国有企业被要求通过保留（税后）利润和向国有银行系统贷款，而非接受国家的拨款，来为其运行筹措资金。“因为贷款是生息的，而且必须偿还，当局就想当然地认为，贷款将激励工厂负责人以更为审慎和在经济上更合理的方式利用稀缺的资金，从而缓和某些商品过剩而同时另一些产品持续短缺的严重问题。（注三十八）
国家也改变了其与地区和省级政府的预算关系。现在，这些政府单位被赋予了保留其所收取的税入和利润之更大份额的权利，以及如何使用它们的更多自由。这是为了进一步鼓励这些政府单位继续进行投资，并按照市场机会的要求组织其辖区内的企业的生产。
在决定依靠市场力量调整生产和投资决策之后，国家已很少有选择余地，而只能结束对价格的控制。1984年10月，党下令，允许大部分消费品和农产品的价格根据市场力量的要求自由浮动。大多数工业产品的价格也被允许自由浮动，但是要保持在国家计划制定者设置的限度之内。只有基础工业和重要工业的产品，像钢、煤和石油，将继续由中央政府定价。（注三十九）
党对市场力量更紧的拥抱也要求进行新的重大的劳务市场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必须确保国有企业经理享有按照市场情况需要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自由。1982年，中国共产党已经“在新的宪法中废除了罢工的权利。”（注四十）但是，党关于结束国有企业工人就业保障的计划，是一项甚至更有争议的改革措施。（注四十一）一个折衷方案在党内达成，党下令，1985年10月之前已受雇于国有企业的工人将继续拥有其职业保障和福利，同时，新雇来的工人将在一段明确的时限内被置于一个合同制度之下。（注四十二）此外，如果管理人员感到他们没有足够的工作成效，可以将其解雇。
作为衡量中国的改革进程在多么快地推进劳动力商品化的一个尺度，到1984年，国有企业的正式工人仅占中国工业劳动力（这也包括农村的产业工人在内）总人数的40%。（注四十三）因此，在整个198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在制造业的总就业中占有相对稳定的份额，这掩盖了国有企业工人平均就业安全水平的实际下降。并不出人意料，国有企业工人反对这些导向劳动力双层化和增加管理人员特权的措施。正如杰勒德·格林菲尔德（Gerard Greenfield）和梁宝森（Apo Leong）所言：
存在工人对劳动合同制度的强烈抵制，虽然在官方的说法中，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实施1986年《合同法》的失败，被归咎于官僚主义与人们对为何或如何做缺乏理解。尽管经理们于1988年获得了甚至更大的、得到官方认可的解雇工人的权力，他们还是没有克服工人对于劳动合同制度的抵制。1986年，国有企业中只有6%的工人被置于合同制度之下，到1994年，这一数位增加到了25%。（注四十四）
已经受雇的工人拒绝放弃其职业安全，而且，新就业的劳动者坚持要求有得到安全的国有部门工作的权利，同时，工人对新的合同制度的抵制也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注四十五）结果，“在被引入工作场所之前，改革措施被（尤其是被工会）作了相当多的重新解释、修正和削弱。”（注四十六）例如，新的以绩效为基础的付酬计划，只是非常局部地得到实施。（注四十七）
同时，国家继续将外国投资放在一个很高的优先地位。1984年，原有的四个经济特区的土地面积被扩大，而且，另外的十四个沿海城市向外国投资开放。1985年，珠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和长江三角洲三个大的区域（译注六）同样对外国投资开放。实际上，整个沿海地区都已向外国投资开放了。
这种尝试被深圳的所谓“成功”证明为正确，据称，深圳在鼓励出口导向的外国投资方面取得了成功，使自己成为全国“城市改革的先锋”。实际上，深圳远远没有取得成功。（注四十八）在该地区存在许多经济活动，大部分显然是政府在为外国投资者——特别是来自香港的投资者——修建场所。然而，尽管香港的工商企业确实在该地区进行了投资，他们的贡献却被证明是最小的。他们的企业利用了该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在发展工业技术或进行技术转移方向却甚少作为。它们对增加中国的外汇收入也很少有帮助。“在深圳生产的约70%的产品销往中国的国内市场（通常是为了非法获得外币），而非被出口。而且，深圳进口的大多数商品（无论是来自国外还是来自中国的其它地区），并未在该特区自身范围内消费，恰恰相反，被转售给中国内地的买主以非法获利”。（注四十九）
深圳主要发挥的是一个私人非法牟利基地的作用，甚至在这一点已经变得清楚之后，国家仍在继续推行其特区战略。1986年，政府为外国投资出台了新的更为宽松的规定。这些规定包括，降低税收和其它营业费用、在雇用和解雇工人方面给予外国公司更多的自由，以及使它们可以更容易地获得外汇。
1987年3月，作为其提议的沿海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要求给予外国投资者新的优惠条件。1987年10月，在向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一份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中，他宣称，中国“必须以更加勇敢的姿态进入世界经济舞台”，而且，其目标应该是发展一种“外向型经济”。（译注七）（注五十）赵紫阳的战略得到了大会的支持。
像以前一样，改革的尝试几乎立即开始导致严重的经济不平衡和紧张。在追逐利润的自由被增加之后，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提高了其产品的价格，并且开始通过借贷扩大自己的生产能力。地方政府也开始牺牲农田，将其转作工业之用。建筑材料、投资品和原材料的价格飞涨。需求的爆炸引起了进口（特别是基本投资品和机器的进口）的急剧增加。1985年和1986年，中国的贸易天平上显示了相当大的赤字，分别为149亿美元和120亿美元。（注五十一）
通货膨胀也成了一个重要问题。继1985-1987年间每年上涨近8%之后，在1988和1989年两年，价格窜升均超过18%。在北京和其它大城市，物价上涨甚至更多，达到30%。通货膨胀的再次大幅增加迫使政府提高国家工资。这反过来又产生了日益增加的中央预算赤字：1986年的纪录为59亿美元，1987年的新纪录为超过60亿美元，1988年则创下了超过90亿美元的另一个新纪录。（注五十二）这些赤字的资金要通过国家借款来筹措，这反过来又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通过膨胀、实际工资的下降和贸易与预算赤字等问题的严重性，经过几年的时间，才变得清晰起来。起初，似乎改革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在1980-1989年间，中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9.7%，与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韩国不相上下。
成功的更为直接的证据来自于，在改革的这一阶段开头的很少几年内，城乡生活水平的得到普遍承认的提高。正如上文所指出过的，1980年代初农业生产的增长和农村工业的建立与发展，导致了农村收入的快速增加。农村收入的增加，加上政府支持轻工业并愿意积累预算和贸易赤字，结合起来确保了对商品和服务的日渐增长的需求，以及这些商品和服务的丰富供应。
然而，人民公社制度的瓦解和农业投入品价格的上涨，最终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困难，到1980年代中期，农业生产开始陷入停滞。农业收入在1978年—1984年间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长，而年增长率在1985—1988年间只有5%，到1989-1991年间则仅为2%。（注五十二）1984—1987年间，农村工业产量的年均增长率达到37.7%，作为通货膨胀和政府对城市工业政策转变的结果，农村工业在随后的几年里也面临着日益增多的困难。（注五十四）
通货膨胀也沉重打击了城市工人，政府承认，在1987年，20%的城市家庭遭遇了生活水平的下降。（注五十五）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一份未公布的报告估计，该年度中国城市人口的实际收入平均下降了21%。（注五十六）而且，由于通货膨胀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加速，尤其是对那些受雇于国有部门的人来说，贫困问题很可能会变得更加糟糕。
由于贸易和预算赤字、通货膨胀、食品短缺和工人骚乱的不断增加，1988年末，政府最后决定中止其改革努力，并通过收紧货币供应与消减银行贷款和投资放慢经济速度。1989年，经济进入衰退期。乡镇企业尤其受到损害，因为它们严重依赖银行贷款。农村失业人数急剧增加，许多失业者开始向城市移民以寻找工作。城市工人对经济条件的抗议也日渐普遍。作为回应，“政府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态度”。
国务院总理李鹏吩咐警察对“社会动乱”保持警惕，同时，对媒体的控制加紧了编辑们被告知，不要对经济改革进行批评，不要谈论政治改革，报道在某些地方与波兰相似的产业工人反对价格上涨的罢工事件时要非常小心。（注五十七）
这段历史为中国民主运动的高涨、「天安门事件」以及随后的政治镇压提供了背景，镇压特别针对那些与学生团结一致的、组织了自治工人联合会的工人。在整个1990年，中国政府在政治上保持了其强硬态度，在经济上则维持现状。

改革进程：第三阶段（1991年~现在）

放缓经济速度再次帮助恢复了经济的稳定，激励政府于1991年恢复其扩张性的政策。并且，1992年初，邓小平在对中国南方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巡视时，开创了中国改革进程的下一个阶段。在对经济特区深圳的一次视察中，他断言，“只要能赚钱，对中国来说就是好的。”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它决定建立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译注八）（注五十八）当然，市场在中国已经完全可以自由运行了。这一个阶段的改革进程具有深远意义的发展是，党现在已经决定放弃它长期坚持的、将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经济最主要支柱的承诺。
正如W·K·Lau所言：“官方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曾经被用这样的说法表达，即通过增加国有企业的自主权和经理人员对创造的鼓励、使国有企业服从于日渐增加的市场规则和国家促使其发展的干预措施等方式，搞活大部分国有企业。”（注五十九）然而，现在，中国政府已经决定，不仅通过鼓励非国有部门的更快发展，而且通过对国有企业进行实实在在的私有化，收缩国有部门。
这一步骤要求，对党早先的关于国有部门应该在经济中发挥领导作用的主张，进行小心翼翼的重新说明，以保持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关于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与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观点相一致，公有部门将继续保持“在经济中的主体地位”。这要通过其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来实现，同时，通过在“支柱产业”的企业和“基础产业”中的“骨干企业”中“控股”，国有经济发挥对经济的“主导作用”。（译注九）换句话说，可以想象，私营部门平等地参与军工企业之外所有领域的活动，而国有企业生产“特别的产品”。（注六十）
国家的计划是，将指定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转变为股份有限公司或者股份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将拥有二至五十个股东。股份公司将拥有超过五十个股东，并可以公开发行股票。100个中央管理的国有企业和12500个地方管理的国有企业被挑选出来实行这种转变，到1998年末，这一工作已经大体完成。（注六十一）
1994年末，私有化政策藉“抓大放小”的口号得到推广。根据这项政策，国家决定，将继续控制1000个最大的国有企业，而“剩下的所有国有企业将可以用来出租或售入私人之手”。（注六十二）通过将国有企业转变为所谓的“股份合作制”，私有化在合法地进行或者无论合法与否实际上在进行。在股份合作制企业中，股份应该只卖给企业的“雇员”（因此其具有“合作”的性质）。然而，“雇员”（职工）一词包括管理人员在内，而且，实际上，有利可图的企业已经大部分通过管理人员买断实现了私有化，而工人为了保全自己的工作，被迫认购不赚钱的企业。（注六十三）
自1995年以来，对小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在快速进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在许多左翼的和进步的经济学家赞扬中国的经验为社会主义提供了一种新模式之时，这一私有化运动获得了动力。到1990年代末，国有企业只雇用了8300万人，仅相当于总就业人数的12%和城市就业人数的三分之一多。它们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也下降到只占38%。（注六十四）
这些新发展的结果是，股份制成为主要的企业组织形式。例如：
1996年末，已经有4300家国有企业转变为股份制。在1997年，中国有超过9200家股份制企业，既包括刚创办的，也包括由现有公司（既有国有企业，也有农村企业）转变而来的；其中107家跻身于中国最大的500家工业企业之列，62家跻身于中国最大的500家服务业企业之列。它们的净固定资产总额（译注十）为5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全部国有工业企业净固定资产总额的20%多。（注六十五）
私有化进程仍在继续。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将“放开政策”（译注十一）扩展为除适用于小型国有企业外，也适用于中型国有企业。2000年7月，北京市政府甚至宣布，国家和集体所有权将在三年时间内逐步撤出所有小型和中型国有（和集体）（译注十二）企业。（注六十六）到2001年时，国有企业仅拥有制造业总就业人数的15%和国内贸易业总就业人数的不足10%。
中国共产党采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即私营企业天生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为这一私有化进程辩论。它企图证明，过去的各种经济问题应归咎于，国有企业在将其生产和投资决策彻底转向以市场为基础的营利活动方面的失败。它们继续雇用太多的工人，生产缺乏效率，而且继续过度地依赖银行债务和国家补贴以维持运行。
然而，对关于私有化的理论与实证文献的考察已经得出结论，对私营企业优于国有企业的这种全盘认可是未经证实的。更确切地说，一致的看法（至少在新自由主义中坚分子的圈子之外如此）是。私有化对效率的影响取决于有关行业的市场形势（包括财务与技术情况）、私营公司的管理质量，以及私有化过程本身（例如，在对被廉价出售的国有资产进行定价时）的无效率和腐败程度。（注六十七）此外，被夸大了的、私营企业所具有的比公有企业更高的“效率”经常被归因于，前者可以不受妨碍地追求私人利益，而国有企业却经常被赋予追求额外的经济和政治目标——诸如提供就业和福利，以及固定资本结构升级——的责任，这些目标具有高度的社会优先性，即使承担它们的企业无利可图。实际上，对1987-2000年期间中国的国有和非国有工业企业的一项详细比较发现，它们之间的赢利差距完全可以从国有企业更高的税率和更严重的资金紧张状况得到解释，这两者均反映出了政府明确的优先考虑事项和/或对国有企业的歧视。（注六十八）
事实上，中国的私有化已经被阶级力量的运用和改革进程自身的性质所驱动。在基本的阶级动力中，“共产党的干部利用他们的党证‘借用’国有资产使自己成为资本家，同时，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下，他们挥舞棍棒要打破工人们的‘铁饭碗’——工人们享受就业、住房、食品配给和其它利益的权利。”（注六十九）由企业和党的内部人士进行的这种“资产掠夺”，可能以许多种不同的方式发生，包括欺诈、将资产选择性地转移至（设在中国内地或香港的）独立的分公司、将企业资金挪作私人用途（例如，孩子的学费、娱乐和旅游费用）、避税和逃税、在建立合资公司时低估国有资产、机会主义地运用股份企业形式（股份制和/或股份合作制）、非法出售或者以低估了的价格合法出售国有资产，以及/或者呆账和银行借贷活动。（注七十）
不管用什么手段，资产掠夺将国有资产转变成了可以被用来剥削自由劳动力的资本性资产，这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原始债累”的再现，尽管此次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名义进行的。拉塞尔·史密斯（Rusell Smyth）引证说，“每天流失的国有资产，‘粗略估计’价值在1亿元至3亿元人民币之间。”（注七十一）其它研究则为资产掠夺是一个严重问题的结论提供了另外的支持：
1994年，以对5万个国营工业企业样本的考察为基础，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一份调查报告，题为“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研究报告”。报告发现，国有资产中仅有5%实现了增值，而有62%出现了贬值，23%的国有资产则完全失去了其所有价值。根据同一年国有资产管理局对12.4万个国有企业的一项独立考察，资产流失和无法说明的费用总计占样本企业总资产的11.6%。自1997年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情形已经变得更加糟糕。（注七十二）
这种结局并非仅仅由于个人的贪婪所致，而且是党疏远它所自称的工人阶级基础的必然结果。市场改革进行得越多，党就越“引起劳动人民的反感，并且因而它就越迫切地感到重建私有财产的需要，以便将其特权传给官僚的子女。”（注七十三）正如Eva Cheng所指出的。党“为在除名称以外的所有方面实现资本主义”而作出的努力已经“得到军队、省级和地方官僚的狂热支持，这些官僚追逐其个人财富的能力，已由于大力推进财政分权所提供的物质资源而得到加强”。（注七十四）
导致党赞同私有化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在改革前的财政体系中，政府的收入主要源于对国有企业简单的间接课税和直接的利润转移。在1957-1978年，全部财政所得的75%来自国有工业。（注七十五）然后，计划制定者将根据计划重点和支持社会福利政策的需要，再拔款给国有企业以供其进行生产和投资。
然而，预算体系未能跟上改革的进程。在市场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有企业不再自动将其所有收入转交给中央政府。它们确实在继续纳税，但是，数量受到其不断下降的利润的限制，改革进程是造成国有企业利润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通过向不承担国有企业的许多就业和社会福利义务的、竞争性的私营企业开放市场，党削弱了国有部门的垄断力量和获利能力。（注七十六）
在国有企业面临日益增加的财政困难的同时，私营部门却得到了快速发展。到1995年，它拥有中国40.4%的非农业就业人口，35%的注册资本，33.8%的工业产量，45.1%的零售额和47.7%的出口额。（注七十七）此外，私营部门享受特殊的优惠税率。结果，虽然私营部门的经济活动约占全国的40%，它支付的税款仅占11.4%。（注七十八）由此产生的影响是，财政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例又1978年时的近35%下降至1996年时的不足11%。（注七十九）政府因而发现，自己面临着日越增长的预算赤字。由于中央政府曾保证，作为其改革尝试的一部分，在发挥包括卫生保健和失业保险在内的各种社会福利功能方面承担责任，这一发展阶段尤其受到社会稳定问题的困扰。
国有企业也发现自己日益缺乏资金。导致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它们难以承受的税收负担。从1982年至1996年，国家通过税收拿走了国有企业净收入的86%。（注八十）这钟情况迫使国有企业增加它们对银行贷款的依赖。然而，国有企业利润的下降意味着，国有银行在一再延长那些日渐没有能力偿还其债务的国有企业的信用期限。这将中国的银行系统推入了险境：
新华社曾经报道，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承认，中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占其全部贷款的26.6%。到去年（2001年）9月末，这些商业银行所拥有的不良贷款合计达1.8万亿元人民币（2170亿美元）情况可能比听起来更坏，因为与国际结算标准相比，中国实际上大大地少说了其不良贷款的数量。国有银行只是在一笔贷款已经两年没有支付利息时，才将其归入不良贷款之列相比之下，国际标准是，超过三个月未支付利息的贷款就被算作不良贷款。按照恩斯特·扬统计俱乐部（Eenst & Young）的说法，中国银行的贷款几乎有一半可能永远不会被偿还。（注八十一）
尽管意识到这一问题，当局由于害怕国有部门的破产将加剧正在酝酿中的财政危机并产生潜在更为危险的失业问题，不愿意下令停止贷款。这样，改革进程在国有（企业）部门中产生了不稳定，这种不稳定又被传送到中央政府的财政预算和国有银行系统。（注八十二）
党发现，私有化是对这种情况的最有吸引力的回应方式。首先，出售国有企业将带来极度需要的国家收入。此外，新近私有化的企业被期望在运行资金方面较少地依赖国家银行系统。“曾经是中国计划经济的一个主要重工业基地”的渖阳市，为了解由此而产生的私有化进程的规模提供了一个好的例子。”该市政与一家英国投资银行在香港的一个子公司组建了一家合资公司，并将126家国有企业和18个工业集团放入其投资组合，以出售给国内和外国的投资者。”（注八十三）
类似的动力也导致了大部分乡镇企业的私有化。随着1990年代初改革进程的继续推进，乡镇企业失去了许多它们早先所拥有的有利条件。正如塞缭尔·P ·S ·HO（Samuel P· S·HO）、保罗·鲍尔斯（Paul Bowele）和Xiaoyuan Dong所言；
作为1980年代中晚期乡镇企业扩张主要资金来源的银行，受到了日渐增加的以更高效的方式运行、并更仔细地审查贷款申请的压力。国有部门企业改革的深化，进一步减少了在企业自主权领域乡镇企业享有的超出国有企业的组织上的有利条件。此外，乡镇企业所生产的许多产品的市场已经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乡镇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程度加剧，而且宏观经济趋于萧条。在邓小平南巡给予经济的刺激之后，1993-1994年期间，乡镇企业主要利用银行贷款提供的资金，曾进行了大量的投资，现在他们进入了困难时期。（注八十四）
对乡镇企业同样具有毁灭性的是，随着新的通过私人生产获利的机会的出现，许多经理开始将乡镇企业的资产或产品非法地转移到私营企业，在那里，他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1990年代中期，在党作出对所有小型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的表态之后，这种资产掠夺的速度加快了。确信，“他们的企业迟早会出售给自己经理们（认为），企业资产跌落得越多，在地方政府最后决定出售企业时，他们需要支付的价格就越低。”（注八十五）
面对利润和工业生产能力的日渐下降，乡镇和村的官员从国家官员那里得到了暗示，并且从1996年开始快速廉价出售乡镇企业。乡镇和村的官员往往将他们控制下的乡镇企业卖给曾经管理过他们的个人，认为这是确保结束原先曾有助于鼓励私有化的资产掠夺的最有效的方式。（注八十六）
这些新发展的结果是，现在，中国的经济前途严重依赖私有企业的表现，这一现实得到了共产党的承认，如果不是欢迎的话。2002年，党对私管企业主开放了其党员资格，而且，2003年12月，它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宪法进行修正，以向私人财产提供新的、更有力的法律根据，将其置于（与公有财产同等的地位）。
私有化并非中央政府被其改革尝试的矛盾所强加的唯一战略。如渖阳的例子所显示，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努力。吸引外国投资很重要，这部分地是因为，没多少国内的投资者拥有足够的资金，买的起预定要私有化的大中型企业的股份。外国企业还被认为很可能有助于在整个经济中促进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他们也被认为能够产生弥补中国日益增加的贸易赤字所需的出口。
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中国政府推行了许多政策，包括向其开放新的地域和行业。如政府所要求，大部分的外商直接投资——1986-1999年间外商直接投资的近90%——仡今为止集中于沿海地区。（注八十七）最初的外资大半来自海外的中国人；但是，从1990年代初开始，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投资者大大增加了他们的份额。（注八十八）到这一阶段为止，大部分外商直接投资集中于制造业。然而，似乎存在以投资者的国籍为基础的专业分工。如埃莉萨·布朗斯坦（Elissa Braunstein）和杰拉尔德·爱泼斯坦（Gerald Epstein）所言：
一端是来自香港、台湾等地的中国居民中的投资者，他们主要投资于劳动密集、低工资的出口企业；（另一端是）来自日本的公司，他们投资于为日本市场进行的半成品和更高质量产品的生产；美国和欧洲的公司则主要投资于他们希望其产品销往中国市场的企业。当然，美国公司也以在订立合同的基础上雇用低工资的企业为其生产出口商品着称。（注八十九）
在改革进程的这一阶段，中国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的成功和这种投资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可以通过许多种不同方式来强调。例如，表2显示，从1990年代前半叶开始，以美元计算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和外商直接投资在总投资中所占的比例快速增长，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果是，外国制造企业的分公司在中国制造业总销售额中所占的份额快速而稳定地增长，从1990年的2.3%，上升到1995年的14.3%和2000年的31.3%（表5）。
也许最重要的是，在政府的鼓励下，外国投资者已经帮助将中国转变为一种出口带动型的经济。1990年期间，出口在国内生产总值


　
表五：外商企业制成品在中国制成品

销售总额中所占的比例

来源：UNCTAD、Worid lnvestment Report 2002；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Export Competitiveness（New York；United Nations,2002）
表六：外资企业在中国出口与总贸易额
中所占的份额

来源：Chen Zhilong，“Two Decades of Utilizing FDL in China: States，Structureand lmpact，”China Report 38，no.4（2002）: Nationai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2002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02）


　
（GDP）中的比率稳步攀升。从1990年的16%上升至2002年的超过26%（见表1）。而且，如表6所示，这些出口越来越多地为外资企业所生产；他们现在在中国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超过了50%。作为这一进程的一部分，制造业出口在出口总额总所占的比重从1980年的48.6%，增加到1990年的55.7%和1996年的85.5%，（注九十）这一新的发展的结果是，现在，中国经济的增长变得日益严重地依赖外国跨国公司的出口活动。
这种转变被1997—1998年间的东亚（金融）危机加剧。此次危机导致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停滞，并且可能引发中国经济的减速，而这种减速会带来关乎就业和社会稳定的严重后果。作为回应，中国政府努力安慰外国投资者，并为使其重新开始投资提供了新的激励。首先，这要求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而付出持久的努力。中国获得了成功，于2001年12月成为该组织的成员。
这一成就很可能导致国有部门的进一步瓦解，以及外资生产作为中国经济的领导力量的地位的巩固。正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所言：
中国经济存在一个双重产业结构。在拥有由外资企业所支配的具有高度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出口导向型制造业部门的同时，它也有由国有企业所控制的相当传统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部门，除此之外，还有享受较高程度的政府支持和保护的农业部门。虽然国有企业拥有差不多一半的中国出口额，它们的销售目标总体而言首先是指向国内市场的。国有部门已经经历了数年的转变和调整，但是，改革进程还远未完成。因此，快速拆除贸易壁垒和取消补贴会将国有企业弃置于外国的竞争之中，这可能破坏其出口表现，并导致进口大潮的发生。（注九十一）
外国竞争加剧的可能后果是，国有部门出现大片破产或者私有化。而且，由于存在巨额的进口，中国政府也将被迫增加对出口依赖。考虑到中国的经济结构，这无疑将意味着外资企业支配地位的进一步加强。

结论

如我们所已经看到的，中国经济已经历了一个被划作三个不同阶段的改革进程。第一阶段包含着为了创造一个新的、更有效率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而进行的对中央计划的消弱。第二阶段包括了对市场甚于计划的重现。第三阶段已经导致了对私营企业甚于国有企业的重视，以及日渐增加的对外国企业和市场甚于国内企业和市场的重现。这一改革进程凸显了市场改革的“湿滑的斜坡”。一旦开始走上市场取向的改革之路，改革进程中的随后每一步就大半是被改革本身所产生的紧张和矛盾所驱动的。这一动力似乎证实了近来马克思主义者对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批评。（注九十二）
我们对中国改革的分析也对那些进步人士提出了反驳，他们虽然低估中国对社会主义的明确的参考意义，但是继续将其看作国家发展的一个典范。在这些进步人士看来，中国的成功与东亚“奇迹”国家的倒退的对比显示，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仍然比自由主义有效。但是，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中国的改革方案已经损害了国家进行计划和对经济活动加以指导的可行性，从而促使了对日渐严重地依赖外国资本和出口的发展模式的采用——同一种发展模式的矛盾已经在1997-1998年的东亚危机中暴露出来。（注九十三）
简言之，不管其目的何在，中国共产党所开创的经济转变进程，已经导致了一种与社会主义很少关联的经济。对左派而言，将其混为一谈是在关于社会主义真正意味着什么的问题上制造混乱，从而加强它的那些反对者的意识形态地位。



译注一
：由于未能查找到有关的中文文献，此处为意译。

译注二
：1976年4月4日为清明节。

译注三
：国务院的这一决定实际上是根据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建议作出的，参见《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年12月22日通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页。

译注四
：此处的“国家社会主义”一词当系指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而非法西斯德国所谓“国家社会主义”。

译注五
准确的说法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全国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85页。

译注六
：这三个区域被称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参见《中共中央关于批转《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纪要》的通知》（198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会全以来重要文献选读》，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25页。

译注七
：此处译文参考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4页。

译注八
：准确的说法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1992年10月18日），《求是》（北京）1992年第21期。

译注九
：此处译文参考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1993年11月14日通过），《求是》（北京）1993年第23期。

译注十
：原文意为“净固定资产平均额”，显然有误。据新华网2004年11月5日公布的资料，1998年时，中国的国有企业固定资产为14.7万亿元人民币。参见童平：《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成效初显
国企效益大幅增长》，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4—11/15/content—2221715.htm

译注十一
：确切的说法是“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999年9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求是》（北京）1999年第20期。

译注十二
：括号内内容为译者所加。

第3章  中国转轨的国内矛盾

第4章  中国转轨的国际矛盾

第5章  结论

该书书评

1台湾《批判与再造》书评

Hart-Landsburg与Burkett所写的《中国与社会主义：市场改革和阶级斗争》一书的译文在《批判与再造》（10 期、11期、12期和15期）刊出之后，引起了一些响应与讨论。其中包括《批判与再造》去年12月号 (14期)老田所写的《「邓小平过程」为什么是可能的》，和在今年6月号（20期）陈映真所发表的《「中国人民不能因怕犯错而裹足不前」》，以及吴一庆在7月号（21期）所写的《从阶级关系反思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这本书能够引起对中国大陆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讨论是好事。Hart-Landsburg 与 Burkett决定写这本书的原因是一些「西方左派」把中国从七十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定位为社会主义的，并名为「市场社会主义」。特别使他们震惊的是在一次古巴的会议中，几位古巴经济学家也把中国的改革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发展，认为中国可以作为他们学习的模式。
两位作者把1978年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的改革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4），第二阶段（1984-1991）和第三阶段（1991到现在），并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劳动体制的改革、农村人民公社的解体、中国对外资的开放、经济特区的成立等各方面在这三个阶段的改革作了很清楚的说明和记载，这是此书的重要贡献。此外，两位作者对近些年来「西方左派」有关中国的讨论也作了很周详的介绍和批评，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值得赞许的。
在读过Hart-Landsburg与Burkett的文章和在《批判与再造》中的几篇回应后，我对如何看待中国革命后的发展，以及如何评价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有一些看法，就在这篇文章中将自己的一些看法分下面几点加以解释和说明。
一、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对中国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来说，革命后到改革前（1949-1978）和改革（1979）后到今天的社会是截然不同的。这一点可以从老田的文章中引述两位工人所说的话中看出，这两个工人的话几乎所有在改革前当过工人的人都可以同意。工人们亲身体验到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有位工人对我说：「中国当前所实行的不是什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并解释说：「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就是骑在人民身上的有权有势的官僚，这些官僚靠着他们的权势发财致富。」一位中国大陆农民则告诉我：「当年毛主席说要反资本主义，我真是不明白什么是资本主义，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反。现在全明白了。」
对中国的大多数劳动人民来说中国在改革前和改革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就不再是两个空洞的概念，而是有它们的实在的具体内容。这实在的和具体的内容是年龄在四十多岁以上的大多劳动人民亲身体验过的。换句话来说，也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中国有它们具体的实践内容。就是因为中国社会在改革前与改革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那么从一个社会转变到另一个社会，必然经过了激烈的阶级斗争。事实上从中国革命成功后向社会主义过渡开始直到今天为止，阶级斗争就没有停止过，只是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出现而已。而且阶级斗争在将来也一定会继续下去。
我认为Hart-Landsburg 与Burkett虽然对一九七十年代末以来的改革有详尽的报导，但是他们对中国革命后到改革前的社会缺乏足够的了解，因此他们也不可能对今天中国的社会有什么深入的分析。他们虽然承认中国革命后三十年在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提高方面的成绩，并说这成绩是：「结束了外国对中国的控制和农村地区的封建关系，实现了充分就业和基本的社会安全，并为人民带来了普遍平等。」（15期，1页）但是他们并不认为在这三十年间，包括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社会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和在意识形态上产生了什么根本的变化。对这两位作者来说，中国的社会向来都是一个由共产党控制的、工人没有主权（包括工人无权组织自主工会）的社会。因为他们对中国革命后社会的不了解，他们也就无法认识到1949革命后中国社会的变化和中国各次群众运动，包括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完全是负面的。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派没有两样，即「导致了巨大的不稳定和人员的死亡。」（同上，2页）他们虽然提到1982年时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宪法中将工人的「罢工权」废除，但是他们没有提或是不知道原宪法中对工人「罢工权」的保障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才争取到的（注一）。
就是因为Hart-Landsburg 与Burkett对中国社会缺乏认识，他们才会对改革背后的真正原因作出错误的分析。他们接受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派所给的改革的原因，并且接受了改革派说的：邓小平的改革并没有一整套计划，而是走一步看一步的「摸着石头过河」。Hart-Landsburg 与Burkett认为改革一旦将市场的机制纳入了中国的经济体制，市场的机制就不断的带来新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些新的矛盾而继续推动着改革向前进。因此读了这两位作者的分析后会得到一个结论，即在改革的初期将市场纳入中国的经济体制，是为了解决计划经济导致的经济停滞的问题，但是市场的机制却带来新的矛盾和问题，使得改革不得不进一步深化。
吴一庆的《从阶级关系反思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一文。」（21期）与Hart-Landsburg 与Burkett有着相同的问题。虽然吴说要从阶级关系来思考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但是他对中国社会在1949年到改革前的一段和改革后到今天这一段的阶级关系有什么不同，或阶级关系有什么改变并没有说明。他说：「就社会生产关系而言，广大劳工阶级并不实际掌握社会生产资料。」（同上，4页）吴一庆的这句话没有什么意义。广大劳动阶级掌握生产资料到底是什么意思？改革之前，在具体政策上做了些什么有利于广大劳动阶级掌权的措施？有什么结果？为什么失败？只有将这些历史上的实践加以说明和分析，才能使我们更进一步了解「资本主义复辟」背后的阶级关系。
吴一庆又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尽管广大劳动阶级获得了相当的社会经济权益，但在最根本的层面上，新生国家仍维持或复制了他们被剥夺和被支配的社会地位。」在吴的文章里，他把「新生国家」看成一个数十年来如一日、没有任何改变的实体。「新生国家」就是「维持或复制」劳动人民的「被剥夺和被支配的社会地位」，因此「新生国家」在改革前和改革后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果真如此，那么吴所说的：「毛泽东遏制革命倒退趋势曾获得一定的成功，但不久即遭到对手重挫。」（3页）又是什么意思？毛泽东为「遏制革命倒退趋势」做了些什么？在什么地方得到一定的成功？毛的对手是谁？他们为什么要打击毛？既然有毛的「遏制革命倒退趋势」的措施和毛的对手对这样措施的严重打击，那么不正是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内有的要将革命往前推进（或是遏制革命倒退），有的则是要打击革命的前进。这样对革命完全不同的认同和措施正说明了吴所指的「新生国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只是为「维持或复制」劳动人民的「被剥夺和被支配的社会地位」的统治集团。
Hart-Landsburg 与 Burkett和吴一庆没有将中国革命后到改革前一段的发展和改革开始至今的发展作鲜明的对比，因此从这三位作者的论述中中国革命后的这半个多世纪中，中国到底是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向资本主义过渡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又何必在意和关心今天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是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又何必在意和关心资本主义是不是已经在中国复辟？
对中国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来说，中国社会在改革前和改革后是截然不同的，但是这三位作者看不到这一点。就是因为他们模糊了改革前后中国社会的区别，他们也就不可能认识邓小平改革的性质和改革背后的真正原因。Hart-Landsburg 与 Burkett认为改革是为了解决生产力不能发展的问题。吴一庆也是一样，他说：「如前所述，对统治阶级精英来说，市场化提供了绝佳的化公权为私利的机会。但此类情形的出现，应该说并非改革的初衷。经济改革的本意是通过有限松绑以缓解和消融文革后期日趋严重的社会经济矛盾，而官僚政治权力的滥用在改革初期只是个人化的投机行为。」（21期11页）
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
在革命后的五十年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中国都已经有它们具体的实践内容，我们应该从它们在中国的具体实践内容，来认识它们的意义。这样可以避免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变成空洞的和抽象的概念。如果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讨论只停留在概念层次，那么张三有他的一套道理，李四又有另一套道理。在这个层次上去讨论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或是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否已经复辟就没有意义。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它们不同的优越性，如何去评价它们不同的优越性就完全要看从那一个阶级立场出发。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阶段中，虽然商品生产仍然存在，但是商品生产受到一定的限制。中国在革命成功后到七十年代底改革之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对商品生产加以限制，并逐渐将一些生产「非商品化」。下面就革命后社会主义改革的三十年中，将一些重要的生产和劳动力「非商品化」的过程加以说明和讨论。
劳动力「非商品化」的改革
资本和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两个必要因素。因此在社会主义的改革中将劳动力变成不能自由买卖的商品是非常重要的改革。中国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下，每一个国有企业不必自负盈亏。一个企业的成绩的考核不以企业的利润多少或者是否亏本为标准（注二）。有的企业（像一些轻工业）因为国家将它的产品价格订得高，所以利润很高，另外一些企业（像重工业和支农的工业）因为国家将它的产品价格订得低，所以有亏损。亏损的原因基本上是因为产品的价格订得低，因此并不代表企业经营不好，亏损部分由国家补贴。在资本主义下，赚钱的企业可以用它的利润再投资来扩大生产，而且利润越高越会吸引更多的资本来投资。如果企业亏本，银行讨债，企业就得宣布破产。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是看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由国家进行投资，像1960年代时农业机械化是一个重要的发展目标，农机的价格必须要订得低，人民公社和大队才买得起。因此生产农机的工厂会因为产品价格低而亏本，但是国家继续补贴和继续投资。
每个企业的工资基金由国家按一个企业的工作人数和工资等级来拨发（注三）。企业的工资支出由国家拨发，企业的厂长没有权力可以用节省工资为理由来解雇工人。在社会主义改革中，国有企业的工人除了有极重大的特殊原因外，不能被解雇。工人的工作权受到国家的保护，也就是说工人有「铁饭碗」。工人的铁饭碗是劳动力「非商品化」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只有工人的工作权有保障，劳动力才不会被资本当做商品自由购买。从一九八○年代的改革开始，国有企业解雇了大批的工人，另外许多任务人被强迫退休，在职的工人也都随时面对被解雇的危机，同时工人也失去了曾经被宪法保障的罢工权。劳动力再次沦为可以被自由买卖的商品，工人也就失去了一切曾经享有过的权益。吴一庆要分析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就不能不去实际了解中国工人的过去和现在，不能只用「广大劳工阶级并不实际掌握社会生产资料」这种抽象的、没有内容的话来解释「资本主义复辟」。
劳动力如何可以变成「非商品」是一个最值得我们关注的议题，也是在社会主义改革中，国有企业工厂中最重要的阶级斗争的内容。劳动力「非商品化」包含的范围从国有企业工人的工作是终身制还是合同工制（或契约工制），到工厂内的劳动程序、规章制度、管理阶层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和工资制度。
在社会主义改革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工人的工作是否应该是终身制一直是一个争议。1956年时，刘少奇派遣了一批人去苏联学习他们的「合同工制」。这一批人回来之后就开始策画如何在中国推行苏联的「合同工制」。但是不久「大跃进」开始了，因此阻碍了「合同工制」政策的推行。到了一九六十年代初，刘少奇又看到推行「合同工制」的机会，他开始推行了所谓「双轨制」，即国有企业可以同时雇用临时工和永久工，并且鼓励采矿企业多雇用农民为临时工。1965年，中国国务院通过新的有关雇用临时工的条例，鼓励国有企业增加雇用临时工和减少雇用永久工。此条例更授权给各个企业，使企业可以用国家所拨发的工资基金来多雇临时工。但是次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所以刘少奇的扩大使用临时工的政策无法继续推行。1971年时，在国有企业的大批临时工获得永久工的地位。（Liu Chiang-tan ）（注四）
我们不难理解工人在工厂中的地位与他们是临时工或是永久工有直接的关系，临时工连工作权的保障都没有，也就不可能去争取工厂的管理权。而工人争取工厂的管理权是实际掌握生产工具的第一步。除了临时工和永久工的争议外，厂内的工资制度也是一项重要的争议。刘少奇认为工资应该从计时改为计件，并且用奖金制度来刺激工人的积极性。但是毛泽东则认为用物质来刺激工人的积极性是资本主义的做法，工人阶级为了工资和奖金彼此竞争不利于工人团结。在社会主义改革中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国有企业的工资制度常常不断的变更。有时工厂管理会开始提倡计件工资，并且实施奖金制，过了一阵（常常是因为群众运动）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又因受到批判而废止。
社会主义将劳动力「非商品化」的改革中，一个重要项目就是工厂内劳动程序和管理的改革。苏联革命之后，在新建的现代化工厂中，工人的劳动程序仍然延用西方资本主义工厂的劳动程序，厂内的管理也是从上到下的。1960年时，鞍山钢铁公司的工人提出改革工厂内的工作组织和劳动程序的提案，主要内容是：（一）政治挂帅，（二）加强党的领导，（三）展开群众运动，（四）有计划的推进工厂管理人员参加劳动和工人阶级参与工厂管理，（五）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加强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的结合，积极推进技术革命。「鞍钢宪法」的精神代表了一个远大的目标，即是经过工厂内管理和生产程序的改革，进一步朝向废除雇佣劳动的方向努力。毛泽东在1960年批评当时工厂内的从上到下的管理制度时，看到这项提案的重要性，而在3月22日将它命名为「鞍钢宪法」。
1960年虽然有了「鞍钢宪法」，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鞍钢宪法」中新的工厂管理和干部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能实现。这一点将在下面讨论文化大革命时再作说明。
基本生活需要「非商品化」的改革
社会主义改革中的另一重要的项目，就是将以资本积累为生产目的改变为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为生产目的。在资本主义生产下资本为主，生产的目的是资本增值，资本不会投入不能增值的生产。因此，即使是美国这样富有的国家，却无法消除贫穷。低收入人们的需要，像平价房屋、低价医疗，永远不可能得到满足，贫民区的学校永远是劣等的，原因是满足贫穷人的需要的生产不能使资本增值。所以在资本主义下剩余资本会投到观光旅游点，包括高级旅馆、高尔夫球场、赌场，但是资本不会投向建造平价房屋，或者在都市的贫民区盖新的校舍。
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中，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像食物、饮水、医疗、教育、住屋等都不再是商品生产。国有工厂的工人住屋每月房租只要一元到两元人民币，煤气和水电各几角钱，在食堂吃饭只要一角到两角（注五）。除了吃饭与住屋外，工人的医疗完全免费，工人的家属也只要付少许的医药费用。那些年国家还为工人盖了慢性病的长期疗养院。每个工厂和事业机构都设有自己的学校和托儿所（注六）。因此工人的工资虽然低（注七），但是他们不担心失业，他们的基本生活非常有保障。工人的消费水平低，但是在慢慢提高。他们积几月的积蓄就可购买像自行车、缝衣机、照相机和手表一类的「大件」。
农民的生活不像工人一样有保障，因为在人民公社下，农业仍然是集体所有制。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产力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富有的公社（大队）的农民生活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像长江三角洲一带的人民公社，因为这一地区本来就是中国农业最发达的，在人民公社成立后，公社和大队又建起自己的工业。工业利润中的一部分用来支持农业和用作福利的支出，他们有钱建起自己的医院。但是在贫穷的公社和大队中，生活就要困苦得多。不过因为每个人都可以从粮食生产中分到口粮，而且有对五保户（老、弱、孤、寡、残）协助的设施，所以农民的基本生活有一定的保障。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农村的医疗和教育往前推进了一大步。从中国革命后到改革前，中国农民基本生活的保障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也是其它第三世界的农民从来没有过的。
资本主义改革派说铁饭碗扼杀了中国工人的积极性是对工人最大的侮辱，就像他们说大锅饭养懒汉是对农民最大的侮辱是一样的。在一九七十年代底改革之前，工人加班是自愿的，许多老师傅对工厂是非常关心的，他们在星期天和假日都要到厂里去看看，检查一下机器才放心，他们把工厂当做自己的一样去爱护。农民利用农闲的日子修建农田基本建设，他们一年的工作日从50年代中每年工作119 天增加到70 年代中每年工作250天。中国在革命后三十年的经济建设奠定以后发展的基础，而这三十年的建设是中国劳动人民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
社会主义下改革的成绩
中国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成就连世界银行也不得不承认，在世界银行1981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这样说：「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最卓越的成绩是，中国低收入人口的生活较诸与中国相类似的贫穷国家，要好得太多了。中国人不但都有工作，而且他们的食物供给在国家的配给制和集体的保险下得到保障，大多数的儿童不但有学校可读，而且学校的质量也很够水平。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都享有基本的医疗和有关计划生育的服务。一个社会的生命预期平均年龄代表它的经济和社会中的各种变量，大概是表示一个国家真正贫穷的最好的指数。中国的生命预期平均年龄已经达到64岁，以中国的个人平均所得来说是个杰出的成绩。」
在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不只是获得了生活的保障，而且他们的劳动受到社会最高的尊敬。不管一个人做什么在其它社会看来是最低贱的工作，他（她）一点也不失做人的尊严。在那三十年中，中国人也是一百多年以来，在西方白种人面前可以抬起头来，第一次不感到自卑。
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把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推前一大步，使中国的劳动人民认识到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社会中解放出来的意义。我并没有意思将解放后到改革前的中国社会说成是完美无瑕的。中国革命后的社会充满了各种矛盾和各种问题，像在追求「工农联盟」中，工农之间的矛盾（注八）；像在农业集体化中，集体与个人之间的矛盾；也像在全民所有制中，发展重工业与发展轻工业的矛盾等等。在社会主义的改革中，中国共产党也在处理这些矛盾和问题中犯了很多错误，像在农业集体化中「一大二公」的政策；「大跃进」时，因操之过急而引起的夸大、谎报和不实的作风，和因此所造成的损伤等等。另外还有如何才能将计划经济变得更灵活，如何一方面限制农村自发性的资本主义，却又不挫伤生产力的发展。就像祝东力所说的，毛泽东不但认识到这些矛盾和问题，而且不断去思考和探讨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因为篇幅的限制这里无法从毛泽东在这些方面的思考来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改革的问题。
资本主义改革派的做法不是从过去的问题和错误中去寻求解决和改进，他们是要利用过去的问题、矛盾和错误作为资本主义改革的借口。为了给资本主义改革找正当性，他们必须要否定社会主义改革的一切成绩。但是因为中国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是肯定社会主义的，所以资本主义改革派必须要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的说法来掩盖资本主义改革的实质。如果中国大多数的劳动人民都像改革派一样厌恶和痛狠社会主义，那么他们就不必如此苦费心思地想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为改革找正当性了。但是这番苦心终于还是白费的，就像祝东力所说的：「现实的中国究竟姓『资』姓『社』——这至少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就已经是一个无需讨论的问题了。」
这里说的社会主义改革可能过于完美化了，因为到了70年代底中国大多数人的生活并不富裕，在农村中还是有很多非常贫穷的公社，不是所有的农民都能达到丰衣足食。在都市里的大多数工人的生活虽然有保障而且与过去相比提高很多，但是生活水平还相当低。这说明了社会主义改革时期可能太过注重长期的积累，而太过节约眼前的消费，这一点是值得检讨的。但是如果社会主义的改革得以继续，今天人民生活的水平也会普遍提高，不会像今天这样，穷人不得温饱，而富人穷奢极欲。
三、从工农阶级立场来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意义
邓小平改革派
用文化大革命作为改革的借口
Hart-Landsburg 与 Burkett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导致了巨大的不稳定和人员的死亡。」（同上，2页）吴一庆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极简要的说，晚期毛主义的阶级视野缺乏一个明晰的聚焦点，它同时患有政治散光和政治近视。毛的阶级理论与实践一方面表现得过于宽泛，另一方面却又过于狭隘。它的政治斗争目标通常针对于个人，无所不包而显得太过散乱：在文革期间，它的斗争锋芒几乎指向所有的事物⋯⋯」因此「阶级」「这一极其重要的批判性概念完完全全被庸俗化了⋯⋯」吴并且认为这种庸俗化的阶级理论和实践引起了社会的暴力和人们对政治的疲惫和恐惧，因此「为社会接纳『市场经济改革』路线奠定了广泛的大众心理基础。」
Hart-Landsburg 与 Burkett和吴一庆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与资本主义改革派的说法是一样的。资本主义改革派用文化大革命作为改革的借口，他们说多年的政治运动使得经济不能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因为政治的混乱而倒退了十年。为了了解文革后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世界银行还派了经济专家去中国调察真相。Thomas G. Rawski将调查的结果写成《中国的经济成长与就业》(Economic Growth and Employment in China) 一书，在1979年出版。Rawski对中国从1966年到1975年的经济成长和就业的情况有详细的报导和分析。这本书中所提供的数据与资本主义改革派的宣传完全相反。
Rawski在第一章的总论中这样说：「中国在供给全国的人口，包括收入最低的人口，足够的食物、住屋、医疗和其它生活必需品上获得非常大的成就。中国的现代化技术在制造业各部门和科学中的各学科都得到广泛的的掌握和迅速的发展。一个在1957年时尚不会制造农机、发电厂，甚至手表的国家，现在可以生产电子计算器、人造卫星、口服避孕药和原子武器。而且为工业发展所需要的科学技术不只是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农村的电气化、农村的地方工业、技术训练和出版业的发展，已经把现代的科学和技术带给了中国的两亿多家庭。中国的少年教育已达到普及小学，而且中学的教育正在快速的扩展中，这样的发展就保证了知识的传播将会继续普及和深化。」
并不是只有Rawski一个人对中国从革命后到改革前的经济发展如此正面评估。1975年和1978年，美国参众两院联合经济委员会（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of United States Congress）举行了两次有关中国经济发展评价的听证会，在每一次的听证会中，都有数十篇当时研究中国经济专家的文章，这些文章包括了中国经济的总发展、工业发展（科技的进步）、农业发展（农业的现代化和农业科技）、中国的贸易、中国的教育、医疗和自然环境。这些文章中的绝大多数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评估都是正面的。作者们大部分不是左派，但是他们对中国能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有这样全面的发展是佩服的。他们这些资料是要供给美国政府制订中国政策参考的，所以是实事求是的。
Hart-Landsburg 与 Burkett和吴一庆认为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社会和经济问题，并认为这些问题是改革的原因。他们这样的看法若是在改革初期提出来的，还可以因为那时许多人对事实真相不够清楚而被原谅。但是今天中国的广大群众，包括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都开始对文化大革命重新评价了，这三位作者这样的看法就实在是脱离中国社会的现实太远了。
我认为如果中国没有文化大革命，邓小平的改革将不是在1979 年，而是早在1966就由刘少奇开始了。果真如此，中国的「反复辟」就会比今天要困难得多，甚至于几乎不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核心和他们的支持者最痛恨的就是文化大革命。
中国革命后的群众运动
要了解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意义，首先得了解中国革命后多次的群众运动，文化大革命只不过是将群众运动再提升一步。这个时期的群众运动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中的新生事物，是在这之前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也是在资本主义改革之后又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史迹。中国过去的群众运动是由权力中心——中共党中央——发动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做法并不合「统治阶级」的规律。世界上的统治阶级都惧怕群众，他们怕群众起来会出乱子，会动摇他们的统治。
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再经过几十年军阀和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中国在革命之前没有民主的传统，民众没有表达他们意见的习惯。中国的革命是共产党依靠工人和农民成功的，革命时毛泽东将共产党的游击队比成鱼，把群众比成水，鱼只有在水中才能生存。但是革命成功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如果中国的社会不经过彻底的改变，共产党就仍然是跟过去没有多大区别的政治集团。但是中国的革命是社会主义的性质，在社会主义阶段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表，它所执行的政策必须不断取得无产阶级的认可。换句话说，共产党必须要坚持群众路线。
不只是要坚持群众路线，而且要将数千年来深入中国广大群众人心的「帝王将相」、「剥削有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和「有福的人是上辈子修来的」之类的思想和意识形态扭转过来。
中国在革命后的土地改革不仅是将土地重新分配，而且是一场群众运动。在这场群众运动中，封建制度的意识形态受到批判，农民在土地改革中所获得的不仅是土地，他们更从封建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今天中国大陆的人不管赞成或不赞成改革，他们都可以同意一件事，那就是在改革前政府官员鲜少贪污受贿，而今天政府的官员从上到下都贪污受贿。为什么？这不是有没有法制的问题，今天大陆的整个执法系统内，上至法官下至警察，一大帮人都贪污受贿，有法律又由谁来执行？
中国革命后的「三反」和「五反」就是反贪污受贿的群众运动，当时的做法是发动群众来检举贪污的官员。此后在每一次的群众运动中，在不同程度上，每一个单位的主管都要受到群众的批评，这难道不是对群众表达自已意见和看法最好的鼓励？这难道不是群众表达他们意见最好的训练？这难道不是给改变「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关系提供了可能？
就连一般被认为最「民主」的国家的美国，它的统治阶级也不会用发动群众来改变社会。美国的南方在南北内战后，对美国黑人的各种合法的与非法的歧视与欺凌一直持续到黑人的民权运动起来才有所改变。美国的民权运动是一场由黑人发起、受到白人支持的群众运动。这场群众运动受到南方地方政府的镇压，但是因为广大群众的支持而取得胜利，美国联邦政府在1964年通过「民权法」（Civil Rights Bill）来保护黑人的公民权。美国的「民权法」跟其它法律立法的过程一样，是在人民组织起来发动群众运动之后，政府才被迫通过法律来进行改革。美国的劳工立法也是劳工运动起来后，统治阶级不得不向劳工妥协而通过的。
如果我们把中国革命后的共产党看做「统治阶级」，把群众看作「被统治阶级」，这样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在一个连资产阶级民主传统都不存在的社会里，如果没有群众运动，又如何能够扭转过来？吴一庆提到「新生国家仍维持或复制了」劳动人民「被剥夺和被支配的社会地位」，但却对这个「新生国家」企图要改变这种关系的群众运动只字不提，而且也完全不能了解文化大革命在改变劳动人民的「被剥夺和被支配的社会地位」的重要性。
文化大革命路线的斗争
上面提过在文化大革命前，「鞍钢宪法」中的有关变革工厂内劳动过程和工人与管理干部之间关系的提案并没有能实现。在文革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下，工厂内的劳动过程和管理制度的变革才受到重视，在不断的政治学习中，工人认识到「鞍钢宪法」各条对群众取得在工厂中领导权的重要性。
Charles Bettelheim 是一位对社会主义有深入研究的法国马克斯主义者。在他的两本研究苏联革命后的阶级斗争的著作（Bettelheim, 1976, 1978）中，对苏联革命后的社会，从马克斯主义者的立场作了详尽的分析和批判。他这两本书受到研究苏联革命后社会作者的重视，对了解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实践和修正主义如何在苏联发展作出很大贡献。
Bettelheim 在1958年、1964年、1967年和1971年访问中国，并对中国社会作各方面的调查研究。1971年他去中国时，特别调查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工厂的劳动过程和生产管理的变化。Bettelheim对「鞍钢宪法」在中国工厂中的实践、工厂内不合理规章制度的改革、工人与干部思想意识的提高都非常称赞。他看到工厂内的技术改革从过去依赖专家改变到依赖直接生产工人，也看到解决工厂中的经营管理问题从过去依赖管理阶层到依赖工人群众。他对文革在工厂内所产生的变革（transformation）这样的新生事物感到非常振奋（注九）。
文化大革命的确有许多值得检讨的地方，这是在重新评估文革时必须要做的工作。对文化大革命作评价，必须要从当时社会的客观现实来检讨主观上所犯的错误，包括因为经验不足所犯的错误。中国1960年代的社会客观现实包括了中国广大群众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他们的思想意识形态虽然在革命后的十多年中改变了很多，但是还不可能彻底脱离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残余，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但也是进行文化大革命所面对的阻碍。
从改革以来，绝大多数对文革的批评都是要彻底否定文革在向社会主义前进中的重要意义。这样的否定是不合历史事实的，也是不会被中国广大劳动阶级所接受和允许的。我们对文革的评价可以是三、七分，甚致是四、六分，但是绝对不能对文革全面否定。
文化大革命路线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但是许多人只看到文革表面的派系政治斗争，而不去进一步了解文革所产生的各方面的影响。文化大革命不仅遏止了「合同工制」的进一步推行，也遏止了人民公社的解散。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成绩还不止于这些。
文化大革命对各种资源的分配也有很大的影响，像对医疗资源的分配。一个例子就是在广东省，1967年时，这省的城市人口占全省的20%，但是城市从政府分配到的医疗资源占全省的70%到80%，有60%的高级医疗人员和三分之二的病床都在城市里。在广州医生与病人的比例是1:600，在农村中医生与病人的比例是1:10,000（Sidel and Sidel，34页）。在文革中的政策是减少都市与农村之间医疗分配的不均衡。都市的医疗人员被鼓励和说服去农村训练农村的医生和赤脚医生。这样的努力获得很大的成就，使得农村的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不脱产的赤脚医生。另外，医疗资源也得到比较合理的分配，根据中国公共卫生部的报告，到了1979时，中国农村的病床已经占全国的62 %，而且医院的质量也提高很多 (同上，48页)。
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政策也是了不起的成就。在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永远是用自己劳动积累的社会剩余来培养将来统治他们的精英。如果教育制度不能彻底改革，那么所谓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只能是一句空话。但是要改变从中国数千年封建科举制度遗留下来的士大夫思想，以及改革从西方学习到的资本主义的一套挑选精英的教育系统谈何容易？反对的力量有多大？从革命之后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几年中，中国的教育制度没有根本的变革。从文化大革命起才重新考虑到底谁有资格上大学？在文化大革命中废除了凭书本知识入大学的考试制度，中学毕业后一定要在工厂或农村工作过才有资格入大学。这是第一步尝试为工农阶级培养自己的领导人的措施。
文化大革命中还有更多的新生事物这里无法多作解说，最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对人的思想意识的改变，就像Bettelheim所说的，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发现了」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阶级斗争的重要形式。
四、也从阶级关系来分析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
我认为Hart-Landsberg 和 Burkett 对改革背后的动力的分析是不正确的。邓小平的改革不但从一开始就有全盘的计划，而且改革政策中的重要项目都是早从50年代开始刘少奇就一直在努力推行的。吴一庆则认为市场化为统治阶级精英提供了化公权为私利的机会，但此类情形的出现并不是改革的初衷。这三位作者都强调了资本主义改革并没有一个清楚的目标，但是一旦将所谓市场纳入经济体制后，改革者就一步步跟着市场的发展走。他们跟许多人一样把改革看成要解决经济的现实问题，因此没有政治斗争的内容。虽然这三位作者书或文章中都用了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关系」这样的辞句，但是在他们的论述中却找不到阶级分析的内容。
追溯1979年三中全会改革的起源
邓小平1979年的农村改革就是从刘少奇早在1960代初时提倡的「三自一包」开始的，「三自一包」就是扩大自留地、扩大自由市场和实行每个农户自负盈亏。一包就是包产到户，也就是每个农户要包下一年的生产量，超过这个产量归农户自己所有，藉此来刺激农民的积极性。刘少奇在一九六0年代初时，提出这一套农业政策就是要将成立不久的、尚未稳定下来的人民公社解体。如果刘的政策早在六十年代初得以实现，那么不需几年人民公社就会解散。到邓小平的农村改革时，人民公社已经有了二十多年的历史，这时的人民公社比一九六0年代初时要坚定和稳固多了，但是仍然经不起由「三自一包」政策一步步的袭击。1984年，改革开始仅五年之后人民公社就解散了。由此可见，如果刘的政策在六十年代初得以实行，「人民公社」就根本没有持续的可能，当然也就更谈不上什么发展。
同样的，邓小平在改革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即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是把原国有企业改变成以谋求利润为目的企业，并进一步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国有企业的改革是资本主义改革中的重要项目，因为要建立资本主义必须要将原国有企业「非商品化」的生产改变成为资本增值的企业，将原国有企业的资产变为资本。相对于资本必须要有雇佣劳动。前面提过在社会改革的过程中，刘少奇的政策就是要在国有企业内设立起「合同工制」。「合同工制」就是使得企业可以随时将工人解雇，当工人失去了「工作权」的保证，劳动力就可以进一步变成商品。
从改革的具体政策看改革派的阶级性
如果我们要从阶级关系来分析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则必须要认识邓小平改革的阶级性。如何决定改革派的阶级性不是凭空无据来决定的，而是必须从改革的具体政策来分析。到底什么样的政策对劳动阶级有利或是有害必须要根据劳动人民长远的总体利益来衡量。
（1）用农业改革来打击「工农联盟」
在中国革命时，中国工业发展落后因此工人的数目和力量很小。所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的策略就是「工农联盟」。「工农联盟」就是在工人领导下与农民结成联盟。这样团结绝大多数中国劳动人民的策略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基础。在社会主义建设时代中国共产党还是坚持「工农联盟」，集体化农业提高了农业的生产力和完成大量的农田基本建设。在工业的支持下，农村快速进行现代化。在社会主义改革中，只有农业集体化才有可能实行「工农联盟」。在「工农联盟」下中国的城市与农村同时成长，促进了工人和农民的团结。（金，《批判与再造》20期，16页）
在农业改革初期，中共中央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1979年粮食的收购价格提高了20%，并且将超额的价格在提高价格之上再加50%。此后几年农产品价格连续提高，农民的收入在短时期内增加了很多，积极性增加。邓小平的农村改革就在这在表面看来一片大好时进行，「农村改革」从「承包制」开始逐步将人民公社解体。
邓小平的改革从农业开始是改革派看准了与国有制相比较，将集体所有制解体要容易得多。在「人民公社」下的大队和生产队的生产还是小规模的，富有的公社有相当大量的生产工具，像大型的农机、农田灌溉系统，还有大队和公社的工厂。邓的改革就是将这些集体所有的资产承包给个人。人民公社解体后，将原公社的行政单位改为乡，将大队改为村。资本主义的农业改革打破了几十年来的「工农联盟」。到了1980年代中期之后，农村的两极分化逐渐明显。许多农户借着权势和关系承包原来属于集体的资产而发财致富，在农村中出现了万元户。乡和村的干部和农村中的新富是邓小平政策的坚决支持者。
在改革刚开始时，农民因为粮食收购价格提高而收入增加，但是农户中的绝大部分收入，很快就被农用生产资料（化肥、农药和水等）的价格上升给抵消了。随着集体农业解体，过去一切由集体负责管理和维修的灌溉系统都渐渐失修。人民公社解散后，就再没有可能组织农民来搞农田基本建设。本来属于集体财产的，像养鸡养猪场、各种农村的工业企业和灌溉系统，都是过去靠所有社员的劳动建设起来的，现在变成了私人财产（注十）。许多生产的必要资料，像水或电，农民也得要付现金才能买到。农村的新官僚体系很快就建立起来了，在这个体系下有权就能换钱。过去的生产队长、大队的队长和人民公社的干部是管理生产的，是为农民办事的。今天农民所有生产一切都要靠自己，除了交粮、交税和交费外，连卖自己的产品也得自己想办法，农村的官僚只知道将钞票往自己的口袋里放。
农业改革的结果就是中国农业专家陆学艺所讲的中国农业的现状：即耕地不断的减少、土壤肥力减退、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和各种自然生态破坏、农业生产工具落后，原有的农机具普遍老化、不配套。（陆学艺，2002）怪不得农民要说：「辛辛苦苦干了三十年，一个晚上回到解放前。」农民所指的是他们辛苦了三十年所修建的农田基本建设和他们所积累的生产工具，如今几乎全部毁坏了，他们现今又重新回到革命解放前靠天吃饭的小农生产。这是所谓「三农」问题的基本原因。
农业的凋敝是大批农民离开家乡去城市谋生的原因，二十五年的改革使中国农民沦为跟其它第三世界农民相同的悲惨命运。近些年来中国都市大规模的建筑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建筑公司认为城市里失业的工人所要求的工资过高，不肯雇用他们。这就跟台湾城市的建筑都要雇用菲律宾和泰国的移住劳工一样。中国一亿的农民工是在城市里生活最困苦的一群人。
在农村集体制解散后，农民成了分散的个体，农民要组织起来就困难多了。工人要与农民形成联盟不但因为农民的组织没有了而困难，而且随着城市内工人失业的严重化，他们会认为农民工抢了他们的工作，就像台湾的工人认为「外劳」抢了他们的工作一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为竞争工作机会以维持生计，会妨碍工人团结，不利发挥工人的力量。在发展落后的国家工人不但要团结，而且要和农民团结。「工农联盟」虽已被破坏，但是中国「工农联盟」的革命传统依然存在，未来仍有重组的可能。
（2）用国有企业的改革来建立雇佣劳动制
资本主义改革在农村基本完成后，改革派就进行将原国有企业改革成为资本积累的企业。将原国有企业的资产变为资本，将原国有企业的工人的劳动力变成商品，将工人变为雇佣工人。在三中全会后，改革派很快就进行了工资制度改革。早在1979年到1980年时，工厂内就开始实行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但是工人抗拒这样的改变。他们不为奖金而彼此竞争，他们将钱分了作为生活的补贴（注十一）。在此同时，改革派设法扩大工厂内管理阶层与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别。他们在管理阶级中设立起各种不同的职称，像总经理、副总经理、厂长、副厂长、各级工程师等各种职位，每一种职位都在原工资之上再加与职位相关的报酬。
1985年中共的十二大通过了国有企业的「经济体制改革」，将原来的国有企业改变成独立的谋利的法人，劳动体制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一部分。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条例中，授权给企业的总经理或厂长，使他们可以将企业利润的一部分再投资，他们也有权将企业的生产设备变卖或租赁。企业的高级管理阶层有权决定企业的工资制度和对劳工的处罚，包括解雇工人。「经济体制改革」规定国家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国家只是用价格、税收和借贷来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当一个国有企业都变成一个自负盈亏的独立的法律实体后，这样的改革已经改变了国有企业的实质，每个企业都变为各别的独立谋利机构。
在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中，企业的厂长和各层管理阶层的收入与企业的利润挂钩，另外每个有高级管理职称的人还设立了由他们自由支配的账户。这个账户就像美国高层管理的可以报销个人消费的账户（expense account）一样。这个账户被工人称为高级管理的「小金库」。厂长也有权用企业的利润给工人增加工资，此后中国在改革前的八级工资制就完全被破坏了，同样的工作会因工厂赚不赚钱而有不同的工资。总经理或厂长在「经济体制改革」所获得的对工人的制裁和处罚权，逐渐改变了工厂内工人和管理阶层之间的关系。
1986年「合同工法」通过，规定企业新雇的工人都改为合同工。合同工与企业签订一年合同，一年之后企业有权不再续约，1988年时人民日报报导北京市要将工厂的所有工人（包括1986年前雇用的）在五年之内全部改为合同工。但是工人对合同工制非常抗拒，直到1992年时在所有企业中合同工工人只占2%。
（3）国有企业私有化与产业后备军
改革派用从上层通过法律来强制把原国有企业中的资产改变成资本，把原国有企业的工人变为雇佣劳动者，这就充份说明了改革派的阶级性。改革的目的就是在原国有企业内设立起一套资本经雇佣劳动所产生的剩余价值而不断增值的一套机制。在设立雇佣劳动制的过程中，工人的反抗就是资本主义改革的阶级斗争的具体内容。
工人一方面要抵制对他们的「铁饭碗」不断的袭击，一方面要面对各种生活必需品（包括住屋）的压力和日常消费品物价的上涨，因此社会动荡不安，更因此导致1989年在中国各城市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6月4日中共中央的武力镇压。这一切都说明了资本主义改革派的阶级性。在1989年之后，改革步骤加快。企业的总经理和厂长将原国有资产变卖，然后宣布企业破产，将工人大批解雇。从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中国有好多城市，破产关闭的工厂达到原来工厂的一半，或更多，失业的工人越来越多。改革派终于完成大多数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并且将大批工人赶到工厂之外，成为新的产业后备军。
中国当局最近虽然在福利措施上作了一些改善，这是面对资本主义残酷的社会现实，所有政权都必须要实行的安抚政策。但是这些为资本主义补漏洞的安抚措施永远都没有可能解决今天中国工人和农民的问题。中国今天失业的工人和失去土地的农民已经被资本抛弃在体制之外，这几亿人民的生路已经被断绝了，而且这样的事实每天每时仍在持续进行，这又怎能靠一些福利的措施来补救？
资本主义改革与中国的劳动人民
在资本主义改革进行了二十五年之后，中国社会中有不小的一部份人（包括大学教授、城市中小学老师和国家各阶层官僚、做生意的、公司的中级管理阶层），他们的每月收入从几仟到一万人民币，消费水平的确提高了很多，另外极少一部份人（约5%到10%，包括高级官僚、公司的总经理、律师和会计师等高级专业人员）他们每月收入有几万或几十万甚致百万人民币，这些人过着非常奢侈的生活。在工人中，除了少数工人的工资较高外，大多数工人的每月工资都在六百人民币上下，更有一些打零工的工人，他们的工资可以少到每月三百人民币以下，大部份工人失去了他们曾享有的福利。前面已经说过，在农村中大多数的农民过着困苦的生活。随着生活必需品「商品化」的改革，许多生活必需品对中国大部份的劳动人民来说，都变成了奢侈品，像医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中国医疗体系的改革与其它行业的改革并行，医疗体系的改革给广大群众带来的灾害只是许多改革中的一个例子。1985年时医院和其它医疗机构开始实行自负盈亏，从此之后医院和诊所就像其它企业一样变成营利机构。医院第一步做的就是停止生产低价的药品，因为生产这些药品利润很小，有时甚至赔本。接着为了增加利润，医院开始进口昂贵的医疗器材。新的医疗器材增加了医院的收入，但是很少人能负担高价的检查费用。在今天的中国城市里，失业和被迫退休的工人没有医疗保险，他们交不起钱就被拒绝在医院的大门之外，更不要提从农村到城市工作的民工，这些付不起钱的贫穷人生了病只能等死。就连有医疗保险的人生一次大病也要付几万元人民币，因生病而举债的比比皆是，借不到钱的只有等死。在改革前中国人享有接受医疗的权利，因为医生的诊断和治疗以及药物不是商品。改革将医生的诊断和治疗以及药物商品化后，剥夺了广大群众的这种权利，正说明了改革者的阶级性。
除了生活上的困难外，中国广大的劳动群众受尽了各级官僚的压迫和欺凌。在农村中，地方官僚对农民的压迫和欺凌可比于旧社会的地主和恶霸，这些可以从陈桂棣与春桃所写的《中国农民调查报告》了解到一些。在都市中，警察和几乎所有的制法人员，不但不再是人民的公仆，他们成了骑在人民头上的新官老爷。他们借故罚钱，贪污受贿，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激起人民的公愤。
更要一提的是近年来中国大量的「圈地运动」，在官商勾结下，农村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被无偿或少量的赔偿被强占。在都市里，许多小市民因建设新的高楼大厦而被迫迁移却不给足够的补偿。今天中国稀少的土地变成了开发商竞争的昂贵商品，只要有钱有势就可以占据，农民和贫穷的都市居民就成了牺牲品。
五、中国的未来
在陈映真所写的《中国人民不能因怕犯错而裹足不前》一文中，陈认为中国目前实行的是「类资本主义」，但是他并没有解释什么是「类资本主义」。从他的文章中去理解「类资本主义」好像是类似资本主义，却又不完全是资本主义。因为不完全是资本主义，所以陈得出了中国这样「类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会使中国变成帝国主义。并由此得出中国的发展有「改变既有单极独霸、美国中心的世界秩序的可能性」，果真如此将会有助于世界和平。陈映真并且借用德国驻华大使的话说：「但看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现在的答案。也许有些政策在日后看来是错误的——而有些是正确的，但中国人民却不能因为担心犯错而裹足不前⋯⋯」。
陈映真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是乐观的，他说：「对中国发展的批评和低度评价由来已久，但至今十几二十年来这些批判与负面预测，没有一条成真。科学、富有创见的评估和认识中国的工业化之发展社会学的意义，成为急迫的理论课题了。」
我当然不认为我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评估有什么创见，或许也不够科学。但是还是要提出我自己的观察和分析来供大家讨论。我对中国未来十年经济发展的评估是悲观多于乐观。我的评估是根据下面几个原因：
第一，未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困难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的农业在过去二十五年没有现代化的发展。中国今天农业的现状不是当初农业改革所希望的结果。当初在人民公社解体后，资本主义改革派所希望的是发展现代化的大型企业农场。在农民分地的过程中，官方一直强调农田应该向种田能手集中来发展专业户。但是二十多年改革的结果，除了原国有农场变成企业式的经营外，现代化农场成功的例子很少。不成功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农民不肯放弃农地，另外一个是资本没有投向农业的积极性。今天中国的农业问题非常严重，中国大多数人口仍然停留在农村，但是农村经济不振，他们处于半失业状况，农民收入低，许多农户靠家人在城市打工寄回来的钱生活。
上面已经提过中国的农业因各种自然生态破坏所引起的问题，这里不再重复。农业发展的落后将不能供给城市所需的粮食和工业所需的原料。农民收入低，国内市场则无法扩张（注十二）。农业不能现代化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阻碍之一。
第二，因为国内市场不能扩张，因此造成中国制造业的生产设备利用率过低的问题。在《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03）——世界分工体系中的中国制造业》中有这样的报告：「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结果，1995年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的有半数产品，其中照相胶卷仅为13.3%，电影胶片25.5%，电话单机51.4%，彩电46.1%，家用洗衣机43.4%，空调器30%，自行车54.5%，内燃机43.8%。国家经贸委2002年上半年主要商品供求情况调查表明，600种重要商品中，供过于求的商品占86.3%，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占13.7%，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27页）。在一篇纽约时报杂志的报导中也强调中国生产设备产能过剩的问题，这篇文章说中国近90%的产业都是供过于求（New York times Magazine，2004年7月4日，30）。
中国近年来能够维持经济高成长率的原因之一就是对制造业（包括出口制造业）生产设备大量的投资，另外的原因就是大量的房屋建筑和公路及其它交通设施的投资。但是生产设备的投资因为消费市场无法扩大而存在着大量的没有利用的剩余产能。像彩电的生产能力利用率是46.1%，也就是说有53.9%彩电生产设备是被闲置没有用来生产。人民的收入不够高，消费市场扩张不够快，是资本主义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近二十年来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而且日趋严重。
第三，中国用出口来带动经济的策略不能持续。就因为世界生产供过于求的问题日趋严重，中国出口增加的速度必然要下降。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出超是靠中国借钱给美国来维持的。美国对世界各国的贸易的大量入超不可能长久下去，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是必然的，只是时间的问题。如果我们用过去二十年的发展作为借镜的话，危机到来时，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一定会将危机所造成的灾害转嫁给发展落后国家，由落后国家的劳动人民来承担（注十三）。
第四，从中国的进出口来看，中国在技术上无法与美国、欧盟和日本兢争，中国的进出口没能脱离其它资本主义发展落后国家所处的劣势。中国的制造业虽然增长很快，但是它生产制造业装备的能力却非常的薄弱。在上面提到的这本工业发展报告中，报告者们这样说：「我国装备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利用率也只有50%多，国内市场急需的许多重大技术装备、专用设备、仪器仪表等技术密集性产品每年大量进口。」（28页）。在这一段的批注中，报告者们用两个例子加以说明：在中国化纤制造设备的进口占国内市场需求的80%以上；石油化工装备、轿车工业装备、数控机床等设备的进口占国内总需求的70%以上（同上）。根据这个报告，中国除了装备方面的技术落后外，在许多产品的生产中，很多重要技术和组件都得靠进口（27页），因此跟许多发展落后国家相似，中国的出口还是得依靠进口的技术装备、精密的仪器和各种零组件。中国的出口大部分还是利用廉价劳工所争取到的出口市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下，中国的生产技术无法追赶美、欧或日本。
第五，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这个组织来说，的确像英国的《金融时报》所说「不只是重要的，甚至是关键的」。事实上，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是重要的和关键的。就是因为这样，中国经过了15年的谈判后。接受了加入WTO的苛刻条件，在2001年进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入世贸的这些条件将便利于跨国资本加强对中国经济的控制。除了大幅降低进口关税和取消许多进口限额外，中国将国内的服务业市场对外开放，服务业市场中最重要的就是金融业。中国同意在加入WTO之后的几年中，将国内几项重要的劳务市场开放，其中包括金融行业（银行、保险、证券等）、通讯、法律、会计、管理的咨询，并且开放外国的工程师、建筑师、都市规划师、医疗和计算机等专业人员到中国开业。另外，中国将取消所有对外国在中国的零售业、批发业、和修理与维修等行业的限制。
在入世贸前，中国对外国商业银行在中国的业务有很严格的限制，外国银行只能在几个大城市营业，而且只可以进行外币的交易，不能进行人民币的交易。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从2005年开始，中国就必须取消在地区上对外国银行的限制，再过两年之后，外国银行可以进入以人民币与当地企业的交易，三年后 (2008年）外国银行可以接受个人的存款，也可以贷款给个人。五年之后（2010年），外国银行将享有与本国银行同样的权利（所谓full national treatment）（Lardy，70，73-74）。近两年来国际的超级大银行（像Bank of America 和Royal Bank of Scotland Group）大笔投资中国正是进行对中国金融进一步控制（华尔街日报，2005年 8月 22日，C14）。中国加入WTO对国际垄断资本进一步控制中国的贸易和对中国的投资的确是重要的和关键的。
最后一点是在过去二十五年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中国的自然资源环境受到极大的创伤。资本主义的发展向来都是对自然资源和环境进行掠夺的，但是资本主义帝国可以将对资源和环境掠夺所造成的创伤转嫁给落后国家。中国尚称不上一个帝国，无法将资源和环境的破坏转嫁。事实上，中国大陆和台湾一样，在发展以出口来带动经济成长的策略下，必须承受由资本主义帝国转嫁过来的对自然资源和环境所造成的伤害。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大量出口是在牺牲自己的资源和环境完成的。为了增加出口，中国大陆和台湾都不去计算对自然资源和环境损伤的成本。过去的台湾和今天的中国大陆，纺织业的大量出口都是将干净的纺织品和成衣出口，把生产数倍于自已消费所造成的污染留下。为了出口建立起来的制造业消耗大量的能源和水资源。这样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高度、快速掠夺是无法持续的。基于以上原因，我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远景是不看好的。我们不能将短期的国民所得的增长率等同于长期的经济发展。台湾用出口来带动国民所得的增长所造成的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灾害，以及今天台湾经济所面临的困境应该可以作为中国大陆的借镜。
六、总结
毛泽东在1940年完成〈新民主主义论〉，那时他说明了在帝国主义之下争取资本主义旧民主的时代已经过去，只有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才能救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下一步就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这篇论文的结论是从中国人民在多年流血斗争经验中所得到的。在帝国主义下，落后国家无法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拉丁美洲的人民在战后的四十年中，吃了多少苦头才终于了解，他们国家的资产阶级过于弱小，无法领导他们反帝，因此他们无法挣脱各帝国的控制来独立发展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帝国在世界发生经济危机时，利用「全球化」把危机所造成的灾害转嫁给他们来承担。
中国人民在过去二十五年中，又再度体验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中国广大的劳动人民是有智慧的，他们经历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他们面对着两个截然不同社会，他们不会「裹足不前」，他们会作出自己的选择。◎

注一：除了工人罢工权外，宪法还保证了「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
注二：企业的考核标准是：多、快、好、省。
注三：工人工资分为八个等级，除了少许因生活费用差异所作的调整外，全国国有企业的工资同一标准。
注四：此本书原是中文，是在写"Labor Reform: Mao vs Deng. "文章时用的参考数据，但是本书目前已经遗失。
注五：食堂的一切除食物外的开销（食堂水电等一切费用和厨师的工资）都由工厂负责支付。
注六：有的只有小学，有的有中学。
注七：学徒的工资每月从18元人民币开始，一级工的工资约40元，随着工资等级的提高每月可达 70-80元，技术工人每月可拿一百多元。
注八：工农的矛盾是因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存之间的矛盾。
注九：Bettelheim对文化大革命重要性的分析非常深刻，这里限于篇幅无法多作介绍。
注十：有些名为集体所有，但是由农村的官僚所控制。
注十一：1984年到1985年时，日常消费品价格上涨加快，工人用「奖金」用来补偿他们实质工资下降。
注十二：日本虽然也是小农经济，但是日本的农业是现代化的农业。在战后经济快速发展时，日本的农业人口占40%，日本政府用大量经费补助农业。今天中国的所谓三农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农村缺少资本，私人资本不但不投向农村还从农村抽走。政府也不将钱投向农业。除非政府对农业大量补贴，中国的农业无法现代化，但是中国政府在目前的发展下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意愿。
注十三：有关这方面的分析请见：金宝瑜着，《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危机》。
参考数据

中文

1.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8。
2. Hart-Landsburg 与 Burkett ，《中国与社会主义：市场改革和阶级斗争》译文《批判与再造》（10 期，11期，12期和15期）。
3. 祝东力，〈经济转轨的前景〉，《批判与再造》（13期）。
4. 老田，〈「邓小平过程」为什么是可能的〉，《批判与再造》（14期）。
5. 陆学艺，《「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6. 陈映真，〈「中国人民不能因怕犯错而裹足不前」〉《批判与再造》（20期）。
7. 吴一庆，〈从阶级关系反思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批判与再造》（21期）。
8.《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03）——世界分工体系中的中国制造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
9. 金宝瑜，〈中国农业发展与问题〉，《批判与再造》（20期）。
10. 金宝瑜，《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危机》，巨流图书公司，2005。
英文

2祝东力 经济转轨的前景——《中国与社会主义》读后

对于生活在中国大陆，并身历目睹了这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全过程的观察者来说，现实的中国究竟姓“社”姓“资”——这至少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就已经是一个无需讨论的问题了。因为，中国自1990年代以来的社会进程，一言以蔽之，就是威权政治+市场经济+私有化，同时伴以持续增长、吏治腐败、贫富分化以及消费文化的勃兴。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这种“九十年代的状况”，才悖论般地导致社会主义的思想，在经历了多年暗淡和沉沦之后，重新在体制外的民间知识界复活并成长。

由此看来，Martin Hart-Landsberg和Paul Burkett合着的长文《中国与社会主义——市场改革与阶级斗争》（原载于美国《每月评论》，由台湾《批判与再造》杂志译介）仍以“中国大陆的社会经济制度”姓“社”姓“资”作为讨论的重点，缠绕于这样的问题，至少对于中国大陆的广大读者来说，是缺少针对性的。

一、

在中国，革命来了又走了，留下一小批其精神上的孤儿，徘徊在后革命时代的废墟之间。对于他们来说，当下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或许是重新梳理历史的脉络，重新解释历史，特别是重新解释近代以来历史中的关键，即革命的降临和革命的离去——《中国与社会主义》一文所反复论说的“经济转轨” 就正是革命离去的一个结果。

从近代以来的历史看，历次革命的起源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就是由于统治集团在国际竞争中连续失败，导致矛盾内卷化，最终引发国内社会革命。以近代以来世界史上影响最大的三次革命为例：1756年到1763年，英国与法国在世界范围争霸，史称“七年战争”；结果，法国丢失了北美洲和印度的全部殖民地，英国上升为日不落帝国，英语成为世界性语言；同时，由于长期战争特别是由于战败，法国陷入财政危机，终于爆发了1789年革命。同理，在1904-05年的日俄战争中，俄国被东方的蕞尔小国击败，特别是波罗的海舰队全军覆没；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面对德奥联军的攻势，俄国又迅速损失了250万军队、15%的领土、10%的铁路、30%的工业和20%的平民人口；于是，在大战结束前的1917年，俄国接连发生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自1840年以来，中国在列强的打击下从古典文明的崩溃直到1949年的社会革命，更是上述历史规律的一次证明。

革命的爆发是由于对外竞争失败导致国内矛盾激化。反过来，革命成功之后，各国又纷纷经历了一个保守化的“恢复秩序”的过程。在法国，热月政变推翻了雅各布宾政权，最终迎来了拿破仑帝国；在苏联，斯大林清洗了反对派，重建官僚机器；在中国，旷日持久的革命则以1976年10月“文革”派的被清算而告结束。经过革命风暴的洗礼，新的统治集团获得了今非昔比的力量和资源。因而，在重建秩序之后，一方面，是国内更激进的政治诉求被阻挡和压制；另一方面，统治集团则以新的姿态再度参与国际竞争。于是我们看到，历次革命的结果，是拿破仑横扫欧洲，是苏联赢得卫国战争并同整个西方争霸，在今日中国则是所谓“和平崛起”。

革命之前是国际竞争失败，革命之后是新的统治集团以壮大了的实力重新参与对外竞争，在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这就是革命的“前因”和革命的“后果”。关键在于，近代以来常规的政治、经济或军事斗争主要还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进行的。革命，以社会阶级为基本单位，是这种斗争的特殊形式。

    二、

《中国与社会主义》从出口贸易、外国投资和国内阶级关系等方面论述了中国经济转轨的各种情况及其所导致的诸多矛盾。对这些情况和矛盾，近年来的报刊和网络上已有不少分析文章。比较起来，《中国与社会主义》的特点，一是相当系统和全面，二是将这些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提升到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并更进一步，提升到有关中国与东亚区域发展远景的讨论。后一点是本文所感兴趣的。

例如，两位作者认为现实的中国并非社会主义，这便提出了一个问题：以往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吗？也是，也不是。

40多年前，在中国大陆的鸣放运动、双百方针和大跃进遭受不同程度的挫折之后，从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毛泽东专门阅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做了大量批注和谈话。这部《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现仍未公开出版，但却是毛泽东晚期思想极为重要的资料。苏联教科书第23章讲到1936年新宪法时，论述了苏联公民或劳动者享有的各种权利，包括“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毛泽东在这段文字旁醒目地批注道：“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并发表议论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这段围绕苏联教科书所发的议论当然也针对着中国的情况。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无疑具备了社会主义性质，即生产资料归全民或集体所有，生产的目的是为使用而不是为利润，以及按照计划组织生产，等等。从中国公民或劳动者的立场看，他们享受或正逐步享受着上述苏联教科书所提及的各种社会经济权利。但是，另一方面，公民或劳动者在享受社会经济权利的同时，却并未享有社会政治权利，即“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当时的中国，由一个红色官僚集团（具有共产主义信仰）自上而下地进行管理或统治。问题是，这个信仰上的“红”可能褪色，逐渐变成“白”，而“白”进一步还可能变成“黑”。因此，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不完善的，只能说是一种“国家社会主义”，而不是“人民社会主义”。

因此，毛泽东在数年后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其目的，简言之，就是为了使国家社会主义落实为人民社会主义。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这是因为，劳动者管理国家不仅仅是一个民主权利的问题，而且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否能够持续存在的根本保证。

“文革”流产后不久，中国当代史的“新时期”登场了。从那时起，中国从原先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转型为国家资本支配下的混合型经济，具备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一切特征。这个转型在1992年以后完成，劳动者原先所享有的劳动、教育、医疗等社会经济权利逐一丧失，令人联想到毛泽东几十年前的预言。与此同时，相反相成，毛泽东思想在民间复活，知识界局部悄然左转。

                             三、

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是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和较量的结果。现实走到这一步，说到底，仍是人民力量弱小的表现。这一点，从“文革”初期各派群众组织的混乱无序和今日工农群众的沉寂无为，即可略见一斑。

“力量弱小”将是一个长期的现实。在这种现实条件下，像《中国与社会主义》第五章结论部分所侈谈的“以劳动人民的需要与能力为本的发展战略”，就显得是一种空中楼阁。因为，在当今官、产、学三界精英结为一体的社会结构内，自上而下的根本性的路线转变绝无可能发生。与此同时，“力量弱小”的现实不彻底改变，即使因矛盾内卷化而自下而上地再度爆发社会革命，也仍然将轮回般地重复以往革命的“前因后果”。

当今以及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民族国家”仍将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基本单位，它并不是那些后现代理论家轻薄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一词所能概括的。就中国而言，如果在当前新一轮的对外竞争中失败，那么就可以期待另一场人民革命。即使是再度“轮回”，人民也至少将获得一次把握历史的机会。同时，如果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巨大的东亚之角塌陷，也势必将引发全球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反过来，如果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胜出，那么就意味着世界范围的资源、市场、财富和权力将重新分割，作为十几亿人口的巨大经济体，中国就可能逐步改变五百年以来在西方主导下形成的全球格局，即，自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以来所形成的，以西方为中心的不平等的国际政经秩序将被彻底改观。那将同样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坍塌的日子，各种社会力量——包括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实践将获得一次全新的机会。作为两种殊途同归的前景，它们或许就是当前经济转轨的“悬念”。

3每月评论：重新解读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

英文原著:Yi-Qing  Wu译:关晨引（台湾） 译文 经作者校正

英文原文刊于Monthly Review(《每月评论》杂志)

2005年第11期
      

美国左翼杂志《每月评论》2004年专刊《中国与社会主义：市场改革和阶级斗争》（注二）对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是一篇既重要又及时的批判性文献。在中国走向市场道路的四分之一个多世纪后，现在正是深刻反思和严加检讨的良机。
        作者Martin Hart-Landsberg和Paul
       Burkett都是资深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专治东亚经济发展问题，著作颇丰。他们指出，「市场改革」已从最根本上颠覆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他们认为，经济自由化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正表现了资本主义体系内在固有的对抗性矛盾。「市场社会主义」充其量只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一种势必要逐步蜕化的、极不稳定的社会形态：「中国政府的『市场改革』规划，本意是要恢复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其结果却造成了国家越来越走向资本主义道路，日益深陷外国的支配。」（p.7）他们更进一步揭示市场改革如何孕育出自身的动力——在每个发展阶段上如何「产生新的紧张关系与矛盾，而这又只有通过进一步扩大市场的力量才能缓解，于是造成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日益发展和巩固」。(p.31)
      此外，他们坚持以阶级观点作为批判的基础，这种勇气在当前喧嚣一时有很多人都认为阶级观点已经过时的意识形态氛围中，是十分令人钦佩的。
        中国的改革中所产生的诸如不平等、贫穷和剥削等反映阶级两极分化的现象，皆为资本主义市场化过程的必然结果。因此，阶级矛盾这个至关紧要的问题，万万不可轻易被新自由主义者妄称的「过渡」现象所掩饰。在这些方面，《中国与社会主义》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论点，作者关涉的主题包括了历史、阶级和社会主义等各方面。这些至为重要的问题很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在本文中，我将提出一些可继续推进他们观点的概略看法。

        「邓路线」的背后是什么？

       《中国与社会主义》一书对「社会主义市场改革」道路提出严厉批判，这一问题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当代中国的范围。近年来，「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甚为流行，成为左翼的政治理论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主要关注所在。他们的支持者们尝试设计了多种可把社会主义价值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的模式。但其批评者们则对这些模式能否自圆其说、是否可取、甚至是否可行，都表示很大怀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曼德尔（Ernest  Mandel）和诺夫（Alec Nove）之间的那场著名论争中，曼德尔这位「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批评者坚持认为，这场论争所关注的问题，不是具体的改革策略，亦非市场所要修补的经济功能失调。曼德尔说：

      我们的辩论只围绕两个问题：马克思所构想的社会主义——即由自由联合的生产者自主管理，而商品生产（市场经济）、社会阶级和国家都已消亡的社会——首先是否可行？其次是否可求？（注三）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市场社会主义」所涉及到的，并非只是抽象的道德理念或社会模式设计的问题，更为关键的是社会历史过程展开的具体方式。通过考察中国市场改革的历史进程，Hart-Landsberg和Burkett有效地矫正了曼德尔这位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泰斗在有些问题上罔顾历史的抽象思维方法。

         就总体而言，当代左翼思想大多对于「市场」怀有甚为负面的看法。甚至那些相对同情「市场改革」的人，往往也只是把市场视为必要之恶，认为只有严加管制才得以容忍。至少在有些左翼人士看来，市场和商品关系与社会主义根本不兼容。社会主义改革一旦接受了市场，终将由缓而急，直至最后跌入资本主义的深渊。他们认为，无论从历史还是结构的角度，市场与商品关系都只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社会主义和市场之间存在着无法跨越的鸿沟。因而最根本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和重振为何一定要走「市场道路」？

        《中国与社会主义》批评「市场道路」导致资本主义在中国全面复辟，也不外乎上述的看法。作者用「两条路线」这一曾经十分流行的命题来代表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他们认为，正是中国政府的市场改革政策——特别是被官方颂扬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的政策路线——精明地策划和实现了中国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的大逆转：

      党主张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需要提高国家生产力，而非进一步实验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且根据邓的思想，要提高生产力最好是多利用市场。(p.30)

        《每月评论》的两位主编Harry Magdoff和John Bellamy
        Foster在为《中国与社会主义》作的长篇「编者按语」中指出，后毛泽东时代「统治意识形态的回转」，实际源自中国社会主义前期在阶级意识形态上的重大分歧：

        从中国的经验中明晰可见，即使在工商业国营化之后，阶级斗争的基础依旧存在。旧社会的意识形态并未在革命成功后烟消云散，旧思想仍然盘旋不去，和社会主义道路格格不和。而官僚精英集团潜在的和实质的顽抗，尊卑等级制度的延续，创建人民民主制度过程中所涉及到的一系列复杂因素等等，也都造成紧张对立的关系。这样，阶级斗争的形式尽管与过去有所不同，仍以各种方式持续存在。实际上，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甚至有些身居党内高位的人也想走「资本主义道路」。(p.3-4)

       照此观点，毛泽东遏制革命的倒退趋势曾获得一定的成功，但不久即遭到对手重挫。此后，一小撮「走资派」在党内的势力日益壮大，运用政府权力逐步强制推行资本主义道路，终于得以逆转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时至今日，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已大体完成。

       这些对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和后毛时代改革的分析与批判观点具有悠久的历史。在西方左翼思想界，《每月评论》杂志是代表这一批判性传统的最重要的论坛。（注四）在现今被高度压缩的意识形态气氛里，这个曾经有过重要影响力的传统甚至在左翼圈内亦已趋于式微。但是，《每月评论》一贯坚持阶级分析的观点，依然是我们极为宝贵的理论资源。然而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对其有关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本质的某些基本观点，我们仍需作严格的检视和梳理。只有这样，才能更为充分的发挥这一左翼传统的批判性潜力。

       很明显，在此还有一个方法论上的基本问题。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n）曾说过，在一出戏里，演员的地位固然非常重要，但这未必一定意味他们同时又必须充当剧作家、制作人、或者舞台设计。顺着霍布斯邦的这一思路，我认为，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考虑后社会主义市场改革的问题：多作一些具体的历史分析，少来一些抽象的概念二元论。「市场社会主义」能否在逻辑上自圆其说？是否能导向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些问题，我想是十分值得在理论上展开讨论的。然而我认为，我们的任务不只是在与世隔绝的政治学实验室里设计未来世界的乌托邦蓝图：我们同时也必须着力考察问题的另一层面，即现实历史进程的一面。市场手段通常被用来解决社会主义所遇到的困难，但其具体政治意义必须放在特定的阶级历史背景中来理解。

        因此我们不妨问，所谓的「意识形态路线」，是由何种阶级关系决定的？我们能否把「市场改革」仅仅理解为由领导阶层所设计的政策取向？我们如何才能把市场所派生的阶级分化结果，和改革的阶级动因联系在一起考察？「市场」要改革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应该如何从历史的眼光加以界定？最后，至关重要的是，「市场路线」背后所真正代表的，究竟是什么？

中国社会主义中的阶级关系

       对中国社会主义作历史的、批判性的检视，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它当前的演化趋向及内在机制。在这方面，《中国与社会主义》已提出了一些看法。例如作者承认，尽管中国革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中国人民还远未实现社会主义的许诺」(p.8)。他们在讨论毛后时代改革的历史脉络的时候，提及中国社会主义中现实存在的诸多缺陷和问题，包括频繁的政治动荡，低水平的生活质量，低效率的经济管理，存在官僚特权，缺乏社会主义民主，等等。但是这类批评很多人早已提出过，而且，仅仅在口头上数落中国社会主义的缺陷，并不等同提出任何实质性的见解。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如何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更深入地理解这些缺陷的历史和现实内涵。

        中国社会主义中的阶级关系是个极为复杂的议题，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理论意义。柯劳斯（Richard Kraus）的《中国社会主义中的阶级冲突》无疑是有关这一问题的最佳著作，他写道，「迄今仍然没有令人满意的理论可用于分析社会主义的阶级关系」，（注五）他于二十多年前所说的的这句话，至今还显得十分真切。

       我们应当如何界定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阶级关系？应从何处入手？自从30年代托洛斯基对斯大林主义提出批判开始，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对「苏式」社会主义的阶级特质曾展开过激烈的辩论。简言之，这些争辩的核心，主要围绕在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上：第一，国家式社会主义中是否存在统治阶级；第二，如何定义统治阶级的阶级特征，它是否构成所谓的「资产阶级」或「国家资本家阶级」(state-capitalist class)？第三，应该如何描述此类社会和国家的阶级本质，它们究竟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或者诚如托洛斯基本人所道，是「蜕化变质的工人阶级国家」？六、七十年以来，这些辩论产生过许多深刻而富有洞察力的看法。（注六）我们今日对中国社会主义演变的考察，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思想界延续多年的讨论中获取到很多宝贵的养料。

         然而，为了进一步认识中国市场道路，我认为采用一种较有弹性的处理方式也许更为恰当，最终也会更有成效。用通俗的话说，我们的工作不是去到处张贴政治标签——中国到底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抑或是「社会主义」多一点还是「资本主义」多一点——这是迂腐的学究做法。我们不妨从某些最基本的事实入手，寻找和厘清中国社会主义阶级分化的基本特征，而无需急于对国家的阶级特质作最后的结论。阶级观点的精髓并不在于提供一种分类学的依据，而是如何将其辩证地运用于探究社会历史变迁的内在动力。

        任何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批判，首先都不应否认这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即，现代中国革命具有很明确的社会主义目标，亦取得了十分巨大的成就。领导中国革命的马列主义政党拥有广泛的民众基础，漫长的革命斗争历史粉碎了剥削与压迫深重的半传统半殖民政体，将一个日益朽败的帝国塑造成现代民族国家。1949年建国后，新生的国家政权藉由征收私有者的财产迅速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但是，在承认这些革命成就的前提下，我们也应当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极为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就社会生产关系而言，广大劳工阶级并不真正实际掌握社会生产资料，社会资产事实上是由国家官僚体制所掌控，而这一庞大的权力机构又未能交由大众有效监管。

       这一基本事实应构成我们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及其历史演变的理论起点。问题的关键在于，尽管广大劳动阶级获得了相当的社会经济权益，但在最根本层面上，新生的国家仍维持或复制了他们被剥夺和被支配的社会地位。引发中国革命的主要历史因素是深重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以及帝国主义入侵所带来的社会动荡，而大众的无产阶级化并非革命的主要历史原因。普遍无产阶级化就根本而言是在革命胜利后完成的：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农村集体化和城市工商业国有化（当时分别称作农村和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大体趋于完成。因此，社会的全面普罗化是新生国家全方位控制生产资源的直接历史结果。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社会生产资料的国家化并未伴随着国家权力的社会化，这也就是说，新生的革命国家没有能够创建出一种政治架构让广大民众有效地监督和控管其权力。（注七）在这一背景下，所谓「社会财产」、「集体财产」或「公有制」只不过是中小学生教科书上的口号，只是法律上的一个虚构。尽管群众运动在中国社会主义中始终扮演了出场率最高的角色，但由于没有切实有效的制度来保障广大民众真正享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权利，其结果必然导致民众政治活动在实质上受到严重的局限。

       现在回过头来看，新生的革命国家从一开始就已经疏离了它原本的社会基础。尽管在建国初期，大众阶级和统治阶层之间的联系要比现在紧密的多，革命历史记忆的神圣性依旧光鲜，大众斗争的传统依然相对强健。造成这种政治局限性的历史背景相当复杂。原因之一是，新生的国家是在艰难的革命斗争和反革命暴力的历史条件下建立的，这些困难无疑限制了革命国家进一步发挥其自身的创造性潜能。这些问题十分重要，但属于另一议题，应该分开讨论。（注八）这里我想强调的只是这一局限性的历史现实。我认为，任何想基于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批判当今中国资本主义转型的尝试，都应从承认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客观的历史局限性出发，并进一步分析其长远的政治后果。

            市场化和统治阶级的形成

         我想明确澄清一点，我的意图绝非谴责中国社会主义过去的失败。我们所面对问题的焦点，是如何更为深入地探究中国现今的转型过程。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国家权力的异化并不等于说官僚阶层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发育成熟的统治阶级或资产阶级。我们必须牢记的是，阶级的结构(class structure)和阶级的形成与发育(class formation)是两个全然不同层面上的问题。我们完全有必要在结构位置(structural position)和发展潜能(developmental potential)这两个概念之间作一个明确的区分：后者通常受到前者的制约，但又并非完全被结构关系所单方面决定。在分析阶级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以便把结构和历史的层面有机地结合起来。

        Hart-Landsberg和Burkett在《中国与社会主义》中得出的结论令人高度信服，即中国旨在振兴社会主义的「市场道路」已完全挫败，中国正在全面滑入资本主义。我的观点和他们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如何解释这一历史过程。市场改革不是在社会和政治的真空状态中发生的。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曾写道：「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通常不如所愿」。

        我认为，「市场改革」必然是在受到现存社会阶级关系的制约下实现的。新的「市场社会」绝非中南海的「总设计师」或华盛顿的新自由主义企划师可任意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历史黏土。因此，我们必须认清「市场改革」的历史背景，并努力把握其中的政治和历史涵义。市场与社会主义间无疑存在严重的冲突，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实现必须以中国特有的政治和阶级结构为其历史前提。

        在中国，市场化的实现往往伴随着既有统治阶级特权的扩大与加剧。资本和权力间的非神圣同盟标志着新的阶级联盟关系的形成。特权在一个对官僚权力「相对友善」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找到了新的位置和出路，从而更进一步恶化和加剧了市场自身所带来的不平等。

        因此，如果我们说是市场导致了「资本主义复辟」的话，那在相当程度上只是说，它为官僚统治阶级的成长提供了崭新的、更为有利的机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统治阶级的发育是一个长期而连续的过程，在很长时期内可能只是一些尚未明显定型的趋向或可能性。但是，这些可能的趋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会逐步分化、加速发展、甚至于有所突破，而所谓的市场，正为其提供了「友善」的条件和环境。在市场条件下，统治集团可以使用其垄断的政治权力以获取直接的经济利益，且将国家的公共财产轻而易举地转变为私人资本。这也就是说，市场化进程未必会彻底改变社会阶级结构和力量组织。但毫无疑问的是，在一党专制的国家，它推行的市场化必然会增加和扩大统治集团运用其权力的能力和渠道，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社会阶级力量和权力的运作方式。

       统治阶级形成和发育的过程固然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制约，然而在一定的时期内，它们也可能显示出某些「未定型」或「不平衡」的特征。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做一些额外的说明。在前一节中我曾提到，有关国家式社会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诸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曾有过延续几十年的激烈讨论。我们对中国改革的分析应尽量利用这些理论资源，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就可以简单直接借用现成的学理概念。

       哈曼（Chris Harman，英国马克思主义刊物《世界社会主义》的主编）对于苏联、东欧发生的巨变有过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他认为，苏联、东欧的资本主义转型既不是向后倒退，也不是往前的跃进，而是从一条轨道到另一条轨道的「横跨一步」(a step sideways)，即资本主义的自身改造。同样海因斯（Mike Haynes）也说过，这只不过是「同一生产方式自身内部的重组，是资本主义具体形态的转变，抑或是从主要由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转变为更以市场和国家混合的形式」。（注九）假如我们能够直接借用这些说法，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问题将会变得容易的多。但是，用这种方式来处理中国社会主义及其资本主义转型的问题，则不免失之过于简单化。

       我们不妨这么说，迄今有关「国家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讨论，主要是围绕对社会生产方式的静态结构分析。但是，如果我们能将这些讨论的要点纳入一个更宽阔的动态历史视野中，这对我们手中的批判工作将大有裨益。我的看法其实很简单，即，在某一特定时间或历史横切面上（例如1964年的中国），统治阶层未必已经演化为一个发育成熟的资产阶级、或完全成形的统治阶级；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他们没有潜能往那个方向发展。某些结构性的内在发展趋势，因原先受到各种历史因素（例如大众斗争传统、革命意识形态等）的压制而暂时处于潜伏状态。但是，一当环境或土壤「成熟」的时候，一旦有了新的制度机制（比如市场）为之提供条件，它们就会蓬勃发展起来，甚至获得突破性的发展。

      但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通常将阶级定义为在结构地位和利益上相互对抗的不同团体，国家机器只是阶级矛盾激化的产物，它必然是统治阶级的暴力工具。从这个角度看，我刚才提出的观点似乎会遇到一些严重困难：例如，我们能否想象出如此一种情形，即只存在被统治和被剥削阶级，但没有与之相应的一个发育成形的统治阶级？单单只讨论国家，而对于构成国家基础的统治阶级却避而不谈，这难道不是很荒谬吗？或者说，我们能否在没有充分完整的阶级形成(class formation)的前提下，去谈论「阶级功能」(class function)的问题？

      但事实上，如果我们能把眼光从常规历史框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哪怕是一点点，如果我们能采纳一个更为宽阔的历史视野，那么，这些表面上的「失衡」或「瘸腿」的理论困难其实并不那么真正令人忧虑。我们不妨可以这么说，和那些简洁雅致的学理框架相比，实际的历史过程和事件肯定要杂乱无章得多，对此我们完全不必感到任何的惊讶。在历史的长河中，阶级的主体和位置在不断地形成、重组甚至于解体。历史就好比拼图游戏一般，我们很难期待成千上万的拼图块（历史事件）会同时魔幻般的落到它们该去的位置。这种理论家头脑中的天堂，在现实中是永远不会存在的。

      从这一角度来看，过去二十多年正是中国统治阶级的分化、加速、和最后开花结果的阶段。这一过程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官僚特权化现象就已开始，（注十）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官倒」和「腐败」浪潮中开始加速，最后在九十年代后期的激进私有化大潮中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一个「官僚资本家阶级」正以令人吃惊的速度成形，他们以任何可能的手段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国有财产转化为私产，这理所当然地可称得上是「黑帮资本主义」。（注十一）
       但是，仅仅把这些行为谴责为「腐败」，则从根本上忽略了它们的历史和政治涵义。只有把它们置于国家重构和资本积累的宏观框架中，这样的议题才会凸现出它们应有的意义。

      中国今日正在发生的无疑是一场社会「大转型」，亦即通常所说的资本原始积累的野蛮过程。然而，我们必需要牢记这场「大转型」的特定历史背景。具体的说，中国当前的私有化和资本积累通常由某些特定的阶级力量（即官僚当权派以及他们的亲朋好友）充当先锋。而公有财产全面转化为私有资本，事实上只是政治权力私有化这一更为基本的过程的一个侧面。（注十二）因此，官僚集团对于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垄断，是我们理解中国当前「资本主义复辟」的要害所在。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证明「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的「原始性」或所谓「初级阶段」——这一点已毫无疑问，而更在于如何理解官僚阶级在中国朝向资本主义演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简要的说，若不彻底改造社会阶级结构及其权力基础，仅仅加入一些「市场机制」的点缀或装饰，是不可能轻易改革官僚国家社会主义的。任何市场或「经济自由化」的措施无可避免要受到原有阶级结构的制约和束缚，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和政治矛盾的更进一步恶化。只有从这种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中国的所谓「市场社会主义」之路是必然走不通的。

            「革命后社会」和统治阶级力量：重探Sweezy-Bettelheim之争

        同样从阶级分析的观点出发，我们也可以换一种视野来看待「市场社会主义」的问题：即从统治阶级力量的角度。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三十多年前在《每月评论》杂志上展开的那场著名的Sweezy-Bettelheim争论。他们的讨论主要围绕着两个议题：首先，如何从阶级力量关系的角度来解释「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其次，怎样说明现有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性质。这些议题，和我们今日所关心的问题有着极大的关系。

      早在「市场社会主义」成为风行时尚以前，史威济（Paul  Sweezy）（注十三）就已直言不讳地对之提出批判。对史威济来说，市场对「社会主义制度构成持久的威胁，若不加以严格的限制和控管，必会导致恶化和逆退」。（注十四）贝特海姆（Charles Bettelheim）（注十五）对史威济的批评颇有同感，但他依据从研究早期苏联史中发展出来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提出一套不同的意见。

        根据贝特海姆的看法，市场关系的存在只是表面问题，只是「表现」、「结果」，而不是深层原因。它们仅仅表达更为基本的政治关系，即社会中的阶级力量组织和结构；在现行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市场关系只是表现了这么一种情况，即「无产阶级对新生资产阶级已失去其原有的权力，结果，修正主义的领导路线成为今日新资产阶级的政治工具」(同上，p.29)。对贝特海姆来说，这才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自由化」的真正阶级根源—「如果资产阶级统治的复辟伴随着市场作用的扩张，这显然是因为若不全面恢复市场关系，资产阶级就无法完全取得支配地位」(p.20)。

       在史威济有关「革命后社会」(post-revolutionary society)的一系列重要陈述中，他和贝特海姆大体都同意「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具有阶级分层的特征，尽管他们在如何概括这个阶级特征的具体性质上还有着显着的分歧。史威济对于「革命后社会」呈现阶级分化的特性曾有毫不含糊的论述：

        资本主义社会和革命后社会最重要的差别在于，资本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已被打破，由新的统治阶级的直接统治所取代。新兴统治阶级的权力来自它对国家权力的全面控制以及多种多样的强制机构。这也意味，由无产的劳动阶级所生产的社会剩余产品的利用，不再受价值法则和资本积累规律的直接支配，而是成为包括了阶级斗争但又不仅是阶级斗争的政治过程和政治斗争的焦点。（注十六）

       但和贝特海姆的「国家资本主义」观点相异，史威济认为「革命后社会」是个「两不像」，它既非社会主义亦非资本主义。对史威济来说，尽管阶级分化和阶级统治是这种社会形式的基本历史特征，但它仍或多或少带有不确定性，即呈现属于过渡期的「双向车道」(two-way street) 的社会动力学特征：

       革命后的社会不只包含了继承自数千年阶级社会的矛盾，更同时生产和再生产自身的新型矛盾。革命并未提供最终的解决之道，它仅开启了朝向消灭阶级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性。但是这个可能性的存在同时也蕴含了其对立面，即倒退至重新确立剥削阶级的可能性。新剥削阶级的基础不是私人占有生产数据，而在于掌握了全面控制社会的国家压迫机器。(同上，p.95)

       史威济接着指出，革命运动要朝社会主义迈进需要一个以先进意识形态为导向的「国家权力和经济政策」，即「党的领导和指挥深深扎根在劳动阶级中，致力于解放劳动阶级」。（注十七）在他看来，在如何解决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困难问题上，苏联和毛时代的中国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反应模式，事实上是两条截然对立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路线。毛时代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在重振社会主义活力方面取得较大成功，而苏联六、七十年代的改革则走另一路线，主要依赖资本主义的市场手段和物质诱因，因而在复兴社会主义这方面完全失败。

        在关于市场的作用的问题上，我本人的观点比较倾向于贝特海姆。市场关系不是决定性的，而要受到阶级和政治结构的制约，甚至只是后者的一种表现。但是我也认为，贝特海姆对阶级结构和阶级形成过程之间的理论关系的看法太过于「直接」或「决定论」，因而失之武断和简单化。这样，有些本来还可以继续深入分析的问题，就被过早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在这方面，史威济的「革命后社会」概念对我们具有重大的启示价值。史威济以一个非常简单的观点为其理论前提，即毫不含糊的承认「革命后社会」中阶级分化和阶级统治的基本现实。史威济的框架貌似很简单，但他的视角更富弹性，能包容更多的历史可能性。假如我们愿意沿着他的思路努力进一步追寻下去的话，最后我们可能会发现，他的理论方向有着更大的潜在创造力。

        但是鉴于后见之明，我认为史威济亦有其自身难以逾越的困难。他的理论框架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在阶级观点和对具体历史过程的分析之间缺乏紧密的联系。尽管史威济对「革命后社会」中的阶级支配关系有着十分清醒的看法，但他对此类社会（特别是中国）内在的革命性潜能似乎估计得过于乐观——他的「双向车道」的比喻意味着问题的关键仅在于是否拥有正确的意识形态领导，以致于低估了「革命后社会」中统治阶级问题的严重性。

       基于史威济更富于灵活性的理论框架，他本来应该有可能更进一步详究这些问题。但可惜的是，他却以一些含混不清的说法替代了明晰的历史分析和理论思考。他用一种貌似科学的「数量」观点来阐释历史决定论这一极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概念，以致于过于轻率的断定：「在历史解释中，决定论和唯意志能动论之间的比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必然有极大的变化」，并且，「恰好是在那些过渡性社会中，或至少在其中的某个阶段，『决定论』的因素在历史因果关系中最为薄弱，而『意志的能动』因素显得最为重要」。（注十八）然而，这样一种处理方式无非只是掩盖了原先含糊不清的地方，而仅仅将之重新包装而已。和贝特海姆相比，史威济的优点是他大胆揭示了阶级结构和阶级历史过程相互关系的棘手问题所在，但他却立刻又回避了他自己所提出的问题。史威济严重低估了统治阶级问题的重要性，这对充分实现他的阶级分析框架的批判性潜能而言，是一个重大的障碍。

        市场改革：统治阶级的「消极革命」？

          我认为，问题的关键不仅是「革命后过渡期社会」自我改革的潜力或可能性，而更在于改革的政治局限性，这也正是史威济—贝特海姆之争的真正蕴涵所在。无论是毛或邓时代的中国都拥有异常活跃的自我改造能力，但是这种改革的政治局限性是什么？追求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平等的可能性有多大？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在此，我们也应该从政治和历史的角度出发：在某种特定的政治和阶级力量格局之中，某个阶级主体会采取何种行动来推进或阻挠某一类社会发展趋向？

       我斗胆断言，世上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会拒绝认同下列观点，即，在常规情形下，没有任何统治阶级会自动舍弃他们的支配权，除非是迫不得已或是被压倒性力量所制服。在革命后的社会里，官僚集团垄断了政治和经济权力，那么，实现真正社会主义承诺的改革希望何在？通过民主自治使劳动大众和社会生产数据结合为有机的统一体，这个目的如何才能达到？

       不言而喻的是，如此真正民主化的道路势必有赖于彻底改造整个社会和政治关系。因此，在现存阶级结构和政治力量关系的格局之下，社会的民主动员和重组必然会遇到很大的困难，而更可能的前景则是走非政治化的改良道路（例如所谓的「经济改革」）。从统治阶级角度来看，这样做是十分必要的，因为统治精英出于维护其支配地位的需要，绝不会自愿采取任何可能动摇其权力根基的彻底改革方案。

       另一方面，对于在根本上处于政治弱势地位的从属阶级而言，渐进和部分调整的「改革」路径亦是满足其诉求的最可行办法。这是因为，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力量组织对比极不平衡的情况下，通过大众动员方式的自下而上的革命性变革，对于后者来说缺乏现实的可能性。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大众阶层的动员和参与对于革命的成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长期遭受官僚权力体制的压迫与控制，大众阶级的政治力量事实上已被严重地削弱，处于一片混乱的状态。（注十九）民众力量支离破碎，缺乏独立性，人心散乱，没有任何有效的思想性和组织性资源可供积极抵抗和自我发展之用，因而难以对专权国家施压且提出更深层的变革诉求。「在缺乏反对力量的情形下」，史威济写道，「情势自然会更有利于阶级统治和支配格局的发展。而我说的有效反对力量的意思，并不是指一些思想学说或善意的表述，而指的是有组织的政治斗争」。（注二十）

      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其《狱中笔记》一书中曾写道，任何社会形态「总是会有一些边缘性(marginal)或擦边球式的发展重组的可能性，尤其是当社会中进步的反对力量由于自身的原因比较弱小的情况下。处于主导支配地位的社会力量更有必要维持其对手的弱势地位」。（注二十一）这是葛兰西对「消极革命」（passive revolution）这一重要概念的最明确的表述，也就是说，在根本性的社会改造因受阶级政治力量对比的限制而难以实现的情形下，社会变革往往会通过曲折渐进的方式，走局部改良的道路。

       葛兰西的「消极革命」概念为我们理解当今中国的改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视角。从这一角度看，以市场为主导的「改革」路径的确依赖于商品规律、物质和利润诱因和私人消费等等资本主义因素，但它却有着显而易见的内在政治逻辑。首先，经济领域的放开固然会在某种层度上弱化社会控制，但它对统治阶级地位的威胁相对较小；第二，它通过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有限松绑，吸收和消融普通民众对于变革的部分诉求；第三，它用先发制人的办法（preemption），预先缓解下层社会动员对统治阶层的政治压力和威胁。

        我们不妨可以说，这是一条阻力最小的路径。（注二十二）因此，在缺乏来自下层的强大的社会运动压力的情形之下，统治阶级应对社会政治困境的典型策略，首先是牢牢掌握住其手中的垄断权力。在此前提下，引入市场机制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放开一些可控制的缺口，通过商品化和物质消费导向而转移大众对统治阶级日益增长的不满，同时亦可在国际资本竞争中赢得一些时间。再借用葛兰西的话来说，这亦是一场「不是革命的革命」。

      这场自上而下的「消极革命」，为稳固统治阶级的地位提供了颇为有利的政治环境。如前所述，对统治精英来说，市场自由化提供了绝佳的化公权为私利的机会。但此类情形的出现，应该说并非改革的初衷。中国经济改革的本意是通过有限松绑的办法以缓解和消融文革后期日趋严重的社会经济矛盾，而官僚政治权力的滥用在改革初期只是个人化的投机行为。

        然而，随着社会资本力量的逐步发展，随着统治阶级地位的巩固，权钱交易亦不可避免的日愈扩大。市场环境的发展为官僚权力的运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空，为权力和资本的鱼水交融（所谓「市场的权力化」和「权力的市场化」）提供了更为良好的机会。从九十年代后期起，政治经济统治精英的实力和胆气日益壮大，他们已不满足于简单的权钱交易，而开始通过运用国家的政策性工具，来更高效、更系统化地实现他们的目标，即通过改变现有的结构组织关系、或创造全新的社会制度安排，用来推进他们自己的利益或强化其优势地位。正如同汪晖所指出的，在中国语境中所指的「新自由主义」，事实上与「国家内部不断扩张的利益团体」有着特殊的关系。汪晖说：

         在中国的语境中，今天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八十年代晚期)已经开始萌芽，它的核心内容是将放权让利和承包制的改革激进化，在没有民主制度保障的前提下全面推进自发私有化进程，并通过立法程序将这一人为制造的阶级和利益分化过程合法化。因此，「新自由主义」（亦即「新保守主义」）体现的主要是在国家的利益集团化过程中形成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关系，它的若干原则已经经由行政权力和经济权力的网络内化为国家的改革政策。（注二十三）

        因此，正如《中国与社会主义》一书中所精辟指出的，市场逻辑不断「制造出新的紧张关系和矛盾，只有进一步扩张市场的作用才能缓解」。（p.31）但是，这其实只表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毫无疑问，市场扩张受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驱使。然而，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它同时也具有自身的政治逻辑及动力机制。一开始，统治阶层为了保住权位而进行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局部改良。然而，「市场化」却逐渐改变了权力的运作方式，直至最终变成精英手中的政策工具，不仅用来改变中国社会的基本轮廓，而且更被用作统治阶层积极改造和扩展自身的手段。随着金钱与权力愈加紧密的融合，以及社会两极的分化和阶级对立关系日益明显，随著作为国家合理性基础的革命意识形态的瓦解，原先的统治阶层逐渐从「自在」演进为「自为」，最终上升为更具自觉意识和发育更为成形的统治阶级。如果说这是「复辟」的话，就统治阶级地位而言，它至少也是一场不太小的向前跃进。

        因此，所谓「经济改革」从根本上由政治结构因素决定，而市场化的影响力则受既存阶级关系的制约。正如史威济所说的，新生统治阶级的成长和市场扩张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注二十四）从更广泛的方法论角度来说，对后社会主义时期社会转轨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既要小心避免陷入机械决定论的庸俗泥潭，亦要防止迷于唯意志论的唯心呓语。如何历史地、辩证地去认识当代中国资本主义转型，这还有待于我们继续努力。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矛盾

         到目前为止我刻意避免讨论毛泽东主义和文化大革命。然而事实上，中国社会主义经验的历史复杂性与我们所关注之问题有着密切的关联。我认为，任何探究社会主义改革可能性和局限性的尝试，都必须仔细检视在文革中达到高潮的毛主义的历史作用。

       毫无疑问，晚期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中的一个异数。但我首先要指出的是，如果我们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仅仅只局限于毛泽东身后的邓小平时代，那无疑是画地为牢的历史近视。与僵化的苏式社会主义相比，中国社会主义经验的独特之处，正在于它源源不断地涌现出自我改革的能量和动力，这个过程从50年代中期就已开始。如前所述，基于「市场」的改良路径对于维护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来说事实上要有利的多。可是，毛主义的中国却义无反顾的选择了一条没有任何蓝图或现成模式、而更具有挑战性的改革道路：即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晚期毛泽东主义包含了一整套关于「革命后社会」中阶级形成和演化过程的辩证观点，将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因素的互动关系有机地整合至同一个分析架构之中。晚期毛主义的特色在于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的阶级关系。它指出，即便在旧有的统治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被全面推翻之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依然存在。因此，根据毛的观点，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完成变质蜕化，并不一定要由反动阶级用暴力推翻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而更可能的前景是，在已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的思想侵蚀下，社会主义执政党内部以及党外社会环境发生缓慢的、大规模的「和平演变」。这一下滑的过程从政权内部开始，一小撮变质蜕化的党的领导人被资产阶级思想所俘虏，从而「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然后开始有系统有计划的着手改变无产阶级国家的阶级特征，摧毁社会主义的公有经济基础，逐步创造出一个新的剥削阶级。最后，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权力架构慢慢脱壳而出，新兴剥削阶级的统治地位得到稳固。这就是毛著名的「资产阶级复辟」理论的大要，亦是其文革理论的基础。

        文化大革命的宗旨是阻遏和消除潜藏的「资产阶级复辟」倾向，重新振兴和推进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它是一个深植于中国革命历史记忆和大众斗争传统的激动人心的宏大事件。但是，尽管它有着善意的愿望，我将努力证明晚期毛思想及其文革实践有着极为严重的缺陷，而且最终是全然无效的。

       极简要地说，晚期毛主义的阶级视野缺乏一个明晰的聚焦点，它同时患有政治散光和政治近视。毛的阶级理论与实践一方面表现得过于宽泛，另一方面却又过于狭隘。它的政治斗争目标通常针对于个人，无所不包，而显得太过散乱：在文革期间，它的斗争锋芒几乎指向所有的事物，从传统、思想（「灵魂深处」、「私心」）、「封资修四旧」、有产阶级的残余及其家属、「反革命」、「自发势力」、新生的「走资派」、官僚特权，一直到文学艺术、大众日常生活、男女性行为、服饰和发型、裤腿、鞋跟，等等而不一而足。「阶级」这一极其重要的批判性概念完完全全被庸俗化了，其外延被扩张到几近荒谬的地步，变得丝毫没有重心，而彻底丧失了其所应有的批判力。

       正是在这种极端庸俗化的阶级理论和实践的指引下，社会生活超乎寻常的政治化诱发了无数无谓的暴力行为，而受害者大多是身处被支配地位的普通民众（即便是前有产阶级及其家属）。（注二十五）正是这些扭曲变异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暴力极大地扰乱了人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文革后期广为蔓延的「政治疲惫症」（更准确的说，是「政治恐惧症」），从而也为社会接纳「市场经济改革」路线奠定了广泛的大众心理基础。

       不可忽视的是，与其庸俗化倾向相比，晚期毛思想在政治视野上的近视和狭隘也同样突出。这主要表现在毛主义在本质上缺乏自我批判的能力，它无法直面其自身在现存阶级关系和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毛主义的这种政治近视及自身矛盾，很可能和我前所提及的革命后社会中阶级结构「不对称」有关，特别是和统治阶级或多或少呈现「无形」或「隐形」的特性相关。然而，在更基本的层面上,
       晚期毛主义对革命后社会存在阶级统治这一最基本事实的政治近视，也折射出其根本上的历史局限性。

         我们应该承认，毛主义对于遏制社会主义倒退趋势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因而他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过程表现出超凡的想象力。然而，他却无法正视和把握革命后社会中最基本的阶级统治结构与关系。文化大革命把注意力集中在「走资派」、「资本主义路线」、「官僚主义」、「特权」等等方面，的确在相当程度上打击了官僚，但是，这场所谓的「大革命」的矛头却始终却没有深入触及党国官僚机器的制度性根源。以晚期毛主义为理论核心的的文革实践试图革「文化」的命，通过提倡「无产阶级思想觉悟」告诫官僚要「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自身利益服务，通过改造劳动大众的思想来保障社会主义革命的纯洁性。在延缓官僚统治阶级的发育和巩固方面，文革确实起到了一定的功效，这无疑是一项成就。但毫无疑问的是，「文化革命」之所以是「文化」的或意识形态的，这绝非是历史的偶然。我们不妨可以这么说，「文化」或「通过文化的革命」，实际上反映了毛主义的根本政治局限，同时亦代表了其发展的最高历史上限。

          今日已鲜为人知的是，比官方毛主义更为激进彻底的某些政治可能性，其实是由一些年轻的文革参与者提出并加以拓展的。他们大胆质疑「文化革命」内在的保守和改良倾向，即只抨击个别当权者和残余意识形态，而不从根本上探寻中国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结构性阶级根源。他们从彻底的反官僚统治和要求大众民主的立场出发，对官僚阶层可能上升为新生统治阶级深感忧虑。他们以巴黎公社作为历史楷模，主张建立一个人民大众能真正参与的、平等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他们认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自下而上的人民组织与动员必须彻底打破和摧毁中国的「新生官僚剥削阶级」及其对国家政权的垄断。（注二十六）

       事实上，在文革的最后数月里，在源自下层的群众运动和组织中，一个有潜力超越官方毛主义界限的另类政治逻辑及意识形态倾向已经萌芽，并且开始运作起来。不用说，这些年轻人的政治观点还不成熟，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官方毛主义话语教条的束缚。但是，他们的政治倾向和活动甚至对毛本人来说都太过于「激进」，大都被冠以「极端民主」、「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极左」、「托派」、「反党」、甚至是「反革命」的罪名，其理论和政治活动无一例外地遭受无情镇压，而且通常是来自毛派核心领导（亦可称为「官方左派」）的直接命令之下。在从1968年初开始，在一片清肃「极左」、「极端民主」、或「无政府」思潮的批判声中，在无止无休的欢迎「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欢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成立和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锣鼓和鞭炮声中，在人满为患的监狱与劳改农场的训斥声和来自刑场的枪声中，大规模的群众自发动员烟消云散，而这些人和他们的批判思想也都基本上全部消失了。（注二十七）

        文革初期的全国性政治失序释放出了大规模群众运动的能量，但是，一旦到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员威胁到体制自身存亡的时候，身处权力体制中心的毛式官方左派马上煞车，而成为重建官僚体制和压制大众斗争的保守性势力。所以毫不奇怪，随着1968年后全国群众性运动的全面解体，毛主义及其文革理念的激进潜能亦很快消失殆尽。

        「文化大革命」从表面上看表现出极大的革命活力，但是，尽管文革一时大张旗鼓，轰轰烈烈，群众运动波澜壮阔，各级官僚机关遭到无情冲击，当权者及各类所谓异己分子被羞辱于大庭广众之下，但是，这场运动终究未能超越其历史的局限，而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和阶级权力的实质。

        从这种意义上说，文革实际是一场结果显然可以预期的戏剧化政治运动。它的结局也显示出毛泽东在文革中所处的矛盾地位，正如柯劳斯所说，毛本人兼有双重身分，他既是官僚统治集团的总头目和总代表，同时又是反官僚的「造反派总司令」和批判家。（注二十八）因此，尽管晚期毛思想对现存体制进行了无情的挑战，但它最终未能跳出这个体制，而只是成为了这个体制内部的一个环节。可以说，作为一次社会主义改革的大胆尝试，文革是失败的。它没有触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基本结构性差异的内核。毛泽东所设计和发动的文革就其政治本意及本质而言不是一场革命，而只是一场官僚体制自身的改良运动，尽管它采取了貌似革命的激进暴力方式。但是，文革却创造出一种具有潜在革命性意义的政治空间，使得全国性的人民大众反官僚运动成为可能。很可惜的是，这一革命性的潜能在1968－69年以后很快被瓦解和摧毁。因此，文革的最终结果只是延缓了革命后社会中的官僚精英主义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官僚阶级形成和发育的进程，但它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国家政治精英和被统治的人民大众阶层之间的支配性关系。

       「资本主义复辟」：历史的讽刺？

        文革的原旨是积极阻遏社会主义的「倒退」倾向。在这里我大胆断言，所谓的「资本主义复辟」不仅仅只是一个神话，更是一个具有重要政治和意识形态功能的神话。毛式理论家们宣称，如果没有进一步的革命运动，中国社会主义将不可避免地退落回资本主义中。我认为，这固然是不错的，但关键在于对这一论断的内涵作何种具体理解。不可否认，「继续革命」确实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精髓。然而，毛后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的进程证明，我们应当将颠覆的威胁视为一个更广泛复杂的历史问题的一部分。在这方面，晚期毛思想的认识是很不充分的，事实上，更大的危险往往被「资本主义复辟」之类的夜半恐怖故事所掩盖和混淆。

       从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出发，韩丁（William Hinton）曾用革命的燎原大火这个比喻来传达「资本主义复辟」这项命题：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它点燃了前所未有的燎原大火，在几十年里对中国的改变远超过过去两千多年的变动。但现在这把火已燃烧殆尽。当火焰逐渐衰退，人们渐渐看出社会的改造并不如先前想象的那么深刻。火焰烧掉了叶片，但是古老文明的盘根错节依旧存在，现在新芽正发荣滋长，将革命的创新成果一个接连一个的挤压到一旁，乃至完全掩盖了。（注二十九）

        韩丁的生动比喻包含着一种特定的历史决定观，即，现况是由过去的残余势力决定的。然而，正如我前所述，现况往往亦包涵着其自身矛盾运动的根源。历史的进程并不是那么容易被轻易颠倒的。或许那些幸免于革命烈火的深根和种子有朝一日真的能够发芽结果，或许某些潜藏的残留势力能够发展壮大，并且最终能重新夺取国家权力（在政权内部的「雾月党人」之密切配合下，正如毛早就预言）。但是，光凭农民宅边的三分自留地、自由市场卖几个鸡蛋、或路旁的馄饨摊，是无法令人满意的揭示当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的。

        我这么说，并不是想完全否认「自发」资本主义势力的历史作用，我只是想指出，这样一种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复辟」道路会漫长的多，至少会比毛后中国花了二三十年时间完成的快速「复辟」要长久的多。然而，近二十年的事实恰好证明，当代中国资本主义的突飞猛进是为一个更为强大和高效的政治逻辑所支配，它走的是一条畅通无阻的「绿色通道」；它首先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经济权力的重新分配过程，由上而下的高度组织化的精英力量最终和各类自发势力相汇合，最终导致了中国资本主义极为迅猛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毛式文革理论则起了混淆和转移众人视听的作用。晚期毛主义过于注重于过去传统的残余、来自下层的小生产倾向、和来自政权内部的阴险「走资派」以及他们的「路线」，其「资本主义复辟」理论扭曲和蒙蔽了革命后社会的主要阶级矛盾及其结构性基础。

          本文从《中国与社会主义》对毛后中国「市场路线」的犀利批判出发，以Hart-Landsberg和Burkett的看法为基础，我试图阐明以下几个相关的论点。首先，深入严谨的阶级分析不应只停留在市场化所带来的负面阶级后果，而应进一步研讨市场化的阶级动因。其次，「市场社会主义」或「市场改革」必需放在更具体的社会历史脉络中去研究和看待。第三，社会主义如果缺乏实质性的、有效的大众民主参与，这有可能带来致命的历史和政治后果。最重要的是第四点，其实这也是第三点的必然推论，即一个更广阔的历史批判视野不仅是可能的，亦是非常必要的：我们要同时批判资本和国家、资本积累和官僚权力，以及两者之间结构和历史的联系。

         的确，诚如汪晖所言，「在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导致市场社会的基本形成的时候，我们再也不能简单地将中国社会的问题说成是社会主义的问题」；的确，「在反思中国社会的问题时，那些通常被作为批判对象的方面已经难以解释当代社会的困境」。（注三十）然而，这是否同时也意味着在中国面临全面资本主义化的今日，批判传统社会主义和专制国家的任务已不再重要，甚至已经过时？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完全否定的。我认为，我们对于后社会主义阶段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批判，必需与对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无情自我批判密切地结合起来，并肩齐进。本文的目的正是探究这两种批判任务之间的关联及其有机性，并尝试营造一个以此为基础的更深入和广泛的批判性框架。

         我们可以从中国的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记取一些什么教训？我认为，暂且不论社会主义引入市场机制是否可能，或是否应该，至少有一个教训特别引人注目：即，没有实质性大众参与的社会主义不仅毫无意义，而且也不可行。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革命，诚如卢森堡（Rosa Luxemburg）在1917年俄国革命胜利后所提出的告诫，社会主义不是「放在革命党人口袋中的信条」,「在本质上是不能通过法规或指令来实现的」，而只可能通过大众政治过程中所富含的实质性民主之钥才能获得成功。在她简洁的话语中：

        负面的破坏可以靠法令来完成，但正面的创建单靠法令是行不通的。新的领域。数以千计的新问题。只有实践才能纠正错误和开拓新的方法。只有不受阻碍、活力盎然的生活才能发展出千姿百态的新形式和临机应变，燃起创造的力量，并自身纠正错误的尝试。在自由受缚的国度里，公共生活极其乏善可陈、令人生厌、呆板无趣、没有成效，这正是因为排除了民主，断绝了精神富足和进步的活的源泉。（注三十一）

         因此，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核心是如何营造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诚如汤普森（E. P. Thompson）所言，如何建造一个在「手段，策略和目标上都既民主又革命」的社会主义，（注三十二）并确保革命胜利后的国家不会蜕变为新的压迫和剥削形式。从最根本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和民主必然是同一个计划，真正的革命绝不应变为中途休憩的小站。

       我在本文中强调中国社会主义缺乏大众民主，目的并不是在一旁数落革命过去的失败，而是试图从长远的角度去理解革命局限性之历史意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关系并非只是一个如何定义理想社会的哲学性问题，而有关具体的政治和历史过程。缺乏民主的「社会主义」必定要支付出极高的历史代价，着实要比思想上的限制和社会精神生活贫乏要巨大而沉重得多。至此，我相信这也是响应《中国与社会主义》所关心的问题的关键所在——「为什么在短短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一个看起来似乎能促进社会主义革新的改革过程，到头来却导致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在中国和世界其它不少地方，后社会主义的转变过程给予研讨这些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机会。

       社会主义运动在现代历史中的出现，为抵抗资本主义提供了系统而有力的政治伦理典范及出路。然而，「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却制造出了一套非常强大的官僚国家机器。这些国家原来的形态大多是非资本主义的，甚至采取过很坚决的反资本主义的政策（比如毛时代的中国）。但是，它们却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集中而且垄断了绝大部分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资源，生产资料和分配国有化的同时没有伴随着政治权力的社会化。它们所谓的「公有财产制」只是一个虚构的神话，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势必会演化到它的反面。而对马克思来说，私有财产制的废除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是达到最终消除劳动异化和人的异化的手段。

       然而，在革命后社会中，劳动异化及其政治权力基础的持续存在导致了致命的历史后果。今日我们已可以清楚地看到，「现存的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要为它自身的蜕变负责，当然这只能说是后见之明了。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政治形态为它日后的资本主义化准备了至为关键的要素，意即，它为「资本主义复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原始积累功能。首先，它复制和延续了劳工阶级的被支配与被剥削地位；其次，在没有大众民主监控之下，凭借强大的国家机器控制和享用社会资产。这些条件对于日后的转型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但还未必一定充分。最后的开花结果或突破，则要等待某个有利契机的来临，那就是特定的国际和国内社会政治条件的成熟。只有在这个时候，原先几十年来通过「社会主义国家积累」所积蓄起来的巨大财富才转化为资本积累的原材料（所谓的「第一桶金」），从而最终获得明显的资本主义特征。「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市场化进程，往往是通过垄断的政治权力将本应属于民众的国有资产大批转化为私人资本来实现的。这一过程一开始通常出自统治阶层意欲缓和社会矛盾的策略考虑，然而，最终却必然会成为他们另辟蹊径或曰「弃船」的大好机会——从而完成从政治权力拥有者到经济资本拥有者的自我转变。

        列宁曾说过，历史会出现很多魔术般的变形。从当代中国所经历的社会变迁来看，我们不妨问，「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真的会是通往社会主义光明大道途中的一站吗？我想，以下的提问未必是非常荒谬可笑的——我们是否能设想有这种可能性，即此类的「社会主义」其实只是通往资本主义的漫长历史道路中的一个曲线迂回？另外，有无这种可能，我们所经历的「社会主义」并不像我们原先所相信的那样，是资本主义社会英勇的掘墓人，事实上，它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资本主义（至少是某一类的资本主义）的助产士？正如《红楼梦》中所道，「甚荒唐，到头来为他人作嫁衣裳」，如果真是这样，那将是现代世界历史的绝大讽刺和悲剧。历史，有时候正是这般的荒唐。

 注释

注一：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曾与Judith Farquhar, Matthew Hale, Saul Thomas,  郑明玉，严海蓉，李怡文等人多次商讨，在此谨申诚挚谢忱。

注二：《中国与社会主义》已由美国每月评论出版社发行单行本(2005年)。

注三：Ernest Mandel, "The Myth of Market Socialism," New Left Review, No.169 (1988), 108; Alec Nove, "Markets and Socialism," New Left Review, No.161 (1987), 98-104.

注四：韩丁（William Hinton）的众多作品是这一立场最为典型的代表，例如，The Great Reversal: The Privatization of China, 1978-1989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0).

注五：Richard Kraus, Class Conflict in Chinese Soci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190.

注六：这方面的文献浩瀚如海，本文无法详列。有关「国家式社会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讨论一直衍续至今，近年来的重要新作可例见Stephen Resnick and Richard Wolff, Class Theory and History: Capitalism and Communism in the U.S.S.R. (Routledge, 2002); Paresh Chattopadhyay, The Marxian Concept of Capital and the Soviet Experience (Praeger, 1994); Neil Fernandez, Capitalism and Class Struggle in the USSR: A Marxist Theory (Ashgate, 1997); Mike Haynes, "Marxism and the Russian Question in the Wake of the Soviet Collaps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0, no.4 (2002), 317-362.

注七：我认为，从这种意义上说，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公社社员」和今日的「农民工」相比，其普罗化程度并无本质性的不同，只是形式上差别而已。在这方面我不敢苟同韩丁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农村在后毛泽东时代经历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阶级地位转化(class transfer)」，数亿的公社社员从「集体股东」(community shareholder)或「共享者」的身份一夜间转化为资本主义式的雇佣劳动，被迫出卖其劳动力(见Hinton, The Great  Reversal: The Privatization of China, 19-20)。而我的看法是，这一大规模「阶级地位转化」或普罗化的过程在八十年代初人民公社解体以前早已完成。早在五十年代中后期，「集体化」的完成使无数农民在一夜之间从小私有生产者转变为国家体制中的农业劳工。注八：关于新生的革命国家和国际冷战的关系，参见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注九：Mike Haynes, "Class and Crisis: the Transition in Eastern Europe,"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54, 1992 (Spring), 47; Chris Harman, "The Storm Breaks,"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46, 1990, 3-94.
注十：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许多文学作品（例如沙叶新的《假如我是真的》和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对此曾有尖锐的揭露和批评。

注十一：「黑帮资本主义」一词源于Nancy Holmstrom and Richard Smith, "The Necessity of  Gangster Capitalism: Primitive Accumulation in Russia and China," Monthly Review 52, no.2 (February 2000), 1-15.

注十二：在这个问题上，我颇受益于秦晖和何清涟对「官僚私有化」的锐利批评。我个人认为，在当代中国的特定情况下，左翼阵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某些来自「自由主义」角度的批评，其实存在着很大的迭合。

注十三：Paul Sweezy  (1910-2004)，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原任教于哈佛大学。1949年创立马克思主义杂志《每月评论》，任主编达半个多世纪之久。他的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1942)和 Monopoly Capital (1966，和Paul Baran合着)等书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性著作，对六十年代后期西方新左派社会运动的兴起有很大的影响。
注十四：Paul Sweezy and Charles Bettelheim, O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26-27.

注十五：法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其三卷本巨著 Class Struggles in the U.S.S.R.  (1974-1980)为有关苏联早期历史的经典著作。1970年代时曾任法中友好协会主席，1978年因不满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转向而公开辞职，并且发表题为"The Great Leap Backward" 的公开长信（收录于China Since Mao,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注十六：Paul Sweezy, Post-Revolutionary Society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0), 147.

注十七：Sweezy and Bettelheim, O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28; Sweezy, Post-Revolutionary Society, 150.

注十八：Sweezy and Bettelheim, O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89, 31-32.

注十九：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的弱势状况，参见 Andrew Walder, "The Remaking of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 1949-1981," Modern China 10, no.1 (1984), 3-48;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注二十：Sweezy, O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88.

注二十一：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222.

注二十二：非常有意思的是，与左翼批评家相比，中国「市场改革」的设计师们对这一内在政治逻辑却看的非常清楚。例如，吴敬琏对这个问题曾有过极其明白的表述：「中国领导阶层发动经济改革的政治决心，完全是出于以下基本前提，即经济改革将有益于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则有利于执政党维护其自身的权力」，引自 Qian Yingyi and Wu Jinglian, "China's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How Far across the River?" Working Paper No. 69, Center for Research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cy Reform, Stanford University, 2000, 8.

注二十三：汪晖，「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及其批判」，《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四十二期（2001年6月，15）。这其实也正是何清涟所批评的「制度性腐败」的意思，亦见孙立平，「中国进入利益博弈时代」(2005)，乌有之乡网站。汪晖对九十年代中国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根源的揭露无疑是十分犀利的，然而我认为，他的批判立场缺乏内在一致性（coherence），从而未能充分发挥他的这一观点的批判性潜力。关于这一问题，我将在另文中阐述。注二十四：Sweezy and Bettelheim, O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29.注二十五：关于文革暴力的一个极有价值的第一手研究，参见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和杀戮的寻访记录》（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
 注二十六：文革中的此类「异端」思潮今日已鲜有人知，即便在西方汉学界亦如此。宋永毅和孙大进合编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田园书屋，1997）收集了不少极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这方面最有名的例子，是湖南「省无联」及其宣言《中国向何处去？》，详文参见
            Klaus Mehnert, Peking and the New Left (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China Research Monograph No.4, 1969); Jonathan Unger, "Whither China-Yang Xiguang, Red Capitalists, and the Social Turmoil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17, no.1 (Jan 1991), 3-37.

关于其它几个幸存案例的材料，可见Gregor Benton and Alan Hunter, eds. Wild Lily, Prairie Fire: China's Road to Democracy, Yan'an to Tian'anmen, 1942-1989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104-156; Anita Chan, Stanley Rosen, and Jonathan Unger, eds. On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The Li Yizhe Debates (M. E. Sharpe, 1985).

陈尔晋的「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名「特权论」），成稿于70年代中期，可以算是对于这一批判性传统的最自觉、最为明晰的表述，英文翻译参见China: Crossroads Socialism, An Unofficial Manifesto for Proletarian Democracy (Verso, 1984).王绍光的 " 'New Trends of Thought'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是近年来有关这一问题的唯一英文论文，刊于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8，no.21 (1999), 197-217.

注二十七：「十年动乱」的正统文革史观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皆占居统治地位。童小溪的「两个文革，或一个文革？」和「十年文革，还是两年文革？」从左翼立场重述和发挥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刘国凯、王希哲和杨小凯等人的「两年文革论」，是近年来挑战主流文革史学少见的力作，在中文网络上流传颇广。可是他对毛主义的进步性估计过高，而对其保守性未做任何分析。刘国凯的《文化革命简析》成稿于七十年代初，原文载于八十年代初广州民运刊物《人民之声》，英文译本见Anita Chan, ed.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 E. Sharpe, 1987).

注二十八：Kraus, Class Conflict in Chinese Socialism, 181.

注二十九：William Hinton, “What Went Wrong?,” Monthly Review 43 (May 1991), 16.

注三十：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46。1980年代初期「新启蒙主义」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批判，汪晖道，「催生了中国社会的世俗化运动――资本主义的市场化发展

        在市场社会及其规则日益成为主导形态的中国语境中，以批判传统社会主义历史实践为主要目标的批判的社会主义已经衰亡」；「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新启蒙主义的批判视野局限于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政治事物，特别是国家行为；对内，它没有及时地把对国家专制的批判转向对在资本主义市场形成过程中国家－社会的复杂关系的分析，从而不能深入剖析市场条件下国家行为的变化；对外，它未能深刻理解中国的问题已经同时是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的问题，因此对中国问题的诊断必须同时也是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及其问题的诊断」，出处同上，54－55，79。

注三十一：Peter Hudis and Kevin A. Anderson, eds. The Rosa Luxemburg Reader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4), 305-6.

注三十二：E. P. Thompson,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8), 190.

《每月评论》文章选集

戳穿国民生产毛额的魔障

福蜀涛（英国）

真正的矛盾是南北矛盾

由前坦尚尼亚总统尼雷尔任主席的南方委员会经过三年的研究，撰就一份《向南方的挑战》报告，供南方各国政府参考。
　当今之世，东西方的矛盾是假矛盾，真正矛盾是南北矛盾，具体讲就是穷国（南）与富国（北）的矛盾。富国以美国为首，其生活方式透过强势媒体报导，在台湾的人多少有点印象；穷国呢﹖报告中说，许多穷国今天首要课题是解决温饱问题，因此说来说去，是发展，发展，发展，一切的一切为发展生产力，解决基本的人权－－免于饥寒的人权。
　今天地球上有五十亿人左右，南方占卅五亿。如果地球上每个人有同样生存的权利，如果说做为一个人，不论肤色，国籍，每个人有同样价值，则卅五亿人共同的要求当然是人类首先要答复的要求。我们不能拿殖民者的口吻说这卅五亿人懒，说其中处于下撒哈拉沙漠的最穷国活该挨饿。

南方穷国资金不足，人少匮乏，技术落后，原材料贱价大量销往北方工业国。

南方穷国多半做过北方富国的殖民地或次殖民地。现在政治上虽然独立，但经济上很难摆脱北方。七○年代，北方经济衰退，资金没有出路，大量资金涌向南方，有的贷款甚至不要利息。八○年代北方经济复苏，开始从南方抽回资金，南方马上出现债务危机。

资金只懂锦上添花，哪里钱多，容易蓄积就往哪里流。近十来年国际上出现到处窜的热钱，可窜来窜去，谁听过这些钱窜到下撒哈拉和拉丁美洲的贫穷国家。这是南方国家不能发达的主要原因之一。更有甚者，资金是胆小的，南方国家政局多半不稳，拥有资金者挟资外逃，络驿于途，什么管制外汇办法也管不住。

　报告中建议南方各国加紧管制外汇，加强南方国家间的合作，尽量让资金留在南方国家中周转。以资金的本质看，恐怕没有强制的政治力量很难成事，而南方各国政府中多拥有绝对权力的独裁者，绝对权力带来绝对腐化。

不要鼓励学生往北方富国跑

近些年来北方国家如英美的教育也有问题，人才养成一日不如一日，但至今仍能在许多领域中领先，多靠南方国家外流的人才。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爬，北方各种条件都比南方高出许多，要留住这些人才，光靠爱国等口号是不管用的，赖北方的善意是天方夜谭。报告中提倡南方国家间的留学，建议各国政府不要一味鼓励学生往北方富国跑，因为有许多南方共同的问题在北方是找不到答案的。

人才外流当然影响到科技的发展，先天已落后北方工业国一大截，后天人才不足，加上现在北方把人类共有的智慧财产纳入各公司、各人私产（智慧是人类漫长历史中累积下来，谁敢说他凭空就能生发智慧﹖这个帐要怎么算﹖专利、版权的保护还不够﹖）南方的科技要维持现状已相当不易。

南方委员会提出了症结所在，但要解决却非易事，委员会也看到这一点，所以提出一个组织南方秘书处的具体建议。先具体成立工作机构，再把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一个一个提到议程上来。

成长的内容和是为谁服务的

其实南穷北富的矛盾只是北方富国内贫富两极矛盾在地球上的延伸。报告中说，不要被国民生产毛额的成长蒙蔽，要问成长的内容，要问成长是为谁服务。从成长内容看，北方工业重镇欧美的国民生产毛额里汽车占有惊人比例。（欧市十二个会员国的就业者中，仅汽车与零配件业就有一百六十多万人，占工业总就业人口百分之四。）每个月都有汽车销量统计。没有什么比汽车销量下降更令欧美政府紧张的了，它牵涉到的不仅汽车本身和各式零配件的生产，还有汽油、高速公路维修和其它相应行业，全部会受影响。这个欧美经济中的龙头工业，到底造福多少人﹖在国民生产毛额中该占这么大比重﹖

看来要解决南穷北富的矛盾还得先解决北方工业国内部的矛盾。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一切社会科学可说是研究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学问（俗话说「人情练达即文章」。），做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除了研究成长，当然不能不管分配，但富人的经济学是只讲成长的，所谓分配不外市场营销，一切营销只为个人财富的成长，而一方面促销一方面又拚命压低广大消费者的工资（不景气时甚至透过减薪、冗余、裁员降低成本），抑制他们的消费能力，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是危机不断出现的根本原因。

数字魔术掩盖了人类的不公不义

《向南方的挑战》中建议南方各国一定得设法减少城乡差距，指出城市因一切基建都是现成的，资金、人才等各项资源容易往城市流；乡下起步惟艰，资源大半外流。其实南北何尝不是北城南乡的关系。北方将工资成本高涨的劳力密集工业移往南方，固然增加南方就业机会，但反过来看，劳力密集工业生产的民生用品多半流向北方，无异南方人力化做廉价成品向北方输出，降低北方薪资工人生活成本。北方富人一石两鸟，既得到南方大量廉价劳力，又靠他们的产品满足本国薪资工人的基本生计，缓和了内部促销又抑制消费的基本矛盾，延长危机出现的间隔。

北方工业国只看国民生产毛额成长率，靠这个数字魔术掩盖它鼓励消费实际上又抑制消费的矛盾，掩盖一切人类社会的不公不义。一定要戳穿这魔障，揭露它背后的实际内容。

资本主义发展新趋势与当前世界经济危机

2002年12月28日美刊《每月评论》2002年4月号刊登了编辑部评论文章———《资本主义新面貌：增长减速、资本过剩和债务如山》，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资本主义增速大大减慢，而且出现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所导致的资本过剩，资本过剩导致资本进行金融投机，从而有酿成金融崩溃的可能。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增长减速　　

为了说明发达资本主义的增长出现了什么情况，我们来看看美国在整个“二战”后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最初的20年，美国全部商品和服务生产的平均增长率基本相同。1950—1970年间增长率和1980—2000年间增长率之间有日益扩大的鸿沟。减慢的意义可以从这样的事实看出来：如果1950—1970年的增长率不持续地减退，那么美国经济在2000年将比其实际水平高出大约20%。

这种显着的放慢也是伴随着技术的重大飞跃(所谓“新经济”)和提高了在第三世界的剥削的全球化的扩大而发生的。像计算机、因特网等信息技术的进步，即使考虑它们对办公室工作和库存管理等的所有影响，也仍未提供资本主义维持较高增长率所必需的重大刺激。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未接近主导了20世纪大部分经济史的以汽车为中心的地面交通体系的发展所带来的长时间的刺激效果。

尽管有停滞趋势，但核心国家的资本确实从近几十年的全球化趋势中获得了重大利润。但是在第三世界，情形并非如此，这可以从以下三点看出：(1)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增长率的下降对于一般工业国是很典型的；(2)快速增长的富裕国家对初级产品的需求对于刚经历非殖民化的穷国的较大增长作出了贡献；(3)然而，不平等交换和欠发展的进一步恶化等状况很快抓住了这些贫穷国家。它们中的很多采取了由北方鼓励的战略：增加制造业出口(由寻求低工资劳动力的多国公司所促进，并由寻找新的贷款市场的外国银行融资)。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剩余作为利润和债务利息流向富裕国家。不利的贸易条件、相同市场上日益增加的竞争和核心经济体的增长放缓，共同导致了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和增长率的决定性下降，同时很多贫穷国家经历负增长。因而第三世界国家除少数例外在增长率上遭受了20年的严重下降，而且很多国家降到零以下。现在，随着一个新时期的全球增长减慢，它们的状况已从严重发展到严峻了，这可以以阿根廷的深重经济危机和最大的外债拖欠为证。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2000年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写到，使金融不稳特别是威胁欠发达国家的潜在问题还没有消失，1995年墨西哥和1997—1998年亚洲的金融/外债危机很可能是三幕剧的前两幕。2001—2002年围绕阿根廷比索的灾难很清楚地代表了第三幕的开始，———但是该剧的剩下部分如何展开，我们仍不得而知。资本过剩的趋势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下半期，很多经济学家指出，商业周期已成为过去的事物。“信息时代”的“新经济”如此有效，以致资本家在对当前和未来状况有更确定的了解的情况下，将作出更理性的决定。然而，卡尔·马克思的洞见，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障碍是资本本身”仍然是真理。经济增长减慢的最通常的原因之一是，投资率趋向于超过最后需求的增长。在一个经济上升期中，为了满足需求的快速增长和增加市场份额所需要的产出的快速增长导致创造出过剩的生产能力(闲置的工厂和设备)。在某一点，需求的增长不能达到设计规划，就使公司出现大量未使用的生产能力和未售出的存货。于是进一步的投资被阻止了，因为面对相当多的过剩生产能力，公司不愿意投资，———这有时被称为“资本过剩”。

应当清楚的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能力的过度扩张问题没有真正的解决办法，因为资本不断地面对这一事实：投资的主要障碍是投资本身。尽管投资可能很有用，但是它被它的最后产品市场的最终饱和所限制。竞争所持续推动的每一个大公司为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而作的斗争将投资的有用贡献转化成为其反面。在这样的环境下，过剩资本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任何一次经济减速中都发挥了特殊的突出作用。寻求保护它们利润空间的大企业倾向于通过削减它们生产能力的使用而不是减价(主流经济理论引导人们如此期望)来保护它们的利润空间。

制造业生产能力的使用最高点在1964—1975年的10年间，而最低点在1975—1984年间。初步的数据显示，自1983年以来，2001年是生产能力年平均使用水平最低的(过剩资本水平最高的)。

像上面所指出的，由于公司极不愿意在面对相当数量的过剩生产能力和存货时投资，增长减速是自我强化的。这种情形今天在高科技中，特别是在电信领域特别明显。

生产力万应灵丹

面对增长减速，经济学家经常转向以提高生产力作为万应灵丹。生产一般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动机，因为它被期待着能作为内在机制运行以推动这一体系的自我扩张。它被设想成这样运行：(1)技术的提升和/或劳动密集程度的提高产生不断增长的劳动生产率；(2)相应的资本剩余的增加被用来降低价格和/或提高工资；(3)其中任一种方式将导致需求增长；(4)需求的增长又成为资本扩大生产的刺激力量。

在1980—2000年间真实发生的事情和这种教条根本不同。从1980年开始价格没有下降，也没有出现可能支持需求的有意义增长的工资增长。植根于实际工资停滞的每小时产出和每小时真实工资之间的鸿沟意味着，从1980年开始从生产力增长中获得的几乎全部所得被资本作为剩余价值剥夺了。制造业部门既没有降低价格，也没有提高工资，以跟上每个工人产出的增长。这(和新的工厂工作的缺乏一起)不能为产出的增长提供有效需求。相反，就业持续地在服务部门扩大，而服务业中的很大部分工作工资极低或非全日制的。日益攀升的债务　　债务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通常的、必然的组成部分。它在这些方面发挥作用：推进对外贸易，为季节性产业提供运行资金，补充对私人企业的投资，而且当然也通过国债的方式帮助在税收和支出之间达到平衡。债务也能刺激经济。例如，大多数人没有足够的积蓄购买新房、汽车或居室家具。当以信用卡购买时，没有房产抵押、信用卡贷款就不能发生的经济活动发生了。当资本家贷款建立一座新厂或一个零售店，或一家医院贷款建设一栋新病房楼时，经济最初由建筑中的工作岗位的创造所刺激，后来由新机构中的人员充实和供给所刺激。　　债务作用的重大变化发生在1980—2000年间，正是在这一时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决定性地减速了。

从1945年到1980年，全部未偿还债务在GDP中所占比例一直保持相当稳定。主要和“二战”开支联系的政府债务的下降，但相应的别的债务公司的、消费者的和金融机构的债务却增长了。甚至在1980年以前，经济相对较快的增长越来越大地依赖私人债务的使用。这种债务刺激消费者购买并推动建立生产能力。但是在1980年之后，未偿还的私人债务的增长以更快的速度飙升。也就是说，它成为保持经济增长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到2000年，总未偿私人债务是GDP的2.15倍，而全部债务(私人加上政府)达到GDP的三倍。生产性经济现在全部地依赖于如山的债务，这种依靠债务而维持的生命需要越来越多的债务。　　而且金融部门持有总债务的越来越大部分。这里我们又一次将1980年看作经济变化的一个关键点。从1945年到1980年，金融债务占GDP的百分比增加了20%。在以后的20年中，它上升了70%。单单金融部门的未偿还债务总额现在几乎占GDP的90%，并且占非政府未偿还债务总额的35%。

延续到衰退阶段的消费部门债务的增长是这次衰退迄今为止表现得相对温和的主要原因。尽管十多年来实际工资没有增长、失业率在增加，工人仍力图维持开销。然而要这种情况持续很长时间而不被突然打断是不可能的。在20世纪90年代，家庭债务在美国第一次高于个人可支配收入。

赌博资本主义

如上所述，服务部门是投资和就业的重大领域之一。另一出路是投机，实际上，只是赌博的另一个说法。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部门不再局限于生产、雇佣和投资的需要的范围之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它已变成一个不断增长的自主挣钱形式，这在衍生市场尤其明显。一种金融衍生工具从另一种金融工具衍生出价值。例如，一种金融期货就是在未来某一时刻购买某种其它金融工具比如股票或债券的协定。衍生工具倾向于放大收益和损失。如果一种衍生工具所基于的利率或股价上升了，通过衍生工具获取的利益将飙升。另一方面，如果它所基于的金融资产下降了，那么衍生工具的价值可能骤然跌落。金融价值升降的速度增加了个体参与者的风险，同时也增加了整个金融部门和整个经济的风险。

最近安然破产凸显出衍生市场已变得多么大。圣地亚哥法学院教授弗兰克·帕特洛伊(Frank.Partnoy)说：“不规范的场外交易衍生市场，在20年(有些情形甚至10年)前并不存在，现在却构成了总衍生市场的90%，成兆的美元每天在冒险……安然在1985年创立时仅仅是一个能源公司，但是最后它成为一个胀破肚子的场外衍生交易企业。仅在2000年，它的与场外衍生工具有关的资产和负债上升了5倍多。”

美国公司包括金融机构债务的大规模扩大显然是和这种广泛而日益增长的投机活动相关联的。安然只是这种情形的一个放大的例子。结果是，如果作为基础的经济变衰，或推迟结算日子到来的金融工具新形式没有经常地引进，那么金融结构就越来越摇摇欲坠，越来越易于酿成灾难。

无人知晓这将导向哪种结果。最好的情形是，债务堆积和债务结构日益增加的不稳定性将限制经济从周期性的下滑中摆脱出来。最坏的情形是，一个严重的金融崩溃可能进一步动摇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生产能力过剩和金融不稳定在一个越来越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几乎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经济学家》杂志2001年8月25日载文说，“这一次全球衰退”和前半个世纪的衰退有如下方面的不同：“和以前衰退不同，这次衰退面更广。例如，1991年‘世界衰退中，美国经济下降，但是日本、德国和新兴的东亚继续繁荣，从而缓和了世界需求的不足。到今天这次衰退还不深，但是它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多国家同步发生的衰退。这中间有很大的风险。近些年，通过贸易和投资，经济越来越连为一体……由于美国和日本投资崩溃，这些国家大幅削减从东亚的进口。但是东亚国家脆弱得多的需求导致它们相应地削减不仅从美日而且从欧洲的进口。一个更长时期的美国(和全球)衰退的可能性因此大大地增加了。”

处于体系边缘的穷国在世界经济的普遍危机中受伤害将最严重。如前所示，不发达国家在过去20多年中人均经济增长率停滞了(除极少几个例外)，这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经济问题。　　

展望

新自由主义坚持认为，创建自由市场，即解除国家加给市场的所有限制将最终造福于所有国家。然而，资本剩余的利用和市场的调节机制间并没有那样清晰的关系。当停滞趋势持续时，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当在生产商品和服务方面的投资机会减少时，尽管新技术提供了机遇，越来越多的资本剩余投向了大幅扩张的金融中。在信息技术的帮助下，金融市场愈益成为国际性的。全球化成为这样一种秩序：资本在全球每一个角落寻求利润机会。统治性的意识形态欢呼全球化的加速，宣称这将有利于所有国家。然而结果是绝大多数国家增速严重下降。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意味着停滞趋势和金融危机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所有地方都面临着大量闲置的生产能力和堆积如山的债务。在这种体系结构中，没有任何明显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这场危机的结果可能开启争取替代社会的斗争。我们可以肯定两点：一个由人民统治并以满足人民需要为目的的新社会的到来必然要经过激烈的斗争；人类未来所面临的不可能是一个平等的、可持续的资本主义。

《每月评论》对大跃进时期死亡率的讨论 英文原文

Did Mao Really Kill Millions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by Joseph Ball Over the last 25 years the reputation of Mao Zedong has been seriously undermined by ever more extreme estimates of the numbers of deaths he was supposedly responsible for. In his lifetime, Mao Zedong was hugely respected for the way that his socialist policies improved the welfare of the Chinese people, slashing the level of poverty and hunger in China and providing free health care and education. Mao’s theories also gave great inspiration to those fighting imperialism around the world. It is probably this factor that explains a great deal of the hostility towards him from the Right. This is a tendency that is likely to grow more acute with the apparent growth in strength of Maoist movements in India and Nepal in recent years, as well as the continuing influence of Maoist movement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Most of the attempts to undermine Mao’s reputation centre around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at began in 1958. It is this period that this article is primarily concerned with. The peasants had already started farming the land co-operatively in the 1950s.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y joined large communes consisting of thousands or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Large-scale irrigation schemes were undertaken to improve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Mao’s plan was to massively increase both agricultural and industrial production. It is argued that these policies led to a famine in the years 1959-61 (although some believe the famine began in 1958). A variety of reasons are cited for the famine. For example, excessive grain procurement by the state or food being wasted due to free distribution in communal kitchens. It has also been claimed that peasants neglected agriculture to work on the irrigation schemes or in the famous “backyard steel furnaces” (small-scale steel furnaces built in rural areas).Mao admitted that problems had occurred in this period. However, he blamed the majority of these difficulties on bad weather and natural disasters. He admitted that there had been policy errors too, which he took responsibility for. Official Chinese sources, released after Mao’s death, suggest that 16.5 million people died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se figures were released during an ideological campaign by the government of Deng Xiaoping against the legacy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owever, there seems to be no way of independently, authenticating these figures due to the great mystery about how they were gathered and preserved for twenty years before being released to the general public. American researchers managed to increase this figure to around 30 million by combining the Chinese evidence with extrapolations of their own from China’s censuses in 1953 and 1964. Recently, Jung Chang and Jon Halliday in their book Mao: the Unknown Story reported 70 million killed by Mao, including 38 million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Western writers on the subject have taken a completely disproportionate view of the period, mesmerized, as they are, by massive death toll figures from dubious sources. They concentrate only on policy excesses and it is likely that their views on the damage that these did are greatly exaggerated. There has been a failure to understand how some of the policies developed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ctually benefited the Chinese people, once the initial disruption was over. U.S. state agencies have provided assistance to those with a negative attitude to Maoism (and communism in general) throughout the post-war period. For example, the veteran historian of Maoism Roderick MacFarquhar edited The China Quarterly in the 1960s. This magazine published allegations about massive famine deaths that have been quoted ever since. It later emerged that this journal received money from a CIA front organisation, as MacFarquhar admitted in a recent letter to The London Review of Books. (Roderick MacFarquhar states that he did not know the money was coming from the CIA while he was editing The China Quarterly.)Those who have provided qualitative evidence, such as eyewitness accounts cited by Jasper Becker in his famous account of the period Hungry Ghosts, have not provided enough accompanying evidence to authenticate these accounts. Important documentary evidence quoted by Chang and Halliday concern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s presented in a demonstrably misleading way. Evidence from the Deng Xiaoping regime Mao that millions died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s not reliable. Evidence from peasants contradicts the claim that Mao was mainly to blame for the deaths that did occur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period.U.S. demographers have tried to use death rate evidence and other demographic evidence from official Chinese sources to prove the hypothesis that there was a “massive death toll”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e. a hypothesis that the “largest famine of all time” or “one of the largest famines of all time” took place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However, inconsistencies in the evidence and overall doubts about the source of their evidence undermine this “massive death toll” hypothesis.The More Likely Truth About the Great Leap ForwardThe idea that “Mao was responsible for genocide” has been used as a springboard to rubbish everything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achieved during Mao’s rule. However, even someone like the demographer Judith Banister,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advocates of the “massive death toll” hypothesis has to admit the successes of the Mao era. She writes how in 1973-5 life expectancy in China was higher than in Africa, the Middle East, South Asia and many countries in Latin America 1. In 1981 she co-wrote an article where she describe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a 'super-achiever' in terms of mortality reduction, with life expectancy increasing by approximately 1.5 years per calendar year since the start of communist rule in 1949 2. Life expectancy increased from 35 in 1949 to 65 in the 1970s when Mao’s rule came to an end. 3To read many modern commentators on Mao’s China 4, you would get the impression that Mao’s agricultural and industrial policies led to absolute economic disaster. Even more restrained commentators, such as the economist Peter Nolan 5 claim that living standards did not rise in China, during the post-revolutionary period, until Deng Xiaoping took power. Of course, increases in living standards are not the sole reason for increases in life expectancy. However, it is absurd to claim that life expectancy could have increased so much during the Mao era with no increase in living standards. For example, it is claimed by many who have studied figures released by Deng Xiaoping after Mao’s death that per capita grain production did not increase at all during the Mao period. 6 But how is it possible to reconcile such statistics with the figures on life expectancy that the same authors quote? Besides which these figures are contradicted by other figures. Guo Shutian, a Former Director of Policy and Law in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in the post-Mao era, gives a very different view of China’s overall agricultural performance during the period before Deng’s “reforms.” It is true that he writes that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decreased in five years between 1949-1978 due to “natural calamities and mistakes in the work.” However he states that during 1949-1978 the per hectare yield of land sown with food crops increased by 145.9% and total food production rose 169.6%. During this period China’s population grew by 77.7%. On these figures, China’s per capita food production grew from 204 kilograms to 328 kilograms in the period in question.7Even according to figures released by the Deng Xiaoping regime,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creased by 11.2% per year from 1952-1976 (by 10% a year during the alleged catastroph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1952 industry was 36% of gross value of national output in China. By 1975 industry was 72% and agriculture was 28%. It is quite obvious that Mao’s supposedly disastrous socialist economic policies paved the way for the rapid (but inegalitarian and unbalance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post-Mao era.8There is a good argument to suggest that the policie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ctually did much to sustain China’s overall economic growth, after an initial period of disruption. At the end of the 1950s, it was clear that China was going to have to develop using its own resources and without being able to use a large amount of machinery and technological know-how imported from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late 1950s China and the USSR were heading for a schism. Partly, this was the ideological fall-out that occurred following the death of Stalin. There had been many differences between Stalin and Mao. Among other things, Mao believed that Stalin mistrusted the peasants and over-emphasized the development of heavy industry. However, Mao believed that Khrushchev was using his denunciation of Stalinism as a cover for the progressive ditching of socialist ideology and practice in the USSR. Also the split was due to the tendency of Khrushchev to try and impose the Soviet Union’s own ways of doing things on its allies. Khrushchev acted not in the spirit of socialist internationalism but rather in the spirit of treating economically less developed nations like client states. For a country like China, that had fought so bitterly for its freedom from foreign domination, such a relationship could never have been acceptable. Mao could not have sold it to his people, even if he had wanted to. In 1960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came to a head. The Soviets had been providing a great deal of assistance for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program. In 1960, all Soviet technical advisers left the country. They took with them the blueprints of the various industrial plants they had been planning to build. Mao made clear that, from the start, the policie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were about China developing a more independent economic policy. China’s alternative to reliance on the USSR was a program for developing agriculture alongside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In so doing, Mao wanted to use the resources that China could muster in abundance-labour and popular enthusiasm. The use of these resources would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capital and advanced technology.Although problems and reversals occurred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t is fair to say that it ha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ongoing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Measures such as water conservancy and irrigation allowed for sustained increases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once the period of bad harvests was over. They also helped the countryside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drought. Flood defenses were also developed. Terracing helped gradually increase the amount of cultivated area.9 Industrial development was carried out under the slogan of “walking on two legs.” This meant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and medium scale rural industry alongside the development of heavy industry. As well as the steel furnaces, many other workshops and factories were opened in the countryside. The idea was that rural industry would meet the needs of the local population. Rural workshops supported efforts by the communes to modernize agricultural work methods. Rural workshops were very effective in providing the communes with fertilizer, tools, other agricultural equipment and cement (needed for water conservation schemes).10Compared to the rigid, centralized economic system that tended to prevail in the Soviet Unio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was a supreme act of lateral thinking. Normally, cement and fertilizer, for example, would be produced in large factories in urban areas away from the rural areas that needed them. In a poor country there would be the problem of obtaining the capital and machinery necessary to produce industrial products such as these, using the most modern technique. An infrastructure linking the cities to the towns would then be needed to transport such products once they were made. This in itself would involve vast expense. As a result of problems like these, development in many poorer countries is either very slow or does not occur at all.Rural industry established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used labour-intensive rather than capital-intensive methods. As they were serving local needs, they were not dependent on the development of an expensive nation-wide infrastructure of road and rail to transport the finished goods. In fact the supposedly wild, chaotic policie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meshed together quite well, after the problems of the first few years. Local cement production allowed water conservancy schemes to be undertaken. Greater irrigation made it possible to spread more fertilizer. This fertilizer was, in turn, provided by the local factories. Greater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would free up more agricultural labour for the industrial manufacturing sector, facilitating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11 This approach is often cited as an example of Mao’s economic illiteracy (what about the division of labour and the gains from regional specialization etc). However, it was right for China as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Mao’s policies in terms of human welfa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how. Agriculture and small scale rural industry were not the only sector to grow during China’s socialist period. Heavy industry grew a great deal in this period too. Developments such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aching oil field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provided a great boost to the development of heavy industry. A massive oil field was developed in China.12 This was developed after 1960 using indigenous techniques, rather than Soviet or western techniques. (Specifically the workers used pressure from below to help extract the oil. They did not rely on constructing a multitude of derricks, as is the usual practice in oil fields). The arguments about production figures belie the fact that the Great Leap Forward was at least as much about changing the way of thinking of the Chinese people as it was about industrial production. The so-called “backyard steel furnaces,” where peasants tried to produce steel in small rural foundries, became infamous for the low quality of the steel they produced. But they were as much about training the peasants in the ways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as they were about generating steel for China’s industry. It’s worth remembering that the “leaps” Mao used to talk about the most were not leaps in the quantities of goods being produced but leaps in people’s consciousness and understanding. Mistakes were made and many must have been demoralized when they realized that some of the results of the Leap had been disappointing. But the success of the Chinese economy in years to come shows that not all its lessons were wasted.Great Leap Forward and Qualitative EvidenceOf course, to make such points is to go against the mainstream western view that the Great Leap Forward was a disaster of world historical proportions. But what is the basis for this view? One way those who believe in the “massive death toll” thesis could prove their case would be to find credible qualitative evidence such as eye-witness or documentary evidence. The qualitative evidence that does exist is not convincing however.Chinese history scholar Carl Riskin believes that a very serious famine took place but states “In general, it appears that the indications of hunger and hardship did not approach the kinds of qualitative evidence of mass famine that have accompanied other famines of comparable (if not equal) scale, including earlier famines in China.” He points out that much of the contemporary evidence presented in the West tended to be discounted at the time as it emanated from right-wing sources and was hardly conclusive. He considers whether repressive policies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revent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famine getting out but states “whether it is a sufficient explanation is doubtful. There remains something of a mystery here.” 13There are authors such as Roderick MacFarquhar, Jasper Becker and Jung Chang who certainly do assert that the evidence they have seen proves the massive famine thesis. It is true that their main works on these issues 14 do cite sources for this evidence. However, they do not make it sufficiently clear, in these books, why they believe these sources are authentic.It therefore remains an open question why the accounts presented by these authors should be treated as certain fact in the west. In his famous 1965 book on China, A Curtain of Ignorance, Felix Greene says that he traveled through areas of China in 1960 where food rationing was very tight but he did not see mass starvation. He also cites other eyewitnesses who say the same kind of thing. It is likely, that in fact, famine did occur in some areas. However Greene’s observations indicate that it was not a nation-wide phenomenon on the apocalyptic scale suggested by Jasper Becker and others. Mass hunger was not occurring in the areas he traveled through, although famine may have been occurring elsewhere. Why are the accounts of people like Becker believed so readily when the account of Felix Greene and the others he cites is discounted? Of course, the sympathy of Greene for Mao’s regime may be raised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and it might be suggested he distorted the truth for political reasons. But Becker, MacFarquhar and Jung Chang have their own perspectives on the issue too. Could anyone seriously doubt that these authors are not fairly staunch anti-communists?Before addressing the question of the authentication of sources, the context for the discussion of these issues needs to be set. Communism is a movement that generates a massive amount of opposition. Western countries waged an intensive propaganda war against communism. In power, communist governments dispossessed large numbers of people of their capital and land. The whole landlord and business class was robbed of its social power and status across much of Asia and Europe. Unsurprisingly, this generated much bitterness. A large number of well-educated people who were born in these countries had and still have the motivation to discredit communism. It is not “paranoia” to ask that those who write about the communist era take pains to ensure that their sources are reporting fact and are not providing testimony that has been distorted or slanted by anti-communist bias.In addition, the U.S. government did have an interest in putting out negative propaganda about Chinese communism and communism in general. Too often discussion of this is dismissed as “conspiracy theories” and the evidence about what really happened does not get discussed very widely.However, covert attempts by the U.S. to discredit communism are a matter of record. U.S. intelligence agencies often sought a connection with those who published work about communist regimes. It must not be thought that those people they sought this connection with were simply hacks paid to churn out cheap sensationalism. Far from it. For example, The China Quarterly published many articles in the 1960s which are still frequently cited as evidence of living conditions in China and the success or otherwise of government policies in that country. In 1962 it published an article by Joseph Alsop that alleged that Mao was attempting to wipe out a third of his population through starvation to facilitate his economic plans! 15 This article is cited, in all seriousness, to provide contemporary evidence of the “massive death toll” hypothesis in many later works on the subject (for example in the article “Famine in China” that is discussed below). The editor of The China Quarterly was Roderick MacFarquhar who went on to write many important works on China’s communist government. MacFarquhar edited Volume 14 of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which covered the period 1949-1965. He wrote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ich includes a volume on the events of 1956 and 1957 as well as a volume o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which puts forward the “massive death toll” thesis. He also edited Mao’s Secret Speeches. Printed in the pages of The China Quarterly is a statement that it was published by Information Bulletin Ltd on behalf of 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 (CCF). On 13 May 1967 The CCF issued a press release admitting that it was funded by the CIA, following an expose in Ramparts magazine 16 MacFarquhar stated when questioned by me that:When I was asked to be the founder editor of the CQ [China Quarterly], it was explained to me that the mission of the CCF was to encourage Western intellectuals to form a community committed to the free exchange of ideas. The aim was to provide some kind of an organizational counter to Soviet efforts to attract Western intellectuals into various front organizations...All I was told about funding was that the CCF was backed by a wide range of foundations, including notably Ford, and the fact that, of these, the Farfield Foundation was a CIA front was not disclosed.In the 26 January 2006 edition of The London Review of Books MacFarquhar writes of “the 1960 inaugural issues of the China Quarterly, of which I was then the editor.” He also writes that “secret moneys from the CIA (from the Farfield Foundation via 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 the parent of the CQ, Encounter and many other magazines) provided part of the funding for the CQ—something I did not know until the public revelations of the late 1960s.”The issue goes beyond those, like MacFarquhar, who worked for periodicals connected with the CCF. It is also alleged that other magazines received funding that emanated from the CIA more generally. For example, Victor Marchetti, a former staff officer in the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the CIA, wrote that the CIA set up the Asia Foundation and subsidized it to the tune of $8 million a year to support the work of “anti-communist academicians in various Asian countries, to disseminate throughout Asia a negative vision of mainland China, North Vietnam and North Korea.”17Of course, the issue is not black and white. For example, MacFarquhar also states that he allowed a wide range of views from different sides of the political spectrum to be aired in his journal. He argues that Alsop’s article would have been published elsewhere, even if he had rejected it and that he did publish replies to it which were negative about Alsop’s thesis.This may be true. However, those like MacFarquhar were publishing the kind of things the CIA might be thought to, in general, look favorably upon. (Otherwise why would the CIA have put up money for it?) The key point is that these people had a source of western state funding that others with a different viewpoint lacked.In the last few years a new generation of writers has published alleged eyewitness and documentary evidence for the “massive death toll” hypothesis. The key issue with this evidence is the authentication of sources. These authors do not present sufficient evidence in the works cited in this article to show that the sources are authentic. Jasper Becker in his book o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Hungry Ghosts, cites a great deal of evidence of mass starvation and cannibalism in China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is is evidence that only emerged in the 1990s. Certainly the more lurid stories of cannibalism are not corroborated by any source that appeared at the actual time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or indeed for many years later. Many of the accounts of mass starvation and cannibalism that Becker uses come from a 600 page document “Thirty Years in the Countryside.” Becker says it was a secret official document that was smuggled out of China in 1989. Becker writes that his sources for Hungry Ghosts include documents smuggled out of China in 1989 by intellectuals going into exile. The reader needs to be told how people who were apparently dissidents fleeing the country during a crack-down were able to smuggle out official documents regarding events thirty years before. Also, Becker should have discussed more generally why he believes “Thirty Years in the Countryside” and the other texts are authentic. In 2001 Becker reviewed the Tiananmen Papers in the London Review of Books.18 The Tiananmen Papers are purportedly inner party documents which were smuggled out of the country by a dissident. They supposedly shed light on the Party leadership’s thinking at the time of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In his review Becker seriously discusses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se papers might be forgeries. In Hungry Ghosts, Becker needed to say why he thought the documents he was citing in his own book were genuine, despite believing that other smuggled official documents might be inauthentic.Similarly, Becker cites a purported internal Chinese army journal from 1961 as evidence of a massive humanitarian disaster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reports in this journal do indeed allude to a fairly significant disaster which is effecting the morale of Chinese troops. However, is this journal a genuine document? The journal was released by U.S. Department of State in 1963 and was published in a collection by the Hoover Institution entitled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Red Army in 1966. According to the British Daily Telegraph newspaper 19 “They [the journals] have been in American hands for some time, although nobody will disclose how they were acquired.” Becker and the many other writers o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who have cited these journals need to state why they regard them as authentic.Becker’s book also uses eyewitness accounts of hunger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During the mid-nineties, he interviewed people in mainland China as well as Hong Kong and Chinese immigrants in the west. He states in his book that in mainland China he was “rarely if ever, allowed to speak freely to the peasants.” Local officials “coached” the peasants before the interview, sat with them during it and answered some of the questions for them. Given that there is a good chance that these officials were trying to slant evidence in favour of the negative Deng Xiaoping line o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t is surely important that the reader is told which of the interviews cited in the book were conducted under these conditions and which were not. Becker does not do this in Hungry Ghosts. Nowhere in this book does he go into sufficient detail to demonstrate to the reader that the accounts he cites in his book are authentic.For a few years, Hungry Ghosts was the pre-eminent text, as far as critics of Mao were concerned. However, in 2005 Mao: the Unknown Story was published and very heavily promoted in the West. Its allegations are, if anything, even more extreme than Becker’s book. Of the 70 million deaths the book ascribes to Mao, 38 million are meant to have taken place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book relies very heavily on an unofficial collection of Mao’s speeches and statements which were supposedly recorded by his followers and which found their way to the west by means that are unclear. The authors often use materials from this collection to try and demonstrate Mao’s fanaticism and lack of concern for human life. They are a group of texts that became newly available in the 1980s courtesy of the Center of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CCRM) in the U.S. Some of these texts wer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nd published in Mao’s Secret Speeches.20 In this volume, Timothy Cheek writes an essay assessing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texts. He writes “The precise provenance of these volumes, which have arrived through various channels, cannot be documented...” Timothy Cheek argues that the texts are likely to be authentic for two reasons. Firstly, because some of the texts that the CCRM received were previously published in mainland China in other editions. Secondly, because texts that appear in one volume received by the CCRM also appear in at least one other volume received by the CCRM. It is not obvious to me why these two facts provide strong evidence of the general authenticity of the texts.Perhaps more importantly Chang and Halliday quote passages from these texts in a misleading way in their chapter o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Chang claims that in 1958 Mao clamped down on what he called “people roaming the countryside uncontrolled.” In the next sentence the authors claim that “The traditional possibility of escaping a famine by fleeing to a place where there was food was now blocked off.” But the part of the “secret” speech in which Mao supposedly complains about people “roaming around uncontrolled” has nothing to do with preventing population movement in China. When the full passage which the authors selectively quote from is read,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authors are being misleading. What Mao is actually meant to have said is as follows.[Someone] from an APC [an Agricultural Producers’ Co-operative-Joseph Ball] in Handan [Hebei] drove a cart to the Anshan steel [mill] and wouldn’t leave until given some iron. In every place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roaming around uncontrolled; this must be banned completely. [We] must work out an equilibrium between levels, with each level reporting to the next higher level—APCs to the counties, counties to the prefectures, prefectures to the provinces—this is called socialist order.21 What Mao is talking about here is the campaign to increase steel production, partly through the use of small-scale rural production. Someone without authority was demanding iron from Anshan to help their co-operative meet their steel production quota. Mao seems to be saying that this spontaneous approach is wrong. He seems to be advocating a more hierarchical socialist planning system where people have to apply to higher authorities to get the raw materials they need to fulfill production targets. (This sounds very unlike Mao—but that is by the by.) He is clearly not advocating a general ban on all Chinese people traveling around the country here!A second, seriously misleading, quotation comes at the end of the chapter o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First Chang and Halliday write “We can now say with assurance how many people Mao was ready to dispense with.” The paragraph then gives some examples of alleged quotes by Mao on how many Chinese deaths would be acceptable in time of war. The next paragraph begins “Nor was Mao just thinking about a war situation.” They then quote Mao at the Wuchang Conference as saying “Working like this, with all these projects, half of China may well have to die.” This quotation appears in the heading of Chang and Halliday’s chapter o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way the authors present this quotation it looks as if Mao was saying that it might indeed be necessary for half of China to die to realize his plans to increase industrial production. But it is obvious from the actual text of the speech that what Mao is doing is warning of the dangers of overwork and over-enthusiasm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while using a fair bit of hyperbole. Mao is making it clear that he does not want anyone to die as a result of his industrialization drive. In this part of the discussion, Mao talks about the idea of developing all the major industries and agriculture in one fell swoop. The full text of the passage that the authors selectively quote from is as follows.In this kind of situation, I think if we do [all these things simultaneously] half of China’s population unquestionably will die; and if it’s not a half, it’ll be a third or ten percent, a death toll of 50 million. When people died in Guangxi [in 1955-Joseph Ball], wasn’t Chen Manyuan dismissed? If with a death toll of 50 million, you didn’t lose your jobs, I at least should lose mine; [whether I would lose my] head would be open to question. Anhui wants to do so many things, it’s quite all right to do a lot, but make it a principle to have no deaths.22Then in a few sentences later Mao says: “As to 30 million tons of steel, do we really need that much? Are we able to produce [that much]? How many people do we mobilize? Could it lead to deaths?”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a full examination of the sources Chang and Halliday have used for their book is made. This is a call that has been made elsewhere. Nicholas D. Kristof’s review of the book in The New York Times brought up some interesting questions. Kristof talks about Mao’s English teacher Zhang Hanzhi (Mao attempted to learn English in adult life) who Chang and Halliday cite as one of the people they interviewed for the book. However, Zhang told Kristof (who is one of her friends) that though she met the two authors she declined to be interviewed and provided them with no substantial information. 23 Kristof calls for the authors to publish their sources on the web so they can be assessed for fairness.Deng’s Campaign Against Mao’s LegacyThere were some proponents of the “massive death toll” story in the 1960s. However, as Felix Greene pointed out in A Curtain of Ignorance anti-communists in the 1950s and early 1960s made allegations about massive famines in China virtually every year. The story about the Great Leap Forward was only really taken seriously in the 1980s when the new Chinese leadership began to back the idea. It was this that has really given credibility in the west to those such as Becker and Jung Chang. The Chinese leadership began its attack o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1979. Deng moved against Mao supporters directing the official press to attack them.24 This took the form of an ideological campaign against ‘ultraleftism.’ As Meissner, says in his study of the Deng Xiaoping era, “multitudes of scholars and theoreticians were brought forth to expound on the ‘petty bourgeois’ social and ideological root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25The reason for this vilification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had much to do with post-Mao power struggles and the struggle to roll back the socialist policies of 1949-76. After Mao’s death in 1976 Hua Guofeng had come to power on a platform of “upholding every word and policy made by Mao.” Deng Xiaoping badly needed a political justification for his usurpation of Hua in 1978 and his assumption of leadership. Deng’s stated stance of Mao being “70% right and 30% wrong” was a way of distinguishing his own “pragmatic” approach to history and ideology from his predecessors. (The pro-market policies Deng implemented suggested that he actually believed that Mao was about 80% wrong.) The Chinese party did everything it could to promote the notion that the Great Leap Forward was a catastrophe caused by ultra-leftist policies. Marshal Ye Jian Ying, in an important speech in 1979 talked of disasters caused by leftist errors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26 In 1981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Resolution on Party History” spoke of “serious losses to our country and people between 1959 and 1961.” Academics joined in the attack. In 1981 Professor Liu Zeng,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Research at the People’s University gave selected death rate figures for 1954-78. These figures were given at a public academic gathering which drew much attention in the West. The figures he gave for 1958-1961 indicated that 16.5 million excess deaths had occurred in this period.27 At the same time Sun Yefang, a prominent Chinese economist publicly drew attention to these figures stating that “a high price was paid in blood” for the mistake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28As well as the internal party struggle Deng wanted to reverse virtually all of Mao’s positive achievements in the name of introducing capitalism or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he described it. Attack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helped provide the ideological justification for reversing Mao’s “leftist” policies. Deng dissolved the agricultural communes in the early 1980s. In the years follow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communes had begun to provide welfare services like free health care and education. The break up of the Commune meant this ended. In an article about the Great Leap Forward, Han Dongping,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Warren Wilson College, described a “humorous” report in the New York based Chinese newspaper The World Journal about a farmer from Henan province who was unable to pay medical bills to get his infected testicles treated. Tortured by pain he cut them off with a knife and almost killed himself.29 This kind of incident is the real legacy of Deng’s “reforms” in the countryside.It is often said that Deng’s agricultural reforms improved the welfare of the peasantry. It is true that breaking up the communes led to a 5 year period of accelerate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But this was followed by years of decline in per capita food production.30 Despite this decline, western commentators tend to describe the break-up of the communes as an unqualified economic success. In fact, breaking up the peasant communes created sources of real hardship for the peasants. By encouraging the Chinese ruling class to describe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s a disaster that killed millions, Deng was able to develop a political line that made his regressive policies in the countryside seem legitimate.Deng Xiaoping Blames Mao for Famine DeathsFor Deng’s line to prevail he needed to prove not only that mass deaths happened from 1959-61 but also that these were mainly the result of policy errors. After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official Chinese government line on the famine was that it was 70% due to natural disasters and 30% due to human error. This verdict was reversed by the Deng Xiaoping regime. In the 1980s they claimed the problems were caused 30% by natural disasters and 70% by human error. But surely if Mao’s actions had led to the deaths of millions of peasants, the peasants would have realized what was going on. However, the evidence is that they did not blame Mao for most of the problems that occurred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Long after Mao’s death, Professor Han Dongping traveled to Shandong and Henan, where the worst famine conditions appeared in 1959-1961.Han Dongping found that most of the farmers he questioned favored the first interpretation of events, rather than the second, that is to say they did not think Mao was mainly to blame for the problems they suffered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31.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tragic errors did not occur. Dongping wrot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communal eating in the rural communes. To begin with, this was a very popular policy among the peasants. Indeed, in 1958 many farmers report that they had never eaten so well in their lives before. The problem was that this new, seeming abundance led to carelessness in the harvesting and consumption of food. People seemed to have started assuming that the government could guarantee food supplies and that they did not have responsibility themselves for food security. Given the poverty of China in the late 1950s this was an error that was bound to lead to serious problems and the Communist leadership should have taken quicker steps to rectify it. Three years of awful natural disasters made things much worse. Solidarity between commune members in the worst effected regions broke down as individuals tried to seize crops before they were harvested. Again, this practice made a bad situation worse. However, it must be stressed that the farmers themselves did not tell Han Dongping that errors in the organisation of communal eating were the main cause of the famine they suffered. Han Dongping, himself, severely criticizes Mao for the consequences of his “hasty” policies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However he also writes “I have interviewed numerous workers and farmers in Shandong, Henan, and I never met one farmer or worker who said that Mao was bad. I also talked to one scholar in Anhui [where the famine is alleged to have been most serious-Joseph Ball] who happened to grow up in rural areas and had been doing research in the Anhui, he never met one farmer that said Mao was bad nor a farmer who said Deng [Xiaoping] was good.” 32It may be argued that Han Dongping’s, at least partial, sympathy for Mao might have colored his interpretation of what he heard from the peasants. However, it must also be noted that two of his grandparents died of hunger related diseases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Han Dongping often sounds more critical of Mao’s policies in this period than the peasants he is interviewing.Massive Deaths? The Demographic Evidence.The relative sympathy of the peasants for Mao when recall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must call into question the demographic evidence that indicates that tens of millions of them starved to death at this time. Western academics seem united on the validity of this evidence. Even those who query it, like Carl Riskin, always end up insisting that all the “available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a famine of huge proportions occurred in this period. In fact, there is certainly evidence from a number of sources that a famine occurred in this period but the key question is was it a famine that killed 30 million people? This really would have been unprecedented. Although we are used to reading newspaper headlines like “tens of millions face starvation in African famine” it is unheard of for tens of millions to actually die in a famine. For example, the Bangladesh famine of 1974-75 is remembered as a deeply tragic event in that nation’s history. However, the official death toll for the Bangladesh famine was 30,000 (out of a single-year population of 76 million), although unofficial sources put the death toll at 100,000.33 Compare this to an alleged death toll of 30 million out of a single-year population calculated at around 660-670 million for the Great Leap Forward period. Proportionally speaking, the death toll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s meant to be approximately 35 times higher than the higher estimated death toll for the Bangladesh famine!It is rather misleading to say that all “available evidence” demonstrates the validity of the massive deaths thesis. The real truth is that all estimates of tens of millions of Great Leap Forward deaths rely on figures for death rates for the late 1950s and early 1960s. There is only very uncertain corroboration for these figures from other statistics for the period. The problem is that death rate figures for the period 1940-82, like most Chinese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were regarded as a state secret by China’s government until the early 1980s. As we shall see, uncertainty about how these were gathered seriously undermines their status as concrete evidence. It was only in 1982 that death rate figures for the 1950s and 1960s were released (see Table 1). They purportedly showed that the death rate rose from 10.8 per thousand in 1957 to 25.4 per thousand in 1960, dropping to 14.2 per thousand in 1961 and 10 per thousand in 1962. These figures appear to show approximately 15 million excess deaths due to famine from 1958-1961.34 Table 1. Official Death Rates for China 1955-1962Year Death Rate(per thousand)1955 12.31956 11.41957 10.81958 12.01959 14.61960 25.41961 14.21962 10.01963 10.01964 11.5(Source: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China 1983)U.S. Demographers and the Chinese Statistics Chinese data on famine deaths was used by a group of U.S. demographers in their own work on the subject. These demographers were Ansley Coale, John Aird and Judith Banister. They can be said to be the three people that first popularized the “massive death toll” hypothesis in the West. Ansley Coale was a very influential figure in American demography. He was employed by the Office of Population Research which was funded by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in the 1980s when he was publishing his work on China. John Aird was a research specialist on China at the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In 1990, he wrote a book published by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which is a body that promotes neo-liberal policies. This book was called Slaughter of the Innocents and was a critique of China’s one-child birth control policy. Judith Banister was another worker at the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he was given time off from her employment there to write a book that included a discussion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deaths.35 John Aird read her book pre-publication and gave her advice. Judith Banister produced figures that appear to show 30 million excess deaths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is is nearly twice the figure indicated by official Chinese statistics. She believes the official statistics under-estimate the total mortality because of under-reporting of deaths by the Chinese population during the period in question. Banister calculates the total number of under-reported deaths in this period by first calculating the total number of births between the two censuses of 1953 and 1964. She does this using data derived from the census and data from a retrospective fertility survey carried out in 1982. (Participants in the survey were asked to describe the number of babies they had given birth to between 1940 and 1981). Once the population of 1953 and 1964 is known,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births between these two years is known, it is possible to calculate the number of deaths that would have occurred during this period. She uses this information to calculate a total number of deaths for the eleven year period that is much higher than official death rates show. To estimate how many of these deaths occurred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Banister returns to the official Chinese death rate statistics. She assumes that these figures indicate the actual trend of deaths in China in this period, even though they were too low in absolute terms. For example, she assumes that the official death rate of 25 per thousand in 1960 does indeed indicate that a huge increase in the death rate occurred in 1960. However, she combines this with her estimates of under-reporting of deaths in the period 1953-1964 to come up with a figure of 45 deaths per thousand in 1960. In years in which no famine is alleged the death toll also increases using this method. In 1957, for example, she increases the death rate from the official figure of 10.8 per thousand to 18 per thousand. Banister then compares the revised death rates in good years with the revised death rates in alleged famine years. Banister is then able to come up with her estimate of 30 million deaths excess deaths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36Questions Over the Chinese StatisticsA variety of Chinese figures are quoted to back up this thesis that a massive famine occurred. Statistics that purport to show that Mao was to blame for it are also quoted. They include figures supposedly giving a provincial break-down of the increased death rates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37 figures showing a massive decrease in grain production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38 and also figures that apparently showed that bad weather was not to blame for the famine.39 These figures were all released in the early 1980s at the time of Deng’s “reforms.”But how trustworthy are any of these figures? As we have seen they were released during the early 1980s at a time of acute criticism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People’s Communes. China under Deng was a dictatorship that tried to rigorously control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to its people. It would be reasonable to assume that a government that continually interfered in the reporting of public affairs by the media would also interfere in the production of statistics when it suited them. John Aird writing in 1982 stated that The main reason so few national population data appear in Chinese sources, however, is central censorship. No national population figures can be made public without prior authorization by the State Council. Even officials of the SSB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cannot use such figures until they have been cleared.40Of particular interest is the question of the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the death rate figures were arrived at by the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The figures given for total deaths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by U.S. and Chinese academics all depend on the key death rate statistic for the years in question. Of course, if we knew in detail how information about death rates was gathered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we might be able to be more certain that it is accurate. The problem is that this information is not available. We have to just take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word for it that their figures are true. Moreover, statements provided by Aird and Banister indicates that they believe that death rate figures were estimates and not based on an actual count of reported deaths. Aird states that “the official vital rates [birth and death rates] of the crisis year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must be estimates, but their basis is not known.”41Banister writes that China did try to start vital registration in 1954 but it was very incomplete. She writes, “If the system of death registration was used as a basis for any of the estimated death rates for 1955 through 1957, the rates were derived from only those localities that had set up the system, which would tend to be more advanced or more urbanized locations.”42Banister suggests that the situation did not improve very much during or after the Great Leap Forward. She writes:In the late 1960s and most prior years, the permanent population registration and reporting system may have been so incomplete and uneven that national or provincial statistical personnel had to estimate all or part of their totals. In particular, in the 1950s the permanent population registration and reporting system was only beginning to be set up, and at first it did not cover the entire population. All the national population totals for the 1950s except the census total, were probably based on incomplete local reports supplemented by estimates.43 She also writes that “In all years prior to 1973-75 the PRC’s data on crude death rates, infant mortality rates, expectation of life at birth, and causes of death were nonexistent, useless, or, at best, underestimates of actual mortality.”44The reader searches the work of Aird, Coale and Banister in vain for some indication as to why they can so confidently assert figures for tens of millions of deaths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based on official death rate figures. These authors do not know how these figures were gathered and especially in Banister’s case, they appear to have little faith in them. Alleged Deaths Among the Young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Some demographers have tried to calculate infant death rates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the “massive death toll” hypothesis. However, the evidence they come up with tends to muddy the picture rather than providing corroboration for the evidence from death rates. One calculation of deaths made by this method appears in the 1984 article “Famine in China.”45 This article reviewed the previous work of Aird, Coale and Banister. It accepted the contention of these latter authors that a massive level of deaths had occurred, overall,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However, the authors also try to calculate separate figures for child and adult deaths in this period. The evidence this latter article tries to put together is very frequently quoted by those writing about the era.The authors of “Famine in China” calculate infant deaths using the 1982 Retrospective Fertility Survey. They use this survey to calculate the number of births in each year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Once the number of births is estimated for each year it is possible to calculate how many of those born in the years 1958-1962 survived to be counted in the census of 1964. This can be compared with survivorship rates of babies born in years when no famine was alleged. They use model life tables to calculate how many of the babies dying before the census died in each famine year. They then convert this figure into a figure for the number of deaths of those aged under ten in each of the famine years. This final figure is arrived at by using life tables and period mortality levels. The authors of this article argue that the famine began in 1958-9. They calculate that 4,268,000 excess deaths for those aged under 10 occurred in this period which represents a doubling of the death rate for this age group (see Table 2). Ye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was an excess death figure of only 216000 for those over 10 (in a country of over 600 million this figure is surely well within any reasonable margin of error). The explanation is that in the absence of effective rationing, children were left to starve in this period. But in famines, it is traditionally both the very young and the very old who both suffer. But in this year only the young suffer. Then in 1960-1961 the number of excess deaths for under 10s is reduced to 553,000 whereas the number for over 10s shoots up to 9 million. Even more biz/dmirror/http/host518.ipowerweb.com/~gongnong/bbs/read.phparrely, 4,424,000 excess child deaths are calculated for 1961-62 but no excess deaths for those over 10 are calculated to have occurred in this period.Table 2. Estimated Excess Deaths Due to Famine 1958-1962Fiscal Year Estimated deaths under age 10 ('000s) Estimated deaths under age 10 and over ('000s)1958-59 4,268 2161959-60 2,291 7,9911960-61 553 9,0961961-62 4,424 0(Source: Aston et al 1984)There is clearly a paradox here. According to the death rate provided by the Chinese, 1960 was the worst calendar year of the famine. The death rate increased from 10.8 per thousand before the famine to 25.4 per thousand in 1960 which was by far and away the peak year for famine deaths. If this was true, then we would expect 1959-60 and 1960-61 to be the worst fiscal years in terms of numbers of child deaths. Yet according to the authors only 24.6% of excess child deaths occurred in these fiscal years as opposed to 98.75% of the excess deaths of those aged ten or over!It is hard to understand why there would have been such a large infant mortality rate in 1958-59. Everyone agrees that 1958 was a bumper harvest year even if grain production figures were exaggerated. The bulk of the Chinese crop is harvested in autumn 46 so it’s difficult to see why massive deaths would have begun at the end of 1958 or even why so many deaths would have all occurred in the first three months of 1959. As we have seen, Han Dongping, Assistant Professor in Political Science at Warren Wilson College, questioned peasants in Shandong and Henan where the worst effects of the problems in the 1959-1961 period were felt. They stated that they had never eaten so well as they had after the bumper harvest of 1958.47 Official death rate figures show a slight increase from 10.8 per thousand in 1957 to 12 per thousand in 1958. Why were infant deaths so much worse in the fiscal year 1958-59 according to the figures that are presented by demographers? Why did the situation improve in the year of alleged black famine? This, it is claimed by the authors of “Famine in China”, is because a rationing system was introduced that assisted all those of working age and below but left the old to die. Certainly, there is some evidence that the young of working age received higher rations than the old because the young were performing manual labour.48However, in 1961-2, when the authors allege the famine was still occurring, the death rate for under 10s shoots up to 4,424, 000 and the death rate for over 10s reduces to zero. It is alleged that rationing was relaxed during this period allowing the young to die. It is not explained why no old people died during this period as well. Are the authors claiming that in famines, Chinese families would let their children die but not old people? The authors provide no evidence for this counter-intuitive implication of their analysis.They try to back up their thesis with figures that claim to show a reduction in the numbers of those in older age groups between the two censuses of 1953 and 1964. The argument is that in a country that was developing in a healthy way the numbers of old people in the population should grow rather than fall. They argue that the figures for China in this period show a decline in the numbers of old people due to the way in which they were denied rations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But the figures they quote are not consistent with mass deaths caused by a shortfall in rations for all people over a certain age. The authors state that age specific growth rates fall for males aged over 45 and for females aged over 65 between the two censuses. What kind of a rationing system would have led to such a disparity? One that provided sustenance to women aged 45-65 but not men of the same age? Besides even after the age of 65 the figures for women are not consistent. The number of those aged 75-79 grew by 0.51% on the figures presented. This figure compares well with the growth rates of age groups under 65. For example, the numbers of 20-24 years old grew by 0.57% and the numbers of 45-49 year olds by 0.55%. The figures for women do not show a pattern consistent with a rationing system that discriminated against the old. Faulty source statistics are a far more plausible explanation for the confusing figures the authors present, than their own difficult to swallow hypotheses about rationing.Table 3. Intercensal age- and sex- specific growth rates in population 1953-1964Age Male growth rate (%) Female growth rate (%)10-14 3.83 4.5815-19 1.30 1.6120-24 0.66 0.5725-29 1.42 1.1330-34 2.07 1.4735-39 1.13 0.9140-44 0.90 1.0245-49 0.48 0.5550-54 0.47 0.8355-59 0.16 1.2760-64 0.00 0.9665-69 -0.64 0.1170-74 -1.02 -0.3775-79 -0.08 0.5180+ -0.54 -0.22(Source: ibid) This article does not dispel doubts about massive famine deaths. It is true the authors of the article can point to some corroboration in the evidence they present. For example there is a reasonabl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number of births given by the Fertility Census of 1982 and birth rate figures allegedly gathered in the years 1953-1964. Also there is reasonabl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urvivorships of birth cohorts born in the famine to the 1964 census and their survivorship to the 1982 census. If different pieces of evidence, supposedly gathered independently of each other, correlate, then this provides some evidence that the author’s hypothesis is true. In which case there might seem to be a stalemate. On the one hand there i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is evidence, on the other there is the huge mismatch between child mortality and adult mortality in alleged famine years.However, we must remember the concerns that exist about the general validity of population statistics releas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fter the death of Mao. In the light of these uncertainties,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birth rate figures and the Fertility Survey figures are not really decis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Chinese population figures occur elsewhere and have been considered by demographers. Banister speaks in another connection of the possibility of “mutual interdependence” of Chinese demographic surveys that were supposedly conducted independently of each other. She notes that the census figure for 1982 and population figures derived from vital registration in 1982 were supposedly gathered independently. However, there is an extremely grea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figures.49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mutual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the Fertility Survey figures and the birth rate figures should not be ruled out.In addition it must be said that the authors of “Famine in China” only present one estimate of the survivorship of babies born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sley Coale’s article, published in the same year50 shows a reasonably significant but much smaller dip in survivorship in the years 1958-59 to the 1982 census than that shown in “Famine in China.” This would indicate far less “excess” infant deaths in the years in question. In addition Coale’s figures show no dip in survivorship of babies born in 1961-2 to the 1982 census, in contrast to the figures presented in “Famine in China.” Doubts about the survivorship evidence combined with doubts about the death rate evidence greatly undermine established beliefs about what happened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Overall,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leaves the impression that a not very well substantiated hypothesis of a massive death toll has been transformed into an absolute certainty without any real justification.Questions About Chinese Census InformationA final piece of evidence for the “massive death toll” thesis comes from raw census data. That is to say we can just look at how large the number of those born in 1959-1961 and surviving to subsequent censuses is compared to surrounding years in which no famine has been alleged. We can get this evidence from the various censuses taken since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se indeed show large shortfalls in the size of cohorts of those born in famine years, compared to other years.Even, if it was granted that such shortfalls did occur they do not necessarily indicate massive numbers of deaths. Birthrate figures released by the Deng Xiaoping regime show massive decreases in fertility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t is possible to hypothesize that there was a very large shortfall in births without this necessarily indicating that millions died as well. Of course, there had to be some reason why fertility dropped off so rapidly, if this is indeed what did happen. Clearly hunger would have played a large part in this. People would have postponed having children because of worries about having another mouth to feed until food availability improved. Clearly, if people were having such concerns this would have indicated an increase in malnutrition which would have lead to some increase in child mortality. However, this is in no way proves that the “worst famine in world history” occurred under Mao. The Dutch famine of 1944-1945 led to a fertility decline of 50%. The Bangladesh famine of 1974-1975 also led to a near 50% decrease in the birth rate.51 This is similar to figures released in the Deng Xiaoping era for the decline in fertility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lthough, both the Bangladesh and the Dutch famines were deeply tragic they did not give rise to the kind of wild mortality figures bandied about in reference to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s was noted above. In Bangladesh tens of thousands died, not tens of millions.However, we should not automatically assume that evidence from the single year age distributions are correct. There is a general problem with all efforts to derive information from single-year age distributions from the 1953 and 1964 censuses. These figure only appeared in the early 1980s52 when all the other figures that blamed Mao for killing millions emerged. Censuses afterwards (e.g. in 1982, 1990 etc.) continue to show shortfalls but again caution should be exercised. Banister speaks of consistency in the age-sex structures between the three censuses of 1953, 1964 and 1982 with very plausible survival patterns for each age group from census to census. She writes “It is surprising that China’s three censuses appear to be almost equally complete. One would have expected that the first two counts missed many people since they were conducted in less than ideal circumstances. The 1953 enumeration was China’s first modern census taken with only six months of preparation soon after the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was established....The 1964 census was taken in great secrecy...and included a question on people’s class origins...that might have prompted some to avoid being counted.”53Ping-ti Ho of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ombia wrote that the 1953 census was based, at least in part, on estimates not the counting of population and “was not a census in the technical definition of the term.”54 Yet the age-structure of this census correlates extremely well with all the subsequent censuses.Adding to the muddle, John Aird received evidence about the age-sex distribution in the 1953 census from Chinese, non-official academic sources in the 1960s. He found the figures unreliable, stating that the numbers for 5-24 year olds are lower than would be expected and the figures for those aged over 75 are much too high. He proposed substituting a hypothetical age-sex structure for these figures for the purposes of academic debate.55Given such doubts, it is surely possible that the consistent age-sex structures in successive structures may be affected by a certain amount of “mutual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records.A trawl through the evidence reveals decisively that absolute certainty in any, politically controversial, historical question should never be derived from “academic research” or “official statistics.” Politics always effects the presentation of statistics and the A trawl through the evidence reveals decisively that absolute certainty in any, politically controversial, historical question should never be derived from “academic research” or “official statistics.” Politics always effects the presentation of statistics and the history of any period tends to be written by the winners. In relation to China, admirers of Mao’s socialist policies clearly were not the winners.ConclusionThe approach of modern writers to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s absurdly one-sided. They are unable to gras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ts failures and successes. They can only grasp that serious problems occurred during the years 1959-1961. They cannot grasp that the work that was done in these years also laid the groundwork for the continuing overall success of Chinese socialism in improving the lives of its people. They fail to seriously consider evidence that indicates that most of the deaths that occurred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were due to natural disasters not policy errors. Besides, the deaths that occurred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have to be set against the Chinese people’s success in preventing many other deaths throughout the Maoist period. Improvements in life expectancy saved the lives of many millions. We must also consider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if there had been no Leap and no adoption of the policies of self-reliance once the breach with the Soviet Union occurred. China was too poor to allow its agricultural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o stagnate simply because the Soviets were refusing to help. This is not an argument that things might not have been done better. Perhaps with better planning, less over-optimism and more care some deaths might have been avoided. This is a difficult question. It is hard to pass judgement what others did in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many years ago.Of course it is also important that we do learn from the mistakes of the past to avoid them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note that Mao to criticized himself for errors made during this period. But this self-criticism should in no way be allowed to give ammunition to those who insist on the truth of ridiculous figures for the numbers that died in this time. Hopefully, there will come a time when a sensible debate about the issues will take place. If India’s rate of improvement in life expectancy had been as great as China’s after 1949, then millions of deaths could have been prevented. Even Mao’s critics acknowledge this. Perhaps this means that we should accuse Nehru and those who came after him of being “worse than Hitler” for adopting non-Maoist policies that “led to the deaths of millions.” Or perhaps this would be a childish and fatuous way of assessing India’s post-independence history. As foolish as the charges that have been leveled against Mao for the last 25 years, maybe.Bibliography1. J. Banister, 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2. J. Banister and S. Preston 'Mortality in China' i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ume 7, No. 1, 1981. 3. M. Meissner, The Deng Xiaoping Era. An Inquiry into the Fate of Chinese Socialism, 1978-1994, Hill and Way 1996. 4. For example see J. Becker, Hungry Gh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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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特：资本主义普遍性中的矛盾

     美国《每月评论》杂志（1999年4月）第50卷第11期刊登了俄勒冈大学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的文章《资本主义普遍性中的矛盾》。文章勾勒了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脉络，揭示了它的本质。现将文章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经济自由主义的中心思想及马克思对它的批判

    经济自由主义的中心思想是：以每个人的私利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市场社会是人类的自然状态，只要没有外部障碍阻挡，这种社会必定会通过看不见的手走向繁荣；资本主义从来就存在；全部人类历史不过是市场关系的逐步解放，这种普遍性、理性化的社会形式惟一需要的就是消除对它的束缚。

    与这种自由主义经济观相适应的是这样一种强有力的趋向，即将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市场关系看作是无限的，认为一切阻碍它扩张的外部障碍都是暂时性的，都将被克服。资本扩张过程中的危机在这种经济哲学中被归因为“外部因素”对市场的限制或干涉，而不是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内部矛盾。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如果不是直接服务于资本本身的利益，就会被经济自由主义者视为这一体制顺利运行的主要障碍。其它的存在于市场体制之外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因素，例如传统的非商品经济的存在，阻碍自由竞争的垄断（或寡头制）的发展，各国边境、关税、市场的存在，对劳动力商品化的限制，以及外部自然界本身的局限，也被看作暂时的障碍，并将被扩张着的资本主义市场社会所消解或克服。

    对资本主义普遍化这一不可抗拒的进程，没有人比马克思理解得更深刻了。《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在对资产阶级历史作用的肯定中强调了资本主义普遍化这一内在趋势所具有的进步意义。然而，马克思始终很清楚与资本主义普遍化趋势相联系的矛盾以及这种发展趋势所具有的绝对局限性。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极力追求的“普遍性”所遇到的外部障碍，就其性质来说是资本本身异化的产物，资本普遍性的最大障碍只能到资本本身中去寻找。由此，资本实际上不可能克服诸如外部自然界、劳动力再生产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以及民族区别的存在等制约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本身单方面扩张的结果，资本由于以异化的方式寻求普遍性而进一步使人类和自然界分裂，使生产和人类生产及再生产的条件（以及普遍需要）分裂，使民族和民族分裂。

    自由主义的发展脉络

    早期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在商品化的无限驱动力中只看到了“资本的积极要素”。他们将一切事物都简化为生产和交换体系而且反对对该体系的扩张加以限制。但是，自从19世纪末2O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兴起后，对资本主义普遍化趋势的这种理解就退缩了，自由主义的意义开始发生变化，它采取了更为防御性的、改良主义的姿态。

    古典自由主义的死亡由于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大萧条、法西斯主义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内的世界危机的发生而加速了。到了40年代，对于自我调节的市场（self-regulating market)的信仰看来走到了灾难性的尽头。凯因斯主义革命为采取干预措施的政府在资本主义经济内对经济活动进行调控提供了理论基础。美国的新政和其它地方的社会民主主义看来预示了一个将资本主义市场体制与一定程度的国家计划相结合的混合经济的新时期的到来。

    正是在这个危机和古典自由主义破产的年代，经济自由主义者开始尝试构建更纯粹、更不妥协的自由主义理论。这种学说后来被称为新自由主义。这一新思潮的理论奠基者出自一战后“红色维也纳”的环境中。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早期，奥地利产业工人阶级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势力盛极一时。在这种激进的氛围中，奥地利保守主义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组织了“私人讲座”，吸引了哈那克等一批思想家参加。这些人否定社会主义计划制度下进行理性的经济核算的可能性，同时倡导关于普遍化市场经济的理论。米塞斯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任何中间的社会组织形式”都是“行不通”的，社会主义最终也是“无法实行”的；所以“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之上的惟一可行的社会组织制度”。他否认有“第三条道路”之类的东西，认为“要么不干涉市场的自由运作，要么把对生产和分配的管理全部给予政府。要么资本主义，要么社会主义。除此之外没有其它选择”。不能对市场机制作任何限制，市场规则是普遍的，除非选择社会主义，但那将导致灾难性的结局。

    1936年美国政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出版了他的《良好社会原则的探究》，为经济自由主义辩护。他在书中承认自己的思想直接受到米塞斯和哈那克的影响。他说，“与集体主义不同，自由主义不是对工业革命的反动。它是工业革命的哲学。”而且，他坚持认为，由于安逸的生活，自由主义变得软弱了，它需要更强硬的方式。他说，“自由主义改革的惟一目标是维持并促进现存交换经济中的劳动分工。”

    李普曼的著作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转折点。1938年， 26位学者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李普曼著作讨论会。讨论会的主题是自由主义的危机。参加者包括李普曼、哈那克和米塞斯等。从这次集会中产生出哈那克的名著《通向奴役之路》（1944年）的若干主要思想。更为重要的是，集会产生了组织贝伦山学会（MontPelerin Society）的最初想法，这个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织后来成立于1947年，学术领袖是哈那克。这些新自由主义者在反对国家干预主义时，较少以传统的自由放任观念为基础，而更多地以“竞争性秩序”的观念为基础。

    波拉尼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

    同样出自“红色维也纳”背景的卡尔·波拉尼，在他的著作《大转变》中对新自由主义作了最早也是最具毁灭性的攻击。在波拉尼看来，在1914一1945年之间的危机年代破产的正是由古典自由主义社会表明的资本的普遍化趋势，这一趋势所要求的“不外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因为它企图将全部基本的“生产要素”，即劳动力（人）、土地（外部自然界）和金钱本身都归结为商品形式，并且不接受任何对它自身的“伟大机制”所作的限制。由此，与无限制的商品化和积累相一致的对自我调节的市场制度的执着，会破坏生产本身的条件——人类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的条件、自然界的可持续性和货币稳定，而资本主义生产的延续依靠的正是这些东西。

    波拉尼说，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奇怪的辩证法：一方面，它以自我调节的市场制度（资本积累是其目标）促进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普遍化；另一方面，它针对来自市场社会和积累过程的危害力求提高“社会的现实的自我保护”。就是说，资本主义除了普遍化趋势，还有一种“双重运动”的特征——一种管制和解除管制（regulation and deregulation）的辩证法。这是因为自我调节的市场这一基本的自由主义信条乃是一种危险的、乌托邦式的神话。保护社会和调节市场的尝试与其说是意识形态运动的结果，不如说是不受调节的市场社会的“自发”产物。狂热地促进建立自由主义这种非理性的并且具有社会对抗性的秩序，正是危机年代产生危机的真正原因。

    波拉尼的分析的主要弱点是他过分强调了管制和解除管制这一双重运动（仿佛这是自由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逻辑），并且进一步认为这一辩证的双重运动已经因“大转变”而结束了。对波拉尼而言，“自我调节的市场”制度的普遍化是一种天真的空想的信念的产物，随着人们从世界大战和大萧条中学会社会必须保护自己的教训，这种信念已经最终烟消云散了。

    波拉尼的实际主张是，米塞斯和哈那克那派人所理解的资本主义是行不通的，只有社会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才是具有可持续性的。就这一方面来看，他的观点和马克思的观点是相冲突的。在马克思看来，普遍化趋势是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资本不会接受任何对它的“人为限制”。在努力实现其普遍化时，资本就破坏了阻碍其扩张的外部限制，而在观念上超越这些限制的时候，资本便将表现其自身的绝对局限性的矛盾展露在人们面前。当罗莎·卢森堡问一旦资本主义已经成为普遍的并且将其它一切经济都吸纳到它里面，资本主义是否还能继续存在的时候，她强调的正是马克思所理解的资本的辩证法中一个重要的然而经常被忽视的方面。

    当今的新自由主义及对资本主义的惟一替代

    以上所有论述对于新自由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当今时代也是贴切的。今天的新自由主义将全球化强调为自由市场制度的自发产物。人们现在被告知：除了新自由主义，“别无选择”；我们生存于全球的“竞争性秩序”中，国家抵挡不住全球化的力量；市场不再是国家的，而是全球的；由此公司也应当变成全球的，而不仅是多国的或跨国的。凯因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在一切地方都被一种看来要否定民族（国家）空间的制度战胜了。

    其实，当前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只不过以功能主义的方式反映了资本主义普遍化的更为根本的趋势。那些一度被视为“大转变”的东西现在倒成了反常的了。它们包括混合经济、凯因斯主义、福利国家，还有最重要的“带有人道面孔的资本主义”。

    以上论述告诉我们，正是资本主义的现实（不仅仅是新自由主义的狂热）不断消灭着“中间道路”的全部可能性，而同时看起来打破了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限制。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之内还是之外，都没有任何一处地方能让人们逃离这一恶性逻辑。最终的结果恰恰是波拉尼在其对自我调节的市场制度的批判中所说的：土地、劳动力、货币这些“生产要素”，正遭到一种不能接受任何边界的制度的破坏。这正是“全球化”新的更高级的功能主义现实的结果。

    同时，全球危机加剧了。全球生态（经济学家习惯简称为“土地”的东西）正处于困境中，劳动力的价值和普通人的生活条件到处都受到打击，实际工资在下降，生活状况在恶化，世界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全球金融危机扩展到世界各地的“实际经济”中。世界经济处于停滞，生产严重过剩，金融动荡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对于这一切，新自由主义没有答案。而这时左派陷于混乱，这与其说是由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失败还不如说是由于凯因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失败。左派已陷入各种“后现代主义”的假说中不能自拔，其结果是左派政治普遍瘫痪，意识形态走入死胡同。

    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状况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并不是一个什么“大断裂”，而恰恰是资本主义表现了其最本质的东西。资本主义的矛盾正以新的积累的方式表现出来，因为那些旧的摆脱危机的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越来越行不通了。其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已经如此普遍。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是一个被剥去了一切人性伪装的资本主义，它无路可走，已经到了尽头。确实，只有一种真正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这就是生产者联合起来的社会，此外别无选择。

福斯特论理性资本主义的终结资本主义

美刊《每月评论》2005年 3月号刊登了约翰•B．福斯特题为《理性资本主义的终结》的文章，认为凯恩斯和熊彼特在20世纪倡导的理性资本主义概念，即资本主义可以通过理性的调节最终摆脱危机的观点经不起历史的检验：资本主义固有的危机趋势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表现为停滞趋势，这种趋势导致资本主义从 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日益回归其野蛮主义的本来面貌。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大力倡导“理性资本主义”这一思想的两位经济学家是凯恩斯和熊彼特。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凯恩斯。他不仅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矛盾，还相信这些矛盾能够通过理性的管理来解决。为了对经济大萧条作出回应，凯恩斯写出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推翻萨伊定律（传统的供给自行创造需求理论），这是主流经济文献首次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结构性经济危机以及国家如何解决该危机给予认真考虑。凯恩斯认为，解决此危机的关键是国家进行干预以确保充分的有效需求，进而实现充分就业。正如10年前保罗•斯威齐在伊斯坦布尔大学讲学时指出的（见《金融资本的胜利》，《每月评论》1994年6月号），凯恩斯也认为，20世纪20年代金融资本兴起并居主导地位意味着资本主义理性的终结，它将生产性企业变成了“投机旋涡之上的气泡”。因此，凯恩斯呼吁“食利者阶级的消亡”。他提出，要对自由贸易进行调控，实行一定程度的国家自给自足，以回应全球化力量的影响。凯恩斯是主张通过设立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稳定世界贸易和金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设计师之一。总之，理论界认为，凯恩斯主义所指向的社会民主主义和福利国家是资本主义理性的表现，它看起来预示了一种基于劳资之间政治妥协的改良资本主义的到来。

  1930年，经济危机刚刚爆发，凯恩斯在一篇题为《我们孙子辈的经济可能性》的文章中断言，从满足每个人的生存需要角度说，经济问题可能在100年后解决。随着工作日减少到每天3个小时，也就是一周15个小时，就出现了如何打发闲暇时光的问题。他声称，在这一点上，可能需要一种全新的道德规范把社会“从经济需要的隧道中带入到日光中来”，然而，在这之前，全世界都不得不信守一种异化的、建立在与资本积累相关联的贪婪和剥削之上的“美即是丑，丑即是美”的道德标准。

  熊彼特则将有理性的企业家提高为资本主义的实质。令熊彼特最不能接受的是凯恩斯理论最主要的美国追随者阿尔文•汉森的观点，即资本主义将因为经济方面的诸多原因而趋于停滞。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的问题是社会原因引起的：企业家功能的自由发挥之必要的外部条件的丧失。在他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他阐明了在集中化资本即垄断资本的统治下，非物质化的、非功能化的、不在场的所有权和过程的机械化如何使企业家精神丧失活力，进而使资本主义制度丧失活力。

  熊彼特还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有理性的经济制度是与帝国主义相对立的。帝国主义，在当代和以前一样，都是通过战争机器的发展而产生的，并且，就经济因素而言，是通过垄断公司的兴起而出现的。他在《帝国主义社会学》中指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反帝国主义的。我们不能轻易地从资本主义中推导出它实际存在帝国主义趋势，而必须把帝国主义看作是由现代生活中非资本主义的角色所支持的，是由外部进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异质因素所产生的。”

  不管是凯恩斯还是熊彼特都还没幼稚到相信资本主义可以按照自己的逻辑无限制地发展，而哈耶克和新自由主义却相信一种市场可以自我调控的神话。用熊彼特的话说，“当被允许仅按照自己的逻辑去肆意展开的时候，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不会存在下去”。这也同样适用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如果让其随心所欲，资本主义会把自己的经济逻辑如此彻底地强加于现存的一切事物，以致它将摧毁那些它自身持续发展所依赖的社会文化因素。在熊彼特悲观主义的描述中，资本主义注定要以这种方式自毁。即使这样，熊彼特和凯恩斯一样，也系统阐述了在一些条件下一种理性的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当然，新的理性资本主义神话不是这两位经济学家的凭空臆想，它反映了战后在美国的领导下资本本义重建的时代精神。调节国际贸易与金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构建和新的联合国总部在纽约的设立预示着一种不同于先前的、更加稳定的资本主义的出现。对被占德国和日本相对仁慈的处理和实行马歇尔计划来帮助欧洲各国进行经济重建似乎都表明了世界新霸主的仁慈和慷慨。美国成立了北大西洋同盟，此外，又成立了美国、西欧和日本的三方联盟。在西欧，社会民主主义和福利国家的发展成了新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象征。欧洲和日本的经济飞速重建，而经济的飞速增长预示着一个新的黄金时期的来临。欧洲殖民主义在第三世界反殖民主义运动和民主革命兴起后开始衰退，而以反殖民主义者自居的美国，在向外输出新的发展理念方面遥遥领先。

  在美国内部，实施反托拉斯措施来确保竞争的持续，对财政和货币进行调节被当作经济管理的关键。在“二战”20多年后，美国重要的经济学家们，如美国第一位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就宣称经济周期已结束，美国的空谈家使用“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的说法来描绘所谓的仁慈的美国霸权新纪元，有时他们还使用“美国的世纪”这个名词。整个西方的社会科学家都在为理性运行的资本主义新秩序欢呼庆祝。

  必然地，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折服于新的理性资本主义的观点，来自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批判尤为强烈。垄断资本理论与美国的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及《每月评论》有关，它由欧洲的迈克尔•卡莱茨基和约瑟夫•斯坦因德尔的经济学发展而来。巴兰和斯威齐合着的《垄断资本》一书在“二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期的巅峰1966年发表。在这本书里他们指出，“二战”后的繁荣时期是在更广阔的历史环境中的一些发展要素的暂时结果，而远不是一个更有理性、更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反映。由于它不能完全吸收大量的实际的和潜在的剩余，资本主义在它的垄断阶段一般的发展趋势就是经济停滞。考虑到垄断资本主义的停滞趋势，就需要对繁荣而不是停滞作出解释。于是，他们重点阐明了那些支撑资本主义经济的反停滞力量，其中的一些完全是暂时起作用的，如：（l）“二战”期间美国消费流动性的积累，这在战后不久就促成了一个消费繁荣时期；（2）与郊区的发展、州际公路的建造相关联并推动钢铁、玻璃、橡胶工业发展的美国第二次汽车化浪潮；（3）战后欧洲和日本的重建；（4）以美元的绝对支配地位为标志的美国牢固霸权地位带来的稳定。除上述的因素外，还有资本主义运行中长期的结构性变化，这包括：（5）最初以冷战军备竞赛为借口，但主要是为了维护帝国体系的美国庞大的、不间断的军费开支；（6）现代销售努力的发展或高消费的、由营销和消费信贷或大众负债体系的发展所支持的经济；（7）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性基础的、导致金融爆炸性发展的新性质的金融上层建筑的发展。

  在巴兰和斯威齐看来，这种新的积累体制根本不是理性资本主义，它是一种“非理性的制度”。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本性非但丝毫没有减弱，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还与其经济功能前所未有地融合在一起并渗透到了每一天的运行中。美国的霸权地位是通过在亚洲和其它地区发动战争得以维护的，国家通过政府开支和财政金融政策刺激有效需求的方法即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根本不能充分抵消资本主义的停滞倾向。凯恩斯和社会民主党人鼓吹的福利国家在最发达、最稳定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受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而未能充分发展，而那些经济增长和稳定方面的成功是偶发的历史环境和人为经济刺激的结果。这一体系依赖促销手段和金融扩张而不是主要依靠生产性投资来发展，熊彼特倡导的企业家不再是该体系的中坚力量，而是被大的垄断公司所代替。资本主义的理想化的平等交换制度在价格垄断和产出控制下几乎完全被破坏了。垄断资本在面临需求不足时通过闲置工厂和机器而不是降低价格来保障利润率，这样导致了持续的大量生产过剩。同时，凯恩斯已论述过的闲暇也被媒体所控制，目的在于阻止使人类生存有意义的变革发生或工人身上的镣铐松缓。

  巴兰和斯威齐分析的核心观点是，尽管穷尽所有的非理性方式来支撑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但它还是不能免遭危机困扰，停滞不断地重新发挥自己的威力。就在他们的书刚刚发表的20世纪70年代，美国再一次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困境中。同时，石油输出国组织对赎罪日战争的回应行动所引发的能源危机，加上美国遇到的国外更强大的经济竞争，使美国霸权地位衰落，这些都使这次经济危机更加复杂，整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体系都在显示其不稳定性。

  20世纪 7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还由于美国越战的失利进一步复杂化。越战导致美元和黄金脱钩。同时，越战失败使美国继续利用战争机器来提高其在国外的优势地位以缓解国内的经济问题的能力受到制约。

  经济危机刚刚爆发，斯威齐就和《每月评论》的另一主编、《帝国主义时代》的作者哈里•马格多夫一起，不仅重申了先前巴兰和斯威齐在《垄断资本》中提出的观点，还更加坚定地主张停滞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常态。

  如今，《垄断资本》已经发表了近40年，但毋庸置疑，这个论断的要点依然正确。世界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在 20世纪 70年代明显低于60年代，然而这个增长趋缓的问题还没结束：80年代比70年代的增长率低，90年代的增长率又低于80年代，到目前为止，21世纪的增长率又低于20世纪90年代（见《就业的停滞》，《每月评论》2004年9月号）。美国和其它富有国家的经济，与世界的经济发展情况一样，经历着几十年来愈来愈严重的停滞。

  20世纪70年代末，资本开始摒弃所有先前试图调控经济体系的尝试。于是，20世纪 70年代和80年代涌现了大量时下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词：重组，自由化，私有化，自由市场体系，全球化和（从更批判的角度提出的）新自由主义。其目标就是在全球降低工资，解散工会，取消国家给予工人和消费者的补贴，清除资本自由流动的障碍，自下而上重新分配收入和财富，等等。在就业、卫生、教育、退休、食品、环境等重要领域，不受任何限制的资本主义取得统治地位。凯恩斯和熊彼特设想的理性资本主义突然间仿佛只是一个遥远的记忆。

  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远远低于其在“二战”刚刚结束后的发展速度，而社会最下层的阶级组织也远远弱于以前，因此，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又倒退回更直接的剥削方式，如果说它没有增加整个国家的财富的话，它却使社会上层的财富大大增加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也相应地发生变化，随着人们又重新相信这一体系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哈耶克马上被认为比凯恩斯高明得多。

  原始资本主义再度兴起。苏联集团垮台后，美国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企图重建甚至扩大其全球霸权，赤裸裸的帝国主义威胁隐约可见。在熊彼特看来，帝国主义是战争机器和垄断的副产品，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而当今的事实表明，这种区分要么是过时的，要么是错误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以及声称最能代表其逻辑体系的美国，已公然采取通过军事手段维护其经济和政治霸权的战略，并且还在2002年度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这一战略向全世界公开宣布。与此同时，华盛顿打着消灭根本不存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旗帜宣布攻打伊拉克。

  就经济而言，因为资本要为其剩余寻求出路，经济停滞引起全球性赌场经济的出现。与凯恩斯希望的“食利者阶级的消亡”大为不同，资本主义经济体在出现生产相对下降情况下，开始了金融化。尽管这是停滞的结果而不是产生停滞的原因，但它造就了金融资本的统治地位和愈加不稳定、愈加难以控制的资本主义。正如斯威齐在《金融资本的胜利》中指出的，凯恩斯曾得出结论说，“在早期，没有人曾梦想过和资本主义本身一样古老的投机资本能壮大到统治一个国家经济更不用说统治整个世界经济的程度”。斯威齐认为，这其中的一个结果就是权力从大公司的董事会转移到金融市场上，国家也发现它们自己越来越受制于资本市场。因此，斯威齐声称，“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正以一种新形式、以更大的力量东山再起”。然而，这造成的结果是一个比以前更没有理性而不是更有理性的资本主义的出现。看不见的手现在就是作为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的自然产物的在全球运行的金融资本。

  经济停滞和金融爆炸的几十年也是资本在全球越来越寄生化的几十年。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的积累制度，在促成引人注目的污染和不平等的过程中，正在摧毁这个星球。我们被要求依靠市场的神秘力量来拯救环境。然而，在只有资本积累逻辑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中没有什么东西能产生这样的结果。

  所有的这些都违背了凯恩斯的期望：经济问题在 100年后可以被解决。一方面，资本主义自身使经济问题——饥饿和不平等——永久存在并在许多方面恶化了。另一方面，“丑即是美”的价值观正在导致物质生存条件的迅速恶化。正如贾雷德•戴蒙德在他的新书《崩溃》中所阐明的，现在以类似于先前的文明的生态崩溃的方式来考虑全球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崩溃的可能性是明智的。

  战后西方的左翼政治一开始就是以理性资本主义思想为依据的。社会民主主义是这样，所谓的欧洲主义也是如此。他们主张在新的、稳定的、有组织的、有共识的和有理性的资本主义语境下实行激进的改革，正如欧洲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领军人物吕西安•戈德曼对这一信仰的表达：“说到‘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我们指的是现在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通过国家干预产生的调节机制，已使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产生于内部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减少（不是完全消灭）成为可能。”然而，我们看到，构成这一说法基础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再一次遭受停滞的资本主义在其垄断阶段恢复了它的本性：不惜任何代价、无情地追求资本积累。

  这种重大变化的结果是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迅速衰退。1981年，密特朗成为法国第一位社会党总统，但是他的国有化和刺激需求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战略在资本的抵制面前迅速宣告失败，没过几年，就在密特朗执政期间，法国又重新转向新自由主义。密特朗的失败被普遍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失败，但这次失败指明的是一旦“二战”后的繁荣消退，资本主义重归其基本模式时，社会民主党政治就难以实现。左翼政治没有依靠群众力量开展群众动员，而是依赖于实行与理性资本主义兼容的理性改良，然而，资本主义体系能够接受的有意义的改良的空间已经缩小到几近于无的程度了。

  苏联集团的垮台使事态恶化。苏联集团的垮台使资本主义普世化的障碍不存在了，因此，这一体系再也不用披着羊皮了。自20世纪90年代始，资本主义更加迅猛地向赤裸裸的资本主义过渡，它不仅对工人，而且对处于全球秩序最低层的国家都冷酷无情地剥削。因此，资本主义在冷战胜利后阶级斗争激化，帝国主义本性增强。

  结果是，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商品化了，造成了严重的家庭危机、社区危机和社会危机。正如熊彼特着重指出的，任何经济体系，尤其是资本主义，如果任由其按照自己的逻辑放纵地发展，都不可能存在下去，最终，它将自我毁灭。在一个阶级两极分化、垄断、投机钻营、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日益强化的时代，“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思想是一个危险的幻想。右翼政治已逐渐变成一种赤裸裸的野蛮主义的掠夺性文化：公开的法西斯主义、战争、帝国主义、性别歧视、宗教的原教旨主义等都复活了。陷于停滞并任由其按照自己趋向衰退的逻辑发展的这样一种社会，最终将自我毁灭井将毁灭它能毁灭的一切，——不仅通过经济的崩溃，而且通过全球范围内野蛮主义的加剧。

  这再一次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根本的事实，即资本主义是问题的根源。而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惟一出路是社会主义。

每月评论：劳动后备军现况

Fred Magdoff and Harry Magdoff

每月评论 第55卷 第11期

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它绝对地隶属于资本，就好像它是由资本出钱养大的一样。                          -Karl Marx, 资本论, 第一卷〈中译本 P692-693〉

这是劳工处境艰困的时代。在富裕的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劳工奋力对抗企业和政府的连手攻击，以维护现有的工资和福利，而边陲国家的劳工处境则更加困苦。举世接受并采纳了资本所设定的"自由贸易"、 "自由市场"、更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 和减少社会福利的补助等事项，这让一个集团成了真正的获胜者。跨国公司(和它们的所有者与高阶经理) 现在有更多自由将生产移向劳力和其它费用便宜的地方, 保护他们的专利权，随心所欲地移动资本在各国进出。不幸的是，许多劳工发觉他们的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了。

美国经济发生的许多变化〈包括那些使劳工压力增加的变化〉可追溯到1970年代晚期和1980年代初期(参见"资本主义的新面孔: 缓慢的增长、过剩的资本 和堆积如山债务 "，2002 年4月份的《每月评论》) 。二战后中心国家的经济曾有一段高速增长期，其后即陷于停滞，美国经济的变化就体现了资本对经济停滞的反应。由于缺乏新技术或其它可振兴经济的有利因素，资本迫切需要运用新办法去挤压出更多的利润。目前美国领军积极打破资本投资的国际障碍〈通称为"全球化"〉，只不过是在国外谋求更多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的攻城略地之策。边陲国家对外资设下许多投资限制是资本在全球大举进击的理由之一。许多从二战之后摆脱殖民主义束缚的国家(譬如印度)，为求独立自主的发展对外资设下许多障碍与限制。

资本极力在核心国家提高投资的利润，降低了工作保障和社会福利。虽然以下我们集中讨论的是美国的状况，但欧洲也雷同。例如，私有化的趋势和刻意削弱工会力量的政策已经打垮一度强大的英国工会运动。在德国试图增加资本的获利能力的公司和政府正改变劳方从二战之后取得的有利地位。总理施洛德〈Gerhard Schroeder〉 吹嘘道"我们调整劳动力市场以提高它的弹性... 彻底变革国家的社会保险系统，尤其是医疗保健, 我们为删减非工资的劳动成本铺平了道路"。 (华尔街日报, 2003 12月30 日)换句话说, 德国资本削弱了德国工人的权利，使它更加容易解雇劳工，同时减少社会福利的支出。

边陲国家的政府政策，连同国际资本的大量投资，令那些国家劳工的处境极其艰难。在中国, 从内地来的劳工居住在严重不足和过度拥挤的宿舍，工时长，工资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工会，劳动权利少得可怜。在拉丁美洲，想组织工会的劳工则是一直身处危境(例如，可口可乐装瓶厂的劳工组织者被杀害) 。在南非，工会运动原是非洲民族议会〈ANC〉的盟友与后盾，但ANC政府支持新自由主义令工会运动士气大衰。私有化计划和各种各样危害劳工的法律相继实施。虽然有些劳动者〈譬如在印度的计算机程序设计工程师〉的情况得到改善，但世界各地劳工的普遍情况却令人兴悲，看来会每况愈下。

整个资本主义边陲地区的处境愈来愈恶劣 (包括以暴力方式对付农民和无土地的穷人)，迫使第三世界的人民从乡下移到已经过度拥挤的城市中心，在那里没有足够的工作来吸收新移民。结果是住在贫民窟勉强糊口的人口大量增加。这些产业后备军的新成员也可为国际资本所用。

资本采用新办法要达到的整体目标就是使：聘用和解雇劳工、获得低成本的劳工、减少劳工和公民的福利、在海外投资与销售、把利润汇回母国、取得需要的原物料，这些方面更为灵活以提高获利。这些提高国内外投资利润的作为使更多劳工的生活没有保障。然而，一大群劳工生活不稳定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它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也就是马克思所指的产业后备军。产业后备军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属性，还有助于压低成本，让市场体系能照获利原则运行，并充当反对劳工经常而有效的武器。

劳动后备军

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特点是劳动供给过剩，一大批人民依据资本的需要，进入或离开劳动力大军。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企业需要额外的劳动力来充分利用生产能力。衰退期间，销售力道减弱不再需要的劳工，就被遣散。除了短暂而罕有的例外情况，产业后备军总是存在。在二战的例外情况下, 美国曾出现完全就业的状况，这是因为它必须为前线的战争扩大劳动力供给。这部份是靠大量的妇女投入劳动力市场才达成的。在一千一百万人投入军队〈故这些人不能算为产业劳动力〉之际，美国达到了充分就业。

考虑产业后备军的过剩劳动力时，要时时牢记以下二点：首先，不存在绝对的过剩人口，只有在由利润动机及为积累而积累的金科玉律所支配的社会环境中才会出现过剩的劳动力。其次, 如果人人都有足够的食粮吃，有合宜的地方住，有医疗保健和教育，而且劳工的工时短些，假期长些，从而能有更多的休闲和从事创造的时间，那么就不会有过剩的劳动力。

企业所有人或总执行长维护他们营业处所的主体结构和机械，即使因需求不足而没有充分利用〈或根本闲置不用〉之际亦然。资本家照护他们的设施-厂房、办公室, 和仓库不管生意好坏，机器与设备的各种部件总是加以维修保养。另一方面，劳工则是可以丢弃的。资本在需要时就雇用劳动力，不需要时便解雇工人。把劳工当成生产过程中可乎之即来，挥之则去的部分，助长了资本主义最重要的驱动力─永不休止地极力积累财富。它对资本主义整个体系的运行至关紧要，因为它让每个资本家一遇经济情况有变，便可快速调整应变。

资本家在衰退期间付工资给工作不多乃至无事可干的劳动力，从经济上说，有什么道理吗？要是农民只有在短暂的收获季节才需要多加人手帮忙收成，可他却给人整年的工资，这从农业经营上说，又有什么道理可言呢？这或可用以下的理由来解释：有些人具有重要技能，雇主在萧条时期若仍付给这些人工资，一旦产品或服务的需求再度开始增加，就可确保这些人愿为其所用。

这在某种程度上确是如此，但劳动后备军也包括技术劳工-计算机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员，所以看似无可替代的劳工却可能很容易找到替代的人员。

劳动后备军的成员-大量生活无保障或是担心未来工作无着的人可以被归到以下广泛类别中的一项：

a 失业者(包括那些最近一直在找工作，而被官方认定为失业者，以及那些因找不到工作而放弃寻找的人)；

b 想要全时工作的部分工时劳工；

c打各式各样的零工独立挣钱的人以及想要全时工作却只能找到临时工作者；

d 从事可能很快就会丢失的工作的工人(由于经济不景气、提高机械化，或他们的工作转移到工资更低的国家)虽然还未失业, 这些劳工都知道他们处境危殆而循规蹈矩。在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由于生产力提高而被抛弃的农业工人，不再提供大量的产业后备军成员。但是，边陲国家中被从农业抛弃的农民则是丰沛的劳动后备军来源，而且也以移民的方式为核心国家提供大量的劳动后备军；

e 那些没有被算做经济上的活跃人口，但在环境有变时可被雇用者(譬如囚犯和残疾人士)。

美国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雇主有权利任意终止雇用。就资本来说，这是最称心如意的情况，因为这让资本有最大的弹性来控制劳工和劳动力成本。1884年田纳西州最高法院的判决文显示了资本在这段期间的权力有多大：

必须让人人都能自由买卖交易，不受干涉，也必须让人人不论出于有理、无理或甚至是恶理都能任意解雇或留用职工，不因此而就被判定犯了违法之罪。(Payne 控告 西方和大西洋铁路, 田纳西1884)

雇主可任意解雇劳工的信条可用在大部分劳工身上，工会契约另有规定者除外。但是，许多州的立法以及州法院的判决逐渐修改了资本的这项权利。由于契约的规定包含了劳工继续受雇的权利，若非因财务困难而解雇员工，常造成旷日持久的法律争讼并〈或者〉须支付解雇费用，解雇劳工的成本变得更加昂贵，资本便运用技术以克服这个障碍：譬如增加雇用临时工、兼职工和合同工，将政府的公共服务功能私有化，把部份工业和服务部门外包到国内与国外的其它地方。所有这些临时性的或不正规的工作安排对资本来说，可进一步减轻对劳工本已不多的责任。

劳动后备军的供给来源

年深日久之后，产业后备军并不会一成不变，它的组成部分和来源，根据地方情况和资本主义核心与边陲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而在不同时期发生变化。劳动后备军的人员一般是由资本主义发展的正常运行所提供的-－工作职位的增加鲜能赶得上人口的增长与因劳动生产力增加而遭弃置的劳动力所需的再就业。有时土地开发-盖水坝、建公路和工厂-迫使被迁移的农民在城市寻找就业机会。许多学院派经济学者所赞颂的生产力增长常被假定对资本和劳动双方都有利。他们极力主张，生产力增长则劳工可以领到更高的工资，同时资本家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但是，在资本主义下劳动生产力上升的现实通常不是那么一回事。

西欧早期的资本主义农业经济使用新技术以较少的劳动增加产量，比依靠佃农缴地租获利更多。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始阶段，佃农和劳工被迫与土地分离，扩大了除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加入向城市移民的大潮之外别无生路的人…。美国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内部缺乏可资利用的储备劳动力。19世纪中期以前，来自欧洲的新移民大多成为农夫和工匠。因为工业没什么发展， 不需要大规模的后备军。在需要很大数量的劳工的南方-棉花和烟草农场-奴隶提供了劳动。劳工臣服于主人的鞭子而不是对失业的恐惧。

随着工业在北部逐渐发展，劳工源源不断地被吸引到北方，并积极从国外招募工人。每一波的新移民都加入了劳动后备军-爱尔兰人在19世纪50年代，中国人在19世纪70年代移入西部各州，意大利人和东欧人则是在20世纪早期，以及上个世纪后半叶"没有身份证明的"拉美人-同时令在职的劳工有失业的恐惧，也有利于资本家用种族歧视的毒药扭曲劳工的意识、破坏工人的团结。非裔美国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中与之后移居到北部，农民在经济大恐慌以及二战之后离开土地，都为美国提供了额外数量的劳工后备军。

紧接在二战后结束的那段时期，美国的工资与生产力的增长同步增加。1950年代到1970年代初期，这段经济高速増长的时期，制造业每小时工资的增长与生产力的增长约略相等。但是，1980年代和1990年代大多数年份的缓慢增长期间，每小时的实际工资停滞，而生产力则是大幅度增长。只有劳工为争取更好的薪资与福利而斗争且获致成功时，高生产力所带来的收益才有一些归诸劳工。由于大部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核心国家的劳工地位下降，而大多数边陲国家的劳工权力又小得可怜，由生产力增长而增加的收入，现在几乎落不到劳工手上。

且不论劳工分享一些由生产力增长而产生的收入的可能性，更加有效率的生产给劳工制造了麻烦。在劳动生产力提高下─（无论是靠新机器或靠更有效的控制劳方的管理技术("用更少的人做更多的事", 如同他们最近说的)，只需比以前少的劳工或技术较低的劳工便能生产出同样多的产品。因此，生产力的增长始终威胁着就业保障，特别是对那些在总产出并不快速增长的成熟产业中薪资不错的工作不利。因而，生产力提高所导致的解雇，是供给劳动后备军的一个来源。美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力如图一所示，有大幅增长。从1955年到2000年制造业的产量增加了近400％，而就业则只增加了大约10％。虽说增加的产量中有部分要用到在其它国家制造的部件，但在劳工数目没什么变化时，产量的增长大部分仍要归因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制造业工作在美国大幅减少-─无论是绝对数目还是相对于所有就业比例而言都是如此。1979年是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的高峰，当时有2100万名制造业劳工，到了2000年减少了大约10％(但是生产力是增加的)，在2001年到2002年的衰退与"无工作型经济复苏"中又减少了10％。但是，由于生产力提高与全球产能过剩，而导致制造业工作在全世界范围内减少的现象，却鲜少被注意到。对全球廿大经济体的研究中发现，在1995年和2002 年之间，制造业劳工的总数减少了11-─约略是2200万人口（华尔街日报, 2003年 10月20日）。制造业劳工的减少在其它核心国家（日本减少了16％）或是在边陲国家(巴西减少了20％) 皆然。即连中国工厂劳工的数目也减少了15％，因为被规模缩小的国营企业解雇的工人数目超过快速发展的出口导向产业所雇用的劳工人数。

社会福利津贴减少构成了美国劳动后备军的另一个来源。里根政府施行的政策明显有这样的涵义：不仅有钱的人还不够富(因而"需要"减少他们的税来刺激他们更多的投资)，而且穷的人也不够穷。由克林顿总统所落实的福利"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强迫那些领取国家补助的人加入劳动大军，接受非常令人不快或是低薪的工作。实施这项刺激劳动力供给政策的同时，却忽略了要创造更多的劳动需求──即更多工作。

在当前帝国主义的阶段，产业后备军随之有了新的特性。随着金融更加国际化和资本更加活跃地穿越国境流动，大公司的固定资产也在全球各地扩展开来。因此，边陲国家的劳动后备军更可直接为核心国家的资本所用。这使得美国和其它富裕国家的相对过剩人口越来越多。老板在边陲国家寻求便宜的生产环境─直接利用那些国家的产业后军─核心国家的劳工因此被解雇。如同以上曾经提到的，许多离开农村，从边陲国家来的移民工，直接加入美国和欧洲国内的产业后备军。

劳工也许会从一个部门的产业后备军移到另一个部门的后备军，有时得到就业有时又失去工作，有时因工作市场状况奇差而灰心，不再找工作，然后在比较有利的情况下再次开始寻找工作。最近一篇报纸的文章以某个就业不稳定的人为例，说明这种不可测的变化。文章描述一个人失业后花了一些时间找工作，之后他不找工作了(从而不再是官方定义下的失业者)，成为自营自雇者赚了一点点钱，然后又找到了比他之前丢掉的工作赚得还少的一份临时差事，"没有带薪的假日, 没有病假, 没有养老金计划, 没有健康保险, 没有未来" (洛杉矶时报, 2003年12月29日) 。当然有许多相对安定的工作─譬如在地方、州和联邦政府以及在学校的工作。但是随着工作外包和私有化成为普遍的现象，而国家预算又紧缩，即使是以上提到的工作，有些也变得愈来愈不稳定了。

资本的武器

劳动后备军给资本提供相当多的好处，主要是可以让雇主只有在可能从他们所雇用的劳工身上获利时，才雇用劳工。然而，这也是控制劳工的工具。有一大群失业劳工可以随时取代在职的工人，这有助于防止工资迅速增长。然而，劳工明了在经济景气衰退期间，或是老板将工厂迁往工资低廉的国家，他们会很容易地失去工作，这都有助于帮助雇主创造温驯的劳动力。有许多人都知道他们的工作是多么没有保障。例如，从2000年春天到2003年春天的3年间, 将近美国劳工总数的20％─〈几乎是年薪少于40,000美元劳工的四分之一〉，无论是全日工还是半日工，都被老板给解雇了。每年约有3,000万个工作消失，同时又创造出差不多数量的工作机会，每年换工作人数的比例相当于所有工作职位的20％！在工作转换频繁的状况下，许多尚未失去工作的劳工笼罩在可能失去工作的氛围下。当家庭成员或朋友失业了，那些仍在职的劳工感受到工作可能不保，遂比较不敢与资方对抗。

我们也不是没听过，即使在雇用新工人之际，工人也要被解雇，这种做法旨在不让工人气势过于高涨。季节性产业解雇工会组织者更加容易，因为全部的劳动力每年都被解雇之后又重新雇用，劳工也清楚，勇于抗争的工会领导或爱发不满之言的工会组织者不会再被雇用。

使用兼职和临时工（因为许多人找不到全职工作，故不愁雇不到人），以及透过包工商雇工，也都是用来控制劳工和削弱全职雇员的地位的战术。兼职工、临时工和合同工的工资通常比全职稳定的劳工要少，也没有退休金、健康保险、或带薪假日。兼职工不限于最卑微的工作，它还广泛地被运用在高等教育上头，因为大学藉聘用兼职"助理"教职以减少劳动成本。经理、计算机程序设计师、以及各种各样的专家也都可能用兼职/或是临时方式雇用。

由临时雇佣公司提供的劳动力迅速增长，现在大约有400万名劳工，将近非农业私营部门劳工的的3％(参见图2) 。临时工越来越多的情况使雇主更容易雇用和解雇劳工。

一般全时的和"固定的"工作在美国所有就业人口中的比例日益缩小，现在四分之一以上的劳工从事的是临时性与非正规的工作-主要是兼职和临时工的(参见Ken Hudson, "The Disposable Worker," Monthly Review, April 2001) 。

合同工是由为企业提供人力的独立包工商雇用并支付薪水，使用合同工置劳工于特别不稳定的状态，同时让雇主可以否认对劳工有任何不当的行为。合同工的使用十分广泛，特别是农业劳工和商品管理员。合同工可在季节性产业工作，也有可能被较为长期的雇用。在去年（译按，2003年）秋天清查沃尔码大卖场（Wal-Mart），发现许多劳工非法工作(没有合法的工作证明，雇用合同工担任管理员的问题因而大受注意)。沃尔码发言人声称他们也因发觉违反诸多相关法律而震惊。包工商专事提供服从、低工资的劳工，在这些位置上的劳工只能任令包工商摆布。移民不论是合法或是非法工作，不知道他们有哪些权利或是害怕行使他们不多的权利, 雇用移民有助于牢牢控制劳工。许多合同工不会讲英语，这又增加了他们对包工商老板的依附性。许多在沃尔码工作的保管工作者，并没有按照工作时数给足工资，并且被迫每星期工作7天，但是他们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们获得工作时数的全薪或休息日。

另一个保持低劳动力成本的手段是将企业的部分业务外包，有时外包到本国无工会因而工资较便宜的地区，现在则是越来越往海外迁移-─从汽车零件的制造、产品组装、电话客服等等不一而足。过去由于有强大的工会保护而就业较有保障，通常薪资也较好的部门的劳工，在这股外包的趋势下，沦为后备军中较低层次的成员。服务业也日益向海外外包，"海外的公司现在处理职工薪资、福利、财务甚至会计等所有方面的业务─-简而言之，只要不是本公司独特的业务，也不是主要业务的部分，都外包到海外" (纽约时报, 2003年1月3 日) 。计算器程序设计以及其它白领工作外包的趋势也在加速发展中。越来越流行的因特网课程甚至为学院的教学提供外包的机会。作者的一个同事最近与两位讲员一起开了个在因特网上的课程，这两位讲员，一个在加州，另一个则在希腊。这明显对高等教育的教师工作是个重大威胁。

劳动后备军对劳工的生计持续造成威胁，当前它构成的危险尤其重大。在美国，与参加工会的劳工的直接交锋，始于1980年代里根政府挫败专业空中交通管理人协会(PATCO)所发起的罢工。总统下令解雇所有参加罢工的人，尽管这对航空产业与航空安全都有潜在的危害作用。这为企业又可粗暴对付劳工开了风气。全国劳资关系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执行不力、劳工害怕因工作外包给国内其它地区与国外而失业、对劳工采取攻击态度，这些因素结合起来造成更温驯的劳动力。从涉入停工(因正式和非正式的罢工，以及雇主采取锁厂行动)的工人人数大幅下降（如 表1所示），可以看出劳工怯于与管理阶层对抗。1978到2002年的同一时期，平均每年因劳资对抗而停工的工作日，从将近2000万个降到大约700万个，降幅达65％。结果是早先争取到的福利不再，工资长期停滞。在1973年到2000 年之间"美国下层90％纳税人的平均实际工资下跌了7％"(Paul Krugman, The Nation, January 5, 2004). ) 。

在当前由美国企业与政府所助长的反劳工的氛围下————-譬如劳工部告诉雇主规避支付低收入工作者加班费的诀窍(纽约时报, 1月5, 2004)————让人很难相信全国劳资关系法案(NLRA) 是这么规定的：

美国所宣称的... 政策是鼓励依程序实行集体谈判，... 保护劳工实行联合、组织、和任命他们自己所选出的代表的充分自由, 以谈判就业的规定条款或达到其它互助支持或保护的目的。

NLRA是在美国历史上的特殊时期通过的，当时大萧条造成不寻常的各种社会力量凑合在一起，（包括忧心资本主义体系还能否维持下去的资本家以及如火如茶的劳工运动）。法律虽仍然存在，实则已被政府和老板们不断破坏了。

公开和隐蔽的后备军

虽然位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最上层，美国有（实际上是依赖）大批的劳动后备军。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劳动后备军的总体规模虽难以确定，还是有一些关于其某些部份的信息。首先有失业者和低度就业者，目前(2004年 2月) 在美国，有超过8百万人积极寻找工作(指在最近四个星期之内)被官方认定处于失业状态。"官方"公布的失业率在2003年11月到2004年1月之间，从5.9％降到5.6％， 但主要不是因为有了新工作。在这三个月期间的末尾，只多出3万3千人在工作，官方失业数字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有20万人不再寻找工作。有超过两百万人想要工作，但已停止寻找，他们因此就不计算在失业者之列。还有大约4百万名兼职工想要获得一份全时的工作。在美国未充分运用和完全没被运用的人口大约有1千4百万人————大约是潜在劳动力的10 ％。

大部分的失业或低度就业的统计资料，没有把许多人列入。例如，近2百万名的美国囚犯大部分被排除在具备生产力的就业队伍之外。也有一些证据显示，由于扶助残障的计划提高了补助并放宽了资格限制，一些灰心的求职者获取了残障福利金。一些劳工因为长期以来找工作过程中的不顺遂，便断了找工作的念头。进行缩编的公司以提前支付退休金和优渥的资遣费鼓励其它劳工提早退休-─在Verizon公司工作的21,000多名劳工，（大约是其劳动力总数的10％），最近也接受优退方案申请退休。(纽约时报，2004 年1月11日)。他们提早退休可收到企业支付的退休金，62岁以后还可领到社会保险的退休几付，因此不被认定是"灰心"的劳工。多数的调查都没有把这群人纳入统计，但这群人的数量从以下的数据可见出端倪：美国25岁到54岁的男子表示他们已退休不愿再寻找工作的比例，从1991年的不到6%，上升到2001年的10% (劳工统计, 美国劳工部, 劳动统计局, 摘要03-03，2003 9月，Issues in Labor Statistics, U.S. Department of Labor,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Summary 03-03 September 2003)。德国为力求降低令人困窘的官方统计的高失业率，对58岁以上的劳工提出很奇特的方案。签署一份他们不再找工作的声明，他们就能持续收到相等于失业救济金的款项，直到有资袼领取退休金为止。(华尔街日报，2003年 12月22 日)。这真是降低官方统计的失业水平也使经济看起来更亮眼的创新手法！

涵 义

保持充分就业的唯一方法（如果曾办到的话），就是每年创造出足与生产力及人口的增长同步增加的新工作。以当前人口增长的速度来说，每月大约需要净增140万个，每年则是大约1百70万个工作职位，这样才能赶得上工作年龄人口的增长（资料来源：表B-35, 总统经济报告, 2004） 。但是，资本主义体系的正常运行从未提供充份就业所需的工作数量。实际上，政府政策与许多资本家及其代表的决策，意在维持足够的劳动后备军，以便经济能根据企业的需要运行，让资本家有最大的可能进行积累。

永远存在一群随时待命可用的工人（失业者，兼职但想要全时工作者，知道自己的工作可能被外包取代者，或是易受景气衰退影响的劳工），这对资本的运动规律至关紧要。它构成资本积累最重要的前提，也是资本主宰的社会中劳工处境艰困的关键。

害怕失去工作有助于创造和维持温顺的劳工，并助长了种族歧视和反移民的情绪。当没有足够的工作供全体就业，就业的竞争就可能会采取敌视少数人群的做法。劳动后备军可用来保持工资下降的压力，并增加工作的不稳定性，让劳工更难以反击资本的压迫。

在一个总有过剩劳动力的环境里，要组织工会相当困难，这些过剩的劳动力不光是可以取代具有斗志的工会领导人，在有必要破坏罢工时，甚至可取代全体劳工。许多企业的劳工相当明白，如果他们太过大胆，要求增加工资，或是抵制资方的让步，老板就会把工厂迁往墨西哥或中国。因而，除了最近这几年政府和媒体对劳工大多采取敌对的态度外，害怕失去工作的心理也对工人的弃甲曳兵、忍气吞声有重大的影响。过去二十年间，美国工会会员入会率大幅衰退，现在工会会员数只占了领取工资和薪水的受雇者的13%。

劳动后备军使一个广泛的福利救济系统不可或缺。劳工在资本主义之下只有出卖劳动力这一种谋生方式，由于存在劳动后备军就必需有一些机制来使失业者与赚取贫穷工资的人，维持在随时应资本的要求上工的状态。从资本家的角度来看，政府应该维持一个最小的失业和福利救济系统，这样才能尽量少用到企业的金钱和税款，当然，分散福利开支的成本，经费尽可能多的来自慈善捐款或劳工本身，也是对资本有利的。人民的斗争也许会成功，譬如1960年代的大社会（Great Society）福利计划，但是当环境就像最近几十年这样，有利于逆转这些成果时，资本便汲汲于减少或消灭社会规划。

在劳动后备军中的低层民众由于错不在他们，自然需要帮助以维持生存-失业救济金、政府补助的福利、私人捐赠的食物等等。即使是那些兼职工或是低工资的劳工也需要帮助以支付房租、水电、食物和幼儿照顾的开支。目前有将近700万名劳工领的是联邦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最低工资还影响数百万低薪工作者的报酬，但最低工资额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自1980年代末期最低工资每小时大约1.50美元，按固定美元计，比1970年代晚期还少(参见图3)。最低工资曾经可以支应劳工的许多基本需要。某人如果赚的是当前币值每小时5.15美元的最低工资，每年工作52个星期，每星期工作40小时，则年收入是10,712美元。这只是14,300美元的四分之三，而14,300美元是官方核定维持一个三口之家的贫穷线门坎(参见图3)

之所以对被资本主义体系抛到劳动后备军的人支持不力，有部分解释是一种由意识形态驱使而已经深植在美国民众中的观念。根据这个观点，穷人的问题主要是咎由自取，他们懒惰或是缺乏接受良好教育的远见，或是太年轻的时候就有了孩子。贫穷本是由资本主义产生并不断再生产出来，构成经济体制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却不知怎的成了最无力者的过错，这个颠倒因果的逻辑也内化到穷人自己的想法。即使这个看法是真的，但不肯提供足够的居所、食物、保健给这些"能力不足"的父母的孩子或不肯给这些"失败的"的个人本身，怎么说都是不道德的。种族歧视在这方面也起到了部分的作用，许多白人误以为社会福利规划主要是为少数族裔谋福的。

由于资本未来对劳工的需求大部份可由劳动后备军中 ，教育程度较低的层级来满足，就不需要一种使所有人都成功的教育体系。布什政府介入公立学校教育(所谓"没有孩子落后法案",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不过是假协助学校之名打击公共教育。

劳动后备军的未来

全球多数的劳动后备军目前在第三世界，美国和欧洲的劳动后备军较诸第三世界的后备军具有更优越的位置。这是核心国家劳工几十年前发起多次备尝艰苦、具有历史意义的斗争的结果。他们的战果是：更好的工作环境，稳定增加的工资(和最低工资，尽管可能还不大够用)，对任意解雇的保护，更多有偿的休假，更好的福利项目，为低收入家庭孩子的学校午餐提供补助，老年津贴和医疗保健补助。这些成果中有部分是在经济迅速增长期间争取到的，在这段期间，高额的剩余让资本家在被迫付出较高的工资时，不会那么痛苦。此外，冷战期间的氛围虽说不上是支持劳工的，却还愿意满足劳方的需要。资本家想要劳方支持对抗苏联，并支持包括韩战和越战那样的各种各样热战。

当前资本在核心与边陲国家极力提高它的灵活性，对劳工是一个巨大的威胁。美国近来的经济停滞与帝国主义政策，造成工会乏力、斗志消沈和工作丧失，令劳工胆战心惊，变得非常温顺，在工作规则和利益上节节让步。欧洲的劳工，所获得的历史性成果比美国更为重大，但在目前看来也无法抵挡劳动条件和社会政策的恶化。边陲国家的劳工，与集结起来反对他们的势力相较，一般处于弱势，若不果敢起义也没什么反击之道。

以上论及的当前形势和趋向很可能会继续给劳工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虽然失业率会随经济景气循环而变化，但只要资本主义不死，调节劳动力供求的劳动后备军就会继续存在。今天，这个资本积累的普遍规律已在全球范围内起作用，在边陲国家出现大批劳动后备军，且因越来越多农村工人被迫进入第三世界广大的都市贫民窟而飞快地增长。同时，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会有独享安稳的孤岛，也就是在那儿不会有奢想它的处境会因全球剥削而改善的劳工贵族。全世界工人在这个时代普遍面临困境，这正意味在未来会有更大比例的人口加入劳动后备军的行列，前景日形黯淡。

资本正在干，而且还会继续锲而不舍地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控空心思，使尽手段来提高投资的利润。这会持续加压力求降低劳工的工资、劳动条件和福利。上个世纪最后廿五年美国的阶级斗争是一面倒的，资本发动攻势，节节胜利。对处于劳动后备军行列或是即将进入的人而言，要获得永久的工作保障，固然只有依靠改变社会制度，但斗志高昂的工人斗争也能获致重大的成果。资本未来的计划已昭然若揭，那么真正的问题便是，劳工有何对策？

每月评论：从统计数字看当前美国工人阶级状况

作者：耶茨

《每月评论》 2005年 4月号发表了迈克尔•耶茨题为《从统计数字看美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文章，以美国在失业、工资、收入和分配等方面的统计数字说明美国当前工人阶级的基本状况和变化趋势。作者指出，美国当前经济是由金融投机推动的，这意味着美国经济不会再有良性循环，工人阶级状况仍将继续恶化，但是作者强调美国工人阶级不应将自己的处境恶化归咎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人，而应团结国际工人阶级，改变世界资本主义。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经济政策研究会的米歇尔等三位经济学家最近发表的《美国劳工状况》双年调查报告是当前对美国劳动市场统计做出的最优异的综合和分析。它不仅提供了所有有关的数据而且对劳动市场走向等重大问题做出了回答。

失 业

    该统计数字表明，最近30年来美国工人的状况远远不及过去的“黄金时代”。但1995年至2000年期间是个例外，当时工资（以购买力计算的实际工资，下同）在停滞了20年之后在这5年明显增长，然而好景不长，随着2001年3月开始的经济衰退和同年11月开始的“无就业增长的复苏”，这些好处都烟消云散了。

    综合上述情况，三位经济学家强调指出，失业率低时工人受益大，特别时底层收入人群受惠最多。

    1995年至2000年间的经济增长扩大了就业，失业率降到低水平，这有助于工人改善经济状况。但2001年3月开始的衰退减少了就业。小布什总统第一届任期内的就业状况是胡佛总统时期（1928—1932年）以来最糟糕的。2001年迄今，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已连续41个月减少，而自复苏开始以来的21个月中全国共减少了110万个工作岗位！自“二战”以来的历次复苏中，本次复苏的就业增长是最疲软的。尽管过去3年来失业率有所下降，但劳动市场仍很不景气，其主要表现或特征如下。1、经济复苏势头已很强，但平均失业期限长而且长期失业者多。2004年2月的平均失业期为20.3个月（当时失业率为5.6%），是1983年7月以来最长的，而当时的失业率是9.4%。在失业率相对低的情况下竟有如此长的平均失业期是非常少见的。长期失业者是失业27周或更长而仍在寻找工作者，2003年的长期失业者在全体失业者中占 22.1%，在当时失业率不算高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很高的比例。甚至到2004年年底，这—比例仍高达20.2%，远高于过去40年来的每一个复苏年。长期失业者中有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年富力强的工人、白领工人以及专业人员。在2000年至2003年期间，长期失业者中人数增加最多的是有学士学位或更高学位的人、45岁及以上的人、从事经营管理和专门职业的人、在信息产业以及商业服务业中的男性白人。在最近一次衰退和当前的复苏中，失业者的类别竟如此之广泛实属历史上罕见。2、劳动力参与率下降，即劳动力（就业者和失业者人数之和）中工作人口的比例下降，这意味着人们在退出劳动力队伍，这在经济复苏中是一种不健康的现象。2004年底的劳动力参与率是66%，比上一次商业周期高峰的2001年3月低一个百分点。如果2004年12月的劳动力参与率同2001年3月持平，则当时的劳动力应该增加近300万人。设想这批人因当时找不到工作而退出劳动力队伍并假定他们现在重新进入劳动力队伍，则现在的失业率应接近7.5%。

工 资

    除公共雇员外，全国工人的工资总体上在1947年至 1973年间显着增长，其后22年下降，1995年至2003年间又有所增长，其中1995年至2000年的年增长幅度是战后“黄金时代”结束以来最大的。2000年以后经济进入衰退和就业不增长的复苏期，工资增长迟缓。进入2004年，经济虽然升温，工资却下降了。

    综览全局，在工资领域有如下几个突出的问题。1、种族和性别之间的差距很大。在2003年，黑人工人的中位工资约相当于白人工人中位工资的73%，拉美裔工人则约为64%。（中位工资是居于最高和最低级别工资之间正中一级的工资，即有50%级别的工资高于这一级同时有50%级别的工资低于它。——原作者注）。仍以中位工资为基准，黑人女工和拉美裔女工的工资分别为白人女工工资的 86%和 75%。2、在美国这样的富国竟有大量低工资工作。根据这些工作岗位的小时工资标准，即使全年都工作而且是全日工，其收入仍不足以供养贫困水平的四口之家。在经济增长的20世纪90年代，在工资为贫困水平的就业者中，女工比男工受益较多而且黑人比白人受益更多。3、美国存在大量的工资收入不公现象，而且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在加剧。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迄今，高、中工资者之间的工资差距不断扩大。中、低工资者之间的工资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缩小。与上述情况相关的是受高等教育和受初等教育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自70年代以来其扩大的程度颇为可观。法定最低工资的实际价值下跌和企业高层官员薪金的猛涨是工资收入不公的两大重要方面。按购买力计算，联邦政府规定的5.15美元每小时最低工资比1976年少了近25%，而公司执行官们的薪金则跃进式地增加。首席执行官仅薪水和奖金的现金收入自1989年至2003年间就翻了一番以上，他们的现金收入在1967年是工人平均工资的24倍，至 2000年则是300倍。

收入与财富

    美国的收入和财富状况有如下两个突出的现象。1、美国存在大量贫困人口。官方的贫困线门槛定得很高，为农业部规定的最低食品支出金额的3倍。这在 2003年为18660美元。根据这个标准，全国的贫困人口为3500万，占全国人口的12.5%。但官方的贫困线完全不能反映人们真实的经济困境，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应将官方贫困线降低一半才符合实际，据此，贫困人口应为8800万。不同族裔中的贫困率差异很大，2003年在白人、黑人和拉美商人中贫困率分别为10.5%、24.4%和22.5%（根据官方贫困线，下同）。在1995—2000年经济增长期，上述各类贫困率都显着下降。2000年全国贫困率为 11.3%，黑人为 22.5%，拉美裔人为 21.5%。但这一积极趋势随后出现逆转。2、收入和财富分配十分不公。无论是绝对地还是相对地，都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整块蛋糕一直是越做越大，但由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带来的收益绝大部分归资本占有者所得，处于收入底层的群体得到的份额实际上缩小了。过去30年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甚至劳动人民受惠较大的1995—2000年经济迅速增长时期也未能扭转这一趋势。一些家庭收入之所以能逐年增加主要是因为工时延长了，而且有更多的家庭成员就业。但在最近一次的衰退中，白人、黑人和拉美裔人的中位家庭收入都下降了。现在已达到了靠延长工时和增加成员就业以增加家庭收入的极限。在1995—2000年增长期，黑人和拉美裔人的家庭收入增幅大于白人，但在此以后，少数族裔家庭收入的减幅也大于白人。目前的情况同过去一样，黑人和拉美裔人的家庭收入仍远不到白人家庭收入的65%。

    在1979年至2000年间，以资本为收入来源的最富有的1%住户攫取了总收入的38.4%，最贫穷的20%住户仅得到0.8%。前者每户平均收入为后者的48倍。

    财富（全部资产的货币价值）分配的不公更甚于收入分配的不公。2001年，最富有的1%住户占有全部净资产（总资产扣除总负债）的33.4%，底层90%的住户仅占有28.5%，17.6%的住户的净资产为零或负数，30.3%的住户的净资产不足1万美元。如按族裔划分，2001年13.1%的白人住户的净资产为零或负数，在黑人住户中则为30.9%；黑人中位住户拥有的金融财富（股票、债券及现金等）仅为1100美元，白人中位住户则有42100美元。2001年，最富有的1%的住户拥有44.8%的普通股（不含养老基金持有的股票），底层80%的住户仅有5.8%的股票；年收入低于 1.5万美元的住户持有 1.1%的全部股票；年收入25万美元或更多的住户则持有40.6%的股票。另一方面，贫穷户中负债的多而且债务负担重。2001年，有 27%年收入低于 2万美元的住户须以40%或更多的收入偿还债务；年收入为9至10万美元的住户只须以2%的收入还债。

    在此必须指出，近十多年来在格林斯潘和联邦储备系统的鼓励下先后出现了股市泡沫和房地产泡沫，这种资产价值的大幅上升大大有利于富人，他们拥有的大量资产因价值的上涨而可以购置更多资产以加强他们对经济以及政治制度的控制。他们是以狡诈而不易为人觉察的方式进行阶级斗争。

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

    为什么会出现贫富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哈佛大学的马丁•费尔斯坦等主流经济学家将之神秘化，米歇尔等三位经济学家则指出不难找出原因。1、进一步实行了税率递减的征税制度：对高收入者及最大的公司降低征税率。这样就把穷人的钱转给了富人，加剧不公。例如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就是把99%的住户全部税后收入的0.8%输送给了顶端1%的住户。2、工会组织率显着下降，工会力量显着削弱。2004年，就业工人中仅12.5%的人是工会会员，而21年前则是20.1%。2004年，私营部门的会员率为7.9%，跌至190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甚至公营部门的会员率也从2003年的37.2%降到36.4%。印第安纳州和密苏里州的新任共和党州长下令州政府雇员不得再进行集体谈判，致使他们的工会名存实亡。工会会员的工资和福利历来高于非会员，2003年二者工资等报酬的差距为15.5%（黑人工人和拉美裔工人则分别为 20.9%和 23.2%）。由于劳动力队伍中非会员人数相对地不断增加，平均工资势必下降。此外，由于工会给黑人和拉美裔人相对于白人带来更多的收益，——这也同样适用于蓝领工人相对于白领工人、教育水平较低的工人相对于教育水平较高的工人、工资处于底层的工人相对于顶层的工人，因此随着工会会员的减少，白人工人同少数族裔工人之间、蓝领工人同白领工人之间、高中毕业的工人同大学毕业的工人之间以及低工资工人同高工资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也拉大了。3、最低工资的购买力下降。国会决定长期不增加最低工资，因此物价每上涨一次便降低一次固定不变的最低工资的购买力。鉴于妇女占全体最低工资工人以及每小时工资高于最低工资不超过1美元的工人的60%，这一决定的主要受害者是贫困的妇女，它大大加重了对底层工资收入者的不公。

    三位经济学家估计，拉大了的工资差距中约有1／3应归因于工会的削弱和最低工资购买力的下降。

    他们也否定了主流经济学家关于对劳动力技术水平的要求提高即对其教育程度的要求提高乃是技术工人、高学历工人同非技术工人、低学历工人之间工资收入差距拉大重要原因之一的论点。事实是当90年代技术迅猛发展，工作场所也快速使用计算机时，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工资差距却在缩小，但同时以企业高级经理为主的处于工资分配顶层的人其工资却迅速增加，远远高于所有其它的人。因此，劳动力技术含量的多少是工资差距拉大的原因这一说法令人难以置信。实际情况是不论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得快还是慢、是使用高科技还是低科技、经营得好还是不好，其首席执行官和他们的直接下属们的工资都是照样增长。

    主流经济学家还认定“自由”贸易显然对劳动人民有利。实际上国家之间的贸易基本上不是自由贸易，因此必须对自由一词加上引号。《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其它类似的贸易协定给工人带来的是灾难。它们导致大量进口用于制造业的设备以及消费品；促使以美国为基地的生产企业将很多工作机会转移到墨西哥和中国等低工资国家；使雇主们能胁迫工人并压低工资；使技术工作和非技术工作都被大量外包出去。其后果就是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大量流失、低技术和低学历工人的工资下降、计算机程序编制员等高技术工人大量失业。三位经济学家估计，拉大了的工资差距中约有另外的1／3要归因于国际贸易带给工人的负面效应。

    他们三人没有掌握外包流失的工作岗位的数字，凯特•布朗、范布伦纳等两位研究员最近为美中经济安全评审委员会所作的调查披露，仅2004年第一季度外包的工作岗位就多达10万个。

    天下的工人都受同一种势力的压榨，不能因美国工人的工作由于外包流失到低工资国家便责怪这些国家的工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给墨西哥工人带来的弊远大于利，美国的廉价玉米在墨西哥市场泛滥成灾，迫使墨西哥农民放弃土地到墨西哥和美国的城市找工作。现在许多工作岗位从墨西哥外包到中国，如果后者的工资提高则其工作岗位又将外包到别处。

不再有“良性循环”

    可以看出，1995—2000年的经济增长不能同“黄金时代”的繁荣相提并论。诚然，前者的资本投资和消费支出都有长足增长，但大量的投资都是在股市泡沫引起对经济增长预期过高的情况下投放的，因而导致生产能力大量过剩；消费支出的增长则是受到股票价格的推动。因此2000年股市泡沫破灭时，投资和消费支出不再增长。更有甚者，这次经济增长带来的高收入完全没有得到公平的分配，所以没有“黄金时代”那种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广泛消费。还有，政府的税收因股票价格上升而大幅增加，但它却不增加社会公益和社会福利支出，——这些本可以使工人生活得更健康、受到更多和更好的教育并且能够更多和更好地生产，这些本来都是造福未来的积极因素。政府反而控制教育支出使之滞后于经济增长，还制订多项残酷的刑事法津并且取消了给贫困妇女的社会福利待遇。

    最后还要指出两点。1、工会运动在这整个时期内不断流失会员并失去了在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势力。如果工会有昔日那样强大的力量，工人本会从经济增长中分享到更大的份额。2、大量经济增长的收入因购买进口商品而流淌到国外。在整个90年代，继续彻底取消对经济的监管特别是签订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为大量资金流向国外和把技术的与非技术的工作岗位都外包出去提供了便利条件。以上情况充分说明90年代后期的景气完全谈不上是一场“良性循环”，一个明显的指标就是这次景气过后工人的处境急剧恶化。再者，当前的经济增长虽已长达3年，但工人状况并没有多少好转，实际工资在下降，就业只是刚刚回到布什就任总统时的状况。

    三位经济学家清晰地指出，资本拿走了当前经济复苏中的绝大部分收益：在公司部门，按通货膨胀率调整后的资本收入比衰退或无就业增长的复苏期高出32.2%，工人的实际劳动报酬（工资加福利）只增长了1.2%。情况很清楚，除了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一段短暂时期外，工人在就业时工作日益失去保障，在失业时生活日益失去保障。同样很清楚的是，90年代后期的经济增长不是一次“良性循环”，而是由股市泡沫和大量借债消费所催生的。因此泡沫破灭后，工人的生活福利继续下滑。国家陷入伊拉克战争的困境、布什的减税政策使巨额预算赤字和高利率长期保持下去、看不出对经济进行明显的需求刺激、堆积如山的债务限制了消费的长期增长、空前规模的外贸失衡使国家完全仰赖外国购买美国国债的意愿以及继续将工作岗位外包出去，所有这些都使人难以对工人的前景感到乐观。更有甚者，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看来正在使国家的产出增长同就业的增长更加脱钩。

美国劳工的状况基本上是阶级斗争状况的反映。尽管工资、工时、就业、失业以及劳动生产率等看来是由市场的变化和技术的革新所左右，它们实际上全都由工作场所和政治领域中工人同雇主间的斗争决定。如果统计数字显示劳动人民的经济状况恶化而同时雇主的状况在改善，这证明资本家扩大了权力。要透过数字找出工人失掉权力的原因，这有助于制定相关的战略战术以利于工人夺回失去的权力。本文清楚地指出了，只有振兴美国工人阶级的权力才能使工人对未来的生活抱有希望。但要在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基础上实现振兴，就必须彻底转变观念，认识到现行的制度尽管有十分充裕的时间履行其承诺，但它却做不到这一点。因此美国的劳动者首先必须同世界各国特别是贫穷国家的工人联合起来。例如，美国工人在处理工作外包和移民工人的问题上，决不能把其它国家的工人当作替罪羊。不应反对将工作外包出去，而是必须要求增加失业补偿金、按受职业再培训时领取金额工资、政府承诺实现充分就业。美国劳工不应助长反移民的歇斯底里倾向，而必须支持维护移民权利的斗争，声援对外移民国家的工人运动，并在要求彻底修改美国外交政策的活动中发挥先锋作用。 

每月评论：朝向社会主义前进

作者：Harry Magdoff & Fred Magdoff
译者：郑国栋
译自：Monthly Review, July-August, 2005.

　　一、人性能改变吗？

　　在反对社会主义的诸多理由中，有个说法是社会主义违反人性。“你无法改变人性”是句经常听到的陈腔老调。人或许真有这类基本的本能，如：觅取食物、繁殖、寻求遮风避雨的居所、制作穿着御寒的衣物等强烈的欲望。然而，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经常被提到的所谓“人性”，有极大的变化。在社会制度改变时，人适应新的社会结构，许多习惯与行为特点也随之改变。从解剖学来看，现代人大约在15万年至20万年前出现。数万年以来，发展出许多种不同社会组织与社会制度，刚开始，大多数社会是以打猎、采集维生，但大约自7千年起，许多社会转以农业为主。这些社会以氏族、村社、部落、城市国家、民族国家与（或者）帝国的形态组合起来。

　　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关系与人性不同于资本主义

　　在资本主义时期，人际关系与人性的主要特点是：高度竞争、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自私自利，但研究“原始”社会的人类学家发现了与资本主义社会极其不同的人际关系与人性。这些资本主义之前的早期社会，经常采取互惠、重分配的经济模式。部落之间当然有互通有无的贸易，但贸易并非为了个人获利。农地既非私人所有，也不能买卖，一般是由村社的头目分配与再分配。由村社头目集中管理的食物大部分在村社的庆典飨宴上重新分配给村民，那时也有战争与地方的专制统治者，这些社会并非完美的社会，但它们有不同的价值观、社会习俗与“人性”。正如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1944年所阐释的：“最近的历史与人类学研究引人注目的发现就是：人的经济通常是浸没在他的社会关系中，他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为了保卫他占有物质产品的个人利益，而是保卫他的社会地位，他的社会权利，他的社会声望。”在这样的社会中，经济是社会关系的函数，人们不准从买卖交易中获利。

　　过去的各种文明，其结构与组织的繁复多样确实惊人。以人类存在的期间来衡量还不算很久之前，北美与南美原住民的意识仍极不同于欧洲军队与移民者在入侵征服后所强制输入的观念。因此哥伦布在他的首次航行后写给西方的信上说：“我还无法知道他们是否有个人财产，在我看来，似乎不论谁有什么东西，都是大家一起分享??他们竟这么真诚无欺，慷慨大方，没亲眼目睹的人一定不肯相信；他们所拥有的任何东西，若有人开口要求，他们从不拒绝；相反的，他们邀你共享，而且表现出满腔热忱。”

　　根据研究美国印地安人的杰出历史学家威廉．布莱东（Willam Brandon）所述：“许多至美洲内陆旅游的人眼见真实的印地人世界，年复一年，代代相传这样的看法。这些人中包括最可靠一类的观察者，随便举个例来说，传教士Du Tertre在一六五○年代从加勒比海写信说：“??他们全都是平等的，没有人接受尊卑之分或主奴之别??也没有贫富不均的情况，所有人都只想望有用而且确切必要的东西，一切超此范围者皆属多余，不值一顾，无须占有。??”蒙田(Montaigne译按：十六世纪法国著名的散文家、思想家 )则写到十六世纪末期在法国的三个印地安人，他们对蒙田说明印地安人共同的惯例是根据仪礼或管理上的需要，把族人分成两部分，分司特定的任务，就像北美各个不同部落的夏族与冬族。这三个印地安人对法国分成对立的两个群体深有感触。“他们发觉我们有人穷奢极欲，饱餍山珍海味，而另一些饥肠辘辘、忍穷受苦的人则在他们的大门口乞讨，印地安人还很奇怪，这另外一半一贫如洗的人竟堪忍受这么不公平的事，不掐住富人的喉咙或放火烧了他们的房子??”(注一)

　　住在后来成为美国的北美十三州殖民地的欧洲移民，无疑自以为在每一方面都比“粗野的”印地安人优越。但我们且看一看印地安的易洛魁人（Iroquois Nations），他们的民主制度没有政治党派，而是由人民参与决策，撤换不合意的官员。妇女与男人一样有投票权，并在某些领域负有特别的责任。与此同时，“文明”的移民则依靠白人的契约工和黑奴，且严加限制妇女的权利。登上美洲大陆的清教徒花350年才肯释放奴隶，过了400年才让妇女有投票权！

　　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天道观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反

　　我们在前面曾简略提到经济从属于社会关系的那些社会形态。在资本主义的演进过程中，私有财产、货币与为获利而交易占有了最重要的份量，那些社会形态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成了主导力量，社会关系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反映，而不是相反。亚里士多德预见了日后会发生的危害，因为在古代世界已表现出将会构成资本主义的某些方面：

　　“如我所已说过的，有两种致富方法，一种属家务管理的部分，一种是零售买卖；靠前者致富是必要且可敬的，但专凭交易致富则理当受到谴责，因为那不合乎自然之道，是人彼此相互取利的方式。最可厌的致富法是放高利贷，高利贷从货币本身而不是从货币本来的用途获利。货币本为做交易的媒介，而不是用来生利息的，利息这个字意即从钱生出钱，因孳生的子钱类同于母钱故用来指货币的增殖。”（《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虽因觉得奴隶制是合乎自然天理的，而支持奴隶制，但他却认为藉买卖与收利息赚钱不合乎自然之道。现在的情况则完全颠倒过来。如今大多数人认为奴隶制有违自然之道，而藉买卖获利与收取利息则像是最自然的人类行为。

　　人类的意识、行为、习惯与价值观可以如此多变而且深受某个特定社会发展出的历史与文化的影响，不仅所谓的人性发生了变化，围绕在人性的成分周围的意识形态也有巨大的变化。赞颂发财赚钱，认可赚钱所必要的一切作为，鼓励助长赚钱所需要的特性，这些对亚里士多德来说都是“不合乎自然之道”，令人嫌恶的，但现在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准常规。

　　所谓“人性”是从特定社会的文化中滋生出来的偏见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包括就在不久之前，许多常被视为是明显人性特点的，已被证明是无稽之谈。例如，女人无法胜任某些事务一度被认为也属人的本性。过去极罕有女人当医生，部分原因是认为女人学不会运用必需的技术。现在女医生寻常可见，医学院里的女学生常常超过半数。哈佛大学校长最近发表了一通粗率的言论，说女人在数学与科学上无法有优异的表现，可能是由于人的本性使然，这番话表明对人性的看法仍存在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这种看法即使在尚未得到确认的领域，现在也用基因差异的假定立论，让人以为有更为科学的根据。很清楚，许多人视为人性的东西其实是从一个特定社会的文化中滋生出来的一套观点与偏见。

　　资本主义迄今存在约500年（重商资本主义约250年，其后是250年的工业资本主义），不过占整个人类存在时期不到0.4%的时间。（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因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张，才在更晚的时期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在这些地区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时间其比例更小了。）在人类历史的这一小片段中，人类特性里合作、关怀与分享的本性遭到漠视，而为了促进以资本积累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体系并在这体系中存活下来，争强斗胜的意识则被刻意突出；一种文化与资本主义一道发展起来，集中体现为贪婪、个人主义（人人为自己）、男女都受他人剥削与竞争。竞争发生在公司的各部门之间，在各个公司与各个国家之间，也在找工作的工人之间，并且充斥于人们的思想中。资本主义文化的另一个方面就是盲目消费行为的发展，即购买越来越多与人的基本需求和幸福无关的东西的冲动。正如熊彼德（Joseph Schumpter）在数十年前所描述的：“??消费商品的改变绝大部分都是生产者强加给消费者的，消费者经常不愿改变消费的商品，必须由广告精心设计的心理操纵术来加以诱导。”（Business Cycles vol. 2［McGraw-Hill, 1936］, 73）。

　　如果人性、价值观与人际关系以前改变过，不消说，它们也可以再度改变。实际上，认为人性僵固不变的想法不过是支持现有体制的人想辩称社会是僵滞不动的另一种方式。正如杜威（John Dewey）为1932年的《社会科学全书》所写的论“人性”一文所说的：“主张人性基本上不变的人与相信人性可大幅度修正的人，目前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战争的未来与由私人利润所驱动的竞争性经济体系的前景。可以合理而毫不武断地说，人类学与历史都支持那些希望改变这些制度的人。变革的许多障碍一直都被归因于人性，可以证明事实上这是由于制度的惯性与有权势阶级有意维持现在地位的欲望所致。”

　　二、为什么资本主义要不得？

　　反对资本主义有许多方面的理由。首先，资本主义是一种必须不断扩张的体系，这必然导致殖民与帝国的战争以及支配较贫困国家的经济。这个体系的基本运行方式在国家与国际的层次同时造成巨大的财富与贫困。结果，人类的一大部分就注定要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许多人过着朝不保夕的悲惨生活。资本主义在发展与增长的过程也往往对生态环境造成重大的破坏，因为资本主义唯一的目标就是资本的积累（此即它的主要驱动力量）。它往往竭尽所能地利用可再生与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丝毫不顾自然资源不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虽然资本主义最糟糕的影响有时可以得到缓解，但一旦资本家认为制止情况恶化的改革措施妨碍了资本积累，并具备权力制订法律，回到更不受约束的状况，改革就会遭到取消。

　　1、资本主义固有的扩张运动

　　重商资本主义兴起之际，为赚取货币而贸易与开采贵金属成了社会中心的主导动力，于是在强大的国家里，财富就积累在商人与银行家手中。这造成追求更多的权力、财产与财富的社会群体之间的斗争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不过，海洋限制了欧洲与其它地区的贸易，因为直到15世纪末为止，欧洲贸易大体仍以陆路为主。15世纪末，欧洲发展出威力强大的火炮、新航海器具与可以运载大量士兵、枪炮的巨型帆船，欧洲国家遂得以于此时进行海上探险。“欧洲人在非欧洲人还没有能力吸收之前，就快速改进了军事技术、海上火炮与帆船。因此，双方的不平衡便日趋严重”（C.M.Cippla, Guns and Sails in the Early Phase European Expansion 1400-1700［Collins, 1965］）。

　　欧洲向海外探险与征服的初始动机经常是为了香料与贵重矿物这类高价值产品的商业贸易。欧洲国家只花了几十年的功夫就主宰了各大海洋，并得以进入全世界的许多国家。他们开始建立小型的飞地，由于住在被征服的土地上的人民对从欧洲传入的病菌没什么抵抗力，造成当地居民大量死亡，因此有些飞地他们还可以大幅扩张。大规模向海外扩张虽始于15世纪末期，但为方便起见，通常是以1500年标志重商资本主义时期的起点。重商资本主义开辟了世界市场，造成财富的大量集中（大部分是靠一般商品的贸易与从美洲盗取金银），也开始了影响海外世界大片地区的殖民化。当地的原住民被征伐、奴役与疾病彻底灭绝，不然就是变成微不足道的少数人种。欧洲的市场连同几世纪中一直以奴隶贸易为主的非洲大大有利于英国。

　　重商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市场，并促成十八世纪中叶工业革命所需要的积累。因此，在大约两百五十年前，工业资本主义这种新型的社会就在欧洲发展起来，自此大体扩展至世界的所有角落。构成现代（或曰工业）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必须扩大对海外的控制与影响，也就是帝国主义。有许多重要的力量造成扩张的欲望，在不同的时期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力量发挥最重要的影响，但大体上他们彼此是密不可分的。因为他们全都源自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

　　为了要确保能获得生产所需的必要原料（从棉花、铝土、石油到铜等等），就必须与其它资本家和（或者）其它国家竞相控制外国的自然资源。中东的石油占全世界已知储量的65%，若不把美国进攻伊拉克并企图支配伊拉克与中东的政治与经济看成控制中东石油的战略的一部分，就无法理解这些行动的意义。美国目前一半以上的石油需求靠进口，有17种矿物的需求100%由外国输入，还有更多其它商品高度依赖进口。

　　不断投资利润以积累越来越多的资本〈这是工业资本主义的驱动力〉，以及公司间为相互竞争市场的份额而生产，促使资本家发展新产品与扩张国内的市场。一旦国内市场达到饱和，资本家便向海外寻求获利的机会，以克服开始显露的经济停滞。

　　相对于有效需求的持续过度投资与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趋向停滞的原因，这点已由马克思证明为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特点：

　　“如果这种新的积累由于找不到投资的领域而难以使用，也就是由于各种生产部门都已投资过多，借贷资本亦复供给过多，那么，可贷货币资本的这种过剩不过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局限??有个障碍实际上是它的扩张规律所固有的，那就是资本必须能获利以实现资本自身的职能的限制”（Karl Marx, Capital, vo1.3, 507) 。

　　海外投资也提供利用较低成本的劳动与较少环保限制的有利环境，让为国外与（或者）国内市场的生产更能获利。在海外设置许多分支机构为公司提供良机，把成本与收入配置到不同国家的分公司，使税负降到最低。

　　二十世纪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阶段，大公司为争取国内外更大的市场份额而斗争，构成了助长扩张劲头的另一因素。公司经常需要借用外部资金来竞夺国内外的市场份额。公司赚到的盈余有许多因用在非生产性的方面而给耗掉了，像是广告、促销或者付给公司高干多得离谱的高额报酬。例如：Wal-Mart（译按：世界最大的美国量贩公司）的执行总裁每两个星期的薪资相当于同家公司一般工人一辈子赚得的钱。（Paul Krugman, New York Time, May 13, 2005）。因此，虽然公司仍能赚到足可用来投资的利润，但它们为了扩大生产或是并购其它的公司，却经常需要向外借贷资本。为求吸引银行家与股市投资者，他们必须表现出长足的增长或具备增长的潜力。

　　最后，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银行入侵外国（边陲）国家有助于外国投资，也帮助外国投资者及其当地统治阶级的盟友把利润转移回中心国家。中心国家的银行也发觉兜售贷款给外围国家的私人与公共机构可藉债务套牢他们，让他们沦为债奴。与初始贷款额相当的利息（加上一些本金）很快就给转移回中心国家，留下长期债务让外围国家偿付。

　　用殖民手段控制是兴起的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确保掌握外国资源与市场的方法。较发达的工业与军事强权的扩张造成全球大部分地区都受到彻底的控制。到1914年，富有的工业化国家占领的殖民地覆盖了全球表面近85%的面积。（近来人们大谈所谓的“全球化”，好像“全球化”是全新的现象，而不是帝国主义重又发动的冲锋挺进！）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主要是国际强权之间为分割世界的问题而开战，二次大战后，殖民地的艰苦斗争与反殖民战争迫使殖民强权放弃殖民统治。然而，在殖民地解放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富有的中心国家继续支配地域远为广大的不发达世界。殖民主义时期与前殖民地获得政治独立后的时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穷国的经济受制于中心国家的资本的需要与愿望。殖民与帝国主义支配的历史扭曲了外围地区的经济，使它们无法自我发展。穷国处于依附状态的主要特点是，贫穷国家的财富遭到支配的强权榨取以支持资本的积累，这点至今未变。殖民地解放之后，需要有新的手法来控管并持续复制外围穷国的依附状态。过去用殖民占领与武力来发挥强制的作用，现在则大部分改由国际货币基金会（IMF）与世界银行（World Bank）来执行，但武力仍被用来贯彻帝国的意志。

　　资本穿透全球各地对资本主义体系整体的顺利运行极为重要，罗宾逊夫人（Joan Robinson）对此一针见血地说：“很少有人否认，资本主义向新领域扩张是过去两百年‘大范围长期繁荣’的主要泉源。”（注二）然而，资本主义固有的扩张造成近乎永无休止的战争，使外围国家的经济受制于中心国家的企业的需要，也令全世界一大批人陷于极端困苦的处境（见下文）。

　　2.资本主义与人类处境

　　资本主义具有许多不同的政治形态，它产生的商品、发明、新思想与技术进步，比以前所有的历史时期都要多。在近250年的工业资本主义期间，除了严重的衰退、萧条与战争这些重要的例外情况，主导的资本主义国家几乎都在持续扩张。但生产能力这么巨大的进步与发展究竟对地球上的人的生活处境与人类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一方面，有相当比例的人，可能是20%，生活舒适，有许多教育、居住的良好机会，几乎是随心所欲地购买各类商品。但在这群大体上富裕的人中，财富的分配也很不平衡，最富有的人掌握了巨额的财富。全球最富的691人有2.2兆美元的净资产，相当于145个国家每年GDP的总和，比所有拉丁美洲与非洲国家加起来的总数还多！最富的770万人（约占世界人口的0.1%）每人拥有的金融资产超过一百万美元，掌控了将近28.8兆美元，这相当于全世界所有国家每年国内生产总值的80%，比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每年GDP的总合减掉美国还要多。（这个数目其实也包含大约40%的美国GDP在内。）

　　资本主义生产出巨额的财富却聚集在少数人手中，细究一下地球上不幸的人数目之多、处境之悲惨，实足令人震惊。

　　在全世界近63亿人中：

　　● 大约半数人类（30亿人）营养不良，长期缺乏热量、蛋白质、维生素与（或者）矿物质。（注三）更多人“无隔宿之粮”，不知道下顿饭在那儿。联合国估计，“只有”8亿4千万人（包括富裕的中心工业化国家的1千万人）营养不良，但这远低于大多数的其它估计。
　　● 10亿人住在贫民窟（约占住在城市的近30亿人的三分之一）。
　　● 约有一半人类每天赖以维生的东西，比在美国用2美元所能买到的还少。
　　● 10亿人得不到干净的水
　　● 20亿人没有电可用
　　● 25亿人没有卫生设施
　　● 10亿儿童（全世界儿童的半数），由于贫穷、战争与疾病（包括艾滋病），食、衣、住、卫生都极度缺乏保障。
　　● 即使在富裕的中心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相当比例的人口生计艰难。例如，美国有1千2百万个家庭食物没有保障，在4百万个家庭（含9百万人）中，有人经常得饿一顿饭，其它家庭成员才有足够的食物可吃。（注四）

　　人类在过去250年的工业资本主义中，另一部份状况就是几乎没有休止的战争，数以亿计的人遭到杀害。占领、奴役、种族灭绝、战争与剥削是资本主义持续不断的历史的组成部分。战争源于资本主义国家为支配与进入全球市场而相互杀伐，也源于企图征服殖民地，以及人们种族或宗教的差异（其中有许多因殖民的占领与（或者）帝国主义的干涉而更加恶化）。积累资本这个资本主义的基本驱动力迫使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外国市场，扩大他们的市场份额。不过，要把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向海外投资、销售的经济欲望与他们的政治、军事政策分开，是不可能的，所有的利益都纠结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组合中。后冷战时期美国急于展示它的军事威力，战争仍未止息，日后可能还会遭遇更悲惨的事。据估计，美国入侵伊拉克造成十万伊拉克人死亡，从这可想见伊拉克遭逢的灾难之巨大。

　　3、富裕与贫穷之间的相关联系

　　资本主义的成就与失败之间有着必然的相关联系。大量世界人民的贫困与苦难并非偶然，也不是可用小修小补来消除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无心之过。资本主义在国家与国际的层面上运行，直接造成财富的惊人累积，同时也使全世界极大比例的人遭受常年饥饿、营养不良、健康不佳、缺水、缺卫生设备，因而陷于全面的悲苦之境。

　　这么多人处境艰困部分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无法达到充分就业。反之，资本主义造成并维持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后备军，人口中有一大部分人生活不稳定，有时工作，有时赋闲。这些工人可能依季节变化而被雇用，或在经济暂时繁荣时不定期地工作，或为军队劳动，也或者根本就没有工作机会。在富裕国家，失业与低度就业的后备军成员一般是最贫穷的，生活艰苦，包括无家可归。他们的存在维持了降低底层工人工资的压力（完整的论述，见Fred Magdoff ＆ Harry Magdoff," Disposable Workers," Monthly Review, April 2004［译按：中译文见本刊第十九期“呼之即来，挥之则去的劳工”］）。

　　有几种因素使资本主义外围国家大量的人陷于悲惨处境无法脱身。事情的部分原委是，在中心国家的资本汇回本国的利润超过新的投资之际，外围国家的财富被汲取流失，再就是外围国家的自然资源遭到开采，为富裕中心国家所用。此外，银行力促外围国家借贷使之债务缠身沦为债奴，从外围国家榨取了更多的财富。于是越来越多外围国家的人民充当不但为本国资本也为外资效劳的劳动后备军。许多前殖民地的劳动力是用破坏他们的社会与生活方式刻意制造出来的。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之一是要求人民付税，强迫人民加入货币经济。殖民政权破坏农民社会条件的另一手法就是把传统上农民保有村社土地的形态转变为土地私有制。外围国家的许多人被迫离开土地进入城市的贫民窟，却没有足够的工作吸纳工人，遂造成巨大的人道危机。（注五）此外，与财富沆瀣一气的权力操纵政治与法律体系，破坏在比较“原始”的社会中可有的共享或再分配，以有利于资本的持续积累。

　　处于资本主义体系中心的富有国家的财富，直到今天仍高度依靠从外围国家榨取资源与财富。全球主要的资本投资者住在富有的工业国家，但他们的积累是建立在剥削全世界的基础上：阿明（Samir Amin）用他的名著《全世界范围的积累》的书名来加以描述。中心国家不让外围国家运用它们的经济剩余来增进本国的利益，而把从外围国家榨取的一部份剩余拿来投资以攻进世界其余的市场，在这过程中受到母国政权与美国（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力的积极协助。这意味穷国无法运用它们可能有的经济剩余来满足它们的社会需求，反之，这些经济剩余流向富国统治阶级的金库，一部份则成为它们本国一小撮与外国资本的利益勾结的富裕买办精英享用的奢侈品。

　　在工业资本主义早期，从外围地区积累的资本主要是直截了当地掠夺贵金属，接着是用奴隶劳动生产农产品，而提供奴隶劳动本身就是种发财的行当。其后，通过贷款与投资，就以硬通货的方式榨取利润，这造成了许多国家不断的债务危机，同时石油、铝土等自然资源也被强制开采利用。在资本主义的初期阶段，中心的“母国”竭尽所能摧毁外围地区可能与本国竞争的行业。因此，英国强行彻底毁灭印度的纺织工业，这样印度就不得不购买英国生产的商品。

　　在资本主义的早期，中心国家极力保护它们的工业与其它行业免受外国的竞争。现在，这些成熟的产业已极为强大，需要更有效地攻进外围地区，于是中心国家的资本、它们的政府与为它们的利益服务的“国际”组织便连手起来推进所谓的“自由贸易”，然而却仍里外不一地在国内市场与全世界的交易中为“本国”产业提供许多有利的条件。在当前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浪潮中，资本可极大程度地自由流动，原本在中心国家生产的商品，越来越多转往低工资国家生产。这符合两项目的：除了可比仍在中心国家生产的竞争对手卖得更便宜之外，由于在外围国家出现了一个具有相当购买力的阶级，移往低工资国家生产就可在当地与周边区域打开新的市场。从海外进口低成本的工业制成品，用被剥削的低价劳工生产，为中心国家扩张与再生产财富提供了另一途径。

　　资本主义借着多种机制，从早期的直接掠夺与殖民统治到比较成熟的形态的帝国主义关系，持续不断的再生产出中心国家的财富与外围国家的发展不足。它也持续生产并再生产出每个国家的阶级结构，包括在外围国家制造出一个有外国银行存款并信赖美国武力的奴颜媚外统治阶级。

　　生产与不断再生产出一种总是存在劳动后备军的阶级结构表明了：在资本主义下总会有相当的不平等。等级制度与阶级表示在每一层面都普遍存在差异，绝大多数的人不具有实际的权力。美国的财富分配表明了不平等的程度。80%在底部的人所拥有的财富还不到最上层的1%人的一半，而40%的底部家庭仅拥有整体财富的0.3%（见表一）。

　　在各国的地区之间与不同族群之间也一直存在差异。例如，2002年白人每户平均的净资产（88,000美元）比西班牙裔的多11倍，比黑人多14倍（"Wealth Gap among Races Widens in Recession," Associated Press, October 18, 2004）。白人家庭仅有13%净资产为0或者负债，却有近1／3的黑人与西班牙裔家庭没有资产。2000年黑人与西班牙裔的家庭平均收入接近白人家庭的一半。黑种男人的就业率大大低于白种男人，两者的劳动参与率分别为67%与74%。（2005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http：www.gpoaccess.gov /eop/）。

　　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与外围国家的国家财富有极大的差距，这是无须多言的，发达国家平均的人均GDP接近3万美元，但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大约是6千美元，北非是4千美元，而次撒哈拉非洲则是2千美元。不过这些数字掩盖了最糟糕的问题，因为海地的人均GDP是1千6百美元，埃塞俄比亚（伊索匹亚）是7百美元，而在次撒哈拉非洲的六个国家平均的人均收入是6百美元或竟更少。富裕国家仅占全世界人口的15%，却产出全世界GDP的80%。反之，最穷的国家占全世界人口的近40%则只产出0.3%的世界财富。

　　4.生态的恶化

　　在许多前资本主义社会都曾发生生态的恶化。即使我们已更加了解人类活动对生态所能造成的伤害，但要了解生态的恶化，还得认识资本主义对生态造成的破坏。在资本主义下，汲汲于追求利润与资本积累成为经济活动的首要目标，经济利益主宰了政治生活，资本主义社会又发展出许多科技可让人不论远近或有意无意地迅速改变他们的环境，这就使环境伤害成了不可避免的事。空气、水和土壤的污染是以赚取利润为唯一目标而组织起来的生产体系自然会产生的副产品。

　　依照资本主义的生产与交换的逻辑，没有内在的机制鼓励或强制产业去找出对环境影响最小的生产方法。例如：被发现对生产工业制成品有用的化学品通常未经适当评估它们是否对人体或其它物种有害就给倾倒入环境。燃煤发电厂散发到空气中的汞污染了数百英哩外的湖泊与海洋。抗生素经常滥用，加到饲养在过度拥挤、卫生条件不佳的工厂化农场的动物的饲料中，致使病菌对抗生素的抗药性增强。这种饲养技术根本不符合有利生态的养育动物法，但由于它提高了利润，对资本就很重要。此外，在美国发展出的以汽车为中心的社会已产生严重的环境后果。市郊的广大区域有时逐渐合成一个“巨型城市”，部分抹除了小区之间的界线。由于一些人在城里上班而另一些人则在不同的郊区工作，因开车上下班而浪费燃料只是郊区化的部分情事而已，到开车才到得了的商场购物，送小孩到学校与游玩都得开车越过好长一段距离。

　　全球暖化造成的气候变化并不完全可以预测，但大体上具负面的影响，这是不加节制地用资本主义方式开发资源的另一结果。工厂、发电厂、小汽车、卡车大量燃烧矿物燃料，造成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层日益增加。有人担忧由于南北极的冰融化，降雨量与河水流量改变，以及输送温水到北大西洋并保持北美与欧洲气候温暖的热流传送线（墨西哥湾流是它的一部份）中断，地球的逐渐暖化实际上可能导致极快速的变化。（见 "The Pentagon and Climate Change," Monthly Review, May 2004）。

　　造成资本主义对环境的威胁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神赐地球给人类开发利用这一深藏在西方思想中的观念，这个观念源自《圣经》，〈创世纪〉（第1章第28节）说：

　　“神就赐福给他们（亚当和夏娃），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近来美国的福音派新教徒用恶毒的语调反对环保运动，坚称世界末日将至，因此，我们的自然资源与支持地球生命的体系是否遭到迫坏并没有真正的差别（见Bill Moyers, "Welcome to Doosday" New York Review of Book 52. no. 5 ［March 24, 2005］）。

　　5.资源的限制

　　一个按其本性必须增长与扩张的体系终将和全球自然资源有限的现实发生冲突。水、空气和土壤只有污染不超出它们吸收的能力会污染无害，才能继续好好发挥功能。此外，自然资源被用再在生产过程中，如：燃料（石油和天然气）、水（在工业、农业中）、制造木材与纸张的树，许多种像铁矿、铝土矿的矿藏，如此等等。有些资源像森林、渔场的范围有其限制，但如果是在一个依条件许可而灵活调整的计划体系中使用，就可按自然的过程恢复生机，重新使用。其它的资源如：石油与天然气、矿物、某些沙漠地区的溪水石岩层（史前时期储藏的水），未来的使用则永远限于当前所有的存量。

　　资本家在营运时一般至多只考虑三到五年的短期效果。由于景气循环的阶段、其它厂商的竞争、所需的投入品的价格等这些生意上的情况都无法预料，加上寻求短期回报的投机客的要求，资本家就必须这么做。因此，资本家无知于他们的行为有自然界给予的限制，好像可用的自然资源是无限量供给的。在每一个别的资本家都追逐获利与积累资本的目标时，他们就形成了集体伤害整个社会的决策。例如，有证据充分的报告指出，许多海洋鱼类已大为减少，几乎已达灭种，就是个例子。捕获最大的鱼量符合渔船主的个人利益，有些渔船主实行像工厂一样的作业，从补杀、加工处理到冷冻，一贯完成。人的贪欲虽没有自然加诸的限制，许多资源却不是取之不竭的，包括海洋的生产力也有其极限。

　　用水灌溉古已有之，只是在近50年才达到了自然的极限，有些分水岭与河川的能力已被充分利用，华北的黄河给抽出大量的水，故大多数的年份都没有流到大海。由于使用了可以更高的速率抽取更深的地下水岩层的抽水机，在雨水渗入土壤补充地层水分之前，水就可被抽出。欧格拉涵水石层位于从南达柯他（South Dakota）到德州狭长地带的大平原部分地区的下方，若从中抽取的水比雨水所补充的还多，实无法持续太久，而且需要挖越来越深的井，直到即使不是不可能再挖也是窒碍难行为止，而首先提出这样看法的人竟被指控为共产党！这件事表明，考虑经济活动可能碰到的资源限制是多么不合乎资本主义。

　　耗尽不可再生资源的储量要多少时间，取决于储量的大小与汲取资源的速度。假定汲取的增长速度仍旧一样，有些资源要用完也许还得数百年，但像石油与有些矿物这类重要的资源，大限到来之日却不会那么远。例如，据估计，依石油目前这样使用的速度，在50年之内已知的存量就会用完，2003年的存量与每年开采量之比从1989估计的近44年下降到41年（British Petroleum,Statistical Keview of World Energy 2004,http://www.bp.com ）。铁矿石是铁与钢品使用的基本成分，从2003到2004年铁矿石的生产增加了约16%。如果从现在开始，每年增加7%，已知的铁矿存量大约60年就会耗尽。如果继续快速使用铜，所有的已知存量在60年再多一点就会用完。

　　面对有限的自然资源，在由富人挟其市场权力决定商品如何配置的资本主义体系下，无法以理性的方法把保护自然资源列为优先。石油开采量预估近几年就会下降，这天到来之际，价格上涨就会施加增大的压力给直到最近都还被世界资本主义拿来夸耀的中心国家的所谓中产阶级工人。

　　6.带着人道面孔的资本主义？改革与反改革

　　改革可被用来缓解资本主义体系横行所造成的社会与生态后果。当然有很多事因改革而发生，包括那些让中心资本主义国的工人获益的事，如：较短的工作日与工作周、组织工会的权利、实施社会保障退休制度的政府、较高的收入与保护工人安全的法律。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与空气的质量很糟糕，关切环境也让环保法律得以通过，改善了情况，然而，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中心国家的状况，资本可能取消劳动阶级经艰苦斗争而赢得的成果。在阶级斗争起伏转折的期间，一旦情势确定对资本有利，就会有取消成果并力求让资本受最小的约束、具备最大的灵活机动力的企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资本害怕会摧毁资本主义体系的革命，需要劳工合作以使国家恢复稳定，便在许多的欧洲国家推动福利国家，劳工休假照样付酬、工资提高，德国甚至让劳工进入公司的董事会。在美国，福利国家始于罗斯福的新政，在整个1960年代还增加新的社会福利规划。

　　二次大战后，汽车风行，郊区又大量兴建住宅、工厂及其相关设施，经济受此驱策，快速重建起来，因而可有大量的钱挹注社会计划，给劳工较高的薪资，而仍能获取高额利润。在经济快速增长时，税收也不太费劲就可增加以支持新的福利项目。社会福利计划增加的另一部份原因是，1960年代关切社会稳定以及冷战时期希望得到群众的支持（特别是在美国），工会的斗士与阶级斗争的其它方式，类如黑人争取政治、经济权利的运动，也有力于其间。但随着越来越大的公司增多起来，国家之间的竞争也更为激烈，而且也没有像从二战结束到整个1960年代那样的新动力刺激经济快速增长。

　　1970年代经济停滞开始露头，资本以许多方式反应。投资策略改变以维持利润，从生产物质商品转向服务部门与金融投机领域（创造并买卖多种金融产品）。经济一停滞，资本主义社会就像历史中多次的萧条时期一样，也把停滞、穷兵黩武、战争的负担转嫁给劳动人民及殖民属地。从1980年代开始，社会的上层阶级就持续推动降低公司税与财产税的阶级战争，资本的既得利益集团也从1980年代开始并在这个时期加速放手发起攻势，力求尽可能多地废除包括劳动后备军在内的工人权利：攻击福利计划、让工人更难组织工会而更容易解雇他们、减少养老、退休等福利金涵盖的范围，把包括学校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部门私有化，并力图把社会保障业务也私有化。美国保守派从未衷心接受政府的社会福利计划，一直立定这样的目标：扭转罗斯福新政与1960年代大社会时期开始的政策，回到中央政府发挥保护劳工权利的主要作用之前的情况。欧洲的资本也有类似的欲望要减少工人的保障与权利，借口说要使产业在世界市场上更有竞争力就必须这么做。

　　资本主义所培育起来的贪婪、个人主义与竞争使得撤除帮助劳工与穷人的方案比较容易振振有辞。因此，资本主义只有在短时期能有张“人道的面孔”。要达到一个真正人道的社会永远不能依靠取得不大成果的改革。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旦资本的力量增强到比劳工的力量大，而从上层阶级发动的阶级战争成了常态，就会出现反改革的措施，但更重要的是，不平等、贫穷与苦难、环境恶化、使用资源快于补充，这些灾难会存在或发展，外围国家也会受到主要中心国家实行帝国主义式的经济、政治与军事的进攻，所有这些都源自资本主义的本质。

　　我们需要一个新社会，因为这些罪恶是资本主义体系DNA的一部份。要不要离开资本主义其实并不是一个选择的问题，环境的约束与苦难的增长会迫使社会改变。未来表明只有有限的可能性：是回到法西斯主义（野蛮状态）或创造一个可提供所有人类基本需求的集体社会。 >> 待续

　　表一 美国家庭净资产的分配 （2001）
    ————————————————————————————-
　　家庭的百分比   净资产的百分比
　　上部的  1%       33.4%
　　上部的  5%       59.2%
　　上部的 10%       71.5%
　　上部的 20%       84.4%
　　底部的 80%       15.5%
　　底部的 40%        0.3%
    ————————————————————————————
　　来源：“美国1980年代与1990年代家庭财富的变化”，收于Edward N. Wolff编《家庭财富的国际观点》（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household Wealth）(Elgar Publishing Ltd.，即将出版)。

补白：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马克思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三、从后革命社会的失败汲取教训

　　观诸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深重苦难与其造成的环境浩劫的威胁，该怎么办？为委内瑞拉妇女设立银行的卡斯托尼达（Nora Castoneda）给了一个简单而直接的回答：“我们正创造一种为人类服务的经济，而不是让人类为经济服务。”这个描述可谓社会主义目标的要旨，很可以代表亿万人的希望。然而，苏联与中国这两大社主义革命的发展令许多左翼人士对社会主义前景灰心丧志、意气消沉。

　　不幸的是，我们许多人对历史抱持简单化的看法，忽视了迈向新社会秩序的路途中的矛盾，后革命社会达成了可观的成就：充分就业、教育普及、全民医疗服务、工业化、寿命延长、婴儿死亡率剧减，以及其它更多的成果。它们标志了走向社会主义的进步。但经过一段不长的时期后，它们各自偏离了正轨变成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的社会体系。结果，两国都确立了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但这两大革命是怎么转向的？对再走激进的社会主义道路可有值得汲取的教训？这很难获得笃定无误的答案，我们也不想装做知道所有的答案。但我们愿指出可能有助于了解失败的研究与分析路线。

　　就我们看来，最重要的是，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并非不可避免的，反之，这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很大程度上是旧社会群体与旧思想方式没有消除的结果。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继续存在，为新的统治集团所用，许多新统治集团的成员追求本身的利益，在等级体制中争相攫取高位，仍根深蒂固地抱着被推翻的旧统治阶级的道德观念，原本宣称要做到的真正民主，即由人民全面决定并参与制订新社会的政策和实践，也是口惠而实不至。

　　也许后革命社会所给的一个（如果不是最主要的）教训是，社会主义肯定不可能一夕之间达到，要对社会结构与人民意识实行重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是非常漫长的道路，也充满了陷阱。毛泽东简单明了地指出了这点：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苏联、中国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也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贯穿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毛泽东，《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4）

　　在过渡到完全发展的社会主义的长期过程中，需要一种焕然一新、充满新型思想意识的文化。要创造新的社会秩序，关键在于从根本上转换资本主义时代主导的思维方式。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价值标准、道德准则与流行信念颇为强固，不可能在一夕之间演化成不同的东西。我们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倡导并且经常要求自私、贪婪、个人主义与你死我活的竞争精神。反之，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创造出与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实践相适应的集体意识形态，这种社会实践集中在：为所有人服务、废除尊卑高下的等级制度、清除身分地位的差别、移向人人平等的制度。马克思从哲学的角度提出这些改变的困难所在：

　　“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改变了的人是改变了的环境和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正是人改变环境，而教育者本人必须受教育。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同时发生，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注意：马克思用的不是man这个字，他写的是“Mensch”，在德文中意指“人（person）”，同等适用于男人与女人。】（译按：此处译文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略有不同）

　　上述引文的关键词是“革命的实践”，这要求人们高度参与建立新社会的革命过程，这也至少要求而且应该鼓励人们批评领导人与辩论政策的完全自由。

　　1. 苏联的经验

　　苏联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失败有许多因素。苏联虽然在社会福利上有重大的改善，工业化也颇为可观，却从未牢固建立明确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当然说不上是马克思所倡导的社会主义。苏联虽不是资本主义，但也不是社会主义。我们以前已用一些文章稍微详细地讨论了我们对苏联的经济与社会问题的了解。（注六）我们不打算重述所有的论证与讨论，只对关键问题作简要的概括，偶尔摘录先前出版的文章。

　　1917年的俄国革命确实震撼了世界，但新成立的后革命社会面临诸多危险。四年的内战使苏联社会陷于纷乱无序，摧毁了大量的基础设施，造成重大的死亡与破坏。新的革命社会也面临美国、英国、法国等强权力图扼杀布尔雪维克革命于摇篮中的欲望。不过面对这些极度的困难，一当苏联缓口气过来，便以审慎合宜的速度让人民都能有平等的机会获得住房、教育、医疗服务与老年、残废的照顾。在苏联达到并维持充分就业的同时，西方深陷于大萧条的泥淖中，很有代表意义的是，即使最富裕的国家在那些年中也有20~30％的劳动力失业。相形之下，苏联的成就惊人，真是令人赞叹。

　　二次大战期间，麦格多夫（译按：本文作者之一，二战期间他在美国政府的“战时生产委员会”主管机器产业的计划与控制工作，后来又在美国商务部领导当前商业分析部门）为准备制订工具机产业的生产计划而参观访问了美国的工具机公司。公司老板经常向他报告，他们得以在大萧条的谷底幸存下来，靠的是从俄国五年计划而来的源源不断的订单。再者，苏联凭自己的努力把一个落后、工业尚欠发展的社会转变成发达的工业国家，有能力装备陆军与空军，不但顶住了二次大战中德国的侵略，还对最终击垮德军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然而，大部分因为出现了拥有特杈的官僚菁英与扭曲变形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在早期就大为转向。

　　官僚统治与民族主义

　　俄国的后革命社会远离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倡导的社会主义理想，马克思、恩格斯并未替新社会设计蓝图，也没有详细预测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所碰到的考验与苦难——包括成败可能交迭出现，战斗可能胜而又负，直到权力由上层阶级转移到下层阶级得到巩固确立为止。但他们对社会主义最终必将胜利的信念从未犹疑动摇，他们从他们时代的动向汲取经验教训，重申人民共和国的原则。因此，他们不只赞颂巴黎公社的革命还加以研究，如马克思所写的《法兰西内战》。恩格斯为《法兰西内战》所写的导言指出了公社明确的社会主义政策。在他看来，至关紧要的是，公社力图防止让领导阶层变为新的主宰者：

　　“从一开始，公社就不能不认识到，工人阶级一旦当权，就不能再运用旧的国家机器管理，为了不再失去刚刚取得的优势，工人阶级一方面必须废除先前用来反对他们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防范本身的代表与官吏，保护自己??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的公仆转变为社会的主宰——这在先前所有的国家形态都是无法避免的事——公社用了两种稳妥的办法。首先，所有行政、司法与教育的职位都由普选产生的人担任，随时可由选出他们的人撤换。第二，所有官吏，不论职务高低，都与其它工人同工同酬。??这样，即使不另立法令约束代表机构的代表，也可有效防止孜孜于追逐权位的野心。”（译按：此处译文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略有不同）

　　与此大相径庭的是，苏联的革命面临特殊的情况，导致官僚集团滋长，支配了苏联社会。托洛斯基在内战结束之际的观察值得注意：“五百万红军的解甲复员对官僚统治制度的形成起了不小的作用。胜利归来的指挥员在地方苏维埃、经济与教育部门担任领导职务，他们不断在各部门采用曾确保内战胜利的体制。于是，群众在所有方面就逐渐被推开，不再能积极参与领导国家了。”《被背叛的革命》

　　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接踵而至的内战中遭到严重破坏，在重建的艰困时期，官僚统治像癌症一样滋生起来。在一个由一小撮人牢牢掌握国家权力的国家里，对经济与社会的控制不久就集中起来。紧靠着最高统治集团周围，党干部、产业的领导、政府官员、军官、知识分子与演艺人员，这些精英份子成了特权阶层。人民分化成不同阶层，等级制度长期施行，影响了积累的方式，促成新的社会形态历久不衰。阶层的分化让享有特权的高层获得好处：不仅在收入上，更令人注目的是，医疗、教育、居住地区（乡间住宅以及市郊的大套房）、度假宾馆、游猎别墅、汽车，还有市场上买不到的特供食品，所有这些方面都享有与一般民众不同的特殊待遇。菁英阶层消费的越多，可给其它人消费的自然也就越少。上等阶层的特权与权力还可由子女承袭。不过，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是，生产数据所有权无法继承。

　　等级分明的统治体制严密控制了百姓的大部分生活以及整个经济。苏联庞大的官僚体制的显着特点就是，纪律严格，特权阶层中人始终存有不安全感，必须时刻小心保护本身的利益，避免被排出特权地位，当然更要提防身陷牢狱。等级制度普遍存在于各种机构、产业的企业单位与产业联合组织。于是，苏维埃体系产生了本身的矛盾：一个与民众远远脱离的官僚结构，组织严密僵化而不容侵犯，遂导致为改善生产效率与分配而规划的经济、政治改革也窒碍难行。在上述的情况下，各个不同的阶层、共和国与地区的生活条件也就产生了很大的差异。在每个共和国内，上层与中层的社会阶层奋力争取更高的地位，极力攀比西方上层与中等阶级的生活方式。民族问题是第二个严重脱离社会主义原则的地方。在19世纪，沙皇野心勃勃地夺取大片领土，这些地区原是由多种族裔构成的不同国家。沙皇与贵族建立了一个大帝国。共产党推翻沙皇后，掌控帝国的方法有所不同。社会主义者该怎么做？列宁坚持他的立场：建立一个每个共和国都有权脱离的联邦。再者，宪法必须规定苏维埃联邦的总统由各个民族共和国轮流担任。斯大林讪笑列宁建议的政策浪漫不切实际。结果产生了一个以俄罗斯为中心的联邦与俄罗斯化的统治。（注七）

　　随后的经济发展反映了俄罗斯的支配地位。革命后，苏联位于中东部与亚洲的共和国的确在许多方面大有进步。例如，苏联中东部的共和国在生活水平、教育与文化设施上都远高于苏联之外的同一族群的人民。进步也同样扩展到亚洲的苏维埃共和国，然而，中心与边陲仍有重大的差异。苏联1987年的官方统计手册在革命的70年后报告说：“整个国家21％的学生??在学校没有中央供暖系统，30％没有水管，40％缺排水系统。”（Th USSR in Figures for 1987【Moscow：Finansy I Statiska, 1988】）。我们相信，这些不足之处表示了俄罗斯中心所采取的优先级。例如，土耳其斯坦60％的妇产医院、病房与儿童医院没有持续供应的水，大约2/3的医院没有室内水管（Nikolai Sohmelev and Vladimir Popov, The Turning Point【Doubleday, 1988】）。革命为前殖民地区带来很大的好处，但中心与边陲之间仍有重大的差异。下面的附表比较了俄罗斯与几个亚洲共和国在苏联政权建立70年后的人均总产值，显示了整体的状况（见表二）。

　　除了俄罗斯与前沙皇殖民地有所差异之外，在俄罗斯本身内部，莫斯科与落后地区之间的生活也存在重大的差异。

　　计划与苏维埃经济

　　苏联在二十世纪后期遇到了危机，造成危机的问题大部分与经济及革命初期组织经济的方式有关。常有人把苏联遭遇的困难归咎于实行中央计划，甚至有人宣称在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家不可能有计划经济，有些人则提出“市场社会主义”作为替代方案（见后文）。然而，苏联经济的失败并非计划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源自苏联计划独有的特点，苏联的体制在独特的环境下发展起来，走向与早期革命者所设想者不同的方向。本质上，苏联所制订的计划并未立足于实际的条件。1920年代末，苏联实行中央计划与大规模工业化的雄图，实则无此必要。由布哈林领导的一部份政党要员曾建议走较为缓慢、渐进的道路。但是，当时国家大幅增加控制经济的力度，决策又极度集中且人民被严密组织起来，在这样不寻常的紧绷状态下，一旦订定用难以置信的高速加快经济增长的目标，就必然会由此产生某些结果。苏联日后在经济、社会与政治上所发生的事，大部分都是由第一个五年计划铺垫而成的。快速工业化与建立强大的国防能力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是很重要的，这双重目标支配了苏联1928年开始制订的第一次计划的思维。就当时可用的人力与自然资源而言，这个计划的雄心过大，而且不是由民众广泛参与制订的，为了力图实现计划，遂造成经常使用威胁与强制的手段。

　　只要经济可以保持快速的增长率，就有办法不让矛盾达到沸点而爆炸。但增长率一减慢，经济终于在1960～1980年代陷于停滞，遂促成了深层次的危机，这一危机最终导致重新建立了一种驳杂不纯的资本主义形式。用严格的等级制度控制的强制性指令经济仅是1928年实行的诸多方法中的一种，在1930与1940年代尚表现良好，但为什么后来开始停滞呢？早期城市的劳工供给充沛，还可从农业区调集更多劳动力，自然资源的蕴藏量也很丰富。因此，可以用强大的政府控制协调人力与自然资源的使用来组建工厂，造成就业与生产的快速增长。诉诸民族主义与革命的理想也在激励这样的发展中发挥了作用，尤其在国家面对威胁与后来遇到战争时更是如此。

　　然而，一旦完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重建工作，要用中央集权的指令经济控制几乎所有的经济决策来恢复高增长率，就碰到了许多障碍。在这样的情况下，从前所用的步骤造成了反效果。首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失了大量正值生育年龄的人民，生育率也普遍下降，因此工作人口的增长比从前少。第二，由于比较容易开采的矿层已耗尽，开采原料越来越困难了。在大多数人知道苏联面临社会与经济危机之前，李文（Moshe Lewin）在1974年便写道：

　　“经济体制中那些欲益还损的特有做法，在1960年代初期已呈现出问题，官方却长期没有注意到。越是想方设法增加积累与投资，投资的回收却适得其反地越少，增长率也日趋下降。??研究显示，营运的成本越来越高，减缓了整个过程，采用的策略明显具有反效果，极需改革。片面致力于优先投资重工业被视为成功的主要秘诀，现在与劳动力的大量投入、强制的政治压力一道造成了增长率下降的因素。但支持这些因素的教条与行诸多年的积习却极为顽强。 依然牺牲消费，偏重投放大量资金于重工业，较多的产品用于支持重工业而不是增进消费。‘为生产而生产’确实表达了苏维埃经济的状况，而生活水平与国民收入都没有从中获得足够的利益。”（Moshe Lewin, Political Undercurrents in Soviet Economic Debat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随着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投资通常会用来以较好的新机器替换损坏或过时的设备，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然而，苏联强调用建立与装备新工厂作为继续增长的方法，遂忽视了旧工厂。工人被迫继续操作低效、过时的设备，还由于设备故障而经常停工。原料短缺也造成建立新设备远慢于期望的速度。

　　产业组织的领导是根据他们能多建多少工厂来判定政绩而不是根据已建成的工厂的效率，领导的精力既耗费在这上面，苏联经济效率的提高也就不如期望。于是，投资偏向投入新工厂，许多时候缺乏完成新建工厂所需的资源。订立计划的人与产业组织的领导并不是先合理地决定该生产什么，为谁生产，再想出最好的方法完成任务。反之，建立大工厂成了一种意识形态。

　　工厂一般是根据美国福特汽车公司以前的准则生产，每一个产业组织生产的产品所需的所有不同零部件都由自己制造——玻璃、滚珠、钢铁等等。由于不能从其它工厂取得材料的多种供给来源，一个部门的生产出了问题，整个产业组织就会因为缺乏零部件而停摆，用这样的方式组织生产，很多可能有的效率就丧失掉了。苏维埃经济还有其它广为诟病的低效率。在乡村地区，储存谷物的仓库不足，造成大量的谷物霉烂。城乡之间缺乏可通行的道路，减缓了产品的输送。

　　显然，戈尔巴乔夫上台前的社会与经济危机并非偶然现象。苏维埃经济用上述的方式组织生产，只要有充沛的资源可供调用，就可增长。但由于资源耗尽，指令经济的魔力就化为乌有了。在苏联发展的早期所采取的体制成了依靠重工业持续增长的持久不变的指令控制经济，这个体制同时发展出一个拥有许多特权与丰厚的额外福利的庞大而巩固的官僚体系，未能改革这个体制也就没有出路可言。

　　斯大林死后，曾讨论过也尝试过许多解决方案。但该做的是根据马克思论述过的革命行动对现存体制进行彻底的大翻修。曾经尝试与规划过的改革之所以遭到破坏，是因为威胁到产业的领导与其它特权阶层的职务或地位。我们怀疑，在上层利欲熏心的卑鄙之徒中，曾有越来越强的念头，要把生产数据的私有化当成为自己与子女获取财富与保障的途径。

　　2.中国的经验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进入北京之际，要开创一条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所需要做的工作之艰巨，远过于赫克力斯（Hercules）的苦役［译按：赫克力斯是希腊神话中，天神宙斯与凡女Alcmena的私生子，天生神力，却为天后希拉所恨，故希拉设计让赫克力斯接受备尝艰辛的苦役］。大饥荒在大地上蔓延。当甘地宣称“贫穷是最严重的暴力形式”时，心中所想的无疑就是像中国这样的贫穷。各种类型的疾疫肆行，却没有医疗体系。民众大多是文盲。教育体系仅有最起码的规模。所有这些极端恶劣的条件共同造成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当时中国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

　　新政权把满足人的需求作为当务之急，旧社会便彻底改观，遍布全国的医疗体系建立起来，并发起运动对付病害，大大减少了流行病，有时甚至使疫疠完全绝迹。教育设施大幅扩展，广泛的扫除文盲运动使识字能力普及。建立“铁饭碗”制度，保证国有企业职工终身雇用并享有退休金。1950年代初，每个农民分到韩丁（Bill Hinton）所说的“最宝贵的生产资料——土地”。所有这些改善人民生活的努力产生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到1980年，平均寿命跃升到65岁！

　　然而，在缺乏有实质意义的民主下，这些彻底的社会变革却让官僚集团得以滋长。毛泽东在那些年间的著作都在指责新官僚集团不仅作官当老爷，还为自己谋取特权。毛不断指明官僚的危害。以下是毛的亲密战友周恩来所描述的危险：

　　“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当中，被推翻了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其它剥削阶级，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还是强大而有力量的，我们千万不可轻视他们。同时，在社会上，在党政机关、经济组织和文教部门中，还会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份子，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其它新的剥削份子。这些新的资产阶级份子和其它剥削份子，总是要从上级指导机关中寻找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新的和旧的资产阶级份子及其它剥削份子总是结合起来，反对社会主义，发展资本主义。”（《1964年12月30日政府工作报告》，引自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Free Press, 1986］）

　　如毛所指出的，实际上甚至有些共产党高干也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毛发动“文化大革命”〈1966-1976〉的目的就在从社会所有阶层〈工人、农民以及学生、知识分子〉动员千百万人加入斗争对抗党内想复辟资本主义的力量。中国与美国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视“文化大革命”为残酷的动乱年代。确实，“文化大革命”是骚动不安的，红卫兵的派别纷杂，有些甚至可能是被批判的当权派为了混淆群众耳目而组织的假红卫兵，有许多整人过火与不人道的事例，包括杀人。但另一方面，在农村地区一般是用比较正面的眼光看待这个时期，在这段期间建设了许多基础建设，关注生活在农村的广大群众的问题。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迅速走向资本主义道路

　　毛过世后两年，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方向在1978年发生了重大改变。〈事实上，是个大逆转〉，党的领导干部进行了脱离革命基本特点的重大改革。〈见William Hinton, The Great Reversal: The Privatization of china, 1978-1989［Monthly Review Press, 1990］〉

　　我们既无法也不想分析设计这场革命的人的心理或个人目的，在上文我们也不想概述中国革命自1949年以来的所有曲折变化。已经清楚的是，党内领导阶层对中国社会的结构与其发展战略长期存有尖锐的歧见。有一派人希望〈a〉对抗控制并投资东岸地区的外国帝国主义，〈b〉摆脱旧的封建文化，〈c〉优先考虑协助农民，与〈d〉克服大汉沙文主义，特别关注少数民族。另一派人则把工业化与快速发展列为第一优先，力求使中国成为强大的国家。

　　我们并非以专家的身分来论述中国。上面的描述得自我们阅读新近的历史，特别是根据“改革”派领导人所宣称的名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时也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有关这次逆转的重要特点已有越来越多的信息可取得。中国革命的主要目标原是要创造一个平等的社会。这的确也是前三十年的方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宣称“致富光荣”〉迅速走向毛所担忧的“资本主义道路”，在本文第二部分论述过的资本主义最糟糕的环境与社会属性，现在在中国全力发挥作用。

　　中国的新路线确实造成生产与整体国民收入极为快速的增加。许多人对这么高的经济增长率敬畏有加，但必须记住，增长之所以可能，大部分是由于“改革”前的革命时期所发展的基础建设。高速增长也由于出口的大量增加〈从1990年的6000亿美元到2003年的4兆3千亿美元〉，出口主要是由外国资本投资，外资靠着工资极低又守纪律的中国工人赚取了极多利润。外资用高度资本密集的策略，投资于节省劳力的机器，“1993-2004年工业的附加价值每年平均增长11.2%，其中九成以上靠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非人力雇用的增长”〈World Bank, China Quarterly Update, April 2005〉。由于经济的高增长率集中在主要为出口而生产的自动化工业，而工人又无法组织真能抗争的工会，创造出来的财富并没有向下分润多少。结果是一个非常富裕的上等阶层与舒适的中等阶级，取代了以前平等的社会结构，至于其余的人则是：贫困、无保障、失业、教育机会与医疗条件下降。官方终于了解到彻底改变路线对贫苦大众的影响。中国财政部的政策规划司对这个问题发表了一份报告。2003年6月19日的〈人民网〉网站刊载了一篇内含该份文件摘要的文章。文章开头就说这份报告揭示了：“〈1〉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断扩大，贫富悬殊；〈2〉积聚的财富越来越集中，家庭财富的差异越来越大。”

　　不平等的发展很快，现在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已几乎与美国相同（见表三）。此外，地区之间的收入也不平等（表四），增长大多集中在沿海地区。

　　在我们看来，从中国的逆转方向所可学到的重大教训之一就是，所谓市场社会主义有其内在固有的必然发展逻辑，一步带着一步很容易就滑向资本主义。为中国的倒退逆转辩护的人表示，中国政府仍握有国有企业。然而，这也正在改变。今年2月，中国国务院报告说，现在允许“私有企业合法参与石油探勘，设立一定规模的银行、提供电子通讯服务与经营航空公司。其它部门现也开放，包括：公用事业、医疗、教育与国防”（2005年2月28日《华尔街日报》）。2005年5月1日《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的头条新闻指出：“中国批准卖掉国有企业”。这个程序已开始进行。这明显表现在4家国有企业开始出售股票上，“上海紫江企业集团，一家包装公司；三一重机，制造重机具的企业；清华同方，一家计算机公司；以及河北金牛能源公司，一家矿业公司”（《国际前锋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y 9, 2005）。

　　四、“市场社会主义”Ｖ.Ｓ计划经济

　　有种说法认为，中央计划模式的失败是苏联经济与苏联衰败的主要原因，苏联的崩溃甚至“证明”中央计划并不可行。有些进步人士与激进派转而支持“市场社会主义”。

　　他们设计出自以为可以救治所有弊端，不论国家规模大小与历史情境有何差异都可适用的各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这个思路奠立在两项假设上：（ａ）计划行不通（ｂ）市场在适当的控制下，可造成一个合乎人道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反对这两项假设。

　　对苏联的计划模式既要知其弊也要知其利，这点很重要。苏联的计划模式确实把一个落后、发展不足的国家转变成发达的工业社会。如本文前述的第三部分所言，苏联的计划经济也确使苏联发展出足以对抗高度工业化国家军力的强大军事能力，二战期间，苏联把所有工厂转移到乌拉山区，并迅速而有效地训练没有经验的劳动力，保全了莫斯科附近饱受德军威胁的工业。没有计划体制就办不到这些事。即使是美国，也必须实行一种中央计划的形式以应二次大战的军事之需（见下文）。

　　苏联经济的缺陷在从二战的破坏中复原后不久便显而易见，但这并非中央计划模式失败造成的结果，而是制订计划的方式有以致之。在和平时期的中央计划并不需要由中央当局控制生产的每一细节。指令管制的体制也罢，缺乏民主也罢，都不是中央计划模式的必要成分，这些对良好的计划皆具反效果。在讨论市场社会主义之前，我们必须知道市场本身久已有之，因应不同的社会组织形态而有所变动。这样或那样的市场形态已存在了几千年。早在阶级已有分化的城市发展之前，各部落之间已定期进行以货易货的交换。随着农民、工匠、奴隶、书记、国王、教士等各种阶级的出现，市场就成了每日生活常有的一部分，产品给拿到市场销售，政府征税，这样非生产性的劳动者才能获得食物、锅子、衣服等生活必需品。传统的市场让各种各样的商品集中到一个地方，为需要买那些商品的人提供了方便。在早期的文明中，各种市场已颇为重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所有的产品、服务以及劳动力、自然资源都变成了商品，市场更具有与以前不同而且至关紧要的重要性。在资本主义体制中，实际上有四种理论上为更大的福祉而协调运行的市场。

　　四种市场一起发挥作用再生产出阶级结构

　　首先，有消费品的市场。根据市场经济的理论家所言，消费品的价格取决于消费品供给与需求的相对数量，而一旦供求相等便可达到均衡的价格，这些消费品市场还可告知生产者人们需要什么商品，即充当投资与生产决策的指南。例如：是不是有更多人喜欢蓝领带而不喜欢红领带？如果人们喜欢吃Ａ类榖物甚于其它类，Ａ类就该多生产一些。如果人们买汽车的数量增加，也许就该建一座新的汽车厂。虽然人们认为他们可自由选择购买他们想要的东西（见本文前述第二节），大量的广告宣传却影响人们的许多决定，甚至会为一些没什么用处，乃至完全无用的产品创造出需求。当然，整个资本主义文化与同侪攀比的压力也对制造一种老想消费越来越多东西的社会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资本主义下的第二种市场是劳动力市场。劳动后备军的变动受制于资本投资的增减，老板利用这个市场从劳动后备军中选择劳动力。除了在重大战争期间，总有一大批失业者存在。如果有一支在找工作的劳动后备军压低了工资，最有利于资本主义的经济，而通过各类市场的作用，加上有意的政策，劳动后备军就始终不会消失。劳工的工资与劳动条件要依阶级斗争的结果而定。

　　第三类的资本品市场的规模与方向取决于国内和国外分公司的投资率，以及寻找提高劳动与资本生产力的方法的企图。

　　第四类是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司令部的货币市场。这类资本有些是用来维持生产的进行（如提供营运资金的贷款与扩充生产所需的资本），而大部分则纯粹是用钱来赚钱，马克思曾用一个公式来表示资本主义的生产：Ｍ—Ｃ—Ｍ'。第一个Ｍ代表用来购买劳动力、原料和制造商品（Ｃ）的机器的货币额。商品出售后就产生了初始投资加上剩余价值的货币量，即Ｍ'。但这只是货币市场的作用之一。此外，与此相关的是Ｍ—Ｍ'的过程。钱通过证券市场赚更多的钱，如发行债券给企业与政府机构，银行保险库和保险公司里庞大的现金以及富豪的资产投资于多种投机工具。钱也可以用为民众创造信贷来赚更多的钱，如发放信用卡、房贷、汽车贷款等等。所有这些手段不论是藉由投资或投机，目的都在赚得利润，但是Ｍ—Ｍ'的最终基础还是依靠国内与国外劳工创造的剩余价值。金融（货币）市场润滑资本主义的车轮，也像维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存与增长的所有其它运转的齿轮一样，促进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并由赚取利润的动机推动运行。同时，由于投机是Ｍ—Ｍ'固有的本质，它也经常造成危机。（金融市场之必要解释了何以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在早期阶段就创造了证券市场与其它金融机构。）多方力求用钱赚更多的钱（Ｍ—Ｍ'）的结果就是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债务，从过去30年来累积的债务之庞大，可看出这对维持资本主义的体系运行极其重要。今天在美国，消费者、政府、公司金融与非金融的债务，总计是全国生产总值的3倍！

　　在由市场控制的经济，上述四种市场一起发挥作用再生产出阶级结构，满足生产数据所有者、官僚集团和其它精英的需要与欲望。在设计出来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一般都对市场与它所服务的社会体系的关系置之不顾。我们认为毫无必要就这点逐一检验每个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仅举一例便可说明问题。有个模式主张，国家的资产虽应归全民所有，经济单位（如工厂等）却该由每个企业的工人控制与管理。产品将在市场上销售（这样就可提供信息给经理以反应市场的趋势），而每个企业缴交的税则汇总到全国财政，再根据各个地区居住的人口比例分配到各个地区。这听来很合乎民主，但真是这样吗？即使在资本主义的中心大国，各个地区的生活水平也有极大的差距。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与意大利很明显都是这种状况。有鉴于此，按照人头平均分配全国的剩余，更可能造成地区之间更大的差距。这是因为富裕地区已有足资保持继续增长的基础设施与设备可用，而富裕地区本来已从贫穷地区剥削了不少资金，中央再挹注更多于此的现金，当然会拉大贫富地区间的差距。与富裕地区相较，贫穷地区需要更加扩充工业设备、住宅、医院与改善了的交通运输工具这些基础设施。因此，如果社会主义的目标是要达到地区间的平等，改变让富裕地区从贫穷地区汲取收入与财富的作法，那么贫穷地区就应该从全国收入中获得大得多的人均配额。可以合理地预期各地区会竞相争取有限的可用资源，为了避免冲突与浪费，必须找出协调合作的途径，换句话说，也就是要订立全国与地区的计划。如果我们考虑到全球的不平等，这些以一国为范围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只会重复制造出现有的不平衡状态。

　　以市场作为投资与分配决策的基础会导致放弃社会主义道路  

　　为了消除阶级，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并与健康的环境相符，计划与控制是不可或缺的。这并不是否认计划经济的弱点与可能有的缺点，如：强制命令的作风、特权官僚集团为本身的利益而误导方向、僵硬、工作场所缺乏民主等等。有意义的社会主义计划需要讨论的自由、工人的积极参与以及社会向未曾走过的道路迈进时允许有尝试错误的余地。放弃计划与协调合作，改以市场作为投资与分配决策的基础，会导致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这本质上是个政治而不是经济问题，大部分取决于希望有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及增长的目的是为了谁。生产的目的仅仅是为生产而生产吗？也就是说，生产只关乎事物而不关乎人吗？让资源的配置依循市场条件而不是依照地方、区域与全国的计划，是生产与再生产出持久不衰的权力不平等的最好方法。有财有势者的欲望必然会导致对所发生的事物的过度支配。如果市场主宰了一切，即使一个工厂是由工人合作经营的，管理阶层也不免要和资本主义厂商一样受制于同样的力量。劳工必将屈从于市场的逻辑，就如同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少数由工人所有与经营的公司一样。尽管有许多人认为计划不可行，但没有中央计划就无法公平分配有限的资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多个方面都实行一定程度的计划，最显着的是在各个公司中。然而，一旦面临巨大的困难，即使是资本主义社会也必须发展并运用中央计划。没有中央计划，美国在二战中就不可能在很短的时期内彻底改变经济状态，不仅为美国供应军火、飞机、商船，也为英国与苏联军队提供需要的装备。为了把生产与原料转向为战争生产，汽车工厂不准为民间市场供应产品，建筑商不准造民房。有时即使是些军事生产也因没有足够的资源生产更紧急需要的战争物资而必须放缓下来。

　　当时的计划并非完美无缺，也不是所有相互冲突的需要都能得到满足。有些厂商甚至破坏计划。虽有错误与磨擦，但最终就连这些蹩脚的计划也造成难以置信的成就。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大型的公司既有设备又有为它们自己的企业网络订计划的经验。美国（其它资本主义的主要国家也一样）之所以能达到令人瞩目的高度工业化当然是扎根在厂商层次的中央计划。

　　为人民的利益而制订的计划，必须让人民参与

　　在这里附带说些有关的话，二战期间，哈利【译按：指本文作者之一哈利．麦格多夫（Harry magdoff）】积极涉入了美国机器制造业的计划工作。由于自私的原因与私有企业的心态，许多公司费了长时间才适应中央计划。在初期阶段，飞机工业满是绊脚石，使迫切需要的生产大受限制。某家飞机工厂有某些类超过需要的机床，但另一型的机床则不足。许多厂商的生产常因类似的原因而突然停摆。哈利给找去设法寻求脱困之道并提出有效的可能解决方案。要克服困难就得在供应程序上相互协调合作。不久，计划开始生效，这大部分是考虑到人的因素才做到的。企业领导人过去一直被训练要跟着市场走。簿记员与其它的办事员有长期的工作积习，这些原来的标准工作程序必须快速改变。老板接受咨询，他们的建议有助于制订计划的细节。办公室职员则被要求办事要极为精确。为了获得工人必要的合作，得撇开老板，与工人会谈，向他们叙述计划内容，解释理由，再询问他们的意见与建议，最后成形的规划采纳了极多任务人的看法。

　　对中央计划的功效乃至可能性持怀疑态度的人，仅承认其缺点，却否认其成就，实行中央计划毫不必然要求搞强制命令，也毫无必要把计划的所有方面都交由中央当局制订。会发生这种情况，是受特殊的官僚利益与国家权力过大的影响。为人民的利益而制订的计划，必须让人民参与。地区、城市与市镇的计划要当地的民众、工厂与商店积极参加工人与小区的议会。全面的规划（特别是决定资源在消费品与投资之间怎样分配的问题上）要求人民的参与。为了让人民能参与计划，人民必须掌握事实的资料，有告知他们想法的明确途径，终而有助于形成基本的决策。

　　五、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

　　“我们需要一篇新的宣言。不是张蓝图，也不是个详尽的规划，而是个远景，设想一个不同的社会，证明历史尚未终结，仍有个超越资本主义的前途。”——辛格（Daniel Singer），Monthly Review, May1988。

　　1.  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

　　要有一套乌托邦式的观念或梦想很容易，却没有办法预言一个合乎人道、生态健康、合作、平等与民主的真正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会是什么样子。梦想必须适应于可用的自然与人力资源、文化与人民的需求，并通过长期的斗争来化为现实。如果新社会会成为社会社义的社会，它不会根据知识分子或政党设计的模式来建构完成。社会主义依其本质必须由人民依照他们的愿望建立，最终应该是人民按可用的自然人力资源与发展中的文化调整修正的结果。我们在这儿要做的是，提出我们认为有助于促成更好的世界的原则：

　　1.  消除人支配与剥削其它人。
　　2. 首要的优先之务应该是满足最贫困、最受压迫与最受歧视者的需要。
　　3. 所有人应享有最起码的一些基本权利：一天营养的三餐；一份工作；一个适意的家；良好的教育；健康医疗；残障与老年人的保护。
　　4. 消除人与人间的等级差别。最少必须采取真正积极肯定的行动克服种族、性别与族裔的歧视。
　　5. 劳工控制工厂、农场或集体农场。
　　6. 管理人员与下属以及内勤部门与外部工作站的职务轮调。一般以为社会、工厂或办公室要有效率就得实行固定的分工，然而，分工有利于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差异长久不变，力求减少分工是很重要的。除了辛苦乏味的流水线工作或从事计算机工作的办公室劳工的问题之外，分工促成等级分野的制度。管理人员可学着了解当工人的滋味，而工人可学习管理人员做的事，从而降低发展出恒久不变的等级制度的危险。（切．格瓦拉担任古巴中央银行行长时，一个月中有一个星期去干普通工人的工作。）
　　7.  最高与最低工资的差距应该很小。
　　8. 公民投票与罢免所有官吏／领导人的门坎要低。
　　9. 美国应撤除对世界其它地区的影响。在外国的军事基地应全部放弃。美国在国外拥有的全部资产应移交给外国政府或直接交给外国劳工。此外，美国的银行、保险公司等应撤回，欠美国的所有外债应一笔勾销。
　　10. 应重建人与自然的统一。这要求用新的方式从事所有的活动，例如：工业、农业、运输与房屋建筑。运用合乎生态的原则，根据强健有力的生态系统的特性，就有可能构思出与自然合作的人类活动新方式，这种新方式比较良善或实际上可改善环境的质量。我们其实可以过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活，我们靠自然界维生，自然界给我们诸多触摸得到与触摸不到的好处。社会可努力加强与保护自然体系提供给地球上包括人类在内的生命的许多服务，如：干净的水（地下水、地面新鲜的水与海洋），干净的空气与能长出作物、未受污染的土壤。食物能够用维护人类与环境健康以及人道方式养育动物的做法生产出来。可再生的资源能用保护与尊重资源和环境的方式获得。濒危物种的栖息地可加以维护与增强。

　　2.  赋予人民权力

　　社会主义过渡与转型的问题之一是，在转变阶级权力给人民的过程中，如何克服社会的等级结构。住房、汽车、教育、医疗等物质不可能马上有实质的平等，需经长时期后才能满足每个人的基本需要。但另一方面，又得开始朝平等的方向移动。

　　如前面所指出的，知识分子与专家无法制订出新社会的计划，这得由人民来完成，但还是可以提出设定优先着手事项的一套原则。也许最重要的是，最贫困者的住房、食物、教育与医疗保健这些最起码的需要应得到满足，但基本必需品该包含那些东西的细节必须由人民决定。其它许多须由众多人民辩论与商讨的问题，包括怎么规划才能让城市比较适合人住，本地、区域、全国与国际需要什么样的公共运输工具。人民要接掌权力，创造新社会须具有制订解决方案的能力，这些重要问题若不开放讨论，人民就不可能达到必要的教育水平（或对问题的知识），也无法锻炼出制订解决方案的能力。

　　如果参与（或许可通过选出的工人与小区议会）不意谓在所有相关领域都把决策权力真正移交给人民，那么参与就没有实质意义。正是决策权，资本主义迄今仍一直拒绝交给人民。资本主义所谓的“民主”参与就是让人民每隔四或五年把一张纸投入票箱或拉个杆、按个钮，然后置人民与他们的利益于不顾，直到下一次选举。因此，放弃接掌国家权力及其社会经济基础与文化联系的想法，就是完全放弃具有真正意义的取代资本主义的方案。故而，“放眼全球，在地行动”（thinking globally,act locally）的口号与不实地分割“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和“国家”（the state）为对立的两极，再通过“非政府组织”（NGO）的活动达成各种有价值的规划，会误导人民以为社会在这样的过程中正在进行富有意义的改造。这些努力虽可在这儿或那儿得到不大的改进，但不去从事获取国家权力的更大的斗争，便注定仅能造成小小的变化，这些小变化积累起来永远不可能趋进改造社会。

　　赋予人民权力适用于社会的所有领域与所有的层面。因此，与故示大度地允许人民“参与”（实际上是排除大多数人参与决策）相反，赋权的关键是，在变革社会之前的斗争期间就必须开始实施。赋权可在彻底再造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中锤练锻造，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的目标朝向制订取代资本的社会秩序的雄图伟业。在进行社会变革之后，人民就可发展逐步赋予自己权力的行动，办法是人民主动樍极介入社会经济与政治领域，直接或间接地对抗与挑战新社会的权势与制度。工人议会可与高层管理人员共事，在必要时，选择管理阶层的替换人选，在劳动程序与劳动条件以及未来的计划上，满怀干劲地参与和管理阶层的磋商协调。民主选出的小区议会也必须有相似的权力去决定他们的小区的结构与方向。这必然导向把权力从国家转移到人民手上，国家的作用随之大幅减小。

　　这会怎么发生必须经过商讨与辩论。以美国为例，赋予黑人、拉丁裔人与穷人权力意何所指？要怎么样才能做到？例如：想一想，在社会主义的改造过程中，城市的贫民窟要改建成适宜人居的舒适地区，具有合意的套间、清洁的空气、重新装修的水电设施等等。实际上怎么办到？征用土地？在拆除贫民窟与盖新房这段期间，怎么把遭拆迁的人安置在合适的居住区？怎么让人民与闻这个规划，参与设计他们喜欢的屋内与屋外的生活空间，并决定整个计划该如何制订与管理的方式？

　　最大的难题是赋予最贫贱、最受歧视的人权力。种族、性别与族裔的歧视根深蒂固地存在上层人士或自认为是上层人士的偏见中。若不持续关注整个体制的改变，支配与压制就不会消失。例如：经过1960年代民权运动的斗争，改变了法律，美国黑人的处境因而有所改善，但他们仍受歧视，经济上也比白人更没有指望。受歧视的少数族群要得到平等地位，可能需要一次“超级”强劲的肯定少数族群权利的行动。目标可能可以订为：他们在学校、大学、受雇与政府所有层级的管理职务所分配到的名额甚至要多于他们人口的比例。这儿不可能说到细节，因为路径该由被歧视者开发、清理与运用。他们应该有走向他们希望的方向的权力。

　　3. 社会主义的目标与计划

　　上文述及的社会主义基本目标要求要有中央计划，因为资源有限，给同时达到所有的目标设置了障碍。因而必须安排优先事项，这是件应由人民参与并认真听取他们意见的政治事务。该生产什么？又为谁生产？再者，原料、零部件、机器与劳动的供给须根据大家同意的优先生产物品来协调。建立新工业与扩充旧工业也须与仍在继续生产的旧工厂协调一致。

　　中央计划并非意味凡事巨细靡遗都须由中央当局照管。中央计划也不是必然要求废弃区域的计划，不过，它确实意谓协调区域和（或者）地方的计划与更大的计划相适应。不管起初的意图为何，上面提出的大部分原则若没有人民的积极参与便会走样或误用，特别是在基本战略与计划方法的改变上。

　　假若计划是由地位巩固的官僚精英掌控，最有可能出现有害的方面。如果人民要被征询意见以参与计划。他们必须有权利获知所有的事实与各种替代方案的分析数据。为此，也为了扩大文化与人的发展，高度重视成人教育便很重要。如果人民要成为主人，如果他们真要能参与，就得有办法学习更多怎么评估提出的长期与短期计划的知识。从事成人教育的教员必须对工人的学习能力具有信心。哈利1974年访问中国时，亲自见到了令人鼓舞的实例。他到工厂经常询问他们学校的事，结果证明不虚此问。他访问的一家工厂尤其令他深有所感。这家工厂制造能在金属上镌刻复杂而极为精确的曲线的复杂机床。厂方为答复哈利的询问，带他到一间大教室，里面坐满了穿着工作服的工人，他们卷起袖子，在笔记本上振笔疾书。教师在黑板上教授微积分与偏微分的运用。

　　在广泛讨论社会主义的计划时，我们必须了解消除失业会是个巨大的工程。一大批人（在美国可能有一半以上的劳动力）一开始会没有工作，实际上除了在商店里工作的之外，所有的销售员都会被解雇。没有了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就不再需要登门的推销员，就销售员告知购买者产品的性质或提供的服务而言，他们的工作由一纸清单或一本产品目录就可完事。此外，不会再有人受雇于废除掉的证券市场、广告公司、保险公司，也不再需要制造厂商的促销人员，如此等等。

　　所有这些原来从事非生产劳动的人会怎么样呢？为满足社会的需求，在教育、医疗保健、托儿、文化扩展（戏剧、音乐、写作与运动）等等方面，会创造出许多工作。此外，工时可缩短，假期可延长。但这既需要中央也需要地方的计划。有众多失业或非正式就业人口的外围国家的问题就更复杂了，在革命的改造之后，他们怎么样才能很快成为具有生产力的受雇者？当然，食物、住房、教育、儿童照顾与健康这许多基本需要必须得到满足。这就需要许多人努力协助实现必要的建设与生产。再者，无地者须能使用土地，小农须能获得种植庄稼与养殖动物的投入品。再说一遍，满足所有这些必需品，并让人民投入建设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经济需要计划。

　　4. 必需品、欲求与限制

　　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期间，欲求的东西与资源必须彼此经常维持平衡。即使在富裕国家，可能得到什么东西也有其限制，每个人希望拥有的东西（许多是由资本主义四处出击、无所不在的广告宣传所泡制出来的）不可能都得到满足。因此，人民必须改变念头以了解平衡欲望与资源的涵义。改造大量人民并非易事，而进行改造的环境也必须适应于文化的走向。然而，人民并非不可能从竞相占有、从渴欲物品转向要求不同的生活方式。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目标是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让人民生活舒适，没有饥饿、病痛与剥夺。要在全世界的基础上达到这个目标，许多处境优渥的人可能必须放弃他们过奢侈生活的渴望，摆脱受有闲阶阶级激发的欲望，效法钟瑟斯（Toneses）所说的“简朴过活，好让其它人可糊口度日”（Live simply so that others may simply live）。这句口号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要比在当代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有意义得多。提供每个人食物、衣服、住房、教育、保健、自我表现、娱乐这些人类基本需要的适当水平的社会，意谓设定目标，用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方式生产和决定资源的使用。如史考特与海伦．倪尔林（Scott and Hellen Nearing）所说，“过好日子”并不需要一大堆无关紧要的物品、小玩意儿和服务。然而，确实需要达到一个物质保障与舒适的合理基本水平。人民的生活还可更加丰富，因为会有更多时间参加公共的文化活动，加上追求个人的嗜好与文化的兴趣，以及真正终生学习的机会，此外，由于城市的发展就得长距离通勤，造成世界上许多地方失去了同体感，一旦人民在为邻里、地区与国家设定、执行并持续评估优先之务的民主过程中相互商讨，便可重获紧密的同体感。

　　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之前和过程中，必须对重要问题、共同关切的事与原则进行广泛的讨论。社会主义虽然可能会在民族国家内出现，迈向社会主义的每一步骤却须从全球观点考虑。例如，美国与其它的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大约构成全世界30%的人口）确实具有保证国境内的每个人能有象样的生活水平的条件，因此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可以促其实现。但世界其它地区会怎样呢？核心国家的一部分财富是来自它们与边陲外围国家的帝国主义关系，而且世界各国的经济都与国外的贸易、投资紧密相连。因此，如果有一个核心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化了，这种关系会怎么变化？而更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如果有一整个外围区域（例如拉丁美洲）都转向社会主义，又会怎么样？对外贸易依然会非常重要。一些地方有某些资源而另些地方没有。一些国家有某类工业而另一个国家可能没有。就像在同一国家的乡村与都市之间有贸易和相互影响的基础一样，对外贸易也有其基础。但该在什么样的原则与规范下进行贸易？这样的贸易能像资本主义之前的早期社会包含互惠互利的要旨吗？如果出现了社会主义的美国，与其它国家和人民的关系会发生什么变化？边境还会设置带着警犭与枪枝的卫兵防堵从墨西哥与中美洲来的人，或者欢迎他们呢？

　　我们有美国投入与产出必需品的数据，如果我们加以检视，便可估算出修补美国体系所需要的物资。满足国内每个人需要的特定水平所要有的资源可与已经可用的资源的数量相比较。如果生活水平最低的20%人口，即挨饿或恐惧挨饿、住房残破、教育机会不多、儿童健康不佳（像市内贫民窟流行的气喘病）的那些人生活水平要提升到象样的标准，就需要数量庞大的资源。会有足够的钢铁、铝和其它产品吗？答案之一可能像二战期间一样，必须降降低私人汽车的产量。即使美国有庞大的财富，极可能要运用目前掌握在比较富裕与真正富有的人手中的资源来为穷人提供合理而舒适的生活。

　　5. 社会主义的未来

　　世界危急的社会、经济与环境问题是资本主义内在所固有的。因此，资本主义必须由为人类服务的经济与社会所取代，也需要创造一个保护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的环境。我们在上面所叙述的是提出在建构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必须考虑的基本原则与重要论题。苏联与中国的经验表明了，要出现这样的平民百姓并非易事：他们被动员起来且受到教育，有意愿和能力掌握权力，了解基本的问题与限制，能够制止新的官僚阶级或阶层茁长。然而，世界上有广大的人民在严酷的处境下无望地生活着，如果大幅改善他们的境况，同时维护地球作为一个适宜生存的星球，要有一点儿希望，我们就必须学习怎么样才能培养出具有上述能力的人民。这样做不仅对人类是必要的，对其它与我们共享地球且命运与我们紧密相连的所有物种也是必要的。

注释：
　　1.      William Brandon, The Last Americans :The Indians in American Culture (New York: McGraw-Hill, 1974) 4, 6, 292.
　　2.      Joan Robinson,introduction to Rosa Luxemburg,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51) 28.
  　3.      Gary Gardner&Brian Halwell, Worldwatch Paper # 150: Underfed and Overfed (Worldwatch Institute, 2000) , http://www. worldwatch.org/pubs/paper/150.html.
　　4.      Mark Nord, Margaret Andrews, &Steven Carlson, Household Food Insecurity in the Untied States, 2002,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http://ers.usda.gov/publications/fanrr35/.
　　5.      See Samir Amin, "World Poverty,Pauperization,& Capital Accumulation," Monthly Review, October 2003［编按：中译文见本刊第3期］, and Fred Magdoff , "A Precarious Existence," Monthly Review February 2004.

　　6. 见 "Perestroika and the Future of Socialism——-Part I and II " (March and April 1990 ) ; "Are There Lessons to be Learned？"( February 1991) ; "A  note on ' market Socialism' " ( May 1995 ) ; 以及Paul Sweezy, Post-Revolutionary Societ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0 )。
　　7. 列宁论官僚制与民族主义的观点，见 Moshe Lewin, Lenin's Last Struggl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3 ) 。

　　表2. 1999年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对于俄罗斯的指数）
    ————————————————————-
　　俄罗斯联邦       100    
　　阿塞拜疆          60
　　吉尔吉斯坦        46
　　塔吉克斯坦        39
　　土库曼斯坦        47
　　乌兹别克斯坦      55
    ————————————————————
　　来源：A.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A Millennial Perspective（OECD, 2001）

　　表3 中国与美国按五等分的收入分配（1998）
    ——————————————————————————————————-
　　              中国        美国
　　人口五等级   占总国民收入的百分比
　　最低           5.9         3.6
　　第二          10.2         9.0
　　第三          15.1        15.0
　　第四          22.2        23.2
　　最高          46.6        49.2
    ——————————————————————————————————-
　　中国的资料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DI）的数据库，美国的数据取自《美国的货币收入：2001年（美国统计局，2002），60-218，http://www.census.gov/prod/www/abs/ income.html.

　　表4   人均收入指数（与北京相比较）, 1995
    ————————————————————
　　北京  1.00
　　广东  1.04
　　辽宁  0.56
　　江苏  0.79
　　山西  0.30
　　湖北  0.41
　　河南  0.34
　　安徽  0.35
　　甘肃  0.28
　　云南  0.28
    ————————————————————
　　来源： A·K. Khan and C. Riskin, 《全球化时代中国的不平等与贫穷》（Inequality and Poverty in China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每月评论:中国工人阶级状况

作者：罗伯特•威尔

绪论

本文主要根据2004年夏天作者和阿列克斯•德伊（Alex Day）以及中国研究所的另外一个学生对工人，农民，运动组织者和左派积极分子的一系列调查写成，也是奥克兰研究所（Oakland Institute）出版的更长的特别报告的一部分。这些访谈主要集中在北京及其郊区，也包括东北的吉林省，中部河南省的郑州和开封等城市。我们所了解的情况清楚反映了毛泽东去世后三十年巨大社会变革的影响，在他领导下推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政策被拆除，转而回到“资本主义道路”，让无产阶级出于越来越危险的境地。在这个曾经是最平等的社会里也出现了迅速增大的贫富两极化趋势，特别有钱的上层精英和生活水平日益恶化的位于地层的广大工人农民。充分说明这点的是，2006年《财富》（Fortune ）全球富豪榜包括中国大陆的7位和香港的1位富豪。虽然他们的财富和美国或别的地区的富豪相比还比较少，但是他们代表了中国全面推行的资本主义的到来。猖獗的腐败把党政领导和企业管理者团结起来，加上新兴的私人企业家形成财富迅速增长的资本家阶层，而工人阶级面临过去50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剥削。

我们所采访的工人是从国有企业下岗的数千万工人的一部分，国有企业从前是社会经济的支柱，他们在丢掉工作的同时也失去了单位提供的社会保障的一切，包括住房，教育，医疗保健，退休金等等。因为这些国有企业都变成了追求利润的公司，不管是直接卖给私人投资者还是被厂长或者党政官员变成半私有化，腐败是非常普遍的。

我们采访的农民正挣扎着面对农村社会被迫的瓦解和家庭责任制的长期的影响，每个家庭和村子签订合同得到一片耕种的土地。随着国家对全球市场的不断开放，地方官员大量向开发商出售土地，对于村民却没有足够的补偿，农村地区的环境破坏非常严重，这个政策让数亿人挣扎于谋生的方法，剥夺了他们从前享受的集体经济的社会支持。超过一亿的人成为城市的打工者，在建筑工地上干活，在新的出口为主的工厂干活，或者最脏最危险的工作，他们缺乏最基本的权利。对于许多打工者来说，在他们半永久地在城市居住下来后条件就越来越糟，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大，健康问题就随之而来。

过去几十年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和牺牲而赢得的权利消失了，中国工人阶级在面对不断恶化的条件面前并不是消极被动的，阶级冲突和社会动乱的规模都是过去几十年没有见过的。今天的中国工人，农民，打工者举行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抗议，有时候达上万人，并与当局发生暴力冲突。甚至*部部长公布的数字都承认“群体事件，抗议和动乱”从十年前的10000件上升到2003年的58000件，到2004年的74000件。(《纽约时报》2005年8月24日)不断增加的社会不稳定的威胁代表了对高层党政领导的日益深刻的挑战，已经造成政策上的改变，企图避免更大的动乱。即使多数人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中富裕起来的所谓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和管理者阶层和迅速扩张的大学毕业生也在分化。在毛泽东时代基本上是免费的大学教育，但是现在不断增加的教育成本让许多人尤其是工人阶级觉得根本上不起，更糟糕的是，大学毕业生越来越难找到工作。市场的压力甚至让有钱的人遭受损失。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丰富的消费品和食品，更大的流动性和工作机会对千百万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增大的阶级鸿沟和不安全感的升高。结果中国进入一个阶级斗争加剧，政治不稳定无法轻易解决的时期。工人阶级前进的道路更加困难，左派的复兴，虽然意义很大，却仍然处在早期阶段。本文探讨这些复杂性和可能性。为了保护当事人，我基本上删去了个人和单位的名称。

冲突和团结

至少从表面上看，城市工人，打工者和农民，甚至包括新兴中产阶级的多数成员的条件将提供广泛团结起来的基础来反对在资本主义市场改革下剥削他们，并将中国向世界经济力量开放的人。但是正如在美国和世界其它地方的情形类似，工人阶级的团结理论上说说容易，实际上，传统的偏见，尤其是中国多数城镇居民对农民的蔑视根深蒂固，加上从农村地区来到城市的大量民工的竞争新形式，和惯于拉一派打一派分而治之的当权者的操纵下都使团结非常困难。

比如，当问到北京的工人是否感到民工抢了他们的工作，我们采访的一个积极分子回答说“是的，尤其是那些下岗的人会有这种感觉。”。他们中的许多人瞧不起民工。在一场暴风雨后的街道清理过程中，有些城市工人说“这就是民工到这里做的事情，家里从来没有见过钱。”就好像要证实这个形象，《纽约时报》2006年4月3日报道说上海市的民工清洁工，其中一个要为大女儿交一万元附加费才能上高中，为二女儿上小学交1000元附加费。但是这种感情是相互的，民工们的说法是“下岗工人活该。”

种族和移民问题苦恼不堪的美国再熟悉不过的模式，政府试图帮助民工讨要工资，和其它应得的权益，有些工人则认为这是偏袒优惠。媒体为这些分裂火上浇油，让不同团体间的关系更加紧张，说城市无产阶级只想得到外国人的工作，说民工愿意“免费”干活，让下岗工人模仿他们，造成相互的怨恨。但是，城乡收入不断增加的差距现在达到3.3比1，“高于全世界最高的差距的美国”为这样的操纵提供了燃料。(《纽约时报》2006年4月12日)

工农分裂的加剧更明显地被郑州电子传输设备厂的工人感受到了，那里在2001年发生了重大的冲突。就在企业被分割出售时，警察逮捕了晚上抗议的人，他们闯入企业就像小偷一样盗窃机器设备。他们还一天给50元雇佣农民拖运机器。这导致长时间的斗争。部分是想避免引起政府使用警察来做肮脏工作的公众反应，他们雇佣农民作为暴徒，头戴钢盔，使用武器殴打工人。大概30辆装满500名农民暴徒的卡车开进工厂，这个例子是郑州发生事情的缩影。一个积极分子说2001年7月14日当工厂的工人们一敲钟，“每个人都出来了”造成长达4个小时的农民和工人的械斗。那天工人们取得胜利，因为来自其它工厂的工人来增援了，总共有4万人之多。虽然8名工人涉嫌破坏工厂财产被逮捕，但是他们也得到了法律援助，资本家再次失败。正如一个工人在谈到改革前他们享有的权利时说的，“我们的法律，毛泽东的法律”得到了尊重“有这么多人，政府害怕了。人民行动的规模让政府感到犹豫不决，但是在资本家的压力下，工人们又遭到逮捕，这次由*警察绕过法院直接进行，工人和农民的战斗持续了10天。这样一来，他们使用农民打手把工人们赶出工厂，马上把东西卖光，解雇了5600人。接着把厂房拆掉，包括工人的住房，把土地卖给了要在这里盖商场和高档住房的私人开发商。现在，没有了工作和住房，人人都害怕继续斗争下去。警察有时候自己就充当暴徒了，脱掉制服，充当保护资本家的打手，甚至使用刀子。在一个陶瓷厂，一群暴徒几乎将一个工人领袖活活打死，但是当局听任这种事情发生，对后来的投诉置若罔闻。

在这样的情况下，警察和政府当局不仅直接攻击和镇压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工人，而且鼓动劳动阶层的不同部分之间相互残杀。尽管需要团结起来，但是这种经历让人们很难克服现存的偏见和分裂。正如电子设备厂一名工人积极分子说的“工人农民应该是一家的，我们应该联合起来，争取自己的利益。”站在对立面的人只是看到了眼前短期的小利。在工厂，甚至警察的头目也说他不愿意打人，只是因为在压力面前不得不做。一工人对他说“你就像一条狗，”警察回答说“不错，但是如果我不咬你，他们会把我的皮剥了。”国有企业被私人老板买下让分裂更加严重。新工厂建立在这样的地区，工人大部分来自农村，他们的工资低廉，不用提供住房和其它福利。而且，正如一个工人所说，和美国不一样，中国的国有企业下岗工人不能得到服务性工作，因为这些工作都是农民在做，他们工资低，容易控制。尽管希望一起工作，这样的条件不可避免地造成劳动阶层各部分之间的怨恨。

尽管有这些分裂和冲突，仍然有人不断努力把城市工人和农民在更广泛的，更高层次上团结起来，这些农民包括仍然在农村干活的人和来到城市的打工者。1997年郑州发生的示威者就包括郑州的造纸，纺织，电子设备工厂来的，该城市的13000名出租车司机罢工，都显示成千上万的不同行业的工人，社区居民都出来支持那些反对私有化的人，抗议工作和福利的丧失，抗议高额的税负和各种费用。但是，中国更普遍的模式是各自工厂的工人独自面对老板和与老板沆瀣一气的政府官员。通常的情况是，这些对抗行为，包括横卧铁轨，阻断高速公路，包围或者占据办公大楼，或者城市里的罢工停业，但是结果往往是一次性的对受到影响的工人的低额补偿，根本不够为他们提供长期的支持，但是足以让他们最直接的要求得到满足。为了超越这个相对孤立的斗争方式，在很多情况下根本无法阻止私有化，裁减工人，失去服务和安全的大趋势，郑州各个行业的工人开始联合起来。在很多国有企业都倒闭，造成10万人失业的开封也一样，工人们表达了为了成功必须紧密团结起来的需要。只是在最近，来自不同工厂的人，很多已经失去了工作，个别仍然在职开始团结起来，组织来自不同企业的工人代表开会，组织联合起来的抗议行动，吸引所有企业都参加。我们访问的积极分子计划今年晚些时候联合该城市的所有工厂的工人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但是这样的联合行动的前景是很不确定的。城市无产阶级存在的分裂，经济的，年龄的，甚至政治上的，有些工人赞成“改革”和政府，有些坚持社会主义理想。即使在我们参观的郑州一个工人集中的地区的公园，工人和退休人员的左派和右派都是分开的，左派占据某些区域，通常在白天活动，右派在其它地方，通常在夜晚活动。正如我们感受到的，当我们简单地和每天到那里休闲的人交谈时，辩论马上就非常激烈，有时候甚至带有威胁的意味。同样的，工人和农民团结起来也很困难，民工充当了中间人的角色。尽管有愿望团结起来，但是各自条件和政府对待的方式的区别不利于更高程度的团结。

在改革的情况下，已经有部分的财富倒挂。不管在城市还是在乡下，我们访谈的人都说当今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有些农民实际上比许多城市工人生活还好些。他们或许仍然贫穷，仍然为生存而挣扎，最贫穷的农民仍然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但是他们至少还有一块儿可以耕种的土地，即便最贫穷的民工还可以回到自己的村子里，如果城市里实在呆不下去的话。但是对于没有技术的城市工人，尤其是那些下岗的人，什么都没有了，真的再次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了，没有任何生产的方式，如果没有外来的帮助只有等着饿死。如果他们父母患病，孩子上学要交学费，那可真是让人绝望啊。只有那些有技术，或者有能力做点小本生意的人才能和有土地的农民那样维持基本的温饱。

结果，工人和农民在行动上的一致同样很难达到。通常的情况是，抗议和示威游行几乎同时在城市和周围的乡村进行。即使在我们短暂停留的一段时间内，就听到郑州和开封市及其附近地区并行的事件。在开封，一个工厂有20名工人被逮捕，同一天爱旁边一个县农民在抗议，一个工人说他们起来闹事，“搞破坏”，破坏政府办公楼，阻断高速公路，因为他们的农田被用来修路，他们被骗了。但是这两起几乎同时发生的事件相互并没有联系，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工人农民共同抗议的情况出现。

而且，政府对这两个群体举行的抗议示威活动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城市工人面临地方当局非常严厉的镇压，因为他们的斗争容易被公众所看到，破坏城市权力席位的稳固，直接挑战改革的核心——-企业私有化和新资产阶级的形成。正如一个工人说的，他和像他一样的许多人非常愤怒，“他们需要联合起来，暴动，但是和美国不一样，他们甚至没有权利谈论自己的处境。”但是，他们“不怕死，因为他们什么也没有。”因此，他们会继续斗争。

大规模的劳工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有时候取得地区性胜利，但是多数情况下工人领袖被逮捕，被抓起来。相反，至少在文件上，改善农村的生活条件是政府官方的政策，但是对农民抗议的镇压更加野蛮，因为这往往是公众看不见的地方，除非规模特别大引起了公众的关注，比如2005年12月广东东州村民20人被枪杀的事件，村民抗议政府征用土地建电厂对土地补偿费不足。尽管有这些分裂和障碍，人们的感觉是城市的工人阶级和农民可能很快找到办法合流，因为农民越来越愤怒，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城市工人类似，随着打工者上了年纪，面临的情况就日益恶化。帮助组织工人阶级的积极分子试图把两股势力联合起来，但是这个过程是漫长和艰苦的，现在只是初步在两者间搭起桥梁。

左派的回归

民工，农民，城市工人阶级紧密团结起来的可能性尤其得到有中国社会主义斗争经验的人和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的支持。这个历史遗产对于当今中国左派的复兴有着根本的意义。正如郑州一个从前的红卫兵说的，最了解两条路线斗争，非常清晰的分界社会主义革命和当今的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是工人阶级本身，而不是知识分子。现在需要反腐败，尤其是不仅反对狭隘意义上的金融渎职和贪污受贿，虽然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而是广泛意义上的反对党政官员，管理者，和企业老板勾结彻底把国有资产转变成新兴资本家的私人财产，把工人和农民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获得的财富挥霍掉。革命的理论，精神，和实践在工人积极分子身上仍然鲜活，尤其在郑州和其它一些地方，这些是工人运动的核心地方，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在郑州有1971年建造的一个双宝塔式的二七塔，矗立在繁华的闹市区，来纪念1923年共产党领导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当时罢工被地方军阀镇压，100多名工人被打死。毛泽东时代的遗产今天仍然保存完好，工人阶级的觉悟非常高，导致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郑州和工人阶级的讨论中印象深刻的方面还有他们对从前工作的工厂的主人翁意识。虽然在国有企业的工人阶级的社会所有权和参与权局限性明显，在邓小平掠夺式改革时，证明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是远远不够的。但是毫无疑问，他们强烈感受到这些工厂从根本上说是“他们的”。正如一个工人说的，电子传输设备厂是“工人们用血汗建成的”，他们不愿意眼睁睁看着工厂被资本家拿走，被私有化，它属于整个国家，是他们工人阶级集体经济的积累。在毛时代，工人们工厂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权，他们“可以提出意见，而且往往被采纳。”这个现象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达到高潮。那时候，“他们是领导阶级，工人阶级说了算。”但是现在没有人听他们的，他们没有了权力。一次又一次，这些工人表达了对主人公意识的失落，集体财产被事实上偷走了，他们为工厂干了一辈子，他们从前享受的各种权利全部被剥夺了。郑州一个工人从理论上分析这个情况，解释说现在的体系是“官僚资本主义”，这是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这个分析直接来自列宁的“怎么办？”“从表面看是经济问题，但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主要是政治问题。他说，中国“和从来没有实行过社会主义的美国不一样，年纪大些的工人了解历史背景，许多人经历过毛泽东时代和文化大革命。他们知道毛泽东思想，他们这代人希望中国回到毛泽东的道路上，这是保护社会主义道路的国际主义斗争的一部分。”

这个工人喜欢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为什么让中国回到社会主义道路很重要呢？西方需要详细了解。这是个长期的斗争。他希望中国工人慢慢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最终会取得胜利的。但是他也警告如果现在的运动不能很快跃上新的台阶，年轻的工人会认为只是要求“改善工作条件”的经济斗争。这是反-社会主义改革阶段的遗产，邓小平的名言比如“致富光荣”。这些言论破坏年轻工人的思想。“很多任务人害怕见面和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听到上了年纪的工人不止一次表达这样的心态。

可能部分因为这个原因，那些仍然为社会主义斗争的人已经发现别的方式传达他们的意识和经验，使用文化形式，而不是政治或者经济形式，让革命的遗产传递给年轻人。在我们参观的郑州工人阶级居住区的公园一角，工人和他们的家人每天晚上聚在一起，唱原来的革命歌曲。我们在周末的晚上看到，一百多人，包括退休工人，年轻人甚至还有孩子参加情绪激昂的合唱，有音乐伴奏，有充满活力的指挥家指挥。他们告诉我们周末的时候参加的人更多，达到上千人。把我们带到公园的工人说，“我们唱这种歌曲的政治意义就是显示我们对共产党现状的不满，用毛泽东来对抗它，来提高觉悟。”

这同样的历史精神在城市的实际斗争中也得到体现。当2000年造纸厂工人罢工的时候，仍然是该地区反抗私有化的“典型”，工人们使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方法，一个积极分子说，把厂长赶出来，占领工厂，阻止搬运设备，实行工人控制。经过多个回合的较量，工厂的有些地方仍然控制在工人手中，但是这个斗争不仅要在市场经济中活下来，而且面临官方企图从经济上破坏。正如他们的领导解释的，被关进监狱后，他们采取了这个具体的斗争形式，“因为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远存在的。”一个类似的左派分子的历史视角在电子设备厂斗争中得到体现，他们的其中一条标语是“工人们想生产和生活。”但是他们也举起了旗帜上面写着“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工人们的其它行动采取了更加明确的政治形式。

就在造纸厂工人暴动的同一年，纪念毛泽东逝世的活动开始。2001年，有上万名工人集会，周围是万名警察，大规模的罢工和冲突。如今，工人们被禁止在毛泽东诞辰或者逝世日来到矗立毛泽东塑像的小广场上来。但是他们照样来，并和警察发生冲突。2004年9月9日，一个工人运动积极分子张正尧散发传单，指责共产党和政府抛弃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泛滥的腐烂现象。他的传单还谴责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要求回到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道路。他和传单的合作者张如泉都被警察从他们家中抓走。他们的案子很快成了中国的轰动一时的案件，从全国各地来的左派分子纷纷来到郑州抗议当地法院在2004年12月对两人的秘密审判。两人都被判三年徒刑。还有两位帮助撰写和印刷传单的戈利英和张庆也被警察骚扰。这四个工人后来就被称为“郑州四人”。

在美国发起的请愿书交给*主席和*总理，呼吁释放他们，吸引了超过200人的签名，中国国内和国外各一百人。这是空前的对左派工人表示支持，尤其是考虑到签名者潜在的风险，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积极分子和国际同行团结起来。虽然政府没有直接回应这封请愿书，张如泉后来从监狱里放出来，公开的原因是身体健康原因，但是有些积极分子相信至少部分请愿带来的压力的结果，和其它相关团结活动，比如在左派网站上对这个案子非常详细的信息和分析等。

“郑州四人”代表了中国工人拒绝接受党和政府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新条件，坚持左派意识形态和活动的激进主义，以及得到的来自社会各界甚至国外的越来越广泛的支持。但是这个案件在表明中国左派的新的力量的同时也暴露出中国左派的分裂。首先在“郑州四人”请愿书上签名的主要是年轻左派分子，运用因特网迅速传播，尽管批评他们的前辈甚至导师，这些人至少在刚开始非常犹豫。对于年轻一代左派，站在采取公开左派立场的工人一边是优先考虑的问题，而不是担心是否完全政治正确。但是对于上年纪的左派，过去的分裂和因为意识形态和政策的斗争常常阻碍整体采取共同行动。对他们来说，为了面对现在的新问题抛弃历史恩怨就更加困难些。

这些态度上的差异反映了人们广泛接受的对中国左派三大类别的分析：1）“老左派”，主要是从各级党和政府官员中成长起来的人，在很多情况下刚开始至少拥抱邓小平的部分改革，后来当这些政策的资本主义本质越来越明显的时候开始反对。2）仍然坚决支持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毛主义分子”，该派别的庞大根基主要是工人和农民。3）新左派，就像西方的新左派一样，尤其是60年代的时候，倾向于由更年轻一代构成，主要集中在大学和新的非政府组织中，包括各色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广泛的社会学和社会民主党趋势，但是这些人又常常更愿意和毛泽东的追随者结盟而不是和老左派结盟。但是这三类左派的界限决不是严格的，互相排斥的。老左派在全社会都有，既有政府官员也有民间人士，而许多“毛主义分子”和甚至新左派在党和政府内工作。任何相似的左派划分，尤其是西方的新左派也不应该过分解读，因为他们都有各自具体的反映本土斗争的中国特色。2001年，非同寻常的四方政治力量在中央领导人每年夏天都来制订战略计划的海边小镇北戴河举行，由郑州从前的红卫兵领袖组织，他在改革后不久坐牢许多年，现在仍然是个积极分子。尽管他们同意搁置是否反对所有的改革政策的争议，一致反对邓小平引进的资本主义复辟。

最近，来自一些重点高校，研究所，和机构的高级干部举行论坛，对当前形势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由北京大学校长主持开幕式。他们希望将这个活动变成定期的聚会。这次会议的幕后组织者老党员解释说这个活动如果没有高层部分的支持根本就无法进行。在郑州，一个由左派和“自由主义者”（这个词在当今中国常常包括比西方同行更激进的人）领导的类似的论坛在过去十年经常举行，聚集了观点差异很大的人。他们的共同基础就是强烈意识到中国社会当前的方向和官方政策是不能持久的。因此，尽管他们背景和途径各异，多数人基本可以按左派的三类别来划分：老左派，毛主义者，新左派，不仅党和政府机构内外，不仅他们的观点，而且他们的各样的论坛，会议，交叉重叠，相互影响，甚至吸引不同意识形态的人。在非政府组织内，有些人有强烈的左派背景，为实际的事情工作，比如为农村贫困地区办学，促进更多任务人和农民领导的社会，而不是主流基础做的那样。左派的回归反映了工人阶级群众斗争的日益增长的力量，让它不再可能回避中国的社会危机，和如果没有当前政策的根本性改变只能让危机更加深刻的威胁。它重新开辟了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革命的重新到来可能性，不管现在看来多么渺茫。

左派新开口的著名例子就是“老党员，干部，军官，知识分子”2004年10月写给*的信，题目是“我们对当前政治形势的观点和看法”。虽然在口气上比“郑州四人”更加尊重，对改革带来的经济成效给予相当肯定，但是主题和“郑州四人”非常接近，呼吁采取改正行动，抛弃资本主义，重新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在对当前现状的批评上言辞同样激烈。这两个文件之间是否有直接的联系我们不清楚，但是中国的左派继续收集支持“郑州四人”的签名，新左派拥抱他们事业的急切心情，和毛主义者积极分子的辩护为老左派重新获得长期以来的批判立场开辟了新的空间，比如给*的信。早期革命斗争的老战士愿意出来公开反对党和国家的现行政策是个崭新的政治气候。早在1999年，我们与老左派的讨论中，他们清楚表明面临的强大的改革情绪的压力，但是现在，非常清楚这些从前的领导人和类似地位的人感到可以放开胆量表达自己的看法，影响别人，而且在实践上也这么做。

仍在当今社会推行的毛时代的社会主义形式在有些情况下虽然数量少，但是有时候影响非常大。当然，形式上有点修改以适应市场经济的新情况。现在有1%的乡村，总共有几千个——-具体数字变化很大，全看是谁在做测量，具体的标准是什么——-从来没有完全放弃集体经济模式。甚至有些推行邓小平改革的村子又回头搞集体生产，成为别人探索农村经济新形式的示范。保持社会主义时代目标和方法的最著名的例子是南街村，它是河南省的一个小镇，离郑州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该镇15年20年前重新集体化，形成社会主义公社，所有社员都享受免费的住房，医疗和教育，甚至为考上大学的年轻人支付学费。这里还推行社会主义时代的平等做法，比如村长的工资并不比一个技术工人更高，而且继续追求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目标，毛的照片和语录，连同其它革命领袖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张贴在在村子很多醒目的地方。这里为村民家庭提供的，水电暖气等设施齐全的多层高楼的公寓，周围是一尘不染的街道，公园和休闲场所，村里有非常漂亮的学校和幼儿园。这样的安排在中国是非常独特的，这个现代的像城市有钱人享受的生活的围墙和门口外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典型的农村环境。

但是即便非常成功，南街村的做法里面有很多的矛盾，因为它的资金大部分来自外来投资，利用周围的农民，虽然住房条件不错，但是显然并不非常舒服，因为主要的劳动力是在完全融入新资本主义经济的“村办企业”里上班。最近，根据郑州的积极分子包括陪同我们参观南街村的人说，它现在面临严峻的经济困难，主要因为过分扩张新的不熟悉的生产领域。但是尽管有局限性——-在周围都是资本主义，必须在激烈市场竞争中才能生存下来的环境中也是不可避免的——-南街村成为仍然相信中国农村还有另外选择的人关注的焦点。每天这里都接待大量的参观者，成车成车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和工人来研究如何继续推行集体生产和分配的。它也得到河南省当局的祝福和保护。2004年老左派写给*的公开信指出南街村是当今农村需要的典型。但是即便在毛泽东时代遗产不明显的地方，它的经验和做法仍然是和现在情况进行比较和分析的背景。

2004年夏天一个明显的重大进展是组成农业合作社的新运动，努力要减轻在全球市场面前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孤立和不安全感。这些合作社主要目标是在市场中形成规模经济，比如集体购买化肥，农产品价格上更大的操作空间，当然包括给合作社成员提供经济支持和安全感。这些努力显然是明显的和改革时代的任凭个人挣扎保持距离，虽然不能解决农民面临的严峻问题。虽然他们不是要回到集体公社，最多只是一种半集体化，但是他们继续不仅从革命前的早期合作组织中吸取经验，也从毛泽东时代农民得到保护的做法中吸取经验。因此，碰见我们在东北吉林省四平附近的合作社领导就不是稀罕的事。他向我们详细分析了农村和城市阶级的对比和生存现状，还有一个年轻的社员与我们进行长时间和深入的讨论，从社会主义者的立场看中国现在的处境，不仅是国内问题，而且谈到与世界其它地方的关系。中国工人阶级不仅有需要教给城市知识分子关于工作和剥削的真实世界，他们也在实现社会主义方面也更有经验。在很多方面，他们比有些年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左派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有更充分的理解和运用。

与此同时，社会迅速的两极分化已经让许多新兴中产阶级成员不管他们的具体职业或地位如何，面临类似工人和农民遭遇过的情景，造成让工人和农民团结起来的更大的基础，帮助形成左派复兴的群众基础。资本主义制度正在吞噬自己，并迅速和更大的群体疏远。当今，就连许多从前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党的干部在把企业卖给私人投资者后也被踢出来了。新的资本家老板不喜欢他们。有个工人把这个现象描述为“过河拆桥”。结果，他们中间不少也下岗了，清楚了解到“市场化”的真实含义，“它提高人们的觉悟啊”。

从自己的亲身生活的变化中得到的新的理解是非常普遍的。我们听到很多这样的故事，最初赞成邓小平改革的人，比如我们在北京采访过的进步思想的学者，现在倾向于毛泽东路线，甚至重新考察文化大革命本身。在有些情况下，这就是他们“从群众中学习”的直接后果。一个著名的人物，从前非常保守的来自农村的学生，就是如此，他的转变是因为他采访农民的时候，从来没有听到一句对毛泽东的批评，但是对邓小平的批评很多，迫使他重新考虑对过去的态度。但是这种重新评价有比个人经历更深刻的根源。对于许多人来说，包括知识界的精英，自从改革时代兴起的各种意识形态趋势，从党政宣传家们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市场化，私有化理论到主要来自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圈子里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都不能充分解释中国现在发生的情况。

正如一个从前的红卫兵现在的激进知识分子在不同的访谈中说的，尝试了任何别的东西，那些最初赞成改革政策的人，现在摸索着理解发生的事情，“不得不回到文化革命时代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来对付当前的问题”，因为他们尝试了别的途径，但是并没有找到解释。

仅仅在几年前，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是具体的，因而仍然是相对容易解决的，比如通过反腐败运动，但是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问题是系统性的，难以解决的，需要更加根本性的改变，资本主义和全球市场没有能力来解决，现在情形下的党和政府也无法解决。结果，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提出的对资本主义道路的批评就显得具有现实意义，因为这些他们年轻时接受的教育的思想继续提供对当前体制的彻底分析，看到日益增多的矛盾的根源，指出更深刻的解决办法而不是修修补补的尝试。知识分子中许多从前的禁忌现在开始消失了。

甚至对于多数知识分子和精英中的人士来说都是大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有人告诉我们如果谁表现出对文革的正面态度肯定被孤立甚至丢掉其事业，现在已经成为讨论和重新评价的话题。这尤其出现在进行独立历史研究的年轻左派身上，他们发现长期被忽视的文献，采访那个时期的积极分子，在网上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以别的方式挑战官方对那个时代的评价。

还有其它很有意义的标志左派复兴和左派与工人阶级斗争密切关系的事情。1999年我们采访了北京的清华大学，常常被称为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他们是参加小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现在尤其在名牌高校里非常活跃的团体。我当时表示要想效果明显，他们需要走出校园和工人阶级结合，这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的学生没有能够做到的。在那次斗争中，虽然北京有很多任务人，至少后来参加了，最后承受了暴力和镇压的苦果，但是学生和工人间并没有实质上的联系。

比如，在东北长春，该运动的小规模版本，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工人拒绝参加到走出校园的大学生队伍里，使得学生遭到严厉镇压，这个惨痛的教训让他们重新考虑和工人阶级孤立的处境。最后，正如中国历史上常出现的，驻扎北京的部队拒绝执行命令，是从外省调来的主要由农民组成的军队平息了天安门事件。那次教训对年轻的学生左派仍有意义，2004年夏天的变化实在太戏剧性了。如今相当数量的学生积极分子离开校园和工人阶级接触，研究他们的工作生活条件，提供法律和物质支持，在工厂和农村进行考察研究后返回学校做调查报告。

郑州一个文革时期的红卫兵现在仍然是主要的左派运动组织者解释说为什么学生和工人阶级的关系发生重大改变。早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高校的领袖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观该郑州的工厂。从2001年到现在，清华的学生组织每年都来参观。2004年，来自北京另一个名牌高校的80名学生来到郑州。政府当局非常担心这样的联系，试图阻止他们。文革期间政府为愿意到全国各地参观的学生提供免费火车和鼓励措施，但是现在政府试图阻止这种流动，甚至出售学生团的车票，不让他们在郑州下车，但是学生仍然来。他们来到工厂里，在郑州工人运动的早期阶段有些生活在工人中间，试图帮助阻止对工厂的包围。郑州运动开始后，开始蔓延到东北地区或其它地区，甚至扩展到农村，学生来到村子里进行同样的活动，带来资料，建立联系，提供法律服务，打破了许多农村积极分子感到的孤立状态。如今在北京大学，还有众多其它高校，成立了一个叫做“农民之子”的组织，虽然名字如此，仍然包括很多“女儿”，就是为了这个目的。1999年我们见到的左派积极分子，当时非常孤立直接调查工人阶级状况，鼓励别人也这样做，到了2004年，学生们好像积极性非常高，不再需要像他这样的组织者了，现在是学生主动要这样做了。

这个运动是大学生群体构成和条件的变化促成和推动的。自从1999年以来，大学生人数增长了3倍，大量来自工人家庭的学生，多数人经济上非常困难，毕业后找工作又不容易。结果是日益扩大的大学生和工人农民相互同情和团结的社会基础。当今的中国大学和改革初期相比不再那么特权阶层，作为对文革的回应，邓小平强调“专”而不是“红”，并重新恢复了全国高考。结果，学生左派为精英知识分子和在工厂农村挣扎的人建立了桥梁，工人农民是他们的亲戚，或者至少出身于这些家庭。在某些方面，中国当前的情形和俄国革命的早期非常相似，列宁领导马克思主义学生到工厂和工人在一起。当然，关键的区别不仅是多数学生来自工人农民家庭，而且年轻的中国左派即使摸索怎样与工人建立新型的关系，背后仍然有在毛泽东领导下的50年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那个时代的观念，政策，关系不能也不应该不加修改地应用在变化很大了的当前社会。但是，它们仍然是革命思想和实践的巨大宝库，左派可以从中吸取营养对付工人阶级在当今资本主义改革和全球市场化面前的处境。左派思想不是新的东西，是早就扎根于工人农民内心深处的思想。

但是，夸大这样的趋势是严重的错误。中国左派作为政治力量仍然是非常小的，边缘化的，派别林立的，就像工人阶级的分裂一样。就像全球的左派一样，他们得面对从前熟悉的世界的崩溃，试图寻找新的前进道路，没有任何一套统一的概念用来组织左派，用来动员工人阶级。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是工人农民自己走在前面，进行非常艰难的斗争。虽然这些斗争常常是由本领域内的左派分子领导，但是作为整体的左派运动到现在为止几乎没有。新的意识形态形式包括自由改革主义，社会民主思想等也对左派分子提出挑战。美国情况的最新发展，甚至“阶级”这个词已经很少使用了，相反常常说的是市场中的“弱势群体”，剥削的概念不那么明显了。这些趋势由于许多城市专业人士无论政治立场如何，的生活方式进一步强化。有些知识分子，包括把自己看作左派的人，在城市里赚了大把的金钱，和工人阶级基本没有任何联系了，工人的生活状况和知识分子越来越遥远了。

对于不愿担任公职或者不愿意把思想付诸行动的人，压抑是常见的，虽然不一定集中在左派或右派上。相反，政府是否采取行动更多的是被接受的框架能走多远的问题。甚至一个赞成改革，鼓励土地私有化以便让农民变成独立的市民的民工组织者也被抓起来了，因为在北京开会鼓吹*。任何公开的组织性的尝试要终止一党统治都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任何破坏国家对公众活动控制的行为都会遇到麻烦，不管具体的政治内容如何。

但是，左派被当局特别对待，因为它有潜力组织迅速增长的工人阶级的斗争。典型的情况是关闭中国工人网站及其言论版。和其它别的论坛不一样，这个论坛“是中国首个左派开办的网站让工人农民谈论他们保卫中国社会主义的斗争。”在上面，知识分子，包括工人阶级自己能够“参与讨论工人和工人问题。”(Stephen Philion,“采访严元章”http://mrzine.monthlyreview.org/philion130306.html).这种连接对党和政府领导人造成威胁，因为正如北京网站编辑部成员说的，“政府不是在走社会主义道路。”正是这个基础“工人对毛泽东的共产党和当今的共产党区别对待了”。从工人阶级的立场来看，让公众听到自己的声音非常重要。“这是社会主义民主希望的东西，因为工人有资本主义无法提供的民主。”但是网站被关闭了，因为工人阶级成员无法支付的高额注册费用。

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新兴中产阶级内部，有个非常广泛的要求经济和政治体制更大的透明度，以及参与影响到自己切身利益的决定的权利。虽然美国式的民主选举仍然缺乏广泛的吸引力，许多人在公开讨论民主权利问题。对他们中的有些人来说，言论自由是主要目标，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成立反对党是目标。许多任务人现在甚至讨论“一党制为什么不行”。讨论甚至在党内出现，寻找方法得到公开辩论的更大空间，和“公民社会”的出现。非政府组织大量出现涵盖广泛的议题比如女性权利和环境保护问题等。

亲民主的感情非常普遍，政府知道它没有办法压制，因而通过引进缓慢的改革来迎接这个挑战。但是官方在这个领域的改革政策比如基层民主选举尽管表面上看非常民主，常常让工人阶级怀疑，因为选举被用来当作上级认命的合法化工具。这里和许多其它领域一样，社会主义时代的记忆，尤其是文革期间工人农民在管理工厂和农村时，甚至大学和地方政府的参与仍然作为基准，和现在所有这些权利都被剥夺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正如一个工人所说“政府到现在为止推行的民主改革把毛泽东的革命颠倒了，让工人的生活颠倒了，这是对工人阶级的报复。”

因此，政治改革可以接受的途径的关键是再次找到办法把左派关于工人，农民控制的参与民主制结合起来，这是全球进步主张的一部分。这个研究已经开始了。2004年老左派给*的信中，其中一个要求就是从下而上复兴群众运动作为控制权力滥用的监督，让工人阶级作为民主制度的一部分发挥党和政府功能的直接作用。建立一个联合的运动和推行这样的革命性变革的障碍在中国是巨大的，就像在世界其它地方一样大。尽管有过去的遗产，年纪大的工人和农民非常担心社会主义斗争的新程度不能很快实现，革命时代的记忆很快就会消失，年轻一代除了加入消费文化，发财赚钱外什么也不想。那样的话，他们就需要从头重新开始，就好像他们是否最后能面对根本改变的需要。

但是中国人有个优势，那就是他们曾经进行过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前景看起来好像很遥远，中国有可能进入社会主义重新革命的快车道，这个发展将再次震动世界。当然，这只是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发生的情景之一。阶级结构的复杂化和两极化把中国引向两个相反的方向，未来的结果确实非常复杂。

这个状况在最近的事态发展上表现得很明显，不仅体现在工人阶级本身的情况，而且体现在党和政府对新挑战做出的反应。为了避免农村更大规模的动荡，中国最高领袖*和*已经提出了一系列的农村政策的变化，已经带来明显的影响。包括取消农民的农业税，和其它许多费用，其中许多都是非法征收的，这些往往是引发抗议的源头。还有些计划要增加在农村地区的投资，包括小城镇和农村的工厂，尤其是农村教育和医疗，环境保护等。连同对于农产品价格的优惠措施，这些调整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了许多农民家庭的经济负担。现在甚至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讨论，虽然这个说法的具体含义根本不清楚，也许仅仅是给已经推行的农村政策好听的左派效果而已。就连已经宣布的改革中的措施的深度都还不清楚，尤其是考虑到上面的政策到了下面就不执行的历史记录，这是中国政府管理的痼疾，比如腐败的地方官员把村子里的土地卖给开发商的做法在很多地方得不到制止。但是，有一个影响是非常清楚的。和仅仅二三年前的情况截然相反，沿海出口企业为主的地区在经历民工荒，因为大量民工返回家乡或者到离家乡近的内地城市，一个原因是村里条件的改善，另一个是沿海工厂的残酷剥削。民工这个相反方向的流动反映了他们的高涨的觉悟，抵抗和自我组织能力，多数人已经是有经验的工人，他们不再愿意接受早些年吸引他们的工作条件。甚至年轻的民工，尤其是工厂喜欢的贫穷的农村妇女工作条件最为恶劣，现在也开始萎缩干枯了。

虽然这个情况有迫使出口企业考虑提高工资，改善条件以继续吸引大量劳动力的积极影响，但是也有迹象显示企业老板开始降到最低点的苗头，把工厂迁往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家如越南，印度，孟加拉国国。没有简单的办法改变现在的趋势，因此，既然每个行动都带来更多的矛盾，考虑到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本质，中国已经陷入这个困境动弹不得。虽然国内市场在发展，全球竞争力的任何严重下降和由此造成的经济衰退——-这是中国领导人的最大梦魇——-都将不仅破坏胡温企图进行的修正政策的能力，包括新强调的“社会平等”，还将带来社会大动荡的威胁。

资本主义市场无法解决这些矛盾将给予左派新的力量。左派日益增大的影响力的显着例子在2006年3月非常明显：

十年来或许是第一次，共产党领导下的立法机构全国人大见证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辩论，许多人认为这些早就被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掩盖了的。

这个争论迫使政府搁置了本来期待赢得通过的《物权法》草案，突出显示了一批数量虽小但影响不小的倾向社会主义的学者和政策顾问的力量。这些老左派思想家利用中国增长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稳定提出他们对政府推动的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忧虑。那些指责这些攻击是返回过去的人低估了社会主义理想在当今贫富差距明显，腐败猖獗，虐待劳工，掠夺土地的中国持久的吸引力，显示中国是多么严重地背离了其官方意识形态。(纽约时报2006年3月12日)

虽然《物权法》草案未来肯定以某种方式通过，“允许市场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的建议，甚至更激进的土地私有化的建议至少现在遭到了挫折。

即使最高领导也觉得必须至少在表面上再次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这毕竟是政府和共产党执政的理论基础，虽然推行的资本主义的做法。

2002年胡先生上台之初，就试图建立自己的左派信誉，赞扬马克思主义，称赞毛泽东，资助研究如何把人们忽略的国家官方意识形态和当前的现实结合起来。(纽约时报2006年3月12日)

为了恢复共产党削弱的合法性，毛时代的做法被重新复兴，人们普遍认为它太腐败了。

就像一个担心组织混乱，公共形象受到破坏的大公司，中共试图重新让自己变成高效运转的现代机器。但是为了做到这些，它采取了最古老的政治工具，毛时代的意识形态运动，要求党员必须进行先进性学习。

共产党的七千万党员被要求进行14个月的学习，阅读毛泽东邓小平的演讲，以及已经麻木的超过17000字的共产党章程。强制性的会议还包括干部必须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阶段。(纽约时报2006年3月9日)

有些人认为这是对改革的努力改进而严肃对待，有些人则玩世不恭地对待，这次学习运动的直接影响也许不那么重要，而是承认共产党已经远离了毛泽东号召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更不用说和最初的革命目标相比了。很少有人如果有的话，会期待胡温要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复兴，或者会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做出重大的改变，这是党和政府过去30年来一直在走的路线，经济增长也全依赖于此。但是官方推动的对社会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只能为左派复兴讨论积聚的危机提供更大的空间，改变朝向僵化和最近的全球论坛的孤立趋势，通过新的和迅速扩张的全球通讯和组织的网络，不断增加世界左派力量斗争的知识和密切联系，尽管政府试图限制这样的联系。

工人阶级迅速恶化的条件让他们走向极端和好战的方向。不仅工人和农民，在许多知识分子中间，至少在有些更广泛的新中产阶级，深刻和增加的了解全球资本主义不是改善他们处境的办法。他们在毛泽东时代建设的社会主义革命至少提供了今天前进的另外一个方向。在工厂在农村，中国的工人农民不仅抗拒新形式的资本主义剥削，但是他们知道的另外一个世界的记忆是可能的。从他们在改革前的社会主义时代的生活，他们明白除了全球资本主义无法控制的猖獗情况外还有其它选择。

尽管有这个遗产，任何简单的回归过去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改变的情况已经太多了，有太多的魔鬼已经从瓶子里面放出来，再装进去根本不可能。过去的失败和错误，连同它的成功和胜利必须重新评价，必须找到新的方法克服社会主义第一阶段的局限性，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其它地方的。我们不好预测未来的阶段斗争的方向。但是在向前走的过程中，在他们重新找到向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之前，中国工人阶级或许回头看，结合他们的历史、现实与当今全球运动的斗争，重新进行革命。

从欧洲的边界到“边界的”欧洲：改变中的欧洲边界制度

作者：Markus Euskirchen, Henrik Lebuhn, and Gene Ray

这是发表在《每月评论》2007年11月号上的一篇文章。从文章关于全球化背景下的欧洲边界制度变迁的论述返照自身，至少可以有如下思考：

第一，文章对比了目前美国和欧洲的边界制度，并认为这两者可以套进同一模式。那么是否也存在这一模式的亚洲版本呢？在日本和四小龙工作的中国劳工到底有多少？他们的现实处境如何？这些劳动力对于所在国的经济到底起到一个什么作用？目前除了著名的香港“菲佣”和关于日本的外来性工作者的零星报道外，还没有看到学术上的研究成果。

第二，作者在文中并没有提到跨国有组织的劳务输出，这是否是中国特色？它与移民劳动力的关系如何，相互间构成挑战还是补充？中国的跨国有组织的劳务输出对于日韩等国经济的作用是什么？中国的跨国有组织的劳务输出对于塑造边界制度的东亚模式起到什么作用？其未来发展如何？

第三，“新欧洲移民制度的出现并不代表完全关闭与控制领土边界。该制度创造了一种新生事物——一种非常灵活的、可以高度任意地被使用的跨国劳动力。这一新生事物中最易受损害的部分被系统地剥夺了人权、资源和实现社会再生产的手段。”　我看不出这和老田同志关于农民工处境的论述有什么本质区别。套用作者的句式，这应当是一个发生在中国的，从城市的边界到“边界的”城市的历史进程。文章中说“非法移民必须被强制永久隐藏从而防止他们组织起来进行集体政治对抗”、“真正的反抗只能是移民自己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并和当地草根团体和工会联合起来为争取不仅仅包括合法地位在内的联合行动中实现”，这对于中国的农民工问题有何启示呢？

姑且摆出问题以待掌握资源与智力的贤者。——————-——题记

2006年，沿着欧洲的边界又制造了一个新的记录：来自西班牙的官方报道称6000名难民在离开西非试图抵达加纳利群岛时死于一次海难（按加纳利群岛位于西非之外洋，为西班牙之海外省，登上该群岛等于到达欧洲）。注1

在伦敦、都柏林、和阿姆斯特丹的港口，数以百计的人被闷死在集装箱、卡车和货船中，或被冻死在东欧。下余的则被关押在遍布于欧洲的心脏和北非的不可胜数的拘留营中，绝望地准备结束他们自己的生命（注2）。与此同时，欧洲则报道说收到数年来最低比率的官方避难申请。这一状况显然并不指向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相反，它表明在欧洲获得合法难民身份的标准和程序是如此的苛刻以至于大多数难民对获得此一身份不再抱什么指望。例如，2006年德国只审查了20,000 名政治避难申请，这是1977年以来的最低数字。如果我们把范围扩大到整个欧盟这一数字则上升至200,000（注3）。然而，边界制度的真实存在及其对于合法进入与居留种类的压缩正在日益加紧。

多年以来，就有批评说欧洲的边界制度对于保护一个所谓的“堡垒欧洲”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当我们在全球背景下考察欧洲（和北美）时，“堡垒”这一词汇及其所产生的想象总带着点不那么恰当的意味。当自由贸易政策和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计划已经给几乎所有的南方国家造成灾难的时候，当新帝国战争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造成颠覆性影响的时候，巨大的力量不对称可以让欧洲和北美在他们的经济政策和海外政策所造成的灾难下继续把他们自己保护起来。一道高墙已经在北方国家的财富核心区周围建造起来，用以排斥那些数以百万计的被迫离开他们国家寻找谋生出路的人（注4）。

但是堡垒这一隐喻足以描绘最近以来欧洲边界和移民政策的变化么？我们真的在讨论一道不可穿越的高墙么？我们将如何看待数以百万计的打算穿越欧洲边界的人呢？虽然有着各式的安全屏障，移动检查站，摄像监视器，和迅猛增加的边界巡逻正千方百计地驱赶着他们，但据估计仍有大约5–6.5百万的非法移民正在欧洲居留并工作着（注5）。欧洲经济的各个部门——诸如农业、建筑业、家政服务业和性产业——如果没有接纳廉价而非法的外国移民将可能垮掉。

在这篇短文中，我们将要讨论欧洲堡垒这一隐喻的几个分析意义上的缺陷。最为要紧的，这一隐喻将边界设想为一个线形的领土划分，好似一条两个或多个政治实体间的或者刚性或者柔性的边界线。这也许可以恰如其分地形容迟至1990年代的欧洲边界结构（尤其是冷战期间所谓的铁幕），然而欧洲的边界制度晚近以来却已经经历了戏剧性的转变。在这一领域已经涌现出了许多新的制度、参与者、法则和技术。作为一个结果，欧洲已经成为一个整体。欧洲已经将其新的移民和边界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强加给其它国家和地区，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一个新的“边界帝国主义”。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需要重新思考我们用以分析边界和国家的理论工具。基于新的边界制度的实际运转，我们必须规范新的概念和范畴以指导我们的探索并对这些变化对于真实发生的政治斗争的意义给出结论性的意见。

作为边界制度的“边界的”欧洲

欧洲边界制度的核心是1985年由比利时，德国、卢森堡和荷兰首先签署的申根协定。这一协定允许签署国间取消系统的边界巡逻。同时，也通过为边界巡逻、签证手续、跨边境的警力协作和在所有的签署国间共享信息提供规范、技术支持、监察和强制标准而产生了一个共有的外部边界（注6）。

如今，申根协定的签署国已经增加到30个，包括所有的欧盟国家和三个非欧盟国家（冰岛、挪威和瑞士）。另外，申根协定已经成为所谓《欧盟现行法》（ acquis communitaire）的一部分，这意味着未来的欧盟候选国将不得不遭遇申根标准并采纳欧洲的移民、签证和边界政策。这对于新成员国的利益并非必要。例如，作为欧盟“热门候选国”的土耳其和他的东部邻居就有着重要的跨边界关系，这包括区域贸易、旅游和小规模经济活动。然而在她成为正式欧盟成员国之前，土耳其不得不收紧她和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间的边界，并且必须向欧盟成员国通报边界限制信息和边界控制的实际运做（注7）。

但是欧洲的边界标准并不是仅仅强加于申根国家和未来的欧盟候选国。作为一个超国家的欧洲计划和双边协定，欧盟成员国——特别是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惯于向欧盟以外的国家“输出”欧洲边界标准。这些标准被写进欧洲的财政，技术，和管理的对外援助中，且在欧盟国家提供的“人道主义”一揽子的培训和援助计划中享有明确的法律地位。一个最好的例子是“对摩尔多瓦和乌克兰的欧洲边界援助委员会”(EUBAM)。它启动于2005年，旨在加强这两国和欧盟间的长达1,222公里的边界。

在最初的6个月里，欧洲通过所谓的“增长反映机制”安排了4百万欧元。由69名欧洲专家和40名当地人员组成的委员会谈论的焦点集中在使当地边境控制的“现代化”。接下来的8个月里，注入了6百万欧元。这时被派遣“出席”EUBAM 的欧洲人员则超过了100名（注8）。不言而喻，通常总是财政方面的原因驱使类似摩尔多瓦和乌克兰这样的国家放弃其边界主权。

然而进口“现代”边境标准并非仅仅意味着将国际机场和港口的检查点上一个档次，或者加强在领土边界的传统巡逻。这些新的政策将深入本国领土的数十公里范围也包罗进了“边境通道”这一概念之内并用大量的国家机构监视之。正如最近几年的报道所显示的，国家机关日常性地对于边境当地的国内社会人员施加的压力也为控制这些通道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例如在1990年代中期，位于波兰边境东德一侧的出租车司机就被要求向可疑的乘客索取护照和签证（注9）。这类臭不可闻的国内身份鉴别行动及其国家法律实施是新边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最有趣、同时也是最彻底的改变是欧洲内部边界的消失。欧洲内部所有通信与地方基础交通孔道，如铁路连接点、火车站、主要的城市地铁站、公共汽车站、国际高铁和城市购物中心，如今被认为是战略性交通站点因而均为加强边界管制服务。

在欧洲的任何地方，只要一个异国面相的人一踏上地铁、一进入跨国列车或者仅仅在公共场所一“亮相”（hang out），就会越来越大可能地被普通警察或特别的边境警察叫住并被检查身份证件。为了将所有这些传统公共场所合法地网罗进边境制度，不得不改变国家法律，不得不将政府机关和执法机关进行重组。

比如在德国，习惯上负责边境巡逻和移民检查站的是联邦边境守备队(Bundesgrenzschutz)。然而当所有的德国的邻近国家接二连三地签署了申根协定，这一机构开始显得不合时宜了。到了1990年代的中期，联邦边境守备队的行动已经明显地被限制在巡检德国不多的几个国际机场和海港（按1994年联邦边境法被撠销）。德国已经没有和非申根国家接壤的边界需要管理。但是这方面的国家强力机器却几乎没有减少，虽然理论上讲应当被削减，这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一个新的任务。由于老的边境概念被重新定义，联邦边境守备队的执法领域极大地减小了，于是德国政府通过将铁路沿线、火车站、国内高铁和大型城市购物中心——做为边境的内部延伸——归为战略性枢纽区域而为其开辟了新的执法领域（注10）。

另外，联邦边境守备队也开始和诸如地方警察和私人安全机构等新伙伴合作，并且开始在如政治集会和足球赛事等特别事件中为正规警察提供支持。它也主管一个为所谓反控而设立的精英特种部队——GSG-9（按联邦警察第9边境守备队，成员国际身份不合法，不能参与战争），并且它也积极参与德国军方在外国的行动。这包括军事行动以及警力培训和边境控制等国际任务。最后，联邦边境守备队也从移民和欧洲居民中收集和分析身份数据。虽然涉及个人隐私，但个人信息作为跨境数据搜寻时被在欧洲执法机关的共享和协作中被使用正越来越被人们接受。2003年7月当内务部长Otto Schily将联邦边境守备队的名字改为联邦警察部队时，机构上的——实际上是法律上的——“改革”达到了顶峰。如今，有着极易辨认的制服和器械的联邦警察部队有着总计40,000的行动人员并且在全德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清晰可见的作用。

虽然在欧盟内外，有着这些法律和结构上的旨在规范、管制、执行申根边界的改革，新的欧洲边界制度还有两个更为重要的支柱：非政府组织的移民政策的执行和对有关移民的公共话题的积极塑造（注11）。10年以来，日益增加的跨国机构、智囊团和非政府组织(NGOs) 已经进入了移民政策的政治舞台。热衷于研究和出版发行的这些组织正通过给政府和政治家提供咨询和专家意见、开展特殊工作和业务的方式而成为欧洲移民和边界政策的的主要组成部分。

这个舞台上的一个主要参与者就是国际移民组织 (IOM)注12。于1951年建立的国际移民组织已经经历了巨大的制度和政治上的转变。如今它拥有120个成员国、300个地区分支机构、5,400名雇员和每年 $733百万的财政预算（2006年）。用它自己的话说就是IOM是“主导移民管理的国际组织”（注13）。许多政府委托IOM遣送非法移民（所谓的自愿遣返）并管理关押数以千计难民的拘留营。国际大赦和国际无国界行动等组织已经频频对IOM管理下的拘留营的非人道状况及IOM在驱逐难民行动中发挥的积极角色提出批评。但是作为一个非选举出的因而也是超出任何民主监督之外的国际组织，IOM很难在舆论面前就范（注14）。和其它机构与非政府组织一样，IOM在北方国家的外围对于塑造有关移民的政治话题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当位于欧洲边界的国家非申根国家时尤其是如此。比如土耳其和乌克兰，这些非政府组织就象一个柔软接合点一样在新政府移民政策和公共舆论中间起到一种仲裁作用。这一切象是来自欧盟内外的两种声音共同把移民问题解释为一个需要用限制和排斥手段加以强力管制的政治难题（注15）。

这将我们带到了新欧洲边界制度的第三个支柱：政治话题。政客、政府机关、非政府组织和主流媒体在移民问题上通过对某些论题禁言的方式塑造着公共话题。另一方面，移民代表着对社会秩序的威胁，并且也带来了社会融合的难题。如今在欧洲，移民问题的老生常谈就是那些文化上拒绝同化并对民主价值观持敌视态度的伊斯兰移民。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着“问题邻居”——指那些非欧洲人高度聚居的地方，如柏林的Neuklln区。给人强烈印象的，无力质疑种族主义陈词滥调再度沉渣泛起的新闻界成功地构造了一个美国犹太人区的欧洲版本——一个犯罪猖獗、被国家抛弃、帮会势力轮番登场、原始迷信随处可见的另类社会（注16）。看来情况是很清楚了。不要再有更多的移民！散布恐怖心理的种族主义者用基于国内人口减少的伪科学的统计加强他们的论点（“德国女人没有外国女人能生”），并预言“他们”将很快把德国人淹没（注17）。

另一方面，移民———尤其是女性———被描绘成受害者：这一次她们被描绘成生活在一个被忽视和被贬损的地方。这一想象的中心是人口交易的有组织犯罪。据推测，帮会和犯罪网络违反她们的意愿将她们走私到欧洲，将她们关押在妓院，并把她们变成性奴隶。媒体又一次充满了过度简化的、仅为了生存而行动和谋划的单向度思维的感人故事。于是得出一个粗略的结论：我们需要更严格的边境控制，收紧签证政策，并需要更多的警力搜捕。于是带有负罪感的个人和组织便开始给予非法移民以支持和实际的援助。在这一话题中，移民局和执法机构扮演了一个“仁慈地”代表了受害移民利益的角色。这样两中截然相反的论述——移民一会儿作为威胁一会儿作为受害人——对于管理公共话题和维持新的边境制度共同发挥着作用。

于是这样一条显而易见的国家边界便日益地侵入国家领土内部并日益地在外国领土上发挥着作用。作为国家划分的旧的边境线便真实有效地被转化成新的覆盖日常社会生活的军事化的边界区域和边界空间：欧洲成了一个整体。这一转变的特征是空间和领土的再次归类，是一种边界控制和执行模式的扩张和多样化，是被歪曲的移民形象所塑造的公共话题（注18）。但是，结果怎样？它最终完美地关上并控制住了大门么？移民流被有效地冻结了么？或者说新控制制度在移民流的全球性、体系性规则下发挥作用了么？

“边界的”欧洲的政治经济学

已经老练到家的欧洲边界制度显然并没有将非法移民完全排除在欧盟之外。目前据估计有5–6.5百万“使成为非法的”移民在欧洲生活和工作（注20）。他们的确切人数不为人所知。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他们利用着不同形式的社会创造，工会和相互支持网络。2005年10月，据猜测有几百非洲难民利用临时准备的梯子和毯子翻越了位于摩洛哥的西班牙海外领土梅利利亚的带刺铁丝网并爬过高高的安全围墙。这一企图踏上欧盟土地的浩荡人流作为一个奇观将被长久记忆（注21）。幸运的是，许多其它的移民可以通过不那么拼命的方式获得进入信道。很多人得到暂时的签证得以在欧洲大学中学习、探亲访友、作为au pairs或农业工人合法地工作。而一旦到了欧洲，即使过了签证期限，很多人仍决定赖着不走。个人的需要和动机、运气的好坏、进入的个人背景和线路就象全世界的人民一样复杂。没有非法移民的模式化叙述，没有能打开所有房门的万能钥匙。

然而在欧洲的所有“使成为非法的”移民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为了生存，他们都依靠不正规的不受政府监管的劳动市场。当欧洲的工人和工会为保卫被拆除的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之残余而斗争的时候，很多移民甚至没有希望享受最低工资和劳动保护。欧洲经济的各个部门依赖于他们易被剥削的劳动力。依赖于极易识别的地方劳动市场，“使成为非法的”劳工们成为这样的劳动力：建筑工人、农产品采摘与加工工人、家庭佣工和看门人、性工作者、小餐馆中的洗碟工和帮厨。在他们所从事的这些工作中，没有任何合法的可执行的劳动合同，因而移民们总是处于高度的不稳定和胁迫之下。在这里，雇佣是一个没有被充分执行的概念。

Tobias Pieper指出，欧洲边界制度的特征就是该制度有分层及控制能力(1)被招募或被邀请到欧洲工作的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外围国家的资深人才；(2) 合法前往欧洲（主要是德国）的在受到严格限制条件下取得短期生活与工作签证的低技术外来劳工；(3) 跨国的，“使成为非法的”劳动力，在生活与工作的谈判中他们没有任何正式的权利与保护；(4)经济意义上严重过剩的难民，他们在欧洲越来越不被承认有任何可靠的合法地位（注２２）。

当然，生活与工作的“打破铁饭碗”（按原文precarization，照字面解释主要指收入而言的、先前承诺的永久雇佣条件的日以凌替）运动的当前进程并不局限于“使成为非法的”移民。新自由主义必须被理解为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人阶级的进攻。新自由主义为袭击整个工人阶级的“打破铁饭碗”运动设计了一套“分级模式”（sliding scale）。柿子先挑软的捏，该模式对每一级别施加的压力是不同的。例如在法国，分级施压运动就造成了社会恐慌的大规模爆发。将２００５年发生在法国的事情仅仅解释为由阿拉伯移民和非法移民制造的一连串种族骚乱是一种有意歪曲。种族不公正当然在中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该事件必须被置于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进程的大背景下考察。在这一背景下，该事件被理解为工人阶级对于经济剥削和日益加深的社会不平等的抗议（注２３）。　　

甚至粗略地对比一下最近的工作状况和不久前的区别就可看出新自由主义在劳动市场的“改革”对工人阶级中最易受攻击群体所造成的损害。在１９５０｀６０和｀７０年代早期，有数以百万计的外国人移民到欧洲，其中的大多数进入工业生产领域。这些工人享受着最低的薪工标准，但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状况是合法的、受控的和相对安全的。这与今日数以百万计的、对欧盟经济必不可少的却处于完全不稳定环境中的非法移民形成鲜明对照（注２４）。　　

由于没有正式工作许可，非法移民不受现行劳动法律法规的保护，于是就必须忍受远超过迄今仍在冒充“正式”的资本主义劳动力剥削标准的剥削。作为欧洲边界内外日益加紧的严厉的边界与移民控制之终极标靶，非法移民必须被强制永久隐藏从而防止他们组织起来进行集体政治对抗。

如今，许多移民带着他们去往欧洲寻求更好生活的美好愿望离开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被彻底毁掉的家园。然而却发现周遭环境结构性地在法律上和经济上将他们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并且彻底粉碎他们建立稳定生活和为未来谋划的任何企图。首先在他们的母国，然后在他们的欧洲目的地，移民们已经一而再地将他们的生活降至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谷底。于是一种新的颠簸生存降临人间，移民们跨国存在于“第三空间”之中，持续不断地在两个不友好的异国他乡之间绝对漂泊。　　

在他的２０００年的《不可思议的城市生活》中Mike Davis描述了生活在美国的墨西哥移民的困境。他描述了这些移民是如何跨越边境在墨西哥乡村和美国的种族社区间实现一种日常性的断裂生存。虽然移民们和家庭与爱人相距遥远，他们仍然通过发e-mail、打电话、Skype网络聊天以及大量的经济汇款(the “migra-dollars”)保持着与他们的亲密关系。Mike Davis在书中说道：“一种新的处在迅猛的有时是灾难性的全球结构重组背景下的社会再生产逻辑迫使传统社区在两个不同的定居存在之间平衡财产与人口”（注２５）类似形态的跨国网络和生存策略可以在欧洲被发现，尤其是在东南欧和欧盟外围地区（注２６）。

故此，新欧洲移民制度的出现并不代表完全关闭与控制领土边界。该制度创造了一种新生事物——一种非常灵活的、可以高度任意地被使用的跨国劳动力。这一新生事物中最易受损害的部分被系统地剥夺了人权、资源和实现社会再生产的手段。　

然而这并不是一场有意的策划。新欧洲边界制度是由被各式各样的政治代表和程序所裁决的大量互相冲突的利益、原则和“虚构”发展而来。既然在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新移民制度的形成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那么任何完备的政治分析都必须考虑该联系。据称，为了提高国家经济全球竞争力，通常象其它北方国家一样，欧洲的议会制政府已经接受了必须执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建议。如果我们将移民政策视为新自由主义政治运动更大范围内的一个方面，那么我们就可以识别出许多博弈主体：

政客、安全专家和智囊团等政治右派，特别是民族主义者和“法律与秩序”社会保守派，他们对非法移民较少容忍或根本不能容忍；社会民主党党员和自由主义者，他们能够接受阻止移民流的国家行动，但是他们在强力警方搜捕和可见的压制性的边境控制前抱迟疑态度；公司和小型商业团体由于直接受益于廉价的移民劳动力因此院外游说集团和官僚主义者便容忍于非法的不受监管的劳动力；国内的工会组织，其成员对外来移民充满矛盾，有时支持反移民政策以“抵制”本国工人工资的下调压力，但（非常罕见）有时却动员保卫移民权利以团结非法劳工共同规范正规劳动市场；人权非政府组织、进步教会和草根激进主义者，他们无条件地支持非法移民，但却基本上在政坛见不到影子。

结论

 “边界的”欧洲在当代制造了一个“失业后备军”，这是一个来自马克思的著名概念。这必须被领会为一个裹胁了很多参与者和许多阶层的，被全球化的、充满冲突的进程所塑造的一个结果。就是说现实环境中的大多数奸商都是容易被识别的。剥削廉价移民劳力的公司和那些提供必要后勤服务——如跨国银行，长途运输，和长途通讯等——给移民社区的商号一道，从一明一暗两方面在这些跨国劳力身上大赚其钱。真正的反抗只能是移民自己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并和当地草根团体和工会联合起来为争取不仅仅包括合法地位在内的联合行动中实现。面对并回应位于移民和非法活动背后的全球不公正和力量不平衡的提议必须被提上日程。并且每一次为扩展合法地位而采取的成功斗争都应当被看成是一个为巩固延续草根斗争之基础的绝好机会。　　

注释

1. Pro Asyl, Die höchste Todesrate an den Außengrenzen—kaum noch Asylgesuche 2006, http://www.proasyl.de, March 20, 2007.

2. ２００６年死亡人数的更多细节以及表格和统计见LeMonde Diplomatique, Atlas der Globalisierung (Berlin: taz, 2006), 60.

3. 见 Pro Asyl.

4. 最早使用“堡垒欧洲”的是德国纳粹，１９４２年在面对红军的打击所带来的失败时，纳粹宣传部门叫嚣要抗击“亚洲来的俄国窖藏”以保卫“堡垒欧洲”。

5. Frank Düvell, “Die Globalisierung der Migrationskontrolle in Materialien,” Zur neuen Einwanderungspolitik in Europa (Berlin: Assoziation A, 2002), 166, 45–167.

6. 成立于２００５年，总部设于华沙的the EU agency Frontex作为一个专门的独立的组织目的是为申根国家在安全领域的工作进行协调。见http://www.frontex.europa.eu, September 19, 2007.

7. 最容易从土耳其和他的东部邻居间的欧洲边境受到伤害的群体之一是库耳德人，他们就生活在这一边界地区，并且多年以来一直受到国家机器的残忍镇压。

8. See EUBAM, European Union Border Assistance Mission to Moldova and Ukraine, Annual Report 2005/2006, http://www.eubam.org, March 20, 2007.

9. Forschungsstelle Flucht und Migration, Flüchtlingsfahndung an der ostdeutschen Grenze, http://www.asf-er.de, March 20, 2007.

10. Wolfgang Hecker, “Auf schleichenden Pfaden zur Bundespolizei,” Frankfurter Rundschau, April 7, 1998.

11. See Sabine Hess and T. Vassilis, “Europeanizing transnationalism! Konturen des ‘europäischen Grenzregimes,’” presented at Arbeitsmigration. Wanderar-beiterInnen auf dem Weltmarkt für Arbeitskraft (Trier: IRM, 2003).

12. See http://www.iom.int, March 20, 2007.

13. Quoted in Düvell Frank, “Im Fadenkreuz der Kritik. Die IOM—Organisatorin des globalen Menschenhandels,” ak-zeitung für linke debatte und praxis 473 (2003), 7, translation by H. L.

14. ２００３年的秋天，激进分子通过将１６０个彩色小球悬挂于IOM柏林分枝机构以表示抗议; see http://de.indymedia.org, March 20, 2007; incl. photos.

15. Hess and Vassilis, “Europeanizing transnationalism!”

16. Henrik Lebuhn, “In the ghetto...,” Linkslog, 14.1. 2004, http://www.linksnet.de, March 20, 2007.

17. Prokla Editorial, “Politik mit der Demographie,” Prokla—Zeitschrift für kritische Sozialwissenschaft 146 (2007).

18. See also Markus Euskirchen et. al., Umkämpfte Räume (Berlin: Working Paper, 2003).

19. 我们使用“使成为非法”的概念以强调合法与非法并非人的生物学属性。将人进行这样的司法归类并随之使其丧失权利与迁移能力总是一种政治行为。

20. Düvell (2002), 166.

21. 这一事件产生了一个对欧洲边界政策有关北非难民部分的广泛的讨论。 见 http://en.wikipedia.org/wiki/Melilla.

22. Tobias Pieper, “Das dezentrale Lagersystem für Flüchtlinge—Scharnier zwischen regulären und irregulären Arbeitsmarktsegmenten,” Prokla—Zeitschrift für kritische Sozialwissenschaft 136 (2004): 435–53.

23. See Loïc Wacquant, “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in Urban Outcas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7).

24. 在这里并没有误解：１９４５后的欧洲第１和第２代外国劳工面对了政府政策歧视和社会仇视造成的巨大障碍。然而那些社会地、政治地施加过——并仍施加在——这些边缘外籍劳工身上的排斥机制显着地不同于目前正施加在“使成为非法的”移民身上的排斥机制。

25. Mike Davis, Magical Urbanism (London, New York: Verso, 2000), 80.

26. Transit Migration Forschungsgruppe, eds., Turbulente Ränder (Bielefeld: transcript, 2007).

对中国可能出现的危机的再思考

[美]何汉理 著

张玲 译

美刊《外交事务》2007年3～4月号刊登了乔治·华盛顿大学何汉理教授(Harry Harding)所写的《对中国的再思考》一文。文章针对中国最大的危机是否是经济危机、大规模的群体事件不可避免、中国的精英政治不稳固、中国的银行将崩溃、中国太依靠国际金融、中国的民族主义正在上升、中国的崛起将会导致军事冲突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认为这些常见的看法有言过其实之处，但也指出有些危机在一定条件下确实有发生的可能性。文章内容如下。

常有人说中国正走在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上：它的经济依靠国外资金，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选举领导层，并且它的扩军威胁了世界。但这个泱泱大国所面临的危机远比你意识到的严重。

“中国最大的危机是经济”?

并非如此。实际上，中国最严重的危机是生态方面的，尤其是环境问题以及易遭传染病袭击方面。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经济问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游离于正常的经济周期之外。但是北京正在摸索财政和货币手段来调节经济，以便阻止这些问题的灾难性爆发。

相比之下，中国在生态和卫生方面的危机比人们所意识到的要严重很多。中国的空气污染已经影响了诸如北京、香港和上海等城市的生活质量。农村和主要城市正面临日益严重的水资源短缺现象；上海的地表水中，只有1%是可以安全饮用的。作为这类事件中较早发生的一件就是，2005年11月，东北某化工厂的爆炸使得大量苯类及其它有毒物质泄入松花江，导致大工业城市哈尔滨有数百万人断水达一周。由于化学物质泄漏和有毒物质的排放而使环境危机加剧的可能性很大。中国政府已经发出警告，二氧化碳和温室气体的排放将严重损害中国的农业产量。

中国也正面临慢性传染病的威胁。到2006年，报告的艾滋病病例已经达到约65万人。联合国估计，到2010年将有1000万中国人被感染。肝炎患者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0%。未来中国还很有可能会爆发急性传染病，例如禽流感。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这种病毒的危害性究竟有多大，其扩散是否可以得到控制。由于资金短缺，农村公共卫生系统衰败，加之地方官员不愿汇报新的疾病爆发情况，这一切都使得危机加剧，使得其一旦爆发就很可能演变成一场致命的流行病。

“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不可避免”?

几乎不可能。中国存在许多将引起广泛不满的问题，包括环境恶化、社保网络中存在的城乡和地域差距(尤其是医疗保险和养老金方面)、关于土地和水资源所有权的争议以及政府官员的长期腐败问题。这些不满已使民众的抗议激增。据中国政府报告，在2005年共发生8000例此类事件，其中一些颇具规模，甚至对抗相当激烈。

但是，中国政府正在采取措施来消除那些引起农民不满的情况，例如增加在农村的投入，取消繁重的农业税，并且严厉制裁欺压乡民的地方官。当抗议真正发生时，他们会努力解决导致抗议的某些具体问题。最重要的是，通过控制媒体和压制独立的政治组织，北京正在努力将这些事件控制在当地范围内。而且，在许多阶层中，尤其是在中国与日俱增的城市中产阶级中，对政府的政治支持率看来相当高。

人们真正关心的是，假如发生更大的事件，是否会将政府的这些努力化为乌有。大范围出现严重经济问题(尤其是通货膨胀和失业)，或者政府在处理国内国际重大危机中遭受指责(比如环境灾难或者即将到来的2008年奥运会期间可能会发生的某个意外)，都会导致全国范围的不满。假如这种不满情绪不断蔓延，以致动摇了党对媒体和网络的控制，或者造成领导层的分裂使之不能作出有效应对，那么情况将会变得非常危险。这种情形下，就有可能在几个主要城市爆发很难控制的大规模抗议。

“中国的精英政治很稳固”?

是的，但并不完全如人们所想。中国的政治已经变得越来越制度化，精英们越来越务实，最高领导层想避免给人以内部长期不和的感觉。但是胡锦涛主席一直不得不选择比他的前任更加暖和的路线。

胡的第一个五年任期已经接近结束。依惯例，此时应该有一到两个潜在候选人进入政治局。显然，在今年秋天召开的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主席将不得不为确定自己的继任者作预备，以便使其在自己卸任之前，能有足够的时间来赢得人们对这一选择的支持。胡锦涛最近强调了他的立场——中国需要处理最严重的国内问题，广泛分享经济增长成果，以减少社会冲突。但是在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上仍存在争论。一方面，共产党已经把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确定为它的首要目标之一，这就意味着任何非“社会主义”的政策——比如保护私有财产或者推进民主多样性——都不会被讨论。另一方面，尽管胡锦涛在谈论可持续发展，但党的各级领导还是把经济增长放在优先地位。

“中国的银行将崩溃”?

未必。直到最近，中国的银行体系仍面临很大困难。它是维持国家高投资水平的主要机制——投资在2005年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5%。银行面临向效能低下的国有企业发放贷款的巨大压力。结果，中国的不良贷款总量已上升至警戒线。但是银行挺过来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储户鲜有其它可供投资的渠道。银行体系的偿付能力不是那么强，但是它有资金周转的能力。

近年来，中国公司已经成为风险系数较小的银行客户。投资正越来越多地来自银行贷款以外的其它途径，比如债券、企业利润或股票上市。对于以前的国企来说，逐渐进行的合并、收购以及私有化过程也正在增加它们的盈利能力。

同时，银行的偿付能力也提高了。中国一直在对银行进行资本重组，把不良贷款转移给治理公司，并且引进了部分外资。除此之外，通过住房抵押和收费服务，银行的资产组合也日益多样化。

中国的金融体系并没有完全摆脱风险。因为银行的高层领导仍然从党内选派，所以银行的借贷决定仍然面临政治压力。较小的地方银行、各种各样的投资代理公司以及保险公司的状况也不尽如人意。随着投资机会的增多——包括股票市场、房地产甚至海外对冲基金，中国的银行现在不得不担心偿付能力不足将导致资金周转问题。尽管如此，中国低水平的外债使得政府可以控制由金融危机所导致的经济后果。

“中国太依靠国际金融”?

并不然。中国确实已经高度融入了当今的国际经济。抛弃了毛时代的计划经济后，中国已经变成了贸易大国。中国出口大批纺织品、机械产品以及电子设备。同时，它进口高端技术、石油和其它的原材料。它也是外国直接投资(FDI)偏爱的目的国，这不仅是由于中国作为出口制造平台的吸引力，而且由于它国内市场的规模和活力。中国现在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是10年前的两倍。

出口在中国中所占的较高比重以及它引进外资的巨大数额已经引发了担忧：中国太依靠于国际经济，极易受到全球经济速度下降的影响。但是这些担忧被过度夸大了。首先，1万亿的外汇储备以及高达47%的国内储蓄率，使得中国几乎并不依靠外资。它依靠的是随着外资一同进来的技术和市场网络，以便于促进出口。投资减少不会对它产生什么影响。

贸易也同样。中国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大陆经济体，贸易占GDP的64%，但是它的贸易依靠度比香港和新加坡要低得多。而且，中国出口产品的大部分价值是来自进口零件和原材料——本土资源所产生的价值较少。标上了“中国制造”的电脑可能是在中国大陆组装的，但是它的屏幕和微处理器可能来自中国台湾或韩国。加工和组装型产品大约占2006年中国出口总额的55%。这意味着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净贡献比看到的总数值要小。当然，假如全球经济严重衰退，或者发生一场使全球贸易瘫痪的恐怖袭击，中国经济肯定将会遭受打击。但是比起绝大多数国家来，它的抗风险能力要强得多。

“中国的民族主义正在上升”?

是的，但是不要刻意夸大其意义。自19世纪中期以来，大众化的民族主义一直是中国社会构造的组成部分。它是对那些技术比中国先进的民族发起的侵略——先是来自欧洲，后来是来自日本——所作出的反应。近来，中国共产党开始把民族主义作为维护其合法性的手段之一而加以鼓励。

但是共产党也熟悉到，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成为其在国内的合法性的来源，也可以导致来自国外的疑惧和不信任。该教训已经多次被排外示威所证实——包括因为1999年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炸事件，以及因为2001年美国侦察机和中国战斗机相撞而引起的反美示威。尽管这些插曲并没有对中美两国关系造成持续性影响，但北京已经对抗议的热情产生了警觉，并花费一些时间才结束了这些抗议。中国的领导人知道，当他们被认为是维护了中国的利益时，民族主义可以使公众很轻易就支持他们，同样，当他们被认为向外国政府“让步”了时，民族主义也可以使公众很轻易就公开批评他们。

因此，在共产党寻求合法性的手段中，对于民族主义的宣扬现在所起的作用不大。在一定程度上，它已经被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诉求所取代。媒体反复强调中国将以和平的方式崛起，官员们也在努力地控制民族主义者的热情。

问题是，大众化的民族主义有其自身的动力，这个动力是不依靠于共产党领导的意愿的。但是假如没有更进一步的民主，民族主义反映的民意就不会强大到足以决定中国的外交。然而，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者的灵活性。假如在处理国际危机事件中，中国政府被指责没有捍卫国家利益，那么，这将成为政局不稳定的一个因素。

“中国的崛起将会导致军事冲突”?

极不可能，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是不可能的。当然，中国正在推进军事现代化，不仅在寻求更强大的核威慑力，而且也在寻求改善常规武器的力量。像任何强国一样，假如认为自己的核心国家利益受到威胁，中国也将会使用武力——尤其是在有关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岛屿及其海下资源的纠纷。朝鲜的可能垮台以及最重要的台湾公布“独立”等问题上。

但是中国不再是一支革命性的力量。在过去25年里，它从现行的国际经济和政治体系中获益颇多，因此它对这个体系并无根本性不满。而且，北京对世界其它地方的经济依靠将会阻止它的军事冒险，除非是它的核心利益受到威胁。反之，中国的崛起将会阻止其邻国来挑战自己的核心利益。北京划出了台湾海峡的警戒线——台湾从法理上公布“独立”——这条警戒线绝不能被逾越。

因此，来自中国的挑战远比那些杞人忧天者所说的微妙。首先，虽然中国愿意加入现行的国际秩序，但它想发挥更大的作用，它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规则制定者，而不仅仅是一个规则接受者。幸运的是，华盛顿当前也鼓励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害攸关的参与者”，这一政策与北京想要发挥更大影响力的愿望相当一致。

第二个挑战源于中国企业不仅想要获得最大的国内市场份额，还想加入大规模的、有利可图的多国企业行列。中国是全球化的典型代表，但是北京的目标是看到中国的公司，而不是外国公司成为这场全球竞争的胜利者。确实，对世界来说，中国的经济民族主义将成为比中国任何其它形式的力量更大的挑战。

中国正同时在军事、经济、外交、意识形态以及文化等多方面崛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起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它更像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中国崛起的最大风险不是北京将会使用武力去进攻别国，而是它将会利用日益增加的资源使全球力量平衡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移，尤其是在亚洲。那是一个战略性转变，这一进程已经开始了。

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资本积累体系的危机

洛仁 戈尔德纳

英刊《反潮流》杂志2006年12月号刊登了洛仁·戈尔德纳题为《以美元为中心的积累体系的危机：1973年重来？》的文章，认为1973年以来的30多年美国利用自己的美元霸权地位在全球进行金融杠杆收购，廉价地获取了前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大量财富，并打垮工人阶级力量，暂时缓解了危机。今天它在国际上面临中俄的崛起以及全球反美主义和激进化的劳工运动，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资本积累体系正面临着和1973年类似的危机：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同时出现的时代重新到来，老路已经不通，未来世界军事对抗的风险将剧增，美国可能和中国展开激烈的争夺。文章内容如下。

始于5月初并持续至6月份的世界金融动荡表明，我们正处于一个转折点。鉴于目前（截止7月初撰稿之时）石油价格达到了每桶75美元（远高于2000年每桶25美元的价格），新一轮“滞胀”的幽灵（伴随着生产停滞或产量下降的通货膨胀）再一次进入了主流讨论的视野，这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第一次。

目前，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居于有史以来的新高，而且并无自我调整的迹象，所以，存在着美元下跌导致资产价格缩水的危险性。

我们不得不推测：在幕后，最高层的谈判正在进行之中，以便采取措施阻止美元失控的局势，并在控制性治理之下，使美元能够有序地跌落。这些措施类似于1985年“广场协议”答应美元在对德国马克，对日元的兑换中猛跌，又如十年后的“逆广场协议”使美元升值在2003年达到新高。

这种看似技术性的货币问题实际上是深刻的社会现实和政治现实的真实写照。这些问题很少能在谈判桌旁被友好地加以解决。由于委内瑞拉、俄罗斯和伊朗等国不断表明它们减少美元持有量的意图，这会威胁到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可以肯定，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地缘政治、军事对抗的风险将与日俱增。因此，这些问题将成为国际工人阶级关注的焦点。

危机的表现

在对目前的世界经济局势进行动态分析之前，我们先分析一下危机在可见层面的表现。世界仍处于通货膨胀爆发的初期（这同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情形相似，当时，美国15%的通货膨胀率几乎引起全球性的美元恐慌），这场通货膨胀是因为以负债累累的美国消费者作为世界经济驱动力的中心而引起的。

今天，世界经济的每个指数都指向通货再胀（指为了刺激经济而在不引起通胀的限度内增加通货。——编者注）驱动下的经济繁荣，这种繁荣源于美国的信用扩张，美国难以置信的国际收支逆差使得这种信用扩张波及整个世界。美国消费者的消费已超出了他们的购买力；而亚洲政府继续以廉价的方式给予美国贷款，以使其公民能够继续购买它们的出口产品；逆差不断扩大；而且这个循环不断重复进行。

当这个世界范围内的“庞氏骗局”（又称金字塔骗局，投机者以异常高的收益诱人投入资金，然后以新加入者的钱向新参与者支付收益。——编者注）被揭穿时，亚洲出口大国（日本、韩国、中国）将面临同美国一样的困境，而目前正享受由对亚洲非凡是对中国出口带来繁荣的第三世界的原材料生产国（如拉丁美洲）也将面临同样的结局。

与20世纪70年代初相比，即与1973～1979年之前的通货膨胀浪潮相比，下面的事实更是不同平常的：美国陷入损失惨重且丧失道义的战争中（上次是越南，现在是伊拉克）；一个丑闻缠身、深陷困境的共和党政府（上次是尼克松，现在是小布什）；受石油和黄金价格的影响，所有商品价格都飙升；在道琼斯工业指数最终重回2000年早期的巅峰水平的情况下，美国主流民意中存在着苟延的“繁荣”意识；美国国内的消费债务（所有类型的）惊人地攀升；美元的不稳定和美国国际债主（正是这一点使美国的债务攀升成为可能）的艰难处境不断加剧。

通过破产维持的帝国

这些对比并非是单纯的经验主义的巧合，而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来，在全球“美元本位”开始解体的过程中，国际储备中面临的一个相似的问题。从那时起直至现在，资本与利润的扩张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难。

美国不得不介入，以推动不断加速的债务增加和金融扩张的进程，它已经使美国资本越来越倾向于金融服务与投机。

只要对经济状况作稍微的了解，我们就会知道这种侵蚀一直持续着，丝毫没有减弱。到2005年年底，美国经济中存在着330000亿美元的惊人债务（联邦、州、地方、公司、个人的债务），这个数值是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倍。

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资金是被套牢在国际对冲基金和其它衍生品里。而且预计的7～80000亿美元的联邦政府债务中并不包括他们承诺要投入到社保和医疗中去的几万亿美元。

美国各个层级的政府（包括联邦、州以及地方）消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美国的海外净债务在3～40000亿美元之间（其值为外国人持有的至少110000亿美元与美国的80000亿美元海外资产之间的差值），这就意味着美国处于与危机缠身的第三世界国家（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相似的状况。这个总额还在以每年8000亿美元的速度增长。

糟糕的是，2005年年底，外国投资在美国的收益第一次超过美国海外投资的收益（海外投资收益一直是美国国际地位的重要支柱）。外国人持有美国政府债务的比例越来越大；仅仅是四大亚洲中心银行（日本、中国、韩国、台湾）就持有将近20000亿美元。正是联邦政府的债务以及这些外国贷款，使联邦储备银行采取通货再胀措施成为可能（主要通过降低债务利率的手段向经济中注入资金）。

一场金融赌博

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金融套利资本主义”被引入以来，其间的投资越来越集中于各种可能的金融工具而非生产领域。“套利”指的是利用收益率之间的差额来获利。资本投资人一直在利用这种手段，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它主要被用于生产中的不同环节；现在它越来越多地被用于金融领域，运用于20年前并不存在的无数新型债务中。

因此，银行体系的传统作用以及联邦政府（显而易见的）通过银行系统扩大和缩小信贷量的能力已被取代；越来越多的“虚拟”信用工具在独立于银行之外的“证券化金融”中产生。同时，我们必须把那些在过去四年里支持抵押通货再胀，并导致惊人的房地产泡沫的与

政府有关联的因素考虑进去。

这整个的格局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1）美国国内的低通货膨胀率，因为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会吓跑外国投资者；2）在还债支出已经占到收入的14%而非几年前的11%的情况下，取决于美国消费者承担沉重债务的意愿；3）在使背负沉重债务的美国消费者仍能作为世界经济的推动力的前提下，取决于外国人继续给美国的收支逆差提供贷款的意愿、能力以及需要。

不断地借钱给一个负债越来越重的借款人以延迟其破产是“庞氏骗局”的定义所在，这也正是国际储备体系的现状。新一轮的由巨额的新债务所驱动的通货膨胀，虽然对于保持经济复苏极为重要，但迟早会损害由于长期债务增加而形成的巨额金融资产的价值，甚至导致其崩溃。

对工人阶级的进攻

冷战后美国的“金融连续投机”策略大大推进，它利用金融手段从以前的保护或半保护地区（原苏联地区、中国、印度、东亚、欧洲）购入所谓“不良资产”（其实是廉价收购这些国家的资产），并使20亿人脱离他们以前享有的国家庇护而进入到国际劳动力行列。

这种做法对工资有重要的下拉作用，因为它加速了工资从美国和欧洲外流至这些新地区（中国、印度、东欧）的过程。

20世纪70年代初是世界范围内工人运动高涨的末期，与之对应的是1973以后的时期应被理解为资本有意识进行反击的时期。世界工人阶级用了近三十年的时间学会了怎样和新自由主义进行斗争。

新一轮的斗争浪潮可追溯至1997年美国联合包裹（UPS）公司员工的罢工运动以及1999年的西雅图反全球化运动，与之相对应的是“9·11”事件，标志着资本主义尤其是美国的镇压策略的重要转折点。最近，新一轮工人阶级运动的复兴主要体现在西欧国家猛烈的罢工浪潮，以及最近在美国进行的拉丁美洲裔工人阶级争取移民权利的“五·一”大游行。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的贸易出口对全球性的通货紧缩起到了阻滞的作用，这不同于20世纪70年代。为了吸引工人，深圳和广东省已经提高了工人的工资待遇；孟加拉国国已经不再把中国列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低薪之首。而且，中国国内持续的繁荣使其对原材料有无穷尽的需求，致使所有商品的价格上涨。现在，这种繁荣正使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石油生产商大大获益。

最后，我们必须牢记正在孕育中的伊朗或朝鲜危机所带来的地缘政治混乱，而它只是让我们避免单纯从经济角度考虑问题的众多因素之一。

可能发生什么？

一个对螺旋式的通货膨胀起抑制作用的看似合理的方案就是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转冷，这一方案将使美国乃至世界需求减少，从而使美国以快于预期的速度进入通货紧缩。

我认为，除非联邦储备银行已经竭尽全力地运用其新一任主席帕南克提出的闻名的理论去抑制通货再胀，否则联邦储备银行是不会答应这一切发生的。的确，联邦储备银行并不是全能的，它还将要面对巨额的美元短缺和证券市场危机，这将迫使美国急速调高利率，而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刺破房地产泡沫。

可以想象的是，经济的滑坡和不景气将缩短通货膨胀型繁荣的时间。但是，世界金融权威机构将尽其所能地保持市场的增长，并且通过一切必要的放松措施来推动经济复苏。就目前而言，资本主义国家所能做的就是继续扩大债务规模和加强它们对工人阶级的剥削。

对积累的威胁

什么是“全球杠杆收购”？为了弄明白它的含义及其必要性，我们还得从积累面临的威胁说起：资本家的全部账面上的财富（利润、利息及地租），首先是11～120000亿美国国外的美元游资总额超过了实际的可以产生的剩余价值额（也就是说无法将它们转化成真实财富）。

简而言之，生产性的经济已经无法产生足够的利润来与明显地由买空卖空而产生的账面利润相匹配。这个虚拟资产的超出部分，如上面所分析的那样，是几十年来以延迟通货紧缩型危机发生为目的而进行的连续扩大债务的结果，这导致资本必须不断努力地从每一个可能的渠道挤压出新盈余。

后者可以通过减少全球薪金支出来实现，也可以通过资本的原始积累来实现：如，通过将第三世界的农业小生产者整合进全球工人阶级队伍，对资本主义工厂和基础设施无度的使用以及对自然资源的乱采滥用等方式实现。

这种依靠强制的再分配过程而非增加生产来创造剩余价值的过程与早期的、“正常的”资本主义扩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账面资产与社会再生产的扩大是同步进行的）截然不同。今天，在资本主义账面资产增加的同时，社会再生产却呈萎缩的趋势。

自1973年以来，“全球杠杆收购”一直意味着将国家或地区的资产领域向以美国为中心的信用泡沫开放，这在很大程度上与1938年之后德国的军事扩张相同，该扩张的目的在于支撑起耶马尔·沙赫特（Hjalmar Schacht）的米福军用券造成的1933～1938信用金字塔。

例如，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美国资本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相对封闭的亚洲经济体（诸如韩国）的大幅贬值的实际资产向贪婪的资本家开放，这些资产后来被重组、转卖时，美国资本获取了巨额利润（亚洲金融危机过后的今天，韩国仍在为美国贪婪的资本公司——孤星公司收购韩国外汇银行而恼火。孤星公司转卖该银行获利30亿美金，该公司在比利时进行交易，避开了韩国的全部征税）。

原苏联地区、中国及印度的开放，为全球金融资本并购、利用这些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廉价劳动力及自然资源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这个过程将持续很多年。在这些经验主义的认知背后，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里描述的价格波动（提高价格～降低价格～再提高价格）对利润率的影响的经典循环。

中国：美国霸权的障碍

欧盟和中国这两个主要的力量，是美国全球杠杆收购策略的障碍。这两个力量都受到美国在中东通过大规模军事行动夺得世界石油霸权的影响，它们越来越构成对美国进一步掠夺全球石油资源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在伊朗问题上的分歧和对非洲新石油资源的竞争，等等。

不过，欧洲还远不能构成对美国的重大威胁。因为资本不只是单纯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它还是政治和军事关系，历史已经证实，缺少政治统一的货币和经济联盟是不牢固的——欧洲的政治一体化已经胎死腹中，这一点表现在去年法国和荷兰人在全民公投中反对拟定的欧盟宪法。

再有就是考虑欧元对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挑战。因为欧洲在世界贸易和财政金融两个方面都不存在像美国那样的外债问题，全球性的美元恐慌使欧元强劲升值，从而加大了欧洲在国际竞争中的压力。2002年以后，随着欧元对美元汇价升值到0.80（18个月内升值40%），欧洲资本家们已熟悉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但是这个问题与威胁欧洲石油来源的中东危机相比显得无足轻重，更无法与深度揭示欧洲外交及军事政策分歧的军事对抗相比（其中南斯拉夫战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近期的美国中心情报局的报告坦言：其实中国才是美国世界霸权的真正障碍。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例如阿富汗战争），美国的外交政策似乎多数都是以控制俄罗斯和中国的外围为目的，而自前苏联解体之后则以包围中国为目的。

一个能取代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东亚经济体的出现是美国资本家的噩梦。与欧盟相反的是，中国的开放程度仍不能让资本家满足，对其进行“全球杠杆收购”仍处于初级阶段。亚洲国家的民族主义（中国，朝鲜，日本）以及复杂的冷战遗留问题（台湾问题，朝鲜的分裂）都是“亚洲联盟”形成的主要障碍，而美国正在竭尽全力地煽风点火以阻止这种联盟的形成。

伪人口危机

目前，在世界经济加速复苏的过程中，德国和日本——曾经分别是欧洲和东亚的经济发动机的两个国家，已经因为欧元的出现和中国的崛起而退居次位。

这两个国家在不断提高的国际利率（对控制通货膨胀的发生极为必要）面前非常脆弱，在前面提及的货币升值面前也是如此。5月初，欧洲中心银行极力避免提高利率以防止此类升值在欧洲尤其是德国发生，同时避免妨碍经济复苏。

两个国家（尤其是日本）都显示出了“人口危机”迹象，这种迹象在资本主义媒体上围绕养老金破产问题经常被提及。近来资本家在这一问题上的叫嚷是虚伪的。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存在的这一问题，仅仅是因为过去30年的调整把有劳动能力人口的范围（比如，能够创造剩余价值的人口）缩小到年龄在25至50岁之间的人群。

举例来说，法国在最近几年里出现了年龄已经或即将在这个年龄范围之外的人群抵制这种做法的现象。公务员走上街头抗议养老金制度（2003年5月至6月），移民青年抗议对他们的排斥以及使他们成为罪犯的行为（2005年11月），最近的一次是学生罢课两个月（2006年3月至4月）以阻止针对青年人的劳动保护的取消。

那些退休的、失业的和待业的人都已经行动起来了，而最具反抗能力的剩余价值的创造者们却在很大程度上保持沉默。

“人口危机”的存在仅仅是因为资本家维持资本积累的需要。它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现有的生产力水平能够使一个较高形态的社会成为可能，该社会将大大减少社会必要劳动，而且能够使剩余的必要劳动成为全面发展的富有个性的劳动。

此外，欧洲和日本的“人口危机”反映了人口萎缩的事实（日本人口在2005年出现负增长，德国的人口已经接近于零增长）。从资本角度看，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在于，生产下一代的成本大幅度增加，养育孩子已经变得更加昂贵。

最后，从世界范围来说并不存在这样的“人口危机”。它只是一个由于追求价值创造所产生的危机，属于民族国家内部的危机。

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相对于资本而言，人口危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表现为人口老龄化问题，同样的危机在欠发达国家则造就年轻化的人口（在贫困的农民中，一个大家庭对于没有任何养老金的老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些互补的不平衡其实只是同一硬币（问题）的两个方面，也就是为寻求新的扩张而进行的资本重组的危机。

阶级斗争及其危机

这把我们带到我们要分析的最后一个方面。为什么资本，自20世纪70年代初起，要重新追求这样一轮虚拟经济的发展和发动一场只有资本进攻的单边阶级战争（至少在美国是如此）？

如上所述，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危机爆发于一个工人阶级运动高涨的末期。透过这些表象，这个危机揭示了一些资本的价值必须打破、重构。

在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和英国的野猫运动）经1968年5月（法国）到70年代中期（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无产阶级运动爆发的过程中，工人阶级（也包括其它社会阶层）都在探索运动主体本身的全面发展，资本主义前期的发展使其成为可能和必要。

另一方面，资本家需要对资本和劳动力的贬值进行监管，以使新一轮的资本扩张在有利可图的基础上进行。与资本主义上个阶段（1815～1914年）的发展历史不同的是，这次资本贬值不会再经历迅速的通货紧缩～萧条～复苏这样一个过程。

就价值形式而言，国际社会的生产效率极高，因此，必需打破、重构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账面价值，还有实际的生产力，尤其是劳工的地位，就像1914～1945年期间世界积累以英国为中心向以美国为中心转移时所发生的那样。

20世纪70年代末期，资本主义进入“新自由主义”时期，新自由主义试图去保护资本家取得利润、利息和地租的权力，免受由过度的货币贬值（由前述的“庞氏骗局”造成）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有计划地使全球工人阶级生活水平下降以实现一次“慢速硬着陆”。

结果是，当今世界出现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扩张和以东亚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扩张之间的对峙。但是后者只能通过比以前更为巨大和猛烈的震荡才能胜出。像上一次震荡（1917～1921）发生之初而美国霸主地位确立前那一时期一样，在旧的体系上将为革命打开一个缺口，在这个过程中，旧口号“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状态”将不再是浪漫的战斗口号，而成为最迫切的需要。

西方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未来的新看法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开展了一场关于资本主义的前途和未来的大讨论，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重新彰显。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吗?它的未来是什么?为此，自由主义思想家、西方马克思 ...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开展了一场关于资本主义的前途和未来的大讨论，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重新彰显。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吗?它的未来是什么?为此，自由主义思想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激进思想家展开了广泛而激烈的论争。以自由主义思想家为例，海尔布隆纳出版了《21世纪的资本主义》(1993年)，瑟罗出版了《资本主义的未来》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方面，梅扎罗斯出版了《超越资本》(1995年)、辛格出版了《谁的新千年》(1999年)、施韦卡特出版了《反对资本主义》等。此外，西方其它左翼学者也出版了一些相应的著作，对资本主义的未来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一、奥尔曼：资本主义正在走向衰亡

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贝特尔•奥尔曼认为，当今西方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崩溃。他把当今的西方资本主义，形象地比喻为一架每小时飞行600英里但却迷失了方向的客机。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财富尽管在不断地增加，但是却不能保证其精神和体制的自足，这使它不可避免地正在走向衰亡。

奥尔曼承认，二战以来，资本主义国家提出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进行了种种舆论宣传，使人们不再专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病。例如，资产阶级为了证实自己统治的合理性，主要依靠政府在以下几个方面给以支持：“一是依靠政府积累资本；二是依靠政府拓宽商品信息；三是依靠政府证实自身的合理性；四是依靠政府压制对自己危害的社会力量。”这些措施尽管缓和了社会中的阶级矛盾，但是，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相反，奥尔曼认为，在全球范围内，西方资本主义正在逐渐失去它赖以存在的条件，因而不可避免地在走向衰亡。用他形象的话来说就是：“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如同一只被割掉头的鸡，尽管它到处乱窜乱跳，还可能伤害别人，但它很快就会倒下去，因为它已经没有头了，这个头也就是资本主义赖以存在的条件，它已经不复存在。”(注：《美国奥尔曼教授认为当今西方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崩溃》，载于《国外理论动态》1995年第1期。)

奥尔曼认为，要分析西方资本主义及其走向崩溃的因素，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对资本主义及其500年的历史整体地进行研究；另一种方法是以美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为例，对资本主义近几十年的发展进行研究。对于前一种方法，应当从三个“过多”开始研究，即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会有过多的资本、过多的商品和过多的失业工人，三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对于后一种方法，也应当从三个“过多”去考虑问题。例如，美国最大的生产商不是生产产品，而是制作有很高利润的证券；投机商不是生产产品，而是投资于赌博机器；人们总是在追求如何消费等等。这些现象都与三个“过多”有关，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的，它们恰是资本主义走向崩溃的因素。(注：《美国奥尔曼教授认为当今西方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崩溃》，载于《国外理论动态》1995年第1期。)

二、彼得•德鲁克的悲观的“后资本主义社会”说

在对资本主义的未来的看法上，美国学者彼得•德鲁克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虽然对资本主义持某种肯定态度，但是认为资本主义的前途一片茫然，看不到它的未来。他的这种悲观看法，主要见于其《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

在该书中，德鲁克将后资本主义的上限界定为20世纪40年代，下限界定为21世纪20年代。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未来要视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定。德鲁克认为，目前，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转变中，它正在创造后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一次根本性的变化。自此以后，不再有“西方”历史，甚至不再有“西方”文明，只有世界历史和世界文明，但这两者都是“西方化”了的。我们目前仍处在这个转变之中，它要到2010年或2020年才会完成。

德鲁克是以“知识”为轴心来划分时代的。他把近代看作知识的时代，并以知识为主导因素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及其现实的发展作了理解。他认为，要理解人类向知识社会的转变，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

德鲁克指出，仅仅几十年前，每个人都“知道”，资本主义社会之后肯定会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情况不一定是这样。同时，发达国家正在走出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后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点在苏东剧变之后才变得十分清楚。尽管这一事件不等于整个“历史的终结”，但它的确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意味着一种历史的终结，即一种为世俗宗教——他称之为“社会拯救信念”——支配了250年的时代的结束。但是，这种时代和历史的终结并没有壮大资本主义，同时还在逐渐废弃资本主义。因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在迅速地为一种完全不同的新社会所取代。它就是后资本主义社会。

后资本主义社会是个什么样子?德鲁克给我们描绘的特征是：第一，在经济机制和社会结构方面。自由市场成为惟一被证实的经济一体化机制。资本主义的机构将继续存在，但有些机构，如银行，可能会发挥完全不同的作用。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心——它的结构及其社会和经济动力、社会阶级和社会问题——与支配过去250年的那些问题的重心不同。

第二，在政治结构方面。我们已经从具有400年历史的主权民族国家转化为一个多元的政体，其中民族国家将不再是政治一体化的惟一的单位，它只是后资本主义政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仍然是一个要害部分。在这种“后资本主义政体”中，跨国的、地区的、民族国家的结构与地方的，甚至部落的结构既竞争又共处。

第三，在财富的创造方面。基本经济资源不再是资本、自然资源或“劳动力”，而是知识。创造财富的中心活动将既不是把资本用于生产，也不是“劳动”。现在，价值由“生产力”和“技术创新”来创造，而这两者都将知识应用于工作。知识社会的主要社会群体将是“知识工作者”，就像资本家知道如何把资本用于生产一样，他们是知道如何把知识用于生产的知识经理人员，是专业人员、知识雇员。可是，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员不同，他们既拥有“生产资料”，又拥有“生产工具”。

尽管在描述后资本主义社会时，德鲁克显得处处都有“根据”，但是他也承认，后资本主义社会将用一种价值观和美学概念的新的两分法来划分。关于后资本主义社会，我们知道已经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发生；我们也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会发生。人们常问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还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在他看来，对于20世纪的任何一个幸存者来说，成为乐观主义者都是愚蠢的。他甚至认为，没有一个“后”时期是持久和长命的。他所论述的这个“后”资本主义只是一个过渡时期。未来的社会将是个什么样子，取决于发达国家——它们的知识分子领导人、工商业领导人、政治领导人，但首先是我们每一个人——如何对这个过渡时期、后资本主义时期的挑战作出反应。

三、沃勒斯坦：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处于崩溃中

沃勒斯坦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中，是世界体系理论的闻名代表。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就曾经因猜测全球化自由市场经济已经走入绝境、2025年会出现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秩序”而受人瞩目。“9•11事件”重新挑起了如何看待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未来这一话题。为此，他接受了《天下杂志》的专访，谈了自己对资本主义未来的最新看法。

总的来说，沃勒斯坦仍然坚持自己以往的看法，即认为自由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正在走向解体。在采访中，沃勒斯坦非凡强调“世界体系”将要解体。这主要有两条理由。其一是在未来资本主义体系中，所有人的利润都会越来越薄，这是资本主义体系结构先天就有的限制，不是任何人做什么就可以改变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发展具有先天的限制。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看到，政治方面也在衰退，即国家的作用越来越弱。因此，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人因所得的差距越来越大而对自己的未来越来越不满。这要在过去，是可以让人们相信，通过政治活动能够改变这种境况。它实际上是一种让“人民”稳定的重要力量，即让人民“相信”未来社会将比今天更好。但是，近20—30年来，全世界的人民逐渐丧失了这种“信心”。再加上全球的企业都发现，赚钱越来越困难，资本家也开始不满，大家都越来越失去了耐性。因此，他说：“经济加政治压力，自然造成我猜测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危机。”

由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正走向危机，所以在沃勒斯坦看来，未来1/4的世纪都将处于一个“黑暗时期”，对谁而言，都是如此。这也意味着，我们正经历一个过渡期，至于过渡到哪里，由于不确定的因素实在太多，我们是无从知道的。尽管如此，沃勒斯坦还是大胆猜测，在2025或2050年，我们会走出这个混乱的过渡期，建立一种“新秩序”。到那时，世界会再度恢复“正常”，也会有一个新的运作体系，达到均衡。至于未来的秩序或结构是什么，他表示，这个问题还很难说。

当问他希望未来的新世界体系或新秩序应具备哪些条件时，他回答说，在未来的新体系中，人们还会按某种新的阶层关系而被分成两种，即特权阶级和非特权阶级，只是由于用不同的条件来界定阶级，所以区分的方式会有所不同。但不管未来是什么体系，都会有穷人和富人，这是任何特定的社会体系都与生俱来的机制。从封建体系转变到资本主义体系是如此，从资本主义体系转变到新的替代体系还是如此。据此，沃勒斯坦认为，鉴于历史的经验，现在既然到了资本主义体系正在崩溃的时刻，该体系中比较精明的人就应该坐下来讨论：我们未来应该有什么样的体系?但是，当被问到，未来新世界体系的答案是否来自资本家时，沃勒斯坦却又认为，资本家会思考他们的新出路，其它的人也会有自己的看法，这样才会有政治斗争。现在虽然还不能确定未来会往哪个方向走，但最终的答案还是要取决于全球数十亿人，取决于他们陆续做出的许多小小的决定。沃勒斯坦还断言，不管情况如何，未来20—30年，一定会有一个较清楚的方向，会进入一个较稳定的体系。至于这个新体系是比今天的更具有阶级性，还是更平等，他表示自己不知道。(注：参见沃勒斯坦《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处于崩溃中》，材料来源于www.kl.gz.cn。)

四、施韦卡特：“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替代制度

施韦卡特在“市场社会主义”流派中，以提出“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而着称。苏东剧变以后，面对西方知识界纷纭而起的“社会主义死了”、“共产主义亡了”的讣告，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并根据新的材料，修订和增补自己20年前出版的著作，出版了《反对资本主义》一书，对自己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观点提出了新的补充和论证。对于当前西方盛行的除了资本主义“别无选择”的观点，施韦卡特作了有力的批判，并通过从经济、政治和伦理等角度比较市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模式，充分显示出“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较好替代物。

此外，2002年7月，施韦卡特应邀来杭州参加了题为“现代化、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之路”的国际研讨会。在会上，他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向社会主义转型的十个命题”的演讲。其中，非凡就社会主义制度是资本主义的替代制度问题，作了简明扼要的阐述。首先，在对资本主义的熟悉上，施韦卡特强调，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非凡阶段，它有三个特征，即生产资料私有制、市场和雇佣劳动。与人类早期的经济制度相比，资本主义制度在技术和组织的持续创新上还是有活力的。但是，应该看到，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成熟，它的内部矛盾也日益加剧。当前尤为突出的是，资本主义有四个问题值得注重：就业问题十分严重；社会经济缺乏稳定性；富足之中存在赤贫；资本主义的发展缺乏理性。所有这些注定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必然要出现危机，同时，也为更好的制度取代它提供了可能。

那么，将来能够替代资本主义的应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呢?施韦卡特认为，这就是“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在施韦卡特看来，“经济民主”之所以能够替代资本主义制度，就在于它不仅在经济上是可行的，而且还能克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具体说来，它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企业的民主治理。企业民主是最直接的民主。企业的最终治理权属于企业的全体工人，他们拥有一人一票的表决权。毫无疑问，企业超过一定规模后，工人会建立起某种形式的代表会议，作用相当于资本家公司的董事会，由它指派企业上层治理者，批准重要的决定，讨论收入不平等问题。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同已失败的苏联体制相比，让工人自己控制工作条件，企业治理民主化，工人选择企业的治理者，因而避免了资本主义和以往苏联体制中存在的“民主赤字”。

二是“投资的社会控制”。“让工人集体控制社会剩余价值的分配，社会控制投资，而不是由市场控制。”在“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中，这是一项基本要求。它包括两个问题：一是投资资金怎样产生，二是投资资金怎样分配?关于第一个问题，主要是采用税收形式募集投资资金，即国家投资资金主要来自企业的税收，而不是私人储蓄。因为在“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中，每个企业都必须根据它拥有的资本财产纳税，企业资产是公共财产，是国家对工人集体的一种借贷。向企业征收这种税，可被认作付给社会的用于增加社会集体财产的租金。至于投资资金的分配，施韦卡特认为，来源于公共储蓄的投资资金可以直接分配，但这种分配应该通过公共银行体系按照促进共同利益的标准进行，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克服市场分配的缺陷，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市场分配，况且，制定这种标准也非常困难。(注：施韦卡特《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向社会主义转型的十个命题(上)》，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9期。)

五、海因兹•迪德里齐：存在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历史蓝图”

海因兹•迪德里齐是墨西哥学者。他认为，当前人类生活在一个十分脆弱的社会体制中，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内部，经济、意识形态和政治等普遍地处于动荡之中，尽管人们正“痛苦地寻找未来的出路”，但资本主义是必然要灭亡的。这是因为，从当前的情况来看，跨国资本主义的市场和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都已经步入衰退阶段，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这个体制都即将走到尽头。而全球社会的统治阶层——资产阶级却没有能力面对一系列的经济、社会、政治和生态问题，他们不能为人们提供任何有希望的出路。资产阶级为未来提供的道路无非是这三条：“亚洲虎”式的专制发展；新自由主义式的世界食息阶级(金融资本)专政；“第三条道路”，即产业资本的社会民主党式的独裁。在迪德里齐等人看来，这三条都是行不通的道路。除此之外，资产阶级就再也提不出有意义的方案了。

在未来的设想方面，迪德里齐认为，现在“出现了结构性空白，这就使面对新千年的人民大众陷于无所适从、无所期盼之中”。此时假如不采取积极的行动，则当前的形势将进一步阻碍人民展望未来，看不到取代并高于现存全球资本主义的、可供人类生存的新秩序。也可能出现的另一种情形就是，当前形势会把群众推向关于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陷阱，使他们返回到诸如原教旨主义、民族主义等中去。为此，他在指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基础上，自觉承担起了为人们制定未来社会的蓝图的任务。

他认为，到目前为止的资产阶级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是有缺陷的，都遭到了实质性的失败，因为它们都没有创造出真正民主和社会正义所必需的条件。因此，新的蓝图既不同于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同于从前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一种具有真正参与民主和非资本主义经济的“新纲领”。

在谈到这种“新的历史蓝图”的精神实质时，迪德里齐认为，卢森堡于1918年底在“斯巴达克联盟”纲领草案中提出的倡议仍然有意义，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质是，广大的劳动群众不再是被统治的群体，而是享有整个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并自觉、自由、自决地主导它的群体。因此，迪德里齐指出，“假如我们在这个关于劳动者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建议中再加上我们生活中第三和第四个重要领域，即文化领域和军事领域，全球社会的大多数就不仅仅拥有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蓝图的民主精髓，也就有了我们的‘新的历史蓝图’的民主精髓。”(注：海因兹•迪德里齐等《全球资本主义的终结：新的历史蓝图》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页，第97页。)这样一来，“新的历史蓝图”实质上包含了四个方面：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和军事领域。他认为，这一历史蓝图是改善人类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的“惟一希望”。

从对未来社会的政治生活的描绘看，迪德里齐认为，从有阶级开始，人们就渴望生活在一个正义和民主的社会中。几千年来，人类在为此努力奋斗着，但是这一愿望并没有得到实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人类在实现真正民主的过程中，碰上了三个结构性的障碍因素：剥削、统治和冷漠。他把剥削、统治和冷漠三个结构性因素进行了排列组合，共有八种组合的社会存在状态。资本主义虽然创造了法制国家所需要的要害的要素，即宪法、分权和形式权力，它本身也反对专制主义，具有一定的民主形式，但资本主义的民主只能称为“形式民主”。形式民主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但它对未来社会显然是不够的。不仅如此，资本主义仍然存在着剥削、统治和冷漠的现象，而且“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民主像魔鬼逃避开水一样逃避真正民主”，因此，它是应当被取代的。

至于从前的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大大减少了人对人的剥削现象，但是并没有减少统治和顺从，是一个无剥削但有统治、有冷漠的社会，其民主吸引力也是不够的。在资本主义和从前的社会主义社会之外，还有五种组合的社会状态，它们都是不现实、因而也是不存在的。例如，有剥削、有统治却无冷漠的社会；没有剥削、没有统治却有冷漠的社会；有剥削却没有统治、没有冷漠的社会；有剥削、有冷漠却没有统治的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冷漠却有统治的社会等。迪德里齐提出，真正理想的未来社会，应该是无剥削、无统治、无冷漠的社会。他认为，这样的社会是“一个既没有资本主义也没有市场，既没有作为镇压工具的国家也没有冷漠的社会”，“一个全民共享文化的社会”，这个社会正是新的历史蓝图所追求的目标。

迪德里齐还提出了达到未来社会的途径。他认为，新蓝图的实现必须扎根于群众。在当前的科技水平之下，可以形成“一个以非集中形式运作的通讯和支持性的电子互联网络”。互联网是经济上可以承受的世界性通讯的“惟一手段”。但是他认为，“创立世界民主化运动的主要障碍不是技术性的和机构性的，而是理论—纲领性的。”为此他倡议，在今后的两三年内，通过全球性的集体行动制定一个新蓝图的纲领性文件——《世界民主社会宣言》，来勾画出可能和必需的演变道路，从而跨出迈向友爱社会的一步。

此外，迪德里齐描绘了达到未来社会要经过的阶段的内容和任务。第一阶段，即当前的过渡阶段。其目标是：保障和深化人类文明从资本主义时期到人类民主历史时期发生质的飞跃而实现真正的民主。“真正民主是这个过程的顶峰”。第二阶段的目标是：“促使主、客观结构发生逐步的和深思熟虑的演变，使剥削、压迫和冷漠行为的结构和模式消失殆尽。”这个阶段是资本主义全球社会中旧的东西与新的社会成分并存的时期，是全球不同国家、社会逐步协调起来的时期，也是一个动荡的时期。第三阶段，即历史进程的最后阶段，是一个没有市场、没有国家，各种不同的文化相互和谐共存的时期。

迪德里齐认为，新的历史蓝图的最终实现，涉及的是全球社会，是在全球层面上的统一实现，而不是局部的、区域的事情，因为“一个非资本主义蓝图要在一国范围内在中期内生存是不可能的”。他认为最近几十年的历史演变证实，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资本主义如同癌症一样，是一个系统问题，而不是一个地方性问题。”(注：海因兹•迪德里齐等《全球资本主义的终结：新的历史蓝图》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页，第97页。)因此，他倡议应该在国家和地方的层面上采取行动，来完成全球意义上的革命。

六、简短的结论

由上可知，苏东剧变后，人们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熟悉，并不像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那样简单。一切认真思考资本主义现状及其未来的人们，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西方左翼激进理论家，还是自由主义思想家中的有识之士，只要严厉地面对现实，没有谁看不到资本主义社会并非人类生存的理想状态。相反，在经济上的不平等、政治上的不民主以及文化和道德的危机方面，无不暴露出资本主义的本质缺陷。

正因为有这样的深刻熟悉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才激励这些进步的思想家们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对人类未来的美好替代方案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对于我们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以及所出现的新社会因素，无疑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资本主义的金融化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美刊《每月评论》2007年4月号发表了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题为《资本主义的金融化》的文章，认为金融化是指资本主义经济活动重心从产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作者认为在过去30年资本主义变化的三个主要特征——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金融化中，金融化是三者中的主导力量，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本质是金融化的垄断资本在全球的扩张。金融化源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停滞趋势。它拉大了社会贫富差距，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调控空间，使它们工业化进程倒退、经济增速放慢、金融体系脆弱不堪，也使全球非凡是发展中国家陷入长期停滞和社会动荡之中。文章内容如下。

过去30年里，资本主义变化的特征通常被人们用三个词来概括：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金融化。众多论着探究了前两个现象，金融化现象却鲜被关注。然而，金融化日益被视为三者中的主导力量。资本主义的金融化，即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部门（甚而从诸多正在扩大中的服务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成为当今时代的重大事件之一。它提出的问题是：资本主义步入了新阶段吗？

我认为，金融化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深刻变化，但由于生产中的积累这一根本问题不变，资本主义尚未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相反，金融化导致垄断资本主义步入新的混合时期（Phase），这一阶段可称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stage）的“垄断金融资本时期”。资本在基本层面上的进展不大（资本在实业领域的投资没有取得重大进展），而是陷入了似乎永无止境的经济停滞和金融膨胀的循环中。垄断金融资本所反映的这些新型经济关系深深地根植于美国（它仍是主导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经济体）经济之中，并日益向全球经济体系渗透。

“金融化” 一词的缘起至今不明，但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屡被使用。作为一个整体，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重心转向金融部门的基本趋势大约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左派（也包括其它流派）阵营中最早系统探究这一问题的学者是《每月评论》的撰稿人哈里•马格多夫和保罗•斯威齐。

从经济停滞到金融化

斯威齐1997年发表的题为《再谈（或少谈）全球化》的论文，对金融化有最简洁的表述。该文指出：“1974—1975年经济衰退以来，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呈现了三个重大趋势：（1）全球经济增速总体减缓，（2）跨国垄断（或寡头垄断）公司在全球扩展，（3）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现象。”

斯威齐认为，这三大趋势“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垄断化为大公司攫取了丰厚利润，但“在日益被控制的市场上，新增投资需求”也同时下降。

斯威齐观察到，资本的逐利本性导致了“实际投资减缓和金融化崛起并存的双重进程”。这一双重进程最初出现于“二战”后数十年“黄金时代” 的衰落时期，随后以日渐加剧的程度持续至今。

这一观点根源于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1966年合着的《垄断资本》中的理论框架，该书深受经济学家迈克尔•卡莱茨基和约瑟夫•斯坦德尔的研究的启发，其理论渊源还可上溯到卡尔•马克思和罗莎•卢森堡的相关论述。巴兰和斯威齐认为，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为极少数垄断者或寡头生产巨额剩余的庞大生产体系，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主要所有者和受益人就是这些垄断者或寡头。为获取更大的积累，资本家必须千方百计地为先期积累的剩余寻找投资出路。但产生这些剩余的同类条件又限制了盈利性投资的空间。因为，公司向消费者提供现行数量商品的条件是：商品的价格水平能确保公司获得既定的寡头垄断利润率。在消费增长疲软的条件下，为避免生产过剩、价格下跌导致利润率下降，各大公司纷纷削减生产能力的利用率。结果，过剩生产能力逐渐累积，拉响了新增投资几乎没有盈利空间的警报。

因而，资本所有者面临的困境是，在盈利性投资机会日渐稀缺的情形下，如何营运巨额可支配盈余？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们采取的主要应对措施是扩大金融产品需求，将金融产品作为货币资本保值、增值的方式之一。这一进程的供给方即金融机构则推出了期货、期权、衍生产品、对冲基金等一系列新的金融工具。结果，金融投机甚嚣尘上，并持续至今。

部分主流经济学家早就对金融业的过快膨胀表示担忧。1984年，肯尼迪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发表了题为《金融体系的效率》的演讲，演讲结尾论述了“金融市场的赌场性质”。托宾告诫他的听众：

我认同重农主义者忐忑不安的质疑……，我们的资源被日益投向那些远离生产商品和服务的金融业务，投向那些与社会生产力不相符合却能产生较高私人收益的业务领域。我怀疑“虚拟经济” 正日益滥用计算机的强大力量，其目的不是更经济地从事金融交易，而是推动金融交易数量和种类的膨胀。也许由于这个原因，到目前为止，高科技对经济领域生产力的贡献令人失望。我担心，正如凯恩斯对他所处时代的先见之明，金融工具要获得流动性和可流通性等优势，就必然以方便目光短浅且效率低下的金融投机为代价。……我认为，凯恩斯提出的建议是发人深省的，我们要更多地限制短期持有金融工具，更多地鼓励长期投资。

托宾的观点是，由于剩余资本日渐被用于投机性、赌博般的逐利行为，而非用于实体经济的长期投资，资本主义的经济效率不断降低。20世纪 70年代，为了将全球经济运行的重心从投机性金融拉回到生产领域，以增大实业投资，托宾建议对国际外汇交易征税，此即后来广为人知的“托宾税”。

托宾等经济学家认为，金融部门的快速增长有损实体经济发展。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85年，马格多夫和斯威齐撰文《金融爆炸》认为，在经济增长停滞的背景下，金融化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赌场性质的社会真的将太多的人才和资源吸引到披着金融外衣的游戏中了吗？是的，的确如此。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会承认这一点。这种游戏损害了真实商品和劳务的生产吗？绝对没有。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认为，金融结构一旦被缩减，金融人才和金融资源会转移到生产性领域。金融人才只会失业，加入到本已庞大的闲散人员和闲置资源阵营。赌场式社会严重阻碍了经济增长吗？同样地，也绝对不是。资本主义经济近年来的快速增长，除应归功于战后史无前例的在和平时期的军事开支增加外，几乎可以完全归功于金融爆炸性膨胀。

按照这种观点，资本主义正在进行重构，主要表现是经济停滞和金融化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日趋复杂并不断发展。大约10年后，斯威齐在题为《金融资本的胜利》的文章中声称：

我认为，金融上层建筑是既往20年的创造。这意味着，金融膨胀与20世纪70年代经济停滞的回归几乎同步。然而，这种现象是否违反以前的经验呢？传统上，金融膨胀与实体经济繁荣携手并行。现在的问题则是，金融膨胀与经济繁荣是否不再同步并行，抑或金融膨胀与经济停滞并存更接近事实，一如当前这一20世纪末期的情形？这是否意味着，当代金融膨胀的载体不是经济繁荣而是经济停滞？我认为，是的，事实很可能如此，它已经发生且仍在继续。不仅如此，我还坚信，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反向变动关系是理解世界经济新趋势的要害。

回顾过去，很明显，这种反向关系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的固有可能性之一，但它仅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后才演变为现实。这种抽象可能性依存的事实（马克思和凯恩斯对此均有着重论述）是：资本积累进程具有二重性，它既包括对实物资产的所有权，也包括对实物资产的虚拟要求权。在此背景下，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自一开始就蕴含着实物资本积累与金融投机矛盾并存的可能性。

基于“储蓄者从企业家手中购买实物资产的金融所有权，企业家运用所筹集的资金扩大生产规模”的简化假定，正统经济学家一直认为，生产性投资与金融投资紧密相联。但这一假定早就被证实是错误的。生产性投资和金融资产积累之间没有必然的直接联系，两者的背离有可能达到相当大的程度。在缺乏成熟金融体系的条件下，这种背离的恶果就是导致在资本主义进程中时常出现的通常标志着经济繁荣终结的投机性泡沫。投机性泡沫会导致严重的经济动荡，但对整个经济体系的结构和功能几乎没有影响，甚至完全没有影响。

在金融部门成为经济的核心、生产活动和金融活动的矛盾成形之前，这就导致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产业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在垄断资本主义新体制运行的最初数十年，投资银行与铁路部门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它逐步成为金融势力的中心，推动了大规模的公司并购，推动了垄断公司巨头所掌控的经济快速增长。这个时代是J．P．摩根的时代。这一时期美国的索尔斯坦•凡勃伦和奥地利的鲁道夫•希法亭分别独立地创建了垄断资本理论，并非凡强调了金融资本的重大作用。

尽管如此，当大萧条时代来临时，以1929年的股市崩溃为标志，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上层建筑轰然坍塌。在大萧条中，金融资本的规模大幅缩减，对实体经济复苏也未发挥实质性作用。相反，是“二战” 时期国家主导的巨额军费扩张牵引着美国经济走出大萧条的泥沼。

20世纪60年代初期撰着《垄断资本》之时，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着力考察了20世纪60年代“黄金时期”，国家于预（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和军费开支）、企业的商品促销、第二轮自动化浪潮及其它因素，如何通过吸收剩余、推动经济走出停滞，从而促成资本主义经济复兴。他们也论及大量剩余流入到FIRE部门（金融、证券投资和房地产），但当时未对此给予足够重视。

当20世纪70年代经济停滞再次降临时，斯威齐（此时与马格多夫合作撰写论着）则将注重力的重点集中于金融业膨胀。1975年，他们撰文《如履薄冰的银行》指出，债务的过度扩张和银行的过度膨胀恰到好处地满足了三重需要，即保护资本主义体制及其利润、缓解（至少是暂时缓解）它的矛盾、支持美国的霸权主义扩张和对外战争。

垄断金融资本

斯威齐于 1995年指出，20世纪70年代传统经济结构依然存在：“其主要构成方式是由较小的金融附属部门支撑生产体系”；但到20世纪80年代末，传统经济结构“已经让位于新的经济结构，在新的经济结构中，急剧膨胀的金融部门获取了高度独立性，并高高凌驾于实体生产体系之上”。经济停滞和大规模金融投机则是同期根深蒂固且不可逆转的经济发展困局的孪生物。

这一共生现象有三个特征：（1）实体经济停滞意味着，资本家日益依靠金融部门的增长来获取和扩大货币资本；（2）资本主义经济的上层建筑不能脱离其在实体生产经济中的根基而完全独立地自我膨胀，因而，投机性泡沫破裂成为周期性发生并不断加剧的新问题；（3）金融化无论会发展到何种程度，都不可能破解生产停滞的难题。

为顺应金融化导致的新要求，资本主义重构了国家的作用。政府作为最后贷款人即负责提供短期流动性的角色，被完全引入到新的经济系统之中。1987年股市崩溃后，美联储对整个权益市场资本奉行了色彩鲜明的“打而不倒”政策。然而，这个政策没有阻止2000年股市的急剧下挫。

上述这些条件标志着我所谓的“垄断金融资本”的崛起。在垄断金融资本体制下，金融化已经成为停滞趋向的经济的永久性的、结构性的必然要求。

对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意义

上文清楚地阐述了金融化的根基，因而，我们有必要分析金融化的意义。限于篇幅，本文仅提出八点观察性结论。

1、金融化可被视为超越特定金融泡沫范畴的持续进程。仔细考察1987年股市崩溃以来的历次金融危机，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些金融危机在遏制甚至延缓金融化趋势方面的作用微乎其微。2000年3月到2002年10月间华尔街股票市值损失50%（按标准普尔500指数来衡量），但这些损失仅在2年后就被完全弥补回来。1985年美国的债务约为GDP的2倍，20年后，美国的债务上升为全国GDP的近3.5倍，逼近 44万亿美元的全球 GDP。日均外汇交易量从1989年的5700亿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2.7万亿美元。2001年以来，全球信用衍生品市场（全球信用风险转移工具市场）以每年超过100%的速度增长。新千年伊始，信用衍生品的交易规模较小，但截至2006年上半年全球信用衍生品交易的标的价值急剧膨胀到26万亿美元。

2、垄断金融资本是在性质上有别于金融资本的经济现象。希法亭等人所描述的20世纪初期的“金融资本” 时代，主要受投资银行主宰。尽管数项研究表明，近数十年来美国金融机构的利润增速快于非金融公司的利润，但鉴于非金融公司也大量涉足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两类利润之间并无截然分野。因此，巨额财富的积聚似乎日益与金融活动而非生产过程相关，金融部门也日益掌控着非金融公司现金流治理的速度和规则。非金融公司和金融机构已联合，使得很难依据上述现象认定资本自身出现了明显的内部分化。

3、拥有巨额金融资产显然是跻身资本家阶级的主要决定性因素。社会最富有和最贫穷阶层在金融财富和收入方面的差距现已拉大到极端程度。2001年，美国1%的最富有人口所持有的金融财富（不包括其房产权益）比80%的最贫穷人口所拥有的金融财富多4倍。美国1%的最富有人口拥有价值1.9万亿美元的股票，这与其它99%的人口所持有的股票价值大致相当。近数十年来，美国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l％最富裕家庭的税后收入占全国收入分配的比重，从1979年的8%上升为2001年的 14%。2006年9月，美国前60位富豪拥有的财富价值约6300亿美元，较上年增长近10%（《纽约时报周刊》，2007年3月1日）。

近期的事实表明，收入分配差距的快速扩大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金融资本时期的内在必然产物。为维持投机泡沫膨胀、避免泡沫破灭，金融上层建筑催生了似乎永无止境的新的资金注入需求。这就要求提高剥削水平，不断增大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不均，从而加剧了整体经济停滞的难题。

4、房地产投机是理解经济停滞与金融化之间动态关系的核心环节之一。在房价持续上涨、实际工资停滞的情形下，通过不断负债，美国家庭仍能在相当的程度上维持他们的生活方式。正如鲍林的观察，马格多夫和斯威齐“几乎先知先觉地意识到，由于实际工资开始停滞或下降（加之住房价格飙升），为维持既定的生活水准，美国居民户对债务的依靠程度不断上升”。然而，上次经济衰退结束后的低利率导致了房产投机，催发了房产价格泡沫。房产价格泡沫的破裂已成为当今美国经济不稳定的主要祸根。房产价值的飘升曾是美国居民户偿还债务的“靠山”，如今“靠山” 倒了，居民户的债务负担比率持续上升。2006年第四季度，美国149个最繁华都市的庭院式房产价格的降幅超过50%（《纽约时报周刊》，2007年2月16日）

短期内房产泡沫是阻止经济停滞的利器，也是金融化的核心基石，它与美国居民的基本福利密切相关。因此，如今房产市场的低迷将导致严重的经济衰退，触发全面的金融混乱。继续调高利率有可能导致经济停滞甚至房产价值锐减和居民户债务负担比率上升（进而导致大面积的住房信贷信用风险）之间的恶性循环。美国的消费需求是全球经济需求的核心源泉，美国的消费需求一旦剧降，就极有可能增大导致全球经济危机的风险。

5、左派当前风行的论调是，金融全球化深刻改变着全球经济，国家的作用无足轻重。《外交世界》1997年12月号在《解除市场的武装》一文中就这样写道：

金融全球化恣意妄为，大行其道。它建立了独立的超国家政权，拥有自己的治理机构、势力范围及行动方式。这主要是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和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个人为创设的全球国家是一个没有社会基础的权力体系，但却肩负着效忠其主人即全球金融市场和庞大商业活动的职责。结果，现实世界的各主权国家正日益演化为没有权力基础的协会，这一状况正不断恶化。

然而，此类观点几乎完全与实际不符。全球经济的金融化进程是毋庸置疑的，但将这一进程理解为一个新的资本国际的诞生，则存在逻辑上的跳跃。全球垄断金融资本主义至今仍是不稳定的分割体系。IMF、世界银行和 WTO（其前身为GATT）不足以组成“独立的超国家政权”（即便纳入 OECD，也是如此），它们是在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相继诞生的国际组织，其主要职责是作为“二战”后国际资本的利益代言人治理全球经济。这些国际组织至今仍被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及其经济利益集团玩弄于股掌之间，其规则的执行标准严重不对称：它们极少被用于不利于美国资本运行的场合，却被广泛用于进一步剥夺全球最贫困的人口。

6、“新自由主义”可以视为垄断金融资本在意识形态上的对应物，如同凯恩斯主义是早期古典垄断资本在意识形态上的对应物一样。当今国际资本市场为各国当局在利率水平和资本流动等领域实施经济调控设置了重重限制。因此，新自由主义是从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时期以来的霸权经济意识形态，这一思潮的泛滥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融全球化带来的资本的新要求。

7、以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政策为标志，全球经济日益金融化增大了垄断金融资本对欠发达经济体的强制性渗透，强化了它们的金融依靠。巴西提供了这方面的具体案例。过去20年，由于全球垄断金融资本的掌控，巴西经济压倒一切的任务是吸引外国投资（主要是证券投资）并清偿欠国际资本（包括IMF）的债务。结果，按新自由主义的金融业的标准衡量，巴西“经济的基本面” 大为改观，但却引发了利率上升、工业化进程倒退、经济增速放慢以及国内金融部门因全球金融资本快速流动而脆弱不堪等问题。

8、资本主义的金融化导致全球经济体系更难控制。如今，肩负着适度稳定全球金融关系责任的经济调控者们对金融化布满忧虑。2I世纪初，为回应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0年“新经济”泡沫破裂及 2001年阿根廷外债危机，IMF开始按季度发布《国际金融稳定报告》。浏览各期《国际金融稳定报告》得到的直观而清楚的印象是，全球经济体系的易变性与波动性不断增强。投机性泡沫的特点就在于泡沫一旦停止膨胀，就会立即破灭。因而，风险持续上升、资金必须不断注入金融系统的强制要求越强烈，金融结构就越脆弱。每期《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均建议谨防对金融市场构成威胁的“风险厌恶” 魇露。

在2006年9月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IMF执行董事局担忧，对冲基金和信用衍生品的迅猛发展可能全面冲击全球的金融稳定，美国经济增速减缓及其房地产市场降温可能导致更大的金融动荡。一旦遭遇骤然冲击，这种金融动荡的负面效应会数倍放大。由于金融化极难控制，因而任何严重的骤然冲击及其导致的金融风险传染均难以避免。正如历史学家加布里尔•科尔科所言：“任何深谙全球金融体制弱点的人均有足够的理由忧心忡忡。‘至尊’者正在制造噩兆。局面已经失控。贪婪的恶魔正在出笼。”

美国债务膨胀、经济泡沫与新帝国主义

[美]威廉•塔布 着 吴娓 付强 摘译　

美刊《每月评论》2006年5月号发表了美国闻名左翼经济学家威廉•塔布题为《美国债务膨胀与经济泡沫》一文，分析了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债务膨胀和经济泡沫愈演愈烈的情况，认为美国已从以工业生产作为核心的经济转变为金融化的、以食利主义为主的经济，美国食利资本家在美国和全球日益获得支配地位将导致美国走向新帝国主义。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当前美国宏观经济政策所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结为该国是否具有持续借款的能力：美国消费者能够通过负债持续消费吗？联邦政府巨额的预算赤字不会导致严重的问题吗？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能够继续增加吗？外国人还会继续购买美国政府债券来弥补美国不断扩大的债务吗？假如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美国及那些依靠美国作为最后消费者而成长起来的其它国家都将出现严重的问题。现在，美国从海外购买的商品与服务的数量比它销售到海外的多50%，这足以使其它任何经济体衰落。对于其它经济体，如此巨额的赤字将会导致货币的过度贬值，进口商品价格的急剧攀升，迫使货币当局相应地抬高利率。

自1976年首次出现贸易逆差以来，美国就一直是持续的贸易逆差。1985年美国成为净债务国。到1987年时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净债务国。这种债务至今仍在不断增长。

然而，让游戏继续下去似乎符合每个人的利益。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希望向美国出口然后把出口所得再贷给美国人，使美国人有能力购买更多商品。它们希望继续出口到美国并避免它们的货币升值。它们外汇储备的很大一部分被用于购买美国政府债券，从而降低了美国国债利率（目前外国人持有整个美国国库券的一半）。债务的成本似乎是可以控制的，部分原因在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经济增长缓慢，大量的金融资本正在寻求一个安全的地方以获得正的收益。较低的利率和似乎不断上涨的房屋价格使得美国家庭可以获取更多、更为便宜的房屋按揭贷款。但是麻烦的日子肯定会到来。美国家庭债务已达11.5万亿美元，数额等于家庭年可支配收入的127%，这是史无前例的。美联储最新数据显示，家庭的偿债成本创记录地达到可支配收入的14%，并且利率正在上升。当美元最终贬值，持有美国债券的亚洲人及其它投资者的资产将会出现损失时，那么他们还会继续持有美国债务多长时间呢？

但是，我们也可以用尼克松政府的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的“名言”进行反驳：“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问题。”美国的债权人考虑到美元贬值将对他们造成较大的损失（美元兑换价值越低，他们持有的美元资产能够购买到的东西也就越少），因此也不愿看到美元贬值幅度过大。美国的债权人将不得不继续借钱给美国人。

许多人认为，在金融全球化时代里，由于美国的经济增长超过其它发达国家，美国将继续成为投资资本的目的地，美国是被继续看好的投资场所。外国的投资为什么不应该超过美国GDP的一倍呢？为什么这会是问题？假如收益具有竞争力，为什么会有人想抽回投资？那么美元为什么应该贬值？不管怎样，美国国债的最大买家是外国政府。它们并非仅仅在乎投资回报。假如这些外国政府对自身利益的看法发生变化时，华盛顿就能够施加政治压力。但这些看法怎么会改变呢？至于联邦赤字，为什么共和党人不应该继续扩大国债的发行？

能找到证据支撑这种乐观的看法吗？由于美国跨国公司主要通过出口专业技术进行海外投资，因此与在美国的外国投资相比，美国海外投资者获得了更丰厚的回报。《商业周刊》经济栏目编辑迈克尔•曼德尔认为，美国是一个知识经济国家，美国的经济比贸易和资本流量账户显示出的状况要好得多。联邦政府的统计人员仍遵循过时的工业时代的分类标准进行数据的收集与整理，从而跟踪处理无形资产（譬如研究与开发以及知识出口等方面）数据的能力很弱。根据《商业周刊》的计算，从2000年到2005年，美国埃克森美孚化工公司、通用电器公司、微软公司、英特尔公司等十大公司报告的研发支出增长了42%，而资本支出仅增加了2%。投资的减少主要体现在有形工厂和设备上。“知识调整”后的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继续增加，美国经济利润仍然很高。名义投资下降反映了资本品变得较为便宜的事实。资本品的便宜得益于生产资本品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市场的深化，以及由于使用改进的信息技术导致效率提高等。

事实是，即使美国的投资可能比官方数据显示的要高，但这对美国竞争力贡献甚微。整个国家的问题更加尖锐，不仅使劳动人民深受其害，而且也使那些长期称颂全球化的理论家们始料不及。《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布什的政策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他写道，“美国要维持它的竞争优势必将面临巨大的挑战。我们的国家面临着严重的教育赤字、能源匮乏、预算赤字、医疗保健赤字和缺乏雄心壮志。行政部门否认这些事实，国会像是在火星上。”面对这些赤字问题，美国公司的治理者为何视而不见呢？答案是，许多要害的美国企业的大部分利润来自国外，而且公司最高层人才也是从国外招募的。

另外，美国投资者的一部分高收益来源于美国赋予投资者的无上的权利，这种权利确保他们免于受到不好的待遇。这种权利包括债务偿还、知识产权、投资者利益保护、市场准入等规则的设置，而其它国家无法为投资者提供这样的保护，至少不是如此程度的保护。外国人对收益和本金的安全性感爱好。当美国人在有风险的资产上投资时，有一些确保全球性经济治理的机构譬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强制执行收债，以便使债权人的债权得到清偿。必要时还可通过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或国务院的威胁来确保债务的履行。总部设在美国的公司对于知识产权和知识产权租金设置了很高的收费，并由世界贸易组织和美国政府强制执行。这对于那些在海外拥有美国资产的公司肯定是好消息。

可悲的是，正在经历经济停滞和实际工资下降的美国工人阶级不能分享到这份舒服。对他们来说，实际工资的下降、福利的减少、工作环境的恶化比美国的对外收支平衡更重要。在他们所生活的国家里，收入不平等现象在加剧，医疗保健费用的上升超出家庭所能承受的程度，稳定的退休生活将来有可能消失。对于多数美国人来说，这才是真正的赤字，与他们的期望之间有着严重的落差。他们现在被告知，为了具有竞争力，他们的国家必须牺牲劳动者的合理期盼。

在这个社会里，工人将通过个人的私人账户拥有他们自己的医疗保健和退休金，这取代了过去退休以后领到一笔固定数额的退休金的做法。实行个人出资计划后，员工领到的养老金将取决于其缴款的多少以及证券市场的不确定性收益。

计划的一部分还包括所得税的减少、公司税率降低以及资本收益税和遗产税的减少，这些措施明显有利于富人。支持消费税的提案不断涌现，所有的新税收政策成为工人的负担，而资本却得到豁免。

数量有限的个人再就业账户和培训账户将取代失业救济金。与过去资金充裕的公共教育相比，现在是实行学券制的教育体制。消费者仅拥有有限的权利就次品对他们造成的伤害起诉。

联邦与州政府之间职责的分离削弱了承诺的福利水平，因为州政府无法承受这样的负担，而联邦的资助在减少。

这就是乔治•布什及他四周的人所构想的所有权社会。一种用来攻击公民权利思想的政策组合，它追随的是不考虑社会只考虑个人的撒切尔主义。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布什政府所制造的赤字正在削弱美国社会，但它却有益于狭隘的资产阶级利益。

还有一个重要的结构问题需要考虑，即尽管美国公司赚取了创记录的利润，但它们在美国的投资并不多。2005年，美国标准普尔500公司创下了新纪录：共支出5000亿美元回购股票和支付股息。甚至追求短期赢利的基金经理也在担心公司投资不足。尽管在许多情况下公司创下赢利新纪录，但公司并没有增加投资，反而在削减投资。它们的赢利实际上是来自成本削减。这并不是说消费没有上升。事实上，消费已经增加了。但增加的开支的来源大部分是依靠债务融资，这依靠由于房地产价值的增加而引起的财富效应。在2000年至2005年间，美国房价增加了60%多。2006年房地产的市场价值大约是个人可支配收入的200%，与抵押相关的资产占到银行贷款的60%多，而在1970年这个数字是25%。

住宅建设上的投资不是那种能产生收益以偿还外债的投资。美国经济正在增长的部门，比如医疗保健，所生产的是非贸易货品和服务。金融服务业、一些专业高技术的出口和国外投资有高收益，但是控制这些业务的公司正迁移至海外，留在国内的服务业承担着创造就业岗位的职责，这些工作岗位许多是低工资的、临时性的并且没有福利的工作。

美国的对外借款也没有用在增加生产能力所必需的投资上，从而以收益来偿还债务；而是用于弥补消费、减税和军事开支上。从统治阶级的立场来看，军事上的开支是一种投资于美国国家机器的行为，以此来威逼其它国家接受美国的规则，而且也可以获得对有价值的资源比如石油的控制。从这种角度来看，这应该是很好的投资。但是，帝国主义冒险的成本正在上升并且与成就并不匹配，如此高的成本收益比率在多数普通的美国人看来并不是件好事。在布什的第一任期里，海湾战争花费了大约610亿美元，其中的百分之八十是由美国的盟友提供的。入侵和占领伊拉克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美国正在支付生命和财富，并且它将继续支付。这些开支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后果被低利息和贷款人自愿为美国的挥霍无度提供融资所掩盖了。

借钱给美国的国家又是怎样的情况呢？大部分储蓄来自亚洲。这不是家庭或私营公司储蓄增加的结果，相反它是亚洲国家政府削减公共开支，从而把增加的节余借贷给美国的结果。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亚洲政府明白危机是由于流动性危机所造成的。为防止危机重演，它们采取了预防措施，即增加了大量的外汇储备。1996年至2003年间，发展中国家整体上从880亿美元赤字转变为2050亿美元的节余，净变动为2930亿美元。美联储估计，仅在2004年盈余就增加了600亿美元。2005年的数字显示了盈余的进一步增加。与90年代中期投资顶峰相比，金融危机后亚洲的投资率下降（中国除外）超过了10%。由于并非所有这些储蓄都进入了生产性领域，过剩的资本使得利率下降。低利率刺激了美国和其它国家房地产泡沫的产生，而答应家庭以房屋净值贷款的套现刺激了消费者的过度消费。

政府“创造”的流动性也是当代全球另一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中国的难以置信的投资率（大约相当于GDP的45%）是政府“创造”的流动性而不是未来预期利润所驱动的。这样，中国经济的过快增长增大了潜在的风险。国有商业银行贷款给国有企业，在由政府治理部门拥有企业的情况下，借款和投资似乎与利润无关，而是被政治所驱动的。中国依然有着较高的储蓄率，部分原因是正在老龄化的人口对未来生活感到担忧。在自由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再也不提供退休金、住房、教育、医疗保健了。同时，美国对中国的经常账户巨额赤字由于以下几个原因而复杂化了：首先，中国的大多数出口被外国公司所控制。比如说，在中国生产一个芭比娃娃的成本是35美分，而在发达国家的市场上出售时可以卖到20美元，因此这些外国公司就获得了高额的利润；其次，中国出口的许多产品并不是在中国生产的，而是将世界其它地方生产的高附价值的部件在中国进行组装，中国所获得的增加值仅是出口商品利润中的一小部分。

2005年，中国是占支配地位的亚洲出口商，而亚洲的总出口商品额占到世界出口商品总额的36%。而在1990年，日本却是占首要地位的出口商，当时我们还担心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1990年，亚洲的总出口是世界总出口的38%。来自中国的大部分出口商品过去来自其它亚洲国家。今天，索尼、东芝、松下等公司产品是从中国销售到美国的；韩国的三星在中国设有23家工厂，雇用了50000名工人；台湾仍然控制着计算机配件市场，但它通过雇用低薪水的工人在中国装配，当地仅得到利润的一小部分。因此，尽管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上升了25%（2005年达到2000多亿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对其它国家的最大贸易逆差）是真实的情况，但中国对其它亚洲国家的贸易赤字超过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的三分之二以上也是事实。总之，美国对亚洲的贸易赤字近年来变化很少。由于美国拒绝储存能源，随着石油和其它能源价格的显着上升，美国对石油的需求导致了不断增加的巨额贸易赤字。

重要的是，尽管石油生产国和亚洲的储蓄一直在增加，但从7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均在下降，这种趋势主要是由工业国家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所引起的。工业发达国家目前仍然占世界总储蓄的70%，但与1970年的85%相比下降了不少。总的来说，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全球储蓄和投资明显下落并接近历史最低点。最能说明问题的数字是全球经济增长率指标，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全球经济增长率放慢，从5.4%下降到70年代的4.1%，再下降到80年代的3.0%，而到90年代增长率仅仅为2.3%。全球经济增长毫无疑问正在减慢，消费不足或者过度消费倾向已经出现。虽然全球经济增长在减慢，但跨国资本的势力范围显着增加，它们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低成本的生产基地并整合世界各地员工的能力正在增加。我们看见的是重新分配的过程，无论处于经济周期的高涨还是萧条阶段，资本分享到的社会产品的份额正在增加，而劳动者分享到的份额却在减少。

美国国内收入分配方式的演变、依靠债务融资来增长的经济、从这些增长中获取利润的食利资本家日益增长的支配地位与美国的全球野心和帝国统治计划之间有一个清楚的线索。一个世纪前，约翰•A.霍布森认为，随着食利者权力的增加，税收显着减少，霸权力量（当时是大英帝国）被诱致卷入帝国主义。霍布森强调：必须对金融投机所获得的收入征收较高的税收，政府应采取较为平等的收入分配方式，使高中等收入的工人阶级能更多地消费，这些将鼓励国内投资并使帝国主义不具有吸引力。他写道：

“总之，问题在于在以下二者之间作出选择：是进行外部市场和疆土的扩展还是内部社会和工业的改革？是推进军事帝国主义经济的增长并以之作为统治阶级垄断政治权力和工业霸权的手段，还是以和平、民主的方式增加全民财力，以便为所有成员能过上舒适、安全和拥有必要的休闲的有意义的生活创造条件？”

今天，食利经济的转换恰好与一个世纪前霍布森曾警告英国的情况相同。在美国历史上，食利经济的成长和外部的扩张冲动是显着相关的（当然克林顿和布什政府会有不同的政策组合），这种投机政治倾向于在征税和优先考虑的政府开支问题上讨好富人。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国内市场饱和加上收入再分配向统治阶级倾斜都促使投资阶层在海外寻找机会。即使他们增加的阶级优势（随着工会和工人阶级力量的减弱以及实际工资停滞）答应他们推动较大程度的减税和减少国家开支，这种情况还是发生了。

与霍布森的观点一致，花旗集团分析师阿贾伊•卡普尔认为，富人对盎格鲁－萨克逊式经济的低储蓄率负有责任，与主张平等主义的日本和欧洲经济不同，他将这种经济描述为富豪经济，即被富人驱动的经济。在这种富豪经济里，尤其是在美国，较少谈到一般的消费者，因为收入最高的家庭只有1%的人口比例却拥有20%的收入，相当于底层60%的人的全部收入。

美国的消费主要是由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所持有的股票价格上涨和房地产的升值所驱动。这些资产的财富效应答应以债务融资的方式来增加消费，导致负储蓄率的发生。卡普尔发现，在我们整个的历史过程中，美国收入最高的1%家庭和整体储蓄率之间有一种很强的负相关关系：1%家庭的收入越高，储蓄率越低。低储蓄率的经济往往带来经常账户逆差并且需要对外借款。

对于这一点，也许有人要补充说，美国控制外国信贷的能力从某种程度上说取决于美国自身的力量，即美元继续被作为储备货币使用，及最终取决于美国力量的其它因素。但是，这种关系是双向的。哈佛的琳达•比尔默斯和哥伦比亚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估计，伊拉克战争的最后的费用将会超过1万亿美元，可能接近2万亿美元。到目前为止，布什政府借到了这笔钱，但他们低估了借款成本。布什政府的政策使帝国面临过度扩张的危险，并进一步使美国需要实施军事高压以维持其经济崩溃。

美国似乎在重走过去的帝国主义国家曾走过的道路，从以工业生产作为核心活动到经济的金融化和以食利收入为主，然后因失去竞争力和维护帝国运行的成本过高而破产。对精英来说，似乎并没有更好的选择，即使最后是消极的结果。从民主的大多数人的观点来看，任何积极的战略均要求削弱统治精英的权力。在精英们看来，在国家衰落的时期搜括财富并维持权力的稳定对他们而言是较好的策略。在某种程度上，这类阶层可能从腐败交易和税收政策中获得租金。

总之，对债务水平和泡沫的担心肯定是对的。这些讨论的中心是各阶级财富和权力的再分配以及随之而来的它对世界工人阶级的影响。比例失调不仅仅是经济中的技术问题。它们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从这些方面来理解与分析，我们就能够目光敏锐地指出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并能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来。今天的帝国主义冒险正以牺牲世界各地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代价来为美国统治阶级利益服务。

全球资本主义的劳工、国家与阶级斗争

艾伦‧伍德　Ellen M. Wood

丹　心译

美国的工人运动在过去从来不曾产生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强大得像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或是英式工党那样的政治组织。虽然这情况可能在改变中，但美国的民主党今天能够为工人运动做的事情甚至比过去更少。不过，假如与欧洲最具规模的工人政党?不论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抑或是「劳工主义」?那种完全跟自己的阶级根源切断的情况比较起来，美国的情况似乎并不比过去更异常。举例，欧洲的共产主义及社会主义党派总的来说是已经放弃阶级斗争及其用语，而最近在大选中取得政权的英国「新」工党?至少是取得一党领导权?亦想切断它与工会运动的历史联系。这，至少在目前来说，使英国成了近似美国模式的一党制国家?又或者像G.Vidal说的一个有两个右翼的政党。

尽管这些伪装的左派政党立场含糊，但它们的胜利仍可能会开启新的政治前景。此刻，许多人似乎把工人阶级政治的消失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而过去传统上由工人阶级占领的政治领域?不论是革命的还是选举的?都不再存在了。甚至那些不接受所谓没有选择，或全球化无可避免等观点的人似乎也说斗争的领域已不可挽回了。

关于全球化的政治含意的最重要的假设很可能与全球化对国家机器的影响有关。人们不断告诉我们，全球化使民族国家不再重要。有些人认为再无事可为，另一些人则认为斗争必须马上转移到国际平面上去。但无论那一种见解，似乎工人阶级政治都在被排除之列。

然而，我要挑战的正是这种假设?不是指有没有「全球化」的问题，而是「全球化」是否切断阶级政治的基础。我认为，全球化使阶级政治?一种直接针对国家和集中于国家的阶级权力的政治?更重要和更有可能出现，而非相反。

马克思主义者一向强调资本主义增长的方式会促进阶级意识和阶级组织的发展。社会化生产和单一化工作，其中的一个组成部份又是民族，超民族，甚至是全球的互相依靠?这统统都被假定会大规模地产生工人阶级意识及组织。甚至是国际团结的条件。但整个二十世纪的发展日益削弱这种信念。

工人阶级无法实现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期望成为左派知识分子放弃社会主义或至少是寻求其它代理人的典型原因。近几十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及后现代主义都先后为知识分子、学生、「新社会运动」以及除了工人阶级之外的任何其它人指定为历史代理人（假如他们还相信历史或代理人的话）。今天，工人运动完全在最时髦的左派理论及政治中消失，而「全球化」更似乎是对工人运动的最后一击。

大部份人谈到全球化的时候，似乎都认为在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年代，工人阶级（假如仍然存在的话）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分散。左派人士更认为没有其它选择，顶多只能在资本主义的夹缝中透过各种特定的、分散的斗争取到多一点点的空间，这类斗争有时被叫作「身份政治」。

支持这种论调的人，有许多理由舍弃阶级政治而取所谓零碎政治（political fragmentation）或身份政治，但肯定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和所谓资本主义越全球化，斗争也越全球化这个假设有关。总而言之，争论的焦点是：全球化是否真的已把权力从民族国家转移到跨国组织及力量上去呢？而这又是否意味着任何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都必须在那个跨国层面上进行呢？

我们有足够理由相信，由于大多数人觉得很难达到那种程度的国际主义，更不要说在那个层面上组织起来的可能性，他们得出的结论自然是游戏已经玩完，资本主义永垂不朽。更可悲的是，人们已不再认为有充份理据去建构一个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一个包容和广泛的政治力量，就像过去那些工人阶级政党所希望做到的那样。换言之，阶级作为一个政治力量，跟作为政治目标的社会主义理想同时消失。假如人们认为无能力在全球层面上组织起来，就只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向内转，转到自己本地的非凡压迫。

当然，有些社会主义者仍然坚持必须把注重力放在国际战场上，他们相信社会主义斗争仍然可以继续，于是他们提出以社会主义全球化来对抗资本主义全球化。其中有些人用「国际民间社会」作为斗争的新战场，又或者用「全球公民」作为新的团结基础，但我认为提出这种名词的人就像在黑暗中吹哨子，因为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这种反资本主义斗争的策略。所以当有人向我宣扬国际战场才是社会主义者唯一的出路时，我会把这话翻译成：反资本主义斗争已经完蛋。

资本主义的离心力

我跟这些人的结论完全不同，因为我从不同的前提出发。首先声明，我对于资本主义的增长和工人阶级的统一之间的直接关系时常有保留。大约十六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叫《资本主义的政治与经济的分野》的文章，里面曾谈到资本主义的离心力。跟传统马克思主义聪明相反，我认为在一个发展完备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剥削的结构会倾向于使阶级斗争分散、内向和局限于本土的非凡斗争。当然，资本主义肯定会产生划一化的效果，而其经济的整合也肯定会为工人阶级团结提供超越个别企业和跨越民族国界的物质基础，但更实时的效果是在个别生产单位内体现阶级矛盾，使阶级斗争分散及本地化。但必须强调的是，这并非工人阶级意识的失败，而是对物质现实，对资本主义组织起来的社会的一种反应。

我认为这说明资本主义的政治问题在某个意义上也被「私有化」了。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里，权威和统治的矛盾是直接针对地主及国家的司法和政治权力，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则转而针对个别的资本主义企业。虽然资本必须依靠国家权力来支持阶级权力制度和维持社会秩序，但资本主义不是在国家内，而是在生产过程及其等级组织之中最直接地对工人行使其权力的。

我更认为这与一个事实有关，即现代革命都在资本主义不大发达的地区发生。在这些地区，国家本身就是基本的剥削者，例如透过税收来剥削农民，这就使经济和政治斗争很难分开。在这类情况下，国家成了群众斗争的焦点。总之，与资本比较，国家机器是较轻易见到和较集中的阶级敌人。当工人与资本直接对抗时，通常的是以个人、个别资本或个别资本家的形式出现。所以甚至是无产阶级革命，也较轻易在工人阶级与资本发生冲突的同时，又与其它前资本主义斗争（最明显的是反地主及反国家剥削的农民斗争）结合起来的地区发生。

但当我说资本主义有分散斗争及使之「私有化」的倾向时，它似乎也同时存在一些新的抵销倾向：资本主义市场在国际上的日益整合正把资本累积的问题从个别企业转移到宏观的范围，而资本也被迫要更加依靠国家机器来为其累积创造合适的条件。所以，我指出国家日益与资本的反社会作用合谋这一点意味着国家将成为先进国家反抗运动首要针对的目标，这就有可能抵销资本主义某些离心的作用了（即分裂工人阶级斗争及使其局限于本土的倾向）。

我提出这个观点之前，从未听闻全球化的说法，也不知道人们很快便把这个名词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的国际整合会削弱民族国家和把资本主义权力的焦点从国家转移开去。最近，人人更把全球化挂在唇边，我则反对那种认为全球化促使民族国家日益无关重要的假设。我认为，尽管国家的某些功能可能正在消失，但它同时正在获得新的功能作为资本与全球市场之间的主要管道。我认为这个发展的结果就有可能开启阶级斗争。八一年时，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可能的展望而已。

关于全球化的问题，有些是可以辩论的。例如，「全球化」发展到什么程度呢？什么才是真正的国际化呢？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资本需要国家替它在全球市场上维持积累的条件，维持劳动纪律、提高资本流动的同时又能压制劳动力的流动。在每个跨国集团背后都有一个民族国家作为基地。跨国集团一方面依靠它自己的国家来支持它，另方面也要依靠其它国家的帮助才能通向其它市场及其它劳动力。即是说，「全球化」的全部问题是：竞争不仅仅是，甚至不主要是个别企业之间，而是全部民族经济之间了。国家作为这种竞争的工具获得了新的功能。

国家的新功能

即是说，民族国家不过是全球化的主要代理人。例如，美国资本若要在一个国家寻求「竞争」时，便会要求那个国家把社会成本压至最低，同时要求它控制因缺乏社会保障而产生的社会矛盾及混乱。另外，被视为跨国组织典型的欧洲共同体，为创造货币联盟的条件时，每一个欧洲国家都是主要的代理人。这些代理人强迫其本国人民接受紧缩政策及随之而来的困难生活，以配合单一货币所需的苛刻条件。因此每一个国家不但成为主要工具来压制因这些政策而产生的各种矛盾，而且也是维持秩序及劳动纪律的主要代理人。其实，欧洲各国那种强烈的民族本能最终可能使整合泡汤，并非是不可思议的。尽管如此，这些民族国家在可见的将来很可能仍会扮演着中心的角色?协助资本进入全球化市场的渠道，为资本累积创造合适的环境，以及作为反对内乱的主要防线。当然，这些国家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律是保持一致的，它们作为资本主义整合的代理人，一方面设计一套计划以提高欧洲资本在全球化经济的竞争力，另一方面担当欧洲内部（在个别不同的民族经济之间的）竞争的主要代理人。

在不同的地区、国家会扮演不同的角色：当资本跨国界移动时，国家禁止工人组织反抗活动。或者在发展较慢的资本主义地区，国家则替其它更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做输送带。不论是那一种情况，也不论以那一种形式，似乎国家在可见的将来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主要工具。自然，国家有可能会改变其形式，而传统的民族国家一方面会逐步向那些更狭隘的本土国家让路，另一方面又会向那些更大的地区政治权威让路。但无论是什么形式，国家仍是主要的。我怀疑，在未来一段长时间，那些古老的民族国家仍会扮演主要的角色。

那么，国家的新功能究竟产生什么影响呢？阶级斗争的结果又是什么呢？我提出的观点，即在一个「全球化」的「弹性的」资本主义里，国家的新功能正在使它成为阶级斗争的目标以及工人阶级团结的新焦点，是否证实是对的呢？现在就下结论自然是言之尚早，但至少我们注重到各地都有大批的群众抗议和街头示威，例如法、德、加拿大、南韩、波兰、阿根庭和墨西哥等等。我不想对其中的影响谈得太多，但它们的共同点很值得我们深思。

毫无疑问，大多数人会认为这现象与全球化有关。尽管我们对「全球化」的某些方面有怀疑，但仍然可以找出一些大家都同意的方面：现在每一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都在重建资本主义，重建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竞争」的利益需要而大力消除各种社会福利。这正是我所说的那种国家与资本之间的共谋关系：不仅仅是国家从其改良的功能倒退，而且也是为了资本的利益而不惜危害其它任何人，日益扮演重建经济的积极角色。国家这种行为已驱使人民（包括差异极大的地区，如加拿大及南韩等）走上街头反对国家的政策。

最近在法国甚至出现一种非常不同的群众示威──参予者来自各国的工人抗议。那是由来自各国的雷诺车厂工人组成的反对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四周一间雷诺车厂裁员。表面上，这并不是针对国家的抗议，而只是跨国工人与跨国资本之间的冲突。但正如英国某报所说，这是第一个「欧洲示威」，那不仅仅是针对普通一个跨国老板的行动，而是针对每一个有关的欧洲国家?如法国、比利时、西班牙等等?在各个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例如重建资本、为欧洲单一货币创造条件以及为工业提供补贴而大耍手段等。这个跨国界的工人阶级团结事件说明了联合行动的原则不仅仅是反对跨国集团的剥削，而且也是反对那些为资本累积创造条件的民族国家。在这个反映工人阶级国际主义的事件中，工人要反对的政策恰恰跟其它地区反对其政府政策属同一类。譬如，跟雷诺车厂抗议差不多同一时间，德国矿工也在波恩抗议他们的政府取消对煤矿业的补贴。即是说，两个事件所涉及的主要都是政府应否补助工业的问题。这再一次说明，欧洲这些非凡的压力其实不过是整体重建计划的一个非凡例子而已，其中无论美国、南韩、德国或法国都是国家的主要代理人。

Sam Gindin认为全球化实际上已造就了新的斗争机会。「一国或国际经济的重建将带来各个组成部份、各种服务、专业化及少存货制度（lean inventories）的高度整合。」这使某些跨国企业会比某些本地、地区性及全国性的斗争更脆弱。我说的正是这种整合使国家在许多方面来说比过去对资本更重要。不论是什么方式，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共谋关系在许多方面都比以前更密切。那正是使先进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每一个个别国家成为冲突及阶级斗争的潜在焦点。

所以现在根本不是左派放弃这个政治领域而选择零碎政治，或是一个完全抽象的国际主义的适当时候。假如国家是全球化的主要代理人，那么，国家，尤其是先进资本主义各国的国家就仍然是阻挡全球化最强大的机器。假如国家是资本转移到全球化经济的渠道，那它同样也是反资本主义力量切断资本的生命线的手段。旧式「凯恩斯主义」的干预现在可能更少效用了，但这正说明政治行动不能再简单采用干预资本主义经济的形式。问题更多是物质生活必须从资本主义逻辑分离出来。短期而言，政治行动不能被引导到只为资本提供物质剌激，使它能做些对社会有建设性的事情，或透过设立「安全网」来补偿资本对社会造成的破坏。政治应该是关于怎样利用国家权力来控制资本的流动及其分配，和逐步透过民主方式来决定如何处置经济剩余的问题。即是说要采取一种与资本主义竞争和利润挂帅的逻辑完全不同的社会逻辑。

结论

组织反资本主义斗争其中一个主要难题是资本通常不是单一可见的目标。而「政治」和「经济」范围在形式上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的特性?在那里剥削透过表面上是两个「平等的」法人之间在一个劳资契约中「自由」交换，而这种关系又透过一个非人化的「市场」为媒界的。这个特性使国家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中立」的。它对劳资之间的日常对抗的干预不轻易为人所见。但假如国家实行新自由主义而且采取所谓「弹性」、「竞争」和「全球化」的政策的话，资本的权力在某个重要意义上更集中于国家，那时二者勾结的透明度也日益增加。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使用「全球化」这个词时需要十分小心的主要原因。我们须避免把这个词说成是自然和不可避免的过程，来代替历史上特定的资本主义过程。资本主义对人类和自然资源的剥削是透过国家与资本之间的直接合作和唆使而达成的。我认为，全球化这个概念在今天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中能扮演如此突出的角色恰恰是因为这些强大的意识形态武器需要伪装一下，使其中越来越直接和明显的勾结关系蒙上神秘色彩。

假如国家日益成为反资本主义斗争的目标的话，那么它也可成为本地或本国阶级斗争的焦点。国家不但成为工人阶级团结的力量，防止内部分裂，而且也可成为工人运动及其区内同盟者的统一力量。同时，当每个国家都按照相同的破坏逻辑，那么每一国反对这个共同逻辑的斗争便成为新国际主义运动最强大的基础了。这个国际主义运动不是建基于所谓「国际公民社会」或「全球公民权」这些不切实际的抽象观点上，也不是建基于一种幻想上：即只要多些左派代表加入国际货币基金会那样的跨国组织便能改善我们的处境。这些人根本不相信真正的国际主义是建基于各国各地在反对它们本土的资本家和国家时能够互相支持的同时，又能把这些民族斗争向全球扩散开去。

这并不是说共同的跨国斗争再没有空间，更不是说工人运动应该忽略能有成果的跨国组织（例如欧洲共同体）的斗争。但究竟这种斗争最终也得靠一个强大的、有组织的本国工人运动的建立。所以，假如用一句箴言来概括这种国际主义，那便是「各国工人团结起来，但团结始于家乡。」

无论如何，事实摆在眼前，许多左派人士已加入新自由主义的阵营，并向「全球化」不可避免以及国家日益变得无关宏旨这些见解投降。而传统的工人阶级政党又已经消失，或完全切断它们的阶级关系。这时，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和更具改变一切的潜质了。

美国债务膨胀、经济泡沫与新帝国主义

[美]威廉塔布

美刊《每月评论》2006年5月号发表了美国闻名左翼经济学家威廉塔布题为《美国债务膨胀与经济泡沫》一文，分析了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债务膨胀和经济泡沫愈演愈烈的情况，认为美国已从以工业生产作为核心的经济转变为金融化的、以食利主义为主的经济，美国食利资本家在美国和全球日益获得支配地位将导致美国走向新帝国主义。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当前美国宏观经济政策所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结为该国是否具有持续借款的能力：美国消费者能够通过负债持续消费吗？联邦政府巨额的预算赤字不会导致严重的问题吗？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能够继续增加吗？外国人还会继续购买美国政府债券来弥补美国不断扩大的债务吗？假如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美国及那些依靠美国作为最后消费者而成长起来的其它国家都将出现严重的问题。现在，美国从海外购买的商品与服务的数量比它销售到海外的多50%，这足以使其它任何经济体衰落。对于其它经济体，如此巨额的赤字将会导致货币的过度贬值，进口商品价格的急剧攀升，迫使货币当局相应地抬高利率。

自1976年首次出现贸易逆差以来，美国就一直是持续的贸易逆差。1985年美国成为净债务国。到1987年时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净债务国。这种债务至今仍在不断增长。

然而，让游戏继续下去似乎符合每个人的利益。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希望向美国出口然后把出口所得再贷给美国人，使美国人有能力购买更多商品。它们希望继续出口到美国并避免它们的货币升值。它们外汇储备的很大一部分被用于购买美国政府债券，从而降低了美国国债利率（目前外国人持有整个美国国库券的一半）。债务的成本似乎是可以控制的，部分原因在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经济增长缓慢，大量的金融资本正在寻求一个安全的地方以获得正的收益。较低的利率和似乎不断上涨的房屋价格使得美国家庭可以获取更多、更为便宜的房屋按揭贷款。但是麻烦的日子肯定会到来。美国家庭债务已达11.5万亿美元，数额等于家庭年可支配收入的127%，这是史无前例的。美联储最新数据显示，家庭的偿债成本创记录地达到可支配收入的14%，并且利率正在上升。当美元最终贬值，持有美国债券的亚洲人及其它投资者的资产将会出现损失时，那么他们还会继续持有美国债务多长时间呢？

但是，我们也可以用尼克松政府的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的“名言”进行反驳：“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问题。”美国的债权人考虑到美元贬值将对他们造成较大的损失（美元兑换价值越低，他们持有的美元资产能够购买到的东西也就越少），因此也不愿看到美元贬值幅度过大。美国的债权人将不得不继续借钱给美国人。

许多人认为，在金融全球化时代里，由于美国的经济增长超过其它发达国家，美国将继续成为投资资本的目的地，美国是被继续看好的投资场所。外国的投资为什么不应该超过美国GDP的一倍呢？为什么这会是问题？假如收益具有竞争力，为什么会有人想抽回投资？那么美元为什么应该贬值？不管怎样，美国国债的最大买家是外国政府。它们并非仅仅在乎投资回报。假如这些外国政府对自身利益的看法发生变化时，华盛顿就能够施加政治压力。但这些看法怎么会改变呢？至于联邦赤字，为什么共和党人不应该继续扩大国债的发行？

能找到证据支撑这种乐观的看法吗？由于美国跨国公司主要通过出口专业技术进行海外投资，因此与在美国的外国投资相比，美国海外投资者获得了更丰厚的回报。《商业周刊》经济栏目编辑迈克尔·曼德尔认为，美国是一个知识经济国家，美国的经济比贸易和资本流量账户显示出的状况要好得多。联邦政府的统计人员仍遵循过时的工业时代的分类标准进行数据的收集与整理，从而跟踪处理无形资产（譬如研究与开发以及知识出口等方面）数据的能力很弱。根据《商业周刊》的计算，从2000年到2005年，美国埃克森美孚化工公司、通用电器公司、微软公司、英特尔公司等十大公司报告的研发支出增长了 42%，而资本支出仅增加了2%。投资的减少主要体现在有形工厂和设备上。“知识调整”后的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继续增加，美国经济利润仍然很高。名义投资下降反映了资本品变得较为便宜的事实。资本品的便宜得益于生产资本品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市场的深化，以及由于使用改进的信息技术导致效率提高等。

事实是，即使美国的投资可能比官方数据显示的要高，但这对美国竞争力贡献甚微。整个国家的问题更加尖锐，不仅使劳动人民深受其害，而且也使那些长期称颂全球化的理论家们始料不及。《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S226;弗里德曼认为布什的政策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他写道，“美国要维持它的竞争优势必将面临巨大的挑战。我们的国家面临着严重的教育赤字、能源匮乏、预算赤字、医疗保健赤字和缺乏雄心壮志。行政部门否认这些事实，国会像是在火星上。”面对这些赤字问题，美国公司的治理者为何视而不见呢？答案是，许多要害的美国企业的大部分利润来自国外，而且公司最高层人才也是从国外招募的。

另外，美国投资者的一部分高收益来源于美国赋予投资者的无上的权利，这种权利确保他们免于受到不好的待遇。这种权利包括债务偿还、知识产权、投资者利益保护、市场准入等规则的设置，而其它国家无法为投资者提供这样的保护，至少不是如此程度的保护。外国人对收益和本金的安全性感爱好。当美国人在有风险的资产上投资时，有一些确保全球性经济治理的机构譬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强制执行收债，以便使债权人的债权得到清偿。必要时还可通过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或国务院的威胁来确保债务的履行。总部设在美国的公司对于知识产权和知识产权租金设置了很高的收费，并由世界贸易组织和美国政府强制执行。这对于那些在海外拥有美国资产的公司肯定是好消息。

可悲的是，正在经历经济停滞和实际工资下降的美国工人阶级不能分享到这份舒服。对他们来说，实际工资的下降、福利的减少、工作环境的恶化比美国的对外收支平衡更重要。在他们所生活的国家里，收入不平等现象在加剧，医疗保健费用的上升超出家庭所能承受的程度，稳定的退休生活将来有可能消失。对于多数美国人来说，这才是真正的赤字，与他们的期望之间有着严重的落差。他们现在被告知，为了具有竞争力，他们的国家必须牺牲劳动者的合理期盼。

在这个社会里，工人将通过个人的私人账户拥有他们自己的医疗保健和退休金，这取代了过去退休以后领到一笔固定数额的退休金的做法。实行个人出资计划后，员工领到的养老金将取决于其缴款的多少以及证券市场的不确定性收益。

计划的一部分还包括所得税的减少、公司税率降低以及资本收益税和遗产税的减少，这些措施明显有利于富人。支持消费税的提案不断涌现，所有的新税收政策成为工人的负担，而资本却得到豁免。

数量有限的个人再就业账户和培训账户将取代失业救济金。与过去资金充裕的公共教育相比，现在是实行学券制的教育体制。消费者仅拥有有限的权利就次品对他们造成的伤害起诉。

联邦与州政府之间职责的分离削弱了承诺的福利水平，因为州政府无法承受这样的负担，而联邦的资助在减少。

这就是乔治.布什及他四周的人所构想的所有权社会。一种用来攻击公民权利思想的政策组合，它追随的是不考虑社会只考虑个人的撒切尔主义。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布什政府所制造的赤字正在削弱美国社会，但它却有益于狭隘的资产阶级利益。

还有一个重要的结构问题需要考虑，即尽管美国公司赚取了创记录的利润，但它们在美国的投资并不多。2005年，美国标准普尔500公司创下了新纪录：共支出5000亿美元回购股票和支付股息。甚至追求短期赢利的基金经理也在担心公司投资不足。尽管在许多情况下公司创下赢利新纪录，但公司并没有增加投资，反而在削减投资。它们的赢利实际上是来自成本削减。这并不是说消费没有上升。事实上，消费已经增加了。但增加的开支的来源大部分是依靠债务融资，这依靠由于房地产价值的增加而引起的财富效应。在2000年至2005年间，美国房价增加了60%多。2006年房地产的市场价值大约是个人可支配收入的200%， 与抵押相关的资产占到银行贷款的60%多，而在1970年这个数字是25%。

住宅建设上的投资不是那种能产生收益以偿还外债的投资。美国经济正在增长的部门，比如医疗保健，所生产的是非贸易货品和服务。金融服务业、一些专业高技术的出口和国外投资有高收益，但是控制这些业务的公司正迁移至海外，留在国内的服务业承担着创造就业岗位的职责，这些工作岗位许多是低工资的、临时性的并且没有福利的工作。

美国的对外借款也没有用在增加生产能力所必需的投资上，从而以收益来偿还债务；而是用于弥补消费、减税和军事开支上。从统治阶级的立场来看，军事上的开支是一种投资于美国国家机器的行为，以此来威逼其它国家接受美国的规则，而且也可以获得对有价值的资源比如石油的控制。从这种角度来看，这应该是很好的投资。但是，帝国主义冒险的成本正在上升并且与成就并不匹配，如此高的成本收益比率在多数普通的美国人看来并不是件好事。在布什的第一任期里，海湾战争花费了大约610亿美元，其中的百分之八十是由美国的盟友提供的。入侵和占领伊拉克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美国正在支付生命和财富，并且它将继续支付。这些开支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后果被低利息和贷款人自愿为美国的挥霍无度提供融资所掩盖了。

借钱给美国的国家又是怎样的情况呢？大部分储蓄来自亚洲。这不是家庭或私营公司储蓄增加的结果，相反它是亚洲国家政府削减公共开支，从而把增加的节余借贷给美国的结果。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亚洲政府明白危机是由于流动性危机所造成的。为防止危机重演，它们采取了预防措施，即增加了大量的外汇储备。1996年至2003年间，发展中国家整体上从880亿美元赤字转变为2050亿美元的节余，净变动为2930亿美元。美联储估计，仅在2004年盈余就增加了600亿美元。2005年的数字显示了盈余的进一步增加。与90年代中期投资顶峰相比，金融危机后亚洲的投资率下降（中国除外）超过了10%。由于并非所有这些储蓄都进入了生产性领域，过剩的资本使得利率下降。低利率刺激了美国和其它国家房地产泡沫的产生，而答应家庭以房屋净值贷款的套现刺激了消费者的过度消费。

政府“创造”的流动性也是当代全球另一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中国的难以置信的投资率（大约相当于GDP的45%）是政府“创造”的流动性而不是未来预期利润所驱动的。这样，中国经济的过快增长增大了潜在的风险。国有商业银行贷款给国有企业，在由政府治理部门拥有企业的情况下，借款和投资似乎与利润无关，而是被政治所驱动的。中国依然有着较高的储蓄率，部分原因是正在老龄化的人口对未来生活感到担忧。在自由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再也不提供退休金、住房、教育、医疗保健了。同时，美国对中国的经常账户巨额赤字由于以下几个原因而复杂化了：首先，中国的大多数出口被外国公司所控制。比如说，在中国生产一个芭比娃娃的成本是35美分，而在发达国家的市场上出售时可以卖到20美元，因此这些外国公司就获得了高额的利润；其次，中国出口的许多产品并不是在中国生产的，而是将世界其它地方生产的高附价值的部件在中国进行组装，中国所获得的增加值仅是出口商品利润中的一小部分。

2005年，中国是占支配地位的亚洲出口商，而亚洲的总出口商品额占到世界出口商品总额的36%。而在1990年，日本却是占首要地位的出口商，当时我们还担心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1990年，亚洲的总出口是世界总出口的38%。来自中国的大部分出口商品过去来自其它亚洲国家。今天，索尼、东芝、松下等公司产品是从中国销售到美国的；韩国的三星在中国设有 23家工厂，雇用了50000名工人；台湾仍然控制着计算机配件市场，但它通过雇用低薪水的工人在中国装配，当地仅得到利润的一小部分。因此，尽管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上升了25%（2005年达到2000多亿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对其它国家的最大贸易逆差）是真实的情况，但中国对其它亚洲国家的贸易赤字超过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的三分之二以上也是事实。总之，美国对亚洲的贸易赤字近年来变化很少。由于美国拒绝储存能源，随着石油和其它能源价格的显着上升，美国对石油的需求导致了不断增加的巨额贸易赤字。

重要的是，尽管石油生产国和亚洲的储蓄一直在增加，但从7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均在下降，这种趋势主要是由工业国家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所引起的。工业发达国家目前仍然占世界总储蓄的70%，但与1970年的85%相比下降了不少。总的来说，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全球储蓄和投资明显下落并接近历史最低点。最能说明问题的数字是全球经济增长率指标，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全球经济增长率放慢，从5.4%下降到70年代的4.1%，再下降到80年代的3.0%，而到90年代增长率仅仅为2.3%。全球经济增长毫无疑问正在减慢，消费不足或者过度消费倾向已经出现。虽然全球经济增长在减慢，但跨国资本的势力范围显着增加，它们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低成本的生产基地并整合世界各地员工的能力正在增加。我们看见的是重新分配的过程，无论处于经济周期的高涨还是萧条阶段，资本分享到的社会产品的份额正在增加，而劳动者分享到的份额却在减少。

美国国内收入分配方式的演变、依靠债务融资来增长的经济、从这些增长中获取利润的食利资本家日益增长的支配地位与美国的全球野心和帝国统治计划之间有一个清楚的线索。一个世纪前，约翰&S226;A.霍布森认为，随着食利者权力的增加，税收显着减少，霸权力量（当时是大英帝国）被诱致卷入帝国主义。霍布森强调：必须对金融投机所获得的收入征收较高的税收，政府应采取较为平等的收入分配方式，使高中等收入的工人阶级能更多地消费，这些将鼓励国内投资并使帝国主义不具有吸引力。他写道：

“总之，问题在于在以下二者之间作出选择：是进行外部市场和疆土的扩展还是内部社会和工业的改革？是推进军事帝国主义经济的增长并以之作为统治阶级垄断政治权力和工业霸权的手段，还是以和平、民主的方式增加全民财力，以便为所有成员能过上舒适、安全和拥有必要的休闲的有意义的生活创造条件？”

今天，食利经济的转换恰好与一个世纪前霍布森曾警告英国的情况相同。在美国历史上，食利经济的成长和外部的扩张冲动是显着相关的（当然克林顿和布什政府会有不同的政策组合），这种投机政治倾向于在征税和优先考虑的政府开支问题上讨好富人。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国内市场饱和加上收入再分配向统治阶级倾斜都促使投资阶层在海外寻找机会。即使他们增加的阶级优势（随着工会和工人阶级力量的减弱以及实际工资停滞）答应他们推动较大程度的减税和减少国家开支，这种情况还是发生了。

与霍布森的观点一致，花旗集团分析师阿贾伊&S226;卡普尔认为，富人对盎格鲁－萨克逊式经济的低储蓄率负有责任，与主张平等主义的日本和欧洲经济不同，他将这种经济描述为富豪经济，即被富人驱动的经济。在这种富豪经济里，尤其是在美国，较少谈到一般的消费者，因为收入最高的家庭只有1%的人口比例却拥有20%的收入，相当于底层60%的人的全部收入。

美国的消费主要是由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所持有的股票价格上涨和房地产的升值所驱动。这些资产的财富效应答应以债务融资的方式来增加消费，导致负储蓄率的发生。卡普尔发现，在我们整个的历史过程中，美国收入最高的1%家庭和整体储蓄率之间有一种很强的负相关关系：1%家庭的收入越高，储蓄率越低。低储蓄率的经济往往带来经常账户逆差并且需要对外借款。

对于这一点，也许有人要补充说，美国控制外国信贷的能力从某种程度上说取决于美国自身的力量，即美元继续被作为储备货币使用，及最终取决于美国力量的其它因素。但是，这种关系是双向的。哈佛的琳达.比尔默斯和哥伦比亚的约瑟夫&S226;斯蒂格利茨估计，伊拉克战争的最后的费用将会超过1万亿美元，可能接近2万亿美元。到目前为止，布什政府借到了这笔钱，但他们低估了借款成本。布什政府的政策使帝国面临过度扩张的危险，并进一步使美国需要实施军事高压以维持其经济崩溃。

美国似乎在重走过去的帝国主义国家曾走过的道路，从以工业生产作为核心活动到经济的金融化和以食利收入为主，然后因失去竞争力和维护帝国运行的成本过高而破产。对精英来说，似乎并没有更好的选择，即使最后是消极的结果。从民主的大多数人的观点来看，任何积极的战略均要求削弱统治精英的权力。在精英们看来，在国家衰落的时期搜括财富并维持权力的稳定对他们而言是较好的策略。在某种程度上，这类阶层可能从腐败交易和税收政策中获得租金。

总之，对债务水平和泡沫的担心肯定是对的。这些讨论的中心是各阶级财富和权力的再分配以及随之而来的它对世界工人阶级的影响。比例失调不仅仅是经济中的技术问题。它们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从这些方面来理解与分析，我们就能够目光敏锐地指出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并能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来。今天的帝国主义冒险正以牺牲世界各地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代价来为美国统治阶级利益服务。